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衍聪系主任:作家阎连科：回到现实和民族史是文学新起点——中新网

　　著名作家阎连科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回应“重估”若干问题

　　回到现实和民族史是文学新起点

　　编者按 自2009年12月16日本报推出大型系列策划“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至今已有近半年的时间，从本期开始，此次策划进入收尾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将重点刊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当代重要作家莫言、阎连科、陆天明等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回应本报“重估”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二是文学期刊、出版界的资深文化人独家回应本报，探讨当代文学成长的环境因素问题。本期我们刊发著名作家阎连科的专访。他认为，文学现在到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时期，一大批作家都非常成熟，当下的文学走出了一条既为文学本身，又为社会现实思考的路，已经有一批优秀的作品在直接地关注现实和历史。而对作家们的缺失，阎连科也不讳言，他认为，作家们过于聪明，他们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自我审查，几代作家习惯了对中国的现实绕道而行，而现在，大家有意无意地都重新回到了对于中国现实和民族历史的思考上来，这恰恰是文学新的起点。

　　“我对今天的文学非常乐观，绝不像大家讲的那样一团糟。即便今天没有达到大家理想的境界，但是，这样一种境界是指日可待的……中国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作家，无论他们写得好与坏，今天他们都在关注最直接的现实，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信号。 ”

　　读过《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的读者，一定很熟悉阎连科通过文字传达的疼痛感。然而，去年《我与父辈》的出版，又让人们见到了一位充满温情、具有质朴情怀的作家。阎连科说，自己不喜欢沿着一个方向逐阶上攀，反而希望从不同方向寻找自己前进的可能。

　　5月12日，在北京远郊的一家茶馆里，阎连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除了谈及他个人的创作感受之外，阎连科对文学整体的状况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并且不讳言评价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们。作为接连几部作品都获得肯定的著名作家，他却坦言自己同样面临着需要冲破的创作困局，为了更大程度释放创作能量，他透露正在写一部连自己也认为十分放肆，甚至“胡说八道”的小说。

　　辽宁日报：我们希望透过当下文坛各种在场者的不同视角，重新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同时为当下文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向提供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然，简单以“好”或“坏”来定位都略显粗糙和片面。最近几年，您应该也对文学界的“唱盛”或者“唱衰”两种极端声音有所耳闻。在您看来，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当下的中国文学？

　　阎连科：我看过几期你们报纸围绕这个话题的有关讨论，我认为文学现在到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时期，一大批作家都非常成熟，这种成熟一方面表现在大家对语言、艺术形式、小说结构和叙述等等方面的把握都有非常个性化的掌控；另一方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我们所能够认知到的历史都有很清晰的判断，我想这些恰恰是文学成熟的一个前提。当下的文学走出了一条既为文学本身，又为社会现实思考的路。另外，现在这批作家都在50岁左右，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那段时期相比，他们阅读的宽广度、写作经验的丰富性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们既明白昨天，也能够认识今天，对于明天也有一定的判断。 “60后”也有一大批作家，比如余华、格非，很早就成名了，他们对小说形式和语言的探索作出了很大贡献，并且他们这一代也恰恰在当下逐渐转向更贴近社会现实，比如余华写出了《兄弟》，苏童写出了《河岸》，格非写出了《人面桃花》，我们发现，他们从所谓纯文学探索的空间里后撤了一步，既保留了过去的探索精神，又对当下的社会和历史有非常复杂的认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信号。再往后看，“70后”的作家是比较吃亏的一代，他们的写作功底相当强，但是“50后”、“60后”作家压在他们头上。不过，可以看出来的是，作家队伍的梯次确实是形成了。因此，我对今天的文学非常乐观，绝不像大家讲的那样一团糟。即便今天没有达到大家理想的境界，但是这样一种境界是指日可待的。作家们不要被种种迷雾所困惑，只要能执著于文学，那么明天的文学就是乐观的。

　　辽宁日报：我们之前专访陈思和先生，他对当下文学的基本判断和您很接近，同样认为现在活跃的一批优秀作家达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状态，但是，他同时提出，传统文学到了一个临界点，很难看清楚未来的发展方向。

　　阎连科：每一位作家至少是对自己的写作有一定感受的，批评家可能不知道一位作家明天会写什么，但是作家本人应该对自己的明天有所认识。比如说，当一位作家的创作可能即将枯竭，他一定是可以在今天感受到的。如果我明天还有很强的创造力，我今天也是或多或少可以感受到的，知道自己这条路还没有走到尽头，未来还可以写出一些更理想的作品。所以，我认为作家对自己的写作有一定的把握和判断，如果自己不了解自己，也更难让别人了解自己。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有很强创造力的作家，比如说贾平凹，《废都》出来后，大家以为他后面的作品可能就不尽如人意了，但是他后来还写出了《秦腔》，那是一部很好的小说。余华10年没写长篇，一下子写出了《兄弟》，这部小说尽管有很多争议，不过有一点非常值得肯定，他在《兄弟》之前的作品，包括《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等，几乎都跟当下中国现实没有什么关联，然而，《兄弟》却与今天的现实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代表了一个作家创造天地的新的开拓。另外还有莫言，大家都知道他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创造力很强，不过，包括《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在内的大家都认为十分出色的小说，却跟今天的现实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蛙》出来了，我们发现莫言能够如此直接地关注计划生育这样一个敏感的、特别东方化的、又十分接近中国国情的问题，十分难得。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中国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作家，无论他们写得好与坏，今天他们都在关注最直接的现实，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信号。三年前我曾经讲过，如果大家认为现在的文学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是作家和现实之间缺乏紧张对立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了《秦腔》，看到了《生死疲劳》，这些作品已经是中国文学可能前行的一个信号，虽然它们也许并不是最好的作品，不过应该看到，这样一批优秀的作品在直接地关注现实和历史。

　　辽宁日报：您认为当下中国的一大批作家在逐渐拉近与现实的距离，但是有评论认为，中国当下顶尖的一批作家都是在靠回忆写作，他们没有办法真正了解现实。您的观点是否可以视作是对上述批评的反驳呢？

　　阎连科：我并不否认这种批评，以往作家们确实距离社会现实比较远，缺乏与现实之间那种紧张对立的关系。尽管现在我们与现实和历史的关系也没有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的出现令我相信文学还有很大的写作空间。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讲，我们又的确遇到了一个最好的时代。过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今天社会的丰富、复杂、千变万化。 1949年之后，我们的社会发展几乎是单一的，好与坏是分明的，但是，今天的人心已经达到了让我们作家难以把握的程度，正说明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时期。也就是说，面对今天的现实，我们遇到了上一代甚至上两代作家所没有遇到的复杂而又带着蓬勃朝气的现实，因此，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写作的现实，困难在于我们能不能去把握它，去洞察它，把自己融进现实里，把自己的灵魂交到现实中。如果当下中国的作家敢于而且有能力把握今天的现实，我相信能够写出更好的作品。

　　辽宁日报：当今社会变化速度之快，常常是我们难以预料的。在一个以商品包装、以数码包装为特征的时代里，您认为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50岁左右甚至更大年纪的作家真的能够透彻了解和把握当下的现实吗？

　　阎连科：首先我要说明，我所谈的文学并不是以市场为目的的畅销文学，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带有经典性质的写作过程，那么从这类作品的角度来谈的话，电脑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不是说用电脑写就比手写写得更好，同样，不会用电脑也不代表写不出好作品。另外，一代人一定有属于自己的对世界的认识，每一代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有差别的，并且对文学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的。如果我们和上一代作家对世界的认识一样，那么文学就不会进步了。比我们晚的作家，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也一定和我们不同，并且，作为一个年长过他们的人，我也不希望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我们一样。我希望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比我们更复杂、更深刻。

　　“在一个文学没有精神领袖的时代，也许并不妨碍我们写出一些我们稍加满意的作品，……无论写真善美还是假恶丑，都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问题是有没有能力写出来。……当一个作家要靠深入生活去写作的时候，其实他的写作已经到此结束了。 ”

　　辽宁日报：不久前在台湾举行的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上，王蒙在发言时提到，“到处都是文学，可是文学没有高潮，大陆有一些读者包括一些评论者都在批评，大陆现在没有鲁迅，没有精神领袖、火炬手，没有擎着大旗迈着大步前进的导师。我也有点困惑，这年头出来一个写小说的，擎着大旗大家在后面跟着走，正常吗？ ”您认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需要领袖吗？

　　阎连科：我想，现在确实不是一个能够诞生文学领袖的时代，文学也不能引领时代，可能是经济引领时代。在一个文学没有精神领袖的时代，也许并不妨碍我们写出一些我们稍加满意的作品，甚至说，我相信文学随着大家写作的努力一定会让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越来越少，除非是对文学的理解与对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的理解不同，又或者非要说好的不好，不好的好，就是要拧着来，那就没办法了。文学的好坏绝对不是一两个人的观点来决定的，在读者和批评家的心中，在众多文化人的心中，其实有一个大致的肯定性的判断。

　　辽宁日报：我们注意到，当下的小说，比如《秦腔》、《檀香刑》以及您的《受活》等等，讲述的都是残酷、丑陋的故事。这是否代表着一种创作潮流，又或者作家们认为这样写才是真正在揭露人性？许多经典文学中的“美感”，为什么在今天的小说中见不到了呢？

　　阎连科：我也非常喜欢真善美的作品，但是真善美并不是唯一的评定标准，文学是非常丰富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美的感受，难道我们不认为它是经典吗？ 18、19世纪，文学作品的确带有更多的真善美的感受，但是到了20世纪的文学，真善美的元素在逐渐减少，比如《第二十二条军规》、《铁皮鼓》等等，几乎所有20世纪的文学经典都不再像19世纪的文学那样存在大量真善美的东西。 19世纪时，人们更多的是通过文学去认识这个社会，认识人的性格，认识人性的复杂。到了20世纪，我们恰恰是通过文学去认识人本身的复杂性，除了真善美，也需要去揭示人复杂的另一面。如果20世纪文学和19世纪文学提供的是一样的东西，那么20世纪文学就没有任何贡献了。文学一定是丰富多彩的，沈从文、汪曾祺、萧红的小说，是很美的，但是，鲁迅的小说有什么美？可是，他们的作品同样是经典，互不排斥的。而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有人写得很美，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都是充满了美的，包括我的《我与父辈》也是充满了温情和美的。我认为每一部作品如果单单以真善美和假恶丑去判断都有些简单化，无论写真善美还是假恶丑，都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问题是有没有能力写出来。

　　辽宁日报：当下的作家大多移居城市，距离乡土已经越来越远，不仅在语言上受到普通话的强势影响，对于今天乡村的生活也日渐陌生，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大量的作家依然在写乡村，我们能够期待这样的写作是有生命力的写作吗？

　　阎连科：一个人是否能够写出好作品，不在于你和乡村之间的实际距离有多远，而在于他内心和那块土地有多远，是否是割裂的。鲁迅也在北京、上海生活，沈从文也在北京，距离湘西很远，但恰恰是这种距离让他写出了那种对边地回忆的美。相反，柳青从大城市回到了农村，体验了10年的生活，最后写了《创业史》，当然，《创业史》也是不错的作品，但是，种种原因，柳青并没有把他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现在交通发达了，距离实际上是很近的，不断地回家，不断地有家里人来，每天都在和家里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情感上的东西是割不断的。乡村有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来自乡土的作家是能够把握它的。比如我们常常说某些作家有地气，某些作家没有地气，其实就是指作家能否把握乡村中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

　　辽宁日报：许多人批评作家不够深入生活，您在创作的前期是否会特别花上一段时间，到与您的构思相关的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了解当地的现实，之后才开始创作？

　　阎连科：除了《丁庄梦》之外，我在创作其他小说的时候，都没有特意到当地去考察。当一个作家要靠深入生活去写作的时候，其实他的写作已经到此结束了。作家的写作不是要去把握某个地区的某一群人的语言，作家一生的写作其实是在寻找和把握自己的语言。深入生活和寻找生活，只能说明一个作家的创作已经可以画上句号了。

　　“作家们太清楚什么样的作品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如何被喜欢，也非常清楚什么作品既得不到读者喜欢，也得不到市场喜欢。……如果没有自我审查，我相信我可以把《丁庄梦》写得更好。很多想写的愿意写的、真正能够发挥我写作创造性的东西都被我自己夭折掉了。 ”

　　辽宁日报：您对当下文学抱持着乐观的态度，那么先放下这种乐观，您觉得今天的中国作家有什么样的缺失？或者说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阎连科：说句实在话，中国作家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认为是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他们太过聪明。这种聪明表现在大家对于小说的技术、技巧、方法、方式的借鉴很沉迷，而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忽视人心、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够敏感，而是有意识地躲避。作家们太清楚什么样的作品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如何被喜欢。其中的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几十年来有太多的教训，太知道写什么样的作品会有什么结果。另外，我们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自我审查。几代作家习惯了对中国的现实绕道而行，完全躲避中国的现实，无视今天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每一个人都会说人心不古，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为什么人心不古。而现在，大家有意无意地都重新回到了对于中国现实和民族历史的思考上来，这恰恰是文学新的起点。

　　辽宁日报：或者再谈谈您自己，您觉得自己在目前这个创作阶段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阎连科：对我自己来说，我陷入一个巨大的局限。说心里话，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高出一筹，我就没有自我审查，恰恰正是我自己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自我审查，我相信我可以把《丁庄梦》写得更好。很多想写的愿意写的、真正能够发挥我写作创造性的东西都被我自己夭折掉了。人人都认为阎连科写《丁庄梦》是如此直接，这么尖锐，这么有激情，这么关注现实，甚至认为不应该关注得如此直接，但是，我自己的内心很清楚，其实我非常内敛，非常收缩自己。因此，我意识到，我们的写作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其结果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刚刚放飞的时候，就迅速落了下来。

　　辽宁日报：那么，您如何与这种有意识的自我审查相对抗？

　　阎连科：坦白说，我愿意尝试一次不以出版为目的的写作过程。我想放肆地、胡扯八道地去写作。甚至我在一次演讲里说过“我一定要做好人，但要努力写最坏的小说”。我希望在写作过程中，至少有一次或者几次放弃出版的意图。如果不放弃出版的意图，我不太相信自己可以把想象力、把自己对这块土地的现实的认识进行彻底的撞击和释放。现在，我已经开始这样一种尝试了。它不仅仅是与社会现实进行撞击，也是对小说传统的某种破坏和尝试。每个作家在写作时太受困于故事中的因果关系，我希望大家通过一部小说看到阎连科真的在胡说八道，故事中间没有通常所见的逻辑因果关系。以前我从未考虑过不为出版而写作，今天有这样的想法，在写作过程中放弃出版的企图，挑战自己内心写作的激情和想象。

　　辽宁日报：您提到作家在写作时对出版的考虑，那么，您是否同样在意小说的销量呢？您心里有没有一个标尺，希望自己的书卖到多少本？

　　阎连科：中国没有一个作家不在意自己的销量。坦白说，我相信自己的读者群没有实际销量那么大，一部书卖了十几万册，其中一定有1／3甚至更多被大家扔掉或者放在书架上永远不看。销量因为种种原因超过实际的读者数量，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与父辈》，它是一部完全没有预期的作品，但是却卖得非常好，这本书确实容易看懂、容易接受，可能90%买了它的人会把它看完。而我的另一些小说，比如《日光流年》、《风雅颂》、《受活》，可能卖出去10万册，只有5万人看完。

　　对于阎连科的作品究竟哪本最好，大家很难取得一个共识。这可能就是阎连科与其他作家的不同。“至少我的努力是有结果的，我不希望我的写作是单向直线向上的，我希望它从不同方向向上发展。 ”

　　辽宁日报：我知道您曾经讲过，您认为小说《长恨歌》的语言可能是您一生也达不到的。

　　阎连科：说心里话，我非常爱看《长恨歌》。文学有很多元素，其中有些元素是我无论如何努力都达不到的，比如《长恨歌》里语言的精准、绵密、细致，是我没有能力企及的。我会设想，如果是由我去写，我有没有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再比如《秦腔》，那种充满的日常的细节，我也觉得十分了不得，尽管我也是来自乡村。假如来到一个村落，有一群农民在吃饭、开会、说话，贾平凹可以三言两语就把他们写得惟妙惟肖，我想，其他人没有这个能力。而莫言小说中那种恣意汪洋的情绪，其他作家也不具备。我尊敬的每一位作家一定具备我所没有的能力。

　　辽宁日报：那么您呢？您所具备的令其他作家所不能企及的能力是什么？

　　阎连科：别人谈过很多我的小说的特点，比如跟现实之间紧张的关系。我希望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具有某种疼痛的感觉，当然，有人会说你写得极其荒诞，不过，这种荒诞肯定是与我们的现实发生某种联系的。另外，很多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用一个结构去讲故事，比如沈从文，他写得非常好，尤其是语言好，从他最初起步到他的巅峰期，是一条线形的往上走的趋势。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作家，我希望我的写作这一步和那一步有极大的差别。有的人说阎连科最好的小说是《日光流年》，但也有人说《坚硬如水》更好，还有人说《受活》更好，有批评家曾经讲过，我们或许可以判断出某一位作家最好的作品是什么，但是对于阎连科的作品究竟哪本最好，大家很难取得一个共识。这可能就是阎连科与其他作家的不同。至少我的努力是有结果的，我不希望我的写作是单向直线向上的，我希望它从不同方向向上发展。为什么大家一直谈论《我与父辈》多么好，其实并不是它比其他前辈的作品好，而是大家没有想到阎连科会写一部这么质朴、温情的书，它表现出了阎连科的另外一面。

　　辽宁日报：您曾经讲过自己读书很少，我想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您平时都会读哪些书？

　　阎连科：我不是一个受过系统大学教育的人，我的真正学历是高中辍学。我对文学的了解其实是非常割断、片面、阶段性的，这就是读书少的结果。另外，我读书没有那么庞杂，一个作家可能需要读很多书，比如读哲学、风俗学、心理学等等，我在这方面接触是很少的。和其他人相比，我读书总是慢半步，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大家都在说一本书好的时候，我可能会去找来看看。最近我正在写作，我在写作期间，任何书都不看。

　　辽宁日报：您的写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很有规律性吗？

　　阎连科：非常规律，我基本上每天从早上8点写到10点，两个小时，大概2000多字，我现在还是手写。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放在下午。因为身体不是太好，我写作有点力不从心，一天写2000字，如果连续写十天半个月，颈椎和腰椎就开始不断出现问题了。对我来说，写作时间其实占得很少。我现在正在写的这部书上半年应该可以完成初稿。

　　□本报记者/王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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