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gniu milk cow:中国文学名著改编电影之不完全手册

说到文学名著改编电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应该说电影与文学的联姻是天作之合，相得益彰。电影的本质功能是通过讲故事而尽显娱乐功能；而文学则是在故事中去呈现时代的变迁和人情的变故，除了文本阅读的精神快感外，更多的在艺术地记录这个正在发生的历史。当电影遇到了文学名著，把大家喜欢的故事变为图像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名著，而名著则给电影创作提供了先天的故事蓝本。因此，文学名著永远都是电影文学创作的首选，但文学名著中所蕴涵的独到的语言美，则是影像不能完全再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看过电影后，还要找来书看或是看过原著，再看电影，怎么也觉得不像原著的原因。

不论怎么说，现在把中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作一梳理，一来看看中国文学名著改编为电影的发展历程，二是藉以去看我国电影创作价值理念的取向变迁，三是探询文学名著改编为电影的一般规律及今后的走势。既然是梳理，难免挂一漏万，即称之为“不完全手册”，体现它的资料性和以后的补充修订。而这里的中国文学名著，我把它界定为在中国“影响深远，地位重要”的文学著作。“影响深远”要求有一定的历史性和传承性，具有足够的民间影响力；“地位重要”是指精英专家学者给予的评价和定位。而“改编”一词，借用我国影坛泰斗夏衍的话说：即“把小说、话剧、歌剧、报告文学等文艺作品，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这里，我们所谈到的电影均是已经改编拍摄而成的电影，其梳理思路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为线索，即从古典文学名著改编到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名著改编，同时，兼顾到港台的文学名著。

只有故事难有神韵的尴尬和无奈——

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

说到古典文学名著的改编，老一辈影人夏衍说：我们有一个好的传统，如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基本上没有整个改编成一部戏的。多是以一个人物为中心，采取其中较完整的一段而自称格局。但总的看，我们在古典文学名著的改编上，除了改编为传统戏曲影片或动画片有所影响外，其他的似乎都不太尽人意，在前赴后继、屡败屡改的影程中，多多少少透露出一丝尴尬和无奈。

先说《红楼梦》。这部最伟大的古典文学名著，其艺术价值如一座逾越不过的高峰。它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原著的迷宫式的神韵似乎难以用画面来全部展现。就曹雪芹的这部著作，先后8次改编搬上银幕。早在1927年，导演任彭年、俞伯岩就把《红楼梦》搬上银幕，该片以刘姥姥三进大观园为线索，叙述了宝黛爱情悲剧和贾府的衰落。该片涉及的故事情节还是较全面的，但结构过于松散，情节过于拖沓，没有赢得好评。1944年，导演卜万苍把《红楼梦》搬上银幕，由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周璇饰演林黛玉，该片直切主题，给观众讲述了宝黛凄美爱情故事。在改编上，本片也颇为大胆，主要人物完全没有了红楼原著中的真性情，多少有些旧上海的摩登味道。1949年，香港导演周诗禄将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搬上银幕, 选取了黛玉葬花、悲秋, 宝玉哭祭潇湘馆, 宝钗、凤姐等之间的明争暗斗为主要故事情节。1952年，香港导演岳枫拍摄了《新红楼梦》，所谓的“新”，不过是现代摩登的手法讲述了红楼的故事。1962年，大陆导演岑范把传统越剧经典剧目《红楼梦》搬上银幕，这部戏曲电影创造了中国戏曲电影的颠峰，演员徐玉兰、王文娟、吕瑞英精彩的表演和优美的唱腔，打动了无数的内地观众。影片中带有中国古典写意风格的影像风格独树一帜，意蕴纯厚。就在这一年，香港劭氏公司导演袁秋枫携当红影星乐蒂、任洁、丁宁、杜娟上演了一场小资爱情戏，通篇的儿女情长赚足了观众的眼泪。1977年，香港导演李翰祥邀请台湾影星林青霞、张艾嘉分饰贾宝玉和林黛玉，拍摄了《金玉良缘红楼梦》，影片过于商业考虑，带有了戏说的味道，价值不大。时隔十年，到了1988年，电影艺术家赵元、谢铁骊召集了国内优秀的制作班底和演员，分六部拍摄了《红楼梦》。尽管这次把红楼梦的故事从头叙述到尾，但主题的模糊性和人物的脸谱化，没有赢得观众的认可。直到今天，我们也只能向老前辈的勇气给予致敬，而影片本身则确实一般。

《西游记》在中国乃至华人圈是最有人缘的长篇巨著，不论年龄、文化、身份和地位，谈起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或许每个中国人都能说上几句。这部巨著也是影人改编的重要对象。早在1926年，导演邵醉翁、顾肯夫拍摄了《孙行者大战金钱豹》。同一年，导演陈秋风把西游记中最有趣的一章《高老庄》搬上银幕，拍摄了《猪八戒招亲》，这可能是中国影坛最早的两部西游改编片，作为默片，为了迎合当时神怪片的流行而显得过于粗俗了。1927年，由编剧陈野禅改编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搬上银幕，同年，导演但杜宇拍摄了《盘丝洞》，导演裘芑香、李萍倩拍摄了《女儿国》，这三部电影都较忠实原著，限于当年的技术条件，多是简单的热闹。随后，在1928年，导演陈秋风、李元龙拍摄的《无底洞》，1929年，导演任彭年、伍天游截取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拍摄的《西游记》都是以前的延续。而银幕上的孙悟空形象，最正宗的还是享有“猴王”声誉的表演艺术家六龄童的，绍剧戏曲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其他戏曲电影还有《真假美猴王》、《火焰山》等。其他有影响力的就是万籁鸣在1941年推出的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和在1961年拍摄的《大闹天宫》，尽管是动画片，但影片中独有的戏曲脸谱动画形象设计和京剧音乐伴奏，在现在看来仍有几份新鲜。此后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又先后推出了《人参果》、《金猴降妖》等深受儿童喜欢的动画片。除此之外，香港劭氏公司旗下的导演何梦华改编的《女儿国》、《盘丝洞》、《铁扇公主》等影片，大都是应景商业制作，娱其一乐。至于九十年代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扮演的“至尊宝”，则是香港导演刘镇伟在新潮解构中创造的另一个经典。

《水浒传》最早搬上银幕在1952年，香港导演吴回拍摄了《智取生辰纲》，由当时著名影星吴楚帆、张作舟、林煜等出演，该片人物塑造过于脸谱，影响一般。而《水浒传》在大陆影坛上多为戏曲电影，最有名的一部是《野猪林》，影片只是再现了这部传统的京剧经典剧目，表演艺术家李少春的唱念坐打、一招一式至今还是戏曲学院学生的科班教材。而香港电影中改编自《水浒传》的则有很多，1957年导演吴回把《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章节搬上银幕，由吴楚帆、张作舟、林煜等主演。而有影响力的当推张彻导演的《水浒传》和《荡寇志》，这两部电影截取了“曾头市”、“大名府”和“征方腊”的主要章节,堪称全书最热闹、最悲壮的故事,有名的梁上好汉都有精彩表现。八十年代，有一部香港拍摄的《浪子燕青》，叙述的是燕青下山打檑的故事，当时还是功夫片在内地当道的年代，只是现在已记不清是谁的作品了。九十年代，香港导演陈会毅与大陆合拍了《水浒传—英雄本色》，演员粱家辉和徐锦江塑造的林冲、鲁智深形象，给予内地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而在当时的内地录像厅则上映着高志森执导的《水浒笑传》，这种典型的港式搞笑片，胡乱的瞎闹让内地观众渐渐感受到了香港娱乐片的影像风格。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改编的电影虽然寥寥无几，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改编于《三国演义》。1957年北影厂拍摄的《群英会》，成为改编《三国演义》戏曲电影中最有名的一部。该片截取了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借东风等情节，由谭富英，马连良，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萧长华等表演艺术家出演，像这样的超级演出阵容，在今天也不多见了。

1955年日本导演沟口健二根据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改编拍摄了《杨贵妃》。影片虽然与史实有所不符，但沟口长镜头的美学再次呈现了盛唐的奢靡浮华和独特东方神韵。

而元曲大家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是中国影人多次改编的巨作。而最有影响的还是香港导演岳枫拍摄的《西厢记》，由当时劭氏公司当红女星凌波反串张生，影后李菁饰演红娘，方盈饰演崔莺莺，整部电影基本忠实原著而又不拘泥刻板，故事情节流畅，感人肺腑，有着极强的可看性。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估计最有影响力的是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出品的《画皮》，该片由著名演员鲍方导演，朱虹在片中一身红衣的扮相透着一份华丽的恐惧，该片在大陆掀起了一股观影狂潮，成为恐怖影片在内地的启蒙经典之作。而与之可以抗衡的是大陆导演雷鸣在1983年拍摄的《精变》，该片没有恐怖吓人的噱头，而是以浪漫的人鬼情为基调，看来生动感人。其他有所影响的就是李翰祥和程小东分别拍摄的《倩女幽魂》。李翰祥在营造恐惧气氛上尽显神来之笔，而程小东则借聊斋的故事，讲述了人鬼世界的善与恶。其他像胡金铨的《阴阳法王》以及在九十年代出现的三级影片《聊斋艳谭》系列，则没有什么可圈之处。

忠实于原著的传统古典意境美——

现代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

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在学界基本没有争论，而它的终点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界定。这里，沿用传统的学术观点，即中国现代文学史至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在这30年时间里，中华民族到了历史的拐点，风起云涌下的中国文人肩负起了救亡救国的重任，而改编自这一时期文学名著的电影，不仅以影像记载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而且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人情世故。为了较为全貌地说明这一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以少以现代文学史内在逻辑发展为线索，来阐述改编之电影。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开端。代表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是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两本小说集。在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呐喊》高踞榜首，为世纪之冠。《呐喊》收录了鲁迅1918—1922年创作的15篇短篇小说，其中《阿Ｑ正传》两次搬上银幕。1958年，香港长城和新新两大电影公司合作投资拍摄了《阿Ｑ正传》，由著名导演袁仰安执导，该片忠实于原著，其主演关山的表演赢得了观众和影界的好评，获第12届瑞士罗加诺影展最佳男演员奖，成为首位在国际影展获奖的中国男演员。而在1981年，大陆导演岑范邀请文坛作家陈白尘改编原著，拍摄了内地版的《阿Ｑ正传》。由孙道林配音的旁白是该片一大亮点，而严顺开饰演的阿Ｑ中规中距，神似不够。《彷徨》收录了鲁迅短篇小说11篇。同《呐喊》相比，《彷徨》更多的关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痛苦、忧郁和挣扎，但对于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则表现着“荷戟独彷徨”的斗士风采。收录的《祝福》和《伤逝》先后被改编搬上银幕。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鲁迅名著《祝福》搬上了银幕。该片由著名剧作家夏衍改编，桑弧执导，白杨、魏鹤龄、李景波等出演。本片的改编忠实了原著的主体思想，较好地体现了原作谨严质朴、外冷内热的风格，限于当时拍摄的历史环境，该片的阶级论十分明显，今天看来则弱化了批判的深度和力度。小说《伤逝》在1981年由大陆著名导演水华搬上银幕，该片依然延续了水华传统古典意境美的影像风格，加之主演王心刚和林盈的精湛表演，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该片获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最佳剪辑奖和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

新文化运动之后的30年代，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和老舍的《骆驼祥子》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曹禺的《雷雨》、《日出》则代表着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剧作的最高成就。而这一时期的沈从文、艾芜、李劼人、张天翼、张恨水、柔石的小说各自形成了自己风格。左联作家柔石在1929年创作的《二月》由导演谢铁骊于1963年搬上银幕。该片特有的江南水乡影像和淡淡的略带忧郁、哀伤的人文关怀，在当时看来已属前卫，主演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对角色的精准把握造就了文学名著改编电影中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茅盾在现代文学史地位仅次于鲁迅，他的多部作品都改编为电影。《子夜》是我国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城市题材的力作，瞿秋白曾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1981年导演桑弧、傅敬恭把这部巨著搬上银幕，该片忠实于原著，为观众展现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图。演员李仁堂在影片中成功塑造了民族资本家吴荪莆这个堂吉柯德式的时代悲剧形象。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在1933年就由导演程步高搬上银幕，该片由夏衍编剧，真实细腻地再现了旧中国农民的苦难形象，影片强烈的写实感和批判性有着典型的时代印记。另一部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在1959年由水华搬上银幕，强大的制作班底和演出阵容，造就了文学名著改编电影难以逾越的经典地位。该片由夏衍任编剧，著名导演谢添出演林老板。今天看来这部电影的经典性在于对人性复杂性的艺术把握和独到的唯美影像构图。

《家》是巴金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的首部曲，曾先后多次被改编搬上银幕。1941年导演卜万苍拍摄的《家》在电影叙事上获得了成功，多条线索叙述流畅，没有拖泥带水之感。1953年香港导演吴回把《激流三部曲》搬上银幕，影片保留了小说中主要故事情节，对一些无关紧要的情节进行了剔除，整体表现平平。真正具有经典价值的是大陆导演陈西禾、叶明在1956年拍摄的《家》，该片集中了魏鹤龄、程之、孙道临、张瑞芳、黄宗英、王丹凤等当时影坛最为优秀的一批大牌明星。影片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鲜活地塑造出不同的人物艺术形象。

老舍的《骆驼祥子》讲述的是旧中国北平城人力车夫祥子的悲剧故事。这是现代文学史上鲜有的表现城市贫民的文学作品。1983年，导演凌子风把这部脍炙人口的著作搬上银幕，该片人物塑造鲜活，斯琴高娃饰演的虎妞成为新中国电影银幕的经典形象，只是在本片中对小福子这个关键人物展现过于表面，悲剧性和深刻性不足。小说《离婚》在1992年由导演王好为搬上银幕，该片展现了一幅旧中国底层公务人员灰色无聊的生活图景，中央实验话剧团团长赵有亮饰演的老李鲜活如生，颇有深度，但全片节奏掌控欠佳，老北京的幽默味略显不足。《月牙儿》是老舍用散文诗的笔触写小说的优秀之作。1986年导演邢丹、霍庄、徐晓星联手拍摄的《月牙儿》大获好评，影片有一股淡淡的忧伤美，宋丹丹饰演的韩月荣分寸把握得当，亮点频出。

曹禺在文坛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雷雨》和《日出》成为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之作。1957年，香港导演吴回拍摄了《雷雨》，该片忠实剧作，在台词上基本沿用原作，演员表演也过于舞台化，显得刻板死套。1984年，著名演员孙道临执导了大陆版的《雷雨》，本片在原剧作基础上做了适当改编，比较圆满地展示了电影的叙事功能，但该片在演员的选择上，似乎不太理想，除了孙道临饰演的周朴园、秦怡饰演的鲁妈，其他人物形象都很一般，影像了全片的艺术感染力。剧本《日出》深刻解剖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都市生活，批判了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曾多次搬上银幕。1953年，香港导演李晨风自己编剧拍摄了《日出》，该片基本保留原作故事情节，但在叙事、表演上依然延续了老上海的摩登味，缺少一些清新气息。1956年，香港导演胡小峰、苏诚寿再次把《日出》搬上银幕。由于导演大胆启用新人， 夏梦饰演的陈白露和乐蒂饰演的小东西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大陆版《日出》由曹禺亲任编剧，在1985年由上海著名导演于本正搬上银幕。这部电影诞生了内地影坛的两大明星。方舒饰演的陈白露将其本人的表演抬到了一个新高度。王馥荔饰演的翠喜则给她带来了“影坛第一女配角”的美誉。1936年，曹禺写就的《原野》是他唯一涉及农村阶级斗争的剧作。1956年，香港导演吴回率领《雷雨》原班人马拍摄了《原野》，由著名影星吴楚帆饰演仇虎，红线女饰演阿金。由于地域的限制，在展现农村特有风情人貌上显得捉襟见肘，效果一般。而内地版的《原野》由导演凌子在1981年搬上银幕。片中刘晓庆、杨在葆的表演尺度大胆泼辣，个性鲜明，极具先锋意识，虽一度遭禁，在1988年解禁公映后随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女主角奖。

《死水微澜》是李劼人 “大河小说”三部曲中的代表作。1991年，导演凌子风改编拍摄了《狂》，本片细腻娴熟地展现了30年代四川社会的世态人情和文化风俗，许晴饰演的蔡大嫂大胆泼辣，个性鲜明。但本片过于故事化，欠缺了原著特有的批判力和深度。沈从文在1934年创作的小说《边城》是现代文学中少有的直述人性美的作品，1984年，导演凌子风为拍好电影《边城》，率摄制组来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地区，影片画面优美自然，极富山水画韵，给观众展现了一幅充满古朴淳厚、和谐美好的人性风俗画卷。而也在就这一年，许地山发表了短篇小说《春桃》,在时隔四十余年后的1988年，还是由导演凌子风搬上银幕，影片没有过多渲染故事发生的时代，而是尽情讲述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感情故事，演员刘晓庆和刚出道的姜文都有上佳表现，在当时是一部难得好片。作家艾芜在30年代创作的《南行记》，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1990年导演周力将其搬上银幕，该片在故事上基本忠实原著，拍的也很用心，但原作的浪漫气息则在片中变得有些支离破碎，实在有些遗憾。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是30年代最有人气的小说之一，仅在香港一地就曾3次被改编成电影。1932年明星影片公司导演张石川邀请一代名角胡蝶担当主演，影响颇大。1957年，香港导演李晨风亲自编剧，拍摄的《啼笑因缘》也大获成功，成为著名演员吴楚帆的代表作之一。而香港电懋电影公司当年与邵氏呈鼎足之势，几乎是在同期拍摄了《啼笑因缘》。电懋电影公司由大导演王天林执导，林翠、赵雷、葛兰等出演。劭氏公司则是全体导演出动，改名为《故都春梦》。两部电影各有特色，成为香港影坛的一段狭路相争的传奇佳话。

抗战时期的文学名作不多，但都很精到，透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历史使命感。巴金的《寒夜》就是这样一部内敛而沉思的文学著作。这部小说以国统区小职员汪文宣一家的艰难生活为切入点，深刻地思考了抗战下的国家、社会和人生。

1955年，香港导演李晨风把《寒夜》搬上银幕。该片从普通观众视角入手，比较全面展现了小说中人物感情起伏的情节，震撼力和思考力少了一些。演员吴楚帆、白燕的上乘表演也给这部电影增色不少。而1984年大陆版的《寒夜》，导演阙文在艺术上力求深邃而有批判力，老演员许还山和当时银幕新秀潘虹演的都很出色，但通俗不够，观众看起来有些烦闷焦躁了。茅盾的《腐蚀》是直面抗战的文艺著作，是当时左翼战线的代表作。著名戏剧导演黄佐临在1950年将其搬上银幕，影片难能可贵地对人性在特定历史年代的复杂性进行了艺术的展现和探索，但限于拍摄时间与当时意识形态的不合而遭冷遇，现在看来这是一部尊重艺术、尊重原著的佳片。老舍的《我这一辈子》也是一部反映国统区下一个老警察回忆自己一辈子悲惨经历的故事。1950年大陆导演石挥将其搬上银幕，影片以“我”为视觉，全景式地再现了清末到抗战这多半个世纪中国的沧桑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漂泊流离。影片集中了魏鹤龄、沈扬、李纬、程之等当时影坛“大腕”，导演石挥饰演主角老警察“我”，表演老道，感人至深。

张天翼的短篇《包氏父子》是描写30年代小市民卑琐心理、表现社会世态的优秀作品。1983年，导演谢铁骊将其搬上银幕，影片延续了《早春二月》风格，节奏明快活泼，诙谐风趣，老演员管宗祥的表演洒脱幽默，具有典型的轻喜剧式讽刺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