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otic model: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四）

笔者猜测，印度尼西亚在民主转型中遇到的上述种种问题和矛盾可能是爆发式被动变革的常态，尽管各个国家由于其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的不同而会呈现出一些差异。被动变革使得需要很长时间解决的问题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而且爆发式变革又使得人们的关注点在很大程度集中在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焦点上。1995年的一份关于印度尼西亚变革设想的研究指出，该国至少需要15年时间来完成民主转型，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需要改革选举法、限制并终结军队的社会政治角色、促进公民和政治自由。因为经济危机的爆发，本来需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迫要在一年之内有个眉目。其间的压力和被动可想而知。另外，由于变革的突然到来，过去被压制的政治热情一下子被释放出来，政治选举成为最能吸引人的舞台，民众的政治活力被选举活动左右，而自由公正的选举却只是完善的民主体制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尽管十分关键）。于是，民主体制的全面建设就在似乎非常热闹的选举中被延宕。

中国转型之路出现这种管理不很好但仍不失去控制力的概率很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印度尼西亚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健全民主体制所耗时日将比管理比较好的情形长很多。依笔者之见，也许到50年后，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体制才能出现在中国大陆地区。当然，中国这样的民主化转型之路不是没有风险的，就象共和体制在民国初年初试啼声后很快夭折一样，民主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对中国转型前景的最后分析中，我将谈到民主化实验可能失败的后果。

4．对中国转型前景的展望-最糟糕的结果

说实话，这种前景是笔者很不愿意谈的，原因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从感情上讲，这种结果是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它不仅仅意味当代中国人无边的苦难，也意味着我们后代命中注定的不幸。如上面提到的，这种管理很差或者说完全失控的转型过程在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中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中国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逐渐蜕变到亚洲最大的极权国家的过程浸满了中国人的泪水，从1911年开始的现代中国历史的每一章节都是用中国人的血写成的。不过，我们的理性又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恐怖的可能是真实地存在着的。也许，只有当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它时，我们才会想尽办法去避免它，从而降低它发生的概率。

笔者认为，中国上个世纪朝向现代国家迈进的旅程以袁世凯去世后共和体制的瓦解为转折点。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同样面临国家体制彻底失败的可能。一种体制的失败可能并不十分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建立不起来一种替代性的有力体制来保证基本的秩序。这种新的有效体制的建立和维持要么依靠强制力（强人政治），要么依靠社会大众的共识来（民主程序）。一旦这两种条件都不具备-要么强人去世，没有后续的具有相同能力和权威的强人，要么社会大众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民主体制无法运作，剩下的问题就是何时又回到传统的专制循环老路上。首先，中国的强势人物现在确实没有，将来出现大变局时会不会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了，其控制力、影响力甚至身体健康状况和寿命长短，都是无法预知的。可能性较大的是，压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或者即使出现了但其控制力很快就丧失了。其次，社会大众的观念、利益、感受和情绪过于歧异，而且没有人愿意让步，最后找不到一个各方（或者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博弈方法或者平台，社会群体出现无法弥合的分化。这两种情形会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社会直接进入失序的混乱状态。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间的对抗性太大，没有办法彼此理性平和地对话和沟通。各种矛盾，如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地区矛盾、劳资矛盾、中外矛盾、民族矛盾、文化冲突，互相加强，互相催化，并互相极端化。当社会在各种矛盾的激荡中耗尽其精力后，民众出于对秩序的渴望便会希求能带来稳定的专制政权。这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内乱后，中国重新出现一个强势集团，以强力的办法结束无序局面，中国进入新一轮专制循环过程。一是社会被动开始民主化进程。但此时，由于社会各种矛盾极其尖锐，极端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沉渣泛起，成为新的当权者，中道的变革之路不再有空间，民主形式徒具其表，民主体制也不可能真正建立。当然中国也不再可能出现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民粹政权，因为共产主义已经破产，而且也没有了苏联老大哥的支持。



没人知道这样的变局会延续多长时间，当然也就更没人知道中国何时能出现一种中道的政治体制。不过，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现在将近100年了，中国的绝大部分还依然在前现代的困境中挣扎。如果历史的误会再次临到我们的民族，中国是否又需要再等一个百年才能等到历史新局的展开？这无疑是一个沉甸甸的问题。



5．结语：中国转型的双重历史使命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史基本上是一个观念引导变革，模仿推动变革的过程。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现代化的使命被浓缩为四个字：民主均富。我们很不幸地看到，观念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模仿却总是问题和阻力重重。就中国大陆而言，无论是模仿改良（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过去三十年的邓小平改革），还是模仿革命（如辛亥革命、共产革命），我们都失败了，我们离政治上民主和经济上均富的双重目标似乎从来都是那么遥远。也许，这是一个有着长久历史渊源的古老帝国转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的历史似乎总是在拖我们向现代化标杆奔跑的步伐。历史对中国进步的阻遏作用在中共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中又一次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那就是曾经宣称有着人类最先进意识形态的执政团体在历史惯性的牵引下走向了“复古”，而邓小平式“复古”的结果就是增大了中国历史继续在两个极端（动荡和专制）之间轮回的现实危险。



不过，因着全球化的影响，中国过去几十年也出现了一些三千年所未有的新变化：政绩合法性的观念，经济上对全球市场的依赖，以及社会结构中农村人口比例的迅速减少。这些新的因素对传统专制政权的维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我们有理由认为，乘历史之便的专制政权将最终无法应对这样的挑战。专制政权在这场变革中可能只是被动的回应者，正如历史所一直证明的那样，它们从来不可能主动做出符合民众愿望的选择。所以，真正的问题就在于，作为被统治者的我们怎样才能走出一条中道变革之路？



虽然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未来变局的准确时间和具体方式，及其广度、深度和难度，但我们相信，公民社会的中道转型之路-也是自我救赎之路-可能是建设一个中道的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从管理学的角度讲，中道转型之路是一种行动中的自我管理之路。在现代化目标已经基本成为主流共识的情形下，紧要的问题是探讨怎样落实好这样的目标，也就是怎样模仿好先进国家的经验。管理学上著名的二八原则告诉我们，一项事业的成功与否只有20%靠一个非常好的、几乎完美的观念或者方案，80%却要靠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手段。同样，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来说，仅有很好的观念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必须从言说进入到行动，从理念进入到操作，从对民主观念的探讨深入到对民主化过程的分析。



如果将对观念的分析转到对过程的思考，再进而深入到对行动的规划，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所有的问题和挑战不仅仅是现在执政者们要面对的，也是将来转型后新的体制和新的执政者要面对的。中国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执政者的更替而消失，完美的体制也不会因之而自然而然地到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挑战概括讲就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实现均富的目标，或者说在均富的过程中实现民主的目标。这两者紧密的互动关系甚至可以总结为民主需要均富，均富需要民主，或者用另一种表述来说就是，政治是最大的经济，经济是最大的政治。



可以说，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同时管理好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上述双重转型进程。这也是我翻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的最终动因。



《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作者：斯迪芬 海哥德，罗伯特 R 考夫曼，译者：张大军，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版。



定稿于2008年5月6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