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孕妇奶粉最好:钱锺书与苏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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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著名学者、作家钱锺书先生（1910-1998），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号槐聚， 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他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
    大家知道钱锺书先生早年曾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但有关他后来与师友交往的一些情况则鲜为人知；他在清华求学期间，因当时侨寓苏州的老辈诗人、学者陈石遗之招到苏州过年度岁，老少俩“谈讌甚欢”。他至晚年还保存着当年与陈翁谈话的记述旧稿——《石语》；1935年在他即将赴英国留学前，还特地到苏州给老诗人陈石遗八十寿辰拜寿；1985年，为隆重举行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他受有关方面之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寓居台湾的著名学者钱穆，劝驾返苏观光。所有这些，都无不缘由于苏州的文化。
    桃坞中学的师友情谊
    说到钱锺书，必然会先想到他的父亲——著名古文学家、文史专家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号老泉），老泉历任国立清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浙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诸校教职，又是著名的教育家。然而钱锺书虽是老泉的长子，但刚满二岁就由他的子兰大伯父（钱基成）带着开始识字。稍长，大伯父带着他和他的堂弟钱钟韩（1911-2002，我国当代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生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名誉校长）一起念书，一起去茶馆，听说书，吃民间小吃。对此老泉私下里着急，生怕娇惯坏孩子，长大了没出息，可又奈何不得这位曾经是自己启蒙老师的大哥。直至1920年秋，时年48岁的子兰大伯父溘然去世。钱锺书兄弟俩正在四年制的东林高等小学（无锡县立第二高小）读一年级，但在大伯父生前教育下，兄弟俩已经读完了《论语》、《孟子》、《毛诗》、《礼记》、《左传》等经典古书，还涉猎了不少子史著作，握笔能作二三百字的论文。小学毕业后，13岁的钱锺书与弟弟钱锺韩又一同考入美国圣公会在苏州创办的桃坞中学。 1927年，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学校时开时停，当北伐战事迫近苏州，学校曾停办一年。钱氏兄弟只能又一同转入无锡辅仁中学就读。钱锺书在苏州桃坞中学学习的时间虽不算太长，但意义却很深远。
    钱锺书就读桃坞中学期间，在同学中对他印象最深的是被他后来称之为“同学如弟”的学长徐燕谋。 1985年，年逾古稀的他在《〈徐燕谋诗草〉序》起首写道：“余十三岁入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燕谋以卓异生都讲一校。彼此班级悬绝若云泥，余仰之弥高而已。越一年，君卒业，去入大学，在先公门下，为先公所剧赏；君亦竺（笃）于师弟子之谊，余遂与君相识。后来两次共事教英语，交契渐厚。 ”在此把有关钱、徐二人“同学如弟”的交谊简要地说一下。
    徐燕谋（1906-1986），名承谟，江苏昆山人。自幼随父母迁居苏州城内富仁坊巷。十二岁，毕业于苏州第二高小，继入草桥中学。时诗人吴江金松岑、昆山胡石予尝执教于斯两校，他就读时虽不获亲炙学诗，而二公之流风扬溢，他受此影响已尝试作诗。1924年以各门功课均名列全校一、二名的成绩在桃坞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28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商学院。其间随徐志摩受业英语，随钱基博受业中国文学。历任光华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上海纺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英语教授。由此可知，钱锺书初入桃坞中学时，徐燕谋已在高二年级，因此“彼此班级悬绝若云泥”。由于徐的学业成绩“卓异生”而闻名全校，才使他“仰之弥高”。而两人的结交直到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移居上海。同年9月始任光华大学外文系讲师，兼任国文系教员。由是与先已在光华大学任教英语的徐燕谋共事，才识面结交。时至1939年，抗日战争正处在艰难时期。国民政府为维持战时教育局面，筹建了六所师范学院，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即其中之一。钱锺书父亲钱基博先期在蓝田任教，便发信与电报要他入湘任教，同时召学生徐燕谋也一同前往。由是同年秋，钱锺书、徐燕谋、邹文海等五人结伴由上海出发，历经艰难同赴湖南，钱、徐在蓝田再次共事执教英语。他们的这次长途跋涉的艰难情形，徐燕谋在滔滔莽莽长达1870言的五古《纪湘行》长诗中作了艺术再现，而小说《围城》的第五章，也正取材于这次远征。这也便是上述钱序中有“后来两次共事教英语，交契渐厚”之语的出处。
    再说钱锺书就读桃坞中学期间，在老师中与他后来有书信往回的大约要数“勤庐夫子大人”沈维钧。说到勤庐沈维钧其人其事，也许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但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中多有提到他。例如：顾在“一、秦汉以前的吴1、勤庐来书论吴中古迹（一九五三年三月）”；“12、沈勤庐寻得干将墓及羊山化石（一九五三年十月）”等。由此可知他应该是位从事古代文物考古和研究吴文化的学者。那么钱锺书与他有着何种因缘，钱因何会在与沈的诗札中尊称他为“勤庐夫子大人”，钱又自称“门人锺书”呢？
    以上答案可在《苏州市志》（1995年版）中去获得，在市志《第十三卷·人物》中有记载：“沈维钧（1902-1971）号勤庐，苏州人。 1921年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任上海书局通俗刊物编辑。1923年-1929年历任苏州桃坞中学、苏州中学教师，东吴大学教员，兼任北京国学院助理研究员。 1931年-1933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员。1933年至1937年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干事。 1936年8月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任常务理事，开展江浙古文化的研究。 1937年任上海博物馆艺术部主任。1946年起在苏州任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教授。1951年在苏州图书馆工作，后调任苏州市文管会专职委员。对青铜器、金石均有研究，著有《寰宇贞石图目录》等。 ”由此可知，沈维钧1923年起在苏州桃坞中学任教，正是钱锺书初入该校之时。因旧时称呼学者或老师为“夫子”，沈、钱的师生之谊，即缘自苏州桃坞中学。又沈“1931年-1933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员”，真巧上文中已提到钱锺书193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同年9月任光华大学外文系讲师，兼任国文系教员。才使得沈、钱由师生而成为同事。再从钱锺书诗札的内容和字体风格来看，这件诗札的写作时间应在两人同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
    胭脂桥畔聆“石语”
    199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钱锺书《石语》，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卷首“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为钱锺书先生六十余年前与陈衍一次谈话的记述。陈衍（1856-1937），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和学者，有《石遗室诗话》、《宋诗精华录》等多种著述行世。这篇谈话评论了当时一些学者文人的道德文章和言行逸事，涉及严复、章太炎、梁启超、林琴南等二十余人，其间不乏谈话者对诗文写作、学问人生的真知灼见。全篇为文言记述，词章优美，生动风趣，不失一篇研究近现代学术史、文学史以至钱锺书学术思想不可多得的资料。 ”其中的“钱锺书先生六十余年前与陈衍一次谈话”的地点是在苏州。接着是钱锺书题记手迹，记谓：“石语 绛检得余旧稿，纸已破碎，病中为之黏衬，圆女又订成此小册子。槐聚记。一九九四年四月四日。”在此寥寥二十五字中，便可见作者以及全家人对这件“小册子”的何等珍重。
    《石语》旧稿前有作者“民国二十七年（1938）二月八日默存记于巴黎客寓”的自序，其中写道：“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十日，石遗丈八十生辰，置酒苏州胭脂桥寓庐。余登堂拜寿。席散告别，丈怃然曰：'子将西渡，余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 '余以金石之坚，松柏之寿，善颂善祷。丈亦意解。是年冬，余在牛津，丈寄诗来，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等语，余复书谢……犹忆二十一年阴历除夕（1933年1月25日），丈招予度岁，谈讌（宴）甚欢。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因发箧陈稿，重为理董。知人论世，或有取裁；偶有愚见，随文附注。至丈奖饰之语，亦略仍其旧，一以著当时酬答之实，二以见老辈爱才之心，本不妄自菲薄，亦何至借重身价。题曰《石语》。 ”从中可知1935年5月，因时寓苏州的老诗人陈石遗八十生辰，他在即将赴英国留学前，还特地到苏州给陈翁拜寿。临别时，陈翁怅然若失地对他言道：“你将出国游学，我也将告老还乡了。今生恐怕与你无有再见了。”可见这对忘年交情谊的何等深厚。尤其在1932年的农历岁末，他当时正值清华求学寒假中，应陈翁之招到苏州过年，其间老少俩“谈讌甚欢”，这也便是《石语》的由来。至于其中提到“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是指《石语》的体例和内容如同陈衍的诗弟子黄曾樾辑录陈师谈话而成的《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一书。然而在《石语》的书眉上多有钱锺书“偶有愚见，随文附注。 ”而作的批注，以表达自己的见解。
    那么钱锺书与陈石遗之所以会成为忘年交，而且两人的情谊又非同一般，其缘故可先从陈石遗《石遗室诗话续编》中来了解。陈在《续编》有称：“无锡钱子泉基博，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词，于昌黎习之尤哜其胾而得其髓。其致吴稚晖一书（《青鹤》第1卷第10期，19333年4月1日），不亚于乐毅与燕惠王书。惟未见其为诗。哲嗣默存（锺书）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性强记，喜读余诗；尝寄以近作，遂得其报章云：新诗高妙绝跻攀，欲和徒嗟笔力孱。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半年行脚三冬负，万卷撑肠一字艰。那得从公参句法，孤悬灯月订愚顽。第六句谓余见其多病，劝其多看书、少作诗也……（罗列钱诗中的警句从略）。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故愿其多读少作也。 ”从中可知陈石遗对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的学识和道德文章是十分推重的，称他于古文词研习韩昌黎（愈）如同尝其肉而吸其髓。可称是钱氏文章的赏音，只是未见过他的诗作。而他的儿子“默存（锺书）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 ”在他们之间因有着世交之谊，难怪陈翁也就常以“世兄”称呼钱锺书了。然而，陈翁毕竟是诗学大师，所以还是以过来人的老到与爱心，规劝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钱锺书要多看书少作诗，特别不要作那些舞风病鹤、穷愁凄怆的才子短命诗，为的是读书养气，打牢根基，以使身心健康，后劲充足。实则，钱锺书当时正在谈恋爱，写一些才子诗也是正常。如他作于1933年春的《重游虎丘》：“螺髻蛾眉喜再经，七年契阔负山云。春痕如水无颜色，淡抹藓苔一道青。 ”而且就在同年，他与杨季康（绛）小姐在苏州一家饭馆举办了订婚仪式。应该说他在大学时期用心所在，主要还是读书养气。当然陈翁的教诲也确实给他触动，使其读书养气、培植根本的意识更加明确。所以后人说钱锺书在诗学道路上曾经走过弯路，是陈翁拨正其航向也。这也许便是钱锺书之所以会对六十多年前的旧稿《石语》如此珍重的原因之一吧！
    再说陈石遗虽籍隶福建，却是吴中耆宿，据《苏州市志·园林名胜》：“陈石遗园：在胭脂桥，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陈迁苏……竹树萧森，中是半西洋化住房，书室前小园，杂种奇花异卉，《石遗室诗话续编》即寓苏时作。民国26年陈返闽，旋卒。 ”“胭脂桥”在苏州古城东南隅的官太尉河上的吴王桥之西（笔者曾至此寻访未得，据闻早已拆除）。 1931年“九·一八”后，陈与张一麐、李根源、金松岑等几位爱国学者在苏州发起讲学，还请当时寓居在上海的章太炎来苏讲学。至1933年1月根据章太炎的建议，在苏州成立国学会，会刊《国学商兑》即由陈石遗主编。对此，可以说正是“其地（苏州）盖范文正（仲淹）、顾宁人（炎武）之所生产也”；“苏州文化毕竟未衰”（章太炎），才使得陈石遗、李根源、叶恭绰、章太炎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汇集吴门，并留居苏州，在此从事文化活动。这些也是钱锺书与年长半百的陈石遗有缘结为忘年交，应招在苏州胭脂桥陈寓度岁而“谈讌甚欢”的大背景。

来源：姑苏晚报    ■邹绵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