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高多吃什么:赵美萍：用苦难书写人生

赵美萍：用苦难书写人生

陶建群

　　
　　她幼年丧父，随改嫁的母亲背井离乡。她只读到小学毕业，曾做过5年的采石女，在上海打工做过餐馆服务员，做过缝纫流水线女工……在常人眼里，这会被视为一部不折不扣的“苦难史”。可当赵美萍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很难将面前这个气质高雅、脑门大大、双眼充满睿智的女子和这段“苦难史”联系起来。
　　
　　命运坎坷，14岁的少女上山砸石头
　　
　　赵美萍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市农村，她的到来使婚后8年未育的父母欣喜若狂。然而，猝不及防的灾难的降临，过早而又彻底地摧毁了这个家庭的平静与温馨。1978年的一个夏日，她的父亲因患皮肤病去医院治疗，不幸被护士打错针药，未及留下一言便去世了。当时赵美萍只有9岁，正读小学三年级。
　　“父亲去世一年左右，当地有个无恶不作的地痞时时上门骚扰母亲，母亲不得已带着我和妹妹一路辗转逃到了安徽。”那段经历让赵美萍不堪回首。1981年，母亲嫁给了安徽芜湖市小荆山石矿一个采石工人。当时继父每月只有七八十元收入，房子是由石头垒起的，唯一让她兴奋的是有大米吃。
　　赵美萍的学习成绩一向优秀，到安徽后，她很顺利地插班上了芜湖市马塘乡平山口小学，后又考上了芜湖市重点中学25中，是全镇数十年来唯一考上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妹妹也要上学，两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家庭难以承受。快开学了，继父朝母亲吼着：“我真后悔娶了你，两个‘拖油瓶’拖死我了……”听着继父的吼骂，赵美萍心如死灰：不读书了！上山砸石头卖钱让妹妹读！晚上，她来到家门口的河边，将录取通知书放在水面上，流着眼泪看着它慢慢漂远。
　　辍学之后，赵美萍开始上山砸石头，她成了当地最小的采石女，当时还不满14岁。继父给她准备了两把铁锤，一把18磅，另一把10磅。还有铁锹、铁叉和铁耙，这些铁家伙成了赵美萍的谋生工具。
　　芜湖小荆山唯一值钱的就是石头，当地村民大都以砸石为生，赵美萍砸的是“碗口石”，就是碗口那么大的石头，每吨8毛5分钱。赵美萍每天抡着10磅或18磅的大铁锤不停地砸，如果放炮炸下的石头多，一天可砸4吨左右，挣到3块多钱。每天的两三块钱收入，一部分供妹妹读书，一部分供家人买米买煤，一部分供病弱的母亲治病。
　　赵美萍因为年纪小，抢不过别人砸石头，只好每天早上4点多钟就起床，跑到山上砸石头。等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她又去抢拖拉机。如果没有拖拉机运石头，照样挣不到钱。
　　石头换到钱，也给赵美萍的全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直到现在，她的双手骨节还比较粗大。砸石头的时候，她的掌心磨成了厚厚的老茧，针扎下去5毫米都不觉得痛；脸上的皮肤被毒辣的太阳晒得像非洲人一样又黑又亮；手上、腿上布满石头留下的累累伤痕。
　　在艰苦的砸石岁月里，唯一让赵美萍感到开心的就是读书。砸石头的间隙，别人在休息，她就拿一本书坐到阴凉处津津有味地读，书都是借的。她每天晚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日记，把从书上看到的名言警句记在日记本上。她认为，贫瘠的生存环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和精神也一片贫瘠。
　　为了看书，赵美萍没少和父母闹别扭。继父为了节电省钱，晚上等全家人一上床就拉电闸。一次，赵美萍用攒下的3块钱买了《宋词三百首》和《工笔画技法》两本书，没想到母亲很生气，扯过她手里的书就塞进了灶膛。她既委屈又伤心，第一次顶撞了母亲，说她愚昧。母亲扬手就打了她一个耳光，那个耳光彻底粉碎了她对家庭的热爱和留恋，她想到了自杀。“不怕您笑话，从15岁到19岁，我大概写过10封遗书，实施过3次自杀行为，但最后还是坚持活了下来。”赵美萍苦笑着，年轻的面庞露出了一丝苦涩。
　　
　　勤奋打工，发誓要做“师傅的师傅”
　　
　　1989年8月，19岁的赵美萍背着14本日记，随着老乡踏上了去上海的打工之旅。
　　赵美萍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个体餐馆当服务员，每月80元工资。因为不用风吹日晒，她还偷偷高兴。“我第一个月就给家里寄去70元，剩下10元买书和日用品。”她很珍惜这份工作，每天早晨6点钟骑车去买面条，煮面、洗碗、洗菜、配菜，干得用心极了，生怕老板不满意炒她“鱿鱼”。
　　结果却是她炒了老板“鱿鱼”。因为到上海后，她越来越发现，没有一技之长，很难在日新月异的大都市立足。她决定学一门手艺。正巧，附近有一家服装公司正在招工，她毫不犹豫离开餐馆，去服装公司报名了。
　　到服装公司的第7天，师傅让她缝一件小短裤，她把前后裆缝错了。师傅拎起她的“作品”，嘲讽说：“侬穿裤子是不是也不分前后？”她当时受辱的感觉特别强烈，想哭，也想反唇相讥，可最后什么也没表示，默默拆了裤片，重新缝。
　　还有一次，赵美萍不小心被飞快的缝纫机针扎了手指，针尖断在指甲盖里，师傅不但没有安慰，反而要她赔被滴上了血的布片。她真想大哭一场，不仅因为钻心的疼，更因为师傅的无情。但她没哭，她一边把眼泪往心里咽，一边咬牙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做师傅的师傅！”
　　赵美萍决定笨鸟先飞，她每天早上6点多钟就到了公司里，晚上10点多才回出租屋。回来后她还要读一些书，写点诗歌和日记，每晚总要熬到12点后才休息。在那段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恐惧和劳累她都经历过。她租着一间农家的厨房，每月15元租金。下雨漏雨，刮风掉灰，一次夜间回家还差点踩到盘缩在门后的一条大蛇身上。有天夜里下大雨，屋里到处漏雨，床上的被子潮湿冰冷，她无法入睡，只好抱着一包衣服在墙角熬了一夜。
　　天道酬勤，赵美萍“当师傅的师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年半后，因为表现优秀，赵美萍被提升为车间里的组长。3年后，她被提升为公司里的技术员。在艰苦的打工日子里，赵美萍仍然追逐着自己的文学梦。每月的工资，她给家里寄去五分之三，剩下的一份对付房租和伙食，一份买书，并尝试写作。
　　1994年，赵美萍开始向报刊投稿。在遭遇无数次的退稿打击后，终于有一天，她的一首小诗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得到了平生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她兴奋极了，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舍不得用掉。1994年夏天，《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很快她将一个打工妹的不幸经历写好寄给了征文组。没想到，最后竟获得一等奖。
　　此后3年间，赵美萍一边打工，一边写了大量的纪实故事发表在《知音》、《恋爱·婚姻·家庭》、《现代家庭》等杂志上。
　　同时，赵美萍在服装公司也每年被评为优秀员工。1996年，她还被上海市宝山区评为“优秀外来务工青年”。但是，她愈发感到知识的重要性。她报名参加了成人自考，读新闻专业。每天下午一下班，她就换3趟公交车从公司赶往杨浦区的复旦大学听课。晚上9点钟才下课，回到住处已经11点左右了。那时，她每天的睡眠从来不超过5小时。
　　就在同一年，赵美萍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编导陆兰亭老师请去做嘉宾主持。每周末上午10点30分，她准时在电波中与上海几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探讨人生。
　　
　　天道酬勤，“小学生编辑”成女作家
　　
　　在服装公司干得好好的，可赵美萍竟然不安分了，她选择了跳槽，转行广告业。到广告公司的第20天，她就拉到了第一个客户，是公司所有业务员中在最短时间内最先拉到业务的。虽然标的只有5万，但老板还是十分欣赏，当月就将原定的3月之内800元底薪加到1600元。不久，她人生中最大的转折来到了。
　　1998年，国内著名期刊《知音》杂志面向全国招聘编辑、记者，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3年以上工作经验和10万字以上的作品。
　　犹豫了两天，赵美萍最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尝试，要争取！她将自己发表过的所有作品复印后邮寄给了知音杂志社招聘办公室。当时她没敢写简历，怕他们一看简历就没兴趣了。半个月后，她终于等来了知音杂志社总编室主任的电话。主任问她的简历，她只好照实说：“我真正的学历只读到小学毕业。”说完，她就有点沮丧。以小学学历应聘名刊编辑、记者，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吧？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她接到要她去武汉面试的电话。
　　那天，和赵美萍一起参加面试的不是应届本科毕业生，就是其他新闻单位的主任记者，甚至还有作家、硕士研究生等。在5分钟的自我陈述中，赵美萍将自幼砸石养家糊口、到上海打工、自学写作等经历一一道来，最后她说：“虽然我没有进过大学深造，但是，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的经历就是一笔旁人无法企及的财富。”也许就是这番充满自信的自我介绍，打动了杂志社的各位老总，她被录取了。
　　从小学毕业的采石女到知名杂志的编辑，赵美萍的人生彻底改变。7年里，她无论被调到哪个编辑部，发稿量总是在前几名，每年至少去10个城市采访组稿。2002年，她被知音杂志社评为优秀员工，并分了一套130平方米的大房子。2003年，她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市杰出外来务工青年”，并将农村户口迁到了武汉市，成了一个真正的“城里人”。
　　2005年1月，赵美萍的纪实散文《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获得了由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鲲鹏文学奖大赛散文组二等奖。2005年6月，她的自传《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获得了“QQ·作家杯”文学大赛的特等奖和最感人作品奖。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赵美萍依然那么坦然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