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由高到低逐季回落，各种担心似乎也弥漫开来

不必过于担忧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大势）

本报记者 朱剑红

　　不必太紧张

　　●即使未来经济增速下滑，也会呈温和态势，不大会出现快速下跌

　　在我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就应当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对此应怎么看？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认为，我们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但也不要对经济增长减速过于恐慌，未来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会呈现出温和的态势，不大会出现三年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快速下跌。

　　潘建成说，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1—10月投资需求保持近25%的较快增长，而且作为先行指标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24.1%，比1—9月快0.7个百分点。这表明，投资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大幅下跌。对投资增长的支撑很大程度上来自中西部地区，1—10月中西部投资增长接近30%。消费需求一直保持平稳增长，不大会出现大的波动。出口受欧债危机蔓延的影响，或许增幅会有下降，但不大会出现三年前那样大的冲击。“当时欧美是从泡沫繁荣的高空落下，今天则是在底部波动中下探，其影响是不一样的。而且，中国企业的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出口欧美的比重在下降，出口东南亚、非洲、俄罗斯、巴西等地的比重在上升。”

　　从就业情况看，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工增长9.5%，潘建成认为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由于今年的统计标准做了调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去年的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调整为2000万元以上，因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去年的44万家减少到31万家。数据表明今年的31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用工数量，与去年44万家企业用工差不多，这表明当前就业形势是不错的。“今年以来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用工需求旺盛造成的。北京餐馆服务员普遍短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就业形势并不糟糕。这一点，与三年前有明显区别。”

　　根据以上分析，潘建成反问：“为什么那么紧张呢？”四季度经济增速即使略低于9%，全年也在9%以上。“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持续四年经济增速低于9%，而那时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元，今年人均GDP离5000美元不远了，增长的基数有五倍的差距，这么高的分母，速度即使低一点也是完全正常的。”

　　调结构机会难得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可靠，经济增速放缓是调结构的最佳时机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增速的放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说：“不必过于在意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可靠。我们更应该注意投资效益和企业利润率是否提高，投资与消费两大内需的比例是否合理，产业结构是否得到优化，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是否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是否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否得到抑制，单位GDP能耗强度和排放强度是否降低，等等。”

　　卢中原分析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有利因素：从需求方面看，工业化、城市化处于快速增长期，以住房、汽车为热点的居民消费升级持续活跃，新的区域增长极不断涌现，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市场规模和回旋余地都很大；从供给方面看，长期紧缺的资金已变得比较宽裕，劳动力总量巨大的优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以相信，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组合优势仍在，在国际贸易中仍能转化为比较竞争优势。但不可否认，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成本正在上升，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人口红利逐步丧失，传统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在弱化。因此，要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充分利用基本面中的有利因素外，还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强化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等更加持久的增长动力。

　　卢中原认为，经济增速放缓一般是调结构的最佳时机，同时我们面临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加快结构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分析预测，如果加大改革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例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形成新的人口红利等，未来5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仍会相当高，达到8%以上。“只要增长质量、效益、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提高，人民得到更多实惠，更加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即使经济增速放慢，中国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是成功的。”卢中原说。

　　重短期更要重长期

　　●不要因为对短期问题的过度关注而影响长期问题的解决，应坚决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步伐

　　随着GDP增幅的回落，有关放松货币政策、将宏观调控的重点从防通胀转移到保增长上来的呼声也开始多了起来。

　　对这种倾向，潘建成提醒道：“不要因为对短期问题的过度关注而影响长期问题的解决。”

　　潘建成举例说，今年以来，我们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在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一问题的背后，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利益调节。最近一段时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这样的结构性通胀（不是物价的全面上涨）给农民增收带来了好处。今年一至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了13.6%，是历史罕见的高增长，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高5.8个百分点，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这恰恰是我们长期想解决的问题。因此，解决农副产品价格过快上涨问题，不能只把眼睛盯在菜价涨幅的百分点上，而要着手解决农产品流通体制的问题，加强对通胀预期的管理，防止农产品价格今后出现大起大落。此外，也不能因为担心通胀就不进行资源（比如天然气、水、电等）价格、能源供给体系等方面的改革。

　　“我们观察中国经济不仅要看到亟待解决的短期问题，更要看到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等长期问题”，潘建成说：“有一些一直决心要做的事情，现在却还没有做好。”例如，我们强调要改变经济增长对投资和重工业的过度依赖，可今年以来重工业增长一直快于轻工业；“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第三产业比重5年内要提高4个百分点，但事实上2010年比2009年下降0.4个百分点，今年一到三季度比去年同期又下降0.4个百分点。这些说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总体上还没有大的改观，仍未摆脱过去靠投资扩张推动增长的老路。又如，我们一直说创新很重要，但今年1—9月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增长仅为6.3%，远低于9.4%的GDP增幅；而且，目前也没有形成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环境，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今年企业创新投入和新产品占销售收入比重均比去年明显放缓。再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但今年一至三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8%，明显与9.4%的GDP增幅不同步。

　　潘建成说：“这些长期问题很重要，但是，每当遇到风吹草动，出台的一些短期政策往往与五年规划相左，这样就把一些长期的重大事情给延误了。比如，如果现在因为担心经济增速下滑就改变稳健货币政策的方向，放松流动性，一方面不利于巩固稳定物价、调控房价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不利于一些重要的长期问题的解决。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决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步伐，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以经济增长的适度放缓为代价。而为了科学发展，这个代价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