颈椎压迫神经会怎么样:一个外乡人眼中的上海

新华网上海频道 来源:文汇报 作者:于坚

        1979年我第一次离开故乡昆明，自觉书已经读得差不多了，要顺江东下，云游名山大川。那时我还没有考进大学，还在一家工厂工作。那时昆明人以家里拥有的上海货多为荣，上海产，那就是最好的。于是，我来到了上海，那一年我25岁。

        夏天，我站在南京路上望着那些摩天大厦，心中荡漾着的是青年人的野心和征服欲。我们在人民公园附近的一家冷饮店里喝了咖啡，很难喝，但在上海喝咖啡这是我从上海30年代小说里得到的印象。后来我们决定去一家饭店里豪华地吃一顿，我们走进摩天大楼中的一座，平生第一次穿过旋转门，餐厅里坐着全是穿中山装的人，像是正在开会。我跟着侍应生走到其中一张餐桌坐下，菜单就压在玻璃板下面。我瞟了一眼，站起来就跑———那菜单上，最便宜的菜是13元人民币。那时你进入任何一个地方人们都很警惕，戴红袖套的人到处都是，要盘问，要检查工作证。在上海的胡同里，人们已经不习惯陌生人出现，我们偶尔穿过，正在闲聊的老太太就一齐停下，盯着，看你要干什么，然后窃窃私语半天。你走进了一家大饭店，坐了下来，却什么也吃不起，这不是很可疑吗？所以我们拔腿就跑。幸好没有人出来追我们。我们一直跑到南京路上，哈哈大笑。我们每个人身上只带着一百多元人民币，白天旅游，晚上住大众浴室。浴室的床是坡形的，躺一下很舒服，长睡就太难受了，但我们总是睡得很香。南京路上人群密密麻麻，都是来买上海货的，但商店并不多，少数的几家店里，挤得水泄不通，也就为了秤几斤大白兔奶糖带回去。我在一家较小的铺子里买了一双黄皮鞋，22元。晚上，我们去看外滩，外滩在中国相当有名，就像一个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名声暧昧，与男女之事有关。去过的人神秘地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而且告诉我们要在八点到十点之间，去早了，人还没有来，去晚了，人就走了，戴红色袖套的人不准大家呆到十点以后。我们到了外滩，看呆了，一对对男女面贴面，搂着、抱着、挨着，一对接一对，沿着黄浦江边的栏杆排下去，一眼望不到尽头。大家耳鬓厮磨，喁喁私语，嗡嗡之声像是天空里飞翔着无数的蜜蜂。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到处是高音喇叭，你在公共场所听见大些的喧哗，那必定是在喊口号、念社论、开庆功会、批判会。公众，居然发出这种声音，我从来没听过，将来恐怕也不会听到第二次。有些人居然抱成一团！没有路灯，黄浦江上有些微弱的光，只看见黑影幢幢，也够令人热血沸腾的啦。新来的恋爱者，只有在一旁等着，等先来的恋人谈完走了，才能插进去。我们走了一阵，看别人谈恋爱，很是孤独。

        我当时工作的工厂，是从上海搬到昆明的，厂里的师傅大部分是上海人。我初中没有毕业，就被国家分到工厂去做工，我的师傅就是上海人。说是师傅，其实他只上过小学，家住在闸北区。国家号召支边，支边就可以有个铁饭碗，师傅18岁就跟着工厂来到云南。我来到这个工厂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上千人的大工厂了。我师傅经常跟我说上海，说十里洋场，说百乐门，说城隍庙，说小K，上海给我的印象，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我们生产的产品是矿山运矿石的翻斗车，每到月底，就把刚刚漆了黑油漆的矿斗，一台台垒到大卡车上运走。上海人大部分不喜欢高谈阔论，技术很好，工作一丝不苟，勤俭，干净，钻头觅缝地过小日子。我记得有个车工，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给邻居缝补衣服，他裁剪，老婆缝，缝纫机整晚哗啦响。车工的老婆，长得白，很美，每天要拿个箩筐，到大路上去捡煤渣。她知道那些运煤炭的大卡车什么时间会从工厂门口经过，工厂门口有些大坑，卡车一过就要颠下些煤炭来。车一走过，工厂里的女人就上去抢。

        热衷于过小日子，在那个时代，是要被鄙视的。过小日子，那就是小市民。谁不是小市民呢？大市民又是谁？好像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没有鄙夷小市民的传统，市民就是市民，无所谓大小，没有贬义。20世纪，文豪关心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宏大叙事成为时代写作的主潮。到“文革”时代，过小日子成为罪行，“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不是绘画绣花、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暴力成了生活的常态。人们都热衷于过大日子，在广场上，服装一致、万众一心、旗帜招展。那个时候，人们为主义、观念而活，不为过日子而活。但日子总得过，过日子事关吃喝拉撒，文化上不给这些事情正名，于是小日子总是过得偷偷摸摸、猥琐狼狈。“文革”之后，过于热烈的生活让人厌倦，人们想停下来过过日子，绘画绣花，请客吃饭了，生活的力量卷土重来，西方写小日子的大师，像乔伊斯、普鲁斯特都被翻译过来了。但鄙视日常生活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小传统，积习难返，“过小日子”，一时半载是难于名正言顺的。

        20世纪后半期，说起上海人，大家理直气壮，那些小市民！上海人在这方面也有点自卑，似乎会过日子是一个难于启齿的缺点。但是，生活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人们过日子。

        2009年春天，我再去上海，出租车从街上经过，我立即感觉到过日子的浪潮在这个城市理直气壮地卷土重来。中国许多大城市，固然现代、时髦、高大、宏伟、宽阔了，汽车在奔驰，但生活世界的荒凉也是显而易见的。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那些世界最宽阔的大街上奔走了一早上，想找一家卖豆汁油饼的小店，硬是找不到，这种大街不会为小店留下一条缝的。上海自然也免不了为大形象而自我改造，外滩焕然一新，耸入云霄、雄伟洋气。但只要从南京路两侧的任何一条小街走进去，过小日子的浪潮就汹涌而来。弄堂里甚至大街上，各式各样的洗干净的衣服、被褥从一家家的窗子里穿在竹竿上伸进天空，朝着太阳迎风招展，有人认为这很不雅观，我却以为这才是上海的诗意，哈哈，生活的旗帜！电车上，售票员还在使用那种老式的售票本。看着售票大姐挎着那个塞着各种价格的小票的皮包在人群里穿过来，真像是置身在费里尼的一部电影中。营业了上百年的裁缝店依然在量体裁衣，与时代流行的一刀切完全不同。那把患着洁癖的热衷于凡事一刀切的现代化手术刀在小市民顽强的生活力量面前被磨得卷起刃来。张爱玲的上海正在魂兮归来。

        这次来上海，我住的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始建于1846年，一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巴洛克式的建筑。听说这曾经是远东最著名的酒店，爱因斯坦、卓别林、罗素、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等名人曾经在这里住过。可是现在，这只是一家三星酒店，因为旧了所以便宜。我捡了一个大漏，享用了落地窗帘，有沿袭了路易·波拿巴时代的风格的高背椅，还有宽阔无比、光线充足的卫生间、铜质的浴缸龙头。那150年前用小木块拼成的原装木地板，踩上去很有弹性，发出普鲁斯特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响声。后来我到一楼去喝咖啡，味道相当好。坐在理查饭店的咖啡厅里，看着窗外的苏州桥，度过了我55岁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