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专门卖杯子的店:张绪山：腿间物与政治

 ——人体政治学研究之一 　　政治与人类的存在相伴始终。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虽然各族各国间或出现过女人主政的时期，基本上是男权统治的历史。儒家圣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说：“食色，性也”。作为男人身体上的重要器官，腿间物具有两种功能：一是保障种类的繁衍，一是供给个体愉悦享受。人是作为社会成员存在的，每个个体之人在社会中所承担的政治角色不同，也相应地获得与社会角色相对等的待遇；作为人体一个部件的腿间物，天然地随着个体之人的政治角色获得相应的政治享受，如前近代社会的纳妾制度中，纳妾的数量多寡是与社会地位成正比的；同时，荷尔蒙分泌造成的推动力，又使性事反过来成为支配不同政治角色下个体之人的最根本性的力量之一。不同政治角色的性事与政治活动的密不可分，在以“人治”为特征的社会制度下尤为明显——大人物的性事足以影响国家的命运。 　　一、性享受是许多冒险家与革命者发难的动力之一 　　中外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社会事件的发难者，差不多都打出诸如“为民请命”、“救民水火，解民倒悬”之类的旗号，并由此而获得民众的相应和支持；但在实际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丰收前景，永远是潜在的具有不可抗拒力的莫大诱惑。所以，对每一个冒险家，发难的动机恐怕远非如口号那么简单，其个人野心掩盖下的感官享受，总是其铤而走险的最大驱动力，而对于性事享受的追求，则是尤其突出的感官享受之一。在冒险一旦得手，整个国家就成为个人可以任意享用的私家财产的巨大诱惑下，对性享受的追求就分外具有刺激性。 　　鲁迅说过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阔气”的秦始皇之所以对刘邦和项羽具有莫大的诱惑力，以至于生出“革其命”的迫切冲动，恐怕不是简单地由“为民请命”的崇高使命所驱动，而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威福，子女，玉帛”——权欲、性欲、物欲——的满足与享受才是最主要的动因。可以说，性享受是刘、项发难的最大动力之一，其他造反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历史上的英雄，有些是颇直率而少虚伪的，他们并不掩饰追求“大事业”的目的就在于满足感官享受，尤其是性享受。赫赫有名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说：“英雄的伟大就在于不断开疆拓土，不断增加权力，尽情享受美味佳肴和少女美色”；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说：“人生最大的乐事莫过于战胜和杀尽敌人，夺取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乘其骏马，纳其妻妾”。东西方的这两位功业盖天地的大英雄，几乎以同样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见解，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看来，无论何样了不起的人物，对“美色”和“妻妾”享受的强烈追求都是相同的。在这些不世出的大人物那里，性享受始终是其轰轰烈烈大事业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 　　在生物学意义上，古人今人其实没有区别；性事属于人的生物学特征，意识形态这种社会现象根本无法改变其运行规则，无法从根本上隔断性享受与政治的关系。这是古今不变的规律。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了不起的政治人物，也是敢于正视人性的率性之人。据孙中山的日本密友回忆，他曾向孙提出“您最喜欢的是什么”的问题，孙中山回答，一是革命，二是女人，三是书籍。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提到，孙中山对伊藤博文自吟：“醉枕妇人膝，手握天下权”，伊藤甚以其风度为然。二者的说法虽稍有不同，但对女人的爱好却是共同的。实际上，孙中山身边的确是美色不断，一生享尽艳福。如果不是顽固坚持儒家传统的“为尊者讳”的丑顽训诫，那么我们就应该敬佩孙中山的坦荡；将革命、女人与书籍并列为爱好，置为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以高调相标榜，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姿态，高谈“道义理想”，足见其人格不俗，不是人们常见的那种巧言令色、言不由衷的虚伪政客，惯以高调欺人自欺的伪君子。 　　二、性事影响历史进程且决定政治家的日常行为 　　谚云：“人是理性动物”。这话强调的是人类理性的可贵，不过，既是动物，不管理性多么发达，其动物本性就不可能因理性的存在而消失。政治人物为性事驱动而导致国家灾变的实例，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特洛伊战争就是好例之一。特洛伊王子巴里斯屈从自己的性欲望，诱拐斯巴达国王的美丽王后海伦，不惜用特洛伊全城做赌注与强大的希腊联军抗战，终于导致国破人亡。李义山诗《北齐二首》：“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所吟诵的主题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皇帝高纬因性事而亡国之事。据记载，高纬宠爱淑妃，与此妃的性事甚是热烈。淑妃名小怜，原为北齐皇后婢女，貌美，喜着戎衣，甚得高纬欢心。北周军入侵时，晋阳失陷，正在围猎的高纬欲率军南下，但小怜恃宠撒娇，硬要再猎一围，致错失反攻时机。后高纬反攻晋阳，北周军渐渐支持不住。就在齐军攻破城垣之际，高纬突发奇想，下令停止攻城，想让他的性事伙伴小怜目睹大军破城的情景，不料小怜正在梳妆，良久未毕，致使守城的北周军得以喘息，抢修城防。待高纬带小怜并马在高地观赏攻城之战时，北齐军右翼稍作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惊呼：“我军败了！”高纬不知内情，迅速撤离战场，以致军心动摇。结果，北齐军兵败如山倒，北齐终于灭亡。 　　南唐后主李煜本不是治国的材料，相反倒是文艺天才和玩性事的高手，但生于帝王家的不幸迫使他无奈地成为帝王，结果与小周后的性事玩得兴致正高时，竟成了亡国之君。与众不同的是，此人竟然在亡国之后还舞文弄墨，吟出流传千古的名句：“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好一个文采风流的亡国之君！竟以流光溢彩的华美词章，将亡国与性事连在一起，为之涂上一缕浪漫色彩，可叹复可怜！更可悲的是，作为亡国之君的李煜，面对宋太宗赵光义强加给小周后的性事——《熙陵幸小周后图》可以为证——敢怒不敢言，只能缩起头来当乌龟。 　　明清交革之际，吴三桂的降清更是性事影响历史进程的典例。据说，起初吴三桂曾有意转向李自成一边，他领兵赴京朝见李自成，走至永平沙河驿时，遇到从京城逃出的家人，吴三桂问：“我家里人好吗？”家人说：“被闯王抄了。”吴三桂说：“没关系，我到后就会归还。”又问：“我父亲好吗？”答：“被拘捕了。”吴三桂说：“我到后就会释放。”又问“陈夫人（陈圆圆）还好吗？”答：“被闯王带走了。”此时，遭李自成性事侮辱的吴三桂勃然大怒：“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随后，掉头打回山海关，以明朝大臣的身份，向昔日的宿敌清军递去了请兵书，希望多尔衮“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这性事激出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常被后人解读为吴三桂为了名妓陈圆圆，将大汉江山出卖给了满清，但在我看来，此事在根本上，是李自成打到北京城后，他本人及其同志在革命已经成功的幻觉下，不由自主地放肆于性享受，硬是强取豪夺，折取他人园子里的花卉，以非法手段剥夺别人的性享受，从而将攸关国家命运的力量推向了敌人阵营，断送了业已到手的江山。以李闯及其同志在革命初成之际表现出的对性事的高涨热情，江山稳固后李闯权力集团必定是一个热衷性享受的团伙，在糜烂程度上较旧集团断不会好到哪里去。 　　性事支配帝王在位上的举动。开皇九年（589年），隋军大举伐陈。杨广为行军元帅，高颎是元帅府中的长史。建康被攻克以后，高颎先入建康，俘陈叔宝。杨广垂涎陈叔宝宠妃张丽华美貌，派人驰告高颎勿杀张美人，留归己享用。高颎熟知杨广的德性，明白留下张美人满足杨广性享受会给隋朝政治造成不利影响，所以，为绝后患，斩张丽华于青溪。杨广闻之，忿然作色道：“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从此对高颎衔恨，后来杨广践祚，诛杀高颎，与这性事结下的怨恨关系甚大。 　　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是以反抗暴政起家的，他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起时，曾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口号相号召，但后来的行为证明，那不过是发难时举起的幌子。定都南京后，洪秀全终于原形毕露，追求奢靡享受的面目暴露无余，对性事的痴迷可谓前无古人。据《江南春梦笔记》记载，天京天王府中，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208人；24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两类共计1168人属妃嫔；另有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60人各辖女司20人，合计为1200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尽兴享受性事11年，在荒淫颓废中耗尽精力。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是对性事钟情不倦的典型人物。他自己对此直言不讳，晚年曾写过一首自况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唯有好色似英雄”，并他多次坦言：“平生无憾事，惟一爱女人”。张学良晚年曾对当年的不抵抗行为进行辩护，但就其当年在性事上的糜烂程度，人们无法相信性事对其政务、军务没有影响。当年（1931年）马君武有《哀沈阳》二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恐怕不是完全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张学良晚年移居美国，但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腿间物，仍有风流韵事传出，不时惹得赵四小姐醋意大发。由此而论，青春年少时节荷尔蒙分泌正盛的风流少帅大快朵颐于性事而耽误政务、军务，似乎一点也不奇怪，颇可理解了。 　　三、限制权力主体的性特权应是宪政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十分明白性享受在最高权力控制者那里带来的祸患。商朝的灭亡被归于纣王狐媚惑主的美女妲己；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一笑而数次烽火戏诸侯，终至亡国败身；唐明皇宠爱杨贵妃，致使朝纲败坏，酿成安史之乱。但发人深思的是，传统的道貌岸然的历史教训中永远是，帝王的恶行都是女人惹的祸。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受指责的永远是女人；“红颜祸水”观念支配之下，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如何限制帝王对性事的冲动。其实帝王贪婪美色才是根本问题，关注帝王的性事乃是根本。 　　然而，在传统中国政治中，性享受体现政治特权。皇帝在性事上享有的特权最大、最多，而且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故宜然。故皇帝的性事最多，也最为人羡慕。三宫六院，美人成群，无不关乎性享受。汉朝的宫廷女子穿开裆裤，为的是省却皇帝临幸的麻烦。白居易《长恨歌》：“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帝王的性事在诗人的笔下竟成了千古传诵的风流美谈，不知羡煞古来多少野心家！明朝末年做过皇帝梦但未能如愿的张献忠，不仅杀人嗜好超迈前人，就是在性事上也花样翻新，他的一个发明是让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内晃荡。可以说，在性事上，被某些现代人物称作“农民领袖”的张献忠，一点也不逊色于历代帝王，毋宁说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性事高手。 　　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国家政权中枢控制权大致以三种形式传承：一是家天下以家族血缘关系实行垄断性传承；二是享有共同特殊利益的政治组织实行垄断性传承，三是拥有公民权的全体国民参与国家管理，国家权力（包括最重要的中枢权力）对全体国民开放。这三种政权控制形式大致对应于宗法皇权专制制度，集团专制制度即一党专政，及公民（民主）政治。 　　前现代社会的权力传承，尤其是中枢权力的传承，即皇权或王权的传承，基本上是以皇帝（或国王）的腿间物为中心向外扩展：长皇子之所以具有优先继承权，乃是因为他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距皇帝（或国王）的腿间物最近；而外戚及其家族之所以有机会参政，则是因为他们通过自己家族的女人接近了皇帝（或国王）的腿间物。 　　一党专政是前现代社会向近代社会公民社会的过度形式。党派的形成，最初基本上是取决政治利益，但党派利益的维护需要党派集团的稳固，而党派利益的稳固最有效的手段无疑是姻缘结合，所以一党专政即党国体制下，政治运作的必然结果，是以性事将整个集团串通起来，以保持权力在本集团内传承，最终导致政治集团的特权化与封闭化。这一特点尤以政治集团的上层各家族为最突出，也最为明显。李敖研究国民党组织的特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国民党根本不是政治学上的一个政党，反倒是民族学上、人类学上的一个典型内婚制的大家族，一个靠生殖器串连出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正因为是由生殖器串连起来的一家人，所以，我们可以随处看到他们瓜蔓出来的血亲和姻亲……这样子串连来串连去的今古奇观，便是国民党‘吾屌一以贯之’的床上功夫，而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李敖：《论国民党的“生殖器串联”》，见《中国性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第74页）所谓的“生殖器串连”与我所说的“性事运作”乃是对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表达。李敖所揭示的“生殖器串连”现象，普遍盛行于世界各国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 　　现代公民社会的权力（包括中枢权力）向全体公民开放，任何人不能垄断权力，以性事为手段来达到权力垄断，自然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近代以来，君王的神圣性逐渐被剥去，其“人”的欲望得到充分认识，人欲造成的恶性成为宪政制度加以防范的重要内容。克林顿获得罗兹奖学金在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时，曾经对最要好的一位女友说：“政治赋予了政客们太多的权力，因此，在美女面前，政客总是情不自禁地心生邪念，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但愿我将来不会变成这个样子。”这话听起来仿佛出自一位圣人之口。可是一旦他成为总统，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腿间物，终于闹出与女实习生的性事来。可见，一个人后天养成的高尚理想与品德，无论如何也管不住为生物运动规则所决定的腿间物骚动。孔子曰“未闻好德如好色者”，此之谓也。不过，克林顿的实例让我们看到，宪政制度一旦确立并发挥作用，掌权者（包括中枢权力的控制者）的性享受对政治的影响就会被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克林顿不可能享受到中国皇帝在性事上的特权，也享受不到今日中国官场比比皆是的官员“包奶”特权，相反，他连普通公民享受的被视为道德问题的性事也受到严密限制。这其中贯穿着民主制度的一个逻辑：一介公民在性事上的不检点，充其量是损伤其个人德性，但作为国家元首，其性事泛滥不仅败坏公众道德，更影响其政治决策，有可能导致其决策偏离公平与正义，危害国家的根本利益。 　　在世界各国，中国大概是最重视思想品德教育的国度，在这方面罕有其他国家可与其匹。官方意识形态宣称中国的当权者是“拒腐蚀永不沾”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一位对中国官场腐败了如指掌的中纪委高官曾经指出：95%以上被查处大案都有女人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性事在当今官场腐败中所占的比例，但不能因此说，中国官员的腿间物比西方民主国家官员的腿间物更爱骚动，实际上，天下的官员都是同样的德性。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是公认的“色棍”，其腿间物的爱骚动，恐怕不在任何一位中国官员之下，但意大利宪政制度之下，这位“老贝”同样兴不起多大风浪，不可能因保养二奶而数以千万计地挥霍国家纳税人的血汗钱，相反，被民众揍得满脸血污的“高级待遇”倒是着实享受过。由于时下中国的宪政制度尚未建立，对权力的严格约束尚未高效运行，中国官员在性享受上的自由空间，远非“老贝”可以比拟。换言之，老百姓莫可奈何的中国官场的封闭性和隐蔽环境，特别有利于官员腿间物的骚动。“包奶”、“开房”之风的盛行，以及不断流出的诸如“香艳日记”之类官场春宫文字所证实的官场之上“腿间物横行、淫浪声腾飞”的不堪景象，从根本上说，乃是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所使然。 　　这个最具“中国特色”的局面的形成，自然是以中国传统观念为其心理基础的。在“做官发财”传统理念中，性享受是官员成功人生的标志之一。所以人们看到的中国传统社会，即使是所谓“清官”，几乎也脱不掉三妻五妾的生活，至于性贪官员，妻妾成群更是司空见惯的场景。在当今中国，多妻制的合法性早已被废止，但“做官发财享幸福”的传统理念并没有消失。于是，官场上的一桩桩非法、龌龊的性事就以暗流的形式涌动起来，成了官员乐此不疲的“风流韵事”，以致走向变态。据相关媒体报道，原最高法院副院长、“性贪”高官黄XX“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性）趣”；河南镇平县原政协副主席涉嫌强奸数十名未成年少女；贵州省习水县政府官员、司法干部、县人大代表等五名公职人员涉嫌奸宿四名未成年少女；湖北公安法院陪审员王XX在其居住地奸污正在玩耍的四岁幼女；福建省安溪县政府官员奸宿金火中学和华侨职校八名幼女；浙江临海市气象局副局长池XX奸宿未满十四周岁的初一女生。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闵某在酒店饮酒时，对三名女服务生“抱住乱摸一气”，遭拒绝后恼羞成怒，将一名女子按倒在地，狠抓该女子胸部和下身，并揪住女子头发多次以其头撞地。暴行发生之时，固始县副县长张某一直在场，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在该女子跪请张副县长为其主持公道时冷漠地在她耳边说，“姑娘，别闹了，闵行长是有背景的”，说完扬长而去。这位张副县长的话可是一句大实话：在中国这片“权力崇拜”盛行的土地上，“有背景”的人就可以享受特权，有特权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将性事强加于民众身上，这似乎就像西方逻辑学中所说的“不证自明”的公理。这些官场性事恶行是碰巧为我们所注意到的少数典例，更多的官场性事恶行则完全不为人所知。 　　从前的官员要人们称之为“老爷”，现在的官员自称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公仆”这个字眼透出一种谦卑的态度，具有一种温暖人心的力量，然而，“公仆”们享受的种种特权及越来越多的官场恶行，却使我不时想起法国大革命中罗兰夫人走上断头台时说过一句话：“自由乎！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O 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我们不妨遵照文革时期林（彪）副统帅的教导，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推而广之，套成一句符合中国实际的用语：“公仆乎！公仆！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合题否？ 　　“老爷”与“公仆”确实是不一样的字眼，但在生物意义上，头顶这些字眼的人其实没有本质的不同，故腿间物的活动也不会有所不同。作为中国社会绵延数千年的一种社会现象，官场性事肆虐的背后贯穿着一个根深蒂固、一以贯之的传统理念：“大丈夫当如此也”！皇帝奸淫民女称作“临幸”，现在官员将性事强加于民女时戴上避孕套可以不算强奸，据说这还是权力机关的解释。而为官场之上“当如此”正义性与正当性辩护的，是两千余年来浸入我族血液的“权力神圣”观念，用不久前一位官员下意识吼出来几句话来表达，就是：“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这样直白的语言无需再做解释。以公民社会的眼光看来，这样的怪事怪言，可以成为创作《新天方夜谭》的素材，但确实是目下中国的小百姓不得不面对的极恐怖的现实。 　　公民社会的实现，需要全体国民对公民政治有深刻而全面的知识，而公民社会的基本知识之一，就是官员不能享有特权，包括性享受的特权。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权力得到切实的法律约束，不再对民众制造恐怖；人民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免于恐怖的自由，那么也许可以说，我们的社会距公民社会已经不远了。在此之前，不管何样人物用何样生花妙笔写出何样天花乱坠的文字，鼓噪何样美妙动听的“特色”与“优越性”，都不可能消除人们对这种“特色”与“优越性”的怀疑。 　　201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