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气亏损吃什么中成药:转载的一篇巴金谈契诃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16:04:25
简洁是天才的姊妹

  一 "生活在人民之中"

  广袤的俄罗斯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片哺育了无数大师的土地。大师们结伴而来,如夜空交相辉映的星星……可是,在一片那么寒冷的土地上,生命、智慧、艺术的能量为什么能如此源源不断地喷发,而且又如此浓缩而纯正!

  安东"巴夫洛维奇"契诃夫就是俄罗斯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一颗恒星。

  1860年,契诃夫生于一小商贩人家。这一年,中国大地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即将散去,北美大陆上的美国南北战争即将爆发。

  1876年,契诃夫那个开杂货铺而破了产的父亲,为躲债而举家迁往莫斯科。但16岁的契诃夫不得不独自留在故乡塔甘罗格,做家教,写文章,以养活自己,以继续学业。这一时期,少年契诃夫两度留级,也创作了第一个剧本《没有父亲的人》。

  1879年,契诃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学医。开始为杂志写稿,作品多为讽刺小品。在《花絮》杂志主编列依金的影响下,契诃夫建立了自己"简洁、精悍"的写作风格,创作了《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短篇小说。

  1884年,契诃夫大学毕业,开始行医。次年写就了第一篇与自己职业生活有关的小说《死尸》。随后发表了中篇小说《猎人》,其风格迥异于前,在俄国文坛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契诃夫逐渐进入文学创作的成熟期,创作了《草原》、《第六病室》等名作。这一时期,契诃夫还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主要以轻松诙谐的喜剧为主,如《蠢货》、《结婚》、《伊凡诺夫》、《求婚》等。 1895年,契诃夫创作了《海鸥》。《海鸥》的成功让契诃夫在戏剧舞台上站稳脚跟,奠定了契诃夫作为一位不可替代的一代戏剧大师的地位,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世界一流剧院--莫斯科艺术剧院。

  《海鸥》也使契诃夫与丹钦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交、结谊。此后,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三姊妹》以及《樱桃园》等戏剧作品均由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

  契诃夫晚期作品主题触及重大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思想丰富深刻,艺术叙事和抒情有机结合,别具一格,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比如《带叭小狗的女人》、《在峡谷里》、《未婚妻》等。 1903年,《樱桃园》问世,这是契诃夫的绝笔之作。

  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病逝于德国巴登维勒尔,时年44岁。遗体回葬莫斯科,到了30世纪30年代迁入新圣母修道院。

  二 左手写小说,右手写剧本

  契诃夫与莫泊桑齐名,并称世界两大短篇小说大师。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认为,"在最好的评论家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人的小说占有比契诃夫更高的位置。"作为小说大家,契诃夫的技艺是高超的。契诃夫的创作活动始于短篇幽默作品,其作品或嘲弄官场人生,调侃人生闹剧,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契诃夫的小说几乎触及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农民、教员、医生、孩子、军人、商人、地主、小公务员…… 契诃夫的创作是真正现实主义的创作,作品的生活气息非常浓郁。他从未放弃医生这一职业。契诃夫说:"学医对于我的文学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大大地扩大了我的观察范围,充实了我的知识……如果我是医生,我就得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那么我就应该生活在人民中间。"

  契诃夫是一位真正热爱生活的、勇敢的、最具行动力的作家。为了接触生活,为了了解库页岛苦役犯的生活,1890年,契诃夫怀揣《新时报》记者证,踏上了通往西伯利亚的长达3个月的库页岛之行,而通往西伯利亚的道路是"全世界最长、似乎也是最不像样的道路"。

  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不是没有讽刺和鞭挞,不是没有批评和否定。俄罗斯诗人霍达谢维奇说:"起初他把他们表现为庸人,后来把他们表现为平常的人,对他们表示怜悯,再后来开始在他们身上寻找优点,最终对他们怀抱起巨大的爱。" 契诃夫以大爱者的胸怀来包容着、理解着他笔下的人物,他准确仔细地讲述着他们,同时在抒情诗的高度为他们的存在作辩护。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仅能看到凡俗生活隐藏下的悲剧,也能看到含泪的微笑之后的亮光;不仅能看到极具质感的小情节和情节之下的生活真相,也能看到隐藏于真相之下的雄阔的历史轨迹和现实走向。契诃夫以自己的全部创作,肯定了一切平凡和普通的人、一切劳动者和创造者所应有的享受幸福的权利。契诃夫对人类的生活寄予了美好的理想:"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 刘勰说:"取类不常。"钱钟书说:"愈能使不类为类,愈见诗人心手之妙。"契诃夫的文字的确达到了"不类"的境界。契诃夫善于把他那充满忧患的心境,对人类终极生存意义的关怀,把他的善良、敏感、深思、愁绪,转换成为他那特异的文学语言,并渗透到作品的各个细枝末节之中。他在《草原》中有一段话,最能诠释这一点:"当久久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深邃的苍穹,不知何故思想和心灵就感到孤独,……天上的星星,几千年来注视着人间;无边无际的苍穹与烟云,淡漠地对待人的短促的生命;当你单独和它们相对而视并努力去思索它们的意义时,它们就会以沉默重压你的心灵;在坟墓中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孤独之感便来到了心头。生命的实质似乎是绝望与惊骇。" 这段很美的文字表现了契诃夫的哀愁有多深沉!

  也由于契诃夫达到了"不类"的境界,他才能在作品中处处创造"神来之笔",俗而言之,就是名言警句,比如说,"夜晚的宁静,没有一点声响来搅扰,时间仿佛站住,跟医生一块儿呆呆看书","所有那九种职务彼此相像,就跟这滴水和那滴水相像一样",等等。

  作为戏剧大师,契诃夫的技艺是非凡的。这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关回忆契诃夫和《樱桃园》的文字中做了最为翔实而深刻的剖析。

  世界经典剧作家一直在比赛,冠军永远是莎士比亚,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莎翁回头一看,契诃夫紧追其后。 1960年,在契诃夫诞生一百年之际,奥地利率先把《普拉东诺夫》推上欧洲舞台,从而揭开了契诃夫戏剧在欧美大陆的新时代。

  2000年,契诃夫剧作的英译者、美国剧作家卡洛"罗卡摩拉把契诃夫和妻子克妮碧尔在6年时间里书写的800封情书串在一起,编成了话剧《情书》。《情书》表现的是"一个剧作家的爱与死"--从始于莫斯科、终于契诃夫死于巴登维勒尔的爱情,剧作家生命最后阶段的那场爱情,更是凄美悲凉。《情书》全剧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台词都是:"将你的手放在我的手心。"这是契诃夫写给克妮碧尔的情书中的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话剧《情书》真正的作者应该是契诃夫和克妮碧尔。

  2003年,《情书》曾被世界剧场大师彼得"布鲁克搬上舞台。2006年夏,上海艺术话剧中心上演了话剧《情书》,导演为我国台湾导演李立亨。

  2004年,在契诃夫逝世一百年之际,中国戏剧人把契诃夫的《普拉东诺夫》首先推上中国舞台,这很可能也标志着中国的契诃夫戏剧的新时代的到来。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契诃夫的人格是伟大的,思想是高尚的。契诃夫在他的创作生涯中,自觉地履行着一个正直的文学家的良知,不与出版商讨价版税的高低;他在抨击社会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压榨和欺侮时,不自我炒作,不自我包装,更不会去拉选票;他以文学方式关怀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改善,不会想到香车别墅,不会想到美人美酒。

  三 世界性的契诃夫

  契诃夫的作品是具有世界性的。这一点,是契诃夫自己生前始未料及的。当年,契诃夫曾说:"我实际上是孤独地活在世上,正如我将孤独地躺在坟墓中一样。"很有可能,他本人也对能否真正被理解失去了信心,后半句话表明,他认为将来也不会被理解。然而,这一次,契诃夫完完全全错了。

  这也难怪契诃夫生前会不自信。当初,对于中篇小说《灯光》及《我的生活》,批评界最初的反应一片沉默;对于契诃夫不想被改一字的《主教》,则用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打发掉了。

  然而,契诃夫虽然生活在19世纪的俄罗斯,但他的思想是属于一切时代的,是具有广阔的世界性的。他的创作自然而然呈现出超越时代的意义。

  在契诃夫去世了50年之后,研究契诃夫20多年的俄罗斯契诃夫专家、1950年斯大林奖金得主叶尔米洛夫仍然把契诃夫小说《在庄园里》与剧作《樱桃园》视为富有"诗意"的作品。

  俄罗斯学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里谈论契诃夫时,特意生造了一个特殊的名词――"契诃夫感",以形容契诃夫那伟大而敏感的心灵所描绘的伟大而庄严的现实。

  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说:她愿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去换一篇契诃夫的《苦恼》!

  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谈创作时,自言他反复阅读过契诃夫的《邮件》,这篇"在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小说,对他的小说创作启发最多。

  最近几十年,契诃夫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1992年,莫斯科出版了《契诃夫与法国》;1996年,又出版了《契诃夫与德国》。探讨契诃夫与法、德作家如莫泊桑、霍夫特曼、弗洛伊德等两国文学相互影响的渊源关系,打开了一条契诃夫与西方文学的通道,让更多读者看到契诃夫的创作不仅有现实主义的一面,而且还有非现实主义的一面。这是契诃夫研究史上至关重要的突破。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契诃夫是最正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杰作用的都是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念和创作方法。除了俄罗斯本土外,西方国家--主要是西欧和美国--对契诃夫的关注与研究历史悠久,诞生了包罗万象的"契诃夫学"。英、美、法、德等国都有许多造诣很深的契诃夫研究专家,如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弗吉尼亚·伍尔夫、亨利·特洛亚、J.L.斯泰恩、J.C.奥茨等。

  在契诃夫学的研究领域方面,西方学者对契诃夫戏剧的评论多于对他的小说的评论,一致认为契诃夫是欧美现代戏剧的一位杰出先驱。美国作家、戏剧评论家奥茨说:"在掌握题材时所根据的哲学观点以及他所运用的许多戏剧技巧方面,契诃夫是当代荒诞戏剧的先声。"

  西方契诃夫学的另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把契诃夫视为一位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家。这一点存在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契诃夫发表过不少强调文学创作要客观真实、反对主观介入、尽量减少作品中主观成分的见解。他说:"必须把剧本写得在舞台上,例如在树林或者花园的布景中,让别人觉出一种真实的生活气息,而不是画在画布上的那种东西。在房间里不要有道具的气味,而要有真正住宅的气味。"在西方学者看来,契诃夫的这些文学观点与左拉的"只描写事物,不对事物作出任何评判"的自然主义文学观非常接近。另一方面,契诃夫作为一个医生,在文学创作中十分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他往往用自然科学的法来解剖人物,描绘日常的社会生活,虽然不如福楼拜、左拉那样精细入微,但作品中渗透的严格和严谨的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也使西方学者看到了契诃夫与左拉自然主义的某种吻合之处。

  在戏剧创作上,契诃夫主张把最平凡最琐碎的生活搬上舞台,所以,西方有些评论家把契诃夫称之为"自然主义剧作家中最自然的剧作家",是契诃夫创立了"非戏剧化"的戏剧,其特点是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契诃夫说:"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他们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说聪明话。他们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勾引女人、说蠢话,必须把这些表现在舞台上才对。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在那里人们来来去去,吃饭,谈天气、打牌。"

  在最近的契诃夫学论著中,有学者一本正经地声称:契诃夫乃是20世纪的作家,但没有20世纪时髦的风尚;乃是一个象征主义者,但没有这个流派的宣言及其在塔上的彻夜祈祷;乃是一个预言家,但没有那种辞藻华丽的、学究式的预言。

  俄罗斯国家电影基金会提供的材料表明,契诃夫是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最多的俄罗斯作家之一。迄今为止,仅在俄罗斯据契诃夫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就有80多部。早在1910年,契诃夫的幽默短篇小说《爱情和低音提琴》就被搬上了银幕,成为契诃夫最早被改编成电影的作品。后来,俄罗斯电影艺术家、曾执导《战争与和平》等影片的谢尔盖·邦达尔丘克把《草原》搬上了银幕。当今俄罗斯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和安德烈·冈察洛夫斯基等都曾拍过由契诃夫作品改编的电影,并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近年来对契诃夫也出现了一些异样的声音。2004年,俄罗斯本土出了一本新书,名叫《秘爱之谜》,这是一本描写契诃夫私生活的作品,作者是梅里赫沃契诃夫博物馆前馆长尤里·比奇科夫,他声言他通过对契诃夫秘密情书的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说契诃夫是伪君子,登徒子,"早起上教堂,晚上逛妓院"。 对此,俄罗斯"契诃夫委员会"研究员伊丽娜·吉托维奇表示:"很不幸,我敢肯定,这本书会卖得很好。因为它用的是那种迎合大众的通俗写法。正像普希金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平庸之人总是乐于看到名人的缺点,好像这样便可让自已与他们靠得近些。"而一般公众也认为比奇科夫此举有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之嫌。

  四 契诃夫与中国

  契诃夫对中国是有着深厚的情感的。1890年6月27日,而立之年的契诃夫踏上了我国北方大地,游览了瑷珲古城。一踏上中国这片他向往已久的土地,他就激动地写信给妹妹:"我在中国瑷珲市散步,我是一点一滴地来认识这个奇异的世界的。" 1904年曾约高尔基一起再次造访中国,但因病未能如愿。

  在中国,人们对契诃夫的认识和接受,也历经了一个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不断变化的历程。从1907年契诃夫小说《主教》第一个中译本算起,至今已有整整一百年的历史。回顾中国读者对契诃夫的接受,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五四"和三、四十年代。第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一系列契诃夫作品的中译本的出版和流行。期间关于契诃夫的评论专著和论文较少,但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名家对契诃夫均有精辟论述。

  1907年,翻译家吴梼就据日译本把契诃夫的小说《主教》转译为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著者署名"溪崖霍夫",成为第一个中译本。

  谈到契诃夫与中国,鲁迅是不能不提到的。1909年周氏兄弟编译《域外小说集》时,就将契诃夫的《在庄园里》、《在流放中》两篇收入,并对作者生平及创作做了推介,这是国内能见到的关于契诃夫最早的评论文字。

  鲁迅对契诃夫评价甚高,曾多次编译他人译成的契诃夫小说,1935年还亲自从德文转译了《坏孩子》等八篇小说,集成《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一书出版。 1949年之前,契诃夫作品的中译本就多达七十余种。

  第二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1954年,正值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契诃夫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当年隆重纪念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北京举行了纪念大会,出版了《纪念契诃夫专刊》,茅盾、葛一虹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论述契诃夫的文章被收集于中。同时,从1950年至1958年,翻译大家汝龙先生翻译的27卷本《契诃夫小说选集》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共收小说220多篇,成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风行一时和影响最大的契诃夫小说集。

  第三时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方兴未艾。80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总量远远超过了20世纪的任一时期,品种上也盖过了此前全部译介种类的总和。契诃夫作品的译介也随之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上海译文启动的由汝龙翻译的《契诃夫文集》的出版工程最为注目。这套文集据1957年俄文版《契诃夫文集》12卷本译出,中文版文集从1980年开始出版,到1999年才出齐,共计16卷,囊括了契诃夫的全部小说、戏剧作品、书信、日记、评论、随笔、手记等作品,是迄今为止搜集资料最全、译文质量最高的契诃夫作品全集。此外,1992年,法国著名传记作家亨利·特洛亚的《契诃夫传》被引进到国内出版。这一时期,在契诃夫研究领域,华东师范大学朱逸森教授是卓有成就的一位。他不仅翻译了俄罗斯学者A·屠尔科夫的《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1984)、э·帕佩尔内的《契诃夫手记》(1991)、《契诃夫文学书简》(1988)等译著,而且推出了《短篇小说家契诃夫》、《契诃夫--人品、创作、艺术》等学术专著。朱逸森从1984年开始推出的这两部专著是国内学者研究契诃夫的最早的个人专著。1987年,国内出版了第一本国内学者的论文集《契诃夫研究》,基本上代表了80年代我国契诃夫研究的水平。共收论文25篇,不同角度阐述了契诃夫对鲁迅、张天翼、沈从文、叶圣陶、沙汀、曹禺、夏衍等作家的影响。

  2004年,在契诃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国内推出了《百年契诃夫丛书》四种,包括《戏剧三种》、《札记与书信》、《忧伤及其他---契诃夫作品选》和传记《我爱这片天空》。

  契诃夫的小说与戏剧创作在中国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曾有统计表明,直至1987年,契诃夫作品在中国的出版数量仅次于托尔斯泰。至今契诃夫名篇《变色龙》、《套中人》等仍然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成为中学生必读课文。他的为人,仍有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可学习的地方。

  五 永远学不尽的契诃夫

  林语堂在《读书的艺术》里说:"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

  契诃夫从1879年12月创作出第一篇小说《给有学问的邻人的信》,到1903年创作最后一篇小说《未婚妻》、最后一个剧本《樱桃园》为止,一生共创作了一千多篇小说和十几部戏剧。其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广泛,寓意深刻。契诃夫小说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妙趣横生耐人寻味的想象,令人折服的渊博,心智的灵光以及由此产生的丰厚的机智,其分量非常重。

  契诃夫被列夫·托尔斯泰誉为"俄国散文的普希金"。托尔斯泰读罢《宝贝儿》,掩卷长叹,认为再也无人能写得这样好,再无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托翁的赞叹是由衷的,那是巨匠对巨匠的理解,是两种智慧的渊然融汇。

  而从高尔基的回忆录中,能够读到契诃夫的忧国忧民情怀,读到他对普通人的挚爱深情,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类理想的严肃思考,他的人格魅力……高尔基还说:"契诃夫用小小的短篇小说进行着巨大的事业。"

  现代人眼里的契诃夫,宛如夜空中一颗闪烁的星星那么遥远。当我们静下心来仰望星空的时候,想到那些曾经感动过契诃夫的永恒而又激动人心的问题,并为之而感动,这时,契诃夫就离我们非常近了。

  作为俄罗斯文学殿堂里的一座丰碑,契诃夫一生从未放弃自己医生的职业,创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以职业医生的敏锐透视生活,他的作品被称为"生活的切片",他在普通生活中发现了巨大的历史脉络和深刻的生活感受。在他的笔下,细胞本身变成了一个奥秘。在他的笔下,苦难的俄罗斯大地像油画一样袒呈出自己的胸膛,虽然人性的肮脏、龌龊、懒散、愚蠢从不曾散去,但坚强、勇敢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始终在他的作品中闪光。托尔斯泰说他是"一位无可比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不仅能让每个俄罗斯人感到亲切,而且也能使任何一个人感到亲切。"

  联系当今中国文坛,小说的水分似乎很重,有的作家一下笔就不惜笔墨,一部作品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尚不解渴,尚意犹未尽,作品长得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细节在契诃夫那里成了情节,情节在契诃夫那里则是整个故事本身。因此,学契诃夫当今尤为重要。

  契诃夫是永远值得学习的。学什么呢?学契诃夫那精炼的语言,学契诃夫那高度的概括力。包括卡佛在内的一些简约派作家则公开向他致敬。高尔基在写他的自传体小说时,就向契诃夫学得很好。在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明显可以看到契诃夫的影子。楚科夫斯基在评论《日瓦戈医生》的作者--俄国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中谈到一件事,说帕斯捷尔纳克晚年曾因"发现"了契诃夫而热泪纵横。

  据俄罗斯文学专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自己说,他把契诃夫当作他"最爱好的作家"大概始于1994年。十几年来,有人问他在读什么,他多半说"我在读契诃夫";有人请他留言,他写得最多的两句话是"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做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前一句是契诃夫的原话;后一句是他对契诃夫生命状态的一个概括。童道明还给契诃夫的"为公众福利服务的愿望,应该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这条手记加了个注:"这是反映契诃夫价值观的一条重要语录。关于幸福,契诃夫在另一个场合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与大自然的亲近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

  契诃夫是妙语大师。他的妙语与警句格言有所不同,这是小说情景、性格、场面、格调、意境等方面的一个有机的动体,一个活泼泼的精灵,人物事理的姿态,也就是精神,往往在此时愈显精彩,仿佛郁郁苍苍的涧壑上陡见一树鲜艳的红蕾,仿佛灿烂璀璨的星群中突然划过一片明亮的光芒。

  六 巴金与契诃夫

  英国作家毛姆说:"我不读年代不超过五十年的书。"而不读契诃夫,就不能感悟何为真正的幽默……

  巴金是当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一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总量达1300万字。巴金在文学翻译上也成就非凡,堪称大家。巴金的译文既传神又忠于原文,他所译高尔基的短篇小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巴金对契诃夫有着深厚的情感。巴金称道契诃夫,说早在1904年就有人称他为"近20年来的最有权威的历史学家";"社会学者单单根据契诃夫一个人的著作,也可以绘出(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生活与背景的一幅大画面"。

  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巴金就开始接触契诃夫的作品,自言一生读契诃夫历经了三个时期,到了知天命的年岁才写下了这些谈契诃夫的文章,虽然总篇幅不长,而且作者还自谦这些文字"并不是什么专家的研究报告,不过是一个学习写作者的一点肤浅的体会",也不是"有系统的、专门的研究,也就没有独到的见解",但是,正如作者所言"我喜欢契诃夫","我觉得契诃夫是谈不完的",契诃夫的作品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们必须更好地向他学习,也应当更多地读他的作品,谈他的作品。"巴金1954年7月应邀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到了莫斯科,他参加契诃夫纪念馆开幕典礼,拜见契诃夫的遗孀和家人,为契诃夫扫了墓,出席"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观看"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晚会。遂把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的印象、感想和回忆"形诸如文,"里面有我自己的话和我自己的看法"。于是有了这一本随笔评论集《谈契诃夫》。此书1955年初版,1957年再版。今把此书更名为"简洁与天才孪生――巴金谈契诃夫",厕入"名人谈名人"系列出版。

  1899年3月19日,33岁的高尔基到雅尔塔拜访了年近四十的契诃夫,此后五年,两人书信不断,常相往来,成为难得的知己,可以说,在契诃夫生命的最后几年,除了他的家人之外,高尔基是他最要好的、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有鉴于此,本书把巴金译的、1950年曾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安·巴·契诃夫》一文作代序。

  节选的文章包括契诃夫的日记、手记、通信以及契诃夫同代人所写的关于契诃夫的一些回忆性文字,以作为对《谈契诃夫》一文的补充,以便读者能够对契诃夫的生平事迹、作品有一个更为全面、更为完整的了解。其中篇幅较长的有三:一为契诃夫的妻子克妮碧尔对契诃夫的回忆,克妮碧尔和契诃夫从相识到相爱,从结婚到死别,两人一起走过了六年的岁月,而这六年也是契诃夫生命中最后的六年,是契诃夫创作了他的巅峰之作的六年,所以,这篇文字对了解契诃夫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他任何人回忆契诃夫的文字都不如克妮碧尔的文字写得真切,翔实,动人。

  一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录《我的艺术生活》(1936年科学院版)有关《樱桃园》的那一章。大约于1888年11月3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初识契诃夫,从此两人交往十几年之久,用斯坦尼自己的话来说,他与契诃夫的交谊充满着"珍贵的回忆"。契诃夫被誉为"俄罗斯的莎士比亚",其最著名的剧作即《樱桃园》,是契诃夫的绝笔之作,也是契诃夫的巅峰之作。这部不朽之作,具有永恒的舞台生命力,具有了通过现代来解读获得时代精神和永恒价值的生命力,代表了契诃夫在戏剧创作上的最高成就。1898年11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科联合执导的《海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获得轰动性成功,这标志着一个新的现实主义戏剧流派的诞生。诚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来所言:"如果说历史世态剧的路线把我们引向外表的现实主义,那么,直觉和情感的路线却把我们引向内心的现实主义。"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为世界三大戏剧体系之一――以内心体验为核心的斯坦尼戏剧表演体系――的奠基人,最终完成了以"体验基础上的再体现"为基本内容的斯坦尼体系的构建。他以一个艺术大师的身份谈契诃夫的文字,谈《樱桃园》的文字,最能反映契诃夫的艺术造诣。

  一为选自于《布宁全集》的《契诃夫》一文,布宁(1870-1953)与契诃夫1895年12月14日初次相识,此后相交近十年,直至契诃夫辞世。布宁被誉为19世纪俄国文坛最后一位经典作家,在文学上和语言上的造诣都非同凡响,被高尔基誉为"当代优秀的文体家"。布宁三次获得普希金奖金;1909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1933年,"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罗斯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布宁晚年浪迹国外,贫病交加,境遇悲惨。作为一个无国籍的俄罗斯人,不被当时苏联政府当局所认可,因而他对契诃夫的回忆性文字完全出自于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的真诚情感,他笔下的契诃夫更具真实性,更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色彩。

  托尔斯泰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时曾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歌德有一次被贝多芬的交响乐感动得泪如雨下,列维坦曾被大自然的美景感动得泪如泉涌,我们读巴金、克妮碧尔、布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笔下的契诃夫也一样会契诃夫的幽默、正直、纯洁、崇高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