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感染性淋巴肉芽肿:偷情已成中国的传统 正统文化里的一支奇葩

一般来说，人在穷急的时候，才可能去偷，所偷也无非是钱财实物之类。可奇怪的是，还有一种偷恰恰是发生在富有的时候，那便是偷情。偷情者往往是比一般人产生出富裕的情感时才会出此下策。更奇怪的是，偷情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从宫迁到民间，偷情一直是中国人最受关注的隐私，以至成为一种文化。
偷情当然不是中国独有的事。西方人也有偷情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偷情通常是在非正常的性关系之间进行的譬如婚外恋、同性恋、乱伦等。而偷情作为一种文化却是指不管性关系是否正常都要偷，发展到极致就是明着给都不要，偏要偷，竟到了以偷为快，以偷为乐，不偷不足以过瘾。就像一些习惯于偷东西吃的人，偷上瘾后，便会觉得同样的食物自己家里做的不如偷来的好吃。古代有部大讲隐私的笑话的书叫《笑林广记》，其中有则笑话很能说明这种偷情心理：
一位老古董商，总想偷自己的儿媳妇，好容易等到儿子外出，他便于半夜钻到儿媳妇的床上。老古董兴奋异常，一通狂欢过后，“儿媳妇”却破口大骂：“你这老不死的，连一件旧货都认不出来，还算是个搞古董的！”原来儿媳妇的床上睡的是婆婆。
这种偷情心理由来已久，中国文化的始祖孔夫子孔圣人就是偷情的结果；战国时楚怀王的王后南后就是由于想与屈原偷情而未遂，出于报复才离间怀王贬了屈原，终致屈原自尽楚国灭亡；中国第一个封建君主秦始皇嬴政也是其母与吕不韦偷情的所生。武则天、慈禧老佛爷也都是偷情的主儿。至于民间如司马相如与卓越文君、传说中张生与莺莺、西门庆与潘金莲等等的偷情趣谈则不可胜数。
这种偷情的行为和心理从宫廷到文人士大夫再到民间，已极为普遍，成为历代流传的传说和笑话讲述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地主的女儿与长工的偷情故事；男主人和女仆人之间的偷情故事等等，也是各地民歌泳唱的主要内容，甚至发展到了夫妻生活之中。过去中国许多夫妻在外人面前羞于直呼其名，而代之以“当家的”、“屋里人”，“那口子”，或者羞于当众相互说话，甚至不敢靠近着一起行走，更不敢像西方人那样公然相互亲昵抚爱。这种心理和行为自然使他们在夜间和人后的性行为成了一种偷情。
偷情文化除创造出大量的如孔子、秦始皇那样的私生子外，还培养了中国人极普遍的窥淫癖。古代大量有关偷情的民间传说、故事、笑话、民歌，还有文人创作的小说都可以说是窥淫癖的语言表现，前述的《笑林广记》有一大半是窥淫癖的产物，而《金瓶梅》则是整部的窥淫之作。至于生活中有窥淫癖者和窥淫事件则不计其数。
即使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艺术中，描述偷情和基于窥淫癖的事件的作品仍然是最受关注和国人最感兴趣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张艺谋的电影和贾平凹的小说。张艺谋从一开始开发《红高梁》中高梁地里的偷情事件，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发掘女人脚部神秘的性敏感区域，从《古今大战秦俑情》中考证兵马俑的偷情秘史到《菊豆》中窥视一个家庭内部年轻的太太与自己的亲侄儿的偷情隐私。张艺谋始终对偷情文化情有独钟，展现了一个中国导演的窥淫本性，即使在开发其它主题的早期作品《老井》中有孙旺泉痛打窥淫者的镜头；以静默为风格的《秋菊打官司》中，秋菊不多的言语里却有这样两句话最受人注目，第一句是“我就是要讨个说法”，第二句是“咋光往要命处打哩？”这第二句话之所以受人注目也是借助窥淫情结，那“要命处”即指她男人的私处。
如果说张艺谋的电影部分地表现出他对偷情的兴趣和窥淫情绪的话，那么贾平凹的《废都》则像《金瓶梅》一样是一部建立在窥淫情结基础上的偷情力作。小说中营造的“求缺屋”是一个专门的偷情场所，成为了几个文人梦魂牵绕的“太虚幻境”。小说的主人公庄之蝶则是一位制造偷情事件的专家，整日无所事事，蓄意寻找偷情的机遇。而从小说中密集的性描写到小说出版后的畅销，全面暴露的正是从作者到读者的窥淫癖。
偷情文化就是这样被窥淫者们创造得美丽动人，扑朔迷离的。然而在中国历代的正统文化眼里，偷情却又是一种有伤风化的行为，属鸡鸣狗盗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位产生于偷情的私生子——孔子最早主张“乐而不淫”，痛斥“声淫”的，正是孔子所开创的那种文化立下了“男女授受不亲”和“万恶淫为首”的国规。照此国规，别说“性”不可至于淫，就是情也要“发乎情止乎礼”。这些主张与偷情文化同时构成了另一种文化，而且是中国最正宗的文化。这种主张无欲无性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与有伤风化的偷情文化并存于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之中，而且不分朝野，表面上显得有些迅谬，有些滑稽，有些不可思议，实则互为因果、相互依存，进而相得益彰。
如果人们要认真追溯偷情文化的历史根源，或者说要回答为什么偷情会成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化，那么可以说，主张无欲无性的孔子文化正是偷情文化的真正根源，或者说正是私生子孔子一手将偷情搞成了一种中国文化。其原因在于孔子所代表的文化在很大的程度上回避，甚至掩盖了人性的存在，而人性作为人类精神和肉体的一种基本的、综合的存在，并不会由于孔子的无视就不再存在了，反而正是由于这种人为的压抑和遏制而存在得更加旺盛，并且会以某种恶性的、爆发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会使张生与莺莺这样一对有情人不能明媒正娶，而只能去跳粉墙偷情；会使潘金莲无法与武大郎正当离婚，只好去与西门庆偷情，导致了害人害己的悲剧；会使一对夫妻用偷的方式和心理做爱。正如一种恶劣的社会制度会把许多人变成贼盗一样，一种不健康的文化将所有健康的爱都变成了偷情。
当然可以用弗罗依德的“转移”和“升华”之说，认为中国人被压制的人性转移或升华成了其它的东西，加倍地爆发出来，譬如，中国人对权利的宗教般的执著；譬如，太监在被阉割后会十分恶毒地介入朝政；譬如历代的烈女会动不动砍掉自己的手，或者用各种方式自尽；譬如中国人不停地展开内讧，疯狂地整人杀人等等。
但是，人的食色之性既不会是因为某些圣人的无视而消失，也不会因转移和升华而被削弱，它们从政党渠道无法发泄便会以越轨的方式爆发出来。偷情正是人性以越轨的方式爆发出来。偷情正是人性以越轨的方式爆发出来的一种最经典的形式，而且压制所营造的那种神秘感，使偷情慢慢成了令中国人向往和美妙而崇高的境界，当然不是所有的偷情行为都是如此，尤其是那种乱伦、嫖娼等，但至少那些真正的有情人为了冲破人为的桎梏而举行的偷情则是完全正当的，那是一种病态的美丽和无可奈何的判逆精神。人们对偷情的向往和对窥淫的痴迷，就像对三寸金莲和清人的秃额头、长辫子一样是一种病态的审美行为。
偷情，就像一枝罂粟花，美丽而邪恶，开放在中国文化的旷野里。它的美丽来自人性的阳光和水分，它的邪恶来自它赖以生长的土壤，来自一种文化。它用自己真实的存在和邪恶的美丽告诉人们它需要一方健康的土壤和合理的养分，需要一种充分尊重人性的文化。（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