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健康的外阴是什么颜色:传记纪实：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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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四人帮”抓起来不几天，叶剑英同志让他儿子把这个信息告诉胡耀邦。胡耀邦除了祝贺叶帅和华国锋等同志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外，还请叶帅的儿子转告叶帅和华国锋三点建议：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应该说胡耀邦这三点建议，完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声，顺乎时代的潮流，合乎人心之所向。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左”的混乱，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澄清。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一发表，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还是一仍其旧。难怪已经濒于崩溃边沿的国民经济，不是整顿改革，而是工业方面搞洋冒进，农业方面继续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党的工作处于两年徘徊的局面；遍布全国的冤假错案不但得不到平反，而且继续出现新的冤假错案。
1977年3月，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重新训练干部。任命华国锋兼校长，汪东兴兼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为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中央党校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被康生把持了长达20多年、已破坏成了一个烂摊子。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胡耀邦只身一人(不带干部，只带一位秘书)前往党校就职，凭着真理在手，在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在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们的支持和配合下，在党校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下，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在这场拨乱反正的艰巨斗争中，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冲锋陷阵，建立了不朽功勋。
我们几位当时是中央党校的教师，对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的工作较为熟悉，现就所知，简要回忆耀邦同志生命中这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一、坚决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把埋藏很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康生揭发出来了
早在50年代，康生就以中央理论小组成员的身份插手中央党校，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和他的老婆曹轶欧(当时任中央党校短训班主任)以极左面貌出现，责难中央党校放走右派，使中央党校本来已经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更加扩大化。“大跃进”中，他对中央党校下放干部鼓吹空想社会主义，使个别地方农村社员拆散家庭，按男女分别集中住宿，吃公共食堂。1964年，把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诬陷为跟毛泽东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整，开展全国规模的大批判，株连了很多人。还说，凡是赞成“合二而一”的都不能作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次大批判运动，致使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知名学者孙定国被逼自杀，黎明被开除党籍，“文革”中投井自尽。仅中央党校就调出或遣送还乡100多人。1966年“文革”开始，康生、曹轶欧(当时任康生办公室主任)就在中央党校扶植造反派，煽动他们起来造林枫校长的反。康生诬蔑林枫是假党员，是在东北与彭真搞“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的人。“文革”中，康生还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党校一些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全校教职员工除康生扶持的造反派十多人外，全都“站错了队”。在康、曹的直接指挥下，造反派诬蔑老红军女战士胡莹是刘少奇与蒋介石特务电台的联系人，七斗八斗，把胡莹同志斗成了神经分裂症患者。曹轶欧说：“岳昭这人不好(指当年在短训班工作时不完全听她的话)”，造反派就演绎成“岳昭这人很坏”，把他隔离审查了几个月，致使岳投湖自尽。1966年8月，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康生密切配合，立即让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组织人员写揭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中南海。分别编印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广为散发。组织大批判写作组为林彪、“四人帮”摇旗呐喊。江青带着这个写作组和北大、清华两校的大批判写作组到天津，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带来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这两个大批判写作组，都是我的写作组。”康生还在“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批周公阴谋活动开始的时候，亲自出题目，“柳下跖痛骂孔老二”，让唐晓文撰文，影射攻击周总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康生还诬蔑中央党校的盖子又深又厚又大，他指的是刘少奇担任过中央党校前身——马列学院的院长。他还胡说，中央党校几任校长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是修正主义的大染缸，是里通外国的黑据点，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络站。他过去对中央党校的十六字教学方针(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增强党性)是极力推崇的，如今却一反常态，说它完全是修正主义的教学方针。他在“文革”中与林彪、江青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对杨献珍、林枫两个校长残酷斗争，把他们关进监狱，并诬陷他们是杨家党、林家铺子，株连了党校教职员工很多人。最后把全部教职员工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康生对他扶植起来担任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造反派说，你们下去搞斗批改，或者说斗批散也好。军代表说：五七干校就是无期干校，让你们在这里呆一辈子也可以。康生还把中央党校的校舍几乎全部拱手奉送给林彪的干将黄永胜，作为总参的一部分办公用房和家属宿舍。中央党校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四人帮”垮台了，但由康生一手扶植起来的造反派仍以中央党校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的名义掌握着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路线不清，是非不明，盖子仍然捂着，康生的阴魂不散。
1977年3月9日，胡耀邦与中央党校部分同志见面，就表示：中央决定我来党校工作，我感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党中央的领导，依靠党校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做好工作，我是充满信心的。他还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揭批“四人帮”，党校也不能例外。相信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是会把这件大事抓好的。胡耀邦正是凭着这种决心和信心，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用整风会议形式，发扬民主，开展工作。经过几个月时间，一面积极准备开学，一面狠抓揭批查运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人主张把造反派头头隔离起来审查，胡耀邦为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说服大家不要那么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促使造反派头头不能不承认在“文革”中干的许多坏事。但是，造反派头头还是要找一个避风港、保护伞。他说：我这些错误活动，都是向康生同志或曹大姐请示、报告过的，他们都是知道的、同意的。这时，“四人帮”已被抓起来将近一年，但康生的问题还是没有揭露出来。所以直到1977年9月3日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上，还有人提问：对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的问题，究竟能不能揭批。胡耀邦当场明确回答说：“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者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他又谨慎地说，对康、曹提意见，要限于在党内会议上，要把材料及时上报中央，不外传。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对康生没有什么说法，加上“文革”期间，中央党校红战团有人要调查康生问题，立刻被打成反动组织，红战团几个负责人被投入监狱关起来。有个教员写了批评康生的大字报，立即被戴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罪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还乡，监督劳动。李广文(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党校工作)贴了一张揭发康生在王、关、戚问题上耍两面派的大字报，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收监审查。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怎么会不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心有余悸？所以整风会议上揭发康生、曹轶欧问题还是很少很少，很不深刻的。因为造反派头头还可以把康生作为他们的避风港、保护伞。
1977年12月8日，哲学教研室几个同志经过商量，派一个同志去见冯文彬(时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请他征求胡耀邦同志意见，同不同意他们贴揭康生盖子的小字报。这个同志对冯文彬说：“康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而又隐藏很深，我们不揭开康生的盖子，不仅中央党校的揭批查运动深入不下去，全国揭批查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深入不下去。现在中央对康生没有表态，而且有人还要保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到不给耀邦同志惹麻烦，打算不贴大字报，而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而贴在16楼室内走廊墙上。16楼是教务处所在地方，学员常来常往，能看到小字报，这就能把康生问题端到全国去。不知耀邦同志和文彬同志认为这样做行不行？”当天中午，冯文彬经过征求耀邦同志意见，回答这位同志：“耀邦同志讲了，贴康生的小字报这件事，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位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态度就是对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我们决定贴出去了。中央如果怪罪下来，责任完全由我们来负。”下午，由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五人署名的第一张揭发康生的小字报贴出来了。标题是：《×××(指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主要揭发所谓“康老路线”与江青(“四人帮”)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这张小字报有意贴在16楼一层走廊西头南墙上。几小时后，接二连三又有人写小字报，挨着第一张小字报往东贴，第二天、第三天……陆续又贴了几十张小字报，小字报从16楼的走廊一层南墙转到北墙，转上二层的楼梯，再转到二层走廊南墙、北墙，再转上三层的楼梯，到三层以后转入会议室。观者络绎不绝。胡耀邦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对身边的秘书梁金泉说：“听说16楼贴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好得很呀!咱们去看看吧。”梁秘书劝他不必去，说小字报底稿都会收集上来的，可以看到全部内容。有些学员知道了，奔走相告，晚间还有人打着手电筒去看。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地、司级以上干部纷纷写信、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开始揭发康生。这个信息迅速传播到全国之后，各地也开始有人向中央打报告，揭发康生罪行。中央党校的小字报内容，通过《情况反映》及时向中央常委作了报告。
在铁的事实面前，原来说康生好话的中央某些领导同志，这时也不再为康生说话了。华国锋主席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于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是在中央党校不追究康生、曹轶欧的罪行，就不能彻底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搞不下去。所以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还是连续召开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曹罪行。范若愚、韩树英、陈方华等17位同志发了言。主持这次揭批会的冯文彬同志最后说：发言的同志和在座的同志都是历史见证人。事实证明，康生是“文革”中搞破坏的罪魁祸首之一。党校长期不团结的根子在康、曹。我代表校党委宣布：康生强加给中央党校的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的大染缸”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都应全部推倒，康生在党校制造的许许多多冤假错案必须一一平反昭雪，给受害者恢复名誉。校党委决定将康生、曹轶欧犯罪事实呈报中央，请中央审查处理。会议开得很严肃、热烈，群情振奋，都说这不仅是中央党校有历史意义的事，而且也是全党全国的一件重要的事。
1978年底，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他此时已调任中央组织部长，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共同整理出一份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这个材料揭露了在“文革”中被康生点名诬陷的共603人。其中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家主席、副主席33人；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8人，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91人；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以上共计337人。其余266人中，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这个材料由胡耀邦带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许多老同志看到后，无不感到极大义愤。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由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立案审理，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康生的正义审判。
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纠正过来
胡耀邦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当务之急是拨乱反正。一是党要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二是要有一大批坚决执行正确基本路线的干部。“文革”中把大批好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下来的冤假错案也骇人听闻。拖延下去，民怨沸腾，对党和国家损失太大。但要清理、甄别和平反冤假错案谈何容易啊!胡耀邦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赤胆忠心，凭着共产党人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硬是冲破重重困难，打开了为全国冤假错案平反的局面。
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正是胡耀邦大无畏精神的突出表现。
如前所述，中央党校在“文革”中是重灾区。“文革”前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加上康生“左”的流毒，整人之多之凶是全国知名的。1980年，国防大学有位教授听了中央党校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介绍后，感触很深，便写了一首五言诗(因事隔十九年，凭我们记忆，有些词句与原文恐不一样)，其词曰：“全国大气候，‘左’得吓死人。藏龙卧虎地，细皮嫩肉身。频繁搞运动，学府多冤魂。平反清材料，三百六十斤。”也就是说，经过甄别平反，销毁的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竟达三百六十斤之重，可见当年积案之多，沉冤之重，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胡耀邦到校后，一面狠抓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一面非常重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首先是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领导小组，设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专门机构，着手进行甄别工作，“文革”中被打倒的一大批领导骨干很快被解放出来，并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成为推动揭批查运动和筹办复校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件工作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抓住了康生这个罪魁祸首，所以“文革”中被他点名批判，被定为“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组织成员”以及“坚决执行十六字修正主义教学方针”的，约占全校一半的干部群众，就顺利、自然地平反解放了，恢复了名誉。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不愿意或不敢涉及到“文革”前的问题。有个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干部(“文革”前担任过副校长，此时担任政治部主任)，对一个在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时被定为留党察看二年、“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同志说：“文革”中给你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给你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1964年给你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鉴于这种情况，冯文彬与胡耀邦商量，提出毛主席一再讲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胡耀邦明确地说：“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什么条件下定的，不管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于是得到校临时党委同意后，再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上述这个同志1964年受到的留党察看处分也平反了。从1977年夏天算起，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党校有步骤地、认真细致地对163个案件和1358人(包括当年的学员)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并作了善后处理。这项工作进行得坚决、迅速和彻底，可以说在全党、全国是走在前头的，起了示范作用。
与此同时，胡耀邦同志身在党校，放眼全国，为几十年来，由我们党负责的冤假错案的彻底平反而奔走呼号，首先在全国制造舆论。他到校不久，就动员党校青年教员杨逢春撰写呼吁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杨逢春说：“我不熟悉党的干部政策呀。”胡耀邦说：“我请叶扬、陈中(当时中央党校的老教师)帮助你。”在胡耀邦同志具体指导下，根据耀邦谈话的精神，他们三人经过调查研究和精心撰写，又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共同讨论，由他们三人署名、耀邦定稿的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在1977年10月7日(“四人帮”被粉碎一周年)《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在全国首先向“四人帮”在干部问题上的罪行发起严正迅猛攻击的文章，正确分析了全党干部队伍状况，阐明了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指出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强加于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文章针对性、现实性极强，充分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发表后有如久旱后的甘雨，震聋发聩，受到全国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报社、作者和有关部门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一万多封感谢信和支持信，来信表示完全同意文章的观点，要求中央切实平反冤假错案。有的信中说：“我们看文章时，全家人哭了一个晚上。我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这么多年，觉得这一下子我们有希望了。《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党中央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两个月后，党中央调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到任后，与中组部的同志们一起，冲破重重困难，为平反全国的大案要案呕心沥血。他在多次讲话中都指出落实干部政策决不是可有可无、可做可不做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坚持原则的问题。一句话，是关系到是不是按照党章来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问题。
胡耀邦继组织上述那篇文章之后，陆续指导中央党校那三位作者，一连又写了五篇文章，反复阐明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对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及时的、有力的引导。
三、在中央党校首先提出用实践来检验所谓“三次路线斗争”。在邓小平、罗瑞卿、杨西光等许多同志的支持下，组织和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开“两个凡是”这个精神枷锁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耀邦同志一贯的思想，在党校复校后的教学工作中，他强调贯彻这个思想。他最早提出哲学课和中共党史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1月设置的哲学课，把学习重点放在认识论，着重批评了“文革”十年中的个人迷信取代了实践检验，以权力标准、语录标准代替实践标准的做法，学员们感到思想上取得很大的启迪和收获。
1977年夏天，根据党的十一大的指导思想和文件精神，党中央给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一个任务，研究所谓党的第九次、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研究“文革”中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问题，研究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起草了一个讨论提要，由于起草的同志多年受左倾思想禁锢，思想很不解放，这个提要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仍然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正确，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未能跳出十一大政治报告的框框，在“刘少奇”前面还是戴着“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大帽子。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12月2日，在校党委专门召开的扩大会上，他说：“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这个不行。”“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有些文件受林彪、‘四人帮’干扰就错了，就是错的嘛!我们搞党史研究工作，对“文革”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不能照抄照搬现成的东西，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惟一标准，否则就不是科学态度，不是研究了。”12月26日。他在去掉了刘少奇三顶帽子的提要稿件上批示，这份材料发下去，意见分歧，可能发生在对刘少奇的错误这个问题上，不过不要紧，议论纷纷有好处嘛。三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根据耀邦的几次指示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最后由耀邦审定。1978年4月，完成共四万多字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作为学习党的学说课的讨论提要,发给全校八百多个学员和几百个教职员，全校一千多人各抒己见，严肃而热烈地讨论了十天。提要中对“怎样进行研究？”作了明确提示：首先指出了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三条原则，即：第一，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第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第三，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其中，重要的是第二条。在第二条中，提要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为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在讨论过程中，有好几个小组的学员质问：“这个提要为什么对刘少奇不写叛徒、内奸、工贼？”有的更严厉质问：“谁给你们权力摘掉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有的还问：“这个提要为什么不提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但是，大多数学员还是觉得开阔了思路，对“文革”中的许多错误做法、错误说法纷纷提出质疑，形成对被十一大重新肯定的“文革”禁区的强有力的冲击(那时还不具备彻底否定“文革”的条件)，很重要的是大家对以实践作为检验党内路线斗争是非的标准特别赞成，这次讨论为不久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准备。不少学员在大讨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校时便写了心得体会交给他的老战友、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当时协助胡耀邦办《理论动态》的孟凡同志，希望通过他转请耀邦同志指正。以后在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发现和正确处理胡福明的文章，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问题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一个人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但是倡导“两个凡是”的人，根本没有听进去。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只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把钥匙，才能彻底解除“两个凡是”的理论武装，打开个人迷信这个精神枷锁。然而个人迷信是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要破除个人迷信在当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历时三年多，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的主帅和强有力的支持者是邓小平，它的直接发动者和组织者是胡耀邦。
1977年7月15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了一个内部发行的五日刊《理论动态》，每期送给全国地司级单位。这个刊物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导读者去思考问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党政军领导干部中产生了积极作用。1978年，党校高级班学员杨西光毕业后，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发现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很重要，即和编辑部的马佩文、王强华、张义德等同志反复修改了几次，指明要更加针对批评“两个凡是”(后来定稿时，并未出现“两个凡是”字样，实际上内容是完全针对“两个凡是”的。)又让胡福明自己修改了几次，然后请孟凡转告胡耀邦，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准备在《光明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发表，但内容尚不成熟，他希望能得到耀邦同志大力支持，并请《理论动态》的同志们帮助修改，最后请耀邦同志定稿，先在《理论动态》上内部发表，然后《光明日报》用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胡耀邦完全同意，说当然支持。(事后，在耀邦同意下，杨西光和孟凡分头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系全文转载，新华社发通稿。)胡福明的文稿送到党校后，由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责成当时也已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文稿的孙长江修改，吴江说：“把你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吧！”实际上，后来孙长江是在胡福明文稿上作了许多改动，在理论方面和引文方面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增强了针对“四人帮”论点的现实战斗性，经吴江修改后，送给胡耀邦。5月6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成员在他家里讨论，由他最后定稿。胡耀邦说，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一定要仔细推敲，理论上、政治上都要做到无懈可击。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按预订计划，第二天《光明日报》用特约评论员署名全文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也发了通稿。以后，全国大多数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
但是，对此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有人甚至还给坚持实践标准的人扣上“砍旗”的大帽子。5月13日下午，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到他城里家中开会，跟大家研究了《理论动态》近期的几个选题。他认为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绝不会让灾难的历史重演!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止不了。真理越辩越明，我们必须写这样一篇文章，讲清楚这个辩证法。后来(1978年6月30日)《理论动态》第72期发表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同一天《人民日报》以署名“岳平”的形式发表此文，7月2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对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回答。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已揭开序幕了。“砍旗”之说甚嚣尘上，当时党中央分管宣传口的负责人在会上公开指责此文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还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巨大压力下，会不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呢？如果没有邓小平、罗瑞卿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理论界、新闻界的密切配合，没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拥护，这场讨论完全可能夭折。
这次大讨论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是邓小平。他说，他事前并不知道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争论很大，才找来一看，果然写得很好，理论上、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嘛，也并不存在“砍旗”嘛。接着，他就在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了正面回答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砍旗”的责难，吴江(孙长江协助)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写好后，他寄了一份打印稿给《解放军报》负责编辑工作的熟人姚远方，同时也送了一份给胡耀邦。胡耀邦感到有人已经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下了指令：“下不为例”，不准再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种文章，怎么办呢？据当时他的秘书梁金泉回忆，他在屋里来回踱步．沉思片刻就对梁金泉说：“有了。找罗大将支持!”胡耀邦立即写了一封信，附上吴江的文稿，让梁金泉坐汽车亲自送到罗瑞卿家里，得到了罗瑞卿的支持。
有人或写文章，或发议论说，“实”文发表后，在“砍旗”责难的巨大压力下，胡耀邦沉默了，甚至退缩了。吴江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过程中，耀邦不再过问了，显然不符合事实。
与此同时，华楠、姚远方也向罗瑞卿报告，编辑部收到吴江此稿。罗瑞卿本来就反对“两个凡是”，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他3月间读了《人民日报》张成写的《标准只有一个》，5月间读了《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就布置《解放军报》要大力宣传这个问题，所以看了吴江这篇文章，便决定《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
1981年9月25日，耀邦同志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曾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一篇文章做了很多修改，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参加，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定稿，罗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六次电话。”耀邦这段话说明，吴江文章的发表是他和罗瑞卿反复商量过的。
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和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消息。省委书记杨易辰根据实践标准肯定地作出结论说：“文革”前的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原省委的夺权，否定了毛泽东对原省委的批评，实际上是用事实表态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观点。
杨易辰首次表态之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9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信访工作召集人会议上讲话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10月3日，中央办公厅有个副主任不准把胡耀邦这些话写进会议文件，理由是：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压中央吗？他还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他甚至说：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五不怕，不对嘛。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那样了。
这位副主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实践标准，反对邓小平、胡耀邦和杨易辰等人，地地道道显示他是一个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思想僵化的人的典型，但是他的高论并没有阻止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继续进行。
《人民日报》继8月4日报道黑龙江省委支持实践标准消息后，到12月上旬先后又报道26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军区、各兵种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消息，报道了理论界、大专院校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消息。
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们并不认输．还继续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他们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挑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这次会上，陈云同志用实践标准提出了彭德怀等一系列重大案件和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要求为这些同志平反，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那些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受到严肃的批评，尤其是对康生原来的秘书李鑫，以“两个凡是”为幌子捂盖子表示了很大的愤慨，要求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样，经过面对面的争论，胜负已成定局。这是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斗争的决定性大胜利。
回顾1978年，正是中国历史大转折、拨乱反正的峥嵘岁月，要反对“两个凡是”，破除个人迷信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必然性。只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把钥匙才能彻底解除“两个凡是”的理论武装，打开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这也是必然性。而必然性是要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场斗争是由谁来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说，在何时何地采取何种形式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偶然性。但是，辩证法教导我们不要忘记，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它的必然性。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首创用实践标准来观察历史和现实问题，并作为重点贯穿党校的哲学、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各门课程，组织来自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党的高、中级干部进行深入的学习、研讨，就必然使久经考验、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杨西光这样的老干部受到启发教育，所以他就能以战略眼光发现胡福明文章的重要，就要求胡耀邦支持；他还取得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的密切配合，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确实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声有色、不同凡响的，这才引发了一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讨论。这是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
四、把中央党校办成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恢复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很多，很繁重，而他把最大的精力是放在准备复校后的教学工作上。清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平反冤假错案，都是为了弄清队伍，解放干部，提高全校教职员工的思想认识，也是为复校作必不可少的准备。跟总参交涉，请他们退还校舍，做好后勤方面的工作，都是得到了党校同志们的积极参与，冯文彬和临时党委的同志们则努力协调。耀邦同志认为，开学后教学工怍的好坏，关系到能否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轮训干部、提高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大事。他经过反复思考提出来的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方针、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和方法，提出要以整风精神进行学习，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针对性，集中到一点，都是为了完成关系中国命运前途的、党在目前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就是：旗帜鲜明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首先是坚持以邓小平提出的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为指导，从党校的性质、任务出发，针对“文革”由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党内思想混乱和作风不纯的具体情况，提出中央党校的办校宗旨和奋斗目标是：要使中央党校成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成为恢复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为了使大家牢记这个办校宗旨和奋斗目标，耀邦同志还把这两句话写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制成两块大牌子，醒目地挂在大礼堂的讲台上两侧。在一次欢送学员的毕业典礼上，他希望学员今后在工作中将此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
其次，规定了一些重大原则和措施。例如：提倡自学为主，读原著为主。学原著的目的，是要求学员准确而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不至于受林彪、“四人帮”、康生之流任意歪曲的欺骗。自学为主，是要求学员认真读书，独立思考，联系实际，融会贯通，达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目的，养成了这样的读书习惯，终生受用。当然，由于马列著作有的书比较难读，所以党校教员还要针对书中的要点、难点进行一些必要的辅导，他们与学员住在一起，欢迎学员随时质疑、探讨。
为了正确理解马列原著，学校让各教研室提出必读的和选读的参考书目，编成《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共100万字，作为教材。其中马列原著，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有关同志与中央党校有关教研室的教员一起，重新校对了译文，改正了一些译得不准确或表达得不恰当的地方多处。这本教材的选目，耀邦亲自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经过多次讨论才定下来的。为力求书目定得妥当，他本人还尽量挤时间读了其中不少篇章。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这是继承延安整风的好传统、好学风。50年代党中央批准的中央高级党校教学方针也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康生反对这个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复校后重申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提倡独立思考，实行“四不主丈”，鼓励大家讲真心话：自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斗彭德怀以后．特别是“文革”以来，由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和国家的民主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党内党外形成了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这就是大家不讲真心话，大会发言、小组讨论，都按照报纸上宣传的口径讲，惟恐说走了嘴，招惹是非。这不仅对个人的思想、工作的进步，而且对健全党内外的民主生活、端正思想作风、顺利进行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都是极其不利的。这是1957年以后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左，以至发生“文革”的原因之一。胡耀邦进校后，在开展揭批查运动的整风学习会上，宣布“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整黑材料)装(档案)袋子。大家解除了思想顾虑，畅所欲言，议论纷纷，这对分清思想是非、路线是非，效果很好。所以开学后即把“四不主义”推广到学员中去。胡耀邦向学员们说：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发表点不同意见，动辄得咎，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是司空见惯的事，那时有不少干部把进党校学习视为畏途。这种状况如不根本改变，什么开动脑筋想问题，活跃研讨空气，发扬独立思考精神，都无从谈起。由于过去历次运动把人都整怕了，所以宣布“四不主义”，就有人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搞“阳谋”、“钓鱼”？还有人说，即使胡耀邦同志真心实意实行“四不主义”，但将来说不定谁再搞一个什么政治运动，不听你胡耀邦的。虽然现在不装袋子，但可以装脑子，那时候强迫大家回忆材料，互相揭发检举，我们还不是照旧挨整。这些顾虑是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实际工作中得到真正解除的。经过实践检验，“四不主义”不久就取信于人了。1977年秋天开学后，高级班有位姓谢的学员认为，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妥，应该提“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为纲”，或者干脆提“以生产斗争为纲”。他的理由是：既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就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频繁地搞政治运动。不少学员听到后，感到惊讶，认为他这说法跟中央的提法不一致；少数人还建议开支部大会批判他。学校领导坚决不同意这样做，重申了“四不主义”是要保证大家独立思考、讲真话的道理。1977年11月间，理论班学员杨廷贵在一次党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中央1976年的四号文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四人帮”搞的鬼。粉碎“四人帮”后，现在的党中央做了很多工作，但在纠正这个四号文件的错误问题上，态度是含糊的，方法是消极的。他用大量事实证明了四号文件的错误。1978年4月，杨廷贵又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三月间华国锋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凡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都要维护，可是，天安门事件的“两个决定”，过去大张旗鼓地宣传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这怎么维护？党的十一大还把“走资派还在走”那句话写在文件上，这是什么意思？全党要整党整风，我看政治局首先要整风。捍卫毛主席的旗帜，要真正捍卫正确的东西，根本的东西，不能什么都捍卫。他的发言，实质上是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潮。在真理标准问题还未展开讨论的时候，这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时党校编有内部材料《情况反映》，作为一个下情上达的渠道，在取得学员的同意下，把大家的意见、建议，包括杨廷贵的上述发言，都编进《情况反映》上报中央，杨廷贵和大家一起，又都照常地投入学习。1978年初，有位学员在讨论会上联系实际，对本省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批评。没过几天，省领导对他爱人说：“你老公在中央党校讲了些什么？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爱人很快给他来信，称：你在中央党校瞎说些啥？你的发言，省领导都知道了。你别忘了“文革”中我们过的苦日子，以后咱能保住那每月二百多元的工资，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了，再也不要去捅乱子。冯文彬知道后，在一次全校学员大会上揭露了以上事实，大家听了都很激愤。接着冯文彬郑重宣布：“对过去的事，既往不究，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请中纪委来检查处理。因为反对“四不主义”，是反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问题。”这一来，学员真正相信中央党校的“四不主义”是动真格的，不是“钓鱼”，不是搞“阳谋”。一时间形成了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为了完整地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党的方针、政策，学校设立了哲学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党史党建教研室和语文教研室(后来又陆续增设了几个教研室)。胡耀邦一进校就狠抓教师队伍的建设，注意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要求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精神实质、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到自己血肉里去。要求他们解放思想，有理论勇气，敢于拨乱反正。他还从各省、市、自治区及大专院校调入了一批教员，充实中央党校教学骨干。胡耀邦分别到各个教研室跟教师们座谈，给他们指出讲课要着重讲什么问题，怎样讲才有吸引力。如要求哲学课一定要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讲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讲好。要求党史、党建课一定要实事求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原理来分清是非，总结党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地阐述党的历史和党建学说，等等。
胡耀邦在担任或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在每期学员开学或结业的典礼上，或传达中央重要会议精神时，对学员有多次讲话。这些讲话，阐明历史新时期党面临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勉励学员在新形势前必须努力学习，踏实工作，端正党风，体现了耀邦是反腐倡廉的坚定战士，给学员很大的教育和鼓舞。1985年7月15日，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的结业仪式上，对当时大家已感到的严重的党风问题，耀邦尖锐地讲了这问题，并且举例说明。他说：一次在武汉，干部们坐的吉普车掉在江里，群众见了都漠然不去救护，可见我们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到了什么程度!多么令人痛心和必须高度警惕!接着他说，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端正党风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礼堂一千六百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报以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不久，一些人钻改革的空子，以权谋私。一天，在中央党校来自全国各省市主管教育的书记、副书记的研讨班结业式上，胡耀邦拔冗赶来出席。他讲话就请大家掏出笔记本记录，说：现在有两股风，一股是在职的一些领导干部利用他们的权力，一股是已经离退休的老干部利用他们的关系、影响，这两股人由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倒卖钢材、倒卖汽车牟利，这两股风必须坚决及时刹住!这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出的决定，请你们回去认真传达，就说这是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不要等中央的文件了。
如所周知，后来耀邦亲自批示，对几位高干子弟严重违法大家感到棘手的问题作了处理。
为了及时了解教学效果，胡耀邦除亲自听一些课、参加一些学员的小组学习讨论会外，还多次利用晚上时间（他为了能多与学员接触，住在校内，周末才回城里关东店的家)，找学员开座谈会，了解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及时解决。学员有意见就当面或写信告诉他。如有一次关于辩证法问题的讲课，教师没有讲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有个学员听了不满意，就写信给耀邦提意见。耀邦立即批复，认为这个学员的意见很对，并转告教研室，这样的问题应该讲，不该遗漏，每门课结束后，耀邦要求教研室作出总结，从理论高度不断探索干部教育、党校教育的规律。
除教学工作外，耀邦同志晚间不回家，邀请学员到他校内住所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以及各方面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征求学员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然后报告中央，供中央参考。有位学员鉴于耀邦同志对党的工作的真诚态度，临结业离校前主动要求耀邦听取他对党的工作的意见，耀邦因为忙，便约定在这位学员离京前，去他城里的家中谈话。
这一时期，在耀邦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学员的学习自觉性、积极性非常高涨，每天入夜，每个学员楼总是灯火通明，差不多都要到十二点左右才熄灯休息。大家都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刻苦学习理论，苦苦思索着在“文化大革命”后，如何治理严重的创伤，如何总结经验，拨乱反正。实现四化大业和民族复兴。学校担心的不是学员学习纪律松驰．而是学员过于劳累，所以经常提醒大家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健康。那时全校真正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是中央党校历史上又一个春天。
中央党校学员对这些年在党校的学习是满意的，根据党校保存的记录，第一期八百多学员，经过几个月学习后反映：一、感受最深的是党校风气好，大家敢讲真心话，党校真正在努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二、党校工作同志都有一种真诚为学员服务、向学员学习的精神，耀邦同志深入到学员中间，150多个高级班学员，他都认识并谈过话。三、对党校教学计划和安排也很满意。特别是强调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大家觉得收获很大。四、能听到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和首都许多专家学者讲课，这是在地方上很难做到的。
耀邦同志不仅大力抓好中央党校建设，而且也十分重视地方各级党校的建设。他亲自代中央起草了《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要求地市以上的党校都要恢复，有条件的县党校也要很快开办，轮训各级干部。他进校后，不断接见各省市来的党校工作人员，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如十六字方针是否正确，对党校历史上的工作如何评价，都做了明确的回答。1979年底到1980年初。召开了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会议形成了纪要，指出：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中央发布《关于办好党校的决定》两年多来，各级党校相继恢复，轮训和培训了大量的干部；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抓住了拨乱反正的关键，在宣传、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方面，都努力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会议要求党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坚持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实际上是原来的十六字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在以后的党校教育中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耀邦同志的基本观点是各级党校要成为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培训干部的学校，中央党校可以在教学、科研业务上起指导作用，但不能由中央党校来直接领导各级党校。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党校的积极性，发挥党校的整体功能。
当然，胡耀邦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一再指出，我们决不能自满，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甚至缺点、错误的地方。例如，学习中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还不能给大家满意的回答，后勤管理上的某些环节还很薄弱，等等。耀邦同志严格要求，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总是寻找工作中的不足、缺点，永不自满，这种精神也常给党校工作人员和学员以教育和鼓舞，力求把党校的工作做得更好。
耀邦担任或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五年多时间里，中央党校共办了七期党的中高级干部轮训班，三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多期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研讨班、部门班，新疆和西藏民族班，以及与中央机关、国家机关、部队、北京市合作举办了三、四期部分走读班，学员人数共达17，838名，相当于“文革”前中央党校学员总数的2.6倍。这些学员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撒在全国各地、在改革开放中建功立业的革命种子，他们在中国历史大转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选自：《纵横》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