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气短,总想深呼吸:《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译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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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 译者序言

 

    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一书的英文本于1963年出版，17年后(1980年)再版，其中文译本于1989年出版，19年后(2008年)再版。这一极其接近的再版时间跨度，也许可以表明这本专著的学术生命力。无论人们在这个期间对这本书的褒贬如何，该书所开创的政治文化实证研究的学科领域、以及提出的理论视角和方法途径都已经深深地影响和启发了几代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人。可以说，这是一本西方比较政治文化研究方面划时代的巨著，而且，也是一本对该领域研究具有引导指向性的学术成果。

    在研究人类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历史长河中，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曾经对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有不同程度的关注。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卢梭、蒙德斯鸠，以及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就一国国民文化特质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过论述，这些有关文化特质的论述和分析，大多只是基于知识界和思想家本人的主观观察和体会，与普通百姓对政治主体的态度、情感和评价并无直接关系。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弗洛伊德学派和行为主义学派的兴起，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对政治文化的探讨越来成为人们研究宏观政治结构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与过去人们对系统的政治思想体系、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情有独钟的研究相比较，行为主义学派更加关心政治行为和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动因。他们注重研究潜在于政治结构及其制度和权力运行背后的、与其有着某些千丝万缕联系的深层文化结构、意识形态要素和心理因素，并试图通过对人们的政治态度、可观察的内心偏好和情感的微观考察，来发现个体心理层面的这些要素对政治集体层面以及宏观政治运行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更具有说服力的实证性要素分析，来更好地解答宏观政治制度的问题。把政治文化从一般文化的概念中抽离出来，在对普通百姓的心理认知、政治态度和价值判断进行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来分析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和行为的关系，使政治文化研究成为政治学实证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延续至今，则与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研究成果密不可分。这一历经5年时间所完成的研究无可非议地成为这一开创性学科的奠基之作。

    阿尔蒙德本科和研究生教育(1928—1938)都是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西德尼·维巴则是阿尔蒙德在普里斯顿任教时的学生，其博士论文《小团体与政治行为》(1959)受到阿尔蒙德的指导，深受阿尔蒙德的赏识。1956年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系统》的一篇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①1957年他和维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开始了对5个民主国家政治文化和民主制度的关系的比较研究，1963年正式出版了《公民文化》。

    芝加哥大学的求学经历对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他1996年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民主研究中心作的《公民文化：背景、回顾和展望》的专题报告中回顾，公民文化研究的渊源可以回溯到20年代初。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主任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教授曾主持了一个“公民发展”(Making 0f Citizens)的研究计划，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战后苏联体制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这一旨在分析欧洲主要国家国民素质和如何进行公民教育、培训的计划，因为政治意图的主观性、参加学者传统与保守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个别学者政治立场的差异而功亏一篑。虽然以梅里亚姆的学术威望，该项目动员了当时一批有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并逐年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本项目最为关注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部分的承担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则因为政治原因未能按照约定和梅里亚姆的意见完成最终的书稿。进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政治行为的心理学和社 会学探讨刚刚起步。芝加哥大学开始给青年学生传授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调查方法等方面的科学方法论知识。有了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这批年轻有为的学子，已经不再满足仍然属于比较保守的、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知之甚少的师辈们的传统的和主观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希望能够在公民政治态度和文化研究以及政治社会化方面另辟蹊径。阿尔蒙德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阿尔蒙德公民文化研究的首要贡献是他的公民文化理论。他的公民文化理论是本书最引发争论的部分，同时也为后来者的不断研究探讨开拓了理论的想象空间。

    公民文化一词并非阿尔蒙德的独创，而是引自古希腊思想家。这一概念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是指公民的一种精神和美德，只有公民具有了这种精神和美德，才能使得民主政治成为一种稳定的和有效的政治体制。公民的这种精神和美德是稳定的和有效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概念深受古希腊思想家的影响。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公民文化不是一种现代文化，而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混合政治文化，它混合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既具有传统部族村落自我封闭的互信，又具有对统一国家和专业化中央政府机构的认同和忠诚，同时还有对现代复杂的政治系统和决策过程的参与意识和要求。公民文化理论所要探讨的核心议题是，为什么有的民主体制比其他民主体制更有效，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更有利于民主政治体制的稳定。其基本假设是政治偏好和认知倾向决定人们的政治行为，进而影响政治结构的稳定和变化。很明显，阿尔蒙德所选择的理论途径是从政治文化入手，通过辨别和分析不同国家政治文化模式的差异，来发现和归纳出稳定有效的民主体制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模式。该研究所选择的国家既有二战后民主运行比较稳定和有效的英国和美国，也有深受动荡困扰的民主国家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其研究方法是通过对5国公民政治态度和价值的抽样问卷和访谈来获取一手资料，以此分析政治态度和价值与民主制的关系。这种在微观政治学的个体政治态度和价值的分析与宏观政治学的民主政治稳定理论之间寻找某种因果联系的研究计划，在当时既充满想象力，同时也是极具挑战和风险的。

    为了建立可供分析的理论框架，阿尔蒙德和维巴首先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一 国人口中对政治主体(政府机构、官员、政党组织、政策决定等)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特有模式。然后，他们把政治文化模式分为村落地域型、臣民依附性和积极参与型三种典型类型。村落地域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culture)的标志是人们对自己属地的认同感强于国家的认同感，缺乏公民权意识，在认知上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参与政治；臣民依附性政治文化(Subjectpolitical cuhure)的特征则表现为，公民认为自己对政府产生影响的能力很有限，易于服从并对政治参与比较消极；积极参与型政治文化(Participantpolitical culture)是指公民对政治有密切的关注并有广泛的参与意愿和认知。

    在阿尔蒙德看来，三种典型的政治文化类型并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一个历史的演进和累积过程。这种演进和累积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替代关系，而是融合关系。在经验的现实中，每一种政治文化(除村民文化之外)都是一种复合体。例如，当臣民文化产生时并不一定排斥村民文化那种对以初级的和亲密的社区为中心的认同取向，而只是在世系群、宗教社区和村落的认同取向上增添了一个对政府机构特定的臣民取向。同样地，参与者文化的产生也不排斥臣民的和村民的取向模式，而只是臣民和村民文化中的一个附加层。所谓的公民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存在着文化的异质性和混合性，它是通过历史的演进和异质性的包容所逐渐形成的。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演进过程造成各国不同政治文化的差异，而每一种显著的政治文化类别特征(村民的、臣民的或者参与的政治文化)往往与其政治权力结构有关，如臣民文化与中央集权结构有关，参与型文化与民主结构有关。一个协调的政治结构可能是一个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结构。在这一协调的政治结构中，全体人民的政治认知，亦即对权威的情感和对政府及其政策的评价可能趋于赞成。

    当然，阿尔蒙德并不认为政治结构是一成不变的。正如政治文化的演变一样，政治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关系可以是协调的也可以是不协调。在政治系统的变化过程中，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彼此经常不协调的情况可能存在。特别是在文化迅速变化的过程中，政治系统可能是已经不再协调的系统，或者是正在由一种政治形式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系统。阿尔蒙德和维巴对5国政治文化的调查的理论意图就在于了解政治文化和政治系统关系的协调程度，以期发现一种维护稳定的民主制的政治文化。在阿 尔蒙德看来，5国中英国和美国的民主政治最稳定。通过调查发现美国尤其是英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系统性混合”的政治文化，即在具有显著的参与型文化的同时，仍然保留着村民的和臣民的文化要素。这种“系统性混合”的政治文化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说的公民文化。在公民文化中，参与型文化与村民的和臣民的文化是协调的，后两者的文化取向往往会限制参与者的政治责任并使其政治参与较为温和，从而便导致了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在这种平衡的文化氛围中，即存在着政治的积极性、政治卷入的热情和理性，但可能的过激政治行为也为消极性、传统性和村民价值的责任心所平衡。

    阿尔蒙德的这一“系统性混合”的公民文化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从文化层面阐释的温和稳妥的民主理论，或者用他后来的话说，“是一种民主的均衡理论”。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有利于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公民文化应该是既能够使过高的参与热情与政治冷漠之间达成平衡，又能使对权威的服从和尊重与主动和参与之间形成融合的一种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各个社团和利益群体政治动员和诉求各行其是，不会相继发生，对政治系统的社会压力可以得到调节，政治冲突的程度能够保持在政治系统免于崩溃的适当范围。

    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与亨利·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研究挪威政治得出的民主稳定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根据阿尔蒙德的回顾，埃克斯坦的思想对他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公民文化》的初稿就曾经得到过埃克斯坦的指点和建议。埃克斯坦对民主稳定的假设和观点深深影响到阿尔蒙德，并在他的久负盛名的专著《挪威的民主》(1966)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埃克斯坦认为，具有一种混合政治文化的民主政治系统更稳定。民主政治体制是明显的矛盾体、平衡的不一致的混合体。一方面，民主政府首先必须能够治理，他必须有足够的权力和领导力来作出决定。另一方面，民主体制还必须对他的公民有回应性，政府的精英必须要回应来自社会的要求和愿望。与公民文化相连的政治态度模式越是混合型的，就越适合民主系统。①埃克斯坦这一理论在阿尔蒙德和维巴对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态度调查研究中也有证实。

     《公民文化》另一个具有价值的贡献，是将当时产生的许多新学科的成果融合到了政治文化的研究之中，其中包括了公共舆论研究、宏观社会学理论、心理人类学等，尤其是抽样调查技术方法第一次引入了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众多的关于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虽然也有许多具有影响的成果试图解释文化与政治发展模式之间的相关性，但大多数研究还是围绕着国民性格、文化气质、人格文化或文化特质的分门别类和一般性人类学描述的层面。正如后来的批评者指出的那样，这种政治文化描述往往显得飘忽不定，空洞含糊，缺乏科学解释力。①相比之下，阿尔蒙德和维巴则试图将文化特征的描述与社会抽样调查相接合，通过更具有经验研究取向的舆论和民意调查来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尽管当时社会调查方法已被成功应用到美国投票行为和政治态度的研究，但把这种方法运用到跨国政治文化比较，仍然是一个开拓性的艰苦工作。

    《公民文化》提出的一些理论解释以及研究方法在六七十年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争论中也不乏许多尖锐的批评。主要的批评可以归纳以下几点。其一，某些现代化理论学者的批评认为，现代民主政治就是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参与权的普及，公民文化理论则过于强调消极参与和对权威的顺从，不符合现代民主的精神和现实。其二，一些政治发展理论的学者则批评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忽视经济发展水平(如贫穷、受教育程度和传媒发展程度)和制度制约因素(如政治参与渠道和政治信息传播的缺失)，仅仅以人们对政治系统的心理满意度作为依据，过于片面。其三，一些强调民主制度建设的学者认为，把文化作为自变量，把行为和结构看成是因变量，将人的心理倾向模式与民主政治的稳定挂钩，这似乎显得有些草率。对他们来说，公民文化更加可能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民主的一个原因。公民文化应该是证明民主制度良好的一个参照。其四，也有学者认为，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研究倾向于将一国的政治文化看做是相似的，类似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或者国家的特征。很少对一国的亚文化和社会冲突给以关注，忽略了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社会 分化的重要意义。其五，还有学者认为，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分析，将文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很少关注文化的变化。凡此种种，这些批评与当时学术界对文化研究途径开始产生普遍怀疑的氛围遥相呼应，致使政治文化的研究在70年代初开始处于低潮。

    然而，西方比较政治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并没有就此停顿。70年代一些研究发现，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文化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阿尔蒙德和维巴关于政治文化是结构性变量相对稳定的判断已不合时宜。1980年，阿尔蒙德和维巴主编出版了《重访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Rev ited)一书，10位作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和立场对20年前公民文化研究的学术得失和影响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评述。同时，该书对20年后5国政治文化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了再分析，修正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原先关于政治文化是结构性变量的观点，指出政治文化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可以对结构变化迅速回应的可塑性现象。该书中阿尔蒙德对20年来人们的批评给予了系统的回应。他把20年来人们围绕政治文化研究的争论归纳为三个主要问题：(1)关于政治文化内容的定义和具体说明的不同观点；(2)就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和行为如何区分的争论；(3)有关政治文化、政治结构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争论。阿尔蒙德对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了重新阐述，尤其是对他的公民文化理论中的“系统性混合”和均衡思想的理论来源和现实观察给予了详细的说明。①维巴在该书中也为公民文化一书在实证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对该领域研究的影响作了审慎的说明。公民文化的研究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缺陷，但它提出的一些假设和采集的数据，甚至于研究的缺陷，仍然给人们以新的思想启发和研究推动力。②

    就近二十多年来有关政治文化的研究发展与趋势来看，这些评价也还是中肯的。指责《公民文化》一书保守和僵化，忽视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特殊政治实践对公民态度的影响，70年代那场对该书的批判可谓是何等的尖锐。然而，这场批判并没有终结由该书开创的极具挑战的研究领域。相反，社会科学方法和统计调查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对公民文化理论缺陷的修正和弥补正成为近二十多年来政治文化研究复兴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例如，罗纳尔德·英格里哈特(Ronald Inglehart，1971，1977，1990)20世纪70年代末持续对西方后工业化民主国家大众政治态度和价值变化的延续调查研究，①拉塞尔·达尔顿等(Russell Dalton etal．，1984，1990，1994)对工业民主国家经济发展与民主基础转型关系的延续调查研究，②以及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m Italy，1993)对意大利不同地区文化与民主运行绩效关系的长期跟踪调查研究，③都可以说是《公民文化》这棵老树枝干上长出的新枝和硕果。

本书的重新出版，仍然沿用了1989年的译本，没有再作修改。19年前参加本书翻译的同事们多数已经成为学术方面的知名学者，负责校对的沈叔平先生已经作古。但当我受委托撰写本书重版序言时，我仍然能够感受到当年大家那种对学术追求的渴望和真诚，对译作精心推敲的执著和对学术的敬业。青年学者的赤子之心，昭然于眼前。现在重读这本书，依然欣慰译文能够基本忠实于原文的思想表达和分析阐释的原意。在这里，我谨以本文表达我对逝者的追思，对生者的感激和敬意。

 

徐湘林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