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师培训 唐山:崔卫平：专业和业余

　　术业有专攻的分工理念一直延续并且被不断加强。大多数人坚称，在知识和理念上也应如此。而学科的划分则成为现代大学兴起的一个标志。学科划分日益精细，大学成为知识分子生活的主要场所，他们的观念像中药铺中的草药一样，被搁置在颇为壮观的一排排抽屉之中，如果需要，按照标签，自可索取。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栖居于学院之中，这是安身立命之本。专业则是挖掘不尽的观念宝库，一切生计都从中出。

　　当然，总有例外。

　　“在课堂上，我表现得像个地下党。”崔卫平笑着说。崔卫平也供职于学院，她的职务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专业是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她为外界所熟知的身份，则是作为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波兰思想家亚当·米奇尼可作品的翻译者；她为大众媒体所撰写的政治和社会评论也在增添着她知识分子的声望。而当她作为教授为自己的学生讲课时，却只字不提自己所做的东欧研究和社会批评。

　　“我谨记韦伯的教导，韦伯认为，你作为教师，在课堂上就是权威了，你在课堂上讲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念，就是用权威来支配学生，而观念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的，我从来不讲。所以我在课堂上像个地下党。”

　　崔卫平是文革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乡下插队时就总想搞些文学创作，于是她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又读了研究生。1984年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时，她开始生活在一个先锋诗歌的环境里，跟大家一起谈论庞德、加缪、萨特和艾略特。

　　她所做的先锋诗歌研究以及对王小波的研究在评论界也有颇好的口碑。

　　1992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崔卫平得到了哈维尔的一本书，是一本英文的书信集。当时一位国外的朋友翻译了中国的很多第二代、第三代诗歌。由于这种共同的爱好，他当时就住在崔卫平家中。

　　这位国外朋友搬走之后，把很多书遗留在崔卫平家里，其中就有那本英文版的哈维尔书信集。

　　崔卫平很偶然地翻到这本书，翻看几页，看到了哈维尔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说：社会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谁也不能预料未来怎样，或者说现实肯定按照所预料的方向发展。

　　当时崔卫平并不知道谁是哈维尔，只是哈维尔的论述吸引着她去阅读。“如果我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总统，我就根本不可能去看他的书。”崔卫平说她后来心里这样想。

　　一个戏剧家背景的总统用他的文字打动了一个文艺学和先锋诗歌为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

　　这可能是她日后被人称为翻译家和东欧研究学者的第一步。

　　之后，她顺着阿伦特的声音找到了米奇尼科。“其实我开始翻译米奇尼科，并不是想成为东欧的专家。我对米奇尼科的兴趣是这样产生的。我在阅读汉娜·阿伦特的著作时，看到国外的评论家对阿伦特的评价，其中提到，有米奇尼科这样一个人，他在坐牢的时候故意模仿阿伦特的文风。而我当时正在研究阿伦特，于是就想，这个人是谁啊？后来我就去看他的书，查他的文章，一看，哦，原来是这样一个有意思的人物。”

　　这些给她带来声誉的工作被崔卫平称为“业余爱好”。但是崔卫平又是一个看重专业的人。“我觉得我有一个专业保证我的基本生活，能够自食其力，我觉得一个人最不能做的就是寄生虫了。有了自己的专业，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或者说作为知识分子有了专业你才不是混饭吃的。这个专业保证你在这个大学工作可以，换个大学工作照样可以。我完全可以依靠我的专业生活。”

　　崔卫平称之为“站在地面上开始思考”。她认为，如果一个人缺乏了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就很可能会表现出一种不平衡。“难以做到独立。或者是怨气冲天，或者就是向往权力。而我觉得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对待权力的态度是很无所谓的。”崔卫平说。

　　她说，她认为自己的专业搞得很不错，尽管“写点电影文章还是写点其他文章”对于她来说永远是一个需要经过权衡的事情。“我尽量把握这两者的平衡。我在某一年之内，做思想性的工作多一些，然后，我会做专业的工作多一些。”从文艺理论突然到政治理论，崔卫平并不认为其中存在鸿沟。“说到底，我最关心的还是文明和生活。我们应该有一个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能够享受人类文明，我觉得这是我最初的出发点。”

　　显然，崔卫平是个反对把自己装入类似于中药铺的抽屉那样的框架中的。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对你在世界之间的定位是什么？你如何理解你自己？

　　崔卫平：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写作者。我会写文学方面的文章，政治方面的文章，也会写社会评论的文章。

　　《经济观察报》：就是知识分子？

　　崔卫平：对。我对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理解。除了别人说的勇气良心之类外，我特别强调知识分子是一个把公共平台做大的事情。什么叫做大，就是发点不同的声音，有洞察力，能够看出别人看不出的问题。

　　我有时候想，好像我们看不到的问题就在界外。如果经常有人提及界外的问题，大家就会关注那样的东西。所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够看出一些隐蔽的问题，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这是我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