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岁宝宝感冒食谱大全:毛尖:退休吧，电影大腕们！

□傅小平
电影票贵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傅小平：你从写充满文学性笔调的电影随笔起步，电影则赋予了你的写作一种触目可及的画面感。在你的理解里，两者间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
毛尖：我在华东师大上当代文学课，常常就会讲到电影，在我自己的世界里，电影和文学不分家。当然，因为是两种介质的表达，对它们的理解，肯定有方法论等的不同。不过，最近十年来电影的表现，让我感觉作为一个影评人，已经没有一点专业自豪感了。我去电影院看《三枪拍案惊奇》，就被朋友笑话。反正呢，在我心里，电影快死了。相比之下，文学会死得久一点。
傅小平：在一篇随笔文章里，你提到了希区柯克的一个理论：最坏的小说常常可以拍出最好的电影。这句话放在国外的环境下是基本成立的，根据通俗小说改编的电影往往取得很大的成功，经典名著的改编即使获得好评，也会引来很大争议。但这个理论似乎并不适用于中国，至少为我们熟悉的第五代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口碑上佳的很多电影，都从优秀小说改编而来。近年，参加一些文学与影视的谈论会，也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议论，当下拍不出好的电影，是因为没有好的剧本，没有可供改编的好小说。对此，你怎么看？怎么理解国内外导演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差态度？
毛尖：希区柯克的理论，也不是说最坏的小说，而是说，二三流小说能拍出好电影。这个理论，对中国电影来说，也大体成立。最近《失恋33天》那么火，它原来的文本就是豆瓣的一个热门帖。相比之下，王安忆的《长恨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都是好小说了，但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就比例不对，感情不对。影像需要一个“物质基础”，小说读者可以靠想象补全，影视观众则要现货，所以，新版电视剧《红楼梦》被网络称为“红雷梦”，首先就因为演员姿色跟不上。所以，越是好的小说，那部分被想象补足的东西越难物质化，也就越难影视化。陈凯歌冯小刚改编成功的那些作品，也大都属于希区柯克说的二、三流小说，或者说，是优秀作家笔下的二三等作品。至于影视圈抱怨没有好剧本，那跟抱怨好小说还是有区别，这些年最热的那些影视剧，从《潜伏》到《蜗居》，有几个是茅盾文学奖改编的？剧本跟小说，那是两种写法。为什么作家看不起编剧（当然，这样很不应该，是作家自身腐朽的表达），也多少是因为作家觉得自己的写作才是写作。
傅小平：你曾经对实验性电影是情有独钟的。
毛尖：实验电影，我十年前就不再迷恋它了，虽然常常还会看，或者得去看，但是，我对实验电影已经没有好感，主要实验电影的世界语义场已经失去，现在做的实验电影，都孤芳自赏到没有体温没有观众。
傅小平：记得桑塔格在好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到电影已不再辉煌。她的一个判断标准是，现在的观众没有了近乎本能崇拜的电影迷恋。事实上，网络、电视等新媒介的风行，伴随我们成长的那种如痴如醉的观影经验，还有像你这样痴迷电影的观众都渐渐消失了。
毛尖：就此而言，桑塔格说得一点不错，而且，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把话说得更极端：电影完了。走进电影院的观众，走出电影院的观众，还是从前的观众吗？一百年前五十年前的观众我们不提了，就我们从前看电影那会，去电影院也还是有仪式感的，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现在电影院是什么，那是世界上最贵的地方。当然，在这个时代，说电影院贵，也就是个修辞，我的意思是，每次看完电影，那电影票就显得特贵，那种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贵！
“我乱说惯了……”
傅小平：你的写作大半是和专栏联系在一起。有意思的是，现在有不少人在模仿你的风格写专栏。最初你是怎么开始写的专栏，是否和现在有人模仿你一样，你也有过模仿？
毛尖：噢，还有人模仿我吗？太高的赞美了。谢谢你。最初写专栏，是因为当时编《万象》的陆灏先生约的，他和《信报》创办人林先生关系好，林先生邀请他，他邀请我，就动手了，当时也没什么要求，就说只要写和上海有关的就行，因为我们专栏的栏目名是“上海通信”。我不记得模仿过谁，或者说，当时还没有能力能模仿谁吧。再说了，在我的青春期文学教育中，模仿，是很不被鼓励的。
专栏，对我的写作影响太大了。至今，我不再觉得小说、诗歌是一种体裁的分别，对我而言，所谓体裁，就是八百字、一千两百字、两千字、五千字，这都是专栏造成的，而且，我觉得这种按字数区分体裁的方法很实用，具有实践有效性。另外，专栏养成了我职业写作的习惯，但也让我的论文写作发生困难，我很不喜欢写论文，因为我乱说惯了。
傅小平：读你刚出版的新书《乱来》，标题挺逗趣的。好些题目都有“了”这个字。比如“我不做大哥好久了”、“又丢脸了”、“美死了”、“乐坏了”……要是把里面的“了”串在一起，大可再现一首“好了歌”的。有意思的是，在“好了歌”里念“liao”，在你的书里念“le”，如此便大异其趣的。不妨把这看成一个隐喻，《红楼梦》里的重，到我们生活的现时代就成了“轻”。“轻”固然让人少了精神负担，也带来了集体的假装不正经。但在这样一本有批评倾向且有所指的书里，因为不“重”读来很是轻快，因为失“重”，感觉有些轻飘。在这两可之间，倒不如你早先可归为“轻阅读”一类的随笔来得酣畅淋漓，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毛尖：谢谢你的批评，也有朋友警示我要警惕油滑的倾向，尤其我在专栏中很喜欢使用段子。这些批评，我都接受。如果可以解释几句的话，我的理由是：我之所以用比较轻的“le”（你的观察真是犀利！），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用“liao”。我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是好人好事的一部分，也是坏人坏事的一部分，常常，我也会想，如果我在那个坏人的位置上，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落笔批评的时候，就下不了狠，因为自己也没道德优势，如此就常常有调侃倾向。所以，我也喜欢使用段子，觉得段子即便在讽刺的时候，也比较温情。《乱来》中收的，基本是三四年前的文章，这些年过去，反过来，倒是常有朋友批评我说，文章越写越严肃，所以，回过来，我又想，文章的“轻”和“重”，也是一种积淀吧，或者说，是时代的压迫感，当然，这是给自己找理由。但更早以前那种率性而为的“轻阅读”写作，我承认，现在是没有特别兴趣去写了，那好像是年轻时候才会去写的东西。
毛尖
影评人，著名专栏作家。浙江宁波人，现任教华东师范大学，著有《这些年》《乱来》《没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慢慢微笑》《当世界向右的时候》《非常罪非常美》等书。
《失恋33天》的完胜标志着一个影像新时代到来
傅小平：有人认为张艺谋的大片导致了中国更多小电影集团和小电影导演的破产。言下之意，这样的大片只是带来了扭曲的、畸形的繁荣。对此，你这么看？对于形成一个健康的电影生态有何建议？
毛尖：把张艺谋打扮成殉道者，这是最荒唐的，好像我们观众尤其我们这些一天到晚骂骂咧咧的影评人都是傻×，似乎过个一百年，我们才会理解张艺谋。算了，大家都不要装，大腕们真要有这么一颗洪亮的心，他们也用不着言必好莱坞，拿个金狮奖就人五人六了。真要说对抗，平心静气四周看一下，印度是怎么对抗好莱坞的？韩国是怎么对抗好莱坞的？再或者，我们自己的香港电影曾经是怎么对抗好莱坞的？咱们的大腕们用得着这样吗，跟好莱坞苟且完了，然后说，这是对抗好莱坞？玩潜伏？还是人肉炸弹？真是笑话。
一个健康的电影生态，目前看来，只有让电影大腕都退休，然后请中国电视剧导演来做电影，就像《失恋３３天》那样，重新起步，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傅小平：中国的导演拍不好电影，总是能给自己找到理由的，大多也归结于电影审查没放开，电影分级制度迟迟没能出台，等等。这样，更可为大陆导演拍不好电影找到台阶下了。那么，从外部环境看，除了审查这一块很难放开之外，为何分级制度实行起来那么难？另一方面，照你的理解，电影艺术迟滞不前，导演自身是不是应该承担一些责任？
毛尖：到现在，已经不是分级制度或者提高电影艺术可以解决问题，我的看法在前面也表述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电影已经被玩死了。现在需要老老实实重新来，不玩声光化电，好好讲故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向电视剧学习，现在，应该倒转过来，电影好好向电视剧学习，电影人意识不到这点，就该死。我用最近大热的《失恋33天》来解释。滕华涛是拍电视剧出身，拍过《蜗居》、《王贵与安娜》等，他进电影圈，被腐朽的电影圈看不起，说是“又来了个搞电视剧的”，但是，890万的制作，创下三亿的票房，又眼馋死了电影圈，搞得还有著名导演在网上说怪话，觉得这样的电视电影能创票房简直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我的观察是，《失恋３３天》这样的电视剧题材和拍法能够完胜大银幕，说明电影已经腐朽到没有一丝抵抗力。我的预测是，一个电视进军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会是一个比较激动人心的影像新时代。
傅小平：当我们一方面批评商业电影的缺失，同时也呼唤能给导演以宽容的环境时，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同样是商业电影或说是类型片，好莱坞的很多大片，在赢得了票房的同时，在艺术上也达到相当水准，并且也不缺失人文关怀。但在我国，很少有导演能够兼顾。尤其是当电影与主旋律沾上边，一准拍不好。有人把个中原因归结为中国导演过于浓厚的大片情结，也有人认为是僵化的电影体制作祟。你是怎么理解的？
毛尖：我跟你的看法稍有偏差。我觉得好莱坞大片基本也是烂片，即便是拿了奥斯卡奖的《拆弹部队》，他们那种对战争的思考，还是庸俗人道主义，导演凯瑟琳·毕格罗竟然还号称这是一部“与政治无关”的电影，还站在柯达影院的领奖台上，向世界各地的美国士兵致敬，不仅让奥斯卡蒙羞，也让电影丢脸。当然，她在世界各地的同道也很多，《南京！南京！》也是这么一部以庸俗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电影。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商业化或不商业化，首先还是一个国家认同问题、民族认同问题。这么说，好像上纲上线，但在电影圈里，重新普及一下爱国主义教育，我看是挺有必要。《金陵十三钗》马上要出场，光看预告片，谁能看得出这是一部中国电影？还是，张艺谋，本来就没打算拍一部中国电影。但让中国观众悲伤的是，南京大屠杀，又要成布景了。
“我就是一个好事之徒”
傅小平：有不少人在评说你的时候，会提到“新左派作家”的称谓。我们说到知识界，一般会说谁谁谁是新左派，哪个哪个是自由主义的。不管这样的区分是否合理，有何必要。习惯了知识分子的这种两分法，当看到“新左派”和“作家”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就有了奇特的联想，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认同这个称谓？又是怎么理解的？
毛尖：“中产阶级作家”和“新左派作家”，我自己认同后者，因为我认同新左派的社会判断和社会实践理念，我在学术圈里的朋友也多数是新左派。我不喜欢“中产阶级作家”这个称谓，这个概念有腐朽的安逸的气息，我愿意我自己的身份是有活力的，这种活力，包括在意识形态上的活力，你觉得“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如果和作家放在一起，在这个时代，还能有活力吗？
傅小平：有人称你是“小资教母”，在你以前的字里行间，的确能读出小资情调的。有了《乱来》，或许可以撕去这个标签。
毛尖：啊，握手，谢谢你帮我撕去“小资教母”这样的称呼，我真是无论如何配不上这样的称呼，不管小资的意思是好的，还是坏的，我都不配。可是，话说回来，“人文关怀”和“小资”倒也不矛盾，追根溯源的话，“小资”是很有人文情怀的，可惜在当下的语境里，小资和“资生堂”、“哈根达斯”还有贵宾犬搞一起，同时还连累了一批作家，包括昆德拉和村上春树。我承认，我也很小资过，现在也会被小资情调迷住，但“教母”，哪里配？当然，这些年，我关注“弱势群体”（其实我不喜欢用弱势群体这个称呼），也是真实的。这和我的学术环境有关，也和我的个人生活有关。我的导师是王晓明，这些年，他在上海做文化研究，我们被他带动着关注以前不太关注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对网络对游戏对教育对底层等的关注。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自己有了孩子，对世界就多了责任和要求，因此也就更为贴身地感到，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些，美好到我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的孩子，都能幸福生活的地步。我想，多少也和这个有关吧，我自己觉得，现在的我，和“乱来”时候的自己，还是有些不同了。
傅小平：你在学院教学，却没有沾染学院气。另一方面，还因为你对生活有超乎寻常的热情，有人就说过“有吵架处必有毛尖”。说说文字之外的毛尖是怎样生活的吧？
毛尖：你说得没错，我就是一个好事之徒，而且，我也从来不掩饰这一点。作为一个老师，我希望自己有好事之徒的热心，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我希望自己有好事之徒的观察力。同时呢，作为一个好事之徒，我无心经营个人生活。这方面，莎士比亚是我们永远的榜样，他太热爱生活，根本无心装傻×。我的生活就是教学、写作和儿子。每天我自己去接儿子放学，等他睡着，我开始写作，所以，我妈觉得我们这一代女性很辛苦，家里事要做，自己事要做，还要做外头的事。她很同情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有质量，呵呵。
傅小平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