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便变细且排便困难:余世存：关于托夫勒的笔记

五柳村转自余世存的blog2007年07月18日

关于托夫勒的笔记

一．
　　尽管未来学在中国落户多年，但这一门学科并不怎么景气。它的被接受情况还不如中国传统的江湖算术，它的描述并不激动人心，它的预测也终属子虚乌有。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都曾想搭上未来学的班车，以对我们的时代社会开出药方并断言诊后的超常健康，但多无济于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许多预言、承诺，后来大都落空。满怀希望的“80年代的新一辈”不得不让位于“新的人类”。社会制度“不会饿死人”的优越性也变脸成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政治人物翻两番的预测在数据的帮助下虽然实现，但对现代性的乐观不得不让位于今天的小康话语。学者专家们发现，对社会制度转型的预期在等待中恍然惊觉，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先于制度定型……
　　所有这些关于一个时代及其未来的描述，都落后于时代的变革，落伍于大众的期待甚至眼光。以至于未来学在我们社会里的声名并不很好，在很大程度上，它跟江湖骗子差不多。于是，80年代文化启蒙时期，由各个领域的学者参与进来的未来展望，到后来，成为无人问津的园地。学者们开始“本分地”坚守自己归属的领域，“思想淡出，学问突显”，学科分立也分裂。而关于未来，甚至当下社会的描述，就成为学者们回避的内容，成为他们“共谋”嘲弄的粗浅之物，成为只有野狐禅、巫师、江湖骗子一类才喜欢的东东。甚至大众们，对教育、新闻、出版等现代体制虽然多有不满，但他们仍承认了这些体制的霸权，他们的进升之路也依赖于这些体制的规定。
二．
　　从知识的本性来说，一个社会的知识状况如此发展，倒是实证这个社会不幸地处于无明之中。是的，即使在托夫勒的笔下，第二次浪潮中形成的强大的利益集团，即大工业化的政治集团、教育集团、金融集团、公司集团、新闻出版等集团等等，对第三次浪潮的“财富”生成极尽打压之能，但后者所依赖的人及其知识仍有着“革命”的愿心和力量。后者从未有过驯服于第二次浪潮的管制和奴役之中。文明的发展，不仅解放过暴力和资本对人的统治，尽管暴力、资本长久地压抑过人，使人生活在漫长的无明状态里；而且正在救济知识对人的异化，使人从知识和信息的海洋中脱颖而出，使人的生活明亮起来。
　　托夫勒光大了未来学的意义，在一些人眼里，托夫勒几乎就是未来学的象征符号。他给定的描述框架多有参照作用，他预言的社会发展也多有言中。甚至可以说，他参与推动了80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热潮。第三次浪潮的概念，在当时的中国不亚于今天的全球化、超女、网络等等概念。甚至在1983年10月，北京的一次政治会议上，有人呼吁人们应该研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概念。“据说有些领导人担心这样做可能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畴，就直接找到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征求他对这次会议提议的看法。胡耀邦的回答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党内有太多的同志害怕新的思想。’”
三．
　　托夫勒的新作《财富的革命》则是他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一次描述和展望。这本书跟他以往的书一样，建立在对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新闻、教育、家庭和个人等领域的变化之上。这是对当代人类社会的总体性描述和总体性解释。
　　在托夫勒笔下，革命性财富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它完全不同于农业时代的财富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不同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基础及其生活方式。在今天，以美国为首的人类财富革命时代，经济、权力甚至大众娱乐等等一度称霸天下的神祇，已经“众神归位”，都属于一个更大体系中的一部分，而人类的文化个性、宗教和道德观念等问题重新推到了前台。
　　我们处于一个变动的时代，未来的一切都不确定，有待探索。但托夫勒的探索却是从当下的人类现象出发，透过愈演愈烈的社会变化速率，托夫勒提醒我们，财富观念，甚至我们人类的生存观念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个人是否意识到这些，但社会的财富观念变化却有几个基本原理：时间原理，财富产生机制与财富本身的“失同步化”现象；空间原理，财富的流动性，高科技术的发展，使得空间不再构成障碍；知识原理，即知识是财富之源，而非对抗性的知识影响了我们的财富获取。
　　托夫勒阐述的时间、空间和知识的原理并不新鲜，我们在其他几次浪潮的社会里也曾跟这些原理相遇，只是我们很少将其抽象出来，并运用于创新的生活。比如“失同步化”现象，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人们也同样在为这种现象焦虑不安。一种财富跟它产生的机制如此不协调，使得人们除了“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就是反抗，推翻那种机制。而知识原理问题，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非对抗性知识才可能为财富的生成、收获创造自由的空间。对抗知识下的社会，比如一个农业时代的村庄，四五千村民的收入所得远比不上一个工业时代的市民所有。一个知识人创造的财富之所以高于农民、市民创造的财富，关键在于他们处于不同的知识体制之中。
　　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原理中，托夫勒没能强调的是人，虽然他已指明进步或进化中的人类作用。如果我们把他阐发的原理中的“财富”一词置换成为“人”，可能更有利于我们把握“财富的革命”。即时间、空间、知识何以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形，土地、资本、权力、生产资料等何以会让位于革命性的知识财富，关键在于人，人是最活跃的因素。“失同步化现象”对第三次浪潮中的人来说感受强烈，但对民工、大学生来说，同样如此，他们想成为自己，跟实现自己的社会机制之间完全处于矛盾、非同步状态；而一旦社会机制有所开放，他们在空间的流动就极为自由奔放；同样，并非如农业时代的权谋思维理解的那样，今天的人们只有处于非对抗性之中，他们才能成就对方从而也成就自己、丰富自己。
　　如同很多论者指责的一样，托夫勒没能建构出财富革命中，人的责任、权利、认同。说到底，工业时代的技术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等革命的完成，只是少数国家的事，大多数民族国家远未能完成这些基础的工作，其国家主体跟民族个体之间的知识对抗仍是一个未解的问题。而在第三次浪潮为主的社会里，个体跟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也是有一个不曾有先例解决的问题。托夫勒流于现象的描述，他是一个玩转万花筒的高手，能给我们描述万花筒里的一切变化，但他代替不了我们对于万花筒的感受。
四．
　　20多年过去，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从本质上说，我们的社会依然处于托夫勒描述的“三个世界”里：“一是‘第一次浪潮’覆盖的人口。这个世界居民是九亿农民，这些生活在第一次浪潮中的人们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他们当中很多人恐怕是受到入世冲击最大。二是第二次浪潮所覆盖的人口。人口总数约三亿，他们是生活在城镇，属于大生产的工业化社会。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人口，据国家计委的分析，这部分人口比较少，约千万人。我把他叫做‘第三次浪潮’所覆盖的人口，是信息时代的人口，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口。”
　　尽管如此，中国仍魔术般地变化出极为丰富的物质产品、极为繁荣的都市生活、极为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如同印度被称为“世界的办公室”，中国也被人称为“世界工厂”，但中国的远景能否成为人们的愿景，仍有待人们提供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总体性说明。对于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里的不变因素，也有待于人们寻找原因。
　　就是说，对这些时间里的变化，人们一直希望给予解释。对于作家、学者，人们希望他们能够给予解释，人们不希望他们也让世界处于未定之中。无论是中国崛起还是中国威胁，都反映出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是国际社会的焦虑。在托夫勒所有的研究里，最深刻的，莫过于他洞明这样一种人性的危机意识，即人类心理深层结构难以适应因不断加速的创新而迅速变化的生存环境，即使人类创新导致的生存环境的变化速度大于人们所能容忍的速度。而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巨大的人类社会变迁面前，对变迁的描述和解释，将会多少能够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
　　这种对人类社会生存的总体性描述和解释，最初是由宗教、道德来完成的，到了工业时代，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等等填充了空白。今天，这种人性人心的需要再一次出现空白，而外部世界的变化愈演愈烈。这可能是未来学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的背景。托夫勒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也力图进行解释，但他仍承认，这种总体性危机超乎了一切人的想象。今天人类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尚未能做好应对这一总体性危机的准备。
　　托夫勒眼里的万花筒是以美国为主体的，因此，他对万花筒那种新奇式的描述和想象并不切合于我们。他对总体性危机的描述也侧重于美好的一面，那种“我们所生活的时刻真是奇妙无比”的一面。他虽然也经受过失业一类的艰难生活，虽然对文明前沿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但他似乎永远不曾有人类经验在人心惟危上的负重，永远不曾有诗人那种肩荷地球重担的“严重时刻”。因此，对于总体性危机也好，对于中国、伊斯兰世界这些局部的亚文明形态的危机也好，他都少有直面相撞的时候。他的笔轻轻带过，就给读者以新奇美妙的童话享受了。
五．
　　作为未来学大家，托夫勒自有独到之处。他意识到人类知识总量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也明白人类坚定不移地通过个体和整体扩大这一总量规模的努力，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呼唤人们回返、认同、寻找集体的感觉，而是无情地嘲讽前几次浪潮残留的统治集团；重要的不是人们已经生活在各种知识、信息的碎片之上，而是人们借助于各个知识碎片仍在离心飞去。“我们所有的人（不论是个人、公司、组织和政府）都面临着一次最疯狂、速度最快的旅行，而这次旅行所驶向的未来是任何前辈们都没有经历过和想象过的。”
　　托夫勒的言路常给人往而不返之感，他似乎在知识的爆炸里乐此不疲。这跟农业时代的圣人们“绝圣弃智”并不相同，跟工业时代的民族国家认同也并不相同，他完全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欢迎人类社会的日新月异。他对这个时代的总体性描述也是立足于个人，他并不担忧美国，也不忧虑人类是否能够度过危机。这种态度也很耐人寻味。我们知道，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多出于集体形态之上的权谋术变，多自以为立足于对抗性知识中的计高一筹。后者不出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逻辑知识，其功能往往并不能作用于国家之外，而实在地对付了自己的同胞和家园。
　　阅读托夫勒的作品，他那种对时代的信息网罗无遗的能力给人印象较深。实际上，这不是托夫勒的专利。在未来学、战略学、社会学的诸多大家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对知识、信息的处理所共有的态度。那是一种对人类知识的包容心。这跟第三世界的理论家们有着较大的差别。在第三世界的网站、理论阐述、专家队伍里，处处可见对异己异端的屏蔽，处处可见他们对知识、信息的主观选择，最可叹的就是，一些天真的理论家们凭借极为干枯的信息就建构起庞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或爱国主义生活方式。
　　面对总体性危机，托夫勒是从个体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寻找未来的线索。这是一种自己做主的参与当下社会和未来的方式，预言参与了预言的实现。但前现代社会的子民并不如此，他们看到社会上刚冒出的一点儿丰富性，比如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街舞、喇叭裤、文化衫，到超女、闪客、一夜情，他们的心理、神经就受不了了，他们不敢想象未来，他们只想纯洁现在。他们不曾是自己的主人，能以成熟的理性、心智看待社会的一切变化，并能襄赞这些变化，使社会更和谐、更完善。
六．
　　有论者批评托夫勒式的预言超越了文明的因果逻辑，这一批评并非有力。没有人能逃脱因果关系。那些离心而去的个人、公司、组织和政府不可能离开文明，不可能离开他人、同类，即使以反美国自居的恐怖分子也不会一辈子住在山洞里，而想离开地球到其他星球上定居的人也不是为了自绝于人类。
　　我们担心托夫勒等人跑得太远太快，速度快于我们容忍环境变化的速度。他们要逃离因果，飞上天去？这不可能。事实如此，第二次浪潮的人类文明对大自然的无情破坏，是以眼前的直接因果关系掩盖了更长远的因果关系，使人们终于看到了地球的脆弱比原来的估计更严重。已经发生的高新技术来证实了：人类的触觉和改造宇宙的思想正在抵达银河以外的星空，以及体积小到千万亿分之一厘米、存在时间短到百亿亿分之一秒的微粒子，因此，因果关系已经伸向很远很远……但是，他们不仅终究会回来，而且他们一直跟我们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就像农业时代的居民对自己的孩子逆反、离家出走的反应：疯了几天，仍会回来的。托夫勒们虽然不是那孩子，虽然意识到人性的总体危机，但他们仍在因果之中。即使他们斩断众流，了结因果，这仍是一种因果。
　　这种新的因果观仍以古老的因果关系为基础，“所作不失，未作不得。”财富的革命，说到底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因果观。即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一个人凭借知识或对他自身生存的自觉性，能够获得一种更文明的生存财富。这一点儿，尤其值得处于“三个世界”多重包围中的我们三复其意。的确，想想那些农业时代的居民，他们的生活已经不能自足，面对身边的工业时代和知识社会的居民，他们的人种、面相甚至日渐退化；想想中国无数城市的居民面对“失同步化”的财富，可望不可即；我们可以理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群反而易于自认为超脱了因果，他们永远活在一种好地狱了，他们做稳定了某种位置了。
　　对因果的超越建立在其他人的基础之上。只有其他人被强行压制在眼前的直接因果链上，如温饱的患得患失、如安全的匮乏，才会有人超脱这种直接因果，进入一种高远的因果序列。托夫勒的《财富的革命》不过把这种因果观更直观也客观地呈现给我们了，未来消除不了贫穷，但是贫穷也在更改它的含义。每一个后来者，都可以看成是这些贫穷的集合。如果他处在贫穷的序列里有所自知，那么，他的跨越之路可能不在于搭便车，而肯定在于“教育”，一种关于文明和自身的认识。对一国来说，赶超工业化或知识化的发展战略，也不在于“招商引资”地搭便车，而在于提高一国国民的教育水平。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没有这样的努力，那么，人也好，国家也好，就仍然处于无明的因果循环里，而不是第三次浪潮的财富革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