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凤凰在哪里展出:鸵鸟政策与安全套困局

 在谈到安全套这个敏感话题时，我们不妨先绕一下弯子，谈谈自然界中的鸵鸟政策。西方传说中的鸵鸟是一种很笨的鸟，因为每当它被追赶而又无法逃脱时，便将头钻入沙堆，以为自己什么也不看，就会平安无事。对一个稍有常识的人来说，鸵鸟也够傻的，难道你将头藏起来不去看，就不会成为“他者”（包括猎人与其他动物）的猎物吗？如果用中国一个古老的成语来解释倒颇为恰当：掩耳盗铃。盗铃的贼以为将自己的耳朵捂住，别人就听不到铃声，这样愚蠢的行为倒和鸵鸟有几分相似之处。

将鸵鸟的政策与掩耳盗铃的人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其中共同的喻意，那就是对现实不敢正视而采取的一种愚蠢行为。由此笔者想到关于安全套的困惑，一方面，安全套作为一种安全性行为的工具进行百姓的日常生活，而另一方面，某些人却认为安全套的推行是对性的放纵，是“助纣为虐”。让我们先从两则报道说起：

报道一：江苏省、南京市以及下关区三级计生部门的负责人集体亮相下关区一家名为“名商俱乐部”的娱乐场所。这些政府官员之所以做出如此特立独行的举动是希望能以此支持正在这里推行的“安全套行动”。作为南京市娱乐服务场所免费发放安全套的首家试点，“名商俱乐部”在试行的前几周时间里，受到市民的“口诛笔伐”，营业额也因此锐减三成。备感委屈的俱乐部甚至声称要“撂挑子”，退出试点。

报道二：北京市朝阳区警方在严打黄嫖赌的夜鹰行动中发生了这样一幕怪事：一名洗浴中心老板发现警察后，在外放风的他竟然大喊，“藏好安全套，来不及就吃掉。”

报道一中，该俱乐部的营业额锐减，其原因无外乎两点：一，不少市民怀疑这里存在不法性交易而拒绝前往，由此，那种拖家带口的家庭消费几乎绝迹。你想啊，一个在“贤妻”严加看管下操行良好的公民，又怎么敢以身试法，趟这趟混水？二，即便那些存心找乐子的男人，因为安全套的关系，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潇洒一番。毕竟，在一个色情业还未开放的国度，寻欢猎艳的事很难正大光明地去做。

此次“安全套行动”，政府在娱乐场所免费发放安全套本意是好的，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一般市民却不这样认同。有的市民甚至直接打电话“骂”到俱乐部，“你们竟然明目张胆地为卖淫嫖娼提供方便，社会责任感何在？”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市民的参与意识与道德意识之强，拔高一点说，是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目前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总人数已增长到近100万，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艾滋病正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迅速蔓延散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娱乐场所的参与人员正成为传播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如果不对他们及时控制，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将达到2000万。或许有的人会说，让那些卖淫嫖娼与吸毒的人受点惩罚也好，正所谓恶有恶报，他们得艾滋病，那是罪有应得。然而如此一来，为了纯洁性行为的传统道德，为了对卖淫嫖娼者的惩罚，便要将全社会的生命权拱手让给艾滋病，任其肆行泛滥吗？

也许有人会辩解：“我们可以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来制止卖淫嫖娼等现象的发生啊！”但事实却是怎样呢？国家对卖淫嫖娼的处罚不可谓不严，每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纳税人的大量金钱，但实际效果呢？卖淫嫖娼不仅没有被扑灭，反倒成“燎原”之势。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片面要求用法律与道德的力量来制止卖淫嫖娼，来预防艾滋病的蔓延，只怕和那怕死的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没有什么两样。现今的社会，指望法律与道德的力量便消灭卖淫嫖娼，无异于天方夜谭。

当年，大禹治水时放弃了其父鲧的“堵”法，而是巧妙地变“堵”为“疏”，最终治理了黄河的泛滥。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当艾滋病向健康的人群袭来时，安全套，可以成为人类抵抗艾滋病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从联合国在全世界推广安全套以来，艾滋病发病率的降低，证明它确是一道非常有效的防线。

不过，安全套又是个烫山芋，握在哪个人手里都不舒服。究其原因，还在于它与性的“零距离”关系。正是因为这层“暧昧”关系，安全套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的证据。如此我们便理解了洗浴中心的老板为什么会要女员工将安全套吞掉，安全套并不好吃，说不定还会得消化不良的胃病，但“勇敢”的女员工还是义无反顾地将其吞掉，倒颇有点影视剧中地下党员在危机关头吞吃纸条的“气概”，不过事后想来，这点气概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要说警察机关的扫黄决心不大是假话，何况其中还有丰厚的罚款等着他们去领呢？但查处卖淫嫖娼时，又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譬如说吧，当英勇的人民警察如猛虎下山之势推门而入时，房间的男女主人公可能早就“云收雨散”，即便你看他们衣衫不整，但那能作为嫖娼的证据吗？连香港某议员都能辨称男女裸体相对不叫嫖娼，又何况这穿着衣服的两个大活人呢？如果两个人抵死也不承认，警察也确实拿他们没办法，抓人要人证物证俱在这点常识他们还是有的。但卖淫嫖娼不能不抓，所以安全套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卖淫嫖娼的主要证据，而且可能是唯一证据。

如此一来，便出现戏剧性的一幕：一方面，政府大力宣传安全套100%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推广使用，以阻断艾滋病的传播。另一方面，安全套又被公安机关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以致那些娱乐场所的小姐们。这样的“安全套困局”该如何解开？

其实，“安全套困局”体现出人们观念意识中的矛盾。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必须放弃将安全套作为证据的侦察方式，因为如果这么做了的话。那些娱乐场所的小姐又有谁敢拿着那违法犯罪的证据去工作？为了逃避检查与抓捕，她们宁愿冒得性病甚至艾滋病的危险，也不会去用安全套。于是，性病与艾滋病会在这些高危人群中蔓延，最终危害整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套只是一个预防艾滋病的工具，不能将它当作卖淫嫖娼的罪证。

而对于娱乐场所的小姐们来说，则要具有自我保护的强烈意识，要爱惜自己的生命，在性行为中，一定要使用安全套，从而达到预防艾滋病传播目的。当然，要求小姐们使用安全套，并不是鼓励她们去卖淫，这与“鼓励用安全带并不意味着鼓励你交通肇事”是同样的道理。《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对美国的中学给学生发避孕套十分不满和不解，认为那不是明摆着鼓励学生早恋吗？他义愤填膺地找校长要讨个说法，校长只能向他耸耸肩，说发放避孕套恰恰是为了最好地保护学生。当初，学校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时，许多人不理解，批评如潮，认为那是鼓动学生早恋，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性教育，有利于他们确立良好的性爱观，早恋与未成年人性行为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大大减少了，其中的道理不值得我们借鉴吗？

当艾滋病这个“洪水猛兽”向我们袭来时，如果我们还抱着陈旧的性观念死死不放，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去积极预防，不在打击卖淫嫖娼行为时为那些高危人群发放安全套，定期检查身体，我们这个社会将会付了高昂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套它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应与卖淫嫖娼联系起来，而是一个医学上的技术问题，是预防艾滋病与其他性病的一种有效手段。安全套，实在不需要承载太多的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