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看钙片的网站:鲶鱼效应与儒家文明的生命力

历史研究应该“去政治化”

在中国历史研究与教学中，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蒙汉关系的历史问题。众所周知，这是绕不开，回避不了的问题。这里充满了血腥的历史纪录。从1211年蒙古大军突入长城，到1234年蒙古灭金，史称“河溯大乱，凡二十年，人民死亡几尽，千百不一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如果如实直书，人们会担心这是在挖民族冲突历史的伤疤，似乎不利于民族团结，如果避而不谈，或者为成吉思汗尽说些好话，什么军民团结，爱好和平，也更是违背了历史学者的责任。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前人也似乎作过一些泛政治化的理解，例如范文澜先生在六十年代就写过一篇旧文，被发表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历史研究》上，我把它称之为“泛阶级斗争论”，即用阶级斗争来代替民族冲突。他的大意是，由于汉族人民不能推翻反对的宋朝封建统治者，那么让兄弟民族来打倒这个反动统治者，也是帮助了宋朝人民，这个观点我想在座的各位者不会同意，因为根据这个观点，岳飞可以作为抵制推翻宋朝统治者的“历史反革命”来加以处理了。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想，首先，历史研究的学术过程应该“去政治化”，虽然在现实民族关系上不能去政治化，但历史研究不应该受政治因素的干预。历史就是历史。不应该简单地为了进行政治宣传与动员而被曲解。过去这样做，我们有过太多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我们应该有新思维。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民族的大融合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充满了复杂性、丰富性，我们不应回避战争的残酷性，蒙金、蒙汉之间的战争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汉族与蒙古族现在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共享着中华民族复兴的繁荣，但这种融合主要是通过历史上的战争来促成的。战争虽然带来了苦难与不幸，但也对于民族大融合起到重要作用，人类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过程也往往是通过非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的。可以这样认为，历史上的战争也是民族融合所付出的历史代价。想一想吧，如果没有蒙古族、满族、藏族参与到我们大家庭中来，我们汉族人现在生活的空间，可能只有现在中国的一半那么大。如果你把中国地形图中的北京到兰州划一条直线，再从兰州到成都与贵州划一条直线，这两条直线西南这一块就是我们汉族的中国。假设李自成建立一个新王朝，就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广阔的空间，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融合过程中参加到我们的民族大家庭中来了。

这里，我想讲一点我自己在第一次出国欧洲的体会，那是九十年代初期，从欧洲返回中国的飞机上，那时大约上早上六点钟，当我从机窗里看到底下那燕山山脉群山起伏的壮观景象，阳光散落在山峦上，形成一道道金色的优美曲线，我深深被感动了，我第一次有了什么是祖国的亲切感受。这时，一位五十多岁的欧洲人也像我一样，凝视着窗外的景色，他口中喃喃地轻叹着：“Wonderful”.这时我油然产生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之情，我享受着他的那种出自内心的对我的祖国的赞叹，我真的不愿意离开那个窗口，因为我想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作为一个曾经对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原与北方民族关系历史有过研究的学者，我有着更多的思考资源，当时，在我的脑海中会浮现着成吉思汗、耶律楚材、长春真人、木华黎的历史身影，他们当年就曾在下面这块原野上驰骋过。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时，应该引入文化学的角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能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角度来思考历史上人们的行为，能够以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心平气和地思考历史上不得不然的原因，而不把问题仅仅简单地归结为历史上的个人的责任。什么叫文化角度？所谓的文化，就是不同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是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其中也包括制度，风俗，价值与观念。

从文化地理角度来看，东亚文明圈是一个大闷锅。东海，热带丛林，青藏高原与西北利亚形成的闷锅内部却有着地理上差异极大的两大板块，其北部是漠北草原文明，其南部是农耕文明。当年我在南京大学做研究生时，听到过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先讲学时提到两三角形，在这个东亚文明圈的北部是由大兴安岭与阴山构成的倒三角形，南部是太行山与东海沿线构成的正三角形，这两个三角形的尖角在燕山长城一带碰到一起。简而言之，在生态环境差别极为悬殊的南北两大地理板块之间，只有一道很容易突破的大门。这种情况很像是印度西北的那个很容易被异族征服者打开的旁遮普邦山口。只要进入这个山口，历史上的亚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甚至埃塞俄比亚人，就能浩浩荡荡进入一马平川的恒河平原。由于南方的富裕，北方的苦寒，这会成为北方民族不断南下运动的强大引诱力。山海关一带的长城大门总是被打开，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周期性地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这种民族互动过程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从文化角度来加以解释。

首先。牧业谋取生存资料的能力相对脆弱。非定居的生活难以发展高度的文明。劳动分工的单一性，同质性，不得不以强力来获得不能自力更生制造的生活资料，这成为向农业民族南下运动的最重要动力。

其次，冷兵器时代游牧人的生存能力决定了他们比汉族有更强大的战斗力，个人体力，耐劳力，射击技术，人自为战的能力，速度，流动性，长距离运动能力，战斗集结的机动与迅速，军事上的成本低，无须后勤保障。所有这些决定了游牧民在军事活动中的主动地位与优势。以上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了为什么北方民族具有主动性，外向性，进攻性。他们有愿望也有能力去实现这一目标。（蒙古人的马也比阿拉伯马的比较也可以说明问题，阿拉伯马高大，英俊，气势不凡，蒙古马短小，由于草的热量低，马长不大。但正因为环境恶劣条件下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蒙古马极其耐劳，可以在缺乏草料营养的情况下长途奔波。当身材相对短小的蒙古人，骑着矮小的蒙古马，从东亚突然降临到欧洲大地上时，欧洲金发碧眼的人高马大却大感迷惑。这种情况也可以用来理解蒙古人的战斗能力为什么强过欧洲各民族。）

儒家文明曾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为什么说，十三世纪的儒家文明面临自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挑战？这里有三层因素，首先，蒙古族又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民族。虽然完颜阿骨打，耶律阿保机，没有与成吉思汗交手过，但我们可以从成吉思汗帝国二次西征及灭国纪实中，了解这个战争机器的强大力量。其次，我们可以从《蒙古秘史》《史集》等史料中了解到，蒙古帝国兴起以前，这个民族与外部文明世界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是一个完全原生态的、生气勃勃的，充满原始野性的民族。这种巨大的文明距离，使他们客观上具有冲击文明的巨大力量。第三，他们在本族战争中已经形成一种置对手死地而后生的战争文化，我们可以从铁木真统一蒙古的战争中看到这种民族内部战争的残酷性，例如，一个失败的部落俘虏，凡是比车轮高的人都要被杀的记载。这种战争文化扩大展到了对其他民族的战争，也同样具有了残酷性。第四，由于一个文明程度上相对落后的民族，而且由于他们的纯游牧性质，与半游牧的半定居的女真族相比，与汉族的文化距离更大，如果说，女真人只须跨上一个文明阶梯，那么，十三世纪的蒙古族却不得跨上两个阶梯。这就使他们文明化的过程相对漫长而困难。我们甚至可以从伊尔汗国史料中看到蒙古族抗衡文明化的强大保守性的例子，例如，几乎过了好几代，蒙古贵族还力求把农区变成牧场。理解了这几点，可能理解元蒙史研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儒家文明没有在这场生存挑战中遭到花剌子模、西夏、以及数十被灭国家的命运？一是儒家文明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二是华夏族生活区域的南北气候与生态环境存在着差异，三是金国起到的缓冲作用。它如同汉族的文化防风林带，在整整半个多世纪中，阻挡着来自漠北高原的寒风，这股强大的军事狂飙，经过这一缓冲带近半个世纪的过滤，到达南部中国即南宋，其破坏力已经大为削减。蒙古统治者已经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到忽必烈。整整五朝三代。其中，亡金士大夫起到了南宋士大夫无法相比的保护文明的作用。他们有为民族统治者服务的长期历史传统，他们能以蒙古人理解的语言，在娴熟地把捏蒙古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基础上，来说服蒙古人。我常常在想，假如没有女真族，假如岳飞收复了华北，宋帝国直接与蒙古接壤，而且，当时正值得蒙古野蛮性最强的时期，一旦北京被攻破，其后果将如何？

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化就是对环境的适应方式。那么，所谓的汉化问题也就能够理解了。所谓的汉化，说到底，就是生活于汉族地区的、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人，为适应农耕环境而不得不进行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沿着汉族长期的集体经验的路径而进行的。这是因为，汉族在长期适应农耕环境的过程中，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集体经验。蒙古人只有遵循这种集体经验来进行统治，才能稳定地保有自己在汉地的政权。蒙古人之所以汉化，是因为当他意识到漠南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更有利于保持比蒙古更高的生活水平，那就必须建立起保护农业的举措，而汉法实际上已经是汉人在千百年中集累的适应农耕环境的集体经验，那么，汉化也就成为必由之路。与其说，蒙古人向汉族人在文化上投降，更确切地说是向农耕文明适应。正如汉族人处于草原生活环境，也不得不在生活方式上蒙古化一样。这是因为，蒙古人的文化就是对这种草原环境的适应性的生存方式。

我们从这一角度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蒙古人汉化或农耕文化化的过程如此漫长而困难。其原因就是，草原文化中生活过来的蒙古人，与农耕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更大，相比之下，女真人有半农耕半游牧的传统，他们本土的文化中已经有了有利于理解汉文化的文化中介。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理解蒙金之间与蒙汉之间的战争对文明的意义？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战争是人类的灾难，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战争又起到鲶鱼效应的作用，据说，长途运输过程中，鱼会大量死亡，后来商人在鱼群中加入了一种食肉鱼，结果发现，鱼群成活率大大提高。这是由于鲶鱼的存在，尾追鱼群的过程中，激活了鱼群的生命力。这种鲶鱼效应看来在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的。一位牧区的朋友告诉我，凡是没有狼的地方，羊群变得懒洋洋，没有生气，育种成活率也很低，凡是出现狼这样的羊的天敌，羊反而长得更好。我想这个大自然的例子来比喻战争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起到激活一个文明民族的生命力的作用。文明会腐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同样适合于说明文明。罗马帝国衰亡就是如此。而东罗马帝国，即我们所知道的拜占庭帝国，却从公元五世纪延续到十五世纪中叶，它的生命长达整整一千年，这个帝国长寿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我想，这个处于现在土耳其的特殊地理环境很可能与此有关。这个帝国始终面对小亚细亚附近的先后崛起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甚至十字军东征的不断挑战，并由此激活了鲶鱼效应。虽然，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包括战争，是不是也同样起到某种意义上的激活作用。是不是起到打强心针的作用？

当然，最后我还是要说明的一点是，上述这些随感，只是想说明历史现象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解释，我们决不能把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视为积极的合理的甚至正义的事业，更不能说，为了增加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应该去欢迎外族对我们的侵凌。历史上的事物总是有其多义性。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一样。也许正是这种多义性，使我们的世界，使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复杂的丰富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