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酐 尿素正常:中国水污染危机

    中国水污染危机

    《财经》记者 王以超 任波《财经》杂志 /总193期  [2007-09-03]

    
    “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30年甚至40年时间”。那么，今天我们该怎样起步？
　　8月26日下午，正在北京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开始审议数部法律。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系首次进入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程序。
　　《水污染防治法》出台于1984年，曾在1996年经过第一次修订。此番再次修订，意义非同寻常，仅新增条款就有26条，修改较大的条款有24条。这部法律原来总共只有62条，其调整力度可谓空前。
　　就在这次会议开幕前，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
　　种种迹象显示，进入2007年以来，各地陆续爆发水污染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面，已经成为摆在最高决策者案头的最现实挑战之一。
　　    水，意味着生命。
　　然而，转眼之间，我们身边奔流的水不再清澈，甚至不再能哺育生命。虽然我们听不到江河的叹息或者呜咽，但在那些受到伤害的肌体和灵魂深处，你能体会到这种躁动与愤怒。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对修订草案的审议意见中警告说，中国 “水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此次会议上所做的修订说明中强调，中国的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面临着“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的局面。
　　面对这场全局性的水污染危机，《财经》没有理由不作出回应。在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提交审议之前，从今年7月底至今，《财经》先后派出四路记者，去探寻太湖之殇、黄河之悲、海河之痛以及珠江之思。
　　——太湖，这个流传着无数人文传奇、滋养了最为富庶的民众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年5月底突然爆发蓝藻危机。
　　——从“母亲河”黄河到北京所在的海河流域，污染像晴夜的繁星无处不在。实际上，这两条河流的命运也许更加灰暗，因为水资源的匮乏和到处肆虐的水污染，像“双头蛇”一样绞杀着它们曾经有过的勃勃青春。
　　——即使雨量充沛、人类活动相对较少，从珠江口到上游地区，从并不遥远的过去、现实到并不遥远的未来，水污染的阴影也无处不在。
　　环顾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全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今，“贫水”遭遇到来势凶猛的水污染，双重危机下，将会怎样影响转型中国的命运和未来？

    水污染“黑洞”
    “在中国，水污染绝对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问题了”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审议《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发言时，引用了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全国七大水系（珠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以及松花江）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为劣Ⅴ类水质（参见“地表水六类划分”），基本丧失使用功能。2006年，虽然七大水系劣Ⅴ类比重稍有下降，为26％；但在全国地表水中，所占比例仍高达28％。
　　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平均数字。在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北方地区，污染状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有河皆枯，有水皆污”并非虚言。
　　从水利部的统计数字来看，海河和辽河两大流域劣Ⅴ类水质所占的河流长度，都超过了半数；而在海河流域南系的子牙河、大清河以及海河干流，这个比例甚至接近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城市饮用水的安全自然失去保障。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222个地表饮用水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标率只有72％。
　　城市已如此，农村更何以堪？据估计，中国目前存在饮用水不安全的农村人口，应在3亿人以上。即使这个数字，仍然被很多人认为被大大低估了。
　　地表水遭到污染后，污染物会向地层深处逐步渗透，目前中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也污染严重。在城市之外，全国人大环资委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整个淮河流域，50米以内的80％浅层地下水都已经变成Ⅴ类水质，丧失了水功能；50米至300米的中层地下水，也已出现局部污染。
　　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仅仅依据现有数字，仍不足以真切反映中国水污染的真实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易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发布的各种水环境质量检测报告，由于受布点数量和布点区域的限制，“并不能充分、真实地反映国内水污染现状”。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王毅也持类似的看法。国家环保总局设置的水质监测断面，基本上分布在水量相对充沛、监管相对严格的大江大河或主要水系的干流，对于支流的监测几乎属于空白领域。在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实际的污水排放量以及支流、内河的受污染程度，很可能“要比目前公布的数字更为严重”。
　　在媒体的公开报道中，COD（化学需氧量）的浓度几乎被看成水体污染程度的惟一指标。的确，水体中能被氧化的物质在被氧化时消耗的氧气量，可以很好地反映水中的有机物污染程度。COD浓度越高，说明消耗的氧越多，污染程度也越深。
　　然而，COD指标实际上只能反映水污染的“冰山一角”。即使加上其他“主要污染指标”，比如总磷、总氮、氨氮、高锰酸盐等，也难以真实地还原水污染的各个侧面。
　　事实上，大量工业污水的成分，远比现有的常规检测项目所能涵盖的内容复杂得多。其中的多种化学成分，都可能对人体产生致畸、致癌、致突变效应。
　　要穷尽水污染中各种可能的危险因素，不仅面临技术的挑战，也有着财政、人员上的现实困难。
　　另外一个因素也会影响到数据的真实性。国家环保总局有关人士私下里对《财经》记者抱怨说，不少环保数据监测机构，由于主管领导是地方政府任命的，其上报给总局的很多数据，往往已经根据当地的经济或者政治需要进行了取舍，甚至修改。限于人手问题，总局又不可能对所有这些数据逐一进行核实，只能以抽查应对，失真的可能性很难排除。
　　“水污染是个黑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中国水危机》一书的作者、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承认，在中国很多地方，水污染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临界点”。即使从整体上而言，也已经达到或者相当接近这个“临界点”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关注中国水问题、并具体参与过除辽河流域其他所有重要江河湖泊治理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警告说：“在中国，水污染绝对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了。”

    污染和缺水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估算，水污染导致的缺水造成了每年1470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仅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就高达189亿元

　　不断加剧的水污染，究竟如何影响着中国？
　　《财经》记者在各个流域的现场采访中，目睹了水污染对农作物、牲畜甚至人本身的种种危害。但由于缺乏很多必要的数据资料支持，要进行任何具体和定量的估计，并不容易。
　　由世界银行、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卫生部等机构于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进行了勇敢的尝试。这份报告只是一个供讨论的草稿，最终的版本直到今天尚未正式对外公布。
　　水利部有资料显示，20世纪末，中国污水灌溉面积比80年代增加了1.6倍，当时已有1000多万亩农田受到重金属和合成有机物的污染。其中，被镉和汞污染的耕地跨越十余个省区。世界银行报告根据2003年的数字，估算出仅污水灌溉一项，就直接导致每年约70亿元的农业经济损失。
　　对于渔业，水污染的危害更加显著。随着养殖水体的水质恶化，致病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质往往会导致水生物患病，甚至大量死亡。报告估算，根据2003年的数据，中国渔业损失金额约为40亿元人民币。
　　这些看得见的危害，还只是水污染恶果的次要部分。
　　由于中国人均水资源量非常贫乏，加之时空分布很不均衡，水资源短缺在北方地区更为严重。水污染不但加剧了缺水地区的水短缺，更令一些原本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和城市形成污染型缺水，从而诱发了污染和缺水的恶性循环。
　　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估算，水污染导致的缺水造成了每年1470亿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仅华北地区的河北省因水污染而导致的缺水损失，就高达189亿元。
　　恶性循环的另外一个受害者，则是地下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当越来越多地依赖地下水时，将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不少城市地区，地下水位每年下降幅度甚至达到两至三米。
　　原因很简单，地下水的生成周期，相对地表水来说要漫长得多；前者为大约300年，后者却不到30天。这样缓慢的自我补充速度，显然难以跟得上人类大规模消耗的步伐。
　　“河北不少城市都快被抽成‘空中楼阁’了。”一位专家不无忧虑地对《财经》记者表示。

    死亡阴影笼罩
    中国不断升高的癌症发病率和水污染存在的正相关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水污染带来的危害，最直接的是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对这一点注定充满争议。在国际上，弄清特定疾病和各种污染物成分的对应关系，仍处在探索和研究阶段。更何况在中国，无论环保部门还是卫生部门，都缺乏良好的统计数据可资利用。
　　世界银行的上述报告，仍然尝试着给出自己的估计：依据2003年中国健康调查，由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无法获得洁净的饮用水，由此带来的健康损失将达到农村地区GDP的1.9％。
　　随着淮河、太湖等重污染地区一些“癌症村”陆续出现，水污染这种环境因素与癌症发病率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现有的研究成果，仍无法在两者之间简单地画上一个等号，但中国不断升高的癌症发病率和水污染存在的正相关性，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过去20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癌症发病的环境机理进行研究，研究对象遍及淮河流域、江苏、山东以及河北等地。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如果人体长期接触或者摄入污水中含有的大量化学污染物，比如砷、硝酸盐等，都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患病机会，包括肝、肺、膀胱甚至卵巢等。有些直接导致肝炎爆发的生物污染源，也很有可能最终导致肝癌的发生。 　
　　2003年卫生部进行的全国健康调查显示，仅在农村地区，每年死于肝、胃、食道以及膀胱癌的就有48万多人；保守估计，其中也可能有超过5万人死于因水污染导致的癌症。一些激进的估计甚至认为，这个数字会达到20万人之多。
　　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水污染带来的健康危机。随着淮河流域众多“癌症村”不断在国内外媒体上曝光，200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出批示，要求卫生部、环保总局、水利部、发改委以及沿淮各地方政府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并真正弄清情况，找出问题。
　　之后，2005年7月，由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牵头的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癌症）相关性研究，也正式启动。
　　不过，这份研究到底进展如何，以及最终的结果是否会向学术界以及公众公布，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困局求解    “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水污染愈演愈烈？经历多年治污曲折之后，其实答案已经非常清晰：偏低的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政府纵容下的企业肆意枉法、在财政制约下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的无力，以及始终隔靴搔痒般的行政性监管和处罚。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刺激下，任何“劣币驱逐良币”的空间，都可能被各个利益主体加以利用。制度上的“篱笆”没有扎紧之前，即使行政性、运动性的治理措施声势浩大、此起彼伏，仍然不可能指望水污染状况奇迹般地出现好转。
　　而今，政府高层已经意识到水污染危机的严峻性。此次《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能否为制度性的求索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这一版本的修订草案，针对水污染事故，取消了罚款的上限，而代之以直接损失的20％到30％来计算。与之前相比，的确是一个进步。
　　然而，水污染事故仅仅是非常态下的监管。对于日常性的超标排放行为，此次修订仍然保留着100万元的上限。
　　美国的《清洁水法案》的规定要严格得多。它采取的是每日累进制，不设上限，视情节轻重，罚款额度从2500美元直至25万美元不等。在罚款的同时，往往还要再加上1年到15年的牢狱之灾。上述两类处罚，一旦重犯，都加倍处理。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也纳入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执法机构和能力，在过去十年中，公众可以获知的此类判例甚至不足两位数。
　　很显然，仅仅依靠一部法律，哪怕其条文上再完美，或者再加上领导人的行政意志，要想改变中国水污染的现状以及未来都是不够的。
　　中国目前真正急需的，恰恰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念变革。在美国，这种变革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并且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监管理念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1970年，美国建立了环境保护署（EPA）。此前美国联邦政府只对铁路、民航、电力以及电信等自然垄断性行业，或者对于银行业这样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行业进行监管，且监管范畴几乎完全限于经济领域。此后，美国整个政治理念为之一变，垄断性行业逐步引入竞争并解除管制进程加快，而类似环境、公共健康以及危险化学品等社会性质的监管，开始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如果没有这种转变，很难想像在30多年后，EPA会成为一个拥有1.7万多名员工、年预算超百亿美元的庞大机构。作为对比，目前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公务员编制仅200多人。
　　这种转变给美国普通人带来的福利也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水域都被污染，哈得逊河的大肠杆菌含量一度超过健康上限170倍。美国的“母亲河”——密西西比河上游也污染严重，很多靠近城市的河流和湖泊都无法供人们游泳、垂钓或者嬉戏。其直接后果之一是，一岁到五岁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超过100微克/升）的比重，一度接近九成。
　　而今，美国已有接近九成的人，可以在自己社区里获得符合各种健康指标的清洁水供应。大量的水域重新恢复了饮用、渔业功能，大城市周边的河湖又成为众多家庭的乐园。到2002年，美国儿童血铅超标比重也下降到了1.6％。
　　与美国类似，随着公众压力的增长，欧盟在1975年前后，开始寻求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饮用水安全，并最终于1980年第一次设立了约束性污染指标。
　　中国是否应该在短期实现这种转折？目前仍有不小的争议。
　　反对者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未完成之前，地方政府的一些经济行为虽然有损环境、健康等公共福利，但对于中国的整体经济成长仍“利大于弊”。毕竟，在欧美或者日本，环境意识的觉醒都是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一个相对平台期之后，才真正融入到决策中间去的。
　　赞成者则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已经被大大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国家每隔十年左右才会次第出现的很多现象或者矛盾，很可能会在中国交错在一起，以更复杂的面貌出现。在这种情况下，越及早转变，就越能抓住潜在的主要矛盾，在时间之轴上寻求主动。
　　或许，只有把切实转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健全环保法制、技术创新以及促进公民社会的兴起等各种因素真正有机结合起来，中国水污染才有彻底解决的希望。
　　即便如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也绝无坦途。在美国，即使在《清洁水法案》出台20年后，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水体处于受污染的状况。在日本，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后，东京湾的COD达标排放率，也只有63％左右，湖泊等封闭水体的达标率就更低了。而在欧盟，即使到今天，水污染问题仍然是公众最为关注或者说忧虑的环境话题。
   “即使中国明天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水污染问题的基本解决，恐怕也要用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对《财经》记者说。■

    地表水水质划分
    I类水 源头水等 
    II类水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等 
    III类水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等
    IV类水 不适合饮用，只适合一般工业用和人体非直接接触娱乐用 
    V类水 不适合饮用，只适合农业和一般景观用途 
    劣V类水 不适合饮用，基本丧失其功能性 
    从I类到III类水，人都可以直接饮用，但水质从好到坏不等。 
    资料来源：国家环保总局

    水污染分类
　　生物污染：主要是细菌、寄生虫等，可引发传染性肝炎、痢疾、伤寒、霍乱以及腹泻等。
　　化学污染：主要是硝酸盐、磷酸盐、汞、砷、铬、氟、铅等无机物，以及苯酚、苯等其它芳香烃有机物、石油等。大剂量的化学污染物会导致急性中毒，低剂量的长期接触会导致癌症以及婴儿出生缺陷等多种慢性疾病。
资料来源：记者整理

    太湖：沉重的欠债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03日 10:56 《财经》杂志网络版
　　《财经》记者 杨海鹏

　　到底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弥补此前对太湖造成的创伤？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给出的数字是5000亿元至6000亿元

　　如果不是今夏无锡蓝藻爆发导致“臭水事件”(参见《财经》2007年12期“无锡臭水门”)，中央高层恐怕不会如此决断地重新审视“九五”以来的“三湖治理计划”。

　　在过去的11年中，中国政府累计投入370亿元资金，治理太湖、巢湖、滇池的水环境。但是，今年以来，三湖蓝藻提前近一个月次第爆发，宣告以往种种努力所取得的些许成就，是如此苍白无力。

　　蓝藻爆发，被普遍认为是湖泊衰老的重要指征。在中国共计900余个淡水湖泊中，已富营养化或处在富营养化过程中的湖泊，比重已占到85%以上，“三湖”甚至不算最濒危的湖泊。只是由于临近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是重要水源地，才加大了因蓝藻而引发的生态灾难的杀伤力。

　　今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三湖污染防治座谈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将把治理“三湖”作为国家生态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处于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心脏地带的太湖，无疑是“重中之重”。

　　由于“三湖”及其他众多湖泊的富营养化形成机理基本相同，在专家们看来，如果难度最大的、任务最为艰苦的太湖治理能取得突破，无疑将给中国的整个湖泊治理带来新的曙光。

　　《财经》记者获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衔的《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正在编制过程中，有望于今年年底完成。这场关系到湖泊兴废的“中考”，不仅直接牵动着千百万民众的福祉，也更加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

　　不堪重负

　　太湖流域面积3.65万平方公里、湖域2428平方公里，地跨苏、浙、皖、沪三省一市。在江苏，属于该流域的有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四市；在浙江，涉及杭州、嘉兴、湖州三市。
　　2005年6月，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曾针对太湖污染源，进行过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次普查。调查结果显示，江苏境内流入太湖的六条主要河流全为劣Ⅴ类；而浙江境内四条河流，三条为Ⅲ类水质，一条为劣Ⅴ类。这些河流，也构成了太湖水的主要来源。 　　其中，上游地区高锰酸盐指数、总磷和总氮年平均入湖量分别为5.30万吨、0.14万吨和3.57万吨；而这三项指标中，都是无锡地区最大，其次为常州地区，湖州地区最少。 　　这意味着，每年通过河流流入太湖的污染负荷量中，无锡地区所占比例最大，占入湖总量的一半左右。 　　与太湖污染周旋了几十年的无锡市郊区农水局退休高级工程师、著名民间环保人士杨国新对《财经》记者表示，一般而言，除仅拥有7公里太湖岸线的常州对无锡稍有影响，环太湖其他地区的污染，很难对无锡构成影响。因此，无锡的污染更多的是“自源污染”，即集“受害者”和“加害者”两种身份于一身。 　　以太湖越来越严峻的农业污染为例。为提高粮食产量，无锡从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时起，就从传统上一季稻一季麦的种植方式，转变为双季稻种植。鉴于水稻更喜水喜肥，为补地力之不足，不得不大量施用化肥。他对《财经》记者强调，水稻的农业废水污染，一般可达小麦(2034,6,0.30%)的十多倍。 　　统计资料显示，现在这一地区每公顷的化肥用量已达到66.7公斤,即使与1979年相比，也增加了1.7倍。 　　同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围垦造田，更使得太湖面积减少了160平方公里。如无锡的马山，就由太湖中的岛屿变成了半岛。这些，显然又进一步削弱了水体的自我净化能力。一进一出之间，或许已经为今后太湖的富营养化悲剧埋下了伏笔。 　　无锡市现有的太湖岸线，都属于下辖的原无锡县。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该县作为以乡镇工业为特色的“苏南模式”的发源地，有着“神州第一县”之美誉。 　　实际上，无锡的工业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早在上世纪30年代，无锡的工业产值仅次于上海和广州，为国内第三大工业城市。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无锡工业才迅速衰落。 　　但是，无锡县的乡镇工业，承继以前的技术，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小有规模。“文革”期间，来自无锡市区和上海市的无锡籍技工，不少转入乡镇企业谋取生计。“文革”结束后，无锡的乡镇企业更是获得大发展。 　　也就是早期的这些乡镇企业中，有相当数量是污染很重、经济效益很高的印染和化工企业，几无任何污水处理设备，逐步为太湖的富营养化打下了“底子”。同时，与无锡县乡镇企业可一争雄长的常州、武进，在此期间也污染了太湖西北角的竺山湖。 　　及至90年代后，随着无锡城市的扩容，大量污染企业转入下辖县级市宜兴。这一转移，给这个以山光水色物产丰饶著称的古城带来了沉重的生态危机：其西部与常州相邻的湖，目前已成为整个江苏污染最严重的湖泊，沿岸居民不得不常年买水吃；其东部流入太湖的河流，多为劣V类。而濒临的湖域，也因污染严重、鱼类多有异味，导致当地人根本不愿进食。 　　与城市扩容相伴的，是城市人口的增加。无锡市在90年前仅80余万人，2004年城区人口达330万；到2010年，无锡城区人口将达390万左右。到2010年，生活污水的排放可能达到90年的15倍以上。 　　仅仅这些，就足以让本已不堪重负的太湖难掩其累，更何况无锡远非惟一。  　　“癌症村”及其诱发因子　　无锡所在的环太湖地区，早在2004年，根据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资料，就被认为是江苏省恶性肿瘤发病率最高的两个地区之一。另外一个为苏北里下河地区，两地同属水环境污染严重、地势低洼的地区。 　　江苏环太湖三个城市，其中苏州有岸线140公里，无锡88公里，常州仅7公里。苏州虽处下游，但东太湖水质相对良好，水体流动性强，藻类繁育不盛，使得污水更多向下游的上海地区和北部长江排放。 　　《财经》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无锡城乡，人们口口相传的“癌症村”已不下十个。“无锡的发病率本来就高，这些地方被人们说成‘癌症村’，自然是发病率异常高。”一位当地肿瘤科医生对记者表示。 　　整个无锡全境，拥有规模以下的中小化工企业近2000家。在郊区，湖岸水边几乎每一华里会聚集五六家。 　　然而，由于居民无法举证癌症系空气和水体污染所致，受害者几乎无法通过司法渠道获得救济。 　　肝癌在无锡恶性肿瘤死亡率中，虽然仅排第三(低于肺癌、胃癌，但高于肠癌和食道癌)，仍属于高发。目前国际上公认肝癌有三大诱因——肝炎、黄曲霉素和饮水污染。但饮水污染中到底是怎么充当“诱发因子”，一直是一个谜。 　　从30年前开始，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就开始对一些癌症高发地区进行跟踪调查。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这个神秘的“诱发因子”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它很可能就是蓝藻在水中分解产生的微囊藻毒素。这一毒素能够激活人体内的癌基因，同时通过使抗癌基因“失活”的方式来诱发癌症。 　　2001年7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院长俞顺章和他的研究小组在无锡十个调查点采集水样。结果在作为自来水厂水源的八份太湖水中，均测出高浓度的微囊藻毒素，浓度在每升2.699微克到14.188微克之间。常规的自来水处理工艺对它几乎毫无去除效果。 　　2004年11月至2005年10月，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谢平，对太湖梅梁湾和贡湖湾的微囊藻毒素进行测量：在贡湖水样中，测得最高含量达每升5.8微克。　　此前，他们还对四种蚌类的毒素污染进行研究，蚌的肝胰脏毒素含量高达38.5微克/克，其肠道和软足中的毒素分别为20.65微克/克和0.58微克/克(干重)，内脏团和鳃中最高含量也分别达到了1.70微克/克和0.64微克/克。 　　换句话说，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人，整体食用四种蚌肉共计300克(6两)，就可轻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摄取量上限的8到23倍。 　　因此，谢平警告说，在蓝藻水华暴发的夏季，食用太湖这种被微囊藻毒素严重污染的湖泊的水产品的危险性，是“不容忽视的”。 　　太湖作为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淡水养殖场，每年的水产品输出可达万吨以上。倘这种危害无法回避，那么太湖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显然远远超出了流域范围。  　　经济发展“潜规则”
　　目前，作为水利部派出的厅局级单位太湖流域管理局，是这个地区惟一的流域水环境管理部门。然而，由于不具处罚权，其约束力在“诸侯割据”面前显得十分虚弱。 　　养殖业是太湖重要的污染源，据保守估计，它对整个太湖总磷总氮的贡献率在15%左右。按照1998年的规划，整个太湖湖面的养殖面积要压缩到1.5万亩。后在江苏省渔政部门游说下，才增加了1万亩。 　　然而，数字是会变魔术的。在前两年环保风声渐紧时，有官员才公开承认围网养殖面积是10万亩。直到此次无锡蓝藻事件爆发后，借助卫星技术，公众才得以了解太湖围网养殖的真实面积——近20万亩。 　　从2.5万亩到20万亩的灰幕之下，是渔政部门唾手可得的利益：每亩水面的养殖证70元，超标的每亩则收取280元。大闸蟹每亩一般净收益在2000元到3000元，高者可至万元。对于超标养殖者和渔政管理部门，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双赢”之选。而其外部化的成本，比如水流不畅、有机物沉积等，自然是由太湖承当。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研究报告显示，围网养殖面积超过40%湖面的东太湖，目前每年养殖残余物堆积湖底的速率为1.24厘米。照此速度，50年后，东太湖也许将真正消亡。 　　争讼十年的苏州吴江盛泽镇和浙江嘉兴之间的环境纠纷，更加暴露出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缺失。 　　1993年始，在地方政府放松治污标准的暗示下，丝绸印染行业向盛泽镇快速集中；盛泽的劣V类污水，每年有9000万吨流入嘉兴境内。以养鱼和培育珍珠为业的当地农民，多次因为污水袭来造成绝收，直接经济损失数亿元计。更为严重的是，数年之后，在嘉兴王江泾等镇，先后出现了数处“癌症村”。 　　期间，嘉兴方面多次与江苏各级政府交涉，但盛泽排污行为始终未见减少。2001年11月，嘉兴农民用沉船筑坝的方式进行抗议，才促使中央下定决心介入，此事终获解决。 　　但损失惨重的嘉兴方面，所获赔偿历年不过千万元。盛泽镇则在这八年中，累计创造印染业产值近百亿元，完成原始积累，并一跃成为苏州的经济强镇和吴江市的副中心。 　　这样的“潜规则”，像癌症一样不断地腐蚀着太湖的整个机体。在GDP、税收和财政收入等硬约束下，环境保护大多情况下只能无奈地沦为“二等品”。即使一旦引发生态灾难，只要祭出“历史原因”等各色旗帜，当事者往往也不难全身而退。以此次无锡蓝藻事件为例，事后受到处分的，也仅仅是宜兴市五名科以下的官员。  　　俟湖之清　　7月26日，“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编制工作小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这也预示着新一轮太湖治理工程的实质启动。
　　该小组由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山担任组长，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以及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法制办和中咨公司等分别派出干员参与。在此小组之上，另有一“太湖治理领导小组”，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领衔。 　　此前，有不少专家建言，太湖治理涉及两省一市，横向有十数个相互不统属的部门。因此，需要中央政府统筹规划，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负责太湖综合治理的行政部门，方能避免各方掣肘，从而有效地推进这一长期性的工作。“太湖治理领导小组”是否能成为诉求中的综合权力部门雏形，尚未可知。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向《财经》记者透露，根据国务院部署，发改委已经会同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等有关部门，以及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开展了总体方案编制的前期工作。《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预计在今年底最终完成，并上报国务院。 　　这一总体方案的编制，意味着国务院1998年发布的《太湖水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及其后的《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正式失败。按上述计划，在2010年前的目标，即“基本解决太湖富营养化问题，湖区生态系统转向良性循环”，现在看来已是“天方夜谭”。 　　“总体方案”尚未出台，《财经》记者走访的专家对此大都保持了审慎态度。毕竟，此前两个计划覆辙犹在，新的治理方案是否会再次“画饼充饥”？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秦伯强研究员对《财经》表示，各级政府官员，都对行政力量和一些自称短期可以见效的技术过于迷信。 　　“太湖这种浅水湖泊的生态修复，即使在资金充裕、管理严格、技术条件优越的情况下，几十年治理往往也难竟其功。”秦伯强提醒说，现在最为紧迫的，是如何有效协调各方利益，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太湖生态进一步恶化。 　　到底要付出多大代价，才能弥补此前对太湖造成的创伤？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给出的数字是5000亿元至6000亿元；也就是说，大概要花三个三峡工程的钱，才能使太湖水质恢复到蓝藻出现前的1982年前后的状况。■
    黄河：“母亲河”轮回 
        《财经》记者 王长勇《财经》杂志 /总193期  [2007-09-03]
    “好好学习，离开白银”，只有置身在黄河上游的这个城市里，才更能切身体会这句话所包含的苍凉　　“好好学习，离开白银”，只有置身在黄河上游的这个城市里，才更能切身体会这句话所包含的苍凉　　今天流在我们面前的黄河，是一个被榨干了乳汁而又被玷污了的“母亲”形象： 　　自1972年至1998年的27年中，黄河有21年发生了断流，平均每年断流50天。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黄河下游连年断流。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至2004年的18年间，黄河流域共发生水污染事件百余起。“圣人出，黄河清”只存在于愿望中，在不少地方，它变得更黄，甚至更黑了。 　　如果说随着1999年正式启动的黄河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黄河的断流问题已经开始缓解，水污染的阴影却还看不到多少曙光。 　　就在今年7月3日，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省会兰州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另外一个工业重镇白银市，都被列入了国家环保总局流域限批“黑名单”。

    辉煌的代价
　　位于黄河中上游、甘肃省中部的白银，正在为曾经的辉煌付出代价。
　　白银从1956年正式设立县级市至今，只有半个世纪。但在这块蕴藏着丰富的金、银、铜、铅、锌、锰等矿物的土地上，采矿业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
　　到了明朝洪武年间，白银的采矿点已经有30余处，盛时开采人员达三四千之众，“日出斗金，集销金城”；官方于是在距市区10公里处的凤凰山、火焰山、铜厂沟专设办矿机构“白银厂”，白银市由此得名。
　　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种角色定位仍然在延续。1954年，即在白银建市前两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正式建厂。目前，这家公司已建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到2005年，铜、铝、铅、锌四种有色金属总产量超过了42万吨，销售收入逾55亿元。
　　1953年，作为国家“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隶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也在这里安营扎寨。
　　以矿立市，给白银带来了曾经的辉煌。但其代价之沉重，亦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计。
　　今天的白银，已经成为整个黄河流域最大的重金属废水污染源，同时也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氨氮废水污染源。当然，除了奔流而过的黄河水，直接的受害者还包括天空——这里也是甘肃省最大的二氧化硫以及硫酸浓缩废气污染源。
　　目前，白银市所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汇集到东大沟和西大沟这两条排水沟，然后流进二十多公里外的黄河干流。其中，西大沟主要排放生活污水，东大沟则同时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仅2005年一年，从东大沟排进黄河的废污水就达1894万多吨，占整个白银市区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 80％以上；铜、铅、锌、镉、砷等重金属都严重超标，其中砷超标更达25.68倍之多。
　　7月下旬，当《财经》记者来到东大沟时，看到绝大多数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汇合成了一股深黑色的浊流，散发着刺鼻的臭气，其终点只有一个——黄河。
　　在主要排放生活污水的西大沟，虽然建有污水处理厂，但据《财经》记者现场观察，处理厂出水口只有少部分流出处理后的清水，大部分都处于闲置状态。处理厂附近村民也向记者证实了这种说法。
　　白银市环保局官员对《财经》记者承认，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收集能力目前仍不足。就这样，未经处理的黑水从处理厂上游奔泻而下，与相对而言少得可怜的处理水在此合龙，然后直接入黄。
　　今年7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通告中指出，经过现场监测，白银市东大沟COD浓度为181mg/L，超过地表水V类标准3.5倍；西大沟COD浓度131mg/L，超过地表水Ⅴ类标准2.27倍。在被抽查的22家企业中，15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问题，占被抽查企业近七成。
　　今年6月上旬，白银市水利局也委托甘肃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对白银市主要河流，包括黄河、祖历河、关川河的六个重点河段、18个检测项目进行监测。结果表明，白银市评价的河段中，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污染较重的四类水质的河段有三个，占评价总数的一半。污染极严重的劣V类水质河段两个，占评价总数的33.3％；河干的河段一个，占16.7％。
为害惨烈
　　记者在白银采访期间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好好学习，离开白银”。没有人能比当地人更能切身体会到，这句话中包含着苍凉甚至绝望。
　　东大沟废污水在白银市四流镇汇入黄河。《财经》记者注意到，紧挨东大沟入黄口下游侧，建有四龙镇北坪泵站。刚刚藏污纳垢的黄河水，就被直接抽取用来灌溉农田了。
　　记者走访了位于东大沟入黄口下游200米处的四龙镇民乐村。这个距离黄河仅仅100多米的村庄目前共计1500多人。之前，村民一直在饮用黄河水，将黄河水挑回家，简单沉淀两小时左右就直接饮用了。从2006年开始，村里才用上了处理过的黄河水。
　　村诊所李文华大夫告诉《财经》记者，当地患牙病的人非常多，大人小孩都有；尤其是50岁以上的明显增多，很多人的牙齿脱落。此外，村子里患心血管病、癌症、白血病的人也很多。
　　2006年，一位王姓村民家中，先后有三人因心脑血管疾病去世。就在记者采访当天，7月20日，村子里刚刚为一个几天前因白血病去世的村民举行了葬礼。
　　据悉，这些患病的村民，绝大多数一直生活在村里。“是否和黄河水的污染有关，我们也不清楚。”李大夫对记者说。
　　住在工厂附近的村民，受害程度似乎也更为惨烈。
　　在位于白银公司冶炼厂、铅锌厂附近的白银区崖渠村沙坡社，当地村民李沛高告诉记者，自1960年白银公司冶炼厂投产以来，这里的水就不能吃了。村子附近有四口水深在15米左右的井，过去村民一直靠井水为生。但随着污染加剧，从上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村民不得不转向白银公司供应的自来水。
　　人并不是这场污染惟一的牺牲品，村里养的羊、马、牛等牲畜吃了草后先是牙脱落，然后慢慢死掉。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个村子就不再养牲畜了。
　　目前，沙坡社在东大沟上端，投资几十万元建了大坝，污水通过沉淀、自动净化后用来浇地。由于这些处理措施根本无法消除污水中的有害成分，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里的小麦产量非常低，每亩地100斤左右。而在正常情况下，当地小麦亩产可达800斤左右。
　　沙坡社社长刘永朋坦率地告诉记者：“我们种的庄稼，根本就不能吃。”刘曾经拿着村里种植的粮食去检查，里面铜、铅、锌、汞等各种金属都有，每一样都是超标的，“而且是几十倍、几百倍的超标。”
　　在这样畸形的水环境下，外面培育的优良品种根本无法适应。小麦不坐果、不灌浆，西红柿、辣椒、茄子等蔬菜开花、授粉、坐果等运转都不正常，果实大多也是畸形果，这些在当地人看来，早已经是见怪不怪。
　　在整个崖渠村，记者注意到，心血管病、肺病、气管疾病很常见，白发更是普遍。
  “现在几岁的小孩子，就有白头发，”刘永朋补充说。以他自己为例，不到15岁头发就开始变白，现在几乎全白了。记者用手拨开他染过的头发，花白的发根清晰可见。
　　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只有在企业发生严重的污染事故，造成不可否认、直接明显的损害后，企业才给予当地村民一定额度的赔偿；而且，企业也仅对因污染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进行赔偿，对村民身体健康带来的危害根本不予考虑。
　　目前，沙坡社有110户、540人、1000多亩地。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年份的赔偿大约在10万元左右，人均不足200元。

    漫漫治污路
　　白银公司铜冶炼制酸系统高浓度二氧化硫烟气治理项目于今年4月20日投入运行，8月10日，银光公司总投资近4亿元的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也正式奠基。这一项目投产之后，或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困扰白银市近40年的硫酸雾污染。
　　“我们已经认识到白银市对黄河的严重污染，但我们治理污染的能力确实有限。”白银市环保局局长李巨忠对《财经》记者表示。
　　2005年，白银市拿出了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于治理污染。在李巨忠看来，随着资源的日益枯竭，作为吃饭财政的白银市，每年拿出四分之一治理污染“的确非常吃力”。
　　据悉，为从根本上解决对黄河流域的危害，白银市准备在东大沟建一个工业废水处理厂，将东大沟的生活污水调到西大沟统一处理。目前西大沟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为4万吨。
　　位于黄河上游的兰州市，也是惟一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同样遭遇到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黄河兰州段全长152公里，其中流经市区45公里，为兰州提供了九成的生产、生活用水。
　　兰州市建委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科科长韩永努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兰州市现有五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仅为20万吨左右；而该市目前每天的排污量近60万吨，这就意味着大约三分之二的工业和生活污水，都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了，而这些基本上最终都流进了黄河中。
　　即使现有的处理能力，由于管网不配套，也未得到充分利用。以设计能力为每日16万吨的雁儿湾污水处理厂为例，目前实际处理量仅为每日10万吨左右。设计日处理能力为20万吨的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虽早已于2006年建成，但由于管网不配套，至今仍无法正常运行。
　　甘肃省环保局法规处副处长张谈贵对《财经》记者表示，兰州市的水污染，在“九五”（1996年-2000年）之前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十五”（2001年-2005年）至今主要是生活污水污染严重。目前兰州市生活污水排放并没有统一的排污口，沿黄河两岸排污口到处都有。只是大多排污口在盛水期的时候，一般都在水面下看不到，只有到了枯水期才显露出来。
　　对于流经这个城市的黄河的变迁，兰州毛条厂下岗职工李性谦是普通的见证者之一。从小在黄河边草场街赵家庄长大的他，现在还能回忆起小时候和伙伴们在黄河里游泳的场景，“即使呛了水，也就是一股鱼腥味”。
　　现在，李师傅再也不下黄河了，“水的味道怪怪的，说不上是什么味道，恶心得要命。”
　　居住在安宁区黄河家园小区的付荣芳也有类似的感受。她对记者表示，每年10月以后，随着汛期过去，黄河水就开始变得很臭；到了黄河边有些地段，要捏着鼻子，没法再出来散步了。
   “水的颜色黑绿黑绿的，刺鼻的臭味，最近十几年每年都是这样。”她补充说。
　　记者来到坐落在安宁区的七里河安宁污水处理厂。这个仍未正式投产的工程，由一栋淡蓝色的高层建筑和两个硕大的球体组成，矗立在黄河岸边颇为醒目。
　　然而，就在近邻污水处理厂的附近，一条排污沟自北向南，将混浊污黑的废污水直接送进了黄河之中；同样，在处理厂下游1000多米，有一条更宽的排污沟赫然在目。■

    海河：末梢之痛 
    
    《财经》记者 王和岩《财经》网络版 /总193期  [2007-09-03]
    对于属于海河流域南系的子牙河，“有河皆枯、有水皆污”的评价“纸上得来终觉浅”，用脚步丈量的印象才显得无比真实而触目惊心

　　对于属于海河流域南系的子牙河，“有河皆枯、有水皆污”的评价“纸上得来终觉浅”，用脚步丈量的印象才显得无比真实而触目惊心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支流无数的海河水系宛如一幅扇面，天津则是扇柄。北边的蓟运河、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和南边的大清河、子牙河、漳卫河等五条河系，最终都在天津汇入海河，并东归渤海。
　　因此，早年间对天津曾有一个精妙的形容——“九河下梢天津卫”。然而，这一切如今几成陈迹。
　　属于海河流域南系的子牙河，由南北两条支流在河北献县汇聚而成。北边的滹沱河发源山西繁峙县境内，流经晋北黄土丘陵，穿太行，奔流东下，过河北省的平山、正定、石家庄、饶阳等八县市，至沧州献县。南边的滏阳河，则出自邯郸峰峰矿区滏山南麓，流经邯郸、邢台、衡水等地。
　　子牙河流经晋、冀、津两省一市，流域面积46328平方公里，既有山区，亦有平原，人口1900余万，其严峻的污染态势不啻是整个“病态”的海河流域的一个缩影。
　　根据水利部的统计，过去几年中，海河流域水质低于劣V类的河流长度比例，一直在50％以上，它与辽河一起成为中国七大江河中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包括子牙河、大清河在内的南系，其劣V类水质的河段，要高出整个流域近10个百分点。

    “输血的河流”
　　“哪来的水？都干了二三十年了。”7月22日，天津静海县独流镇十一堡村，一个骑自行车的老乡告诉记者。
　　这里本来应该是三河汹涌合流之处——子牙河在天津市静海县独流镇十一堡与南运河汇合后，再到第六堡与大清河汇集，然后合成西河，并最终至天津新红桥与北运河交汇形成海河。因水流湍急，一旦形成洪峰，甚至有可能直接危及下游的天津市。
　　如今，在子牙河已经荒草丛生的干涸河床上，只剩下风化的小木船以及低头吃草的瘦马。
　　其实，干涸的何止是子牙河。站在子牙河与南运河交汇的闸堤上，南运河河道同样是野草茂密。岸边，一些纳凉的妇女坐在家门前。脚下的南运河，曾承载过两岸居民多少童年的欢乐，如今，一切已随运河的干涸消失殆尽。
　　村民徐树海带领记者来到村西的子牙河边，窄窄的河道中间横着一道矮矮的土坝。他告诉记者：“子牙河从这里就干了。”至于土坝，则是五六年前天津向山东省济南市购买黄河水，由南运河输送而来，为防止水向上游回流而筑的。
　　现年54岁的徐树海告诉记者，子牙河已多年没有水了。子牙河中的帆影，似乎已经永远地定格在了少年时代的记忆中。
　　是谁在改变子牙河的命运？也许，首当其冲的，是随着人口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海河流域不断加剧的地表水资源紧张局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树坤用“输血的河流”来形容海河流域，因为整个流域每年的水资源供应缺口都在130亿立方米以上，只有依靠滦河、黄河乃至地下水加以支撑。
　　当然，彻底改变其命运的，还有一项水利工程。
　　由于子牙河上游坡陡流急，下游排水不畅，历史上经常发生水灾。1963年海河流域大水之后，为减轻洪水对天津市区的威胁，自河北献县起开挖了一条子牙新河。自此，子牙河分为两路，一路沿原来的河道，流经河北的河间、大城等县至天津静海独流镇与南运河、大清河相汇，并至新红桥和北运河汇成海河后，在天津塘沽入渤海；另一路主要用于泄洪的子牙新河，则取道天津大港马棚口入渤海。
　　斗转星移，在子牙河逐渐干涸的同时，仍然流水潺潺的子牙新河虽然免了断流之厄，却在承受着另外的苦痛。
　　天津市大港区环保局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子牙新河水质污染严重，常年属于劣V类，一旦来水量过大漫堤，就会污染农田；而开闸放水的话，又会污染海口，从而影响对虾等海水养殖业。2004年6月，子牙新河上游污水下泄，就造成马棚口附近养殖的鱼虾大面积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100万元。

    “污染程度保持得很好”
　　7月下旬，记者来到了河北省献县乐寿镇田庄分洪闸，这里也是子牙河和子牙新河的分界点。向北望去，子牙老河床杂草丛生，干涸见底；东流的子牙新河臭气熏天，闸口处有大片白色的泡沫，在黑水中翻滚。
　　滏阳河与滹沱河的汇合处，就位于近在咫尺的高庄。然而，记者在高庄看到，滹沱河也和子牙河一样滴水皆无。献县水务局工程师井占梅证实，滹沱河在献县境内已断流多年。
　　站在高高的河岸上，乌黑的滏阳河在阳光下泛着油光，对岸庄稼和树木倒影其中，和远处的绿意盎然的田野，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田园乡村图——当然，前提是你闻不到那阵阵刺鼻的恶臭。
　　过去100多年来，作为洪泛区，这里深受洪水之苦；但在连年干旱之后，田庄村民向记者抱怨最多的，仍然离不开污染话题。“子牙新河黑了快20年了，可把我们害苦了。”
　　据村民反映，由于浓重的臭味笼罩村子，村民常年不敢开窗户；尤其是在夏季的雾天，河水中散发的臭味简直令人窒息。以前田庄村民饮用、种庄稼都用子牙河水，现在水连浇地也不行了，因为浇的地发臭、发碱。
　　非但如此，村里的地下水也受到了污染，原先200多米的浅水井已全部报废。重打一口三四百米的深水井，需要15万元。
“我一年就接待四五批记者，都不爱说了，麻木了，还有什么意思？”面对记者的采访要求，献县环保局污控股股长窦建辉有些心灰意懒。
　　今年2月下旬至4月上旬，子牙河献县闸水站监测数据显示：每升水中COD（化学需氧量）最低202毫克，最高469毫克，是国家排放标准的5倍至10倍；氨氮最低69.74毫克，最高100.5毫克，是排放标准35倍至50倍。
　　对于这些触目惊心的污染，献县环保局在2005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称，由于来自上游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的污水，才使献县境内的滏阳河、滏阳新河、子牙新河、北排河等骨干河流均受到严重污染。污水中主要污染物严重超标，水质历年检测都为劣Ⅴ类，均已丧失使用功能。据测算，每年仅到达献县境内的污水量就高达约2亿吨，COD排放量也有20万吨左右。
　　这份报告还指出，上游大量污水的涌入，致使献县的水利设施、坑塘农田及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据统计，从1997至2004年，全县各种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
　　可能的危害，绝对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早在2002年，献县有关部门就组成一个调查组，对水污染造成的危害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最终的调查报告显示，献县共有13个乡镇、119个村的浅层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涉及人口12.7万。其中35个重污染村的浅水井丧失饮用水功能，沿河10万群众常年呼吸有毒有害空气，食用受污染的粮菜，饮用受污染的地下水；肠胃疾病、心脑血管病、皮肤病、呼吸系统病、肝病、癌症等明显增多，死亡率明显上升。
　　记者问道，近年来上游兴建了一些污水处理厂，这里的水质是否因此有所改善，窦建辉有些揶揄地笑着说：“数据没有多大变化，这些年污染程度保持得很好。”

    污水何来
　　据记者调查，子牙河沿途流经的所有城市，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向其排污。
　　献县至今仍没有污水处理厂，全县生活污水从来都是直排。当地环保部门认为，该县城只有4万人，少量生活污水积存于北排河，经过渗漏、蒸发后已难以形成径流，加之境内也几乎没有工业企业，更没有排污口和污水排放，因此，总体而言对于子牙河的污染状况影响不大。
　　然而，今年1月11日河北省环保局的一份“督查通知”披露，该县红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1999年开始建设，2000年生产至今，一直没有经过环保部门审批，周边群众反映污染严重。
　　由于滹沱河已经干涸，子牙新河的污水应主要来自滏阳河。河北省环保局污染控制处马宝信副处长对《财经》记者表示，滏阳河的污水，目前主要来自石家庄和衡水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尤其是石家庄的制药、造纸企业，及周边正定、无极、辛集、赵县等县市的制革、造纸、淀粉企业等，超排、偷排现象时有发生。
　　从去年下半年至今，河北省环保局对子牙河水系所涉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沧州等五市重点排污企业，进行了五次抽查和暗查，实际情况并不乐观。
　　今年1月25日，河北省环保局公布了子牙河挂牌督办企业整改结果，16家重点违法排污企业中，有五家企业仍在超标排污；5月初，在有关市县暗查时，发现多家企业仍存在擅自更改污水处理设施，超标排放等状况。
　　7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六市二县五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其中就包括海河流域的河北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
　　《财经》记者获悉，此次公示的“流域限批”，是根据6月8日至9日，国家环保总局海河流域第一检查组在对邯郸市工业园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和重点排污企业检查结果实施的。
　　检查发现，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企业71家，仅13家通过“三同时”验收（污水处理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此外，邯郸市环保局与邯郸经济开发区违反有关规定，联合发文将环评市级审批权限下放到开发区管委会。检查中发现，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审批的环评项目占入区项目的70％，市环保局审批的项目仅占30％。邯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除越权审批项目外，对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的监管也不到位。
　　8月2日下午，在邢台市南和县张李召村口，记者看到一块石碑，上书“饮水思源”。碑文讲述的，是河北航宇集团董事长刘同林拿出4万元给村里打了口400多米的深水井，使全村乡亲吃上了清洁的自来水。
　　然而，记者在航宇集团位于张李召村和巩庄村交界处的围墙后，却发现一股浑黄的污水正哗哗外流，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异味。污水沿着排污渠东入南澧河，在河槽中沉淀下厚厚白色的污泥。当晚7点，当记者再次前往排污处，浑黄的水更是已变成了棕红色，泛着白色的泡沫，湍急东去，臭味刺鼻。
　　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现在有水渠还好，前几年这些污水都是直接排在地里。
　　南和县有关部门一官员私下里对《财经》记者表示，航宇集团早在2004年就投资8000万元建成了污水处理设备。不过，如果污水处理设备正常运转，“每吨纸的成本将增加20多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南和县，航宇集团作为该县最大的企业，是当地利税大户，董事长刘同林还挂着南和县政协委员的头衔。
　　或许，正是这种有些扭曲的“联姻”和价值观，使得在子牙河流域的很多地方，污水横流的格局几乎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有效的遏制。

    失陷的“最后防线”
　　在河北省环保局污控处副处长马宝信看来，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之后，就可以大量削减区域污染负荷，显著改善水质。污水处理厂，可以被看做是阻遏水环境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
　　近几年，河北加大了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力度。然而，从其运行状况来看，这道最后的防线已经千疮百孔。
　　国家环保总局7月3日公布的全国“挂牌督办”六家污水处理厂中，河北省就占据了五家。其原因或为超标排放，或为处理能力严重低于设计能力。
　　据河北当地媒体《燕赵都市报》报道，早在去年9月14日，河北省环保局副局长孙彦敏曾经通报了对子牙河流域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重点排污企业查访的情况，其中就包括十个污水处理厂。结果发现，个个出水严重超标；所查的三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中心，也普遍存在污染治理设施停运、污水超标排放现象，致使污水由单个企业变为集中排放。
　　今年5月1日，河北省环保局再次至衡水市污水处理厂检查，其实际日处理依然为每天2万吨。据《财经》记者了解，整个衡水市日产生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11万吨，这就意味着，衡水市约八成的污水没有得到处理就直接排放了。为此，河北省环保局于5月7日正式向衡水市政府发函要求限期整改。
　　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衡水市污水处理厂副厂长高树国满腹委屈。因为处理污水并不是只建污水厂就万事大吉，还需要完备的城区管网收集污水。而现在衡水市的城市管网还是多年前建的，由于涉及资金投入和居民搬迁，改造起来比较复杂。因此，现在进入污水处理厂的，只是市区铁道南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记者发现，衡水市重点污染企业所在区域，包括化工、造纸、医药企业密集区等，恰恰都位于铁路北。
　　此外，高树国还对记者强调：“不是什么样的水都能处理的。”一般情况下，只有达到处理厂的进水标准的污水才可以净化。否则，不仅无法净化，其过强的污染物还可能“杀死”污水处理设备。
　　正是在种种矛盾之下，记者注意到，与污水处理厂一墙之隔的衡水市利税大户冀衡集团下属的冀衡药业，还有周围几家曾被媒体点名的排污企业，污水都是在处理厂的眼皮底下，直接将污水通过班曹店排干渠进入滏阳河，流向下游地区。
　　河北省环保局局长姬振海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河北省90％以上的面积属于海河流域，子牙河水系也是省内最重要的水系之一。这几年治理力度很大，2006年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所占比例比“十五”初减少了15％。
　　不过，他也承认，虽有好转，但“污染仍很严重”。
　　导致子牙河严重污染短期难有实质性改变的原因，除了水资源匮乏，流域内结构性污染问题也十分突出。姬振海说，很多城市本身水资源严重匮乏，但其主导产业却定位为污染严重或高耗能、高耗水行业，像医药、钢铁、轻工、造纸、化工等。这些都是产生严重污染或者需水量很大的企业。
　　此外，现有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是环境污染势头难以遏制的原因之一。
　　“我们要求我们的执法者要严起来、硬起来，但法律赋予我们的手段很有限。” 姬振海介绍说，有些企业如果不启用污水处理设施，每天能节省1万多元，一年下来就是400多万元，而环保部门的处罚最高限额却仅为10万元。 ■

    珠江：脆弱平衡 
    《财经》记者 龙雪晴《财经》杂志 /总193期  [2007-09-03]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水污染之间，重建脆弱平衡的努力到底能维持多久？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水污染之间，重建脆弱平衡的努力到底能维持多久？

　　8月9日，在西江干流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广东省交界河段的梧州市，珠江流域第一块省界缓冲区碑举行了简短的揭幕仪式。
　　所谓“省界缓冲区”，是保护河流生态的一个措施。在缓冲区内，不允许发展任何有可能污染水源的工业。
　　以此碑为界，向上游4公里和向下游12公里的西江河段，被划为“桂粤缓冲区”。“达到国家地表水Ⅲ类标准”的水质管理目标，也被赫然铭刻于碑上。
　　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据《财经》记者了解，珠江流域所有省界缓冲区都将陆续确界立碑。目前，广东省环保局也正牵头与珠江上游省份联手编制珠江流域的水污染防治规划。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标志着珠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在经过多年的艰难探索之后，正在迈入跨省区合作的崭新一幕。
  “治理水污染必须上下游紧密合作，否则很可能功亏一篑。”广东省环保局有关人士不无感慨地对《财经》记者表示。

    “世界工厂”的代价
　　珠江由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等四个水系组成，西北两江和东江分别在广东省三水市思贤窖和东莞市石龙镇汇入珠江三角洲，流经河道纵横的网河区后，再分由八大入海口倾注南海，是为珠江独特的“三江汇集，八口分流”水系特征。
　　自1985年以来，富于水脉、航运便利的珠江三角洲，随着大量外资的涌入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崛起为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密集的“世界工厂”。
　　说是“世界工厂”，实际上一点都不夸张。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之后，这个珠江入海时冲击沉淀而成的、面积仅1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创造了中国近三成的对外贸易额。
　　然后，奇迹的背后，却是被水利界赞为“南国少女”的珠江承受的隐痛。
　　根据国家环保局发布的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七大水系中，珠江水质状况最为良好，其干流和支流水质58％达到二类水标准，24％达三类水标准。但悬于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城市之上的水污染“红灯”，却一直高挂。
　　“部分流经城镇河段和大部分内河涌的水质，属于Ⅴ类或劣Ⅴ类水质，水污染治理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广东省环保局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承认。
　　受到波及的不仅仅是珠江。自2001年发布《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以来，珠江口海域已经连续六年被列为“严重污染区域”；2006年的监测结果更表明，海洋污染范围呈扩大趋势。
　　在这个背景下，最具典型意义的城市莫过于东莞。
　　这座32个镇区逶迤相连组成的城市，20年前还是一片盛产水稻、香蕉和荔枝的农村田园，如今已靠外向型经济爆发式增长所带动，成为国际加工制造业名城，甚至被认为是“下一个深圳”。
　　然而，在人均GDP高居珠三角二线城市（除广州、深圳）之首的同时，东莞的多棱镜中也折射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阴暗面——水污染。2005年，东莞全市主要水污染物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达到11.6万吨，为全省最高。
　　这一年，东莞市痛定思痛之后，宣布将在未来15年里投入235亿元，以便到2020年能“彻底解决”东莞水环境污染问题。然而，这场长跑的“赢家”到底会是谁？目前来看并不是很清晰。
　　迄今为止，东莞市对水污染整治工程投入最大的是污水处理厂建设。按照规划，从2004年至2007年要投入70.9亿元，分两批建设36家污水处理厂，并寄望在三到五年时间内，使东莞内河涌污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然而，近期东莞市环保部门披露的信息却显示，东莞污水处理厂工程进展缓慢。原规划的首批16个项目，仅有11项开工建设；而已开工建设的项目中，完成工程量超过50％的也只有六个，有四个项目还在“试验性开挖”阶段。
　　现有的污水处理厂，却越来越不堪重负。在东莞市塘厦镇水质净化厂，负责日常运作的操作员张易刚告诉《财经》记者，该厂自1992年运作以来，出水质量基本保持达标。但随着塘厦镇居住人口、工业人口超负荷，净化厂每天24小时开足马力运转，也“已应接不暇”。
　　据悉，2006年上半年，东莞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量为4820万吨左右，只占市区生活污水总量的68.64％左右，比预期目标整整落后了10个百分点。
　　7月下旬，当《财经》记者来到位于莞城西边的东莞运河时，由于上游刚刚下过雨，河水颜色只是深绿偏黑，但站在岸上仍能闻见刺鼻的腥臭味。当地的老乡更是告诉记者，仅仅半个月前，运河水面上还经常可见泡沫和脏物，“尤其在靠近水闸的地方，脏东西多得有时连河水都看不见”。

    “毛细血管”保卫战
　　作为珠江流域绝对的经济引擎同时也是第一排污大户，自2002年起，广东省启动了珠江综合整治工程。整治重点，就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从长78公里、污染最严重的珠江广州河段，到其下游1万平方公里左右污染严重的网河区，尽在整治包围圈内。
　　在珠江广州段的滨江路，记者看到投入巨资治理五年后的珠江水，水体为不透明的浊绿色。岸边江风虽仍带水腥味，但较之2000年前后又黑又臭须掩鼻而过的一江污水，已有明显改观。
　　据广东省环保局珠江综合整治工作办公室副处长孔庆安介绍，广东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开展得比较早，虽然仍存在企业偷排超排污水的问题，但“基本面已经管住了”。目前对珠江最主要的污染，来自生活污水。
“从137个省级监控断面的监测结果来看，广东省大江大河和主要水库的水质还是良好的，目前主要是流经城市的一些河段和城市的内河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广东省环保局水环境管理处处长陈 成也对《财经》记者表示。
　　用来势凶猛来形容广东生活污水的增长态势，并不为过。与20年前相比，广东省生活污水占废水排放总量的比重早已从当初的33％-40％ 上升到近年70％左右。
　　在兴建污水处理厂之前，绝大多数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进了城市的“毛细血管”——城市运河或内河涌。“自2002年珠江综合整治以来，生活污水的治理才得到重视。”孔庆安对《财经》记者解释说。
　　据广州市环保部门的统计，广州231条河涌中，有116条污染较重，均为几十年来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直接排放累积的恶果。
　　从2005年至今，广州市用于河涌整治的投资已达148.8亿元。到2006年底，广州市区81条河涌的截污工作也已基本完成，原先零乱分散直排河涌的排污口被管道连结起来，先集中经由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之后，再进行统一排放。
　　但记者实地观察了广州市内流经闹市区的多条河涌之后发现，污染程度均仍十分严重。有的几乎已经断流，河渠积满黑色油泥和脏物，臭气熏天；有的河涌为了掩盖臭气，甚至已被安上水泥板封盖，完全丧失引流功能。
　　或许，要彻底消化多年累积的“遗产”，绝非短期之功。
　　在广州以外，珠三角网河区的几个水污染“重地”——东莞、佛山、深圳、惠州等，也正大力整治内河和河涌，东莞市政府甚至已经为此专门成立由市领导班子挂帅的“河涌整治办公室”。专家预测，在今后两到三年之内，“内河和河涌保卫战”将是上述城市水污染治理“战役”的重点。
　　东莞的困境绝非个案。根据广东省环保局提供的数字，广东省污水处理能力每年新增100万吨，至2006年底全省已经建成99座污水处理厂。尽管如此，全省的污水处理率不过近50％而已，广东省还有超过一半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
　　以目前广东省各地投建污水处理厂的速度来看，能否走好城市扩张和水资源保护的平衡木，仍是一出“惊险剧”。
　　毕竟，今年4月，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至2005年，珠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已相当于美国、加拿大和韩国2003年的水平。如果不加以控制，广州常住人口将在十年内突破最大容量1500万，同时，深圳常住人口也将达到“临界点”。届时，生态环境、能源、水资源以及可使用土地等方面，或许都将达到承载的极限。

    “产业转移”带来什么？
　　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2006年，广东省先后出台《珠江角环境保护规划》和《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分区控制的概念，明确规定不允许电镀、制革等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较大的重污染行业在珠三角某些城市发展。
　　以东莞为例，围绕“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执行“三个不批”政策：采用国家和省明令淘汰的落后生产技术和设备的项目不批；位于东江上中游地区、石马河、寒溪河、东引运河流域的重污染项目不批；已超出排污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项目不批。
　　形格势禁之下，2006年，东莞全市共拒批不符合产业政策、选址不宜等污染项目663项，其中重污染项目30项。对全市漂染、造纸等六大行业1252家重点污染企业，也按照“关闭一批、搬迁一批、在线监控一批”的措施，进行了分类综合整治。
　　对投资合同到期“四纯两小”（纯电镀、纯漂染、纯洗水、纯印花企业和小规模造纸厂以及小规模制革企业）性质的外资企业，东莞市外经贸部门一律不再签订续期合同，海关部门不再备案生产合同，工商部门不予年审。预计仅今年一年，将分期、分批关闭的“四纯两小”企业，就会达到241家。
　　值得关注的是，被迫搬迁的大量技术含量低、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是转移到经济次发达的珠江上游，甚至是饮用水源的上游地区后重新开张，一些次发达地区也顺势搞起了“产业转移园”。
　　据《财经》记者了解，仅广东省内，目前就有20多家“产业转移园”，多在广东省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广东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和主要水源地所在。
　　一位广东省环保局中层人士对《财经》抱怨说，污染产业向次发达地区转移，显而易见地加大了环保部门的工作难度。因为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市、县，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的冲突越大。“有些地方环保部门连进企业检查都困难，企业领导只消给政府一个电话，环保就被挡驾了。”
　　地处珠三角北缘、原本山清水秀的清远市，近年因大量承接珠三角转移的陶瓷、水泥、电子、金属加工等高污染产业，水环境已经迅速遭破坏。2006年3月，由于强降雨把囤积在流经清远市区大燕河内的大量工业污染物冲入北江，导致北江出现20公里长的污染带，从而严重影响到了下游珠三角地区多个城市的饮用水安全。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种趋势隐藏的危险，广东省环保局局长李清今年4月在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强调，2007年广东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就是“防止珠三角污染产业快速向山区转移”。
　　此外，广东省内也出台了跨地级市水质达标管理条例，辅之以“区域限批”的尚方宝剑。比如规定佛山到广州的交接断面上水质必须达到何种标准，一旦不达标，省一级部门就限制佛山批导致水污染的工业项目，要求其治理直到达标。
　　“‘限批’相当于取消或限制了当地的项目审批权，一旦被‘限批’，地方政府会比较紧张地着手尽快治理。目前来看，‘限批’手段还是比较有效的。”广东省环保局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然而，“限批”毕竟属于亡羊补牢之举，如何预防或许更为关键。
　　“从个人行为到企业行为到政府行为，无不是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先污染，后治理’仍然是大多数地方官员发展一方经济时根深蒂固的思路。” 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系主任陈晓宏教授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批评说。
　　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发轫于珠江三角洲的这场“产业转移”，并没有局限在广东省内。源头及上游省份如江西、湖南、广西为地方经济发展，正在或明或暗地接收部分从珠三角地区迁移出去的重污染企业。这意味着工业污染源在沿江上移，控制不好的话，将危及整条珠江。
　　环保部门对此亦表忧心，“源头如果失控，污染后果将更加严重，很可能从珠江取水口就已经是Ⅳ类、Ⅴ类水质了。”
　　“珠江目前的治理成效只是阶段性的，这一成果很不稳定；形势很可能因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跟不上或上游工业污染加重，而随时再度严峻。”一位珠江流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警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