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 boobs mom: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2007-08-06 15:25
分类：閑談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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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作者：萧功秦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到枢纽与调节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科举制度对传统社会的整合作用，来研究这种制度在近代变革中的消失对20世纪现代化的长远影响。在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否有可能调动其原有的传统制度文化资源，来缓解社会转型过程的整合困难，并尽可能减轻现代化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震荡？本课题的研究或许可以提供若干有益的启示。
一
历史上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的社会精英，主要是由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角色构成的。这些社会阶层各自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上承担着维系社会生命体的组织功能。
自隋唐以来迄至近代，传统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上述这三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相对频繁的横向流动。而这种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由科举制度来实现的。例如，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这样的士绅的身份，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通过所授予的职份田以及通过购置田产，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由于官僚的身份不是世袭的，而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传统中国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他的田产又在数个儿子中均分，这样，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而取得功名，从而再次进入上述地主、士绅与官僚之间的精英循环过程。
在中国历史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表明中国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等）分配过程存在着相对频繁的流动。自隋唐以来迄至近代，由于科举已经相当制度化，中国社会很少能看到其他文明社会中存在的数百年乃至数十代延绵不绝的世家贵族，“世家无百年之运”，为社会精英的“君子”所享有的稀缺资源的非连续性与“五世而斩”的代际更迭，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较高频度的社会流动性的具体写照。
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在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在社会精英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无论是西欧的领主封建社会，日本藩封制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社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闭性的阶级等级制度，而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如此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二这种社会流动性究竟对中国文化生命体的特点、延续与发展有什么意义？
首先，这种体制使历代统治者可以不断从平民阶层中补充新鲜血液，吸纳在智识能力上更具有竞争力的优秀分子。除了娼优等少数贱民之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攻读生活，通过科举制度提供的“金榜题名”的相对平等机会，进入统治精英阶级。而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则在同一社会循环中又不断流动出政治领域。由于这种结构类似于近代“科层制”的开放性与自我更新，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层始终处于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科举制至少是形成这种社会新陈代谢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精英层之间的流动与上下层级之间的流动性，使文化知识与教育的覆盖面，高于以身份等级为基础的结构封闭性的社会。这一点可以通过历史比较看出来。隋唐以前，在九品中正制这种封闭性的人才选拔制度下，功名的获取所依据的条件，是世袭的身份，而不是个人的努力与知识积聚的水平。文化知识的传播范围，往往局限在少数具有贵族血统或较高的世袭身份等级的阶层中。整个社会缺乏强大的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而在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下，功名、地位与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获取，是需要社会成员以获取这个社会的主流知识文化为基础的，这就使社会的文化教育覆盖面，在科举制度下达到近代以前最为广泛的普及与提高。而国家与政府却可以不必为实现文化教育的这种相对普及支出巨额的教育经费。正如一位清末人士所指出的，“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各官所经营，仅书院数十区，（费用）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1]
第三，使社会价值的高度一体化。造成这种价值一体化的原因是，一方面，只有按照统治阶级钦定的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的人，才能获得功名地位，这就使得士人为应试而浸淫于儒家经典的过程，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以儒学为立身行事的标准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在士绅、官僚与地主这三大社会精英层之间存在着相对频繁的社会流动，这就使儒家价值规范在各精英阶层的对流中得以广泛的认同与普及。于是中国也就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一统天下。
第四，在社会稀缺资源追逐过程中，失败者自然会有一种挫折感，而科举制度却有着一种可以称之为“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这是因为，每次科举取士虽然只有少数幸运者获得功名，但由于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这样，它就为每一个失败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个别的科场失意人固然可能成为现存秩序的反叛者，但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就不会凝结起来，而且不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反抗性的政治参与压力。这一点与近代学堂教育制度颇有不同。
这样，一千多年以来，科举制度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机制。它也在长期的历史中，造就并形成中华民族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与价值。它使传统中国人重视儒家知识、重视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与风俗成为天经地义。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
自隋唐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经过多次的朝代更选和“以马上平天下”的外族统治，却始终保持大一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乃是因为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必须依靠士绅官僚来实施其对社会的治理，而在科举制的铸模中，士绅阶级则已经是被儒学规范定型化了的阶级。他们在文化价值上有着同样的“基因”，他们可以在为任何统治者效忠的过程中，像春蚕吐丝那样，不断复制出同样的文化价值。中国在近代以前之所以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代那种文化上的多元化，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即儒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连续性与生命力，从制度层面上来说，可以从科举制这一简单的事实中得到解释。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科举文化”不需要原创性、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对于科举考生来说，远比探索未知的精神与物质世界所需要的求异思维更为重要。久而久之，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也就蜕变为牵文拘义、循轨蹈矩、重守成而轻创新的积习。在以制艺为人生追求目标的士人们看来，丰富的历史文化就被简单地解读为“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圣人之学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条。清末保守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叶德辉之所以反对任何变革，乃是因为在他看来，孔孟之道，“乃大经大法，凡吾人所欲言，无不于数千百年前言之。”这种陈腐保守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正是科举制所造成的文化思维定势的必然结果。
于是，在前现代时期的中国，一种最具阶层开放性的制度，又恰恰与最为封闭的思想模式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并世代相传。开放性的阶层流动与精英新陈代谢，是这一制度的优点，但它们却被充分利用来巩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信条与士大夫官僚的定型化的思想行为模式。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这种社会整合机制支配下的国家和社会建制，以及这种建制下的中国士绅官僚精英阶级，是无法应付民族危机和现代化挑战的。自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新型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消极面的批判乃至愤怒声讨，可以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对作为这种整合机制的基础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革，便成为清末新政的当务之急。
二
在改革科举制度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之后，在如何改革，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改革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渐进的变通的方式。清末新政初期，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 1901 年和 1902年初向清廷呈交的“江汉三奏”的改革建议中，就主张通过“变通”的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他们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考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的内容，并建议留学学成归国者经清政府复试可以取得进士贡士的资格。清政府接受了这种改革思路，在清末新政初期，改革科举制度的办法也是渐进式的，例如辛丑年（1901年）七月，清廷命自从此为始，乡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科考试，等等。此后，取消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清廷的主政者在具体措施上还是渐进的。
1902年张之洞首先提出十年内逐步废止科举制度，这一建议受到清廷采纳。方法是每科取士名额递减，分三科减尽，十年之后，一律从学堂取士。
第二种选择则是立即彻底废除科举。其代表人物有袁世凯、端方等人。清廷认为他们的奏议“不为无见”，此后不久，端方与袁世凯的废科举的建议被清廷采纳。清廷于1905年采取更为激进的彻底废止科举的措施，其理由可以从袁世凯、端方的奏议中看到。该奏折的大意是：——根据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悻得第之心，不能专心一致砥砺新学，民间更是相率观望，而且，私立学堂极少，公家财力有限，不可能普及学堂。因此，如继续采取渐进方式，新式学堂就没有大兴的希望。——即使现在立即废止科举，遍设学堂，也要等10多年之后，才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各类人才。如以渐进的方式废止科举，那么要培养出所需人才则要到 20年以后。而在强邻相逼的窘迫环境下，中国大局必然危殆。——学堂最为新政大端，学堂对开通民智、普及教育、培养合格国民有根本的作用。因此，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不能坚定，民智不能大开，故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2]
从以上奏折内容来看，端方与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求迅速废除科举，其理由是，由于人心恋旧，从而妨碍了新制度的建立与开展，他们认为，在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只有迅速地取消科举制，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人们对旧制的依恋，迫使士绅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教育制度。这种“先破后立”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主流精英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思想方法。他们注意到了科举制度的固有惰性对变革的阻力，并且以此作为彻底废除科举的理由，而又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压力作为迅速废除这种制度的根据。但他们却较少考虑到，这种作为现存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的制度一旦突然取消将可能在社会整合上引发的问题。此外，他们也很少考虑到，一种新制度的建立与发挥成效，并非简单地“破旧立新”就能达到，新制度的发挥效能尚需要一系列的复杂条件的配合。
激进的废除科举派实际上忽视了改革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严复所指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一种富有成效的改革必须尽可能避免整合危机所引起的社会震荡，这就必须在新旧规则之间形成一种过渡的连续性。对科举制度不是采取变通，而是采取迅速取消的办法，其结果是，一方面，变革旧制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例如学堂教育体制）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
三
这种取消科举的“休克疗法”至少导致以下几方面的消极后果。
第一，由于原有社会凝聚机制的急剧瓦解，社会成员从原有的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从而迅速“游离化”。这种“游离化”社会群体，对清末及民国初年的社会转型过程构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并进而引发急剧的社会震荡。造成这种“游离态社会动员”的原因是，一方面，大批士绅知识分子失去了通过原有的儒学知识资源获取仕途的指望，又由于年龄、知识结构、经济能力等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新学堂，因而产生群体性的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这一点正如当时人指出的：“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3]
另一方面，旧的人才选拔制度虽然可以一夜里取消，然而新的制度却又无从在短时间里相应建立，办理学堂的条件远远不会因为单独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而相应地自然成熟。如师资、教材、经费、毕业后的出路、校舍等问题，均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各省学堂经费匮乏，无米可炊，力不能支，提学纷纷请款，而官力民力罗掘俱穷”，以致出现学堂因缺乏经费而停办。当时许多士绅知识分子认为，科举制度的取消，乃是“竭全国之精华，成现形之恶果，此诚可长太息也。[4]
在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创办，决非像一举废除科举那样容易。当时的现实是，由于“地方贫困搜刮已穷，以致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之学堂以资教育，官司苟为敷衍，人才坐见消亡。”出现“（书）院（学）堂两无，中西并失”的情况。[5]
这样就出现大批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无根人”。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庸把这些游离分子称之为对社会稳定具有破坏力的“游民阶级”。原来效忠旧王朝的士人阶层成为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这不但使现政权陡然失去原有的社会支持基础，而且也使传统的联结社会各阶层的聚合力急剧削弱。其次，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进入新式学堂与出国留学便成为士民获取功名和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据统计，到1907年，中国到日本的各类留学生的总数已达 7000余人。然而，晚清的中国作为一个起步伊始的后进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还远远无法提供足够的位置与就业机会来吸纳纷至沓来的从新式学堂中华业和留学归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样，在科举废除之后，清末民初的都市中与各省充满了大批因无法就业而对前途深感失望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处于游离状态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前途的渺茫与心理失落感，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急剧地涌入政治领域。纷纷竞奔官场，以争取权力、地位与财富资源，成为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革命的情绪也最容易在这一富有理想而又在现实生活中备感绝望的处于“游离态”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起来。
第二，科举制度取消所产生的第二方面后果是，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挫折不断聚结为反体制的力量。二千年以来，中国士绅知识分子以当官为人生基本追求目标。在官本位社会心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科举制度却突然取消，并被学堂教育取代。然而，学堂毕业是一次性的，它不像科举制度那样，可以无限期地对所有的落第者“许诺”“下一次机会”，正因为如此，清末的学堂制度不存在对功名追求者的挫折感的自我消解机制。每年将有大批学生从学堂毕业，并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满足其进入仕途的要求，而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这种要求注定得不到满足，这种挫折感便形成群体性的社会不满。这是20世纪初期以来政治参与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清末新政推行的社会变革所实现的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发育程度，远远不足以制衡和吸附旧体制瓦解后大量出现的社会疏离分子和新型人材。正是这些在新政改革中产生的社会势力和青年团体，成为这场变革运动的主要掘墓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这场在传统集权体制下的社会改革运动，几乎就成了不断“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社会动员过程。
第三，由于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的，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科举制度的激进改革，起到了与清末新政的改革推行者意愿相悖的“釜底抽薪”的结果。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这位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6]
第四，在科举废止后，由于士绅阶级的消失、宗族制度与义田制、学田制的崩解以及由此造成的宗族学堂的衰落，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文盲率反而较之传统社会更为上升。中国近代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断层，至少可以由此得到部分的解释。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取消对中国现代化造成的困难在于，原有的形成社会精英的方式由此而发生突然的断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曾经由科举制度给社会提供的内聚力量，在其后几十年中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科举制度的取消既然产生如此多的消极后果，这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保守倒退的结论，即中国根本不应该进行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教育体制改革？显然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变革不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旧制度，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但采取什么方法，使制度改革可以取得真正的效果，则应是改革者考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这里，杜亚泉对科举制改革的反思值得重视，这位民国初年的政论家认为，如果在最初考虑改革科举制度的具体办法时，不是简单地废止科举制度，而是“稍稍改其课士之程式，简（选）稍通时事之儒臣，典试各省，依今日之教科门类，列为试题，以定取弃。”那么，这种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单单废除科举而建学堂的效果更好。[7] 如何理解杜亚泉的上述观点？
科举制度本身无疑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演进中凝聚起来的制度文化资源，它在中国人的心理积淀中渊远流长。如果保留科举制的形式，使之稳定广大士绅知识分子的竞争心，并使这种竞争心纳入现存秩序的基本框架之内。在这一前提下，进而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使考试科目更具现代性，那就可以在保持士绅知识分子的竞争心理的同时，进而引导、激励社会人心趋向新的目标与方向。以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变通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传统制度资源，为实现新旧制度与文化的转型，提供缓冲与衔接。
第五，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一个严重的事实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生态开始出现严重的断层。农村文化生态平衡不断失调与退化，农村对城市过度依附并失去其自主性，这些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均与科举制度的取消有着密切的关联。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以士绅为主体的精英阶级。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使中国的农村社会存在着独立于城市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是由士绅地主、宗族组织与相应的宗族学校私塾构成的。根据潘光旦与费孝通对近900 个进士的一项研究，明清时代的一半进士家庭来自农村。 [8]
而有功名的中下层农村士绅在士绅中所占比例则更多。他们是中国传统农村文化系统的主体。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农村士绅通过科举所拥有的士绅身份，是保持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的基础。他们正是借助这一身份与地位，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成为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正如张仲礼先生所指出的，“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进与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组织修路筑桥、开河建堤等公共工程，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9]
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由于宗族所拥有的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通过就读于本族的宗族学校，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成为农村的准文化人。据一些国外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20、30年代更高，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农村精英文化系统所维持的文化生态平衡得到解释。
由于这一农村文化系统的存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是因为，传统农村士绅起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介作用。他们一方面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而对官府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地方利益的代言人。然而，由于科举的废止，对于农村士绅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此后中国农村中不再存在一个稳定的士绅阶级来充任农村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与调节者。另一方面，学堂则成为跻身政界的唯一出路，而学堂均在省城和京城，又由于城市集中着财富、名位、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巨大优势，这样，自民国以来，就出现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被城市吸纳并脱离农村的“无根化”过程。农村知识分子大量地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是清末民国以来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文化人缺乏再生机制，农村文化生态从而持续退化与空洞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发生什么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指出的，“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所追求。”[10]
“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些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劣绅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11] 可以说，民国初年以后，主宰农村命运的，正是这样一些没有文化、甚至只有反文化的社会阶层。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士绅地主固然是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广大农民进行剥削与压迫的食利阶级，但他们毕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由儒家思想所规定的社会伦理责任，并承担着农村文化生态平衡的组织、以及农村文化传统的延续的功能。面对官府，这些士绅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村社会自主体的利益。而民国以来的土豪、恶霸地主、地痞流氓与“刁民”，他们以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与收税人自居，成为国家专制主义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的最直接的帮凶。由于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的彻底崩坏，20世纪初以来，农村的自主性与自治性，随着农村士绅阶级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而土豪地主、恶霸则更是肆无忌惮，这几乎是民国初年以后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过程。人们应充分意识到这一变化对中国后续现代化的意义。
科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只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农村智力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此后数十年从来没有中止过。除了那些心存田园浪漫情怀而下乡过几天“悠然见南山”悠闲日子的城市文人雅士外，农村不再是吸引人们的去处。随着户籍制度的严格化，随着工业化造成的剪刀差的形成，农村所拥有的稀缺资源的相对贫困化只能是变本加厉。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不断扩大，它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现代化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注释：
[1] 黄运藩：“请变通学务造呈”，《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82页。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2]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六“请停科举折”。
[3] 《光绪朝续东华录》，中华书局出版，第5册第5488页。
[4] 李灼华：“学堂难恃似请兼行科举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993页。
[5] 同1 。
[6] 〈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336页。
[7] 杜亚泉：“论今日之教育行政”，《杜亚泉文选》， 21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出版。
[8] 转引自〈美〉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研究》，中译本，13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9]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中译本，第一章，第七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
[10]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149页。         [11] 同上书，238页。
(來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单位：上海师大历史系)
【附】科举制———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    作者：刘海峰
编者按 科举制是我国历史上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六朝，存在1300年之久。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和废除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今年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100年，为了全面认识科举考试制度的历史影响，把握近代考试制度的演化规律与特征，客观评价科举制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更好地服务于我们今天的考试，本刊邀请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两位学者撰文。
中国考试在世界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考试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在中国考试史上，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至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是指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东亚科举文化圈
在日、韩、越三国中，日本是最早仿行科举，同时也是实行科举制时间最短的国家。公元7至8世纪之际，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度。日本的贡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然而，日本科举理论上虽人人皆可参加，实际上只限于官僚子弟占绝大多数的大学寮学生报考。因此唐朝科举较具平民色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学寮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博士推荐大学寮中的学生参加科举，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至此已完全异化，此后再也没有实行科举制度，以至现代许多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都误以为日本历史上从未引进过科举制。
然而，在8、9世纪，日本确实曾经实行过科举制度，至今也还可以考证出不少当时的进士及第者。当时日本人所写的有关科举及第和落第诗，与唐代的同类诗歌如出一辙。如《日本诗纪》卷17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中《贺和平》诗云：“无厌泥沙久曝鳃，场中出入十三回。不遗白首空归恨，请见愁眉一旦开。”《贺橘风》诗云：“四十二年初及第，应知大器晚成人。”《贺田绕》诗云：“龙门此日平三尺，努力前途万仞强。”《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千金值，孝养何愁无斗储？”纪齐名编辑的《扶桑集》中，收有菅原淳茂的《对策及第后伊州藏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诗，描写久困科场后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穷途泣血纪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仙桂一枝攀月里，儒风四叶压人头。”与唐代孟郊进士及第诗异曲同工。而三善善宗《落第后简吏部藤郎中》的“被病无才频落第，明时独自滞殷忧”则反映出应试落第者的痛苦。[1]这些诗都具体生动地证实了日本实行科举制度的情形。另外，中国清代陆心源编《唐文续拾》所收菅原道真《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请被补文章博士一员阙共济杂务状》等文，也是有关日本实行科举制的史料。[2]
韩国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科举制在韩国历史上存在了936年。高丽朝科举从唐宋科举制借鉴而来，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属中国科举的。高丽朝恭愍王十九年（1371年）明太祖遣使来颁科举诏后，高丽科举乡会试程式一依明制，第一场试《五经》义，限500字以上，《四书》疑，限300字以上；第二场试礼乐论，限300字以上；第三场试时务策，限1000字以上，要求惟务直述，不尚文藻。中式后再考书、算、律，书则观其笔画端楷，算则观其乘除明白，律则听其讲解详审。
李朝于公元1392年取代高丽朝统治朝鲜半岛后，立即继续实行科举制。李朝太祖元年（1392年）定科举法，初场罢《四书》疑和《五经》义，改试讲论，目的是为了“抑词章蹈袭之弊而务得穷经实学之士”，但实行数科之后，实践证明并不能选拔到“经学杰出之才”，于是在太宗七年（1407年）吉昌君权近上书请改定科制、罢讲论而复试疑义，并乞中场罢古赋而试以论、表各一道及判一道。权近还认为“汉吏之文，事大要务，不可不重”，建议设立考试诗赋、吏文、经典、汉语的“汉吏科”，与正科同榜唱名。[3]李朝还扩大生员进士试的规模，并仿《礼记·王制》的古语，称生员进士为“司马”。高丽朝中叶以后一般是三年一试，每科取三十三人，李朝将三年一试称为“式年试”，属于“大比之科”，通常录取人数也是三十三名，后期式年试录取人数常达四十至五十名。李朝还根据需要临时加科，称为“别试”，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恩科，凡遇皇帝登基、行幸、万寿、太妃附太庙称庆，册封世子、世子行冠礼、世子入学称庆等庆典都开别试，而且每十年开一“重试”，允许堂下官等现任官员赴考。此外还有增广试、谒圣试、春塘台试等科目，这些式年试以外的科目少则录取三名，多则录取四十余名，通常录取人数为十余名。李朝的科举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几乎每年都开科，达到了十分兴盛的程度，在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
中国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因而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4]万历十七年（1589年），礼部郎中高桂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5]而李朝在光海君统治期间，与中国非常类似，也有“我国公道，唯在科举”之说。[6]当然李朝也出现不少与中国科举类似的弊病，也不时有关于科举存废利弊的争论，直至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停罢科举制为止。
越南科举从公元1075年始，至1919年止，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与高丽一样，越南实行科举和中国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实行科举有类似之处，都是看出科举对选拔人才稳定社会有积极作用才模仿采行。越南科举始于李朝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但李朝科举只举行过四次，且录取人数不多，影响不大。陈朝建立后，陈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设立太学生科，从太学生中考取进士，并以三甲定高下。在举行过十次太学生科考之后，为了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和影响，陈睿宗于隆庆二年（1314年）创设进士科，考取了五十名进士，越南进士科至此方才确立。
黎朝以后，则模仿中国明朝科举。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遣使颁科举诏，准许安南、高丽、占城士人在本国乡试毕，贡赴中国京师参加会试。明成祖永乐四年（1401年），安南重入中国版图，设交趾布政使司。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撤官吏军民北返，安南再次独立，黎利于次年（1428年）正式称帝，国号大越，至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黎朝的科举出现兴盛局面。与韩国科举相比较而言，到后来越南科举似乎与中国科举更类似，阮朝甚至还于明命十年（1832年）在科场中引进八股文这一标准化的考试文体。[7]
总的来说，越南科举在正规性、权威性和满足行政职位的要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皆逊于中国科举。但与日、韩科举比较起来，越南模仿中国科举在有些方面却更到家，例如韩国科举史上长期未设立贡院这种大规模的科举专用考场，而越南不仅在科场中采用八股文，还建立了规制严整的专用试场，与中国明清时的贡院十分相似。中国科举也是越南科举创制时的主要依据。科举制被东亚三国所模仿，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对各国文化水平的提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科举西传：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除了被东亚国家所效法以外，科举制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更主要体现在被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曾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现代许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反向文化交流中，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被西方借鉴的最突出的事例。
以往邓嗣禹等人的研究虽举出了大量资料说明英、法、美等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曾受中国科举的影响，[8]但因为没有举出直接指明“这是借鉴中国科举而来”的资料，因而被一些人认为此说尚不能确立。笔者认为，由于东西方文化和国情之间的差异，18、19世纪的欧美国家不可能像10、11世纪的高丽、越南等东亚国家那样照搬中国的科举制，朝鲜科举有进士和状元，越南科举连贡院和八股文也学过去，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而且，相对于有形的器物文化而言，无形的制度文化之借鉴总会产生“橘化为枳”的变异，也不像器物文化那么直观。考察西方国家是否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关键是看其是否吸取了考试选才的本质精神———公开竞争、平等择优，至于考试的内容和具体方法不可能会一样，因此，在已证明西方考试制度是将科举考试的平等原则借鉴过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英美等国实行文官考试之后的明确的定性说法，则可以使科举西传说得到确立。
过去，科举制曾影响欧美国家的观点虽然存在着争议，但许多对此问题较了解的人士还是肯定此一论点。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就曾谈到：“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它同样是有限度的。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9]
1870年以前记载科举制的西方文献至少有120种以上相关文献，有明确的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一书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谈到科举时便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10]丁韪良十分清楚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系模仿中国科举制度而来。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包括丁韪良在内的一些人士不断明确指出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系从中国借鉴而来的情况下，在当时欧美国家中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一点或声称文官考试制度是其自身发明创立的，说明一般西方皆认可这一事实。如果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当时就必然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因此，笔者认为，在找到上述当时明确指出英美等国文官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
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而科举制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开取士，惟才是举。当西方人知道遥远的东方帝国竟然有这么一种奇妙的文官制度时，不禁产生出特殊的兴趣并大加赞誉，进而仿效。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产生于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但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的较为公平的制度。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因此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进而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之一。如美国学者柯睿格194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便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11]中华文化在物质文明领域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在精神文明或制度文明方面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则是科举制。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科举制可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过去已有一些人将中国的某种东西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如说汉字是“第五大发明”、中医的经络理论是“第五大发明”等等。不过，这些“第五大发明”都只是中国人自己说说而已，总不免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因为这些东西并未被世界普遍采用，西方人也不这么说。但是，将科举制与四大发明相比的首先是西方人。
早在一百多年前，已有西方人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四大发明相比。例如，1835年7月，一位留居中国的英国人在英文杂志《中国文库》上撰文讨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采用了考试竞争原则，并预言：“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现在尚须显示中国已经如何阻止这一制度的美中不足，就像在几乎所有她的其他科学和技术中的不足一样。”[12]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代考试制度，其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具有相当的世界意义，更何况科举文化对现代中国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科举”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萧瑞峰. 日本有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读日本汉诗献疑.文史知识，1995（7）
[2] 刘乃亮.也谈日本的科举制度.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3] 朝鲜太宗实录. 卷13，太宗七年三月戊寅条
[4] 张萱. 西园闻见录. 卷44：礼部3，选举·科场，所载万历初年御史魏允贞言
[5] 弇山堂别集. 卷84：科试考4
[6] 增补文献备考. 卷187：选举考·科制4
[7] 金旭东， 越南科举制度简论. 东南亚，1986（3）
[8] Ssu-yu Teng.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VII (1942- 1943):267-312.
[9] 荀春生，朱继国，陈国梁，译.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275
[10]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Edinburgh and London, 1896: 42
[11] E.A.Kracke. “Family vs. 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 1947: 103
[12] 刘海峰. 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中国社会科学，2001（5）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 中国政治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