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哪个洗浴有男特服: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一）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转型的挑战、路径和前景

张大军

摘要

我翻译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是关于后发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实证研究成果。它从经济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的角度谈论民主化之前的经济政治条件对民主化过程的影响，以及民主体制获得巩固的前景。无庸讳言，我翻译此书时是带着中国问题意识的。本文就是笔者试图以该书的经济加政治复合分析框架为基础来谈论中国未来的民主化转型。当然，由于中国尚未实现民主化，我的分析带有相当多的预测性或论断性评论，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转型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它连接现实状况和未来愿景。当我们谈论转型的时候，我们要同时弄清楚转型的现实条件、可行办法以及未来出路。因此，在下文中，我将中国转型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三个部分：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动力机制以及可能的前景。

在第一部分，笔者指出，中国转型所面对的历史挑战其实是中国长久的负面历史遗产-信奉实用主义的官僚体制-在当代的回光返照。这一耗费巨大的历史遗产不仅直接加重了中国人的负担，成为各种不公平和非正义的总策源地，而且也极大地妨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这样的历史重负下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历史负担，笔者在第二部分试图从源头理清这种历史循环的深层逻辑，指出打破历史的因循必须借助于一种超验亮光所映照的中道转型之路。在这种超验的亮光下，个人以及个人的自主性成为变革的推动力量，中国的崛起将取决于并表现为昂然屹立在大地上的每一个个人。最后，笔者结合中国转型所实际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外部约束条件，对中国的未来前景做出大胆的预测，着重论及最值得期待的、最有可能的、以及最糟糕的三种图景。

本文的中心论旨是，中国的政治失衡带来了经济上的严重问题，而经济上的严重问题又将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关键的是我们要找到一条中道的变革路径，让未来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均富的现代化目标。在分析过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经验以及过去两千年变法实践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以公民社会为推动力的中道变革模式。它既不是一种渐进主义的经验道路，当然也不单纯是一种狂飙突进的理想主义道路。毋宁说，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既有渐进主义的务实性，同时又有道德理想的成分。后者为这种道路指明了方向，而前者则为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动力。

最后，笔者有必要首先在此声明，中国转型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远非本文所能详细论述。很多问题，比如民族问题，宗教伦理问题、统独问题、国家结构问题等等，都超出笔者的能力范围。如果此文能对思考中国未来的人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笔者就心满意足了一）中国转型的历史性挑战

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 圣经 传道书三章十五节

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1．中国变革本应是一个以模仿实现历史超越的过程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力地证明了这样的一个命题：历史的发展有可能是跳跃性的，但更多的则带有延续性和反复性。本文的主题-从历史走向未来-所隐含的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去理解转型的对象，确认转型的目标，并寻求转型的办法。这正如《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启示的那样，转型的对象“早先就有了”，将来的目标“早已也有了”，而转型的办法也只是“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在民族国家的时代，从历史走向未来同时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是从自己的历史中走向未来，第二层意思是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上面托克维尔的话主要是讲从法国自己的历史走向法国的未来，这是一种内生性的历史传承。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从别人的历史走向未来的条件，因为法国政治文明的演进基本上是内生原创性的，它缺乏可资比较和借鉴的对象，唯一能够作为参考的大概就是英国吧，但英国是君主立宪贵族，和法国大革命的目标还不一样。而对后来的转型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后发国家的转型却常常要学习和借鉴其他较为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因为后发国家的转型一般是观念引导型的，并且它需要一个效法和追赶的对象-一个因着落实这样的观念而实现自由繁荣的榜样。

所谓的较为先进的国家是相对的概念，比如20世纪初期的英国和美国是相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对先进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对于韩国、巴西、匈牙利和波兰的先进国家，而在当下，所有这些国家相较于中国都属于先进国家，都可以成为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其转型的过程中需要从别人的历史学习的不仅仅是观念，而且还应该包括被实践证明可行的办法。这一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表现得很突出。比如中国执政党所定的执政目标之一-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观念体系，它包括私有产权、自由创业、自由就业、自由交易和法治秩序等一系列的观念。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策略的最初模仿对象恰恰是东亚国家以及象台湾和香港等已经实现市场经济的海外中国人地区。

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初期，经济学教授们最爱讲的就是“雁阵模式”。什么是雁阵模式？这一概念最早是日本学者在1935年提出的，后来逐渐完善。我们大学教授谈论这一模式的背景是日本的经济当时在东亚地区处于最领先的位置，成为雁头，而排在其后的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最后的则为中国与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在这个模式中，日本成为产业和技术发展的领头兵，当这些领头的产业和技术在日本失去优势时，它就要实现产业和技术升级，而把原有的产业和技术转移到相对落后的亚洲四小龙。同理，后者在将该产业和技术充分开发后，也要实现产业和技术的升级，而必须把原有的技术和产业转移到更为落后的国家，也即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东亚地区这种先后秩序、逐级转移的分工模式使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次第得到开发，并依次腾飞，这种格局有点象天空中有秩序的雁阵，故此这种分工发展模式被称为“雁阵模式”。这种雁阵模式就非常突出地显明了后发国家的追赶和模仿战略。当然，雁阵模式后来主要因为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大行其道以及日本经济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相对崛起而成为明日黄花。

除了“雁阵模式”，我们知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也是模仿的结果，是直接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里学来的。中国到现在还在实行这种策略，其特点就是依靠美国市场的消费能力来发展自己的本国制造业。

这种模仿和追随还体现在很多其他方面。我今年春节后回我老家的一个小县城，我的高中同学是我们县公安局的刑警大队长，我跟他聊天，问他现在的工作状况怎样。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当时着实吓了我一跳！他说我们正在西化，向美国学习。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公安机关的一套管理制度和办法都在向西方标准靠拢。只不过他们依然还是一个专政机构，而不是一个服务机构。但是他们也在模仿，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和机构里都有人在模仿。我相信我们的军队也在模仿美国，尽管他们模仿的可能还仅仅只是技术工具性的，器物层面的。我相信，如果他们有机会和条件，也会成为如美国军队那样的国家化的中立机构和力量，而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力量。

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进步-包括经济的增长、社会管理手段的改进以及法治上的改善-并没有什么秘密和奇迹，因为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成效都是学习和模仿别人的结果。阳关底下无新鲜事，也就是《圣经旧约》传道书中所说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

2．中国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滑回历史的深渊

客观讲，中国的模仿为中国带来很多积极变化，包括经济富裕程度的提高、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社会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等。但我们现在也发现中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经济发展了，只是表现为GDP总量的提高，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准却无法反映出这种数字化的经济发展速度。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贪污腐败越来越猖獗；工资不涨，物价高涨；自然环境变坏了，人文环境也变坏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归因于杨小凯先生所说的那种“后发劣势”。什么是“后发劣势”？后发劣势其实也是对后发国家的诅咒。其意思是，后发国家由于可以比较容易和快速地模仿先进国家的表面技术和方法而获得最初的成功，他们出于惯性和侥幸而不愿模仿那些比较难模仿的内在制度和规则。结果是，他们在尝到最初成功的滋味后就很快会因制度上的劣势而陷入一种发展上的不利状况。

现进的制度规则体系早就存在，成功地实践了这套规则体系的国家也早已存在，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模仿的机会，而是有没有模仿的意愿。中国执政党的意愿缺乏可以从邓小平先生说的一句话中清楚地读出，他说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他不愿设定一个制度模仿目标，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改革或转型的路线图是没有的。可以说，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这种实用的理性主义。邓小平还讲过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问题现在解决不了要延缓一下，留给下一代，理由是下一代可能比他们更聪明。这导致执政党在很多事情上能拖就拖，其实这是一种极端的理性机会主义，用俗话讲就是小聪明，也是推脱责任的借口。

制度后发劣势就是中国问题之症结所在。孙中山曾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全球民主化的潮流中，中国不进则退。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的制度在世界制度变革的潮流中，激流勇退，最后退到我们传统的官僚专制体制。如何理解这种退步？我上面引用的托克维尔那句充满睿智的话语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尽管中国共产革命轰轰烈烈，历时几十年，先是暴力革命，后有文化革命，既试图改造社会政治制度，也妄想改变人心道德。可是，托克维尔说得明白：“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在革命过后建设中国的过程中，邓小平及其所领导下的执政党又“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因为我们在世界变革的潮流中没能顺势而为，没有模仿先进制度以改进乃至扬弃我们的旧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能依然在延续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感情、习惯和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依然生活在过去之中。虽然现在的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轻人从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地叛逆，但事实是，他们和中国大陆的每一位中国人一样依然生活在传统的思想、情感和习惯之中。我们一方面没有从别人那里学到新的制度，另一方面却又从传统中继承了那么多的感情、习惯和思想，而且，这个新建的社会大厦中又存有很多传统旧制度的因子，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这样，问题的后果就很严重了：旧思想、旧习惯以及旧制度的发酵和繁衍已经将中国当下的政治生活拉回到在中国存活兴盛了两千年之久的旧官僚专制传统之中。向传统制度的这种回归也验证了圣经中所讲的“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关于中共统治方式向传统王朝治理模式的回归，我在下一部分还有更进一步的论证，本部分主要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或观点。）

无庸讳言，这种回归或者复古始自邓小平。邓小平的没有路线图的实用理性主义是他所领导的执政党推行改革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复古，它抛弃了革命理想主义或者专制乌托邦，却同时也抛弃了符合普遍人性和普世价值的人道理想。如果失去了理想，人类将是什么？人类将下降到动物式的生存状态。对邓小平来讲，他既然抛弃了革命的理想，那他的唯一思想资源只能是传统思想。这种传统思想实际上是流在他的血液里面的。他的理性实用主义当然也就是传统儒家讲求的理性实用主义的一种变种而已。这种理性主义后来在执政党内蔓延成风，甚至发展为极端机会主义，虽然邓小平是始作俑者，但其内在的演化机制却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是传统在不知不觉中恢复对个人的辖制和影响。

如果说由于受革命历史的牵扯，执政力量在思想意识上向传统的回归显得比较暧昧和扭捏，那么，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在制度规则上向传统的回归则表现的更为鲜明和直白。众所周知的“潜规则”一词的盛行就活生生地表明我们的制度规则体系还是那套东西。我听说很多政府官员都喜欢阅读乃至研究这本书，以从中发现官场的秘密，升官的诀窍。可以想见，在这些人的想法里面，传统的东西依然是活生生的。顺便再说一句，中国民间最近几年的历史研究热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好现象，它从侧面说明了中国摆脱旧体制，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上需要跨越很多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障碍。对此我们一定要警醒。甚至可以说，我们中国转型要背负的不仅仅是六十年的共产政权遗产，还有两千年王朝专制统治的历史负担。

另外，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结构也已经开始回复到传统的王朝体制。传统王朝统治结构的特征就是君主专制下的层级式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中已经是非常非常之明显了。这种历史性的回归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说到底，官僚体系是专制体制维系统治的纽带和基础，因为位于专制体制最顶部的君王或者其他最高统治者，只能依赖他们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即使最高统治者讲什么“仁政”、“亲民”或者“和谐社会”的理念，他们推行这些理念的渠道和手段依然是官僚系统。对最高统治者以及整个专制体制来说，民众无法成为他们统治所依靠的对象，假使他们开始依靠民众，他们权力的“道统”乃至整个专制体制的道义性都要受到拷问。所以，如果他们不靠官僚系统，他们又靠谁呢？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正在于整个官僚系统对他的效忠和服从，一旦没有了官僚们的效忠，最高统治者的专制也就土崩瓦解了。最高统治者是很清楚他们所依赖的对象以及需要防范的对象的。正是由于官僚体系本身成为了专制统治须臾不可离的经脉系统，它也同时产生了依托这种独特地位大捞一笔的心态。有人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受不到适当的制约和平衡，此言当然不虚。不过，我们还可以接着问下去，他们的权力为什么受不到制衡，执政党不是天天在喊反腐败么？其实他们的权力之所以没有受到制衡是由于他们的地位决定的，他们作为专制体制贯通上下的控制系统，如果把它们制衡住了，整个专制体制就无法运转了。

3．“复古路线”不能承受之重

也是由于这种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的官僚体系开始寻求相对独立于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由于中国疆域的广大和地区间在风俗民情以及经济人文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位居中央的最高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就会有很大的漏洞。于是，中国官僚们独立的寻租空间会按照自己的惯性越撑越大，直到将一个专制体制撑死掉。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统计，中国到2005年时由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实际上超过7000万人，远远超过除了农业之外的任何一个行业的就业人数，中国政府成了名副其实的最大的雇主。中国的官民比也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18。中国吃“皇粮”队伍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县和县一下的基层政权中，而且不属于正式的公务员编制，但属于整个官僚体系，有些很象传统官僚衙门中的“吏”，他们是为“官”服务和跑腿的。据周天勇教授统计，在县、乡、村三级政权中，靠收费和罚款等非正规财政收入供养的编制外各类工作人员高达约2000万人，这里面有730万名村干部，1270万名编制外的各类聘用人员。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一个县乡政府的组成机构往往人员严重超编，这些超编的人一般都是所在机构领导的关系户，一个局长会把十几甚至二十几个他的亲戚朋友安排在他主管的政府机构中，这类现象在中国比比皆市。

由于没有真正的监督和制衡，官僚们的腐败和官僚机构的臃肿就成了专制体制永远无法克服的痼疾。现在官员们的胃口好得很，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动则几千万，上亿。这都还是已经查出来的数额，没有查出来的，估计还有，总数肯定更高。想想农民现在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有几千元钱，还不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中国的贫富差距能不大么？

另一方面，在庞大官僚系统中“服务”和“跟班”的人也要吃饭，也需要办公经费，而正规财政系统又没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他们于是就开始自己想各种各样的土办法乱罚款，也不管有没有理由去罚款。中共现在对基层的治理基本上遵循的是以“罚”治国的原则，靠罚款来维持基层的治理机关，很多地方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计划生育罚款。我曾听到一件很荒唐的事，就是有一个人，82年出生的，大学毕业后到当地中学教书，突然有一天计划生育管理人员找到他要他交罚款，理由就是他是超生的，当时没罚或者没罚够，现在补罚。真是无奇不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现在农民普遍要的孩子比较少，很多都是要两个孩子，要三个或四个小孩的比较少，那计划生育罚款的收入也少了呀，所以他们就开始对以前的人进行补罚。这就是整个官僚集团过度膨胀后的必然出现的财富掠夺问题，农民和小商户的日子也就更加难过了。

处于官员阶层以及广大的“吏员”阶层之间的是人数日益增多的一般公务员。他们也日益成为城市中其他社会阶层羡慕的对象。除了越来越高的基本工资外，一般公务员还有灰色收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稳定安全的工作保障，有健全的医疗养老保障，所以在中国的就业、医疗和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挤进官僚体制成为很多人-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择业目标。就象过去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参加科举以挤入仕途一样，当下中国的公务员报考热也堪比以前的科举热。据报道，中国共有64万名考生参加2008年公务员考试，竞争1.4万个职位，相当于46个人争取一个职位。笔者还真不知道现在有什么职业比公务员更热门。这就是对这样一个官僚主导的利益格局的最真实反映。

据《检察风云》2006年的一篇报道：在2004年，官员们用于公车的财政支出费用就已经高达4085亿元。关于官员们滥配滥用公车的做法，媒体曾披露了两个实例。一是《新华每日电讯》披露的陕西人事厅“超级车队”。陕西人事厅总共才有126名公务员，却配了42辆公车，“这还不包括一些购买后仍未挂牌使用的车辆，也不包括下属事业单位的十多辆汽车”。另一个实例是《新快报》披露的：广州市政府办公厅有177名工作人员，拥有的公车达到172辆，理论上几乎每名政府官员都有一辆车可以开。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韩国首尔，政府官员用的公车总共才有４辆；而在芬兰，仅总统、总理、外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5人才配有专车，公车仅限于在公务时使用。官员们的公款吃喝数额也很巨大，有人说每年的开支在3000-3500亿元，也有人说在3700亿元。不管怎样，公款吃喝的费用都大大高于政府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开支的总和。我回老家经常能听到说谁谁谁的餐馆被当官的吃垮了。而且现在公款吃喝的排场越来越大，一顿饭下来常常要发好几万元钱，比一户农民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很多。中国的GDP总值只相当于日本GDP的五分之三，人均GDP只及日本的7%，而中国的公款吃喝总费用却比日本多出1000多倍。另外，中国政府官员一年的公费出国费用也在3000亿元以上。据估计，公费用车，公费吃喝以及公费出国的之处总额大约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1/3。与此相对应，中国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为全球倒数第一。让人诧异的是，中国本来不多的医疗经费的80％发在850万名党政干部的身上，更有甚者，在中国很多病人因为没有病房而不得不推迟住院的情况下，却有40万中共各级各类干部长期占用着高干病房，吸收走非常多的医疗资源，让本来就很紧张的住院条件更加恶化了。除了这些数额惊人的费用之外，根据中国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中国各级官员一年贪污腐败的金额达2500亿，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被贪污200元。而且常识告诉我们，这区区的2500亿只是冰山之一角。

上述种种现象和事实说明，中国的官僚阶层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可怖的食利者阶层，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大山。正如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政治理念上的实用主义加政治治理上的官僚集权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专制王朝的周期性循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解决这种实用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制度劣势，中国没法往前走，中国人的苦难就会象中国的王朝统治一样不停地循环下去，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历史就会持续地在时间之轴上画圆圈。

4．“复古路线”的经济和民生之痛

那怎样解决制度上的落后问题，答案自然和解决经济上的贫穷问题一样，就是继续学习和模仿那种能有效克服官僚主导的专制体制之弊病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宪政民主国家，它们-无论是象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原生性民主国家，还是象韩国和波兰等后发追赶型国家-在实践上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宪政民主制度是确保经济繁荣和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最佳制度安排，也是能打破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掩盖下官僚主导体制的最佳制度安排。

我翻译的这本书就是讲后发国家在制度模仿上的经验和教训的。后发国家的转型说到底是结合每个国家不同情况的各种不同制度模仿过程。此间的制度模仿或者转型过程和经济发展和改革密切相关。这一点对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就是政治治理的目的是为民众提供一个让他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环境；用专业术语讲，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要体现出政绩合法性。这其中的原由就是，中国人在过去很多年以来生活得太贫困，有着难以遏制的追求物质繁荣的冲动。所以，谈中国的制度转型就要谈它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谈它对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影响，谈它会给我们个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发展前景。我认为，中国朝向宪政民主的制度转型，确实和这些问题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现在举三个方面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中国以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模仿正在并将继续对我们以及我们同胞的生活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第一是通货膨胀的问题，第二是税收负担的问题，第三是大学生就业的问题。

首先来看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通俗一点来理解就是钱太多了，要买的东西却是一定的，那东西就一定要张价。所以它和政府的铸币权有关，也就是政府控制货币供应的权力有关。从宏观的意义上讲，铸币权是政府对经济实施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那他会怎么样，他会滥发货币，尤其现在的货币都是纸币，还不是金银等贵重的金属，政府印刷机一开，货币就有了。后果就是通货膨胀。

凯恩斯说的明白:“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 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用通货膨胀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妙就妙在“一百万人中间也未必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由于政府掌握铸币权，能给穷人增加财富的价格上涨总是最晚出现的，持续的时间是最短的，而且幅度也是最小的，而收益主要归富人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的上涨却是最早的、持续的时间是最长，当然幅度也是最大的。这种现象正活生生地发生在中国。典型例证就是房子的价格上升的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幅度也最大，而农民的粮食价格上涨的最晚，而且粮食价格的上涨也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即农药、种子和农用柴油大副涨价之后的被动反应。所以，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必然是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就是大家目前能亲自体会到的。所以现在一般家庭都感觉日子过得比较紧，压力很大，可是另一方面，我最近又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汇丰私人银行（瑞士）宣布，去年（2007年）获得主要来自中国富裕人士高达227亿瑞士法郎的存款，约合人民币1600亿。消息又说，去年（2007年）该行所管理的资产增加了179亿瑞士法郎，总额达到1860亿瑞士法郎。我们粗算一下就可以看出，2007年来自中国富裕人士的存款超过该行当年度的资产增加额，并且只是一年增加的存款已经占其所管理的总资产的12%。这还仅仅只是中国富裕人士向国外的一家私人银行机构的存款，并且这家机构的规模和知名度远远小于瑞士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正是由于中国有大量的富人，全球各地的负责个人理财的私人银行家正向中国蜂拥，尽管中国的法律并不允许这些人在中国开展业务。我常常纳闷，从1979年到2007年的将近30年时间，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几乎达到10%，可是一般民众依然这么贫困，常常为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发愁，那我们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上面的事实中就可以管中窥豹。本来中国因为贪污腐败和官商勾结，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已经比较突出了，现在，中国政府铸币权的滥用又成了雪上加霜。

所以归根到底，政府印刷货币的权力要受到其公民共同体的制约，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民众的利益为导向和指归。否则就会如凯恩斯讲的那样，民众的财富被再分配出去，可自己往往还没有觉察到。但是，怎样才能保证政府铸币权的行使最符合一般大众的利益呢？这就需要一个宪政民主的机制，如果你滥用铸币权，损害公民的普遍利益，那对不起，公民就会定期地用选票把你选下去。即使现在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越来越专业化，其独立地位逐渐获得广泛的认可，一般不受政治干预，但这样的独立地位的维持也确实需要一个比较公正有效的政治体制，否则中央银行就难免沦落为统治集团攫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除了铸币权之外，政府拥有的另一项极其重大的经济权力是征税权，这也是和一般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现在明显感觉到政府很有钱，它的钱就是通过征税权的行使得来的。我说的征税权是广义的，既包括法定的税收项目，也包括各种名目的规费。据统计，中国政府2007年总的税收是5.1万亿，再加上没有列入政府预算的约4万亿的各种规费收入，政府2007年的总收入达9.1万亿多，平均每人征收了6894元（以中国13.2亿人口算）。而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786元。这样，从人均的角度看，政府的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个人收入+政府收入）的比例高达33.3%。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城镇居民来说，他创造的财富刚刚好有三分之一都被政府拿走了。而且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140元钱，远远低于人均的政府税赋水平。农民一年辛劳的一大部分成果都被政府拿走了。可是政府把这些收入拿走后都干什么了呢？我们看到贪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贪污的金额越来越惊人，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越来越豪华，官员们出国旅游次数越来越多，官员们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开会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奢华。而我们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却越来越承担不起教育、医疗和住房的费用，更不用提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如果各位到中国中西部的乡村去看看就知道，这么多人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学，盖不起房子。这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创造的财富都被莫名其妙地征收走了。在城市里，一个月2000元的工资刚够维持生活，就开始被征税，而且中国的消费税无处不在，不管一个人买什么东西，他付的钱的一部分就是交税。而且在个人交了税以后，无论去政府部门办什么事，还得再缴费。这样个人的税赋负担就很大，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制度劣势影响大学生就业初看起来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细想一下各位就能完全理解。理清这个问题需要全面分析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我认为中国经济体的构成最关键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这一部分基本上以外资和民营企业为主；二是政府垄断或控制的企业，包括电讯、石油、采矿、银行、证券、保险、媒体和出版、教育、医疗卫生甚至房地产等等。至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比如低端的服务业，象餐馆、便民店、理发店、洗衣店，以及农业等，由于产业的性质，很难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对象，因为很少有大学生会毕业以后当个理发员或者售货员。

中国最有活力以及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它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可是，我们在制造业中纵容“低人权优势”，让工厂廉价却高效地使用中国的大量农民工，以此赚得巨额利润。此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的制造产业无法升级，管理水平粗放，技术含量一直无法提高，这样，中国的制造业就因着后发劣势被定格在全球产业链的最底端。如此的产业结构当然需要的是低技能的产业工人，而不是高技能的脑力劳动者。前两年，中国有一个首富叫施正荣，是从事太阳能行业的。他曾经准备从国外引进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生产线，想按照国外同类厂商的路子搞自动化生产。可是你知道后来怎么着？他放弃了这样的生产线，而是雇佣了很多人来完成这条生产线的全部工序。为什么呢？因为他计算了一下成本，发现全用人工比用那条自动化的生产线更能节省成本。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非常多。毫无疑问，大学生们在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工厂比在一个作坊式的制造企业里有更多的可能找到工作。

再来看国有垄断企业。从常识来看，垄断就意味着阻碍创新和遏止对人才的有效需求和使用，因为垄断使得这些企业不仅不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而且还阻碍了其他具有创新和进步能力的企业或个人进入他们的领域，而创新是需要知识的，并且竞争化的体制可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不是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人。我听说在有些地方，收入高的垄断企业已经几乎成为一个世袭的领地，一般能进入这些行业的都是该行业现有从业人员的亲戚或者关系户。垄断就牵涉到政府的权力限制问题，因为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们很少有机会干预市场经济微观企业层面的运作。这一点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也就无法做到。举例来说，如果把中国电视媒体产业完全私有化，电视行业会创造出很多适合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因为媒体的产品需要知识和创意，这正是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人能够发挥优势的领域。所以我说大学生就业也吃垄断的亏。

无论是政府的铸币权、征税权、垄断经营权还是产业政策制定权，其实都和我们一般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毫无疑问，由于中国目前处于一种专制的自我寻租的官僚体系统治之下，政府往往就会利用这些权力去侵犯或者至少是漠视民众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反过来说，为了保障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就需要对政府有适当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而人类文明史上所发现的最佳的也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制衡和监督政府权力的机制就是宪政民主制度。

中国的制度转型关乎的不仅仅是公平正义之类的人类道德理想，而且还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物质生存状态。也就是说，制度转型决定的不仅是自由能否在中国得以实现，还决定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否能够持续并惠及每一个中国人。所以说，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上均落后的国家，其制度转型的特殊历史使命凝聚着中国人的双重目标：民主与均富。因此，我们在推进中国经济转型的时候，也要同时开启政治上的民主化进程，否则，我们就会看到官僚群体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狂飙突进，而普通民众则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压迫下苟延残喘，最终经济发展成了对少数人的祝福，和对大部分人的诅咒。在各级官僚趾高气扬的骄傲中，在广大公民不堪重负的叹息中，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幅历史图像：失去理想目标的中国在迅速地沉沦。

5．小结：中国转型的历史包袱

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乱象的根由就在于政治的“复辟”或者“返祖”现象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经济转型的失衡；在于制度性公平正义的缺失和庸俗实用主义的大行其道；在于人类道德理想的没落和极端机会主义的崛起；在于我们撕裂了中国现代化的双重目标，而不是让它们成为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这其中的关键首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在意识形态上降服于一种传统的理性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将政治看作，并且仅仅看作，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中国因而无法建立一种健全的现代政治观-即将政治看作一种抑制恶而实现善的公共事业。其次，中国的政治权力由于无法以公共利益为其旨归，中国政治权力的终极来源就要回到传统上的私有化状态。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政权都是皇帝的，中国的朝代名称以前都要加上皇帝的姓氏或者族类，像什么李唐、朱明、满清、蒙元，这就充分说明中国的政治都是附属于一家一姓或者一族的。我们现在的状况和过去王朝专制时代也没有什么根本区别。所谓党国体制或者“共产党中国”这类表述传达出来的东西就是如此。再次，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私有化之历史背景下，中国目前的权力结构也回归传统的官僚体制，遍布中国大地的各级各类官僚其实就是上层实现社会控制的代理工具而已。不消说，这种层级制的委托-代理机制正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能够维系下去的重要保障，但它也产生了严重的治理问题乃至治理危机。有人将官僚统治结构的乱象归结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不管怎样，官僚机构作为承担代理功能的体系只是委托-代理机制的被动方，它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是代理机制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委托-代理机制的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转型所面临的历史挑战就是，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所谓“改革”时期之后，我们蓦然回首，却发现中国已经大大偏离了中国现代化的双重目标-民主和均富。我们生活可能是富裕了一些，可是我们却越来越不幸福，因为我们离我们的理想似乎越来越远了。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政治中国的倒退，我们再次倒退到传统中国的畸形政治观念、政治生态和政治结构。中国的转型要想成功，我们就必须阻遏这种悲剧性的倒退，破解这种历史循环的难题，让中国重新回到现代化之路上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使命。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看，我们的大使命可以转化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制度。怎样来达成这样的目标？这是下面一章要讨论的主题。（二）中国转型的路径分析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 阿摩司书五章二十四节
　　
　　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在规制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1． 照亮中国未来的历史之光
　　
　　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一部《春秋》据说藏着可以让乱臣贼子惧的微言大义。中国人也常常讲以史为鉴，把历史当成评价荣辱得失的镜子，既然如此，历史中必然有着能指向未来的真理。因此，回顾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喜欢到历史里去找答案。我想这种历史情结可能很大程度上与孔子有关，他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夏商周三代先王良政善治的美好图景， 于是孔子“法先王”式的政治复古主义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股强有力的政治指导思想，三代之治也因而成了中华帝国的政治历史图腾。甚至到了中国专制王朝的末期，三代之治依然是中国政治社会的理想。清末福建巡抚徐继畬在其编撰的《瀛寰志略》中就用“三代之遗意”来表示“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其赞叹华盛顿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号位，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我想他是真心赞美华盛顿所体现的政治美德的，不过他的比喻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他把华盛顿比喻成中国历史上的“圣王”，而美国关于良好政制的精神恰好是与这种对“圣王”之治的渴求南辕北辙的。我们祖先一直以来所信奉和向往的三代之治本质上不也就是家天下或者王天下的一种么？而这种三代之治的政治安排和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又有什么可比性呢？
　　
　　中国老百姓无法理解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圣王”情结，等而下之地却形成了“清官”情结，这两种情结的纠结让中国历史深深地陷入一种无法自我突破的怪圈。我们的祖先无论怎样相信三代之治的存在和重现的可能性，他们在历史中的经历却总是专制与暴力的循环。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饱含着血腥杀戮和奸诈权谋的政治厚黑学的现实演绎过程，我们不停地在历史的厚黑场中转圈，却总也找不到那种能照耀我们未来的亮光。我们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和指引，似乎变成了我们从历史中寻求咒语和魔法。我甚至相信，毛泽东在二十四史上密密麻麻的批注是对全体中国人的诅咒。历史难道是我们的宿命，或者我们的“原罪”？
　　
　　我们的历史罪性就在于，无论是儒家士大夫的“圣王”理想，还是普罗大众的“清官”理想，都摆脱不了政权私人化或者家族化的历史命运，政治最终就会成为一种实用统治的手段或者私人控制的技术，而不是追求超越性价值-公平正义-的公共事业。换句话说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历史书中每一行可能都写着天下为公、仁义道德等字眼，可人们在字里行间看到的却是绵绵不绝的私欲。通过统治者们那些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字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事政治的动机要么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要么是“大丈夫当如是”的豪情，要么是“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骄傲。他们中从来没有人喊出“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的信实盼望，却总有人在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的虚无绝望。
　　
　　我们无法在自己的历史中找到那能照亮未来的亮光，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继续让历史循环下去么？幸好，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可能不再需要普罗米修斯盗天火来照亮我们的去路，因为我们即使从自己的历史中找不到光亮，我们仍然可以从别国的历史中寻找那能照亮中国未来的光。那种光就是超验的公义和普世之光。正如徐继畬巡抚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这种光确实照射出“天下为公”的良辰美景。不过，遗憾的是，他只对了一半，因为他以“圣王”情结来解读这种光，将华盛顿这一“圣人”当作光的来源，而事实上华盛顿绝不是这种光的来源，他只不过是光由以发出的管道而已，因为这种光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它的来源不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那束超越的普世之光既能照耀未来的去路，也能让曾经的历史之路上的各种磕绊无所遁形。如果说历史是我们的宿命，那也是由于我们一直都被捆绑在我们的历史“原罪”中，一直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洗尽这种罪。在普世之光的照耀下，中国的历史确实能够成为一面镜子，照出那捆绑中国人精神、思想和观念的魔鬼符咒；也只有靠着那普世之光的强力，我们才能获得摆脱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战胜历史深处的罪性，让我们的历史在时间长河里获得新的生命。
　　
　　（我并不是全盘反对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我反对的只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或者政治价值观，以及儒家或者法家或者任何其他思想流派与孕育这种政治文化或政治价值观有关的部分。我其实很欣赏中国的旧体诗，因为从审美上来说，它确实很有让人着迷的地方。我尊重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人格特质，同样我也遵循部分传统的家庭伦理观。概括而言，我认为儒家或者其他中国文化思想流派在除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领域依然有品质良好的精神资源，非常有必要深入挖掘这样的资源。此是题外话，暂不赘。）
　　
　　我们知道，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现代化观念对中国的变革起着非常大的引导作用，它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的变革事业提供着愿景和激情。这种现代化观念其实也是在普世之光照亮别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之后因着它们的具体经验而凝练成的一种价值理想。因而，值得庆幸的是，纵使我们无法从自己的历史中获得普世之光照的经验，纵使我们的历史无法照亮我们的未来，我们却有着从别国的被照亮的历史中寻出自己未来之路的便利。别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历史之镜”。正如上文所清楚指出的那样，这种普世之光下的历史经验就是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对一个后发国家的转型来说，就是不停地从“普世的历史之镜”中学习别国的经验和吸取别国的教训。诚然，我上面谈到的所有观念、想法和判断都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都是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后得来的。比如，劳工权利的保护其实是有利于整个社会就业结构的改变，铸币权的滥用会导致通货膨胀，进而影响民众生活水平，而征税权的无限扩张和不受制约的滥用则直接将财富从民众的口袋中拿走。同样，我们说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是好的制度，值得我们模仿，也不是我们凭空捏造出来一个乌托邦，而是从西方国家长达几百年的历史经验中得出对这些制度的基本结论。
　　
　　显而易见的是，普世之光下所衍生的很多观念-如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也都具有普世的价值。虽然因着历史的巧合，它们都肇始于并成熟于西方，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们的普世性。不过，具体到制度模仿或者学习的方法，西方整体上作为原发性地区，能提供的具体经验就不一定很多了。同样是不幸中的万幸是，普世之光早已经开始照耀西方之外的世界。许许多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因着追寻普世之光也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相对于西方国家，也曾经是模仿者。它们在模仿西方制度中也有着丰富的经验或者教训。它们已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中国这一负荷着历史重担的模仿者来说，都是弥足尊贵的。因此，它们的转型或者模仿经验也应该成为中国的学习对象，或者进一步说，它们进步或者转型的历史也成为照亮中国未来转型之路的光照的来源。对非西方世界的新近转型成功的国家的学习和借鉴尤显必要。因为，相对于西方成熟的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中国只能算个稚气未脱的小学生，让小学生学习成人肯定是有点勉为其难了。所以，它们只能成为远期的目标模式，而中国近期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可能更应该是那些处于制度青春期的国家或地区，比如台湾和韩国等等。也就是说，模仿者要明白自己进行模仿的基础，明白自己本国的实际情形是什么，否则要么急躁冒进，欲速不达，在沙滩上建高楼，要么该进取的时候退缩，畏首畏尾，错失良机。
　　
　　概括来讲，以历史照亮中国的未来就包含了下面三层意思：第一，超越的普世公义之光要进入中国的历史时间中，并进而打破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照亮中国未来的去路；第二，以普世之光在西方国家的历史性经验中所凝结成的普世价值和制度为效法的对象，将中国的未来引向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第三，以非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模仿式转型的历史经验为参照，结合中国现有政治经济的基本特点和社会结构，理解中国社会向宪政民主和自由市场体制目标迈进的未来可行路径。对于前面这两点，我觉得争议可能不大，而且前面已经做了初步的分析，后面将不再论及。下面我就从第三层含义出发，来分析中国未来转型的可能路径 ．历史之光下的中国变革道路

我认为，谈论中国的转型路径要注意区分几个相关的概念。一是中国传统的“变法”的概念，二是我们现在天天讲的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概念，第三个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革命”概念，最后一个是目前世界通用的关于后发国家变革的“转型”概念。辨析这四个不同的概念，是为了搞清楚，它们中的哪一个所蕴涵的东西最适合于描述我们所希望的可行转型路径。

首先，我来谈谈中国传统上的变法概念。从理论上讲，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好象也是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但仔细察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王朝所谓的变法都是在确定的君臣专制结构下（即家天下的政治结构下）实现一种亲民和爱民的政治目标，这样子的政治目标是实用主义的，就是让民众能得到一点实惠而已。顺便说一句，按照我的理解，这种王权时代的变法目标和现在执政党提出的民生目标挺接近的，虽然我们现在没有了皇帝和相应的皇权结构，但我们有的是现代版本的专制体制。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下，变法的发动一要靠“圣王”，二要靠“清官”型的能臣。据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可能成功实现儒家“天下为公”理念的变法是北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确实，按照儒家的标准，宋神宗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难得的好皇帝，即使不是“圣王”，也总比中国几乎所有其他皇帝离这一荣誉称号最近；而王安石无疑是一个具有清廉操守的能干且富有抱负的大臣，据说这种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那时的变法条件真是好，儒家的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理想权力结构是多么难得地在历史上出现了，又据说这种政治乌托邦曾勾起中国历史上无数心怀大志的儒生的无限向往。宋神宗和王安石似乎要改写中国历史了。可是，不管他们如何雄心勃勃，君臣无猜，配合周密，他们联手发动的变法措施还需要依靠效忠这一体制的官僚队伍来具体实施。实施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不仅宋神宗的仁义治天下的理想没有实现，王安石的雄才大略也很快山穷水尽，而普通民众则生计无着，最后是社会上怨声载道，变法只好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综观中国历史，不管什么样性质和规模的变法，无一不是由一个权威很大的大臣在皇上或者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发动的。这是由中国的中央集权型的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结构决定的。而结果都注定会失败，这也是由中央集权型的自上而下的专制政治结构决定，因为这种政治结构的维持和运作必须倚赖一个层级制的官僚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讲，就连机缘极其巧合的王安石变法都遭到了失败的命运，那其他变化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归根结底，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上也是不敢得罪作为其统治根基的整个官僚集团的。

现在来谈谈改革的概念。在我看来，无论是从改革的发动上，还是从改革措施的推行上看，中国所谓的三十年改革，和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有很多相似之处。改革的发动者包括作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和他下面的胡耀邦、赵**以及万里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曾经有人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蓝图的总设计师，赵**是中国改革蓝图的总工程师。其实我觉得用儒家政治伦理的标准将他们分别称为“圣王”和“能臣”也与事实相差不远。和历史上的变法一样，他们自上而下发动的变法也要倚靠一个效忠于共产党的官僚集团来推行。这样的改革因为后来有可能危及“圣王”的地位以及他所代表的专制机构，当然就被无情地扼杀了。正如历史上的变法如果要威胁到皇帝的统治，那变法只好停下来，这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于是，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就这样被自上而下地扑灭了。

虽然共产党最初的改革以及作为改革重要推手的“能臣”都不幸夭折了。幸运抑或不幸的是，作为共产党改革事业发动者的“圣王”还在。“圣王”似乎还心有不甘，想延续改革的香火，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位据说很有能力和抱负的“能臣”朱熔基先生。这样，作为嫁接“圣王”威仪的“能臣”又开始行动了。不过这次“圣王”和“能臣”都学乖了，只讲经济改革，别的都不提了。不过，即使是经济改革也需要执行，那执行的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庞大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集团身上。这当代中国的二次改革的果效又如何呢？简言之，就是官员们及其帮凶和伙伴们春风得意，趾高气扬，龙马精神，而社会则堕落腐化、沉迷委顿，悲苦绝望。关于这一点，评论太多，数据太多，事实太多，我就不讲了，每个读者自然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