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男人肾虚在哪个年龄:千年悲喜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6:28:55
千年悲喜剧
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在人格性情、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在对待宝玉石的态度上，毫无保留地体现出来。
中华人爱玉石，首先便是玉的突出特性，温润而泽。至纯至洁，美丽，内敛，含蓄，蕴藉丰富却不事张扬。这与儒学的中庸主张在本质上是吻合一致的。而西方人崇尚个性，强调自我，性格张扬，情感外露，所以更喜欢宝石。宝玉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泛指一切贵重之物，本无本质区别。《国语•鲁语上》有“以其宝来奔”，韦昭注曰：“宝，玉也。”《吕氏春秋•异宝》记有：“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宝在广义上涵盖玉，但现代人往往从狭义上来对宝和玉做出不同理解：玉专指玉石，比如翡翠、和田玉、岫岩玉、南阳玉、蓝田玉、玛瑙、绿松石、青金石等。而宝在狭义上通常指珠宝：钻石、红宝、蓝宝、黄宝、祖母绿、欧泊、碧玺、猫眼等。这并非科学分类，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认识而已。
东西方人性情的不同，注定了中国人崇尚玉的温润含蓄的品性，而西方人喜欢目光所及便夺人心魄的珠光宝气。另一个重要区别还在于，在西方人眼里，宝物就是宝物，可以象征身份，象征财富，象征情趣与爱好，而中国人如前所言，除此之外，美玉更具备某种人格化道德化的意义，与操守品行紧密相关。玉石的品质是天生的，这种固有的天性，和人们对于善恶、是非、荣辱、美丑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并不简单是指辟邪除祟之用，而是借物取义，警示自己坚守某种道德规范。
但我们不得不悲观地承认，中华玉文化所赋予美玉的人格化道德化含义，自古至今，在精神与物质、理念与实践、信仰与功利之间，从来干戈不休。言行不一的尴尬，理想主张和实际作为上的二重标准的矛盾，千百年来都是一个难解的死结，导演出无数悲喜剧。
权和利二字，是这所有悲哀的酵母。
一方传国玉玺的旷代之争，便是这无数大戏中的一部经典闹剧。
秦王扫六合，归一统，秦王室的先祖，昭王梦寐以求的和氏璧，自然落人始皇帝赢政之手。《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书一•李斯》记载道：“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卞和璧，始皇以为传国玉玺也。”“李斯磨和璧作之。”李斯玺文所书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由咸阳玉工孙寿镌刻。由此，和氏璧成为了秦王朝的“传国玉玺”，执掌国家的权利由上天授予，而这种皇权是神圣不可动摇的。
将和氏璧这“所共传宝”雕琢为皇帝专用的玉玺，然而秦王朝既未寿也未昌，历时仅十五载，三世而终。当楚将沛公破秦军人武关，在霸上使人约降秦子婴时，太史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对当时的情景做了很蔑视的记述：“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拱手献出了传国玉玺。刘邦得到真龙天子的“身份证”，喜形于色，踌躇满志。《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载：“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授，号日汉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平静地在汉宫秘藏了200年后，斗转星移，已到西汉末年。公元5年，自称黄帝后人、原以外戚身份入朝为官、曾官至大司马、封安汉公的王莽，眼见当时的平帝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孩童，篡位之心油然而生。他以椒酒进献平帝，次日平帝便一病不起，不多久就死去了。王莽继推孺子婴登基，而刘婴比平帝还小，不过两岁。又过了两年，王莽即推翻刘婴，自立为帝，改国号“新”。王莽唯恐不服。心中自然最牵挂的是那枚天命神授的传国玉玺。当时传国玉玺藏在太皇太后居住的长乐宫，王莽命堂弟安新公王舜前去索要。这孝元太皇太后本是王莽的姑妈，谁知孝元太皇太后怒斥：“我老已死，如尔兄弟，今族灭也!”怒斥归怒斥，却不得不拿出传国玉玺，愤怒地掷之于地。这一掷，传国玉玺被摔坏了一角。王莽如愿得之，命工匠以黄金镶补，又不愿落下逼抢传国玉玺的名声，竞在未央宫的渐台，大张旗鼓，设宴上演了一出答谢姑妈“合作”的闹剧。
然而好景不长，王莽篡位不过15年，便在公元23年，被起义攻入长安的绿林军，斩杀于他曾设宴奉领传国玉玺的渐台，传国玉玺复归汉室。但仅两年后。赤眉义军推翻更始帝，传国玉玺落到了被赤眉军拥立的刘姓后裔、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手中。
此时，另一位刘姓后裔，高祖九世孙刘秀的势力也在崛起。他自立为光武皇帝，定都洛阳，发兵围剿赤眉军，迫使刘盆子投降，夺回了他高祖留下来的传国玉玺。刘秀得到传国玉玺后，曾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其中两句是：“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
传国玉玺在东汉又传了12代皇帝，历时200余年。风平浪静的局面到了东汉末年，再没能维持下去，围绕政权的更迭，传国玉玺的争夺，一系列更为血腥、更为奸邪的杀戮再度上演。
东汉末年，大乱，先是外戚和宦官火并，继而董卓乱朝，各地豪强割据。来自江左地区的孙坚，在征讨董卓的征战中攻入洛阳，在大火的废墟中寻找传国玉玺，却没有得到。原来，宦官张让等人，在挟持小皇帝刘辩及皇弟刘协逃离京城之时，那枚传国玉玺就已经遗失了。
就在孙坚失望之际，有人来报：城南一井口上，萦绕五彩云气。孙坚忙令兵士下井，打捞出的竟是那枚苦寻不得的传国玉玺。裴松之引注《吴书》云：“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人井，探得汉传国玉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
孙坚如获至宝，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孙坚本是袁术的部下，袁术拘押吴氏，将传国玉玺夺到了自己手中。袁术死后，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传国玉玺已被曹操掌握。
曹操死于公元220年，他的儿子曹丕承袭父爵，自称魏王，声言汉祚已终，逼献帝禅让王位。献帝哪肯将祖宗交与他的社稷江山拱手相让?曹丕便陈兵大内，迫逼传国之玺。献帝最终还是害怕了，同意交出玉玺。可这曹丕却是个极具城府之人，他要世人承认自己也是“受命于天”而统治。他要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接手汉室江山，遂强迫献帝于当年10月，卜地繁阳，筑三尺高台，亲奉传国玉玺，请曹丕登台受玺，代汉称帝。献帝这个软骨头居然反跪于台下，由曹丕封为山阳公，着即日离京，非宣召不许入朝。
历史常会生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常会演出一些剧情惊人相似的戏剧。45年之后。公元265年，势力日渐强大的晋王司马炎，佩剑直人宫内。此时，魏国帝位已传与曹操的孙子曹奂。司马炎照猫画虎，依照当年曹丕的做法，逼迫曹奂重修高台，并亲奉传国玉玺，请司马炎登台受玺，代魏建晋。曹奂像早先的献帝一样，跪伏台下听命，被封为陈留公，着离京外迁，非宣召不得入朝。
一报还一报，故而《三国演义》有诗云：“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
到了公元304年，有个名叫刘渊的匈奴左贤王，起兵反晋，308年自称汉帝。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率军攻洛阳、陷长安，俘杀晋怀帝、晋愍帝，灭西晋王朝，传国玉玺到了刘聪之手。
后历经五胡十六国，围绕传国玉玺的争夺，更是血雨腥风。传国玉玺的踪迹变得扑朔迷离，南北朝各政权都纷纷扬言自己拥有传国玉玺，史书也多有矛盾的记载。再后来又历隋、唐、五代十国，最后的传说是，公元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变后唐，引契丹军队攻陷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带全家老少，携玉玺登玄武楼自焚身亡。至此，关于传国玉玺的抢掠争夺宣告平息。
按说，有关传国玉玺的故事，就此该打住了，但此后历代帝王，依然要祭出“王权神授”的理论旗帜，借以驭世牧民。宋元明清各代，都曾出现过传国玉玺再现于世的传闻。最荒诞的一幕，当数宋代咸阳平民段义献宝的故事。
宋哲宗赵煦元符元年，即公元1098年，春正月，陕西咸阳一位名叫段义的人，向朝廷呈递一尊“玉印”。三月，当时的翰林学士、后来的权奸蔡京受命对此方玉玺进行鉴定。《宋史•卷一百五十四•志第一百七•舆服六》对鉴定报告有如此记载：“所献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日‘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日‘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德允昌’，后晋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哉?汉、晋以来，得宝鼎瑞物，犹告庙改元，肆眚上寿，况传国之器乎?”
这样的鉴定报告，自然让宋哲宗大喜，于是，择定吉日，进行受宝仪式，将年号改为“元符”。宰相章悖受命在玉印上题写：“天授传国受命之宝”。而一介布衣的段义，则被任命为右班殿值，并赐绢二百匹。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所谓的鉴定报告穿凿附会，完全是拍赵氏王朝的马屁。后来一直贻笑大方。
在各代帝王中，比较清醒的还要算清乾隆帝。
乾隆之前，他的先祖多尔衮得一玉玺，认为是传国玉玺，珍藏清官。待传至乾隆手中，他经过一番仔细鉴定，写下一篇《御制国朝传宝记》，分析了传国玉玺的真伪，“……复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独玉质莹洁如截肪，方得黍尺四寸四分，厚得方之三。以为良玉不易得则信矣，若论宝，无论非秦玺，即真秦玺，亦何足贵!朕尝论之，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明等威、征信守，与车旗章服何异?德之不足，则山河之险，土宇之富，拱手而授之他人，未有徒恃此区区尺璧，足以自固者。诚能勤修令德，系属人心，则言传号涣，万里奔走，珍非和璧，制不龙螭，篆不斯籀，孰敢不敬信承奉，尊为神明。故宝器非宝，宝于有德。”
乾隆视“德”为“宝”，而不是玉石之物，算是帝王中的一个智者了。
一方玉玺，竟引发千年不绝的纷争，皆为争权。既有争权，便有夺利，因美玉而起的夺利事端，在千百年玉文化传承的历史上，也演出过一曲曲变奏。
明末清初戏剧作家李玉，写有一部传奇《一捧雪》。后来京剧、徽剧、晋剧、秦腔、汉剧、豫剧、曲剧等，根据《一捧雪》的故事，改编了《温凉盏》、《审头刺汤》、《莫成替主》、《搜杯代戮》、《蓟州城》等名目不同的剧目上演。这是一个因美玉而惹祸又复仇的故事。故事原本并不完全是杜撰，而是取材于明代发生在河南淇县的一个真实事件。
明朝嘉靖年间，一个叫做莫怀古的人，生在官宦之家，家中藏有一只玉杯，这玉杯有一神奇功能：斟上酒后，杯中酒液漾动，折射出杯底一束梅花花蕊，恍惚中给人以雪花飘飘之感，故名“一捧雪”。
野史和戏文里的故事，不免有人为加工的成分，但如今确有一只“一捧雪”玉杯存世，而且和莫家的故事接续起来。
据河南新野县委宣传部干部丁建忠讲，莫怀古为玉杯弃官舍妾后，几经辗转，最后在中原落脚，将莫姓改为李姓，隐蔽落户。具体地点便是今河南省新野县歪子镇大李营的莫李家，玉杯收藏者李宝山。李宝山称其家族为莫怀古的后代，玉杯从明代珍藏至今，已传十九世，计400余年。
丁建忠介绍：“一捧雪”玉杯玉色为白中略透淡红，底部呈暗褐色，口径7厘米，深2.5厘米，壁厚0.2厘米。杯身呈五瓣梅花形，杯底中心有梅花的花蕊，杯身外部攀缠一疏影横斜的干枝梅，枝上雕琢有17朵大小不等凝脂般的梅花，杯似众星托月，花犹暗香浮动，杯身右侧花枝分生两权，与杯的顶、底部有机相衔接，中呈椭圆，可伸进食指，自然天成杯的把柄，恰到好处，鬼斧神工，令人叹绝。丁建忠还介绍，经故宫博物院鉴定，玉杯“一捧雪”为明代工艺，新疆和田白玉，玉质晶莹，构思巧妙，雕琢精细，为明代玉器之上品。
现实与历史是否真的对应，今天的玉杯是否真是传说中的“一捧雪”，很难考证，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语，却在这个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玉本该和最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遗憾的事情总是发生，人很难战胜自身的贪欲。玉一旦具备了财富的象征意味，事物常常就会扭曲变形了
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在人格性情、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在对待宝玉石的态度上，毫无保留地体现出来。
中华人爱玉石，首先便是玉的突出特性，温润而泽。至纯至洁，美丽，内敛，含蓄，蕴藉丰富却不事张扬。这与儒学的中庸主张在本质上是吻合一致的。而西方人崇尚个性，强调自我，性格张扬，情感外露，所以更喜欢宝石。宝玉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泛指一切贵重之物，本无本质区别。《国语•鲁语上》有“以其宝来奔”，韦昭注曰：“宝，玉也。”《吕氏春秋•异宝》记有：“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宝在广义上涵盖玉，但现代人往往从狭义上来对宝和玉做出不同理解：玉专指玉石，比如翡翠、和田玉、岫岩玉、南阳玉、蓝田玉、玛瑙、绿松石、青金石等。而宝在狭义上通常指珠宝：钻石、红宝、蓝宝、黄宝、祖母绿、欧泊、碧玺、猫眼等。这并非科学分类，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认识而已。
东西方人性情的不同，注定了中国人崇尚玉的温润含蓄的品性，而西方人喜欢目光所及便夺人心魄的珠光宝气。另一个重要区别还在于，在西方人眼里，宝物就是宝物，可以象征身份，象征财富，象征情趣与爱好，而中国人如前所言，除此之外，美玉更具备某种人格化道德化的意义，与操守品行紧密相关。玉石的品质是天生的，这种固有的天性，和人们对于善恶、是非、荣辱、美丑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并不简单是指辟邪除祟之用，而是借物取义，警示自己坚守某种道德规范。
但我们不得不悲观地承认，中华玉文化所赋予美玉的人格化道德化含义，自古至今，在精神与物质、理念与实践、信仰与功利之间，从来干戈不休。言行不一的尴尬，理想主张和实际作为上的二重标准的矛盾，千百年来都是一个难解的死结，导演出无数悲喜剧。
权和利二字，是这所有悲哀的酵母。
一方传国玉玺的旷代之争，便是这无数大戏中的一部经典闹剧。
秦王扫六合，归一统，秦王室的先祖，昭王梦寐以求的和氏璧，自然落人始皇帝赢政之手。《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六•书一•李斯》记载道：“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卞和璧，始皇以为传国玉玺也。”“李斯磨和璧作之。”李斯玺文所书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由咸阳玉工孙寿镌刻。由此，和氏璧成为了秦王朝的“传国玉玺”，执掌国家的权利由上天授予，而这种皇权是神圣不可动摇的。
将和氏璧这“所共传宝”雕琢为皇帝专用的玉玺，然而秦王朝既未寿也未昌，历时仅十五载，三世而终。当楚将沛公破秦军人武关，在霸上使人约降秦子婴时，太史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对当时的情景做了很蔑视的记述：“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拱手献出了传国玉玺。刘邦得到真龙天子的“身份证”，喜形于色，踌躇满志。《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载：“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授，号日汉传国玉玺。”
传国玉玺平静地在汉宫秘藏了200年后，斗转星移，已到西汉末年。公元5年，自称黄帝后人、原以外戚身份入朝为官、曾官至大司马、封安汉公的王莽，眼见当时的平帝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孩童，篡位之心油然而生。他以椒酒进献平帝，次日平帝便一病不起，不多久就死去了。王莽继推孺子婴登基，而刘婴比平帝还小，不过两岁。又过了两年，王莽即推翻刘婴，自立为帝，改国号“新”。王莽唯恐不服。心中自然最牵挂的是那枚天命神授的传国玉玺。当时传国玉玺藏在太皇太后居住的长乐宫，王莽命堂弟安新公王舜前去索要。这孝元太皇太后本是王莽的姑妈，谁知孝元太皇太后怒斥：“我老已死，如尔兄弟，今族灭也!”怒斥归怒斥，却不得不拿出传国玉玺，愤怒地掷之于地。这一掷，传国玉玺被摔坏了一角。王莽如愿得之，命工匠以黄金镶补，又不愿落下逼抢传国玉玺的名声，竞在未央宫的渐台，大张旗鼓，设宴上演了一出答谢姑妈“合作”的闹剧。
然而好景不长，王莽篡位不过15年，便在公元23年，被起义攻入长安的绿林军，斩杀于他曾设宴奉领传国玉玺的渐台，传国玉玺复归汉室。但仅两年后。赤眉义军推翻更始帝，传国玉玺落到了被赤眉军拥立的刘姓后裔、15岁的放牛娃刘盆子手中。
此时，另一位刘姓后裔，高祖九世孙刘秀的势力也在崛起。他自立为光武皇帝，定都洛阳，发兵围剿赤眉军，迫使刘盆子投降，夺回了他高祖留下来的传国玉玺。刘秀得到传国玉玺后，曾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其中两句是：“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
传国玉玺在东汉又传了12代皇帝，历时200余年。风平浪静的局面到了东汉末年，再没能维持下去，围绕政权的更迭，传国玉玺的争夺，一系列更为血腥、更为奸邪的杀戮再度上演。
东汉末年，大乱，先是外戚和宦官火并，继而董卓乱朝，各地豪强割据。来自江左地区的孙坚，在征讨董卓的征战中攻入洛阳，在大火的废墟中寻找传国玉玺，却没有得到。原来，宦官张让等人，在挟持小皇帝刘辩及皇弟刘协逃离京城之时，那枚传国玉玺就已经遗失了。
就在孙坚失望之际，有人来报：城南一井口上，萦绕五彩云气。孙坚忙令兵士下井，打捞出的竟是那枚苦寻不得的传国玉玺。裴松之引注《吴书》云：“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人井，探得汉传国玉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
孙坚如获至宝，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孙坚本是袁术的部下，袁术拘押吴氏，将传国玉玺夺到了自己手中。袁术死后，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传国玉玺已被曹操掌握。
曹操死于公元220年，他的儿子曹丕承袭父爵，自称魏王，声言汉祚已终，逼献帝禅让王位。献帝哪肯将祖宗交与他的社稷江山拱手相让?曹丕便陈兵大内，迫逼传国之玺。献帝最终还是害怕了，同意交出玉玺。可这曹丕却是个极具城府之人，他要世人承认自己也是“受命于天”而统治。他要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接手汉室江山，遂强迫献帝于当年10月，卜地繁阳，筑三尺高台，亲奉传国玉玺，请曹丕登台受玺，代汉称帝。献帝这个软骨头居然反跪于台下，由曹丕封为山阳公，着即日离京，非宣召不许入朝。
历史常会生出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常会演出一些剧情惊人相似的戏剧。45年之后。公元265年，势力日渐强大的晋王司马炎，佩剑直人宫内。此时，魏国帝位已传与曹操的孙子曹奂。司马炎照猫画虎，依照当年曹丕的做法，逼迫曹奂重修高台，并亲奉传国玉玺，请司马炎登台受玺，代魏建晋。曹奂像早先的献帝一样，跪伏台下听命，被封为陈留公，着离京外迁，非宣召不得入朝。
一报还一报，故而《三国演义》有诗云：“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
到了公元304年，有个名叫刘渊的匈奴左贤王，起兵反晋，308年自称汉帝。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率军攻洛阳、陷长安，俘杀晋怀帝、晋愍帝，灭西晋王朝，传国玉玺到了刘聪之手。
后历经五胡十六国，围绕传国玉玺的争夺，更是血雨腥风。传国玉玺的踪迹变得扑朔迷离，南北朝各政权都纷纷扬言自己拥有传国玉玺，史书也多有矛盾的记载。再后来又历隋、唐、五代十国，最后的传说是，公元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变后唐，引契丹军队攻陷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带全家老少，携玉玺登玄武楼自焚身亡。至此，关于传国玉玺的抢掠争夺宣告平息。
按说，有关传国玉玺的故事，就此该打住了，但此后历代帝王，依然要祭出“王权神授”的理论旗帜，借以驭世牧民。宋元明清各代，都曾出现过传国玉玺再现于世的传闻。最荒诞的一幕，当数宋代咸阳平民段义献宝的故事。
宋哲宗赵煦元符元年，即公元1098年，春正月，陕西咸阳一位名叫段义的人，向朝廷呈递一尊“玉印”。三月，当时的翰林学士、后来的权奸蔡京受命对此方玉玺进行鉴定。《宋史•卷一百五十四•志第一百七•舆服六》对鉴定报告有如此记载：“所献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一，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日‘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日‘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惟德允昌’，后晋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哉?汉、晋以来，得宝鼎瑞物，犹告庙改元，肆眚上寿，况传国之器乎?”
这样的鉴定报告，自然让宋哲宗大喜，于是，择定吉日，进行受宝仪式，将年号改为“元符”。宰相章悖受命在玉印上题写：“天授传国受命之宝”。而一介布衣的段义，则被任命为右班殿值，并赐绢二百匹。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所谓的鉴定报告穿凿附会，完全是拍赵氏王朝的马屁。后来一直贻笑大方。
在各代帝王中，比较清醒的还要算清乾隆帝。
乾隆之前，他的先祖多尔衮得一玉玺，认为是传国玉玺，珍藏清官。待传至乾隆手中，他经过一番仔细鉴定，写下一篇《御制国朝传宝记》，分析了传国玉玺的真伪，“……复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不知何时附藏殿内，反置之正中。按其词虽类古所传秦玺，而篆文拙俗，非李斯虫鸟之旧明甚。独玉质莹洁如截肪，方得黍尺四寸四分，厚得方之三。以为良玉不易得则信矣，若论宝，无论非秦玺，即真秦玺，亦何足贵!朕尝论之，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明等威、征信守，与车旗章服何异?德之不足，则山河之险，土宇之富，拱手而授之他人，未有徒恃此区区尺璧，足以自固者。诚能勤修令德，系属人心，则言传号涣，万里奔走，珍非和璧，制不龙螭，篆不斯籀，孰敢不敬信承奉，尊为神明。故宝器非宝，宝于有德。”
乾隆视“德”为“宝”，而不是玉石之物，算是帝王中的一个智者了。
一方玉玺，竟引发千年不绝的纷争，皆为争权。既有争权，便有夺利，因美玉而起的夺利事端，在千百年玉文化传承的历史上，也演出过一曲曲变奏。
明末清初戏剧作家李玉，写有一部传奇《一捧雪》。后来京剧、徽剧、晋剧、秦腔、汉剧、豫剧、曲剧等，根据《一捧雪》的故事，改编了《温凉盏》、《审头刺汤》、《莫成替主》、《搜杯代戮》、《蓟州城》等名目不同的剧目上演。这是一个因美玉而惹祸又复仇的故事。故事原本并不完全是杜撰，而是取材于明代发生在河南淇县的一个真实事件。
明朝嘉靖年间，一个叫做莫怀古的人，生在官宦之家，家中藏有一只玉杯，这玉杯有一神奇功能：斟上酒后，杯中酒液漾动，折射出杯底一束梅花花蕊，恍惚中给人以雪花飘飘之感，故名“一捧雪”。
野史和戏文里的故事，不免有人为加工的成分，但如今确有一只“一捧雪”玉杯存世，而且和莫家的故事接续起来。
据河南新野县委宣传部干部丁建忠讲，莫怀古为玉杯弃官舍妾后，几经辗转，最后在中原落脚，将莫姓改为李姓，隐蔽落户。具体地点便是今河南省新野县歪子镇大李营的莫李家，玉杯收藏者李宝山。李宝山称其家族为莫怀古的后代，玉杯从明代珍藏至今，已传十九世，计400余年。
丁建忠介绍：“一捧雪”玉杯玉色为白中略透淡红，底部呈暗褐色，口径7厘米，深2.5厘米，壁厚0.2厘米。杯身呈五瓣梅花形，杯底中心有梅花的花蕊，杯身外部攀缠一疏影横斜的干枝梅，枝上雕琢有17朵大小不等凝脂般的梅花，杯似众星托月，花犹暗香浮动，杯身右侧花枝分生两权，与杯的顶、底部有机相衔接，中呈椭圆，可伸进食指，自然天成杯的把柄，恰到好处，鬼斧神工，令人叹绝。丁建忠还介绍，经故宫博物院鉴定，玉杯“一捧雪”为明代工艺，新疆和田白玉，玉质晶莹，构思巧妙，雕琢精细，为明代玉器之上品。
现实与历史是否真的对应，今天的玉杯是否真是传说中的“一捧雪”，很难考证，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语，却在这个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玉本该和最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遗憾的事情总是发生，人很难战胜自身的贪欲。玉一旦具备了财富的象征意味，事物常常就会扭曲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