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品晶结婚了吗:从“岑顺山”到“崇真观碑记”——右江岑氏系出“汝南岑顺”？

广西平果县坡造镇都阳村三板屯东边村头“蛇摩山”上，那字体“如同一辙”的“岑顺山”、“靖远山”摩崖石刻出于谁人之手？笔者认为，在那两方摩崖石刻确实存在的前提下，它们当出于明代思恩府土官岑瑛的手笔。

“骠骑将军舞阴后裔”即是岑瑛。

“舞阴”当指舞阴侯岑彭，题刻人为其“后裔”、“骠骑将军”。骠骑将军始置于西汉，宋、元、明沿置。明代的正二品武职初授骠骑将军。明代成化年间右江思恩府土官岑瑛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被任命为通奉大夫、都指挥同知，成化元年升广西都指挥使，正二品，照例当“授骠骑将军”阶官。由是可知“岑顺山”、“靖远山”都出自岑瑛的手笔，时间是“大明成化岁次乙末季秋吉日”即成化十一年，有可能是他摩崖题刻的绝笔——他于成化十四年二月老死军中。

从现在已知的发现来看，岑瑛摩崖题刻有平果县旧城八峰山有“兴宁”、马山县古零乡那崩山绝崖题刻“剿蛮”、永州乡“题诗岩”右壁题刻“镇安”、永州乡五埂隘一巨石上题刻“坦途”、乔利乡白马山西南绝崖题刻“归顺”、马山县“206”坳南面山崖“坦径”以及网友发现的某加油站对面上的“悦服”等，但落款题“舞阴后裔”仅见于此。

但右江岑氐以“舞阴”后裔入石刻最早见于平果县旧城《崇真观碑记》，时间是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篆额人题“中训大夫田州府知府兼来守御事舞阴岑镛”，立碑人题“中慎大夫思恩军民府知府舞阴岑鐩”。以此推想至右江岑氐出自“舞阴后裔”的口头传闻当更早，因提供不出无懈可击的谱牒为证，故被斥为“自谓”、“妄援岑彭世次世”。

岑瑛既题刻“岑顺山”，那么，他是否知道岑顺其人呢？

有“故事”的岑顺只有一位，那就是“汝南岑顺”。“汝南岑顺”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唐人牛僧孺《玄怪录》。宋代人编篡的《太平广记》辑录了《玄怪录》，其条目得以存留，而《玄怪录》至今未见传夲。《太平广记》成书之后，因为“其为不急之书，仅成雕板，未付流传”，明代以前很少有刻本流传，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无锡人谈恺据传钞本加以校补重印，称《谈刻本》，才得以流传较广。古人修志不可能以“小说家言”去考订史志，故皆称“岑顺不知为何代人，无可稽考”，而在嘉靖四十五年之前右江岑氏能见到《太平广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问题也许恰巧就在“微乎其微”——平果县马头镇雷感村江州屯附近有座母娘山，山下一眼泉水边的石壁上有一方摩崖石刻，上书“灵湫”二字，据说出自岑瑛之孙岑浚手笔。“灵湫”指深潭、大水池。唐人黄滔《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云“恠石古松，栖蛰龟鹤，灵湫邃壑，隐见龙雷。”宋人曾巩《喜雨》诗曰“更喜风雷生北极，顿驱云雨出灵湫。”笔者以岑浚所作所为揣测，他是“题刻言志”，欲为右江呼风唤雨的“灵物”，可见他读过唐、宋“不急”之类的杂书，以此推想思恩府岑氏当藏书颇丰。

笔者认为岑瑛读过《太平广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对“汝南岑顺”其人其事一无所知，但不排除他耳闻过“汝南岑顺”的故事。他听说过神“三宝”与“岑顺王”斗法的故事应当是不可否定的事实，他“毁淫祠”而拆除“三宝庙”，改建成的是“文帝庙”而不是“岑顺庙”，他在题刻“岑顺山”之后不作“题记”、“小序”之类的文字，田东县莲花山下天设地造的棋盘滩与痴迷棋艺的“汝南岑顺”毫无关联，似乎可证他没有给平果嘹歌《岑顺故事》塞进“私货”。

如果他见过或听说过“汝南岑顺”的故事并将他塞给子民，平果嘹歌《岑顺故事》可能又是另一版夲了。

但是，笔者认为在幸存于平果县旧城的《崇真观碑记》里，似乎证明右江岑氏并非对“汝南岑顺”一无所知。

《崇真观碑记》保存了一些地文献，笔者感到有两个问题需要猜一猜，故录而帖网求教网友：

“崇真观碑记

登仕佐郎思恩军民府儒学教授香山卢瑞撰文

中训大夫田州府知府兼来守御事舞阴岑镛篆额

承值郎思恩军民府通判陵水李书丹

州郡有观宇，岂徒侈轮奂、耸瞻仰而已哉？是必上敬乎君，下福乎民，以祈境士之宁谧焉！若思恩旧州之地，在宋为南海县，元并为南海庄，我朝洪武八年岁移思恩占据其地。于时知州岑公永昌既建玉皇阁，孚佑下民,尤慨观宇弗立,无以表诚达虔以祚鸿休。永乐丙申岁乃于地名圹利建创玉皇殿阁,□妥灵□。然岁久将圮,且偏于一隅．其子今都指挥使岑公瑛既为守牧，欲大先志，正统己未□□□中坡心之地前建诸天大殿,后创玉皇阁,庄塑□设,以严花事。天顺改元之七年,公以边务暂还旧治，仍集砖石包砌台阶,规划大备。诚为□□□功,既完□曰崇真观。俾瑞记□□其始末,以垂悠久。

窃为圣皇御极统有万帮虽遐荒僻壤□皆鼓舞振作于治教之中者,由边将□宣天休帝力而达,答天休也。谨案思恩图志,东接邕州,北连庆远，山林险隘,夷僮杂居,时或啸聚,即肆攻劫。今幸削平,乖谬悉归版图,□销兵器,尽为农具。使非宣布盛朝武定文功,绝域威德何以致此耶？是为都阃公竭诚殚虑,经营观宇以答天休,上□□皇图由之巩固,下福万民于无穷焉。

铭曰：

世守华勋,其诚孔殷。

有阜迥如,名曰坡心。

经营观宇,爰奂义轮。

昊昊□□,罗列诸天。

尊祀文祀,厥祀伊何。

翊我圣君,厥神伊何。

福我生民,嘉瑞骈臻。

时和年丰,□□□□。

边尘不动,风俗还醇。

成化岁次己丑孟春月良日。

中慎大夫思恩军民府知府舞阴岑鐩

奉议大夫同知南海彭馥

承值郎通判陵水李

将仕郎经历同知事鹤峰彭澄立石。”

笔者认为需要“猜一猜”两个问题，一是唐代思恩州州治。

思恩州置于唐代，当时州治设在何处史无明载，但认为唐代思恩州治设在今平果旧城似成定论。然而“碑记”却说“我朝洪武八年岁移思恩占据其地”，这个“移”字说明洪武八年之前思恩州治另有其地。

明人黄佐篡修的《（嘉靖）广西通志》说，思恩军民府的公署“旧在桥旁。洪武巳酉徒在城左。正统间升州为府，时土知府岑瑛又请徒于桥利，大为兴作，百度毕完。弘治十七年改除流官，其治因之。嘉靖七年新建伯王守仁徒城荒田，新创府治。”很明确，洪武巳酉之前州治当在城右的“桥旁”。

黄佐的《山水志》说思恩府“独秀峰在旧城东半里。一峰独立，不与群峰相连。八景中‘独秀晴岚’即此。仙女山，在旧州城内，前有大泽，水光如镜。俗名仙女照镜潭。白云、栖霞、滴玉、通天诸岩，俱在旧州左右。旧州在今治五六里。”

笔者认为“旧城”、“旧州”是有区别的。规范的说，“旧州”当指洪武巳酉之前的州治即“桥旁”，“旧城”当指州升府徒治桥利后的州城。“旧州在今治五六里”方位不明，《读史方舆纪要》说“思恩旧城在今城西五里，地名桥利。其西北又有旧城，今名寨城，明初思恩州治也。正统七年，岑瑛以府治遐逖，迁于桥利”，方位既明，但前一“桥利”当系“桥旁”之误。

至于“桥旁”今址，笔者疑其即今兴宁村。

那么，“桥旁”即是唐代思恩州州治吗？笔者对此持疑。

杜佑（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的《通典》载从邕州“西北到思思州四百九十里”，成书于宋初的《太平寰宇记》载从邕州“西北至思（恩）州四百九十二里”，但约60年后成书的《武经总要》说邕州所辖“思恩州，东南至州六百里”。

明、清史地文献关于邕州（或南宁府）至思恩府旧治（今旧城土司）的里程不明确。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南宁府西北至思恩府（指今武鸣县府城，后同）二百三十里”，“府西北百五十里有旧城巡司”，思恩府条下则载“东南至南宁府二百三十里”，“府西北百五十里有旧城巡司”，共计三百八十里。

如果所载无误，则说明由于动乱、溪峒首领之间仇杀等原因思恩州曾经“治无定处”——甚至多以其首领居所为治。

二是岑氏在“碑记”落的阶官。

思恩军民府知府、田州府知府在明代为正四品文官，明制正四品“文官初授中顺大夫，升授中宪大夫，加授中议大夫；武官初授明威将军，升授宣威将军，加授广威将军”。在“碑记”岑鐩落的却是“中慎大夫”，岑镛落的是“中训大夫”。笔者查阅宋、元、明、清的“职官志”，从一品到九品的文职散官阶官中都未见“中慎大夫”、“中训大夫”。

这差错难道是撰文者笔误？

关于撰文者儒学教授卢瑞，《香山县乡土志》有他的小传：“卢瑞，字廷圭，麻洲人。少颖悟，从同舍曾贤游，有声，庠序。正统甲子同举于乡，计偕北上，贤道丧明，瑞念老母在堂，需禄养，遂就职，得横州学正。送贤至家，而后奉母就养，人皆韪之。瑞善讲经，士皆解颐。以内艰归，横士从而来卒业者数十人。服阕，改高唐州，州久无甲第。瑞择其秀颖者加意教之，三年得进士二。秩满，士子群送至三百里，有抵京师而后返者。考最，擢思恩教授，思恩乃羁縻州。郡立学未久，獞不能华言，言必译。瑞谆谆训谕，无少倦，用是积久而通。贡太学者，与柳庆无异。后除岷府长史。瑞至，藩王与世子皆尊礼之，僚属卒隶受约束，惟谨上下，各得其欢心。岁余卒于官。”看来撰文者系卢瑞应当是位饱学之士，不至出此常识性的差错，何况还有科举出身的奉议大夫同知彭馥把关，真有失误也会提出纠正。难道“中慎大夫”、“中训大夫”是中顺大夫的别称吗?笔者查阅相关文献、辞书，唯见职官多有别称而未见阶官有别称。树碑作记为岑永昌、岑瑛父子歌功颂德、流芳千古，卢瑞受托撰文不可能不书正称而以别称入碑。

这是怎么回事？

笔者认为不书“中顺大夫”而书“中慎大夫”、“中训大夫”，有可能是因事主岑鐩、岑镛之请。至于二岑为何有此请求，笔者认为“避讳”是唯一的解释。“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是我国古代习俗。“为尊者讳”即对帝王和尊长者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如遇应讳的字，就要读改字、改音、缺笔、空字——二岑不书“中顺大夫”而书“中慎大夫”、“中训大夫”，即力避“岑顺”的“顺”字之讳。

至此，笔者有理由岑瑛及其子侄认可了“岑顺”为本家先人——甚至是“始迁祖”了，否则没必要为其“避讳”，也无法解释为何二岑不书“中顺大夫”而书“中慎大夫”、“中训大夫”。

然而，十年后——“成化戊戍年谷旦”岑鐩在安定土司匹夫关石壁上题刻“岠岈”二字，据说落款为“中顺大夫舞阴裔岑鐩书”——这是怎么回事？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岑鐩感觉到阶官称谓不宜避讳，二是“顺”字笔划可能有所增减——网上照片题款风化严重无法辩识“顺”笔划字是否增减。笔者未能实地辩识，揣测而已，但愿有网友能就近考蔡一下。

明成化年间岑瑛的“岑顺山”、“靖远山”摩崖石刻既未见于史载，几百年来未被发现，近年才为“好事者”偶尔见之而浮出水面，但似乎并未引起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注意，因而笔者对其真实性心存疑虑。

对《崇真观碑记》的两点猜想也仅为笔者一孔之见，期待网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