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了还没有过女朋友:反抗一切父亲

                                   读卡夫卡的《致父亲》

　　卡夫卡的作品，不管是想像性的，还是记述性的，都是他的生命燃烧的产物，是他对生存刻骨铭心的心理体验的产物。故阅读他的作品，尤其是那些代表性的长短篇小说，往往让人感到主人公与父亲的关系难解难分，而且总是不令人愉快。这是因为卡夫卡在实际生活中与父亲的关系始终不正常，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他一生都在“强大的父亲的阴影下”生活，以至他感到“在自己的家里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何以如此？除了小说中的大量隐喻外，从他的许多书信日记中更可得到明确的答案，尤其是1919年写的那封3万5千字的超长信《致父亲》。这是卡夫卡与他父亲关系的一次总清算，并试图以此与他父亲彻底摊牌。已是晚年还这麽做，不禁令我们想起他在另一封信中写过的一段话：“我从小就被父亲战胜了，现在只是出于好胜心而离不开战场。年复一年，始终如此，尽管我不断地被战胜。”这可以说是卡夫卡畏父与审父情结的西绪弗斯式的绝唱。

　　卡夫卡与父亲的矛盾由来已久，究其原因，当归咎于父亲的家长式统治。这位文化不高却精明强悍的妇女时尚用品商店老板，靠白手起家，他需要家庭的凝聚力，却不懂得怎样教育子女，只会用命令、呵斥、怒骂甚至体罚等粗暴的手段要求孩子服从，却不考虑孩子的心理和性格特征。生性敏感的卡夫卡，从小就感到在父亲面前“畏首畏尾”，因而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使他的“独特性”受到“最后的判决”。难怪到了晚年卡夫卡仍对此耿耿于怀，在信中这样指控他的父亲：“你那卓有成效、至少对我来说从不失灵的教育手段不外乎是：谩骂、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说来也怪――诉苦。”卡夫卡始终都不能忘记，有时在寒冷的深夜也把他拽到阳台罚站。这类“家教”行为对孩子造成的心灵创伤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作者在信中指出：“您雕刻家的手与我这块料之间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从而导致“我在您面前丧失了自信心，换来的只是无穷尽的负疚感。”“以致我对其他一切都感到淡漠了。”这是赫尔曼·卡夫卡先生为父的失败。

　　但童年时期的父子关系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尽管方式方法不当，父亲总不会出于恶意，儿子长大后一般都会予以谅解。但卡夫卡的父子关系是永久性的，这需要从价值观的不同这一角度去审视二者的关系：父亲盼望的是一个能继承他的家业的接班人，而作为家庭的长子卡夫卡偏偏对此毫无兴趣，而只爱他的文学事业。可保险公司那个饭碗却严重妨碍他的写作，就好比在他“具有幸福天分的身体上挖掉一块肉”。因此卡夫卡很想得到父亲的经济支持，以便暂时离开一下岗位，专事此事创作，却被父亲断然拒绝了！但父亲要求他协助一个妹夫管理工厂的要求，也被卡夫卡断然拒绝了！基于同样的原因，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父亲也不能理解与支持儿子的愿望和要求，一再从门当户对的观念出发阻挠他的选择，甚至以一番“轻蔑”的话加以羞辱。对此卡夫卡不胜恼火：“我对一个姑娘作出的决定，对你来说就等于零。你总是（无意识地）以压倒的威势来对待我的决定能力。”

　　按照卡夫卡的一位共产党员朋友、诗人R.福克斯的看法，“卡夫卡是个具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个论断是否中肯另当别论。但卡夫卡同情下层人民却是事实。在这点上亦与父亲的表现发生冲突。父亲动不动“在商号里咆哮、咒骂和发怒”，骂患肺病的工人“活该不得好死”，甚至把职工称为“拿薪的敌人”。对此儿子很是气愤，予以反唇相讥：“不过在他们还没有成为那样的人之前，我就觉得您便已经是他们的‘付薪的敌人’了。”卡夫卡作为家里的长子，对父亲对待工人的这种行为“深感内疚”，不得不“低声下气”地来缓和工人与家庭的矛盾。在这方面，卡夫卡清楚地看到了父亲作为资产阶级一员的本质，正如信中指出：“您遵循的是这个阶级的价值观念。”

　　卡夫卡所生活的奥匈帝国（1860－1918）“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恩格斯）是它与普鲁士和沙俄结成“神圣同盟”，不惜用“大棒”手段竭力抵制欧洲的现代潮流。但经济上的现代潮流它是抵制不住的，故拼死在政治上维护其封建性的专制统治。接受新思潮洗礼的卡夫卡对此最为痛心疾首。他的这封致家父的长文，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篇讨伐他的国家“家长”统治的檄文。因为在他看来，无数象他父亲这类专制式的小家长，是按照他的国家“大家长”的模式复制出来的。你听：“您坐在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专制有如暴君”。“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征。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他们这个人，而不是他们的思想。”“有时我想像一张世界地图，您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仿佛只有您覆盖不到的地方……我才有考虑自己生存的余地。”而他的父亲是如何对待那些“大家长”们的呢？“一个皇室咨议之类的人便经常挂在您的嘴边”。“看到我的父亲居然认为需要别人微不足道的认可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我也是很伤心的。”这些言辞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的统治者特征与小民的心理。

　　卡夫卡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欧洲以德奥为中心的表现主义高涨时期。艺术革新、思想反抗与文化批判交织在一起。文化批判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所谓“父辈文化”的批判。这就是为什麽那时的许多文艺作品都把“代沟”作为题材或主题的原因。这有思想理论上的背景。当时的表现主义喉舌《行动》发表题为《论克服文化危机》（奥托·格罗斯作）的重要论文，文中把尼采和弗洛伊德看作未来反对父权权威而有利于母权革命的先驱者。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认为父子斗争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恒常现象。当时的卡夫卡正关注弗洛伊德的理论。1917年，他还曾与表现主义领袖和活动家们，包括奥托·格罗斯一起商谈过创办宣传精神分析学的杂志问题（后未办）。因此卡夫卡的这封长信可以看作是对这股文化批判思潮的一个回应。

　　信写成后，卡夫卡曾把它交给母亲转交。母亲为防止父子关系进一步恶化，未予转交。但卡夫卡的这封信显然不是为了写给父亲看的，而是写给全社会看的，首先是每个家庭的长辈、教师、青年工作者看的，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文学，更主要的是社会学、教育学、儿童心理学、人类文化学等。卡夫卡强调：“一切文学都是文献和见证。”这篇思想深刻、条理明晰、辞采讲究的书简无疑是他的这一美学观点的实践。它与鲁迅差不多于同一年代写的《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可谓不谋而合，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