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宫殿:抗战时期江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

当时敌、顽、我三方在全国和江西的基本情况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寇在正面战场上，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
　　在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向日寇投降，当了汉奸，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党中央、伪国民政府，组建了汉奸军队和特务机关。
　　以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则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至1943年，先后在全国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1940年至1942年间。1940年6月，日寇与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日寇要利用德、意两国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有利时机，对太平洋地区英、美、法、荷等国的殖民地进行军事进攻，在中国则对蒋介石再次进行劝降诱降。英美为了自身利益，需要中国继续抗战，拖住日本，对蒋介石也尽力拉拢。英国决定重新开放滇缅公路，使英美援蒋物资可以自西面陆路运来；美国政府决定给中国政府1亿美元贷款。蒋介石觉得形势对他很有利，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不久之后，着手进行第二次反共高潮。
　　抗战开始后，我全党全军都在为贯彻执行1937年8月洛川会议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报告的精神而斗争。正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之时，党领导的八路军却迎着汹涌而来的日军在平型关等地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正在这时，王明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身份回国。1937年12月，王明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为主要特征的右倾错误观点，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无产阶级抗战路线。在组织上，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明留中央书记处工作，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由于蒋介石打来电报要见王明，政治局会议决定王明去武汉一次，限1个月返回延安。会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去武汉。1937年12月21日王明见了蒋后，蒋留王明“在武汉相助”。在这种情况下，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便利起见，决定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以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王明为书记兼党报委员会主席。在实际工作中，王明极力推行他的错误观点。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进一步发展他的右倾错误观点，否认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原则，把抗战胜利的希望不寄托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战争上，而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直到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右倾错误才得到彻底纠正，但是已给党和人民，给中国抗战造成了很大损失。
　　这一时期，江西沿长江一线的彭泽、湖口、九江等地，已于1938年6—8月间先后被日寇占领。从九江到南昌的南浔铁路一线也于1939年失陷。其它一些县城，日寇只是攻掠而过。由于日寇在江西境内的占领区，主要是从彭泽县到瑞昌县沿长江一线和从九江到南昌的沿南浔铁路一线，江西大部分地方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根据国共两党的谈判协议，我党只在日寇占领区而不在国统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新四军没有在江西境内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江西阶级斗争一直十分剧烈。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把江西视为反共的重点地区，特务统治更加强化。反共老手熊式辉在江西担任省政府主席长达十多年，一手创立了江西地方特务组织“情报总站”和“保安处第四科”。中统特务总部在1934年12月也派来大叛徒、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徐锡根，化名冯琦来江西担任省特务室、调查统计室主任，接着又陆续调来一些老叛徒特务，如原少共中央交通处主任施平（化名庄祖方、庄尚之）及施锦（施竹三）等人。冯琦还在江西招募和培训了一批特务，如李刚等。军统系统特务南昌组织也进一步加强为南昌站。不算江西地方特务组织，仅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在江西的职业特务到抗战时期就各有7000多名。1940年3月，熊式辉经中统头子朱家骅和军统头子戴笠同意，将中统江西省调统室、军统的江西省站和本省地方特务组织江西情报总站、保安处第四科联合成立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熊式辉自兼主任，下设特种工作办事处（简称特办处），作为具体工作机构，冯琦任主任，庄祖方为总干事，在熊式辉的统一管辖下，集中力量对付我党。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往南昌，长江局的派出机构东南分局也在南昌建立，领导江西省党的工作。1938年6月，新四军军部迁驻皖南。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局，领导苏浙皖战区和江西省赣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另外，成立江西省委，在长江局领导下，领导赣东北地区以外江西省的组织。省委管辖的范围，东边以鄱阳湖和赣江的西岸为界，西边则包括原属湘鄂赣和湘赣两大边区的湖北东南部10个县和湖南东北部与东部的9个县以及广东省一个县，连同原属江西省的58个县，共78个县。
　　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至重庆。中共中央决定撤消长江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领导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各省党的工作。1940年10月，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决定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作为南方局的派出机关，领导江西、粤北、粤南三个省委、广西省工委以及闽南、闽西、潮梅、琼崖、湘南等特委。
　　这时，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下的党组织，名义上主要有赣西南、赣西北、赣南三个特委，一个前方工作委员会，一个赣江河流工作委员会。这些组织的下属县委有44个、区委和支部200多个。这些组织，除小部分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存留下来的老组织外，大部分的党组织是抗战时期建立起来的，组织活动主要在城市里。这些组织的建立，对于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绩，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革命高潮时期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党来不及加强教育、审查。这种情况，使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显得特别严重。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全会纠正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参加了这次会议。翌年3月，曾山回到南昌。正在省委召开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之时，日寇进攻南昌的部队已到达南昌附近，省委立即停止会议，机关人员紧急撤退。这时，曾山和接替他任省委书记的黄道都相继调离江西省委，江西省委书记由省委秘书长郭潜继任，六届六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和全部决议，在江西省党组织中也就没有得到认真的传达贯彻，王明右倾错误也就没有得到肃清，所以1939年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关于“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地下党工作方针也就不能得到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执行。虽然省委机关和赣西南特委机关，在形势逼迫下，搬上了山，省委机关还建立了武装保卫队，但在党内，地下秘密工作纪律松驰；共产主义气节教育没有联系党员的思想实际进行；反侦察、反审讯和反内奸斗争的必要知识的教育没有开展；有些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较好时已公开的党员干部，直到1941年还在担任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职务，没有及时撤退去安全地带。因此，当时日寇占领的赣北地区并不是完全没有开展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但竟然一连几年都没有派出党员干部去发动群众，发动游击战争。
　　而国民党的顽固派，即使在抗战初期，对我党我军的限制和打击也没有完全停止。1938年4月下旬，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就公开下令查禁新四军在江西的留守机构，杀害了我党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中心县委书记田英等几十名同志。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他们进一步加紧了反对我党的活动，而且在江西几乎步步得逞。从1939年春到1941年春，短短两年间，江西省党的组织不断遭破坏，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不断遭杀害。这些严重损害抗战大局的惨案中，较重大的就有：
　　赣北“岷山惨案”。1939年春，我党赣北工作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赣北抗日游击大队、赣北抗日民主办事处和工青妇等抗日人民团体被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特务组织“保安处第四科”特务所控制的保安部队阴谋袭击，赣北工委书记刘为泗，组织部长田文灼，宣传部长辛忠荩，妇女部长徐木秀，经济部长钱少卿，工委委员陈洪水、张发荣、王仪嘉、刘昌风等抗日游击大队排长以上干部30余人惨遭杀害。这支从1927年秋收起义后就一直在赣北岷山地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抗日时期已发展到400余人、曾多次给日寇以打击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除少数在外执勤人员闻讯冲出包围转移去湖北外，其余都在袭击中被杀害了。“平江惨案”。1939年6月12日，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被国民党军偷袭。在这里的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省委组织部长曾金声、湘鄂赣特委书记罗梓铭、特委秘书长吴渊被杀害。
　　“修水惨案”。1940年5月16日，我党湘鄂赣特委委员、修水中心县委书记甘卓吾及组织部长朱庆隆、宣传部长朱晃等20余人被秘密杀害。
　　“赣南左倾文化人案”。涉案70余人，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不是党员而是思想进步的知名教员或文化工作者，大部分被逮捕关押在马家洲集中营。
　　“丰城中心县委书记被捕案件”。1941年2月，我党赣西北前委委员、宣传部长兼丰城中心县委书记吴大业，因丰城妇女指导处戴卓力叛变出卖而被特务秘密逮捕，关入马家洲集中营。在狱中，他受尽各种毒刑与折磨，多次领导难友与特务斗争，于1942年2月被秘密杀害。
　　至于零星组织被破坏、零星党员被逮捕杀害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因此，到1941年夏，江西省委所属组织，除赣西南特委系统比较完整外，其余组织都已残破不堪，基本名存实亡；省委机关本身也很不健全。这些情况，省委书记郭潜既没有如实向南委报告，也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对策。
　　这就是1941年至1942年大破坏前敌、顽、我三方的基本情况。
　　
　　江西省委及其所属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
　　
　　大破坏的起因是两个党员干部违反地下工作纪律，在行李中携带革命书刊。这两人是一对夫妻，男的叫张绍祖（又名张健行），女的叫许樾，他俩在江西莲花县和湖南茶陵县边境界化垅汽车运输检查站上，因所带革命书刊被敌特查出而遭扣留交特办处审查。特办处从省调统室档案中查明张1938年曾在我党南昌市委担任过领导职务，便将二人押往当时的临时省会泰和县，由冯琦、庄祖方亲自轮流出面劝降。他们利用当时流传的可以用“假自首”欺骗敌人获得释放的鬼话，劝张“只要履行例行的自首手续”就可恢复自由。庄祖方更是对二人生活上多方优待，关怀备至。这些心战手段，使张产生了以“假自首”方式获得释放的幻想。三天后他就表示依从，写了“自白书”，但只承认党员身份，没有供出实质性情报，旋即被解往马家洲集中营等候处理。为了早日释放，张在集中营内向认识的在押人员极力宣传“假自首”获取释放的方式，进行劝降活动，使有些人上当受骗，像他一样办了自首手续，写了脱党声明。张绍祖为敌人“立了大功”，在1941年1月获释。这期间，冯、庄对许樾故意做出不予追究的“宽大姿态”。许在张获释后，就积极为张寻找党的组织关系。5月初，许与中共吉安县妇女支部书记万国英取得联系。万又不顾党的地下工作纪律，竟应许邀请前往泰和张、许家中找张谈话，略作问答，就给张一个吉安的通讯地址，嘱张随时把所知的特务情况供给党组织。这些情况其实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为了放长线钓大鱼，特务并不急于收网。万走后，张对于这么轻易就得到吉安的通讯地址，有些不放心，怀疑是特务在审查他，便跟在万国英之后，看见他走进国民党省党部，在调统室门口同一个人说话，就断定万是化装来审查他的自首是否真诚的特务，越想越觉得可怕，于是就去找庄祖方，请求他转求调统室原谅他这次找万国英的“错误”。特务从张的“认错”中进一步了解万国英在党内的身份，也从万轻率和张接上关系的行动看出万幼稚的弱点，第二天就密令中统吉安工作组长李刚逮捕万国英。万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清江县樟树镇妇女中心支部书记黄某（赣西南特委书记黄路平之妹）及其地址。6月1日，李刚又立即去樟树密捕了黄，黄又立即叛变，不仅使党的赣江河流工作委员会和前方工作委员会遭到重大破坏，而且使省委在吉安的秘密交通站被破坏，正在交通站的交通员老铁拐和正要随交通员去省委机关汇报的赣西南特委组织部长李昭贤也同时被捕。两人在审讯时立即叛变。李昭贤把藏在牙粉盒下面的赣西南特委所属全部党组织、负责人及全部党员名单立即交给特务。这样，大破坏的大门就打开了。突出心战，重用叛徒，上挑下连，控制组织，反用电台，是特务在这次大破坏中的主要手段。
　　7月间，李昭贤接受特务派遣，没有去省委机关汇报，而是赶回赣西南特委机关，诡称省委让他回特委，要特委书记黄路平自己去省委参加会议。当时，省委并未发开会通知，李昭贤也没有携带省委的开会通知，黄路平却毫不怀疑李昭贤的话，也不详细询问他向省委汇报的情况，就于翌日下山。特委工作，暂由李昭贤主持。于是，赣西南特委机关及其下属组织完全被特务控制。
　　黄路平在上了遂川县城去吉安的长途汽车后，发现他买的票号是三人一排的中间那一号，靠窗和过道边夹着他坐的两个人，身上都有枪，就知道上当了。车到泰和，他就被叫下车，被两个特务一边一个挽着双臂走进了省调统室。在冯琦、庄祖方的诱劝和威逼下，又看到李昭贤交出的全部名单，他也叛变了，承认自己的职务和李昭贤所供的情况，也供出他所知道的省委情况和前任省委书记郭潜去南委工作后告诉他的南委在曲江（韶关）的一个通讯地址。冯琦认为他叛变态度好，把他安置在特办处编审组充当助理干事，以示奖励。接着，冯、庄就把破坏的矛头指向省委。其实，这时江西省委党的组织已经严重残破了，破坏省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破坏南委并把江西党组织连根拔除。
　　南委派来江西接替郭潜任省委书记的人，是在闽西和潮梅坚持斗争多年的谢育才。他是1941年6月到达安福县南山省委驻地，开始主持省委工作的。与他同来的他的爱人王勖，因怀孕产期将到，则留在吉安待产。特务们从叛徒老铁拐口供中了解到了这些情况。由于省委机关驻地，山势险要，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我红军游击队的老基地，居民都是基本群众，又有武装保卫队，特务不敢采取公开上山一举破坏的方式，而采取逐个诱骗下山，先解决骨干，然后全部解决的方式。
　　第一个被诱骗下山的是谢育才。特务们要老铁拐上山告诉谢育才，说王勖在吉安产子，已在吉安租房暂住。在老铁拐上山之前，谢育才已初步了解了江西省组织的残破情况，认为必须迅速向南委报告，就立即致电南委，要求当面汇报。南委也复电同意，要他到曲江某处联系。这样，谢就决定经吉安去曲江，顺便看望妻子和新生的儿子，把省委工作委托副书记颜福华主持。 　　
　　他和省委社会部长骆奇勋、报务员林云生，携带轻便收发报机，在老铁拐的带领下前往吉安。他们一到老铁拐和特务安排好的地方即被秘密逮捕。骆奇勋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谢准备去曲江向南委汇报这个重要机密，并出卖了住在吉安的省委统战部长林民风夫妇和王勖拟任省委妇女部长的身份。报务员也叛变了，交出了随身带来的密码，电台就被特务掌握了。
　　谢育才和早已被秘密监视的王勖迅即被押往泰和县省党部调统室。庄祖方亲来劝降，谢、王根本不予理睬。当晚，他们就被送往马家洲集中营关押。
　　冯琦当即向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写出书面报告，说谢育才已捕获。从他身上打开口子，不仅可以彻底摧毁江西的共党组织，还可以破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但此举需要一大笔活动经费和一辆汽车。熊式辉刚好要调离江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就将冯琦这个报告连同他表示同意的意见，一起转报国民党中央和中统局。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和中统头子朱家骅于1941年9月给冯琦回电，同意破坏南委的计划，一次批给法币（当时国民党政府货币）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谢、王在集中营被关押数月。冯琦、庄祖方、张启白（江西省中统“高干会”秘书）、章志纯（新任调统室主任）及施锦（施竹三）等特务轮流出马，施尽浑身解数，进行劝降，都一无所获。特务恼羞成怒，改用威逼刑讯手段，谢、王虽备受折磨，仍坚强不屈。特务就采取最卑劣可耻的手段，命人夺去王勖怀中新生的婴儿，用离开母怀的婴儿哭声来软化谢、王的意志。但这一手段，不但未能动摇谢、王的意志，反而激起了被关押在集中营内妇女们的公愤。她们举行了全集中营的大哭抗议大示威，震天的哭声惊动了集中营周围的群众，使特务们不得不把婴儿还给王勖。
　　在诱逼谢、王夫妇投降的同时，特务并没有放松对山上的省委其他人员的诱捕。他们逼迫谢育才写信给颜福华，要颜下山商量要事。谢开始拒绝这个要求，但后来又想到利用写信机会，向山上同志暗示自己已失去自由，要他们警惕，就同意给颜福华写信。他改变笔迹，连签名也改得同原来完全不同。冯、庄看出他的用意，便令善于摹仿笔迹的特务仿照他的真笔迹（特务对于被捕的人，照例要用各种方法搜集他的笔迹、签名、指纹、身体特征等，以便需要时利用），另写一信，由老铁拐带上山。本来，这封信漏洞很明显：如果不是有情况，谢育才无法离开吉安，那末，既有重大事情商量，谢应该自己回山，与省委其他同志集体研究，不应只要颜福华一人下山去“商量”。可是，山上的几个省委负责人竟然都没有看出问题。颜于接信后的第二天就带了几名武装人员下山，留下省委青年部长唐敬斋、省委秘书周国钧和少数武装保卫队员看守机关。颜等一到吉安便落入特务手中。颜福华知道谢育才已被捕后，便立即叛变，而且接受特务任务，去马家洲集中营劝降谢育才。谢一见颜，愕然失色，颜却按照特务授意说：“你写信叫我下山的，怎么你自己还在这里？”言语中明显告诉谢已被陷害，洗刷不清了，还不如赶快投降。可是谢仍然置之不理，坚贞不屈。
　　国民党特务的罪恶魔手再一次伸向山上省委机关留守人员。我党老叛徒、国民党省调统室指导组长施锦，伪装成南委巡视员，由老铁拐带领上山。装腔作势“巡视”一番之后，他不作任何指示，只要唐敬斋和周国钧二人随他下山“参加会议”。唐、周二人竟然没有看出这种“巡视”的破绽，随同他下山。走到半山腰，唐敬斋突然发现有特务埋伏，即独自逃跑，才走了几步，就被特务开枪击伤。施锦也就放下伪装，命带去的特务将二人捆绑押上埋伏特务准备的汽车上。到了吉安，当天就将他们转解泰和。周国钧当即叛变。唐敬斋在特务监管下送医院治伤，伤愈后，在特务诱逼下也叛变了，和周国钧一同送集中营“受训”，因为“表现出众”，半年后获释，参加了特务组织，被派往调统室泰和工作组，专做青年学生“工作”，并准其在泰和境内当了一个中学的数理教员。这时，山上的省委机关只剩武装保卫队的中队长和几个队员。不久，他们也一起被颜福华诱骗下山逮捕了。这样，我党江西省委所属各级组织的残余线索，全部落入特务手中。冯、庄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南委的警惕，只把各特委和需要迅速破坏的县委组织秘密破坏，其余则暂时不触动，只作秘密监控。直到1942年五六月间破坏南委后，特务才对这些组织进行大逮捕。到1942年秋，江西所有残余组织几乎都被破坏。
　　1942年春，在江西境内与省委有联系的各级地下党组织，都已被破坏或控制了。特务的魔掌便伸向几个边境地区、与省委断了联系而又拥有自卫武装的党组织。破坏汀（州）瑞（金）县委及其自卫武装力量便是其中一个突出事件。当时，曾任中统江西省调统室主任的马鲲到瑞金担任县长，力图破坏县委，消灭这支人民武装力量。冯琦了解马鲲的意图，便派叛徒（原我党赣西南特委直属河流支部联络员）黄耀亮带着万钧安、陶乐两个特务，找到瑞金河流支部的党员，从这个线索找到汀瑞县委所在地，见到县委书记、武装部队政委刘国兴。取得了联系后，就派叛徒曾志以省委巡视员名义深入刘部，并将伪造的省委要刘“去省委基地安福山上学习”的通知由刘部武装人员转交刘国兴。刘见通知后不加思索，完全相信照办，受骗前往泰和而被逮捕。县委所领导的武装人员也在冯琦派去的特务和马鲲率领的便衣武装里应外合、内外夹击下被消灭。
　　
　　谢育才的英勇坚决斗争和特务破坏南委的准备工作
　　
　　冯琦、庄祖方等在控制了江西省委电台后，即令叛徒林云生用原来的呼号、波长、密码与南委电台联系。但他们又害怕南委询问谢育才近况，就两次以“技术故障”名义故意中断联系。
　　1942年春节过后，冯、庄等特务头子开始抓紧破坏南委的事。他们计划，首先运用省委电台与南委恢复联系，然后弄清南委的联络地址并要求南委允许江西省委派人去当面汇报，最后就派出叛徒特务，直扑南委联络地点，进行破坏。
　　特务运用省委电台，一面直接向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电台诉说，由于“机器故障”，省委电台与南委电台联系中断有半年之久，要求南方局电台转告南委电台，主动来联系；一面又用原来的波长，乘南委电台与其它电台通报之际，突然插入，表示急于要求恢复联系。开始，南委领导同志认为，江西省委电台中断联系半年多，现突然急于要恢复联系，对之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①查清是否真的是江西省委电台，要它详细说明中断联系的原因；②要求江西省委将中断联系后的情况作详细报告；③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特务们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向南委发出一些“报告”。关于南委问及的谢育才近况，则以“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进行搪塞。南委领导同志把这些“报告”交给曾在江西省委工作过的涂振农（南委宣传部长）、郭潜（南委组织部长）研究，看是否可靠。这些报告，虽然是由那些经验丰富的叛徒精心编写的，但关于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的情况，却说得很不具体详细。谢育才是刚来省委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的“被炸受伤”应该是这一时期省委最大事件，理应详细报告，怎么竟然只在报告中聊聊数语带过？这么大的破绽，涂、郭却没看出，反而向南委领导同志汇报说，报告“没有问题”。根据他们的意见，南委于4月1日决定派郭潜到广东曲江传达南委一年工作总结并检查江西的工作，同时还给谢育才发了一封明文隐语信，要他于5月中旬到曲江原来那个通讯处与“二叔见面”。郭潜随后就离开南委驻地前往曲江。
　　特务们在电台恢复与南委的联系后，就急于寻找南委的联络地址。当时，他们掌握的地址有三个：第一个是叛徒黄路平早就交出的南委在曲江的一个通讯地址；第二个是叛徒唐敬斋的交待，说是曾听说南委有个联络地址叫“全福处”。特务询问谢育才，“全福处”究竟是人名还是地名？是地名在哪里？谢知道这是福建省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兼南委电台安全保卫负责人张全福，暗吃一惊，但表面上却淡然地说：“这是一个地名，在福建龙岩县。”特务也就不再追问。因为龙岩距特务们估计南委的驻地闽粤边境太远了。第三个地址是南委这次给谢育才来信上所说的“原来那个通讯处”。这封信是寄到省委原来的通讯处的。叛徒唐敬斋住处与这里相邻，他看到后就取出交给了冯、庄。原来，这就是叛徒黄路平曾经交待的地址。 　　
　　在省委彻底破坏后，冯、庄等特务就加强对谢育才、王勖的审讯，严刑拷打，要他们交出南委的联络地址。谢、王备受摧残，还是坚强不屈。冯、庄等无可奈何，又来软的。1941年1月间，冯、庄把他们二人从集中营押至泰和城调统室电台后面的房子里，与庄祖方家只一墙之隔，并让他们在庄家搭伙食，以示“优待”，同时派特务罗卓明以“照顾生活”为名，对他们进行监视。由于获得南委在曲江的通讯地址，特务们对谢、王就采取冷落的态度，加紧做去曲江破坏南委的准备。谢、王看出特务图谋南委心切的情况，就乘特务暂时冷落之机，暗中积极寻找逃往南委告警的机会。4月30日，正是农历三月十六，晚上月明如昼。特务都去开会，研究去曲江的行动计划，连监视他们的罗卓明也吃完晚饭就匆匆走了。谢、王就忍痛丢下近一岁的亲生儿子，悄悄地从后门出走了。沿途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5月22日到达福建平和县长乐区，找到了张全福和负责南委机关保卫工作的刘永生，向他们汇报了江西省委被破坏及特务正在准备危害南委的情况，并连夜写出书面报告，由刘永生交给南委负责人。南委书记方方立即给去曲江的郭潜发报，告知江西省委已遭破坏，要他取消与江西省委的联系，立即撤退。但郭潜没有弄清电码，无法译出，也就没撤退。 南委被破坏的情况
　　
　　谢育才、王勖一脱逃，特务们立即一面紧急电告江西东、南部各县特务追截搜捕，一面派遣庄祖方带领6名特务和叛徒颜福华，于5月8日乘专用车赶赴曲江，想赶在南委接到谢育才、王勖告警采取防范措施之前，破坏南委。12日，庄祖方一行到达曲江后立即去广东省调统室请求派人协助。粤室即指派叛徒冯达协助侦察，并开始对风渡北路一家杂货店（即南委通讯处）布置侦察守候，想从该处发现破坏南委的线索。14日，由叛徒颜福华出面向这个通讯处投下“江西来人”的报到信，约定相见时间，以后隔日便去催问一次，顺便试探情况，直到20日下午还无人答理，特务们也没有在通讯处找到任何线索。特务骨干李刚和叛徒颜福华等人认为南委可能已有所察觉，不如先把通讯处破了再说。但庄祖方不同意，认为南委超过约期，可能另有原因。他要颜福华同两名特务搬出特务队住的地方，迁移至一家旅馆住下，同时再向通讯处发信催促。5月25日，有两名交通员去旅馆找颜福华。当晚，庄祖方和李刚、冯达、颜福华决定，待交通员再来时立即逮捕。
　　5月27日一早，两个交通员又来到旅馆，要颜随他们一起外出。颜福华随同他们步行了约4华里，在一个两岸无人烟的地方，踏上一条小船，驶向江心。还没有来得及谈什么，庄祖方已派几个特务分乘两只小艇追来，按照与颜约定的暗号跳上小船，把两个交通员逮捕了。
　　5月27日下午4时左右，随同庄祖方到曲江的特务孔昭新、罗卓明（二人也都是叛徒）与庄祖方一同乘汽车在曲江马路上偶然瞥见了他们原来的上级、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郭潜。庄即令孔、罗二人将郭押上汽车，解到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特务机关联席汇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是1939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其统治区由特务主持的军警宪特联席商讨反共行动的联合组织。视当地中统、军统的力量，由势力大的一方主持）。接着庄祖方通知李刚、颜福华把捕来的交通员也押到这里。
　　特务们对郭潜进行了突击审讯，李刚首先劝降。郭沉默不语。颜福华就现身说法，把特务突破他的那一套“心战攻势”照搬过来。他造谣说，“谢育才叛变在先，因此，江西省委和所属组织整个都完了，都自首了。谢育才也已来曲江”。“我们早先不知道国民党内部的真情，其中确有进步的、真正为三民主义奋斗的力量，在起着核心的作用”。“他们很重用转变分子。徐锡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班人都是他的手下，你过来，同样可以到国民党里来领导我们。从三民主义也可以走到共产主义”。庄祖方也插话，要郭“不要迟疑”，要当机立断，“效法张国焘走三民主义道路”。叛徒、特务孔昭新则以“为郭设想”的口气劝他认清只有叛变才是一条“康庄大道”。郭潜听了这些话，就要求见“负责人”，说若能答应他几个条件，“便愿相从”。庄祖方当场表示他“可代表中统方面同他谈话”。郭立即提出4项条件：“第一，准我回家一趟，因深夜不归，妻子会惊慌；第二，家里放着党的经费九万元，要给我留下一万元作家用；第三，准许我永远不公开露面；第四，我的安全和家庭生活要有保障。”这些条件虽极端无耻，但庄祖方听了却十分高兴，满口答应。郭就把南委情况和驻地先向特务供出。庄祖方随即准备派人伴同郭潜回家一趟。当时，七战区联秘处特务丁某不同意轻率地让郭回家，但庄祖方这个反革命经验丰富的老叛徒却坚持同意，认为这样做有利无患。当场指派特务李刚和颜福华、孔昭新同郭回家。
　　郭回家后，同老婆商量了一阵，就向李刚无耻地提高卖身价钱，要求从党的经费内留下3万元给他私用。李刚立即表示同意。郭潜夫妇十分高兴。他老婆就下厨房很快弄出几个菜，拿出酒，款待李刚等叛徒、特务。吃完后，郭潜很兴奋，又提议“立即行动，扩大战果”，先带着李、颜、孔，去破坏南委在曲江的交通站，逮捕了总交通等3人；又带路到五里亭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逮捕了省委书记李大林和交通员阿李。在回来的路上，郭又看到粤北省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当即指给李刚予以逮捕，一起押回了联秘处。
　　郭潜告诉庄、李，阿李是负责与设在始兴县的南委电台联系的交通员，提议立即审讯她，逼她叛变，就可利用南委电台，欺骗南委书记方方，为去大埔破坏南委机关创造有利条件。庄、李、颜、孔等特务连夜对这个不满20岁的女交通突击审讯，百般诱骗，严刑拷打，阿李始终装不懂话，不开口，只摇头。
　　5月29日，已得特务允许独自回家的郭潜回到联秘处，向庄祖方报告，他被捕头一天曾接到南委一份电报，因电码不清，没有译出来，昨夜在家再仔细翻查，原来是要他立即离开曲江，免遭危险等语，并将电报交出。庄由此断定南委已得到谢育才的报告，担心去大埔破坏南委会落空。但郭潜却认为，只要赶快去，还来得及。于是特务们就做着去大埔的准备。5月30日，郭潜又来向庄祖方献计。说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由香港撤退回内地，现暂住曲江附近的乐昌，应当先将他逮捕，迟了恐要走脱。庄喜出望外，立即将此情况告诉七战区联秘处秘书丁某。丁说，余汉谋司令长官早就向总裁（蒋介石）请求逮捕他。总裁指示，“发现他，格杀了事”。如今，有机会，先抓起来也好。庄听了感到不能同七战区联手捕廖。那样，功劳将被七战区占去，而且捕来就由七战区处理，和他的更恶毒的诱叛立功的企图大相抵触，因而不再和丁谈下去，说是“以后再研究”。转而找郭潜商定一个密捕廖承志解往江西关押的阴谋：根据郭潜知道的情况，廖在乐昌的住所是在一条狭窄的小巷中，汽车开不进去，廖也知道郭潜在南委的身份，所以，就确定由郭潜写一字条，“通知廖即日去桂林，疏散聚集在桂林的由香港撤回的进步文化人士”，并随字条送去旅费一万元，由一个特务伪装的交通送去，打算在廖去火车站时在车站附近秘密绑架，押到曲江即换车解往江西。这个伪装交通的特务，庄祖方要郭潜在同去的叛徒特务中挑选，郭竟一个也看不上，最后只好由叛变前曾在我党担任秘密交通多年的庄祖方亲自出马充当。当天下午，庄就率领李刚、黄鹤林、陈文卿等3人乘着向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借来的一部小汽车前往乐昌县。抵达乐昌，汽车停在廖住所的巷口，庄祖方令黄鹤林遥随其后，注意他所进入的户宅，然后独自敲门进去，见到廖后，送上郭潜的亲笔信，特别提出要他当天就去桂林。廖却说，要过一天才能去。庄只好暂时退出。黄昏时，庄祖方按照重新拟定的计划，又去找廖，隔着大门说钱丢掉了，求廖借旅费，趁廖开门时，李刚、陈文卿闯入，挟着廖便走，说是“奉蒋委员长命令来请你的”。庄祖方还和黄鹤林进入廖的住所，代取了行囊，并略施搜查，然后掩门而去。 　　在押往曲江途中，廖承志方知郭潜已叛变，对庄祖方的巧言劝降，不时报以轻蔑的笑声和严正的回击，使庄不敢再饶舌。车到离曲江五里的地方停下，庄祖方和李刚步行入城，去雇长途汽车押解廖承志回江西。当他们雇好长途汽车转回来时，看管廖的特务黄鹤林告诉庄，廖承志被一群宪兵抢去押进江心游艇里了。原来，庄祖方的行动，在七战区联秘处的眼皮下无法保密，战区司令长官为了争功就派出宪兵把人抢走了。庄祖方立即电告中统局，报告捕获廖承志的经过和七战区争功的情况，要求局里迅速取得蒋介石的命令，将廖秘押江西。果然不过几天，余汉谋接到蒋介石电令，将廖转交中统。于是特务们便把廖解到赣县，由冯琦亲自赶到赣县接手将廖押至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关在一独间暗室里。
　　1942年5月31日晨，庄祖方带着叛徒郭潜、颜福华和特务李刚等一行9人，乘中国银行的大卡车，由曲江前往大埔。路过兴宁县，他们先到驻在该县的国民党闽粤赣三省边区绥靖司令部，见到司令香翰屏，请求协助。香翰屏派出政治部主任林鸿翥带领6名武装人员一同前往。
　　6月6日，庄等搭乘汽轮去大埔县高陂镇，傍晚到达即将登岸时，郭潜看到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和交通员阿香正在登上去揭阳的拖船，就马上告诉庄祖方，庄即令李刚带两名特务赶上拖船将涂振农和阿香逮捕。随后，郭潜又带李刚、颜福华破坏了设在当地一家照相馆楼上的南委总交通机关，逮捕了总交通老林和同在该楼上的高陂中学几个学生。
　　郭潜在照相馆楼上继续守候。不久，他看见一位年老妇女来到楼上，就迎上前去，在她的提篮里搜得一信。郭认得是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的笔迹，急问她从哪里来。她不说，郭就残忍地殴打老人，终于得到了交信人的地点。郭就带着特务直奔那里，那是一家旅馆，在那里见到了张文彬。郭就冲上去抓住张，把张拉到旅馆门口，张大声呼喊：“这些人是汉奸！”庄祖方急令众特务把张拉上三楼，关进房里，然后又把涂振农带来和张关在一起。与涂振农一道被捕的阿香，只有十二三岁，也遭到特务的痛打，要她吐露情报。
　　当晚9时，庄祖方和林鸿翥带着特务和部队武装人员共17人，分为两路出发。一路由郭潜带路，李刚负责率领颜福华等共12人去离高陂镇不远的乡村抓捕南委书记方方；一路由庄祖方、林鸿翥负责，胁迫阿香当向导，连同特务杨元簇、罗卓明共5人，去大埔角大街上南委所设的商店搜索。天色微明时，庄祖方一路先到达目的地，强迫阿香叫门，一店员把门打开，便被逮捕；随后在楼上又抓住一店员，把这两店员反绑起来，监押在一房里。这时忽听得远处枪声，庄即与随行特务前去接应李刚那一路。只见李刚赤脚向街上跑来，其他特务也失魂落魄地狂奔而来，后面大批群众高呼“捉土匪”，一路追来。庄祖方吓得独自躲进街后一个厕所里伪装大便。林鸿翥只得摆出官方身份，用粤语大声叫喊：“我们是香总司令派来的。谁是乡长、保长，快出来，叫大家不要惊慌乱来！”群众才逐渐散去，林还想打电话调军队，但附近都找不到电话，乡长、保长又不见面，只好作罢。原来，李刚这些特务，包围了方方的住屋，凶神恶煞似的敲门。方方十分机警，手执铜锣，登上屋顶，敲锣大喊：“土匪来了！”群众就蜂涌而来，把特务们吓得要死，赶快返身逃跑。方方也就趁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庄祖方看到这一带群众觉悟甚高，认为继续搜捕方方已不可能，就立即返回高陂。在乡公所找到一个职员，把捕来的两个店员交其看管，限乡公所即日将这二人解往国民党高陂区署。他们也于6月7日下午5时回到高陂，第二天即走上回曲江的路程。路经兴宁时，庄祖方带着郭潜去见香翰屏，同时把南委总交通老林和阿香移交给绥靖司令部。在移交之前，庄祖方等曾对老林酷刑问供，甚至针刺指甲。老林虽遍体鳞伤，但始终不屈。
　　回到曲江，庄祖方接到冯琦催他返赣的电报，便于6月16日押着张文彬、涂振农回来，18日到达泰和，即将张、涂关入马家洲集中营。
　　去桂林破坏广西省工委原来也是郭潜提出来的，但由于要赶去大埔破坏南委，就暂时把这事放下了。不过，特务们也已经把这事报告了中统局。当庄祖方等回到泰和向中统局“报功”之后，中统局于6月底致电冯琦，要他带郭潜去桂林破坏广西省工委，并在桂林与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会见。冯琦因徐恩曾不满他和熊式辉的密切关系，对徐一直有意见，不愿去桂林和徐相见，便指令庄祖方前去。庄带着特务颜福华、陈文卿、刘群和叛徒郭潜于7月初到达桂林。随即会同广西省调统室特工，首先查明，在该市逸仙中学当教员的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正在学校里。庄祖方等便确定密捕苏曼及同在该校的省工委妇女部长等人。当天下午，庄祖方等便在该校将苏曼夫妇、省工委妇女部长及一个来串门的男子捕获，关押在该校食堂楼上，立即分别审讯，先行诱劝，苏等三人置之不理，然后乱棍殴打，亦无结果。
　　第二天，特务们又密捕了省工委的女交通，把她关押在一个山洞里，整夜诱逼，使她在半昏迷中供出了省工委书记钱兴的住址，特务马上前去逮捕，但钱兴夫妇已闻警逃走。
　　7月上旬的一天，郭潜在街上忽见省工委的彭某，便急叫同行的特务陈文卿跟踪。陈告诉郭，见彭进入一大宅院未出。郭便赶到住所向庄祖方报告。当晚，庄祖方派人将彭某抓到。在郭潜诱劝下，彭供出钱兴夫妇在越墙逃脱到他家躲了一夜后，今晨已乘车去曲江。
　　特务们再向苏曼等3人逼供，严刑拷打之后，又分别隔离审讯，用狡猾手段对他们加以离间，使他们互相猜疑。最后，他们都填写了“自首登记表”，但没有向敌人透露任何党的秘密。释放回校后，苏曼等知道上了当，一起作了反省检查，派人向组织报告，并一起上吊自杀，以死表示悔意。
　　
　　余波激荡
　　
　　江西省委和南委被破坏后，关入马家洲集中营的被捕党员大多数都坚强不屈，在囚禁的特殊环境中同特务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叛变投降的只是少数，在集中营里斗争的波涛激荡不已。
　　廖承志被捕后，我党驻重庆代表团立即向国民党方面严正交涉，要其立即放人。周恩来、董必武还写信给国民党立法院长、与廖家有世交的孙中山之子孙科，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出面营救。廖承志母亲何香凝也以国民党党国元老资格发电给孙科，要孙出面营救。孙科知道蒋介石对廖承志的态度，就只将周、董的信转给蒋，不敢表示自己的态度；同时又将何的电报转告与中统关系较好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亦未表示自己意见。吴铁城也不愿过问此事。这样，廖承志就被关押在集中营达3年多，直到1946年1月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时，在我党的一再坚决要求下，蒋介石迫于形势才无可奈何地同意释放。在这3年多的时间，廖承志以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巧妙的斗争技术，挫败了特务们花样百出的诱降逼降，使集中营里许多难友受到了教育。
　　张文彬身体本来就不太好，被捕后在集中营里长达3年多的精神迫害与肉体摧残下，英勇无畏、不屈不挠地为捍卫共产党人崇高的称号而斗争，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因病牺牲在集中营里。
　　粤北省委女交通阿李、南委总交通老林都为维护革命的利益，保守组织秘密，受尽酷刑，最后都惨遭秘密杀害。
　　刘国兴被关进马家洲集中营后，特务们想利用他去诱破其它几个边境地区拥有武装的我党组织。首先劝他自首投降。他悔恨交加，痛骂这些无耻的叛徒特务，特务便对他严刑拷打，但他仍坚强不屈。在集中营关押一段之后，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与中统特务争功，说他是“有武装的奸匪”，应当由他们“审理”。1943年3月30日，刘国兴被提解到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审理。这时，刘国兴身体已被摧残得不像样子，仍坚强不屈，慷慨激昂，痛骂特务叛徒和国民党顽固派，结果被判处徒刑十年。但到1944年冬，日寇从南昌进军，有进攻赣州迹象，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便将他秘密杀害。
　　涂振农关入集中营后，开始12个月，表现还好，没有叛变。冯琦在投敌前也认识他，就要涂的一个姓刘的老朋友来实施劝降。刘某来集中营“看望”他几次。不久，涂振农公然叛变，当了特务。江西解放后，他被逮捕归案。在审讯中，他供认，他的叛变是由于刘某劝降的一些话，打动了他。他说，刘某对他说，“你已经48岁了。共产党可能要胜利，但那是20年以后的事。你在这个鬼地方（指集中营）怎能熬得到那个时候。不如现在转过来，冯琦同你也熟，不会亏待你。你可以过个安乐的晚年”。这时，刘某已成为民主人士，统战部同志问他，涂说的是不是事实，他说，“我确是这么劝过他。但降不降是他自己的事，我不负责”。其实，让刘某去劝降本身，就是冯琦的一种心理战术。思想改造没有过关的不坚定分子就容易在心战中当俘虏。涂振农就是这类共产党败类中的一个。由于江西省委被破坏而引起南委等组织的大破坏，其中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坚持共产主义气节的问题。坚持共产主义气节，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甚至为共产主义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对于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来说，是一个最低的、最根本的条件，失掉共产主义气节，就丧失了做共产主义者的最低的、最根本的条件。同时，这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最高贵的品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下定决心，革命到老，改造到老，彻底改造世界观，把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在江西进行的猖狂的反共倒行逆施，使江西的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遭到彻底破坏，使江西在抗战时期，除上高战役由于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力支持而获得胜利外，其余战役，国民党军大都是在日寇进攻面前望风而逃。
　　这一阶段，国民党顽固派虽然在反共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这只能是短暂的局部的逆流，终究阻止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注：本文作者系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老红军。本文是他根据江西解放初期被捕归案的叛徒、特务的供词，调查人员的核证材料和有关同志的回忆，起义特务庄祖方的交待等材料综合而成。） 文章来自：全刊杂志赏析网(qkzz.net) 原文地址：http://qkzz.net/article/12784094-b1be-4b60-a0cc-dab2587a3682_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