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0.1 保持公民行动的勇气和能力

《珠江晚报》2011年10月11日 作者：张若渔

（原文摘编）曾因申请公开“副部长分管部门、兼职状况及负责联系的单位”等遭拒，而起诉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和教育部的清华研究生李燕，日前透露，目前这三家部委都已向她公开了相关的政府信息，她拟撤诉。

李燕诉三部委，是公民人格在民间社会茁壮成长的见证，是在麻木、乏味、窒息、庸碌的日常生活中诞生的“传奇叙事”，它让我们知道，原来在公共生活中除了焦虑和愤懑，我们并非一无所能；原来，行政部门的倨傲，恰恰与我们的某种放弃有关。

在公共生活中，保持一种公民行动的勇气和能力，或许是本案留给我们的最大收获。当行政部门的傲慢变成了铁板一块，当蔑视民权的思维谬种流传、积非成是，当内在的纠错机制一再失灵，时代就需要富于勇气和使命感的公民行动，以充满理性的“公民不服从”，推动制度体系和行政机构的行为模式的演进。

对于那些诉诸公民行动的私人而言，像李燕，她也许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誉和激赏，但这些在她所承受的种种压力面前，会显得相当不真实和无力。但她坚持等到了一个“善果”，殊为不易。一个正常的社会，本不该让一个公民承担如此巨大的压力，李燕的事功与付出，显然照鉴到一套制度体系的不诚实和不足为信，以及制度深处的种种不堪。

另外，使这场诉讼虎头蛇尾的，乃是“法院的多方努力”。北京市一中院，迟迟不肯受理李燕的诉讼请求，而专注于“院外的努力”，想方设法说服了三大部委实行信息公开。我们的社会正常运转的一系列机制，似乎都偏离了正常和正当的轨道，公共机构的行为显得那样地形迹可疑和乖戾无常。

【推荐理由】之所以推荐这一篇文章，不是鼓励大家纷纷去“公民行动”，搞“公民不服从”，而是提醒大家，做这样的事情若非出自内心的选择和理性的坚守，而以为这样做很酷、很时尚、可以轻易获得道德光环，那就千万不要去做，努力过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可能很大，以至于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正确的选择是：对李燕这样的担当者表示敬佩和尊重，但具体到自己，就量力而行，既不唆使别人去做自己不会做的事，也不唆使别人去做自己会去做的事，这才是公民的底色。公民二字，不是让人血脉贲张的兴奋剂，而是让人诚心正意的冷静剂。

N0.2 以色列科学家频获诺奖的启示

《新京报》2011年10月6日 作者：熊丙奇

（原文摘编）诺贝尔奖委员会10月5日宣布，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因发现准晶体获得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以色列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奖中含金量最高的诺贝尔科学奖是在2004年，此前该国已有人获文学、经济学与和平等奖项。当然，在诺贝尔奖的授奖历史中，犹太裔所占比例很高。

以色列科学家的突出表现，与其整体教育环境和科技环境密切相关。自1948年建国后，以色列教育投入就长期保持在GDP的7.5%左右。2002年，以色列对民用研发的投入占GDP的4.3%，居世界第一。虽然国土狭小，但以色列却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0年大学排行榜，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技术工程学院分别位列世界第102、114和132位。

在这样的教育与科研环境中，科学家获得诺奖确实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相形之下，中国2009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59%，2010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的1.76%。这还仅是投入方面的差距，具体在经费的使用有效性上，差距就更大，近年来有关教育科研经费被乱用、被挥霍的消息接连不断。由于基本的办学制度与学术制度缺失，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很大。

从2000年至今，象征中国科研领域原创能力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已经八次出现空缺。渠里没有水，透露出本源有问题。从以色列本土科学家频频获奖可见，只要有健康的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假以年月，获诺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因此，我们更期待的是教育环境和学术环境的改善。

【推荐理由】这是一年一度的老话题，反映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诺贝尔奖情结。确实，别人老是得到了，你老是得不到，这样的状况是断不能通过“心理治疗”的方式解决的，就好比你看到“官二代”住别墅、开大奔、遛洋狗，而你只能住蜗居、挤公车、被狗追，不能通过“心理治疗”解决一样，在两种情形下，你都得追问，是我智力和能力不如别人？如果不是，是什么妨碍了我智力和能力的发挥？

N0.3 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文革”

《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9日 作者：金宰贤

（原文摘编）我虽然通过一些书籍和电影了解了“文革”时期人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但亲眼看到一个时代给个体的伤痕时才意识到它的影响有多么深刻。在我看来，“文革”对中国的显著影响就是传统文化的破坏。

“文革”时期，“批林批孔”，当时曲阜孔庙、孔府、孔林的许多文物古迹都被红卫兵破坏了。文化遗迹毁坏成这样，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难以保存。据说，曲阜的孔庙恢复祭孔大典前，专程派人前往韩国录制了整个祭孔的过程。他们特别注重的是“文庙祭礼乐”，因为中国早已失去了完整的文庙祭礼乐，这样的文化遗产一旦失去了，以后就很难完整恢复。

好在韩国至今依旧保存了这个传统。韩国成均馆和全国各地234个乡校，于每年5月11日孔子祭日和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进行两次“释奠大祭”。成均馆文庙大成殿中供奉着的是包括孔子在内的五圣、孔门十哲、宋朝六贤以及韩国十八贤等先圣先贤的牌位。1986年这成为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第85号。

“文革”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无疑就是与过去、与传统的断裂。我认为，“文革”不仅仅是失去的10年，更是断裂的10年。“文革”期间，中国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以及传统等精神文明；破坏了人性和基本的道德，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邻居告发邻居、朋友告发朋友，突然间最熟悉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以最极端的方式将“道德”连根拔起。

这些断裂没来得及弥补，中国又很快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此后，中国只去吸纳西方浅层次的、表面上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接受深层次的精神文明，社会变得功利和浮躁。现在，中国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但其软件上却没有树立好新的体系。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硬件上的显著提高，硬件与软件上的差异逐步扩大。而这些，都是“文革”的后遗症，我认为，中国只有在充分理解“文革”并医治它留下的伤痕以后，才能真正地向前迈进更大的一步。

【推荐理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前后有三个阶段。阶段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字面上，“文化大革命”是文化上的大革命。阶段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文化大革命”是政治上的大革命，是激进与权力的角斗场。阶段三：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文化大革命”确实还是文化上的大革命，是与传统文明的切割和断裂，而当从一个所在国保留了儒家文化影响的外国人嘴里说出这个道理时，尤其值得国人警醒和深思。现在，我们还好自称自己是一个“文明古国”吗？我们真的与现代文明有了深度的契合吗？对这些问题的求解，绕不开“文革”这个沉重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