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宛瑜爱展博吗:记毛泽东的摄影师徐肖冰和侯波

左至右:邹士方、侯波、记者（1988年11月）摄影大师陈复礼摄

徐肖冰（前排右三）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昌谦（前排右二）、著名摄影家敖恩洪（前排右四）、邹士方（后排左一）在北京市高等学校摄影学会成立会上（1980年5月）

徐肖冰、侯波摄影展请柬信封

徐肖冰、侯波摄影展请柬

徐肖冰写给邹士方的书信

    1989年国庆四十周年,大型画册《路——徐肖冰侯波摄影作品集》出版，邓小平在画册上签名。

徐肖冰、侯波赠邹士方的著作

徐肖冰、侯波赠邹士方的著作的扉页

徐肖冰、侯波夫妇（2004年）徐肖冰提供照片

徐肖冰侯波夫妇与邹士方（左）在他们寓中

徐肖冰侯波近影 墙上是毛泽东与他们的合影

邹士方摄

徐肖冰侯波近影 墙上是毛泽东与他们的合影

邹士方摄

                 红色摄影家记录中国红色历程
                   ——记毛泽东的摄影师徐肖冰和侯波

    作者：邹士方

    徐肖冰 1916年生于浙江桐乡皮。1921年在私塾念书。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天一”、“电通”、“明星”、“西北”等影片公司工作，担任《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影片的摄影助理，并参加上海左翼戏剧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山西太原参加八路军，同年冬赴陕北延安，在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宣传科从事摄影工作，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的技术部长，同年参加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任摄影师。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在陕甘宁边区、华北抗日根据地和东北解放区进行新闻记录电影的摄影创作，拍摄了大量的新闻记录影片与图片。全国解放后，肩负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领导工作和创作工作，参加《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国大典》、《解放了的中国》、《青春万岁》、《抗美援朝》第一辑、《美丽的西双版纳》等记录电影的摄影和编导；荣获了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朝鲜政府二级国旗勋章、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国家国书奖等。曾当选中国文联第一至六届代表，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至四届理事，全国人大第一至三届代表，党的“八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至七届委员等，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副主席、顾问，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副主席，中国图片银行名誉行长等。
    侯波 女，1924年生于山西夏县郊区。高级记者，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图片银行名誉行长等。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至1944年，在延安边区中学、延安大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抗战胜利以后，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摄影科长。1949年到北京，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科长。同年调到中南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长，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摄影达12年之久。拍摄了《开国大典》、《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刘少奇、蔡畅在宋庆龄寓所做客》、《毛泽东与牧羊人交谈》、《毛泽东视察黄河》、《朱德、彭德怀相持不下 邓小平观战不语》、《毛泽东横渡长江》、《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毛泽东与韶山中学的师生合影》、《周恩来和邓颖超接见电影界女演员》、《毛泽东接见库尔班》、《毛泽东在十三陵劳动》、《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等图片。

    1986年9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和他的夫人、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侯波反映中国革命历程的摄影作品联展在北京展出。对于这个展览能否取得成功，徐肖冰当时也有点担心。但是这个展览受到了许多老同志的肯定和赞扬，也得到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的理解。
    展览预定由杨尚昆同志剪彩，但开幕那天中央要召开重要会议，杨尚昆同志并没有简单让秘书打个电话说不来了，而是提前一小时来到展厅，向两位摄影家表示祝贺，并从头到尾仔细地观看了展览，而後匆匆赶回参加会议。秦基伟、杨白冰、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逄先知等同志对展览评价很高，希望能编为一本画册出版。
    展览以它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力量震撼着青年的心。许多青年在一幅表现一位年轻八路军战士冲向敌人的碉堡，不幸中弹牺牲的照片（《不要忘记他》）前停下脚步，久久凝视着这悲壮的场面。他们纷纷要求购买这幅照片。徐肖冰说到这件事时，激动地说：“看来不是青年不接受、不喜欢革命题材的作品，问题是我们应该主动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时装表演、霹雳舞可以有，但不能全是这些。”
    全国政协常委林默涵撰写了题为《伟大的历史记录》的文章，认为这个展览：“是对于无数牺牲了的烈士们的纪念，对于幸存的老战士的鼓舞，对于新一代人们的激励和教育。”
    1987年这个展览到上海展出，江泽民同志在会见这两位延安时代的老战士时说：“新闻摄影负有自己崇高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前的艰难历程和建国以后我们党、我们人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摄影，把它记录下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这个展览，对大家、包括我在内，都是一次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展览在上海也获得成功，连香港的著名摄影家简庆福也专程到沪观看。并认为这些作品有血、有肉、有泪…………
    1988年到日本展出，引起轰动，因展览中有不少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日本方面恐展览受到了右翼分子的袭击，特意选派了一些武装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有一些曾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军人在一些照片下面落泪，为他们过去的罪行向两位摄影家致歉。日本报刊刊出文章和图片对展览加以评价，特别注意到抗战时毛泽东和朱德在一起的那张名作中，朱德的帽徽恢复了“青天白日”，而不是像以往发表时被涂成白色。林彪在历史照片上的出现，也显示了现在中国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作风。
    为了让这“伟大的历史的记录”传播得更远，为了庆祝建国四十周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展览的作品精编成册（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任主编），隆重推出《路——徐肖冰侯波摄影作品集》。在设计、印刷、装帧上力求达到国际水平。
    这是一部文献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大型画册。187幅照片从历史的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从1937年至1966年间中国人民从沉重的锁链和苦难的深渊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自由，开始了真实的人的生活，这一最艰苦、最光辉的历史时代，再现了曾经为中国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记录了一代开国元勋的光辉历程。
    邓小平看了画册后，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并在画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江泽民给他们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欣闻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出版发行，我谨向你们表示祝贺。画册真实地记录了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创建和建设新中国所走过的艰苦历程，也是今天教育和激励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斗的生动教材……”
    对于画册的题名，徐肖冰无限感慨地说：“这是一条多么艰苦的道路啊，在这条道路上有光辉，也有苦难，有欢乐，也有牺牲……”徐肖冰是在抗日烽烟中奔赴延安的。在延安，他为宝塔山、杨家岭留下过历史性的照片。《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再现了陕甘宁边区最前线的哨兵的英姿。粗壮的树干上，屹立在如刀似剑的枝叶中的战士手执着钢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一幅多么壮美而奇特的图画。内容和形式如此完美地结合，革命战争的烟云与摄影家敏锐的观察力使二者熔铸在一起。徐肖冰是摄影家，也是战士，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他多次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摄下两军短兵相接的历史瞬间。摄影家认为，这样照片，凝聚着八路军战士的魂魄，是他和战士们共同创作的。他在战场上几次死里逃生，是那些年轻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他当年哭着摄下那张题为《不需忘记他》的作品，他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朱德骑在高头大马上的照片，十分有名，成为著名的邮票，也成为1938年史沫特莱写的一本书的封面，这是徐肖冰的佳作。朱德的这匹很威风的大洋马是聂荣臻从日本旅团长那里缴获来的，徐肖冰觉得朱德骑在这匹马上拍出来的效果肯定很好，就让朱德的秘书和卫士长去说，朱老总脾气好，特别配合。其实朱老总平日是不骑那匹马的，因为日本马走起来，一颠一颠，人在上面一颠一颠，很不习惯。而且，这匹马太高，要搬个凳子才能跨上马背，但这匹深灰色的马大家都喜欢。1940年朱老总从太行山回延安时，又把这匹马带回延安。
    徐肖冰拍摄的1945年毛泽东与朱德在党的“七大”上研究对敌作战的照片，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七大”交谈的照片已成为经典的革命历史照片。特别是前者朱德的帽徽长期被涂成白色，直到1986年才恢复青天白日的原貌。
    毛泽东对拍照片也很配合，但是工作人员一般不敢影响他的工作。南京解放时毛泽东住在香山。徐肖冰去拍摄，正好《南京解放》的号外出来了。秘书送报纸时，毛泽东正从屋里出来，看到旁边有个凳子，就坐下看报。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徐肖冰寻找角度拍摄，并未影响主席看报。结果拍出来的照片上“南京解放”四个字特别清楚，构图也相当好。这幅照片成为徐肖冰的代表作之一。
    徐肖冰还是中国红色电影的奠基者之一。
    1936年16岁的徐肖冰从浙江嘉兴来到上海，本想随便找个糊口的差事，经人介绍却幸运地成了当时著名的摄影师吴印咸的摄影助手。电影《马路天使》中周璇演唱《四季歌》“天涯呀海角觅知音……”的那段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的经典镜头，就是徐肖冰在上海的摄影棚里完成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肖冰几经辗转来到延安，与先期到达这里的袁牧之、陈波儿等人会合，成立了延安抗战电影社，次年十月改组成延安电影团。很多反映当时情景的资料画面就是徐肖冰和同事们在延安拍摄的。
    当时吴印咸和徐肖冰拍摄了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延安内容拍完后，又分头到前线去拍摄战斗场面。徐肖冰带一个通讯员，用马驮着摄影器械，到山西武乡县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杨尚昆、陆定一、李雪峰等拍摄。这已经成为历史的真实纪录。
    1940年电影团接到了拍摄前线战斗的命令。出发前，一直支持电影团工作的毛泽东，特意接见了他们。得知这个消息时，大伙儿心情非常激动，徐肖冰兴奋得连照相机都忘了带，就到主席那儿去了。主席留大家吃了一顿令他们终身难忘的午饭。第二天，徐肖冰和同事们用毛驴驮着仅有的两架摄影机，离开了延安。
    经过十余天的艰难跋涉，电影团到达了晋西北根据地，时任120师师长的贺龙，热情接待了他们。当贺龙看到这个毛驴背上的电影团时，这位身经百战、粗犷豪放的将军，立即从有限的战马中拔出几匹送给了电影团，并派队伍保护着电影团，穿越日军设在晋西北与晋察冀两个根据地之间的封锁线。有一次，侦察兵获得一个情报：太原有一列装载着武器、弹药的火车，要到井陉煤矿。得知部队决定要打掉这列火车时，将随行拍摄战斗场面的徐肖冰，让一部分战士带一些柴草，嘱咐道：你们在打火车时，把柴草点着照亮，我就可以拍电影了。虽然战士们没有完全理解徐肖冰的拍摄计划，但只要是为了打鬼子的事，他们决无二话，便在铁道上埋下地雷，备好柴草，徐肖冰和战士们埋伏在铁道旁。
    敌人的军火列车呼啸而至，驶到预定位置，一声巨响，地雷爆炸了，列车瘫在铁道上。没想到司机拉响了汽笛，长鸣的汽笛引来敌人的炮弹和进攻。瞬间，战场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战士们为了回击日军，无暇点燃准备好的柴草。
    由于光线昏暗，电影也就没有拍成。虽然徐肖冰的这次拍摄计划没能实现，但他在战场上表现出的沉着与冷静，赢得了战士们的称赞。
    然而，在战斗间隙，沉着冷静的徐肖冰，在为八路军高级将领们拍摄电影纪录片时，却常常紧张得不知所措。因当时条件艰苦，他一个人一台机器，没有像现在这么齐全的设备，甚至连灯光、反光板都没有。每次拍人物时，得靠窗户定位，既要考虑到光线，又要表现出指挥作战的场面：诸如打电话、看地图等。为了真实地体现出那种特定气氛，徐肖冰还得做些导演工作，因为只有一台机器，所以摆在什么位置，用什么角度拍，都要事先考虑清楚，做到胸有成竹。
    至今，徐肖冰还记得当年给刘、邓首长拍摄的情景。邓小平的工作习惯是讲究自然，不喜欢做作，而且还要节省时间。为了尽可能地把镜头拍得美一些，徐肖冰摆过来摆过去，总觉得不满意。看到徐肖冰的情绪有些紧张，性情幽默的老首长刘伯承过来打圆场讲笑话，缓和了气氛，使徐肖冰得以放松了情绪，圆满地完成了拍摄任务，也对刘、邓首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这段电影胶片，在送往苏联洗印时毁于战火，只留下几张幸存的照片，但这情景却一直保留在徐肖冰的记忆中。
    徐肖冰对我回忆起几件他至今难忘的往事，把我带进往昔的峥嵘岁月：
    1936年9月我来到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办事处秘书领我去见“周副主席”，那时我只知道共产党里有“朱毛”，连“朱毛”是一个人两个人都不清楚，但听说是“副主席”，就估计一定是个大官。一进门，还没谈话，这位周副主席就说：“你就是徐肖冰吧？在上海搞电影，北方生活习不习惯？而我们革命队伍的生活更加艰苦，你有思想准备吗？办事处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已经被你泡得没办法了，这种精神是好的，所以今天我首先要告诉你，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他说着，握住我的手，一股暖流涌到我的心头，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周恩来。“文革”时红卫兵造反派整我，说我历史有问题。1969年周总理召集了文艺界各单位的工、军宣队到人民大会堂座谈，问新影厂有人来吗？徐肖冰怎么样了。厂军宣队的人说我历史有问题。至今找不到人证明是怎么参加革命队伍的。周总理笑着说：“徐肖冰参加革命队伍是我介绍的，我就是他的介绍人。”这句话就把我给彻底解脱了。
    《延安与八路军》电影里，需要拍摄一些八路军的便衣游击队搞侦察的镜头，我就在1940年春到井陉敌区去偷拍。八路军的同志把我带到一个维持会长家里，那里的维护会长许多人表面上替日本人当傀儡，实际上为八路军办事。他说可以把我送进去，但一不能带枪，怕被日本鬼子搜出来会当场没命。二要听他的，看他的眼色行事。维持会长给我找件长衫穿上，胸前补上一个良民证，找一个很大的钱搭子。把摄影机装在里面，像是装了一些干粮。敌人的据点有好几道岗，每一道岗都会盘问搜查，维持会长与这些哨兵很熟，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递上一根烟。敌人一摆手，我们就过去了。可有一个新来的哨兵硬是要看我的钱搭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我吓坏了，心想这下完了。维持会长连忙赶过去说，老总，那里面是给你们队长送的一些小意思，你可以检查的，不过，队长说过要赶紧一点，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怕耽误了队长的事情……他说着把一包自家产的大烟送到哨兵面前，哨兵接过去，推了他一把，吆喝着让我们过去了。就这样混过了敌人的哨兵，钻到敌人废弃的堡垒里，我把摄影机的镜头伸进敌人往外打枪的枪眼儿里，这时事先已经安排好的八路军开始在铁路线上行动，我就把这个场面拍下来，很难得的。
    百团大战前夕我到陈锡联和陈赓旅去拍摄，正好赶上攻打南关，我已经参加了几次战斗了，对战场不太陌生，但大家还是很关心我的安全，而我的任务就是要拍他们冲锋陷阵与敌人拼杀的场面，把他们的英雄形象再现到银幕上。战斗开始前我们吃了顿饭，然后翻山越岭地夜行军，一口气跑了八十多公里，从天还没亮同敌人开火，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钟，仗打得很艰苦，敌人躲在坚固的工事里，用多种武器顽固地防守，我们的战士要用枪用手榴弹把敌人的防守阵地打垮，敌人修了很多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是一个难啃的骨头，有时要用几个甚至几十个战士的生命才能摧毁一个碉堡。战斗结束后，大家又饿又累，特别是喝不上水，嗓子开得难受。我随着一队战士冲进敌人的弹药库里，想找些食物吃，我们打开一些木板箱，里面有瓶装的液体，有纸包固体。我们发现一种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油都从牛皮纸上溜了出来了，打开一看，是黄色的柔软的，很象黄豆糕。闻起来也没有什么怪味，有人认定这是敌人的食物，于是就吃起来，我也吃了一点儿，正吃着，突然有人喊了一句“那是炸药，不能吃的！”可是有的战士已经吃了不少，想吐都吐不出来了！当时又没有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个别战士吃得过量，结果丧了命。
    抗日战争时陈赓和周希汉打榆社，我躲在巷道里看着前面的战斗场面，忍不住跳出去拍摄起来，可是我刚拍摄几个镜头，敌人的机枪就扫过来了，我的摄影机前面不断有子弹飞过来，硝烟四起。几个战士大叫着：“快回来快回来”，把我拽回巷道，我刚退回去就又有一梭子子弹打过来，再晚一会儿我可能就回不来了。战士们都说我的胆子真不小，要我老老实实跟在他们后面。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直到傍晚时分才打到城里面，我跟在战士后面接近了一个院子，敌人在里面负隅顽抗，死不投降，战士就往院子里扔手榴弹，里面的敌人被炸得鬼哭狼嚎，我想拍下敌人被炸的真实场面，就一下子冲到了院子里边，被一个战士一把拉了回来，他对我吼了一声：“你不要命了？敌人会把你的脑袋打碎的！”我就只好从后面找缝隙拍敌人的惨相。仗打了三天才把城攻下来，可是就在最后我们清点战利品时又出了事故，我也差一点把命搭上。我们缴获了一门敌人的迫击炮，清点的时候战士们就往回拉。炮里还有炮弹，可战士们不知道，一拉炮线，炮弹发射出来，没射出多远，就在近处炸了。周围有很多人，当时就有炸死，炸伤，炸晕的。我也在场，被炸起来的泥土盖在了下面，等把我扒出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别人说了半天，我还是似懂非懂，迷迷糊糊地站起身来，拍下这个场面。后来冲出来一看，焦点是虚的，这咱情况在我是很少见的。
    1944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会谈，上面有命不让拍照片。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那时延安的窗子都用纸糊，很容易就能把纸捅个洞，看到里面。与赫尔利的会谈就安排在这样一所房子里。我悄悄地在窗子外面，把窗纸捅了个小洞，可以把照相机的镜头伸进去，大致可以看见里面的人坐的方位，他们一谈起来的时候，精力都集中到谈话的内容上，不会太注意我，我就可以拍下一些镜头来。这个办法果然起作用，后来这些成为极为珍贵的文献照片被新华社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了。其中有一张是朱德总司令面对着我的镜头的。那是因为我在拍照片时总要发出一点声音，而朱老总靠近窗子坐着，听见了咔嚓的响声，就朝这个方向看了看，他大概发现了我，知道我是在拍照片，就没有说什么。
    1945年8月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我拍下了他站在飞机上用坚定的目光向群众挥手的瞬间。毛主席那天穿着灰色中山装，头上带着周恩来送他的不太常见的圆帽子，身材更显得高大，大家都明白这一去吉凶未卜，但毛主席神态安详，就象是外出串一个门一样，又象是在自己的家门口附近就做一件平常的工作，一点也不紧张，不由得让人敬佩。当时，江青从人群中先登上飞机，可能她想检查一下是否安全之类的事，也可能她并没有这种意思，只是想上去看一看，反正她是上去了一下，然后又下来了，江青从机舱门走出来也进入了镜头。
    1946年12月贺晋年、谭友林在东北牡丹江追剿匪首谢文东。我记得是在12月20日，我们连续搜了几个山头都没见到人影，后来在一个山凹里，看见一个山神庙。摸到庙里一看，有一个大胖子正跪在地上，乞求神灵保佑。副连长李玉清立即判断此人就是谢文东，率战士冲上前去。谢文东很机灵，一下就躲起来，掏出手机还击。我那时候忘记了什么叫危险，举起摄影机拍摄起来，谢文东突然愣住了，举起双手乖乖投降了。等我们将他绑起来，他还在问，“那是个什么武器？”原来他把我的摄影机当成了武器，一看这么大个家伙，以为要发射什么炮弹炸他，就乖乖投降了。
    1949年4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团抵北平与中共谈判，我在机场上国民党方面看到一个当年在上海的老相识，就是金山。这个人的经历很复杂，他是上海的一位著名的演员和导演，很早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但他又是上海黑社会的“青洪帮”头子黄金荣的“关山门弟子”，也就是关门弟子之后又收的弟子。因为蒋介石与“青洪帮”的特殊关系，金山在国民党里也是一位红人，抗战胜利后曾被国民党派到东北，作为国民党接收东北的一个代表。这次到北平参加和谈，据说是作为上海“青洪帮”代表。解放后他投身到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拍摄了不少优秀影片，如反映“二七大罢工”的《风暴》，既是导演又在里面饰演了为工人说话的大律师施洋，“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受尽折磨，“文革”后出狱，我还见过他一面，人已经不行了。
    徐肖冰谈着往事，像拉家常，我却从中感受到炮火硝烟枪林弹雨中一位老战士的风采。
    历史也有幸运的巧合。新中国诞生后，徐肖冰担任了领导工作，他的摄影机由他的夫人侯波“接”过来，继续进行着伟大历史的纪录。14岁参加革命，被毛泽东称为“ 吃陕北小米长大”的侯波担任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成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开始了在中南海长达12年之久的摄影生涯。他先后拍摄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和杨尚昆视察黄河》、《毛泽东与亚非拉朋友在一起》、《毛泽东在韶山》、《毛主席视察农村》等传世名作，以及大量反映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国务活动与生活的照片。许多作品被永久保存在国家档案馆，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
    作为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令人激动的瞬间，给后世留下永恒的经典画面。当时她端着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为了抓好镜头，他冒着危险卧在天安门城楼琉璃瓦上面。周总理看到了，忙用手拽着她的衣角，等她拍完后，发现总理还在拽着她的衣角。侯波十分激动地回忆说：“那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站在天安门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不远。为了能拍到他们的正面，我只好将身体伸到护栏外面。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差一点掉下去，幸亏别人及时扶了我一下。”
    1954年，侯波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在中南海》的作品有意以仰拍的角度显示了领袖人物的高大形象，特别是衬以紫光阁古建筑的背景，更有一番雄伟的气象。她的充满浪漫气息的领袖生活照使我们看到了披着叱咤风云的巨人的另一侧面。一幅《逗——老爷爷好，小朋友好》（毛泽东畅游湘江之后在农家门口小憩）表现了毛泽东刚游泳归来，踩着两脚黑泥，披着一件睡衣，坐在一户农家门口，和一个农村小孩子互相用手逗乐的生动情景。毛泽东的手势与小孩的动作相映成趣。毛的白色睡衣与小孩的深色衣裤形成很好的对比，背景人物的神情也很自然。与此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那幅周总理、邓颍超同志在海南岛参观华侨农场托儿所的作品。周总理的上衣钮扣完全解开，一付既亲切而又潇洒的神情。旁边两个攀在栏杆上的小朋友，一个惊奇稚拙，一个憨顽可爱，起到了一定的呼应作用。侯波在1952年于北京十三陵摄得一张朱老总和彭总对弈，小平同志在旁观战的作品，被林默涵取了一个生动的标题《朱德彭德怀相持不下，邓小平观战不语》。最妙是照片中间的小孩邓朴方，俯身下视，聚精会神，跃跃欲试，更增加了作品的韵味。杨尚昆十分喜欢这类作品，说：“这些作品很好，可以多拿出些来嘛！”
    说起为领袖摄影，侯波意味深长地说：“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找背景拍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摄影作品的‘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我的劳动成果才能成为一个个令人羡慕的珍宝。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
    侯波深情地向我回忆起与毛泽东合影的情形：
    我虽然在1938年就到了延安，也在许多场合见到作报告讲话的毛泽东，但与毛主席直接接触的机会，却是1949年在北平香山。有一天毛泽东接见一个苏联代表团，我与徐肖冰还有新华社的记者陈正青拍了许多照片。会见结束，送走客人后，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每次到我这里来都是行色匆匆，我想跟你们谈句话都没有机会。来，今天不忙走，大家坐下来认识一下。”我们坐下。毛主席认识徐肖冰，接着问我，徐肖冰告诉他我叫侯波，也是从延安来的，我们还是两口子。毛主席听了很高兴，问我是哪里人，我是山西夏县人，他马上说：“山西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武艺高强，人又忠厚。”那天毛主席回忆了山西在抗战时期的许多往事。临走的时候，他提出来与我们合影，我们求之不得。陈正青先让我们和主席合影，我们两个一左一右站好，主席又说：“不行，不能这样照，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说着主席就站到了我的旁边，我也不敢争执，陈正青一按快门，就留下了我们的合影。
    侯波也向我回忆拍摄开国大典时的情形，十分镇定：
    周总理落落大方，指挥得有条不紊，既能让人感觉到紧张的气氛，又不失稳重和儒雅。毛主席是一个情感型的人，一遇到群众集会的场面就容易激动，更何况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他一边往上走一边向群众挥手，两只手不停地挥，能明显地看出他胸脯起伏得很快，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变调，偶尔与周围的刘少奇、宋庆龄等人交换一下意见，自豪与神圣的情绪溢于言表。他的脸上不时闪现着笑意，微微隆起的腹部更显出他的风度和魅力。
    侯波的语速很慢，没有大的起伏和动荡，给我的感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大境界。与徐肖冰叙述的较快语速和声调的高昂相比，侯波显得更内向，更沉静。
    我与被称为“红色摄影家”的徐肖冰、侯波自上世纪70年代末相交已近三十年，我时时为他们的激情澎湃和质朴无华而感动，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许多可贵的品质。我为他们拍过一些照片，有一张是1988年11月全国文联大会上的镜头，前面戴眼镜者为徐肖冰，徐的左边为艺术家黄永玉。原片为彩色。
    1989年我曾撰写一篇《老战士的追求——大型画册<路——徐肖冰侯波摄影作品集>出版前后》的文章表表在1989年8月22日《人民政协报》上。拙稿在发表前曾寄请徐肖冰先生审阅，他有所改动，并附一信：
邹士方同志：
    谢谢您为《路》出版撰写的文章。在个别的地方，我提点意见，未必恰当，仅供参考。
    送上照片九幅，供编辑同志选用，希望政协报能出个画刊。照片用过后，请退还为荷。
                        敬祝
    秋安！
                                                               

         徐肖冰
                                    1989、8、15、
    信是用圆珠笔写的，十多年过去了，笔迹已有些洇。
    后来我将徐先生送来的照片，用了一个整版刊出。
    香港的摄影大师陈复礼在1988年11月曾为我与侯波老师拍过一张彩色合影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
    2004年12月徐肖冰侯波摄影集《毛泽东之路——话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5年3月第二次印刷，总共印数达15000册。此书蒙二老惠赠我一册签名本。
    2005年6月12日下午徐肖冰侯波题为《在毛泽东那个年代》摄影展在台北开幕。此次展览由台湾国际视觉艺术中心举办，推出了51幅夫妇俩拍摄的精品照片。7月6日举办“毛泽东摄影的价值判断”座谈会。此前，徐、侯还在法国、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举办过类似主题的摄影展，引起巨大轰动。
    2005年8月15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徐肖冰、侯波摄影回顾展》在北京举行。二老邀我参观。
    最近我在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宿舍楼中拜会了90岁的徐肖冰和82岁的侯波，二老精神矍铄，就是徐老听力差了一些。墙上挂着的1949年他们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照充满了历史沧桑感。

太行女民兵 徐肖冰摄

鬼子来了 徐肖冰摄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党的“七大”会上 徐肖冰摄

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 侯波摄于1957年

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 徐肖冰摄

小战士大丰收 徐肖冰摄

开国大典 侯波摄

毛泽东畅游湘江之后,在农家门口小憩 侯波摄

周恩来、邓颖超在海南岛参观华侨农场 侯波摄

毛泽东和朱德在党的“七大”会议期间研究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对敌作战形势 徐肖冰摄

朱德、彭德怀相持不下，邓小平观战不语。图中间少年为邓朴方。 侯波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