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皇姑区身份证号码:陈明远：延安时期的供给制

陈明远：延安时期的供给制

发布时间:2011-11-23 09:36 作者:陈明远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644次

 　　本文摘自《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著，文汇出版社

 

 　　1936年以后，延安时代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并非人人绝对平等（所谓平均主义），而是讲等级的，主要根据革命资历安排待遇。

 　　1940年，中共七大筹委会（后设立中央办公厅）正式制订的干部待遇等级，按大、中、小灶来区分。从现代的标准看来，当时供给制生活标准称得上非常“艰苦朴素”。 　　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小厨饭（四菜或两菜一汤）、干部服”；普通干部是“高粱米饭（或小米粥）、大锅菜、粗布服”；中层干部则介于两者之间。 　　津贴（现金）如何发放呢？据笔者访问艾青先生、卞之琳先生得到的资料，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干部每月生活津贴费规定班长（同战士）一圆，排级二圆，连级三圆，营级四圆，团以上一律五圆，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发给五圆到十圆。”而当时1圆的购买力，相当于20世纪末的30—35元人民币。 　　文化人的回忆 　　卞之琳回忆说：“抗战初期延安文化人当中一度流传过一句玩笑话，叫做‘客请’，因为照例外来客人宴请延安本地主人。”而立之年的卞之琳于1938年8月31日来到延安城，进了南城门，受优待住在西北旅社。当晚在院子里和刚从前方回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田间畅谈。其间还随军去过前方太行山。吃大灶小米饭加胡萝卜，过供给制生活，吃饭穿衣和取暖的木炭全包干，此外一个月津贴（零用钱）只有2圆，叫做安贫乐道。别人如艾思奇、徐懋庸、欧阳山尊、吴伯箫资格老一些，各自每月零用津贴3、4、5圆不等（军政首长最高的零用津贴也不过5圆），有时花几分钱从街上买一大包花生共享，或者到城中心十字街头的小吃摊上花5分钱来一碗醪糟鸡蛋。至于到饭馆请客是请不起的，往往逢外面到延安的客人（例如戴爱莲）来请，叫做“客请”。 　　1939年初，卞之琳开始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一学期，进步到中灶待遇；跟冼星海、蔡若虹同事，在西山坡窑洞住过一阵子。冼星海是小灶待遇，每月津贴零用5圆；他的爱人钱韵玲却是中灶待遇，每顿饭夫妻俩分开来吃。鲁迅艺术学院学生每月津贴零用1圆2角。1939年8月中卞之琳离开延安，总共一年有余。（以上据卞之琳先生与笔者的谈话整理） 　　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部的负责人与编辑》一文中提到，1941年丁玲是副刊部的第一任主编，“待遇跟编委一样，为中灶伙食。丁玲任主编时，编辑有刘雪苇（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借调来三个月，中灶待遇。……1945年担任编辑兼秘书的温济泽，一度负责召集例会，也仍然是大灶待遇”。特别研究员艾思奇“任副总编后，改为小灶待遇，即党的高级干部待遇”。 　　《野百合花》提到的衣食情况 　　1942年3月，王实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当时艾青作了说明：王实味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所谓“衣分三色”，不过是蓝色斜纹布、灰青色土布和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而我们也不止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所谓“食分五等”，最好的也不过两小碗菜（一荤一素）一碗汤；最坏的，也是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和大锅菜。 　　艾青指出：当时在延安，共产党的最高首长们的伙食，还不如大后方（重庆国民党统治区）机关里公务员的来得讲究呢！ 　　延安学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两餐小米饭（每周吃一两次馍），菜是大锅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学校（有时）还可以吃肉。王实味所说的“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是发生在某学校刚开办的时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驮米的缘故，曾一连吃了几天稀粥。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偶然现象。 　　王实味对于什么情况发牢骚呢？他“连毛泽东同志抽纸烟（太多）都在背后反对”，“门前挂着一串串腊肠”，“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他的话也许偏激不妥，但他并不主张“平均主义”，更没有反党。只是要求公平合理罢了。 　　艾青也指出：延安的津贴是有微小的差别的，那等级就1圆、2圆、3圆、4圆、5圆5种。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最高的首长，到每个党员的差别，就只有这五种。另外也有特别优待的，那就是“文化人”和“技术人员”。 　　延安“中央研究院”对于文化人的照顾 　　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延安马列学院成立，附设一个编译室，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译述。王实味到延安之前，除文学创作外，曾翻译出版过西方著作计100余万字。洛甫（张闻天）同志早已注意到王实味的英文水平和翻译能力，在编译室成立后就点名调王实味去工作。 　　1941年8月，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由当时中宣部部长洛甫兼任，副院长范文澜。内设九个研究室。35岁的王实味在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在此不足4年的时间里，他共译出200万字的理论著作。 　　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112人中，知识分子出身的92人（占82％），工农干部20人。抗战以后入党的83人（占74％）。大多数属于小资产阶级文化人。 　　在院研究人员分为：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等。特别研究员有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等，是“小厨干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贴4圆半（当时毛泽东月津贴5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月津贴4圆）。 　　研究生为20至30岁的青年88人（占79％），是“大锅饭粗布服”待遇，每月生活补贴1圆2角或2圆不等。 　　供给制，组织，单位 　　供给制乃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 　　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工作）、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以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从此参加了革命也就是参加了工作，被纳入一个“单位”里接受组织领导、思想改造。 　　后来几十年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干部们填写履历表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栏目乃是“何时何地参加革命”或“何时何地参加工作”的资历，这是评定该干部的供给制待遇的一个首要因素。 　　“单位”制度源于对革命队伍的特殊管理体制，其中经济生活的管理采用供给制。在革命队伍里，“组织”专指党的组织，而“单位”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层层机构、具体部门。全体公职人员都在组织安排下的某个单位之中。党、军、政的机关和群众团体、公营企事业，都是革命队伍一元化组织的不同职能部分。 　　革命队伍中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到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资历，定出不同等级（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经济基础就是供给制。 　　“三三制政府”准备实行“薪给制” 　　1942年艾青记载：很早就听说，边区政府部门将要适当采取“等级制度”，但现在尚未实行。即使将来实行了，也完全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因为边区政府是三三制的，是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政权机构；在这机构里，共产党员只占1/3的成份。 　　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们和八路军的将领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简朴。他们一律穿布军服，住窑洞，吃的是两菜一汤，只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才添一点菜。每月只领取5圆零花钱作为生活补贴。而他们工作的勤奋，日夜为中国人民谋解放的热忱，更是令人钦佩。 　　但是对于统战对象——进步民主人士、开明士绅，就得要实行在一定条件下加以优待的政策。让一切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拿薪金，是绝对应该的，不然的话，工作就无法推动。 　　这个意见，就是后来供给制与薪给制并存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