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假江苏规定2016:梁启超、吴宓、汤用彤、傅斯年

梁启超

------“五星聚奎”、清华五大导师之一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著作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戍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梁启超赋税思想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轶事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

年谱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

　　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

　　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中秀才。

　　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０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

　　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入京与李蕙仙完婚。

　　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祖父卒，回乡居年余。

　　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

　　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

　　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绪廿三年 丁酉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

　　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戌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

　　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己亥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

　　二十八岁 一九〇〇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

　　三十岁 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

　　三十五岁 一九〇七年光绪卅三年 丁未《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

　　四十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

　　四十三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

　　四十五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已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

　　四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已未到欧洲各国考察。

　　五十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

　　五十三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五十七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因肾病动手术失败（实际上是一起医疗事故。1926年梁启超肾病，协和专家通过对梁启超病情会诊，认定右肾上生有一个瘤子，遂决定为其实施手术，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后并没有止住便血，显然西医的诊断可能有问题，至少是不准确的。全部切除的治疗手段也过于草率，协和的专家通过病理检查，并没有在切除的右肾中发现病变。换言之，即便尿毒症的诊断不误，那么手术也是失败的，即将好肾切除了，将坏肾予以继续保留），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家庭

　　梁启超祖籍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氏的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在梁启超曾祖父之前，梁氏家族世代耕田。梁启超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梁启超的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梁启超的母亲为赵氏。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

　　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故居饮冰室

　　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为意式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于1914年。主楼为水泥外墙，塑有花饰，异型红色瓦顶，石砌高台阶，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著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

梁启超故居——北沟沿胡同23号

　　北沟沿胡同属东城区北新桥地区，在东直门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沟通大菊胡同和东四十四条，长300多米。明代，称“学房胡同”；清乾隆时称“官学胡同”，宣统时称“北沟沿”，因胡同临近水沟而得名；1949年称“北沟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都胡同”，后复称“北沟沿胡同”。现胡同西侧与新太仓二巷相通，东侧有两条支巷通往小菊胡同。

　　北沟沿胡同23号，旧时的门牌是北沟沿13号，在胡同南段西侧，占地面积3752平方米，街门朝东。街门是被称作“西洋门”①的屋宇式街门，街门内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显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虽然从建筑学角度讲，大门外对面的“影壁”，亦称“照壁”，既有遮挡大门对面零乱的墙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为宅门对景的作用。但是，在胡同的另一侧建影壁，或是依托别人的宅基，或是占用胡同的公共用地，岂能想建就建！所以，现在在北京城里所能见到的门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当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总而言之，是“官”姓人家，不是平民住宅。汉字是表义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门外的影壁是宅门的对景；那么，门前的这段道路自然与宅院产生了领属关系。门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门前不许停留，更不许喧哗。梁启超任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其政府大员的身份与这座宅院的规格是相称的。　

　　据1951年房屋调查登记显示:该院主体建筑集中在南半部，是东、西并列的两个三进院落，东部为住宅，西部是花厅；北半部约占整个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园式的后院，院内树木繁盛，有假山，有凉亭；后院开有朝东的穿墙门，是整个院落的后门。该院共有房屋和亭、轩等建筑129间，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带抄手廊的瓦房47间、敞轩3间、游廊21间、地窨子4间、防空洞1个、凉亭1座。该院的具体格局是:宅门北侧是一拉溜儿东房，共11间，应是回事房(传达室)、车库和警卫、杂役用房，从南往北的第三间东房的后墙开有临街券门，是“车库门”。　　该院的具体格局是:进入宅门，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经过坐西朝东的“垂花门”②便进入了东院的一进院；一进院有带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间，北房为腰厅，即:中间一间为连接前、后院的通道；东院的二进院均为带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东院的三进院只有7间后罩房。与东院并列的西院是休闲区，习惯称为“西花厅”，亦是三进院落；从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叠石与3间敞轩构成的一进院，由3间敞轩和3间正房构成，并有转圈游廊连接的二进院和由两间东、西厢房与平顶外廊构成的三进院。

　　北沟沿胡同23号现在是单位宿舍，当年院内的主要建筑尚存，只是残破不堪而已；由于为解决职工住房而进行的改、扩建工程和住户见缝插针的自建房屋，致使该院已难寻昔日风采。　

　　1986年1月21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北沟沿胡同23号作为“梁启超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注： ①西洋门，是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建筑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参考资料： 《梁启超传》(吴其昌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张　王忍之编三联书店) 《世说新篇》(黄苗子著三联书店) 《卷起巨大旋风的梁氏新文体》(作者夏晓红载《北京日报》) 《梁启超为西医辩护》(作者张建伟载《羊城晚报》)

梁启超的婚恋传奇

　　闺中良友李惠仙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梁启超17岁。在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苦读4年后，他参加了这一年的广东乡试，秋闱折桂，榜列八名，成了举人。

　　主考官李端棻，爱其年少才高，将堂妹李惠仙许配与他。惠仙比梁启超长4岁。两年后，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南归故里。

　　梁家世代务农，家境并不宽裕，新婚不久的梁启超夫妇只好借用梁姓公有的书室的一个小房间权作新居。广东的气候溽热难当，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适应。这位生于官宦之家、从北京来的大小姐，并没有嫌弃梁家的贫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华。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早已仙逝，继母只比李惠仙大两岁，李惠仙仍极尽孝道，日夜操劳侍奉，深得梁家喜爱，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命令两广总督捉拿梁启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门，逃过了一场灭门之灾。梁启超只身亡命东瀛，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个梁家的支柱。在几个月内，梁启超给她写了六、七封家书，高度赞扬她在清兵抄家时的镇定表现，鼓励她坚强地活下去，并告诉她读书之法、解闷之言，万种浓情凝于笔端。有一封信这样写道：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况，并闻卿慷慨从容，词声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後两人在日本得以重聚。李惠仙既温良，又贤慧，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照顾着梁启超和他的家人，在事业上对梁启超也有不少的帮助。

　　梁启超生于广东，官话说不好，为此曾吃过不少亏。"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已名噪京城，光绪帝久闻其名。但在召见他时，因梁启超不谙官话，彼此难以交流，光绪帝大为扫兴，结果只赏了他个小小的六品衔。这也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李惠仙自幼长在京城，官话说得自是流利。自她来日本后，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夫妻二人，妇唱夫随，不消多时，梁启超的口语水准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就得心应手了。

　　梁启超与李惠仙一向敬爱有加，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梁启超却为此悔恨终生。在李惠仙弥留之际，他对大女儿梁思顺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想把自己的罪过减轻一点。"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天涯知己何蕙珍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著述瞭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

　　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懂”

　　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著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已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

　　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小妾"培育9名子女成材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

　　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9个孩子。

　　在这之后的岁月裏，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梁氏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航太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梁启超 - 人物评价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吴其昌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启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超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对梁启超的评价：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53~54页）

　　（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第292页）

　　吴泽对梁启超的评价：

　　吴泽于1948年出版《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吴泽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便是借批判康、梁的改良主义，论证改良主义在中国必然失败的命运，为康、梁祭，为今人惕。作者在书中说：“时异境迁，远非昔比，人民已经起来，民主自由，已成时代主流，历史洪涛，革命形势，无可抗拒，人民时代，民主世纪，哪里还容孤臣孽子们侈谈'维新’、'变法’，玩弄'拥光绪’、'保大清'的一套？”（《康有为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年版，第5页） 因此，作者在本书重点论述了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则很少提及，故导致对他的评价较低：“梁不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学者、政治家，实实在在说，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义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动，而这种政治活动，三十年来，一贯站在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动立场，辛亥革命前反民主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后，反民主反革命，所以'拥袁’、'护阀’，图谋维持封建统治。”（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第180页）

　　（（同上书），第292~293页）

　　王介平对梁启超的评价：

　　王介平在《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长文里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从学康有为到戊戌政变（1890~1898），梁启超并没有异于康有为的理论和主张，但因其善于为文，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启蒙作用。第二阶段从逃亡日本到与革命派论战（1898~1905），梁启超由斥后保皇转而反对革命。第三阶段从论战失败到辛亥革命 （1906~1911），政治上他更加堕落，并公开抵制资产阶级革命。第四阶段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第一次大革命后梁启超之死（1912~1929），他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分子，政治思想更趋反动。作者还分析了梁启超思想上的矛盾、错误和多变的原因，认为这“正是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的中国改良主义遭到破产时走投无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阶级部分力量向资产阶级转化而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革命力量错综复杂的打击之后，无所凭依的彷徨情绪的反映。”

　　（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6页）

吴宓-----“哈佛三杰”之一

吴宓(1894-1978)，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著名西洋文学家，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 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

个人履历

　　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 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吴宓在东南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吴宓的爱情

　　吴宓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严谨的学术大师印象，但他的婚恋却如同一枚坚涩的青果，令后人不敢恭维。

　　有人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好色之徒”，话虽偏激，却折射出了他在婚恋上不安分的一面。为此，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中国有句古老的名言“媒人跳进花轿里”，意指为人做媒的第三者与当事人中的一个相爱，反倒成了新郎或新娘，上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花轿。吴宓的婚恋悲剧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徐徐拉开。

　　1921年8月，留美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然而，这次的相晤极富戏剧性，似乎从一开始便隐示着某种悲剧的意象。到了陈家，吴宓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副海外学子的风采。陈心一被牵引出来，按吴宓日记的叙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对。不曾预想，一会儿工夫，另一位女主角翩然出场。

　　这便是吴宓人生悲剧中最为关键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彦文。事也凑巧，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这天，她神采飞扬地来访，准备别过闺中密友，去北京上学，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在毛彦文9岁时，由其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怕生变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不甘命运摆布的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为盟，私订终身了。毛家在方家退婚后，由双方家长做主，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作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早在清华读书时，便知道了毛彦文。那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

　　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动出异样的情愫，碍于同学之谊，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在美留学时，收到陈烈勋欲将其妹说合给他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彼此沟通二人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彦文实际上是吴宓与陈心一的媒人。这次，突然在陈心一家中不期而遇毛彦文，吴宓本就怀有好感，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吴宓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下午，毛彦文告别他们回了上海。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在陈父的安排下，双双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 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

　　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随后，吴宓与同学朱君毅双双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教授。事实证明，如此仓促的婚姻对吴宓和陈心一来讲，都是一个悲剧。本来，吴宓当初慎重地委托毛彦文在国内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彦文并不因自己与陈心一是同窗好友，而一味溢美夸大。她认为，陈心一人品不错，交友可以，贸然订婚则无必要。吴宓与陈心一见面后，早忘了毛彦文在信中的忠告，好友陈寅恪劝他道:“一个男人，学问不如人，很是可耻;大丈夫娶妻不如人，何故难为情?” 吴宓遂与陈心一匆匆完婚。

　　不过，在东南大学，毛彦文真真实实地走入了吴宓的生活中。朱君毅这时候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她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于是作为一个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彦文缔结白首。结果，朱、毛之合未成，终致解除婚约。

　　本欲救火的吴宓却引火烧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

　　令她不可容忍的是，撇开媒人身份、友情关系不说，吴宓的举措实在荒唐。他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细想起来，这也是吴宓情感旅程中的劫数。当初，两位女主角初次亮相，同时出场。陈心一和毛彦文都是在吴宓生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女人，陈是他结发之妻且育有三个女儿，毛则是他至死不渝的情人。

　　当然，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是吴宓自己。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一是得不到想得到的东西。”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他索性做得更加离经叛道。结婚7年后，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终仳离。这一石破天惊之举，让世人目瞪口呆。“学衡派”同仁几乎一致谴责，其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成为了一场爱情的马拉松，中间包含了太多的故事，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女人的骨子里，总是喜欢被爱的，毛彦文亦不能免俗。可是，两人的爱情未因来之不易而最终瓜熟蒂落。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毛彦文心仪于他，准备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成为夫妻，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一反以前温情脉脉的样子，将电报拍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指出，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

　　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原来是对方费尽心机追求她，现在她松口了，对方又变了卦。毛彦文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

　　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好一个“用情失地”。饶有兴味的是，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先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又是两头落空，毛觉得他太花心，因此也唱起高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并未察觉出这番话中的潜台词，他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熊希龄，一位比她爹还大的老头。吴宓没想到会有这步棋，毛的嫁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不得已而嫁人。很长时间里，吴宓都没办法确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负情郎，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两者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么说，毛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毛彦文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冲淡她对吴宓负情的怨恨，她说，自己从未爱过吴宓。

　　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解放后，吴宓已近暮年，心态渐趋平和，但这时，他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吴宓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是爱情的魔力诱使多情的吴宓陷入黄昏恋，还是他的怜悯之心驱使他去救助一个生活窘困的弱女子?是邹兰芳利用了他的性格弱点，利用了吴宓多情善感，喜欢自己女学生的心理，亦或是邹兰芳设套布阵，捉弄了吴宓?凡此种种，在许多人心中打下了大大的问号，延至今日，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邹兰芳的身世委实可怜，这位生于地主家庭的千金小姐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要命的是，她出身不好，本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眼睛一亮，像抓了根救命稻草似的，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

　　须知，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以自己的正直、善良，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

　　吴宓与毛彦文

　　20世纪30年代，毛彦文以其才貌双全，善于交际，曾使得不少文人雅客倾慕，这其中就包括风流才子吴宓。吴宓时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已经结婚生子，遇到毛彦文后，立刻坠入万劫不复的情网。“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吴宓公开发表情诗，为了追求毛彦文，他真的与发妻离婚，抛弃了三个幼小的女儿。吴宓的石破天惊之举，遭到了大多数同人的谴责，父亲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但吴宓依然我行我素，对毛彦文痴心不改。

　　然而，毛彦文并不爱吴宓。他们一个是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公益事业，一个是旧派文人，只会写旧体诗，真可谓两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她对她只有敬重。面对吴宓锲而不舍、愈演愈烈的追求，毛彦文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与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吴宓认为这是她的矜持，或是在考验自己，于是爱得越发热烈。就这样，7年过去了，吴宓深陷情网不能自拔，毛彦文却果断地嫁给了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失恋后，吴宓痛苦不堪，大写“忏情诗”，一连38首，诗句凄苦悲凉，皆是自怨自艾之作。诗句四处发表后，吴宓并没有博得别人的同情，反而被很多人嘲笑为自作自受。吴宓仍不醒悟，又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去讲，成为学生们的笑料。吴宓最得意的门生钱钟书深感痛心，他怒其不争地写了首诗送给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倩谁偿。”因为在对待毛彦文的问题上与老师的观点大相径庭，还导致了钱钟书与吴宓之间几十年的误解。

　　熊希龄去世后，吴宓又燃起了追求毛彦文的希望，他写了很多感人肺腑的长信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一点回音也没有得到，有的信甚至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吴宓仍不死心，痴痴等待那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佳音。后来，毛彦文漂洋过海到美国，吴宓得知消息后，又千方百计向海外归国的人打听她的消息。吴宓的后半生，抑郁凄苦，因思念太深，经常会在梦中与毛彦文相会，一觉醒来，泪湿枕巾。“文革”期间，饱受折磨的吴宓终于在对毛彦文无尽的思念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1999年的一天，研究吴宓的专家沈卫威教授在台北拜访毛彦文。此刻，毛彦文年逾百岁，眼花耳背。沈教授大声地对她说：“大陆出版了《吴宓日记》，里面有很多关于您的内容，表达了吴宓先生对您的爱慕之情。您有什么话要说吗？”毛彦文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这是吴宓痴情苦恋一生得到的最终回音。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情感的世界里，这是一句害人不浅的“至理名言”。能够释读天书、洞察世事的吴宓教授，一生也没有参透这个简单的道理。鲁迅先生曾说：“强不爱以为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吴宓的爱情观

　　任何男人和任何女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对的，都在“多”之中。因此，一男爱一女，一男爱多女，一女爱多男，多男爱多女，或同时，或先后，这种种情形形而上学地说都是有道理的。由此使恋爱极不稳定，如沙上筑屋，常是轮盘式，三角式，交织式，很少互相式的，遂导致痛苦和悲哀。吴宓自己是一个经历了失恋痛苦和离婚悲剧的人，所以这番话不仅是出于理性思考，而且包含着身世之叹。事实上，世上确无命定姻缘，男女之爱充满着偶然和变易的因素，造成了无数恩怨。因此，爱情上的理想主义是很难坚持到底的。多数人由于自身经验的教训，会变得实际起来，唯求爱宁，把注意力转向实力或事功。那些极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受幻灭感所驱，由情入空，走向虚无主义，如拜伦一样玩世不恭，或如贾宝玉一样看破红尘。吴宓也是一个极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不肯放弃理想，试图在爱情上也寻求“一多并在”的中庸，于是提出“由情入道”，“由情悟道”，即“由爱情入宗教”，“籍人生的痛苦经历而逐步理解和信仰上帝的世界”。

　　吴宓对想像的生活比现实的生活更丰富，一个人的情感很难说是受现实还是受想像影响的。吴宓唐．吉诃德"骑士"一样的真情实感，多少象个笑话。不过话说回来，吴宓不成功的爱情却使俗到"无我"的后人看到一个民国文人别样的风采与态度，让人在好笑同情之余生出几分感慨。

汤用彤------“哈佛三杰”之一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从印度传入到唐朝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于佛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重要的论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等都作了谨严的考证和解释。由于他对佛教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对印度哲学发展过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学史略》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并作了考证和评价。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已出版的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包括《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康复札记》等）、《印度哲学史略》等。

生平介绍

　　汤用彤，字锡予，原籍湖北黄梅。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历月21日）（阴历）生于甘肃通渭。

　　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是一位道德学问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汤用彤三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雨三公非常惊异。由此他很早就在父亲的教馆中接受教育。

　　辛亥革命前．汤用彤便离开父亲的教馆，求学于北京顺天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与梁漱溟共读印度哲学与佛教典籍。1912年考人清华学校，与同学吴宓、柳治徽志趣相投，结为契友，“互相督促、切磋”。1917年毕业，考取官费留美。后因治砂眼而未成行，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1918年与吴宓一起，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先在明尼苏达州汉姆林大学哲学系，主要选修哲学、普通心理学、发生心理学。1919年人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洛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后经吴宓、梅光迪引见白壁德（Babbit）教授。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汤用彤后来的文化观和治学态度，很多与白氏契合。哈佛期间，他与吴宓、梅光迪被誉为“哈佛三杰”。

　　1922年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哲学系任教授。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在海内外到处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成就的归国新秀。于是，1926年汤用彤受聘转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他亲自担任。其中包括逻辑学（形式论理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印度哲学史、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这些课程不单纯是他在美国所学，还包括他自己许多研究心得。他回国后，有关印度哲学方面曾发表《印度哲学之起源》，有关佛教方面曾发表《释迹时代之外道》、《佛教上座部九心轮略释》，有关西方哲学方面曾发表译文《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和论文《叔本华之天才主义》等，多见于《学衡》杂志。对于现代哲学，他最关注实用主义，但和胡适等人的态度不同。课程纲要关于“实用主义”的介绍说：“本学程初陈反理智主义，以测（察）源流；中言詹姆斯等心理伦理学，以探其基本；后析实用主义各派之学说，并推求其宣张中国之利害”。此前，杜威曾在各地讲学，并应邀来南开大学讲演《讲授科学的方法》，一时名声很大。汤用彤对实用主义则一直采取分析的态度。

　　南开大学根据国际国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当时极为重视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学校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校长和各科主任，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公开讲演。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如胡适、李大钊、马寅初、梁启超、范文澜、陶行知、贺麟等都曾先后来过南开。胡适的讲演有《新思潮主义》、《中国今日之思想界》。梁漱溟的讲演为《孔子的真面目》。汤用彤亦做过《气候与社会之影响》的讲演。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南开学生学术刊物《南开大学周刊》在20年代后期，特邀请他和范文澜、蒋廷敝、黄钰生等人担任顾问。

　　1927年5月，汤用彤离开南开大学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一惜别。1930年夏，又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北大除讲授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外，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自1933年始，花了近4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同年10月，汤用彤与钱穆、贺麟一行3人经天津，乘船南下直抵香港。然后转程北上广州、长沙。最后到达设在南岳圣经书院的文学院。于南岳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后定稿付梓，1938年元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同年，学校决定转赴昆明，从此，汤用彤开始了西南联大8个年头的艰辛岁月。汤用彤先任联大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在抗战期间，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南联大精英荟萃，人材济济，但教授们却人不敷出，生活非常艰苦。此时汤用彤岁数并不大，头发却已近全白。在贫困中含辛茹苦的他，忍受着失长子一雄、爱女一平的巨大创伤，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为使命，教学、著述从未间断。他对同学教诲不倦，面无忧容，从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既有着超脱玄远的境界，也时刻关心国事，对当时的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者深恶痛绝。在一次哲学系的大会上，他和金岳霖先生大骂以学问为进身阶梯的文人。他为人诚恳和蔼，“蔼然仁者，即之也温”。

　　汤用彤既有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又对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做过深入的探讨，其教学和研究均能“熔铸古今，会通中西”。1922年他曾在《学衡》杂志著文《评近人文化之研究》，有针对地批评了当时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是“诽薄国学者”，第二种是“输人欧化者”，第三种是“主张保守旧文化者”。他积极参与《学衡》杂志及其思潮，并与柳治微、王国维、梅光迪等组成《学衡》的固定学人作者，把《学衡》的座右铭“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贯穿于毕生的学术探索和实践。他先后开设的课程有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以及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等，足见他会通中、西、印的特点。

　　1947年汤用彤休假赴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讲中国佛教史一年，次年婉拒哥伦比亚大学讲学之邀，决定回国。1949年1月北京解放，汤用彤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这一年，周恩来曾来北大了民堂与他及北大诸教授座谈，总理的气度与学识让他深感敬佩。1951年后汤用彤任北大副校长，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兼任历史考古委员会委员。195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又任学部委员，并任《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同时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汤用彤自1954年患脑溢血，长期卧床。但稍能所及，仍谆谆教导于后学，在学术上耕耘不辍。其间，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谓“僧讲”与“俗讲”在其听讲对象各为僧俗所不同，俗人不得听“僧讲”，出家者不得听“俗讲”，“违者当受官责”。1962年《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谓“十宗”之说是把某种学派之称为“宗”和某种教派之称为“宗”混同为一。由于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间脍炙人口。

　　1963年5月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1964年5月1日汤用彤病逝。1993年8月，海内外近百名学者在北京隆重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并筹资设立汤用彤学术基金，奖励研究佛教、魏晋玄学和汤用彤学术思想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

学术成就

　　正如西方哲学的创始人泰勒斯所说，哲学的意义在于“不将自己交给一个简单的信仰，而是不间断地探索本原”，汤用彤先生一生都在为此孜孜以求。其学术探索主要集中在印度哲学、中国佛教和魏晋玄学等领域，而尤以中国佛教史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出。

　　中国佛教

　　汤用彤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其《跋》中自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铁”。但他每次讲课都要对原来的讲义作出修改。从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其原因正如他对钱穆先生所说，总是心感不满。直到芦沟桥事变，由于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中一部交付出版。因此本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评论现代中国哲学亦有云：“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11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抗战期间，此书与陈寅格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前政府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1955年中华书局又重印上下册。此外，还有遗著《隋唐佛教史稿》讲义、《五代宋元明佛教史略》稿本和《校点高僧传》稿本，生前未曾刊印。1981年其子一介将前两部整理，在《中国哲学》第四辑和第五辑发表。

　　印度哲学

　　汤用彤回国后在各大学一直讲授印度哲学，1929年编成讲义，1945年修改后以《印度哲学史略》为书名，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1960年、1988年两次再版）。这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哲学史的一部极重要的著作，其内容恰为他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必要和丰富的印度历史知识。此外还有遗稿两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汉文印度佛教史料选编》。前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印度古代哲学相当丰富，但资料多已失散。公元一世纪后佛教传人中国，以后译经不断，其数量之多和时间之长是少有的，特别是我国所译佛经大部分都保存下来。这些史料多为欧美学者所未见，却使汤用彤的印度哲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

　　魏晋玄学

　　汤用彤认为外来佛教在中国之流传，先是依托汉代流行的道术，而为佛道；近而又附属于魏晋玄学，而为“佛玄”；至南北朝后期佛教经论讲习之风大盛，到隋唐出现了中国式的佛教。由于佛教同玄学的历史联系，在西南联大期间，他一度对玄学用力较多，并想“采取文德尔班（Windelband）写西洋哲学史的方法，以问题为中心，写一部《魏晋玄学》”。当时生活极不安定，自然难以完成，但发表了许多有创见的论文，勾画出了魏晋玄学演变的比较可信的轮廓，对许多玄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些论文后来汇成《魏晋玄学论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印行，1962年中华书局再版。由于佛、道二教长期争执，汤用彤在研究佛教史时还注意了道教史的有关问题。并在西南联大期间指导王明研究道教。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后来成为研究道教的必读资料。

人物评价

　　我们常用“学贯中西”来称道一些著名学者的博学多识，但对于用彤先生来说，“学贯中西”就显得狭隘而不够用了。因为先生是我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先生并不是将中、西、印哲学与文化孤立起来进行研究，而是着眼于三者的相互关系。他广搜精考事实，系统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汇的历史，总结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依据历史的经验和规律，对出现在国人面前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状况及趋势进行了高瞻远瞩而又切中时弊的考察，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在熠熠生辉、吸引我们去发扬光大的真知灼见。先生在这一领域中的建树和观点，构成了我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

　　汤用彤从“昌明国故，理学救国”而至“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以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而开创的学术黄金时代。从而再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宏阔的学术襟怀及其开代学术风气的学术业绩而鼎立于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界。

治学态度

　　汤用彤先生用极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

　　首先，先生对他所讲述的理性派与经验派诸家的哲学思想都要求有事实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哲学家们的原著。

　　—般说来，先生决不按照他人的转述——哪怕是西方的著名专家的著作来安排教学内容，而是严格地按照所讲哲学家本人的主要著作(一种或两种，视具体情况而定)，以致先生的讲课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看作是哲学家原著的导读。同时，在讲到哲学家某个观点或问题时，先生都要指明见其某本著作的某章某节或某命题(如对斯宾诺莎)。先生的讲授显示了其讲课有根有据、客观真实、可靠可信的鲜明风格，同时先生也仿佛是在要求听众亲自去看看原著，并这样地亲自检验一下、判定一下他所讲的是否正确，是否真实可信。

　　其次，先生的讲授虽然是严格按照原著，但绝不是“照本宣科”。

　　他在通盘把握哲学家的思想和各方面(如有关时代思潮、科学发展、同时的和先后的哲学家的思想等等)的关系的基础上，以西方哲学传统所固有的通过分析和推论以求知求真的精神和方法，再现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换言之，先生要求他所讲授的内容应有客观的真实性，不是那种表面的、细枝末节的或形式主义的真，而是运用科学方法所达到的本质的、整体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在先生看来，中国学术传统不重分析、也不从事分析，与此相反，重分析、重逻辑、重方法则是西方哲学传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所以先生对哲学家关于方法的观点和所使用的方法特别重视”；在讲到任何一个哲学家时，不管他是理性派还是经验派，开章明义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方法”。先生本人非常重视分析，也长于分析，在这一点上可谓得了西方哲学的真髓，正是这种“分析的头脑”，使他区别于和优越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如先生在进入笛卡尔哲学之前，就以题名为“心理学的分析”的一章，对笛卡尔所使用的思想、感性、想像等心理学的名称进行分析，以一方面辨明它们在笛卡尔哲学中与现代的不同的意义，另一方面揭示它们在其哲学中的多种用法和含义。而在讲了笛卡尔关于心灵和物质的观点之后，在进入其心物关系学说之前，先生来了一个总结，指出笛卡尔哲学整个为二元论所笼罩，并从其心物二元的总根子里分析出了心物关系上的六种二元对立。

　　再次，先生对哲学家的某种根本的观点或原则，总要作一种客观的质疑，其形式或者是摆出哲学史上对其提出的批评或反对意见，或是通过先生自己的分析指出其理论上的困难。

　　一般说来，他只是客观地陈述其疑点或问题，而不对其是非作主观的判决。先生的这种态度也许是来自他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性的理解，因为没有一种哲学的原则或根本观点能免于批评和反对，但同时这种规律性本身，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又是驳不倒的、永恒的，并活生生地保持在现代的哲学里。同时，先生的这种态度也给学生留下了发展理论思维兴趣的空间。在《哲学概论》讲授大纲中，先生的这种客观质疑方法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频繁。如“真误”这一章列举出了西方哲学史中关于真理标准的四种学说——相对说(即符合说)、自明说、实用说和贯通说。他对每一种学说都提出了质疑，而没有对其是非做出主观的最终判决。但是，这绝不是说先生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表示自己的主张或观点。如在讲到“休谟哲学的两个解释”时，先生针对康蒲?斯密(KempSm“h)把休谟哲学解释为从洛克而来的一种信仰一情感决定论的观点，列出事实进行了反驳，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赞同kemp对信仰的重视，但不同意他关于休谟把哲学放在新的情感的基础上的观点。”

　　最后，先生讲授理性派和经验派哲学时，只是对这些学说本身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而不言其“用”，无论是“今用”还是“中用”。

　　其故安在?当时是不明白的。现在学习了先生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从先生对“中国轻视应用，故无科学”的观点的驳斥中，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总起来说，先生之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的特点在于：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对象，即作为一门客观的学问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探讨。这不仅是由于国人对西方哲学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而且是由于“我国几无哲学”，因而就更应采取虚心的客观态度，将其作为客观对象而认识之、研究之。在当时“西化”成为时髦、“中国文化本位”呼声四起的情况下，先生对西方哲学的这种态度真可谓特立独行、独树一帜，在这面旗帜上写下了“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这样一句掷地有声、颠扑不破、气势磅礴、意蕴精深的至理名言。

　　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说汤用彤：“锡予（汤用彤）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胡适还在日记中记汤用彤自认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他在北平曾与汤用彤有过交往，并多次清谈。但每当友辈间发生学术上的争论，汤用彤总是在一边沉默不语，并不参与。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运动中，多有从旧时代过来的名儒硕学，或迫于时势，或主动趋奉，或诚心改造，乃纷纷删削旧作，改易观点，填充新词。而汤用彤则只是旧著重印，不曾妄加修订。现在看来，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等仍是该领域难以超越的高峰。而那些曲学阿世、随人俯仰之作，则已经为时间所淘洗掉了。

在南开的日子

　　1926年至1927年间，汤用彤曾在南开大学执教。先生到南开时，年方33岁，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之时。其时南开大学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和大学部主任凌冰正在海内外延揽人才，尤其注意学有所成的归国新秀。归国不久且小有成就的哈佛大学高材生汤用彤先生亦在收揽之列。1926年，汤先生正式接受聘请，担任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朝气蓬勃的青年遇上蒸蒸日上的学府，无疑是一个相得益彰的组合，未来的大师在南开成长，南开也因大师而生辉。

　　汤先生来南开是被寄予厚望的，一来便被委以重任。在现存南开大学“文科课程纲要（1925-1926）”中，可以看出，有关哲学的主要课程大都由他亲自讲授。其中包括逻辑学（形式论理学）、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印度哲学史、实用主义、社会学纲要。

　　与此同时，汤用彤先生与日俱增的学术造诣和成就也为其赢得了南开师生的推崇与尊重、

　　1927年5月，汤用彤先生离开南开大学，赴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职。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充满惜别之情。然而，汤用彤先生与南开的缘分并未因此而终结，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汤先生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又同南开师生在一起，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季羡林先生曾说，现代中国的几位国学大师，凡是既能熔铸古今，又能会通中西的，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烙、陈垣、胡适等，“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这实际上是国内外学者之公言，决非我一人之私言”。南开出此大师实在有幸！

傅斯年“---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

傅斯年(1896-1950)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初字梦簪，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人物年表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往事略集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

　　他回国后先任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希望将它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而不是一个抱残守阙的机关。他对于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其余的人他都认为是“洋骗子”。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史语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藏有许多掘自不同地区的人头骨和人体上其他部分的骨骼，这些人头骨和骨骼也和图书一样陈列在木架子上。不久，这些东西被当地人发现了，每到夜里，便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令史语所的人啼笑皆非。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死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傅斯年信摘

　　傅斯年在给王献唐信（1931/4/21）中谈及学术流变，对明代学人有所肯定：“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珒，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不能精。然朱书一部分虽佚，而方君所引及其未佚之书，实是伟大。朱氏《水经注笺》，亭林称之为有明一部书者，久而愈觉其可信。方之见解亦有其博大处。若非有此君，亭林西河诸人，亦焉能早岁便即从事朴学也？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亭林百诗谨严了许多，同时亦将范围缩小了（亭林尚不如此。百诗死于一物不知，实则百诗比其朱方诸人来见闻陋矣。）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否则流为琐碎，而不关弘旨；流为今文，而一往胡说。琐碎固是朴学，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无聊也。”

生平趣事

　　体胖

　　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

　　“背叛”师门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说起傅氏家族,还真是不容小觑.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

　　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北大学生傅斯年考试分数

1918年夏天，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的青年毛泽东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未久，踏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入图书馆工作。就在这个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胡适以及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

    许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一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西行漫记》[美]埃加德·斯诺著）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倍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那么,这位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后留学欧洲、回国后曾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等职的傅斯年，何以小小年纪就如此狂妄，不把一代巨人和一个未来国家领袖毛泽东放在眼里，居然不识抬举地牛气“冲天”呢？具体原因颇为复杂，但就大的方面而言，除了傅斯年当时是北大正式注册的学生，有地头蛇的感觉外，与他本人的门弟出身、性格，以及过人的才气有很大关系。

傅斯年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大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掌宰相职的傅以渐七世孙，当傅斯年成长的时候，他的家乡山东聊城仍有“相府”之称，尽管家道已经衰落，但仍有一股势力。加上傅斯年从小聪颖过人，在七岁时，就已经听中过举人的爷爷讲完了二十四史，及长，入天津读书，再以名列前茅的成就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一时声震天下儒林。

    关于傅斯年的才气与性格中所具有霸气、霸道，以及踏入社会后折腾出的一番大事业与大事功，暂且不提。本文仅就通过检索大陆与台湾史语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对傅斯年在北大学习期间及留学欧洲考试时的分数加以疏理、统计并公布如下，以便让大家领略一下这位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的风采。

1913年夏，18岁的傅斯年于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分在预科一类甲班。据1913年12月北大预科各班成绩表记载，傅考试成绩为：

    国文85分、历史80分、地理80分、英文95分、英文100分、英文93分、德文80分、德文95分、外史96分，总计804分，平均89.3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4年，傅斯年成绩未找到，暂空。

     1915年，据6月预科各班成绩表记载，傅的成绩为：

   （各科略），总计1163分，总平均89.5分，旷课扣分15分，全班排名第二。

     1916年，傅斯年卒业于北大预科，秋升入本科国学门。其毕业考试成绩为：

    （各科略），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旷课扣分加3分，实得95.6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7年，第一学年课业成绩：

    （各科略），总计755分，平均125.8分，扣分1，实得124.8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8年，（各科略），总计320.5分，平均80.1分，全班排名第一。

    1919年，在北京大学本科国学门继续攻读，1月1日创办《新潮》月刊，出任主编。5月，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参与领导此次运动，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

    同年夏，卒业于北大文科国学门。

    第三学年成绩总计420.5分，平均84.1分，名次不详。

    同年秋，傅斯年回家乡山东参加官费留学生考试，全省名列第二。

    同年12月26日，由北京起身去上海，乘轮船赴英国留学，从此开始了为期七年的放洋生活。

    或许，正是傅斯年求学时代历次考试所显露的骄人业绩，便是他一度牛气哄哄，心高气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