焦雄屏批现任金马主席侯孝贤不管事：丢失国际元素

焦雄屏对话凤凰娱乐

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于11月26日在新竹落下帷幕。11月27日，曾担任金马奖主席的焦雄屏独家对话凤凰网娱乐，解读本届金马奖结果并分析了现在台湾电影的现状。她指出现任主席侯孝贤不管事，与她原本的理念不同。随后她引用了九把刀的一句话“电影是集体的智慧”，表达了在电影中不应该存在导演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没有幕前幕后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电影就不会成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而王伟六的获奖更是印证了集体的重要性。

当今台湾电影正在蓬勃发展，焦雄屏功不可没。她介绍自己在任职期间，努力把台湾电影推向世界，并且鼓励更多地台湾年轻导演发展，从《海角七号》到《赛德克·巴莱》，从《鸡排英雄》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她认为魏德圣和九把刀是台湾年轻导演的代表。看到如此好的现状，她对台湾电影充满信心，相信会越走越好。

因参加澳洲亚太银幕大会，焦雄屏并没有时间观看金马奖。当得知《钢的琴》颗粒无收后，她直言相比其他入围的最佳影片，相比其他入围影片，《钢的琴》气势相对较弱，她还一直强调入围比获奖更重要，不同的评委有不同的价值观。

没看到奈帕克奖项，介意侯孝贤不管事

凤凰网娱乐：这届金马最大的赢家算是《桃姐》，拿了最佳导演，男主、女主，最佳影片给了《赛德克-巴莱》，我们有听到一种说法，虽然大奖这次是给了《桃姐》，但是《桃姐》应该是香港的影片，感觉说金马奖始终还是逾越过去这个海峡。

焦雄屏：怎么会呢，我当了的那两年，不是都是《集结号》，我当那两年，中国电影表现都不错，就看你，可能不知道吧，现在台湾的那个电影人的那种团结势气很强的。

凤凰网娱乐：今年的金马奖主席是侯孝贤，奖项的归属应该与他也有关系吧？

焦雄屏：我觉得他没有管这些事，他一上来，这件事情是我比较介意的地方，他一上台，那天我坐他旁边，我们在交接，他就说我不是什么都管，我什么都不管，就是我不管事。我说哦。那我听了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对于电影节的概念不是这样的，所以每个人的不同认定，但是每一个主席有每一个主席的想法，所以这个不知道怎么说。

凤凰网娱乐：作为金马奖的主席，如何来确定这个评审团？

焦雄屏：基本上我们搜集评审名单，搜集评审名单以后，锁定几位关键的名单以后，然后再来看这个平衡和搭配，比如说这边比较注重评论和学者，我们这个业界就会加强一点，如果业界的太多了，我们就会多选一些学者来平衡，然后还要平衡两岸三地，希望还有国际性，我在的时候希望提名阶段，因为提名需要非常多的知识和判断，提名阶段需要业界跟评论的人并重，决选的阶段希望国际人士参加，这是我当时的决定，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回事，因为现在的过程我不干涉了，我们基本上每届主席都对上一届主席非常尊重。我们只有说有问题会出现的话，会请教他，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自己处理。侯孝贤既然说他不管事，我就不知道谁在管，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主席也自己的决定，每一个主席都会有自己的办法，他决定不管事，我决定要管事。所以我决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在这两届中间，我进去的时候就想要达到我这种做法，一个就是国际化，所以我把费比西和引进来，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把奈帕克搞到哪里去了。

凤凰网娱乐：这届的确没有看到。

焦雄屏：没看到。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很差劲，因为奈帕克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我们把这两个组织引进来，还有国际评审。另外我做了一下对于年轻的导演跟青年的组织的一个架构名牌，我叫做co-production，他们一定改名叫创投，我觉得创投，这个意思是不对的，创投是商业上名词，是创投一个公司。

鼓励年轻导演发展，现在是收获期

凤凰网娱乐：上海电影节的也叫它创投。

焦雄屏：不对，应该叫co-production，的意思是co-production所有的合作人，而不是以公司为基础，你是创投，基本上的概念是另外一种。我另外就做，一个是国际化，一个是希望架构商业平台，另外鼓励年轻人喊出口号，台湾电影的年轻人要加油，这样子的合作。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出，就觉得台湾这一代喊两三年，加上我们代表团，主要以我跟朱延平我们为主，不断的还有前一阵子前任电影处处长叫陈志宽的，我们几个人就常常四处去推动台湾电影。从东南亚到香港，到大陆的几个区。我觉得那个概念是带起来了，有那个气势了，所以现在大概就是收割成果，因为一定是那两年，看到后面几年这样子走过来以后，他就几组电影就出现了。大家的确看到这几年台湾的青年电影表现是不凡的。

凤凰网娱乐：因为昨天刘德华在领奖的时候他提到了，说感觉就是这几年台湾的电影人都特别的团结，在推动新的电影人的发展，他觉得这种势气特别好，也希望说他希望在他的带动下，香港的电影也能从低谷中走出来。

焦雄屏：我很高兴刘德华这么说，因为他们真的看见了，因为我们非常努力，去香港跟泰国、新加坡往那些地方跑。而且定焦非常清楚，怎么样把商业扩展。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这样，我们得到的利，只是我们觉得香港人特别团结，他们会站出来，凡是侵犯香港商业利益的事情。就是比方说，哪一些八卦周刊，对有一些人的人权侵犯，或者是盗版碟，对版权的侵犯，他们很容易站起来，用电影界的号召力，还有明星的力量，抢得媒体反面去做这个宣传。我们做法不一样，我们做法是，我们不是被侵犯，或者是被什么，我们才出来抨击，我们是真的希望电影界团结，然后出去打天下，大家一起怎么想这件事情，或是把电影界的力量结合起来，反过来帮自己，尽量不要内斗，内斗当然是有，一直都有，还是会有。但是你们两位很年轻，不知道我们在快30年来受的苦，我们过去在台湾电影界是不能坐在一起开会的，业界跟学界跟评论界永远是大家用叫嚣跟讲粗话，跟用一种半暴力的方式，让大家对开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新闻局作为一个主导单位，过去它是威权组织，所以事实上只有学者能够进入到新闻局的殿堂，做一些决策。但是后来台湾逐渐民主化的过程，就让业界来赞助它，业界有一些缺乏教育或者缺乏教养的人，他来了以后，他就用一种一贯的强势或者是不礼貌的态度，非常江湖气息的把这个东西带到台湾电影界的政策性的讨论中，那个时候台湾所有的，比较有良善背景的，或者是个性比较惧怕这种黑色暴力的，他们就会逐渐退出。那像我呢，勉强在那边撑着，都是遍体鳞伤，常常都变成一个很大的箭靶。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反而都去不了，那个时候台湾的新电影，非常的清楚一个非常清新的力量，你们愿意这样打压我们，因为都打压新电影，我们就是多少年来，对于新电影引起的这个，已经确定是台湾电影的将来传世之作的，永远都拿不到金马奖。侯孝贤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金马奖是全世界最难拿的奖。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别的奖都很容拿，怎么到金马奖这么难拿。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台湾的历史性原因。经过这些斗争之后，慢慢的台湾电影界垮了，就是说他们其实一直攻击台湾的quality电影，而不是艺术电影，不想用这个名词，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艺术，但是这些quality的电影使得他们把所有商业失败原因怪台湾的quality电影。但是事实上不是这个状态，其实是台湾包括外交的失败，把好莱坞电影全面开放进口，没有能力阻止盗版，没有能力承诺自己电影的意义。这几个因素互相矛盾的状态，因为这个乱七八糟的阶段过去之后，马上看到的就是台湾电影可能已经没有了，那些很爱叫嚣的，那些都出局了，因为他们在这里没有利益可得，他出局了，出局以后台湾恢复到，大家最后又重新推进中间，重新站起来，这个是台湾的情况。我们的心情是这样。 

我们恢复站起来的时候，就开始台湾已经到这些过去所谓的新导演已经逐渐的老去，你看到他们重复自己，看到他们跟社会重新开启对话，开始失去跟社会中间的那个肋骨，于是在这个状况下，我们才开始有动作，我们希望有新一代的起来。于是台湾电影这个老中青三代，大家才结合说，那我们一定要帮帮年轻人。所以大家其实在这个结骨眼都非常无私，都在帮助年轻人推动，还不只是电影，还有民间的也希望看到台湾电影。所以，那么多年他们去看台湾电影，看到电影，他看得下去，他就已经高兴了，看得下去，还觉得被娱乐到了，那更高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海角七号》。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觉得是一个迷的原因，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本土气息，本土气息的崛起，它需要一个跟他们对话的一个点，让它不能够跟大陆电影对话，它不能够跟香港电影对话，所以它选择台湾电影的时候，大家加倍的去支持。所以，这个中间就滚动出来。《海角七号》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星期，到第二年是听说嘛，还有《1895》，第二年听说冠军是《听说》，这些卖座都不好，都不是很清新，卖座不行。然后再下来的爆发性的是《艋胛》跟《鸡排英雄》，完了以后就是《那些年》。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大丰收年，今年是台湾第一年，我估计市场占有率应该冲破20%。

凤凰网娱乐：您集结所有的力量来推动台湾新的导演，到今天取得的这个成绩，用了多少年？

焦雄屏：我觉得就从2007年开始推动，2008年收获《海角七号》，2009年才是《听说》，2010年是《艋胛》，2011年是《鸡排英雄》，一个转换期，之后就是现在的《那些年》、《赛德克·巴莱》。

凤凰网娱乐：从《海角七号》到《赛德克·巴莱》，您怎么看待这一个过程呢？

焦雄屏：第一我们先看到就是《海角七号》这种前无古人的票房，事实上是大家都以为后无来者，结果现在看起来将来会是后面有来者的。第二，因为《海角七号》的这个前无古人，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忽然之间，魏德圣成为台湾新的民主英雄。从此以后，并没有事事都要讲理，事事都要讲侯孝贤，没有了。后来新的精神指标，对于年轻一代，尤其媒体人来讲是魏德圣。所以魏德圣成为大家的一个希望，希望看他第二部电影。我对于魏德圣第二部电影的做法，其实我有正负的看法两面，正面的看法，我觉得一个电影人，他坚守了自己的艺术良心，他可能当然有一天走在一个街上，走到一个书店，看到这个故事，听说有这么一个过往，所以就念念不忘这个故事，觉得他将来想拍，他的确曾经投资200万拍那个短片，4分钟吧，他投资200万。那个大家都觉得他疯了。电影也不过1000多万，你投资200万去拍一个短片，然后找不到钱，他以为可以找到大钱。这时候他就转过来拍《海角七号》，他就一直念念不忘这个东西，所以作为一个艺术人的坚持，他的理想，跟一个抱负。我觉得这个我是全面肯定的，我觉得一个电影人，对他的梦，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跟前进的力量。我觉得是一个电影人的基本要素，你就应该有，你没有这个开始，你不要进这一行。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进来是为了名跟利，这种人不要在这里，很不喜欢这么多的。

掺杂着乱七八糟的因素，应该这样讲。但是比较另外一面的一个关照，他背负着台湾电影产业界这么强大的一个期待，就大家很期望他马上从《海角七号》以后再接再励，有一样东西是大家回银幕前之所在，所有人都很认同，而且对我们会有一定的启发性。这一点，我觉得大家看了以后，在一个强大的民粹实力下，其实真正的意见是比较惊恐的，就是可能这些意见部分是从大陆被表达出来了，大陆对这个电影，一般的评价，比较负面。

在多伦多、威尼斯、东京看到以后两岸的反应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至今比较没有听到香港的反应，香港这种地方，可能它的这种争论可能都是中立立场，从来讲话的。但是我发现两边都很极端的。我们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在我们作为一个电影制片或者是监制的，我觉得这个电影看出他的梦很大，但是你作为一个创作，你应该有所收敛，不至于搞到上下两季，第二，不至于就是故事讲的就是在结构上制造一些惊恐。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角色的，还有内在的动作，还有完满性，我觉得略有冲击。不至于像大陆电影界或者评论界对他的看法，就是说好像一文不值。我觉得不至于，但是它有蛮多的缺陷，我觉得很大缺陷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跟导演做对话，其实这是一个监制的工作，我觉得监制没有做好。那监制为什么没有做好，就是在电影的规模跟电影的结构，电影的指标上要很准确，这个是我们做监制人的责任。我觉得跟导演如果对话必然机制就会失效，或者是跟导演的对话是非常精确的，你出来的结果就会非常的好，那你的结构、时间、演员的情绪，电影最后总体的目标都打开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投资上头，也是一个失控的表现。

电影是集体的智慧，不能搞个人主义

凤凰网娱乐：您觉得怎么来平衡一个监制和导演之间的关系？

焦雄屏：很难，这是最艰难的，因为它牵涉到人，牵涉到大家每一个人的异构，其实非常难。所以平常跟导演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小心，我觉得必须小心，大家彼此之间一定要达到一个真正的契合，要有很大的互信基础，但是大家因为工作，不见得是基于互信基础而工作的，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案子我觉得是对你有一个期待，你对我有期待，然后来合作，可是互信基础不是那种长久建立起来的，常常就会互相起疑。这个中间常常是一个电影致胜的关键和失败的关键。如果这个中间，这个团队没有在这方面互信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讲到最后就会失控了。失控的话，如果是监制失控的话，监制就会无限的暴利去影响这个导演，那导演就会觉得处处受压制，和处处觉得没法施展，觉得自己的创作没有办法得到完美的结果。监制如果这样的话，又觉得导演失控，就会觉得说，什么事情在现场都管不住，最后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我们一定要看到九把刀，我就讲一个很好的例子，九把刀有一次，我以前对九把刀的印象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在电视上讲话都很嚣张的，左批评人，右批评人，而且都批评很多制度上的事情，那你对制度上又没有那么用心，你自己又没有很多付出，这么多的批评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拍完了整个这个在后制，还有刚刚开始上演时，我们就看到，他也出来讲话，然后我就觉得，他成长了，他讲的话最重要对我来讲，他说，我拍完电影之后，我学得谦卑，他说我发觉电影是一个集体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那我一听，就说他懂了。因为你一开始，现在很多导演，他自己知道，我的电影我的作品，尤其在那个电影银幕上写某某某作品，这个特别的搞出个人英雄化，但是电影不是的，你看昨天听说得奖的是王伟六，阿六，阿六是我们看到多少年都在现场工作，他是一个场工，你知道，他就是那种热情的不得了的。然后，任何时候，你说这边却一个角色，我上镜，你看他背木材的，因为他是形象派特殊，有的时候他也会去演广告，他很可爱。但是他那种热情，跟那种各种状况，他就是每一个电影，都会有各色的小螺丝钉，剪接有剪接的，做声音有做声音的，美术有美术的，搞临时演员的都有。你知道每个人都在付出，这是一个集体的东西。那监制跟导演是两个统筹，一个是所有面关照，一个是直接在创意上的跟执行上的关照，这两个所面向的并不一样。但是事实上是两种，统筹以后是一个集体团结的结果。团结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常常在现场上，这个讨厌那个，那个讨厌这个，这个演员跟那个不好，那你这个电影到最后一定失败，团结在这就是一个集体。

所以说像九把刀那种讲，就是非常对的一个结果，电影是一个集体智慧，千万不要把它归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成绩，千万不要认为这个是谁的作品，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只有60年代、70年代有个人作品的时代，现在没有了。

凤凰网娱乐：某些导演在电影中要打出某某某的作品，是借用他的一个号召力来赢得一些票房吗？

焦雄屏：如果有的话，那当然就很好了，不过我觉得符合这个标签的，在放眼中国电影史上，我觉得没有几个，可能冯小刚是一个吧，对不对，姜文可能是一个吧。就算冯小刚和姜文，我说姜文在拍戏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的编剧，没有那么好的摄影和照片那些，没有那么好的演员，葛优、姜文自己，加周润发，这么多的演员，连名都挂不上的，在那里帮你撑这个案子，你会做出那么好的电影吗？不可能的。就算他们也是用集体的力量。

凤凰网娱乐：《赛德克·巴莱》获得的是最佳剧情片，它应该就是一个集体的创作影片，所有主创都特别团结。

焦雄屏：这个电影是一个挺重视势气的一个电影，在过程中间，听说也是很艰苦。所以我说，我们一直对魏德圣肯定在他的毅力。他也是一个疯子，电影需要疯子，你知道吗？他也是一个疯子。你说到最后，听人家说连卡车司机的太太都来骂他说，你到底给不给薪水，你几个月都没发薪水。因为你真的拍电影，你要忍受这些，也很辛苦，因为那时候钱断了。这个我都觉得在整个规划上头不是那么完整的做出来的结果。

凤凰网娱乐：《那些年》在香港上映，收获了相当不错的票房，也和团结有关吧？

焦雄屏：它已经直追冠军，有史以来的冠军，它现在已经5000多了，它如果真的追的上去的话，那不得了，就是说香港电影打破台湾电影，是有史以来卖座记录，那你说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是寒流的那个感觉，为什么有JSA和《生死谍变》那个心情，就那个时候你在这边的时候，说，他怎么这样子，在这边也行那边也行，当时我就会觉得就是《那些年》，我就从来不会觉得《赛德克·巴莱》，因为《赛德克·巴莱》对民主的要求，那个底线太高了，门槛也太高了。

《钢的琴》没得奖也正常，替《子弹》抱屈

凤凰网娱乐：您有关注内地的影片吗？像《钢的琴》，还有《到阜阳六百里》？

焦雄屏：《到阜阳六百里》是那个男生原来是我要合作的一个导演，台湾的一个广告导演。住在上海很多年了，那这个电影我还没有看，但是口碑不错，觉得还OK的。因为大家都说演员的表现很好，好像是这样，只有这部我没看，其他都看了。《钢的琴》因为我们是《观音山》的时候跟它一起在东京，但那年只有我们几个走到红地毯，炒了大家都撤团来撤团去的。只有我们几个走了，所以我们在那边，我们也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就在里头，一个小房间里头，大家一起坐在那边等了好久，所以我跟他们都交流蛮久的，导演跟演员，都不错。后来事后我看了电影，我本来在东京上，事后看真的拍的不错。

凤凰网娱乐：《钢的琴》在本届金马奖颗粒无收，感觉上也有一些遗憾？

焦雄屏：没有，你应该这样看，这一年是很热闹的一年，就是说金马奖它各种状态的影片都会同时出现在这个同台竞争，因为你去看其他的奖，所以香港金像奖只有香港的电影，百花奖、金鸡奖比较片面，只有在金马奖是比较公平的，所有的电影都可以来竞，所以它可能代表不同的价值观，那像现在，我就觉得已经发展的非常好。什么原因呢？是我觉得说，那个所有的不同的电影在他们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竞争下，你会觉得每一次都很热闹，然后有一些没得奖很抱憾。那是不是那一些另外一些太强了或者是怎么样，它就是有各种因素在这里，你可以告诉你大概有十年左右，金马奖非常暗淡，两岸三地的电影都不怎么样的时候，很多人都呼吁，金马奖停办算了，就不知道办来给谁，电影也是大家全部人都没有看过，你想那时候台湾电影市占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就是说基本上没人看台湾电影。然后，产值还不到几百万的一个电影的总电影界，竟然要花差不多接近6000万台币去办一个奖，来奖这些人，你说大家那种闷。所以说现在这种热闹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热闹以后，它就不同的价值观就会产生，不同的矛盾或者是观瞻。有的人就会说你从这个取向就会这样，那个取向就那样，你很难做到。因为我看《钢的琴》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电影，可能在评审团整体的关照下，因为你看今年，如果你商业电影，你真的有这个《让子弹飞》这么强的电影，你如果以史诗性的电影的话，那虽然大陆批评《赛德克·巴莱》，人家的制作精良，在制作上耗费的心血，那不容忽视。你说以小品的人文跟表演性来讲，我想好景是不能如此。夹在这样子的几样东西，像《钢的琴》的话，可能它在气势上头会比他们稍弱一些，我觉得在气势上。你看，他们每一个人的标签都非常明白，好几个已经拿了威尼斯。《赛德克·巴莱》是台湾民粹精神的精华。《让子弹飞》得奖了吗？

凤凰网娱乐：《让子弹飞》有获得改编剧本将和一些技术类奖项。

焦雄屏：有技术性的奖项。我也替它挺抱屈的，因为我觉得《让子弹飞》它的成就是应该被认定的，但是它更多是现象，因为它包括微博的现象，包括在中国创立，等于《让子弹飞》有点像台湾的《海角七号》的味道，在中国所创下的那种全国的记录。但是最可怕的是这个记录一旦被开启，它后面将来就会有无限的，新的东西，这个感觉，我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分享我的乐观，不管从金马奖大家的不同观瞻的结果，或者是这几年台湾起来，所有的这些东西，我看起来，都是一个像寒流早期，第一次的那种状况，所以我对中国电影是充满信心的，应该讲华语电影，充满激情。为什么呢？因为我当年带《17岁的单车》去柏林竞赛的时候，我那时候两部电影竞赛，两部电影都拿英雄奖，一个《爱你爱我》，一个台湾片，一个大陆片。我那时候做这部电影去竞赛的时候，韩国来的是JSA，就是《JSA共同警戒区》你知道吗？就是李秉宪演的。就是讲南北韩边界的故事。他们电影投资很大，是《生死谍变》之后最大的投资。然后他们又入围竞赛，他们简直兴奋的要命，结果他们零，什么奖都没拿，我一个人拿了4个大奖。那一年，我觉得他们很憋气，然后他们京东的那个主席跑来，说恭喜你拿那么多奖。我说对不起，我都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他们电影拍的不错，我也看了。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拿那么多奖，真的很遗憾你们没有拿。他们好像就很挑衅，他们说，那你们卖了吗？我说，还没有卖。他说我们卖给日本了。我说真好，真好。他说我们卖了100万美金。我说哦。就是很挑衅，我们能卖到10万就不错了，那种。他还很挑衅。我就说恭喜你，回来之后心里也很难过，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是比较个人的艺术性电影，比较难卖；第二，他们带那么大的气势，他们虽然没得奖，可是他们就翻身了。从那一次以后，他们卖到日本，每一个电影都大赚钱，他们还留住直线的经费，我们就那个时候经历了差不多7、8年中国电影的这个低谷期。

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就觉得现在不管怎么样，大家可能对这个奖项，或者是那个奖项稍有遗憾，或者是觉得你心中有支持者，没拿到奖，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都没关系，因为我一向都认为提名的就好，提名是肯定，提名真的是肯定，因为提名的份额够多，名额够多，让你觉得你是竞赛中间的佼佼者。另外，真正我太多的评审团经验，我一年起码做10个以上的评审团，其中大概有一半是国际性的，这个评审团，我投票的经验我都知道，到最后是小组之间的化学作用，你知道你投票的时候，很少人像我这样子是非常清楚这个影片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很多人是在中间摇摆不定，大家彼此之间，你影响我，我影响你，就是有拉票行为，还有投票的政治哲学，你到最后投出来，可能是一个妥协的机会，很可能是一个妥协的机会，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不要遗憾，我觉得提名是最大的肯定。那得奖其实一个是运气，除非你实力是超级的强，大部分得奖是对大家整个小评审团投票一个妥协的结果。但是我当时在设计这个东西，我为了避免这个，我就做出很精确的东西来，我要这个评审团的成绩跟提名评审的成绩共同，我不让小评审团占最大的决定权。因为我觉得它很可能会推翻提名委员的一些努力。就像我们这一次在澳洲，一样的情况，我们提名的人，我们非常的努力提名，怎么样的提名，结果得奖的都是一些勉强提名的人，我们非常的，我们的评审团，我们的提名团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会觉得说，那我们的结果被否认了，大概会有这样的结论。但是这一定是妥协的作用。所以另外一个概念就是龟突山，因为电影不是一部，你一定是长期的，你这次得奖，是你没注意，你这次不得奖，你下次再来，一定就是说如果你有努力的话，一样不会被忽略。像我这一次做了一个电影叫《大同》“康有为的在瑞典”一个纪录片。我觉得是中华电影史上，纪录片少见的，虽然我坚持我这样不是吹牛，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创意、形式，跟对于历史，非常精确的一部电影，很少有电影有这么大的，一出来，就是中国电影史上，很少有这么知识性的一个影片去对一个针对一个主题。然后金马奖一样没有提名，连提名都没有。

影片报名金马奖时间受限，鼓励两岸多合作

凤凰网娱乐：金马奖有自己一个报名的阶段，因为《钢的琴》，去年一起参加东京电影节，但《观音山》又马上参加了金马奖。但是今年《钢的琴》才来参加金马奖，耽误了一年的时间，金马奖在报名时间上有规定吗？ 

焦雄屏：有，因为它每年9月报名，所以这个常常就会耽误很多事情，你如果说你参加别的电影节，然后你就会忽略到，比如说你去卡东京，《钢的琴》是卡东京，它卡完之后，才能报名台湾的金马奖，所以像这种就会耽误一整年。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上有点间隔，这个好像很久以前的电影，怎么又在金马奖竞赛，有的时候会这样认为。奥斯卡也是这样，这没有办法。

凤凰网娱乐：不考虑上映的时间吗？

焦雄屏：它不管上映。其实我一直也希望有一个规则是管上映的，像奥斯卡这样的，但是它不管，因此它会产生一个隙缝，如果这个电影还没上映，或者是它不可能在台湾上映，于是它在获奖过程中，就会变成评审跟提名委员之间自己的游戏规则了。你们自己又去弄的时候，就会变成，怎么说，就整个观众的参与感就会少了。就是说这个电影我也没看过怎么办呢？那大家怎么有对话呢。你像《钢的琴》一半人以上都没有看过，我认为一般人都没有看过。

凤凰网娱乐：《钢的琴》只有一些台湾媒体看过，但还没有在台湾当地上映吗？

焦雄屏：对，我是一直这样鼓励。因为我觉得观众的参与本身就很好，你说到《阜阳》《钢的琴》都没人了解这些电影是什么特色。《让子弹飞》都只有96万票房，对吧，那你说能看到的人有多少呢。我每次去演讲，去给大家看这么影片，每个人都说这么好看的电影，怎么台湾没上。我说上了。那怎么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嘛，因为平时不关心。

凤凰网娱乐：是宣传上出现的问题吗？

焦雄屏：我觉得是连片商发行这样的电影都没信心，所以宣传就不大，因为它有一个概念，因为觉得大陆片不会受欢迎。第一，台湾对大陆现在的鸿沟很深的，尤其媒体对大陆的新闻报导非常少。反之我觉得大陆对台湾的关心是超过台湾对大陆，这是我强烈的认定。第二，我觉得这个台湾产业界的现象非常矛盾，你们摊开报纸，你们看一下电影版，看到没有？那个电影版多少电影在上面，每一天，当然这些我跟你说是一个不均衡的现象，一个台北市才200多到300万人口，最多加大台北，可能有500万人口，我们一个礼拜贩片的比例是16部，上新片的比例是16部，谁来得及看，你说谁来得及看。那么多独立片商，拼命买片，契约也不够，没事你上两片，啪一下，票房不行，口碑一不行，它就给你拉下来，有的电影是需要口碑的，你要有生命。可是台湾的戏院不会让你这样。为什么？因为那么多电影排队等着上戏院去演，所以呢，台湾的产业界也是乱七八糟。所以它把这个规则搅乱。

那一个是，我刚刚讲一个是文化上和心理上，一个是产业界的问题，这两个加在一起，就夹杀了大陆电影。我一直觉得这个中间有我们大家一起帮助的，在产业界跟媒体界努力的空间，我们要努力空间就是说，我觉得很希望努力把这个鸿沟，或者这个文化距离打破。那有几样方法，一个是媒体上的努力加强，但是因为台湾的媒体界自己就觉得自己在很努力，所以他自己可能对大陆事情并不关心，可是他对于台湾的民意，他就一直明确、明确，这个是连选举，连文化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我认为我们可能在两边拍电影，距离上要拉短，也就是说合拍要多加强，多找一些不要那么本土性的题材。

凤凰网娱乐：或者就像香港的导演、演员，北上发展。

焦雄屏：不一定要这样，就是说题材方面的选择，需要两方都能接受。

因为你看我们讲话，我都能接受，他们说我讲话，有的时候我到外国去，人家碰到我，他们听不出来我是哪里来的，比较听不出来，尤其我特别注意的话，他们会觉得我是大陆人。那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其实你这个语言上，就是说我根据年轻的编剧工作，也是这样说，你现在这个电影，我们将来有希望到大陆去发，我就叫他台词要改。如果你这个话在台湾讲冷调。就是在文化上头，这个合拍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台词的修列，题材的修列，你这个中间经过一些剪裁，或者经过一些有意思的，比如说像我们，都是有机会你到台湾来，我到大陆去，我们就属于比较有机会得到这个双方特权的人，很多人广大的人是不知道的，很多年轻的观众，他是没有机会去大陆的，大陆观众就是以年轻观众为主的。那大陆呢，就有这么多的人，对台湾有兴趣的都没有机会来，那双方要怎么样建立这个互信，而不要在微博上每天乱放话，臭骂一下，把它点燃成怒。

我现在在做的几个案子，我们都是台湾跟大陆的编剧，双方一起，然后在语言上头，跟习惯上头，都采取要经过浓缩跟精炼的过程，因为你不能说故事背景发生在大陆，讲的都是台湾话，那也不行。语言上怎么样你是讲大陆话，或者大陆用语，可是台湾人能接受的。台湾有的时候年轻人的语言那个锐化太快，那个演变跟它的那种转型，你知道连我也追不上，有的时候我说，你们在讲什么。他们刚开始说什么，说很多名词，根本不知道说什么，比如说感冒，我对这个事情很感冒，就是讨厌。那大陆刚好相反，感冒是喜欢，台湾是完全相反，它让我太感冒了，太讨厌了这个人。所以这两个意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有一些名词，你说“感冒”我觉得是最敏感的一个字，完全相反的字。在《艋胛》里有好多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