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陪产假请假条:郭沫若、钱玄同、姜亮夫、梁实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08:52:27

郭沫若--中国的歌德、蜚声海内外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叫“沫水”和“若水”),四川乐山人,汉族。

  中国共产党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

  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

  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

  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皖南事变后,“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六部历史剧和战斗诗篇《战声集》以及杂文《甲申三百年祭》。

  1946年后,站在民主运动前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界的革命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郭沫若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

  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著作有《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

  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郭沫若的影响及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中国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享有崇高的地位,郭沫若曾以歌德自况并被文化界广泛认可,如周扬曾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沙叶新则引用恩格斯对歌德的评价指出郭沫若作为伟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两面。相对于专业的研究者对于他的极度推崇,一般的社会民众中间也存在对于郭沫若因为不了解,对他性格和心理的误读以及对这位天才型人物的苛求而产生的轻视,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等一些严肃的研究学者将这种“学院派”中间和社会民众间对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态度称之为“两极阅读”。

  郭沫若在台湾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除了台湾学人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所受的浸染,不仅仅有传统的威权时代基于政治和学术的分歧对他的批判(例如台湾威权时代领导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对他的批判),他对于台湾的倡导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辉认为今日台湾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归结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实践。

郭沫若笔名的来历与含义

  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说她怀孕时,曾梦见一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所以给郭沫若起的乳名叫“文豹”。他在家排行第八,母亲称呼他为“八儿”。郭沫若四岁半上私塾。家里给他起学名叫郭开贞,号尚武。“郭沫若”是他常用的笔名;为什么取名“沫若”呢?他家乡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有两大河流,大渡河(古称沫水)以及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古称若水)。汉朝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有关“沫若”一句,指的就是大渡河与雅河的汇流。郭开贞于1919年9月11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早期诗作时首次用“沫若”笔名,随着《女神》诗集的出版,“郭沫若”为人们所熟悉。

  郭沫若一生使用过的名、号、别名与笔名多达五十余个。计有:郭开贞、尚武、文豹、八儿、汾阳主人、竹君主人、定甫、沫若、夏社、郭沫若、沫、爱牟、郭鼎堂、鼎堂、高浩然、麦克昂、吴诚、林守仁、杜顽庶、杜荃、杜衎、坎人、易坎人、石沱、石沱生、陈启修、李季、阿和乃古登志、蒙其外史、王假维、郭爱牟、蒙其生、蒙侄、谷人、高汝鸿、郭石沱、佐藤和夫、安娜、鼎、杨伯勉、杜衍、白圭、戎马书生、牛何之、羊易之、丁汝成、龙子、克拉克、江耦、有孤、藤子丈夫、佐藤贞吉、郭麦弱、高鸣以及夫人于立群合撰文章所用的于硕等。

  郭沫若几个主要笔名的含意是:麦克昂:“麦克”是英文maker(作者)的音译,“昂”者我也,麦克昂就是“作者是我”的意思。南昌起义失败后,1928年1月他在《创造月刊》一卷八期上发表文艺论文《英雄树》时,第一次启用这一笔名。

  杜衎(kàn):郭沫若母亲姓杜,性格衎直(即刚直),取此名以纪念其母。郭沫若在留亡期间思念老母,1929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有关论文,署用此名。

  杜顽庶:郭沫若母亲是侧室,自己是“庶出”。他发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重要史学研究著作,署名“杜顽庶”,纪念母亲。

  坎人、易坎人:郭沫若少年时得过重症伤寒,留下听觉半聋的后遗症。《易经》上的坎卦,说其“于人也为聋”,坎人、易坎人即为聋子之意。郭沫若从1928年起翻译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煤油》等书,用的都是易坎人的笔名。

  鼎、鼎堂、郭鼎堂:郭沫若原名郭开贞,《说文解字》上说,“古文以贞为鼎。”贞、鼎两字通用。鼎而附之以堂取其音为“丁当”,取其义“鼎当”。1931年郭沫若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毛公鼎之年代》,即署名鼎堂。

  石沱、石沱生、郭石沱:与鼎有关,周代末期的鼎铭中称鼎为石沱,这是鼎的别名。1934年,商务印书馆的郭沫若译作《生命之科学》,即署名石沱。

  郭沫若笔名、化名很多,有“郭鼎堂”“麦克昂”“羊易之”“杨伯勉”“白圭”等,而用得最多的是“郭沫若”这个笔名。因为他家乡四川乐山的两条水,一条是沫水(即大渡河),另一条是若水,他少年时饮二水长大,所以他后来发表新诗时,就用了“沫若”这一笔名。

郭沫若的三位妻子

  张琼华

  1912年,郭沫若与张琼华(有重名现象)(1890—1980)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五天后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还乡时向还在守活寡的张琼华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张病逝于乐山,没有留下子女。

  佐藤富子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1893年-1974年)同居,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改名郭安娜,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爆发后,受到一定影响。在此间她还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但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沫若,这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郭沫若与安娜生有五个子女:

  长子:郭和夫是中国科学院的化学家。

  次子:郭博是建筑家和摄影家。

  三子:郭复生(亦叫佛生)是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

  女儿:郭淑瑀。郭淑瑀后来与林爱信结婚,生一女林丛。林丛后留学日本,归化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现任日本国士馆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教授,参与创立日本郭沫若研究会。

  四子:郭志鸿是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于立群

  1938年,郭沫若跟于立群(1916—1979)同居,并于1939年夏补办婚礼;1979年,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

  两人共生有四男二女:

  儿子郭汉英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物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

  次子郭世英1968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

  三子郭民英196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因文革中精神受刺激自杀。

  长女郭庶英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现任北京中沛经济发展中心总经理

  次女郭平英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现任郭沫若纪念馆馆长。

  四子郭建英 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北京大学硕士,现在美国电脑公司任职。著名指挥,音乐翻译评论和音乐活动家。

甲骨文字学成就

  郭沫若是甲骨学四堂之一:鼎堂。著作如《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青铜时代》 《十批判书》 《奴隶制时代》《李白与杜甫》。

  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中,甲骨学“四堂”的名气无人不晓。唐兰先生对四堂的评价是:殷墟卜辞研究“自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这四堂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之前甲骨学研究的历程与成绩,他们的学术贡献及地位亦在伯仲之间,难以权衡出个高低轻重。但若从甲骨学学科理论与体系建设这一角度而论,董作宾先生出力尤多。如果没有他在科学发掘甲骨文与断代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甲骨学这一崭新的学科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地从金石学古老的母体中脱胎出来。近读《甲骨学五十年》(以下简称《五十年》),此种感触尤深。

郭沫若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郭沫若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58年5月,为了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加速培养国防建设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急需的专门人才,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联合部分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建议。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的支持,以及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批准。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郭沫若兼任校长(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

  此后,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长达20年,显示出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教育思想。在他的领导下,科学院贯彻“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实施科研与教育一体化政策,充分发挥科学院各研究所师资力量雄厚、科研设备优良的优势,全力支持科大建设;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倡导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建立了培养新兴、边缘、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教育体制,形成了开明开放、兼容不同学派的民主学术氛围,这些都在中国科大以后的办学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简称“中科大”,“中国科大”,“中国科技大学”,或者英文简称“USTC”。1958年9月20日成立于北京,1970年搬迁至安徽省合肥市,学校性质为国立,中科院直属院校,全国重点大学,985工程和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院校,985工程九校成员。中国科大于建校30周年之际,在东区校园树立郭沫若铜像,并命名彼广场为郭沫若广场。

  1980年2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以郭沫若名字命名的“郭沫若奖学金”。“郭沫若奖学金”是中国科学院利用任科大校长20年之久的郭沫若院长生前交给院党组的15万元稿费设立的专项奖学金,用以激励莘莘学子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该奖学金为新中国设立最早的奖学金。

郭沫若大事年表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沙湾镇,乳名文豹,本名开贞,号尚武。

  1897年春入家塾读书。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等诗人的作品。

  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5年春长兄郭开文赴日留学,有意偕从同行,父母未准。

  1906年春入乐山县高等小学。第一学期成绩本名列第一,因受年长同学忌妒,被降为第三名。

  1907年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 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8年秋患伤寒并发中耳炎,听力受损。病中读先秦诸子等古籍,偏爱《庄子》。

  1909年秋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春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 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又受开除处分,因故未实行 1911年 冬 清帝退位。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2月受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5日后即离家返成都。

  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未学。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得长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月抵东京。秋,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同学。

  1915年秋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阅读泰戈尔、屠格涅夫、歌德、海涅等人作品,与斯宾诺莎思想接近。

  1916年夏与东京圣路加医院护士佐藤富子相识。 冬,与佐藤富子在冈山结婚。开始新诗写作。

  1917年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

  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 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与留日同学张资平酝酿出版文学刊物。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作小说《牧羊哀话》。诗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

  1920年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译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

  1921年休学半年。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筹备出版文学刊物。 6月 文学团体创造社在东京成立。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

  1922年《创造》季刊五一节创刊。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1923年春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随即回国从事文学活动,编辑出版创造社刊物。译尼采《查拉图斯屈拉钞》前半部。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出版。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作《水平线下》。

  1925年在上海结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目睹五卅惨案实况,作二幕剧《聂耳》。《文学论集》出版。译爱尔兰约翰沁孤戏曲集。发表组诗《瓶》。

  1926年3月与郁达夫等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学院学长,实行文科改革。结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创造社出版部成立。 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代主任。12月 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教官。

  1927年3月在南昌朱德住处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被蒋介石政府通缉。7月 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8月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冬 潜回上海从事文艺活动。重译《浮士德》第一部。因患斑疹伤寒,错过乘船转移到苏联去的机会。

  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沪,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行动受警方监视。通览东京东汉文库先秦史籍,研究中国古代史。译美国作家辛克莱长篇小说《石炭王》。

  1929年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译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

  1930年论证中国古代存在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译辛克莱长篇小说《煤油》。

  1931年作《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俄国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等。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生命之科学》等译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焚。作《金文丛考》《创造十年》。

  1933年作《卜辞通篡》《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等。

  1934年作《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再译《生命之科学》。辑译《日本短篇小说集》。

  1936年作历史小品数篇,辑为《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译德国席勒《华伦斯太》。

  1937年作《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7月 抗日战争爆发。只身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战文化工作。

  1938年1月与于立群结合,同由广州赴武汉,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0月武汉失守,经长沙、桂林撤至重庆。

  1939年《石鼓文研究》出版。

  1940年4月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延光四年汉墓。9月 辞去三厅厅长职务,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11月 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主任。

  1941年11月周恩来、于右任、冯玉祥等发起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及50寿辰。编《五十年简谱》。改写《棠棣之花》。

  1942年作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译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创办群益出版社,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1943年作历史剧《南冠草》。研究先秦诸子。

  1944年春,作《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著名女将军、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诗四首。

  1945年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文化工作委员会遂被国民党政府解散。《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出版。 夏 离重庆抵上海。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历史人物》出版。

  1947年译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编《少年时代》、《革命春秋》、《天地玄黄》等。冬迁抵香港。

  1948年作《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年末为出席新政协会议,赴东北解放区。

  1949年 3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 建国前夕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0年 3月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 5月 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任主任。 8月 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11月 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1年 2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1月 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2月 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海涛集》出版。

  1952年 2月《奴隶制时代》出版,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 获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3月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

  7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10月与宋庆龄、彭真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

  11月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作《屈原赋今译》。3月 随周恩来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吊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5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6月 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获波兰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名誉院士称号。

  1954年作《管子集校》。 5月 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6月 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缓和国际局势会议。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5年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 4月 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6月 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冬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作《访日杂咏》等。

  1956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

  1957年 17卷本《郭沫若文集》开始出版。6月 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

  1957年 5月27日 在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1958年郭沫若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 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以“翻案”为主旨的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极力美化曹操与武则天的历史形象。

  1962年,为了纪念郑成功逝世三百周年,郭沫若创作了电影剧本《郑成功》,但因不久后即爆发文化大革命,未能拍摄。

  1962年,写有《关于秦良玉的问题》。

  1966年文革爆发,郭沫若发表谈话:“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段谈话常被后人指责:郭沫若只顾自保,为全盘否定历史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谈话内容流传到国外后,对郭沫若在各国的声誉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966年8月24日参与挖掘定陵。

  1971年,郭沫若发表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书中过于美化李白,贬低杜甫,为人诟病。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也曾赋诗赞美斯大林。郭沫若在文革初期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别保护;他写了许多赞美文化大革命的诗作,包括直接赞美江青的诗,在整个70年代基本安然无恙。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逮捕之后,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这也是后来他的政治人格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1976年1月,闻周恩来总理病逝而悲痛欲绝导致病情恶化,不顾医生和家人劝阻抱病坚持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1978年3月,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书面报告(内容实为原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干部胡平起草),号召知识分子钻研学术。

  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根据其遗嘱,郭沫若的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

郭沫若著作集锦

  1、诗集

  《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

  2、伟大的诗歌

  1、天狗 2、笔立山头展望 3、凤凰涅盘 4、战声 5、罪恶的金字塔 6、天上的街市 7、骆驼 8、晨安 9、夜步十里松原 10、黄浦江口 11、血肉的长城 12、太阳礼赞 13、春莺曲 14、莺之歌 15、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16、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17、诗的宣言 18、炉中煤 19、霁月 20、郊原的青草

  3、历史剧本

  《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嫈》《高渐离》;

  4、回忆录

  《洪波曲》

  5、评论集

  《雄鸡集》

  6、专著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7、翻译书目

  《茵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君胥合译,1921年,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年,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年,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年,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年,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年,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年,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年,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1935年,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年,群益

  8、著作书目年份及出版社介绍

  《女神》(诗集)1921年,泰东

  《瓶》(诗集)1927年,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年,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年,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年,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年、光华

  《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年,光华

  《黑猫与羔羊》(小说集)1931年,国光

  《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年,爱丽书店

  《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年,光华

  《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年,现代

  《沫若书信集》1933年,泰东

  《豕谛》(历史小说)1936年,不二书店

  《北伐途次》(散文)1937,潮锋出版社

  《甘愿做炮灰》(剧集)1938.北新

  《战声》(诗集)1938、战士出版社

  《创造十年续编》(回忆录)1938,北新

  《羽书集》(散文、论文集)1941,香港盂厦书店

  《屈原》(剧本)1942,重庆文林出版社

  《蒲剑集》(散文、论文集)1942,重庆文学书店

  《棠棣之花》(剧本)1942,作家书屋

  《虎符》(剧本)1942,群益

  《屈原研究》(论文)1943,群益

  《今昔集》(论文集)1943,东方书社

  《孔雀胆》(剧本)1943。群益

  《南冠草》(剧本)1944,群益

  《青铜时代》(史论)1945,文治出版社

  《先秦学说述林》(论文)1945,福建永安东南出版社

  《十批判书》(史论)1945,群益

  《波》(散文集)1945,群益

  《苏联纪行》(散文集)1946,上海中外出版社;改名《苏联五十天》,1949,大连新中国书店

  《归去来》(散文集)1946,北新《筑》(剧本)1946,群益

  《南京印象》(散文集)1946,群益

  《少年时代》(自传)1947,海燕

  《革命春秋》(自传)1947、海燕

  《盲肠炎》(杂文集)1947,群益

  《今昔浦剑》(散文、杂文集)1947,海燕

  《历史人物》(史论)1947,海燕

  《沸羹集》(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天地玄黄》(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地下的笑声》(小说集)1947,海燕

  《创作的道路》(理论)1947,文光

  《抱箭集》(小说、散文集)1948,海燕

  《蜩螗集》(诗集)1948,群益

  《雨后集》(诗集)1951,开明

  《海涛》(散文集)1951,新文艺

  《奴隶制时代》(史论)1952,新文艺

  《沫若文集》(1—17卷)1957一1993,人文

  《雄鸡集》(诗集)1959,北京

  《洪波曲》(自传)1959,百花

  《蔡文姬》(剧本)1959,文物

  《潮汐集》(诗集)1959,作家

  《骆驼集》(诗集)1959,人文

  《武则天》1962,中国戏剧

  《李白与杜甫》1972,人民

  《沫若全集》四川人民 1982一1987

郭沫若书法成就

  行草见长韵味无穷

  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 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 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

  10年以后,他的著名诗集《女神》等作品集问世,使其书体在更广泛的读者面前显露风采。上世纪 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 1937年他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笔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为纪念建国15周年而创作的巨幅书法作品是郭沫若书法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在一幅 1.42米×3.57米的宣纸上,郭沫若用苍劲有力的行书,书写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八个气势磅礴的大字。市场拍卖时底价为 100万元人民币,最终以 319万元的价格改写了郭沫若书法作品成交记录,同时也刷新了近现代书法单件作品的成交记录。值得一提的是,乐山日报和乐山晚报的报头字体,也是集郭沫若手书作品而成。

  若以书法家视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郭沫若可归入学者型或“文化人”类型的书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处处透射出一种“文”的气息,宠万端于胸中,幻化出千种思绪,从笔端涓涓流出,生成与他诗、文、史种种学问修养相融合的化境,以书法的外化形式展现给读者。

  关于书法的学习,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说:“我从前也学过颜字,在悬肘用笔上也是用过一番功夫的”。从他的自叙可以看出他早年师颜鲁公的用功刻苦。从他的作品中,仍依稀可见颜鲁公的精神,比如线条的朴茂、敦厚;结体的宽博。郭沫若行草书的精妙之处,在于“意”的挥洒和“韵”的和谐。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使他拥有了人格的浪漫与文化思想的深刻,转换成书法作品时,即有了“意”的挥洒与“韵”的天成。如果以郭沫若在文学、人格上的浪漫与文化上的“狂飙”来视其书法创作,应该是耐人寻味的。沈尹默有诗评曰:“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掺无法法,东坡元是解书人。”

  关于郭沫若书法作品的系列出版物

  主要有郭平英主编《二十世纪书法经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种,印制精美,信息量大,极富欣赏价值和长久保存价值。如果说这些出版物的不足,则是因循惯例,仅在作品旁简单标注题名、尺寸、年代等,高雅有余,普及不足,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不能够从中了解书法家其人及其作品的价值。赵笑洁、东野长河著《中国书法家全集·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艺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恰恰弥补了上述不足。

  《中国书法家全集·郭沫若卷》融郭沫若书法作品、传记、印章、论艺言论以及作品赏析于一书,使读者既能够欣赏到郭沫若的书法作品,又能够了解郭沫若的人生(包括艺术)道路、书法理论,还可以帮助读者欣赏郭沫若的书法作品,实为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

  全书五章:第一章,生平概述;第二章,书法艺术历程;第三章,兰亭论辩;第四章,“郭体”解析;第五章,论艺摘录。附录包括常用印章、年表、主要传世作品、主要参考书目、释文等五个部分。该书收录郭沫若书法作品90余件,附录中的“释文”部分,分别将这些作品的文字逐一录出,以便读者对照阅读、欣赏。

  “生平概述”简要叙述郭沫若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生涯;“兰亭论辩”介绍论辩的由来和意义;“书法艺术历程”、“'郭体’解析”两章,是书中文字叙述的重点,此前这样的系统论述并不多见。

  郭沫若并非专门的书法家,但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却有目共睹。“书法艺术历程”一章,探索郭沫若70余年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少年时代:心仪“苏(东坡)体”,又受民国书法主流———碑帖结合的影响。东渡日本:探奥甲骨,研究早期造型符号,而且用毛笔撰写,虽非书法作品,字里行间的金石气已油然而生。对于晋(二王)、唐(孙过庭《书谱》)以及明中后期一些书法的追溯,明显看出他消化与吸收传统法帖的种种痕迹。为抗战而书,使郭沫若的书法作品幅式走向大众化。字型结体、笔法起运、章法行气等,都有了新的面目。格调刚柔并举,或含蓄温和,或疾厉昂扬,成为郭沫若书法走向成熟的前奏。书写新中华,“郭体”形成。20世纪60年代,是郭沫若书法成熟、风格更趋强烈、创作更为旺盛的时期。他的书法风貌精气饱满,形式与内容又有新的开拓。风格的独创性,由早期的碑学功底,到融汇碑帖的广泛吸收,到晚年的风貌独立,最终走向成熟,显出激情洋溢、涤满乾坤的浪漫风采,形成风靡神州的“郭体”书法,成为20世纪学者型书法家的一个典范。

  结合郭沫若书法作品进行解析,是这本书不同于一般书法集的一个特点。“郭体”解析一章,从“当于目而有据”的点画出发,综合作品的特征,了解其思想境界、人格品性,了解其心理,了解其时代精神,从而对“郭体”作出品评:浪漫风格――豪放明快、不拘绳墨;笔法特征———巧于变化、深厚凝重;结体———风神洒落、平中寓奇,章法———匠心独具,运用玄妙;草书———舞墨见豪情。归纳郭沫若书法“巧于变化、深厚凝重的笔法特征”为:逆入平出,回锋转向;内擫外拓结合;藏露互用,方圆并施。归纳郭沫若书法“风神洒落、平中寓奇的结体”为奇正相生、疏密得当、虚实变化、开合伸缩、俯仰有姿、避让妥帖等六点。这对于读者理解、认识郭沫若书法风格,颇有帮助。

  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是文字表达既要科学严谨又要通俗易懂,二是文字叙述与书法作品的穿插要配合得当。此外,书法作品编号与其他插图编号应当区分开,有所脱漏的书法作品“释文”应当补入。

郭沫若轶事

  1、巧对嵌字联

  曾经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陈铭枢将军,字真如。他是当时著名佛学家桂百炼先生的弟子,对佛学颇有研究。

  1938年在武汉时,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有一天,他和李济深、黄琪翔、余心清一齐造访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与正在磨墨写字的郭沫若谈笑。陈铭枢说:“听说沫若兄善对嵌字联,今天要劳驾你了,有人用梵文两句将我的字'真如’嵌了含真字的上联,尚无下联,请你也用梵文对如字的下联吧。”郭沫若笑着说:“你是故意来找麻烦的,梵文我已多年未涉猎,手边又无书可参考,怎么对呢?”李、黄、余见有此雅事,就叫陈赶快把上联念出来,都说沫若兄一定能对好。陈于是念出上联“真有人古,谁为真宰”,嵌了两个真字。郭沫若偏着头想了一会儿,对曰:“如是我佛,此即如来”,也嵌了两个如字,自然浑成,珠联璧合。大家一齐鼓掌叫好。又要求写成条幅,郭亦不推辞,一挥而就。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郭沫若曾生过一场病。陈铭枢来看望他,跟郭沫若谈论起桂百炼充满佛教哲理的辞世诗,趁机又要求郭将他的字再嵌一联。郭沫若思索片刻,挥笔写下了“真理唯马克思主义,如来是桂百炼先生”。以鹤顶格嵌了真如二字,上联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坚定信仰,下联以哀悼桂百炼先生,虽然明白如话,却是工整贴切。

  2、萧三郭沫若合作联珠对

  1961年3月,诗人萧三到海南岛儋县参观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当时这两个单位正值初创时期,条件很差。师生们一面开荒建房,一面上课学习。萧三为师生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提笔撰一句云:生产产诗歌,诗歌歌生产,热带作物区里作诗,诗情最热;这是一副对联的上联,萧三将下联空着,并题附言:“希望有后来高明者对下联。”事有凑巧,时隔三天,郭沫若也来这里参观,看了上联,便信手为之续出下联:劳动动教研,教研研劳动,红旗照耀光中施教,教益通红。

  3、妙解怪字

  上世纪50年代末期,有几位日本学者来中国登泰山,沿途的风景令他们流连忘返,赞叹不已。穿红门,过万仙楼,北行一段,自然风光绝佳,盘路西侧的石壁上镌刻有“ 二”两字,引起日本学者的很大兴趣,他们向陪同的中国学者询问,这两个古怪的字意思是什么?还真把在场的人都难住了。

  游山归来,日本学者仍追问“丿虫二”的读法和意思。于是,我国学者们便翻书查卷,多方请教专教授,可就是得不到满意结果。后有人带着临写的这两个字找到中国科学院,请教郭沫若。郭看了这两个字,沉思片刻,提笔在“丿虫二”两个字外边各加两笔,“丿虫二”变成了“风月”。郭沫若笑道:“这两个字应读作'风月无边’,不过是古代名士的文字游戏罢了。”

  4、改诗救少女

  1962年秋天,郭沫若到南海普陀山游览。在梵音洞他拾得一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一联:“年年失望年年望,处处难寻处处寻”;横批是“春在哪里”。再翻一页,竟是一首绝命诗,且署着当天的日子。郭老看了后很着急,马上叫人寻找失主。失主终于找到了,是一位面色忧郁的姑娘。她叫李真真,因三次考大学落榜,加上恋爱受挫,于是决心“魂归普陀”了。郭老耐心开导她,对她说:“这副对联表明你有一定文化水平,不过下联和横批太消沉了,这不好,我替你改一改,你看如何?”姑娘点头,郭改道:“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难成事事成”;横批:“春在心中”。

  姑娘听了感佩不已。心想眼前这位长者一定是位有学问的首长。他把自己的心事都倾吐出来。郭老听了,挥笔写一联云:“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下署“蒲松龄落第自勉联”。

  李真真仔细阅读,好像见到了楚霸王破釜沉舟大破秦军的壮烈场面;又好像看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雪耻的一幕;还想到蒲松龄落第后意志不消沉而发奋创作了不朽杰作《聊斋志异》……这副对联不正是“事事难成事事成”的最好注脚吗?姑娘请郭老为这副对联签上名。待郭老写上“郭沫若,六二年秋”几个字后,姑娘才惊喜地知道眼前这位首长就是大文豪郭沫若啊!她激动地表示要永记教诲,在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进,李真真还大着胆子写了一首诗作谢郭老云:梵音洞前几彷徨,此身已欲付汪洋,妙笔竟藏回春力,感谢恩师救迷航。

  5、郭沫若为大清帝师陈廷敬后人取名

  大清康熙帝师陈廷敬后人在上世纪初已移居到天府之国四川,与郭沫若家成为乡邻。

  20世纪70年代时,陈廷敬后人陈光美前往北京拜访郭沫若,郭沫若见了老乡很高兴,问了家乡许多事情,又问陈光美生活情况,陈光美在谈到自己的孙子即将出生时,突然想到请郭沫若为孙儿取个名字,郭沫若说:“还没有生呢,是男是女都不知道,等生了再取名吧!”陈光美说:“医生已经查过了,是个男孩。”出于老乡情谊和陈家对自己的尊重,郭沫若想了想,便去书房写了个纸条出来,郭沫若说:“取国栋如何,望你孙儿将来成为国之栋梁。”陈光美接过纸条,“谢谢郭老,栋梁不敢当,还是耕田种地的好啊!”郭沫若看出陈光美对这个名字并不感兴趣,“光美何出此言?”陈光美说:“当年陈独秀流落江津,在两党面前做不成好人,家父去江津看望他,陈独秀感慨家父幸好没有跟他走,政治不如说是政争,争中还有争啊,耕田种地,与世无争,个人太平,天下皆太平。”郭沫若说:“光美之言不无道理,人民安居乐业才是大道理啊!”两人沉默了一会,郭沫若说:“既然光美喜欢田园生活,那就来个陈霖降露,恩泽于田吧!给你孙儿取名恩田如何?”陈光美重复了一句,喃喃自语:“这名听起来有点土气,象牛耕田的感觉,仔细一想却很有味道,孩子属牛,正好是郭老《水牛赞》中的水牛耕田,好名好名!郭老不愧为一代大师啊!”郭沫若又去书房写了一个纸条出来。

  陈恩田十二岁作了一首诗《耕田命》:先辈将相是翰林,小陈生来耕田命,耕田耕到秋丰收,种地种到国家兴。后来陈恩田应一老领导邀请到北京发展,又作一首诗《水牛进京》:余本耕田命,进京做水牛,躬耕春田中,必见秋果收。

  6、湛江题诗“一寸河山一寸金”

  1961年,郭沫若到湛江题诗“一寸河山一寸金”;寸金桥,座落在赤坎区西侧。始建于1925年,原为遂溪麻章区绅民所建。桥名含中华国土寸土寸金,不容外敌侵占之意,以纪念1898年当地人民的抗法斗争。1959年重修,重修后的寸金桥为水泥铺面单孔石桥,长19米、宽12米,两侧各立栏 柱18根,桥西头立碑一方,记抗法斗争事迹始末,1964年2月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来湛,为桥题诗:“不甘俯首所瓜分,抗法人民组义军,黄略麻章皆创敌,寸金桥头自由云”。郭沫若有“一寸河山一寸金”的诗句。

  1986年7月,市人民政府再修寸金桥,桥宽扩至22米、伸长24米,为水泥钢筋结构。桥两头分别竖碑一方,碑上分别记载董必武“寸金桥”手迹和郭沫若“一寸河山一寸金”诗句手迹,寸金桥为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郭沫若故居和纪念馆

  1、故居

  郭沫若故居坐落在四川乐山市东35公里沙湾场正街。坐北向南,背负绥山(即峨眉山第二峰),面对沫水(即大渡河),是一座三进中式木结构小四合院和一个小后花园。第一院的左测房间,是郭沫若诞生处。中院右侧房间是郭沫若“结婚受难”时的新房;后院紧连小花园,有一间面对绥山的厅房,即为郭沫若四岁半启蒙受教的“绥山馆”家塾。早年之《村居即景》《早起》《正月四日荣天岗扫墓中途遇雨口占一律》等诗,即作于此。旧居近年经维修恢复原貌,于1981年11月16日郭沫若诞辰九十周年时公开展出。

  沙湾是郭沫若的诞生地,“绥山毓秀,沫水钟灵”,横贯光洁度湾城区南北的老街中段,一套坐西向东的四进穿斗木结构平房,前傍沫水,后依绥山。郭沫若故居创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后经逐步扩建,至郭沫若父亲郭朝沛经营家业时,达到目前规模,共有大小房间36间。今天,它仍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郭沫若早年的诗作《早起》、《茶溪》、《村居即景》等即作于此。

  郭沫若故居博物馆位于旧居墙后,占地3.35亩,为一楼一底的三合庭院仿古式建筑,馆内亭台相接,环廊相连,竹木森森,池水涟涟,奇花异草,幽香阵阵。博物馆陈列大厅内,郭沫若的著作、文物和生平事迹资料及照片,依序展示在游人面前。

  2、郭沫若纪念馆

  郭沫若纪念馆位于北京什刹海前海西岸,占地7000平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郭沫若(1892~1978年)自1963年11月由西四大院胡同5号迁居至此,在这里度过了一生的最后15年。纪念馆大门上方悬挂着邓颖超题写的“郭沫若故居”金字匾额。院中最为抢眼的当数郭沫若夫妇亲手种植的银杏与牡丹。

  入垂花门进四合院,东西厢房及后排东房为生平陈列室,展示这位诗人、学者兼战士的一生及其在文学、历史、考古、翻译等领域中的成就和为和平运动所作的贡献。

  前排正房分别是客厅、办公室、卧室,穿过小月季园,后排正中是郭沫若夫妇研磨书法的地方,它们都依旧保持着郭沫若在世时的状况。纪念馆现藏有郭沫若生前大量著译手稿的原件及研究工作所用的书籍,特别是一批有关《管子》研究的线装书很有价值。

郭沫若广场

  郭沫若广场位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校区。面积很大。

  广场北面矗立着科大首任校长郭沫若大师的铜像,铜像西面是现代艺术中心。从郭沫若铜像往北面是一教,这是科大最古老的教学楼,也是物理实验的地点,所有科大人都在这里进行物理学实验。

  东面是刻有“理实交融,红专并进”的校风纪念碑,东西面是枇杷林掩映中的钱临照铜像,此像立于2000年4月,借以深切缅怀原我校教授、副校长、中科院资深院士钱临照先生。沿广场东侧的道路向南,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水上报告厅。

  郭沫若广场中心是一个喷泉广场,西面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科大东区图书馆就在广场前方。

钱玄同--“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

钱玄同(1887一1939)汉族,浙江省吴兴县人。原名夏,字中季,少号德潜,后更为掇献,又号疑古、逸谷,笔名浑然。常效古法将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以前改名玄同。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

  1887年9月12日出生,浙江湖州人。1939年1月17日因右脑部溢血在北京病逝。

  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同盟会。1908年,始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1910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语文改革活动、文字、音韵和《说文》的研究等几个方面。

  在语文改革运动中,他是冲击封建文化的一员猛将。他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很坚决。他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致陈独秀的白话信,并敦请他人用白话作文。《新青年》也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于1918年第4卷第1号始用白话文出版。他是国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他成为“国语研究会”的会员,1919年,他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并任常驻干事。1925年,他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8年改组为“筹备委员会”,于1935年又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他都一直任常务委员。1931年,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1928年,他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32年,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曾参与审订由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

  1920年,《国音字典》由当时的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后经修订,更名为《国音常用字汇》。钱玄同为增修委员、起草委员,并负责最后审核。1931年定稿,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32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公布,取代《国音字典》,成为全国标准读音的根据。他为该书写的《说明》对北京音系及其历史和概述所取音读都做了细致的描述。他还积极主张汉字改革。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他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此外,他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念法、汉字横行书写等。作为一位语文改革的活动家,他为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先后提出近20个议案,发表几十篇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他的代表作是《文字学音篇》(北京大学出版组,1918年)。这是一篇全面论述传统音韵学的著作。其中既继承了章太炎等的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又受到了高本汉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方法和观点的影响,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被多人用做大学教材。此外,他还著有《〈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国语旬刊》1929年第1卷第9期)、《古音无“邪”纽证》(《师大国学丛刊》1932年第1卷第3期)、《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号)等。其中多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分析音理,拟测古音,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在文字学方面,他著有《说文部首今读》《说文音符今读》和《中国文字学说略》(《教育今语杂识》1910年第1期)、《说文部首今语解》(《教育今语杂识》1911年第5、6期合刊)、《中国文字形体变迁新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等论著。

往事略集

  1887(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二日,钱玄同生。原籍浙江吴兴(清湖州府归安县)。姓钱,名夏,玄同以字行。少年时字德潜,改掇献。号疑古,有时自称疑古玄同。父振常,清光绪间举人,曾官吏部主事,晚年为绍兴、扬州书院山长;又在苏州工作。年六十二,始生玄同。玄同从幼生活在苏州。兄钱恂,号念劬,清末曾任中国驻日本、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及公使。钱恂夫人单士厘(字受兹,浙江萧山人),是我国最早迈出闺门、走向世界的知识妇女之一(比秋瑾、何香凝出国都还早),著有《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清闺秀艺文略》等。钱恂比玄同大三十四岁,单士厘在《清闺秀艺文略》跋语中称玄同为“玄同小郎”(“小郎”即“夫弟”),玄同和其侄稻孙的年岁差不多。

  清光绪末年赴日本国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在日本国拜见章太炎(炳麟)于《民报》社,章太炎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同时听章太炎讲文学音韵学。结识的许多章门弟子,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

  宣统年间归国,任浙江嘉兴中等学校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先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1913年到北京,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后又长期在国立北京大学兼课。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为会员,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国语运动。北京高等师范系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钱玄同从1913年到北京高等师范执教,连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任专任教授二十余年。他讲授的课程,以音韵学为主,还有“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并长期任国文系主任。

  1917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成为鼓吹新文化,攻击封建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勇士。他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明确了新文学革命的对象。他在一篇《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写作大纲》中提出改革大纲十三事,如用“国语”作文;规定语法之词序;小学课本、新闻纸旁注注音字母;文章加标点符号;用阿拉伯号码和算式书写数目字;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有关文化教育方面重大改革的首倡。

  《文学学音篇》是钱玄同1917年在北京大学预科讲授文学学音韵部分的讲义。它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的著作,首次把古今字音的演变划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六个时期,形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方案。这种历史的观念,超越了传统音韵学有点有面而没有历史的研究方式。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观念指导下,《文学学音篇》首次把近代音列入研究内容,指出《中原音韵》是近代北音的上源,拓宽了音韵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观念出发,钱玄同分五章系统论述了古今音韵的发展。他从“注重之点,尤在应用方面,不以考古为重”出发,把论述重点放在“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的《广韵》和由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当时尚未正式颁布的国音字母—注音字母上。

  1918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杂志,钱玄同是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钱玄同催促他写出的头一篇作品,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如众所周知,《狂人日记》不但是篇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 钱玄同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显著的。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数十年来,影响颇大,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当代许多音韵学家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树等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教益。名史家黄现璠曾是他的研究生。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他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他发表在《古史辨》上讨论上古历史和儒家经书的文章,独见很多,影响很大。郭沫若对钱玄同在古史研究方面的一些观点非常赞赏,说:“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钱玄同在国语运动、文字改革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把文字音韵学精深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国语统一、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中来。他既是国语运动的理论家,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实干者。他早年积极宣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曾采用国际音标制定汉语拼音字母。后来他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共同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35年他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钱玄同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制度,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关于反抗帝国主义》的文章,他把反帝和反封建两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考虑,主张一面积极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一面用民主、科学思想和现代的文化知识“唤醒国人”,使国人爱护自己的国家。他也说过“欧化”,说中国根本改革之路在“欧化”,他对“欧化”的解释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九一八”事变后,他痛恨日本国帝国主义。

  1933年,日寇侵入华北,他曾把眷属送到上海去住,自己也想离开华北到南方去。当年他写信给黎锦熙、罗常培说,自己“既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书“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可见他精神的痛苦。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开始,北平沦陷,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赴陕,也未能南下,只得留在北平,1938年春,他恢复了旧名“钱夏”,表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他常间接寄语随北平师大迁至城固的好友黎锦熙等,说“玄同绝不污伪命”。

  1939年1 月14日,钱玄同还到孔德学校处理李大钊的遗留图书《九通》,把它卖给当时的北京女师大,帮助解决李大钊的子女生活窘迫问题。1月17日,钱玄同忽然右脑部溢血,在德国医院逝世。钱玄同逝世后,当时的进步刊物《文献》上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中说:“五四”时代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的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现代转变期的代表人物”。又说:“平津沦陷以后,北方文化界处于暴日的铁蹄之下,居境非常悲惨;但先生保持着高洁的节操,虽和钱稻孙有叔侄之亲,和周作人等有友好之谊,仍然不受包围,不被污辱,这种难能可贵的民族精神的表现,也是使得我们感动兴奋的。壮年以斗士领导青年,中年以学者努力学术,晚年以义士保持名节,先生总算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民族的一位完人了。”

  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口号。其子钱三强是著名的物理学家。

五四先锋

  八十年前,有一位三十二、三岁的中年人在四处奔波。他身材不高,戴着近视眼镜;夏天穿件竹布长衫,腋下夹一个黑皮包。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高谈阔论的声音。他就是钱玄同。之所以四处奔波,是为了约稿,或跟友人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中,钱玄同可说是一员骁将,一位急先锋。他虽然并不是发难者,但却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1917年初,当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钱玄同立即在该刊2卷6号发表《通信》作为声援,内云:“顷见5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此后,钱玄同又发表了《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等重要文章,提出了文章应加标点符号,数目字可改用阿拉伯号码,凡纪年尽量改用世界通行的公元纪元,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移”等主张。钱玄同的出阵,使陈独秀、胡适在寂寞中深受鼓舞。陈独秀对钱玄同的“崇论宏议”表示“钦佩莫名”。他在复钱玄同信中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不景从也。”胡适说,钱玄同对他的赏识使他“受宠若惊”,“自信心更强了”;又说,“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尤其重要的是,钱玄同将“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确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击中了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要害。钱玄同认为:“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典故代替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迁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至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的文妖。”可见,钱玄同是从更新文学观念和促使文章发展与时代发展步调一致的角度反对“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

  作为文学革命的声援者和呐喊者,钱玄同并不兼事创作,一生未做过一首新体诗。但是,钱玄同却有很深的文学造诣。早在清末留学时期他就跟章太炎先生合办《教育今语杂志》,用白话文撰写论文。坊间流行的《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文章多出自钱玄同手笔。归国后他又在浙江办过《通俗白话报》。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玄同与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6号发表的通信。《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刊登白话文章,使用标点符号,也是钱玄同宣传、鼓动、争取的结果。此后,钱玄同用白话撰写了大批杂文,对守旧文人和封建遗老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的文风慷慨豪放,有如长风穿谷,奔流击石,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有较高建树。

  催促新文学作品诞生并予以奖掖支持,是钱玄同“五四”时期又一历史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为约请鲁迅替《新青年》写稿,钱玄同常于下午4时来到绍兴会馆,一直聊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到位于琉璃厂的北高师教员宿舍——他把这种长谈戏称为“生根”,意即坐下不走,屁股生根。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的1917年8月,钱玄同跟周氏兄弟在补树书屋的老槐树下有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当时鲁迅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岁月。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斩钉截铁地反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终于答应了钱玄同的请求,写出了振耳发聩的《狂人日记》。对于胡适尝试用现代白话作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用古语,不抄袭前人诗里说过的话,钱玄同表示“非常佩服,非常赞成”,赞扬他“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

  然而,钱玄同的学术造诣主要还是体现在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他既得章太炎先生真传,又能综合顾(炎武)、江(永)、孔(广森)、段(玉裁)、戴(震)、严(可均)诸家之长,铸古融今,自创系统。由于他能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古韵,卓然成为音韵学界“古今中外派”的集大成人物。

  在中国近现代的国语运动中,钱玄同的建树至少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审定国音常用字汇(历时十年,合计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字)。二、创编白话的国语教科书。三、起草《第一批简体字表》(计二千三百余字)。四、提倡世界语。五、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此外,他执教近三十年,开设过“古音考据沿革”“中国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课程,为中国语言学界培养了大批英才。

  在评介钱玄同的学术成就时,我们决不能忽视他在史学界的贡献。他既反对“泥古”,又反对“蔑古”。他辨真伪,审虚实,求真信,成为了承袭清代道咸年间今文家极盛余绪而又启发现代用科学方法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人。一般人多以顾颉刚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人物,殊不知在这方面对他启发最大的是钱玄同,是钱玄同要他重新清理今古文之争的公案造成了他辨古史的动机。早在1920年,钱玄同对顾颉刚说:“今文家攻击古文家伪造,这话对;古文家攻击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这话也对。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具一齐撕破。”顾颉刚认为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他回忆说:“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史上的一件大公案作最后的解决。”

  任何人的学术成就都不是孤立取得的,都不可能与其人格无关。凡是跟钱玄同先生接交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是一个个性十分鲜明的人。他为人正直,生活俭朴,论学无门户之见。与人交谈时话多而急,庄谐杂出,尤娴于近代秘闻轶事。“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就是他的处世原则。他坚信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因而能服膺真理,追赶时代。他年少时一度赞同保皇派主张,认为“皇帝圣明,德泽广被”,因而撕毁谭嗣同的《仁学》,斥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书》是“叛逆之论”。1903年至1904年间受章太炎、邹容影响,很快就确立了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剪辫排满,义不帝清。

  不过,钱玄同也有一个遭人非议之处,那就是偏激。钱玄同也承认,他的主张常涉两个极端,十分话常说到十二分。但这种“偏谬精神”往往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其核心是反封建精神。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坚兵难摧敌垒。

  钱玄同晚年因国事蜩螗,外寇侵凌,常满腔孤愤,抑郁难语,“魂忽忽若有之,出不知其所往”。自热河沦陷后,他有约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但同时也使他更坚定了反帝爱国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即与日人断绝交往。1933年5月,他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1936年,他跟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国七条要求。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复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他蛰居养疴,誓不伪命。1939年1月17日因右脑溢血猝逝,终年52周岁。

  钱玄同一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的国家、民族决不会忘记这种使它们引以为自豪的历史人物。由于钱玄同多议论,少著述;加之他对于旧作采取了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以致他的文章还从来没有系统搜集,辑佚成册。虽然钱玄同并未因其少著专书而损及其学术声誉,但他的文章未能结集出版,毕竟影响了他学说的传播,不利于对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历史定位。

钱氏日记

  在众多历史文献中,日记往往是最为接近历史原初记录的。因此,从还原或解读历史的角度看,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2卷本、近7600页的《钱玄同日记》很值得学术界关注。

  钱玄同日记始于1905年12月9日,迄于1939年1月14日,共35年,其间除1911年阙如外,其他年份均有所记。就时间跨度而言,钱玄同日记并不太长,但就起始时间看,明显早于其他“五四文化名人。胡适日记始于1911年1月,叶圣陶日记始于1911年8月,鲁迅日记始于1912年5月,钱玄同日记上限的提前,使其保留了其他日记少有的历史细节。

  和“五四”时期其他文化名人相比,钱玄同的突出之处在于其激进的姿态和偏激的个性。他率先明确抨击“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与刘半农合作“双簧信”,给旧文学阵营以沉重的打击。他率先提倡“左行横移”的书写方式,提倡应用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以及公元纪元,这一切在当时都很具建设性。但他的一些偏激主张在当时以及后来也很令人诧异。“五四期间激进或偏激者大有人在,钱氏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与其率真坦荡不无关系。他喜欢公开直截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十分话往往说到十二分,并且经常“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正是这种率真的个性,才使得钱玄同日记充分显示出历史碎片的原生态特点。

  近代以来,不少中国读书人开始具备自觉的历史意识,坚持日记的写作和保存正是这种自觉意识所带来的文化现象。许多文化名人留下的日记,的确也给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种种便利。但是在读一些文化名人的日记时,人们有时也会朦朦胧胧感到书写者在有意无意地省略些什么,感到历史的复杂性或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已被一定程度的遮蔽。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在于,历史意识在促使人们自觉保存文献资料的同时,也在提醒人们遗留文献所应警惕的某种未知后果。就是鲁迅、周作人的日记也不能例外。但钱玄同似乎没有这些顾虑。如1917年9月30日是旧历中秋节,鲁迅、周作人的日记甚为简洁,似乎只对当天日常生活过程作一种谨慎而刻板的记录。而在同一天钱玄同的日记中则不然:“今天是旧历的中秋节。我这几年以来很厌恶这个不适于实用的阴历,因此,遇着阴历的过年过节总劝婠贞不要有什么举动(其实过年过节都是极平淡不足道的事情,就是阳历年节我也没有什么举动)。所以今天家里一切照常。午后二时访蓬仙。四时起偕蓬仙同访豫才启明。蓬仙先归,我即在绍兴馆吃夜饭。谈到十一时才回家宿矣。”这其中有客观记事,但同时也明显地带上了钱氏好发议论的色彩。

  作为文化名人,钱玄同一生交游很广,他的日记也因此有了关于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黄侃等许多历史人物的具体文字记录,这些都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钱玄同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学范围涉及经学、史学、文字学以及音韵学等许多方面,他在日记中常有自己读书的心得和治学的思考。从他的日记,后人可以看到一代学人学术观念的演变和读书治学的历程,也可窥见转型时期的中国学术发展史的某些侧面。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原生状态的钱玄同日记手稿是解读或还原那段历史的珍贵文献,而影印本《钱玄同日记》的出版无疑具有特殊的文化学术意义。

人生片断

   ●《狂人日记》的催生者

  1917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就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钱玄同是章太炎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很大。因此,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通信、文章的作用非他人可比,并明确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为文学革命对象,深得陈独秀、胡适等赏识。不久,他就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之一。

  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他自然不会忘记在东京的同窗好友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认为他们是国内少有的文学人才。钱玄同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周树人又都十分健谈,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中间的晚饭也从末使他们的谈话中断。

  一次,钱玄同又身着长衫,提着皮夹兴冲冲来到周树人的住处补树书屋。钱见周书桌上一叠叠抄写的古碑文,就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又追问:“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从这儿句对话不难看出,当时周树人处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法,心中苦闷的境地。钱玄同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同立刻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周走出隐默,终于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

  钱玄同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催生者,其意义远超过了文学革命。

   ●双簧戏和金心异的由来

  1918年,为扩大《新青年》的影响,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要对一些守旧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编辑们煞费苦心。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一番策划,决定以一反一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写文章,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撰写了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 "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入,唤起社会的注意。鲁迅后来称这场论战是一场"大仗"。

  钱、刘的"双簧"戏上演后不久,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确实跳了出来。他们因王敬轩被批驳而坐立不安,要为王敬轩鸣不平了。

  1919年春,赫赫有名的桐城派代表林琴南在上海《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中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影射攻击《新青年》的几个编辑,以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狄莫影射胡适,以浙江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林琴南在小说里幻想出一个英雄"荆生",让这个伟丈夫寻衅闹事痛打田、狄、金三人,发泄他维护旧礼教、反对新文化的积怨,从精神上满足了卫道者们的私怨。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为表示对林琴南使用的卑劣手段的蔑视,钱玄同虽有很多笔名,又常以“金心异”自称,鲁迅也常以“心异兄”、 “心翁”称之。他们都曾使用“金心异”这个名字写文章,“回敬”过林琴南的诽谤、攻击。

   ●一生死过三次的人

  钱玄同很唯物,从不讳言"死"字。

  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真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一些稿子,都是一些幽默的作品。当时正值张作霖进北京自称大元帅,白色恐怖笼罩,为避免引起麻烦,这个专刊并没有刊行。但在与南方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在南方某刊物上登出来了。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致信函悼唁,在北京演出了一场悼念活人的闹剧。

  当时,人们缄口不敢提"死",万不得已说出此避讳,定要唾地三口以出晦气。钱玄同敢于以"死"谐谚,非常人的胆识能为的。

  1938年夏,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汉口的英文《楚报》误将钱桐为钱玄同,发了消息。他在南方的学子见到后,非常悲痛。虽北平已沦陷,仍有人寄去挽联等悼唁。家里人收到后,都瞒着他烧掉了,怕他生气,因为他对接受日伪聘任的人有切齿之恨。

  1939年1月,为解决李大钊子女生活困窘和筹措赴延安的路费,钱玄同拖着病体,四处联系变卖大钊的藏书。1月17日傍晚,钱玄同从外面回来,即感身体疲惫、头痛,立刻送往医院,确诊为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仅52岁。

人物性格

   ●恃才傲物的钱玄同

  钱玄同的身世颇为奇特,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大家所熟悉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是钱玄同的二公子。

  钱玄同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62岁,难怪会有一个大34岁的大哥钱恂。父亲死时,钱玄同还小,长兄为父,因此他对大哥钱恂很畏惧,钱恂是晚清的名人,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过外交官,知道满人怎么回事,所以思想颇开放。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弟子,上世纪30年代初,他已经是很有名的教授,章太炎来北京讲学,他执弟子礼甚恭,马前鞍后唯唯诺诺,亲自为老师翻译,因为章的浙江话,很多北方同学听不懂。他的这种举动,一时传为尊师的美谈。其实他也只是做做样子,根据旧的家法,像他这种有违教诲的弟子,早就应该逐出师门。

  当时不少学者都激烈偏执,但像钱玄同这么极端,还真不多见。他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作为古文派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钱玄同受老师影响,有非常高的古文经学造诣,然而他后来也拜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并自称“乃始专宗今文”。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古文和今文,钱玄同都是背离师门的逆徒。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是鬼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说古文经过刘歆伪造,说得是对的;古文学家说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对的。因此,现代学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学家的观点来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观点批评古文学家,从相互指责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钱玄同的旧学十分了得,像他这样的弟子,做老师的想恨都恨不起来。他提倡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为了要让后人学起来方便,是纯粹为后人着想。钱玄同能写一手漂亮的隶书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写章太炎的《小学问答》刻印出版,这事遭到了鲁迅的指责,认为像他这样激烈的人,不该这样复古。

  人本事大了,难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几位弟子,老实说脾气都不小,搁一起便磕磕碰碰。先是大弟子黄侃和几位闹文学革命的师弟斗气。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钱玄同不仅和黄侃心存疙瘩,和鲁迅后来闹得也不愉快。他们既是师出同门,又一起在《新青年》上打打杀杀,临了却分道扬镳。众所周知,鲁迅写小说,是因为受一个叫金心异的人教唆,金心异就是钱玄同。那时候,鲁迅埋头古籍,整日抄古碑,是钱玄同把鲁迅从古书堆里拉了出来,促使他成为新文化的一名旗手。可是钱玄同似乎更愿意和周作人做朋友,对鲁迅则敬而远之。鲁迅死了以后,钱玄同写文章纪念,不愿多谈对方的不是,然而对鲁迅情书中提及他的那几句话,依然耿耿于怀。因此,他只说他们之间曾经很投机,说鲁迅“治学谨严”,但是“多疑,轻信,迁怒”。对于曾经大吵过一架的黄侃,在他死后,钱玄同的评价是“小学本师传”、“文章宗六代”,说他是同门中的“隽才”,这里面显然有客气的成分,因为毕竟走的不是一条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

  客观地说,钱玄同和鲁迅还应该算是同路人,他们的方向大致相同,只是在小岔道上有些分歧。人各有志,钱玄同的奋斗目标,和刘半农一致,是语音方面的革命。刘半农带着大批科学仪器,从法国载誉归来,钱玄同曾非常激动,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知音。

   ●反纲常名教的完人

  钱玄同出身于清末一个旧官吏家庭,所受封建礼教颇多颇严。所以,他对三纲五常等旧礼教最痛恨,反对也最坚决,激烈的言论很多,是一个敢于向旧礼教宣战的先锋大将。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极守礼法的人。

  钱玄同出生时,父亲已62岁,哥哥已34岁,父兄对他管教甚严。他少年时父母双亡,一直跟随兄嫂生活,凡事必禀命于兄长。他对兄嫂十分尊敬,每到阴历年必携妻、儿一起到哥哥家拜祖先。钱玄同到晚年,已80高龄的嫂子编著关于清代闺媛诗文,他亲自去复印、校对,并为此书编了一个依"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他对与自己年龄相差无几的侄子们也十分友爱。

  钱玄同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但他与由哥哥包办的妻子徐□贞关系非常和谐。妻子身体不好,他关心体贴,照顾周到。旧社会文人嫖娼、纳妄都是平常事,钱玄同从不嫖娼,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有人以他妻子身体不好为由劝他纳妄,他严辞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他还说:“三纲像三条麻绳,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他大力支持长子秉雄自由恋爱,多次表示做父母的绝对不干涉。1937年7月15日,他亲自发请柬邀请亲朋好友百余人到中山公园今雨轩,为其长子举行订婚仪式。他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自由恋爱是进步,并再次大声呼吁:“反对包办式的婚姻!“后来,他又请黎锦熙等挚友为长子的《订婚纪念册》签名留念。

  钱玄同在思想上勇于冲破旧礼教的揭绊,而行为上则严于律己,看似矛盾,实则是言行高尚的统一。黎锦熙就曾说:"先生自己一生在纲常名教中,可真算得一个 '完人’。又说:“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 '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

   ●幽默教授

  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钱玄同30年代起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36年,钱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

  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学生听了部大笑。

   ●从不判卷子的教授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做教授自然有其特有的架子,其中之一即是:他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

  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陋习”虽说无可奈何,但也各有对策。

  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上书“及格”二字。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

  北大的宽容态度,使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地得意,竟向外四处推广,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先生登时也来了脾气,毫不退让,又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丸校方很是生气,警告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拍发相当数额的薪金。先生对此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这场官司的结局究竟如何,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但钱玄同从不判卷的大名,却从此在北京城内四处传开。

   ●不耻向学生求教的大教授

  钱玄同虽说在判卷方面架子极大,但说到治学求知,先生则是虚怀着谷,常常不耻下问,充分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严谨的治学风范。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的是音韵学。他口才流利,思维敏捷,讲课时滔滔不绝,风趣诙谐,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在一堂讲授广东音韵的课后,他竟收到了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的信,对他的讲授提出了不同意见。

  钱玄同认真地阅读了李锡予的来信,认为李讲的有道理。下次上课时,先生当众宣读了李的来信,他不仅表扬了李锡予,还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确实是不甚了解。同时,他还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思考,对他讲课中的不当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与纠正。钱玄同作为闻名中外的著名人物,竟能不耻下问,虚心向学生求教。他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深深地赢得了广大师生们的尊敬。

联集欣赏

  打通后壁说话;

  竖起脊梁做人。——自题(生平座右铭)

  文章真处性情见;

  谈笑深时风雨来。——赠友

  素王之功,不在禹下;

  明德之后,必有达人。——与周作人等合挽章太炎

  小学本师传,更紬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异才。——挽黄侃

  缵苍水、宁人、太冲、美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土云亡,是诚宜勒石纪绩,铸铜立像;

  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姓,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无闻。——挽师章太炎

  擅国语,考方言,声韵多端,精求无间,回忆十年以来,标准读音全赖商定,广韵集韵亦得铨明,君对国人实多贡献;

  与人忠,执事敬,年力鼎盛,进德何穷,讵意旬日之内,惕夫斯囷忽来袭侵,少者强者竟尔夭殁,我聆噩耗能勿惨伤。——挽弟子白涤洲

  当编辑新青年时,全仗带情感的笔锋,推翻那陈腐文章,昏乱思想,曾仿江阴四句头山歌,创作活泼清新的扬鞭瓦釜,回荡在文学革命旗下,勋绩宏多,更于世道有功,是痛诋乩坛,严斥脸谱;

  自首建数人会后,亲制测语音的仪器,专心于四声实验,方言调查,又纂宋元以来俗字谱,打倒繁琐谬误的字学举隅,方期对国语运动前途,贡献无量,何图哲人不寿,竟祸起虮虱,命丧庸医。——挽刘半农

  为人友善,柔以招损;

  治许舍义,训以逃难。——杨树达挽钱玄同

  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

  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许寿裳挽钱玄同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周作人挽钱玄同

姜亮夫

----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章太炎、一代鸿儒

姜亮夫(1902-1995),国学大师、著名的楚辞学、敦煌学、语言音韵学、历史文献学家、教育家。云南昭通人。原名寅清,字亮夫,以字行。1902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出生。1921年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先生。1928年先执教于南通中学、无锡中学,后任大夏大学、济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及北新书局编辑,其间师从章太炎先生。1933年任河南大学教授。1935年赴法国巴黎进修,1937年经莫斯科回国,先后任职东北大学教授、英士大学教授兼文理学院院长,云南大学教授兼文法学院院长,昆明师范学院教授,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1953年任浙江师范学院(现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国家教委普通高校首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姜亮夫历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浙江省政协委员。

  著有论文集《探戈集》,专著《初高中国文教本》、《中国文学史论》、《文学概论讲述》(4卷)、《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陆机年谱》、《张华年谱》、《中国声韵学》、《古文字学》、《敦煌学概论》,编辑《中国历代小说选》、《历代各文体文选若干种》等。

  1995年12月4日,中国大陆仅存的几位毕业于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的姜亮夫先生在杭州病逝,享年94岁。这位几乎与整个二十世纪相始终的文化老人,在学术与教学园地里辛勤耕耘了七十多个春秋,为我们留下了三十多部学术论著,数百篇学术论文,涉及到中国文化史上多方面内容。其学术成就历来为学术界所瞩目,被尊为一代学术宗师。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成均楼论文辑”分为楚辞学、敦煌学、古史学、古汉语等四类,这是先生创获最多的学术领域。

人生片断

  童年和幼年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与熏陶,使姜亮夫有条件较之其他的同时代人在一个较高的基点上起步。1921年考入成都高师。1925年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幸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一代宗师。

  自晚清以后,中国大量珍贵文物流落海外,仅在巴黎,姜亮夫所见的就有数千件。为了挽回散失的文物,姜亮夫毅然放弃其他方面的研究计划,集中精力,把一切可能接触的中国珍贵文物拍照、拓摹、抄录带回祖国。

  姜亮夫节衣缩食,住的是最便宜的旅馆,早晚吃的是白菜煮大米稀饭,中午是在图书馆啃干面包、喝白开水。拿破仑宫中收藏的我国圆明园珍宝,根本不让中国人参观。姜亮夫找关系,贿赂有关人员,才得准许抄录拓摹。在巴黎国民图书馆,每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姜亮夫先后拍了3000多张,查找了流散在法、英、意、德的中国文物索引、目录,抄录、拍照、拓摹。

  1937年“七·七”事变前7天,姜亮夫归国回到北京。但从他回到北京的那天起,就不得不为保护从欧洲带回来的资料而焦心苦虑,颠沛流离。日军入侵华北,姜亮夫南下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从欧洲带回的一大箱书籍、图片、抄本除300多张敦煌卷子外,全部在上海被日机炸毁。

  对于这些书籍、文稿,姜亮夫爱惜它们更甚于自己的生命。因为世界大战爆发,流散欧洲的祖国文物大有毁于战火之虞,身边的东西就可能成为孤本。于是在流亡逃难、躲避空袭之际,他都把卷子打成背包经常带在身边,一听到空袭,背起就跑,惟恐再毁于轰炸。

  建国后,姜亮夫完成专著数十部、论文百余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训估学、工具书编纂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建树。75个春秋,他写下了1000万言,成就卓著,被尊为一代宗师。姜亮夫最重大的学术建树是以180万字的巨著《楚辞通故》为代表的一系列楚辞学论著,把楚辞研究从传统的章句之学解放出来,别开生面地引人语言、历史、哲学、地理、考古、民俗、博物诸学科文献,走上综合研究的道路,开一代研究之新风。《楚辞通故》一书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

  姜亮夫也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从1928年起,他一直固守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业人才。1953年后,他为杭州大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如今姜门桃李,已遍布天下。

往事略集

   ●成为一代鸿儒

  姜亮夫出生于昭通城内一个颇有名的书香世家。家有兄弟二人,先生居长,其弟姜直清,字正夫,是一位退休老教师,昭通市政协常委。他的父亲姜思让,字叔逊,是清末京师大学堂学生,学法律,是维新人物。武昌起义后回到昭通,领导地方“光复”事业。护国运动中,在昭通领导募捐济军反对袁世凯。

  12岁以前,先生在私塾饱读诗书,16岁以后就到了昆明,在云南第二中学、成都高等师范学院(四川大学的前身)、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班、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清华毕业后,1927年先生到了江苏南通、无锡做中学老师。1929年,到了上海大夏大学任教,之后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昆明师院、浙江师院、杭州大学等校教授及系主任和学院院长等职。其中,曾两次受聘于云南大学,第一次是1941年-1946年,第二次是1948年-1949年,兼任文法学院院长。

  先生除在校园内做教育工作外,还曾任北新书局编辑,《青年界》主编,1949年5月担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云南和平解放后,任云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处长,1953年国家教育部把先生调到了浙江师院任教务主任,从此定居杭州;因为眼睛的缘故,再没有回过云南。先生也曾担任过教育部顾问。在杭州大学,姜老曾担任过中文系主任、古籍所所长、博导。先后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汉语大辞典》、《汉语大字典》、中国韵文学会、中国训诂学会顾问,中国吐鲁番学会语言分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先秦分册主编等。

  姜亮夫先生的大伯父思孝,字儒真;四伯父思敏,字勉之,都曾留学日本,他们先生的二伯父思敬(字辑熙)既是地方上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是昭通地方开办新学的老前辈。后来,姜亮夫先生曾这样回忆他的父亲:“我父亲是云南东部昭通十二州县光复时的领导人之一,年轻时,就接受梁任公、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是非常爱国的人。他平常教我爱国思想,从小就要我读格致教科书等科学知识的书。”他还说:“我父亲有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感动,他喜欢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每年都要写一次,并且都写成大的条幅,可以在墙上挂的。所以,我八岁时就把它背熟,父亲给我讲解。我一生之所以有一些爱国主义思想,恐怕要数父亲的影响来得大。”先生出生于这样一个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家庭和新旧交替的时代,使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民主爱国思想和文化熏陶。

   ●海外研究敦煌 辛苦熬坏双眼

  1935年,姜亮夫先生卖了几部书稿,筹款自费去了法国留学。他本来是要到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去了以后,在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了我国早年流散到法国的敦煌文物和经卷,痛心疾首之后,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姜亮夫先生曾和殷老师一班学生谈到过自己在巴黎博物馆里抄录、拍摄中国文物的事情。先生本没有多少积蓄,又是自费留学,那段生活过得非常清苦。先生早上从租住的屋子出发,带上干面包和白开水,坐车到了博物馆,在那里,他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坐下开始一天的抄录工作,中午时分,先生就着白开水吃点干面包充饥。打发了午饭后,接着工作,一直到晚上博物馆关门。回到家的姜先生,自己做晚饭,一般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

  先生如此亏待自己,却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拿去拍照。老师说,先生一天的生活费是20多法郎,但拍一张照片需要14个法郎,先生拍回了三千多张照片!为了抄录、拍照、描摹大量的青铜器皿、石刻碑传、敦煌经卷等中国文物,先生的眼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敦煌经卷,因为年代久远,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污垢,有些地方几乎字迹全无。为此先生想了许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轻轻地刮拭卷面,将线装书拆开放一张白纸进去临描。为了准确无误地把经卷上的文字带回祖国,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先生曾跟学生们说,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而完成一部书稿的抄录,需要四道工序。等做完这项工作的时候,先生的视力下降了600度!再加上长年伏案工作,晚年的先生几乎失明,他的学生殷光熹告诉记者:“我们每次去看望姜老时,站在他面前,他不知道是谁,一定要先自报姓名。”

   ●师生结合家庭事业得妻帮助

  “卢沟桥事变”的前三天,姜亮夫先生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到了中国。兵荒马乱中,很多行李都被侵华日军抢走,一个同路人还被日寇杀害了。先生感慨地说,幸好大量的资料是从邮政上邮寄回来,要不然那些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书籍手稿也难免不保啊。1938年,先生到了上海,与陶秋英女士完婚。关于这段完美的姻缘,两位先生的女儿姜昆武老师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说,“典型的自由恋爱,而且是师生恋。”原来姜亮夫先生在上海持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时,陶秋英是他的学生。陶秋英原籍苏州,长于上海,是一位商人的千金,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攻中国古代文论。姜昆武老师告诉记者,母亲曾在云南大学中文系任过教授,是一位“古代文论专家”,擅长中国古典文学。父亲1953年调到浙江师范学院,也算是跟着母亲去的,因为是母亲先接到的调令。但后来为了照顾好多病的父亲,母亲毅然停职回家做了位全职家庭主妇。夫人爱好书法艺术,精于山水画,她的山水画意境高逸,有书卷气,被称为“文人画”,自成一家。

  姜老和夫人的恩爱,特别是陶夫人为姜老做出的牺牲、以及事业上的帮助,在后辈晚生的眼中,尤其让人感动。老师说,师母对老师非常关心,特别是在事业上给了许多的帮助,很多先生的著作都是夫人帮助整理、抄录、校对的,就连他们的女儿和女婿也做了许多工作。老师指着姜老的二十四大本全集,感慨地说:“姜老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他们一家人的功劳。”

  老师的这一说法,记者在姜昆武(姜亮夫先生的女公子)处得到了更为详细的印证。姜昆武,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政协委员。通过电话,她告诉记者说,母亲从云南大学调到浙江师范学院后不久,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心全意照顾父亲,并帮助身体越来越弱的父亲整理著作。而自己,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做父亲的“小助手”。“我上小学、中学就开始帮忙了。那时候我母亲周末带着我去上海的一些图书馆,到了后她找做图书馆馆长的朋友找书、借书,找到一本就拿给我,让我在桌子上抄,制作小卡片什么的。别的我干不了,但会写字呀,虽然写得歪歪扭扭,也不管啦!只是到了高中,因为学业的压力,才没怎么为父亲做事情。”

  姜昆武老师1966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学教书,工作一直在浙江省内调动,直到1975年才回到杭州,陪在父母身边。从此接替母亲,做了父亲的主要助手。因为父亲眼睛不好,那时候的书籍,又全是手工抄写的,错漏不少,核对整理起来工作很艰辛。最为困难的,还是整理父亲解放前写出的书稿。因为几十年前父亲找得到的资料,现在已经没有了,找不到了。有些资料可能是父亲在北大或是清华看的孤本,但经过并校、分校、战乱等等变迁,上哪里找那么一本书呢?有时候上海、浙江一些大的图书馆都找遍了,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校出一个字。而姜昆武老师并不是父亲的专职助手,她于1980年调入浙江社科院,除了上班,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为父亲整理著作。

  不但自己成了业余助手,姜昆武老师的丈夫也加入了这个繁杂的工作当中。姜昆武老师说,爱人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在一所中学里教地理,后来兼任了学校的教务管理工作。结婚后两个人的业余时间都投到了父亲的著作里。因为两人上学时学的都不是父亲研究的那个专业,对于很多参考文献的认知度就不可能和父母亲相比。有一次,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姜昆武老师躺在床上,为了考证一句话的出处,又记不得到底在哪一章哪一节,就和爱人翻了一夜的书!姜昆武老师告诉记者,仅姜老先生的《楚辞通故》就有180万字,自己看一遍需要一年,而校对工作做了四遍,前前后后算起来足足要四年。尽管以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来整理老先生的著作,但有些文字,还是没能考证清楚。在2002年底出版的《姜亮夫全集》,是按照“求全存真”的原则来的。

  父亲年纪大了后,写的工作也落在了后辈的身上。有一本作为大学教材的书,就是姜昆武老师根据父亲的论著改写的,写好以后,读给父亲听,老先生听完再改。姜老先生的回忆录,也是丈夫根据父亲的录音原稿写成的。姜昆武老师说,在给父亲当助手的几十年中,自己因为接触得早,主要就是整理文字,查找资料。而丈夫主要是干“重体力活”,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事情。“比如我会告诉他需要哪方面的资料,要找哪一本书来,他就去找了。”姜昆武老师笑称爱人在《楚辞》里泡了三十年,退休后为《姜亮夫全集》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

   ●数载难归故乡 遗憾抱病江南

  姜昆武老师是1944年出生在昆明的,2岁的时候,住到了上海外婆家。5岁时又回到昆明,9岁再次到了上海、金华等地,而更多的时候住在外婆家。姜老先生1953年到了杭州后,健康状况已经相当不好了。记者问姜老先生后来为什么再也没有回过云南,是否是眼睛的缘故?姜昆武老师说:“那只是一个原因罢了,他那时候已经一身的病了。因为早年做学问太辛苦,什么胆囊炎、心脏病都有了,到杭州后养病就养了十多年。每顿饭就只能喝碗粥。特别是后来,一年倒有半年时间住在疗养院。”姜昆武老师记得小时候随母亲回上海,先从昆明坐飞机到南宁,再从南宁坐火车到株洲,然后杭州,然后上海,“总共花了多少天我都忘了,只记得一路真是很辛苦,火车上颠来颠去的。这些都不说了,从昆明回昭通,那种路更不是我父亲能承受的。”

  但在几十年的异乡生活里,姜老时刻都思念着自己的家乡。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举办一个全国古代文论讨论会,邀请了先生、先生和姜昆武老师一家人。讨论会定在下半年,但年初就提前通知了先生。“我父亲很开心啊,足足高兴了半年,我们也很想回云南来看看,可以带一个保健医生去的,但医生不同意。”于是姜昆武老师开始了与医生和父亲的两方面谈判。她告诉记者,首先是和医生的谈判,只要有一丝可能,全家都想回云南一趟。医生说,路途的劳累先生还可以承受,但感情上的大悲大喜,他们就不敢保证了。那时候,姜老查出有陈旧性心肌梗塞,是在文革时期就犯下的病了,其中一根心血管已经阻塞了多年。家里人讨论认为,悲,父亲还可以劝慰,女儿女婿孝顺,又有一个可爱的外孙女;但喜呢?三十年远离故土,回去看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学生,老人家的心脏怎么受得了?思来想去,还是放弃了吧。母亲和女儿一起给姜老做工作,偷闲找空地谈了半年,老先生也想通了,最后理智地接受了现实。

   ●感恩章王授业 古稀遍种桃李

  医生和家人的担心不无道理,姜老一直是一位重感情的人,殷光熹老师曾提到恩师多次“言语哽咽”的事情。姜老曾跟学生们提起过自己一生中最伤怀的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姜老多年来写的书稿遗失了一部分。《诗骚连绵自考》的第三册,在文革中遗失了,上面还有王国维先生的批语。最心疼的是一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和廖秀平的《四先生合传》,在文革期间因怕惹祸事,被自己亲手烧毁了。事先生非常后悔,提起来就很难过。第二件事情,是老先生在战乱年代遗失的书籍资料,姜老说,最可惜抗战年代放在上海的2000多卷古籍资料,全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了。第三件伤怀的事情,姜老每每提起,总叫人感动。老先生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人,特别对自己的老师,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谊。老师说,姜老经常在学生面前谈到自己的老师,上课也好,闲聊也好,讲着讲着就会提到自己的恩师。姜老说对他影响较大的老师是:林山腴、龚向农、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赵元任几位大师,他们对自己的爱护和栽培,永世不敢忘。特别是王国维和章太炎的教导关爱,每每提起,姜老总是声音哽咽。

  1979年,年逾古稀的姜老接到了教育部发给他的一个函,委托老先生办一个“楚辞进修班”。班里的生源来自全国范围内、重点大学里讲师以上的中青年教师骨干。在12个名额的招生过程中,姜老“徇私”招了三个云南学员。他说:“我是云南人,要多为家乡培养人才。”在接到通知后,姜老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他说:“教育部给我这么个重托,经过十年动乱,全国有水平的关于楚辞方面的师资力量更少了,楚辞教育水平下降了,为了国家的文化教育,我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许是我最大的一次耕耘。”便打起精神,制定计划,准备参考书,拟定教学大纲,用全力完成这一任务。

  1979年9月,12个从全国各地重点大学里抽调的学员来到了杭州大学。

  楚辞进修班的课程是这样安排的,每周有一个上午在教室里上课,一个下午,就到老先生家的客厅。老先生讲课,从来不带讲稿,每到上课,学员的录音机就摆满了讲台。姜老讲课还有个习惯,他喜欢闭着眼睛讲,思路异常清晰,头头是道,一副超脱自然的样子。

  每讲完一课,老先生会问:“听懂没有啊?”然后开出一串参考书目,要学员下去自学。老先生的参考书目有必读和选读两种,他要求学生在必读书中选择一本精读细读,然后写出论文或者学术报告,给老先生过目,他仔细看过后会给出意见。他说:“搞学问么,人人都可以搞,我建议你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才气大的人,可以从文学方面发展;才气一般的人,可以从训诂、义理方面发展。取长补短,学有所成。”传为佳话的师生情谊先生住在校外,到学校上课要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路,很不好走,特别是到了江南梅雨季节,更是泥泞不堪。为了方便姜老到校上课,杭州大学决定每先生来校上课时,派一辆专车接送,同时进修班的学员也要安排两个到家里搀先生。有一天,两个接先生的学员到了,校车却久不见来,眼看上课时间快到了,屋外又下起了倾盆大雨。先生执意要冒雨前去上课,一路上,两个学生撑着伞,搀扶着先生高一脚低一脚往学校赶。当三人冒着风雨来到课堂上时,所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进修班12个学员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日晚饭后,会有一个学员陪老师到户外散步。乘散步的机会,姜老会给每一个人开点小灶,指点迷津。一次在散步的时候,姜老就对老师说:“你们云大来的两个人,一个能苦干,一个是巧干。当然苦干加上巧干就更好了。”当时殷老师就领悟了,那是在指点自己。因为老师正是“苦干”那一个。“我听老师一说,就明白自己整天埋头苦读,在方法上还是不对,之后就很注意调整学习方法,果然进步很快。”

  到了1980年7月,进修班圆满完成了学业,结业时间快到了,大家还是没有商量好向姜老表达微薄谢意的方式或者礼物,先生却提前派家人来通知同学们到杭州一个非常有名的酒楼赴宴,“那个酒楼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在当时可是杭州数一数二的地方。先生真是最重师生感情了。”回忆起往事,老师无限感慨。哪天吃饭师母并不知道,由女婿陪同,因为按先生的健康状况,她是不准老先生出门参加宴席的。晚宴非常丰盛,大家频频举杯敬酒,先生端坐中间,异常高兴,鼓励同学们回家后要努力工作。姜老曾在课堂上说:“我这一生结了两个大瓜:一个就是《楚辞通故》;一个就是办了你们这个楚辞班。”老师给记者看了师母送的一幅山水画,还有恩师裱好后送给自己的一幅书法。这四行诗是摘引楚辞诗句书写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殷殷关切和对自己学生的成才厚望。

研究领域

  姜亮夫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李学勤先生就此有“宽无涯涘”的评价。据《姜亮夫全集》前言所举,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重要著作,其贡献之大,乃世人共见”(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而据姜亮夫先生自己说,史学是他创立学术功业的长期实践的一个“中心”。在《史学论文集序》中,可以看到他这样的话:“我一生治学至杂,但也有个不太明显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辞、汉语、敦煌、文学等冲淡,而史学的问题自'五四'以后,非常庞杂,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我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于是,“下决心走朴学道路,与史学正式接触。曾发愿注《后汉书》,但先生昆明湖之痛第一想到屈原,所以廿八岁写成《屈原赋校注》,从此对古史接触多了,于是才扩大为古史学的研究。”他还写道:“总的说来,治史是我的治学目的”,“志趣所在,主于古史与近世史”。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又说道:“要之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

  对于列于《姜亮夫全集》中第一种专著的《楚辞通故》,姜亮夫先生曾经说:“全书似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归趣。然予于马列新说不练达,无真知,若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则对学术为伪妄,为不忠实,以媚世冒不诚之罪辜。余钝根人也,性躁而疏,亦颇知其率直浅露,勿事于侜张,其有未达,愿学焉而已。”“辩证唯物主义非强学不可知。余学之不专,敢以真诚为言,虽愚暗莫能通达,浪费精力时间,乃至纸笔、物质,不能不深自检束者矣!”(1卷第2页,第5页)这是1976年秋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留下的文字,由此可以察见学者深心的“真诚”和“率直”。那么,在这里,姜亮夫先生所谓“运不中程”的“程”,指的是什么呢?

  “程”在这里,应当是指学术的法度、程式、规范、原则。

  《孟子·离娄上》开篇就写道:“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按照汉代学者赵岐的解释,“离娄,古之明目者。”“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虽天下至巧,亦犹需规矩也。”孟子接着又说:“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规矩,方员之至也。”以“目力”和“规矩”的结合,则可以不穷其用。孟子以工匠技术为喻言政治文化,《孟子·告子上》又记录了他的名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赵岐注:“大匠,攻木之工。规,所以为圆也。矩,所以为方也。诲,教也。教人必以规矩。学者以仁义为法式,亦犹大匠以规矩者也。”孟子在这里所讲述的道理,是直接的政治范畴的王道主义或者道德范畴的“仁义”精神的宣传,然而从学术层面来理解,或许也可以借用以强调学术“法式”或者学术的“程”的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中就有这样的论说:“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偭矩矣乎?”我们面对现在的社会文化形势,其实同样也可以看到“今之为时文者”中颇多“明目者”和“巧人”“裂规偭矩”的行为,即对于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的破坏和违背。

  久已成为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的“法式”和“程”或说“规矩”,最主要的是实学的原则。

  在关于《楚辞通故》一书总体学术宗旨的陈述中,姜亮夫先生有“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说法。对于这一原则,姜亮夫先生以为“似颇合科学律令,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表里者”。这种科学风格在空疏之风有所上扬,学术泡沫充溢书市,“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者大有人在的今天,应当有益于指正学术途径,净化学术气氛。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说,他生平治学,在于“以语言、历史相关合,求所以为国宣教,为青年作导游”。如果有一些青年学子能够有心继承这种实学传统,发扬这种实学精神,则可以不愧对老一代学者的苦心。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借用孟子的话来形容这种科学的学术风格的传递:“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我们强调“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实学传统的科学意义,并不是否定博采和创新。就姜亮夫先生的学术实践而言,是始终重视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学术方法的更新的。他所谓“五四”以后史学“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自己曾经“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的回忆,就是证明。李学勤先生总结说,“姜亮夫先生于三十年代广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金、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并于1935年赴欧洲,于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他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英法汉学家结识,且在法京国民图书馆应王重民先生之邀,检阅敦煌卷子,多有收获,足见他的学术,绝非闭门墨守者可比”(《姜亮夫全集序》)。姜亮夫先生自己也曾经说,他的古史研究,注意利用“我们考古工作大发达”的有利条件,成果中也“有些文化人类学的踪影”,他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许多说素尤其是材料引入人文科学,来对文史作一些具体分析”,这些都是传统史家无可比拟的。姜亮夫先生对考古文物的重视,特别值得史学工作者关注。他曾经说,当年前往欧洲,“本意想学考古学”,“我看了巴黎的四十多个美术博物馆,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加深了我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古籍的想法”,他甚至曾经准备“跟着到希腊、埃及去考古发掘”。姜亮夫先生在古史研究中,也注目“民俗史的舞台”,重视对“由礼俗转化为民俗”以及相反“借民俗可知礼俗的根源”等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他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所谓“余一生无他业,日与故纸堆为侣”,然而“生平治学方法,亦多所变革”的总结,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说,在追求“铢两悉备,确切深透”的基础上,“为新方法(综合)、新课题而努力,是余之愿也”。一方面求实,一方面求新,正是姜亮夫先生学术工作的原则。

  姜亮夫先生以治楚辞学和敦煌学知名,然而对于秦汉史研究亦多有令专门治秦汉史者惊异的成就。

  姜亮夫先生自己曾经说:“秦代史中,我只写过一小本《石鼓文小考》及一篇《诅楚文考》,《诅楚》已入《楚辞学论文集》一书之中,《石鼓文小考》后来散入《读书朴识》中去了。”这两种成果,严格说来,应当说是“秦史”研究,而非“秦代史”研究的收获。姜亮夫先生这里的“秦代史”一语,体现出将秦史研究前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史的思路,在他的学术意识中大概早已形成。

  有关两汉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论著,姜亮夫先生说:“即以'《史》、《汉》优劣'一个小题而论,我同金鹤望先生有过讨论,因搜集一下过去的讨论,即得文至卅多篇,而一切分别专科,如《地理志》、《河渠书》、《艺文》、《食货》等研究的论文也实在不少。我有过一本《读书朴识》,《史》、《汉》的摘记为多,但都是语言文字考证为主,我已收入《商旧录》中。”《桓谭疑年的讨论》则收入《史学论文集》“还有《国策论》上下两篇,主要是说西汉以'孝'治国,加深了中国家庭的牢固性,东汉末以义气相尚,一方面成英雄割据,一方面也成为义气相尚的民风,乃至于后世江湖义侠之所由,……”。

  对于也可以归入汉史研究成果的一篇早期文稿《曹子建与洛神赋》,姜亮夫先生有语极诚恳的回忆。他写道:“……残存一篇《曹子建与洛神赋》,先生说'思路奇古,未必服人之心',不知何人说与季刚黄先生知道,他见我时说:'你学胡适格式,他以类书为文,你连类书都未翻过。……'这是我一生受严师最大的一次教诲,从此以后,不依靠类书,也知道了类书对做学问的限度。不知为何,近年来一位河南大学的同学把原稿送还我,我第一次重见此文,近来想想'严师为难',决定连这稿也烧掉,以求心之所安。”学术大师面对传统实学“格式”和“严师”“教诲”毅然焚稿以求心安的故事,可以看作学术史的珍闻,作为后生学子,读来不能不深为感动。

  浏览《姜亮夫全集》,我们得知,《汉书》研究也曾经为姜亮夫先生所关注。《古史论文集》收入《汉书札林》,有关于《汉书》6篇的札记14条。题下有姜亮夫先生说明:“此余《读书札林》中之残留,全书凡4万余条,在抗战中曾应昆明师范主编之《文史周刊》之求,全稿予之。余遂来去苏、沪间一年后乃归,则知为一族间人所据。云南解放后又见毁。此《汉书》笔记数十条,则录在《汉书》之眉者也。遭“文革”之劫,《汉书》失所在,不意女儿昆武为录者尚存,甚是珍惜,其实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数,以其灰烬不忍弃,遂全录入云”。作为世纪学者,姜亮夫先生生活和工作的大背景,是“百年间风云变幻,中国的学术进程也是一波三折,路转峰回”(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我们不知道已经毁失的姜亮夫《读书札林》“全书凡4万余条”中有多少是“前四史”的笔记,是不是同样“《史》、《汉》的摘记为多”,在感叹世势震荡的同时,自然也深深惋惜其中可能多有秦汉史研究心得的佚亡。而“其实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数”的自谦之语,对照姜亮夫先生“我们现在学术上的情形,自吹自打,腼不为怪的情形,如此其多,已大可怪”的批评。也可以引发我们深思。至于所谓“不中程”,是十分谦逊的说法。“程”,在这里,仍然可以理解为实学的法度和规范,即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学术的“大匠”“规矩”。

教育生涯

  1940年,姜亮夫应邀到云南大学文法学院和西南联大昆明师范学院任教。在云大任教期间,姜亮夫主要开设《尚书·尧典新证》、《古文字学》和《文学概论》等课程。其中《古文字学》课以甲骨文释词为主,先生积极耐心地指导学生将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分列排列,从字词形体异同,考察研究其源流演变。他以自己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和渊博求实的知识深深地影响着学生,激发了学生学习钻研的兴趣。

  1942年3月,熊庆来校长聘姜亮夫为文法学院院长。他积极投入到文法学院行政管理工作中去,并协助熊庆来校长推进云大的教学改革工作。他在文法学院采取了如下措施:(一)规定教师讲课,主讲教师主要是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只是帮助或协助教授批改作业。教授、副教授课堂主要讲授其研究心得和成果;(二)严格学院考试,提高学生素质;(三)开办讲座,培养和活跃学院的研究风气。上述诸措施实施后,取得了明显效果,得到熊庆来校长的赞肯,并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大大提高了文法学院乃至云大在国内外的学术知名度。

  姜亮夫除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外,还抽时间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与文史系主任方国瑜通力合作,组建了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并出版了《文字朴识》一书,对西南文化的发掘整理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社友会、中国天文学会等当时中国8个科学团体学术联合年会在云大举行的筹备工作,并任筹备委员。1942年7月,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提倡学术,促进科学教育事业,指令兴文、劝业两银行拨款项20万元补助云南大学,其中以10万元设立龙氏学术讲座。他在致聘开设的《敦煌经籍校录》系列讲座中,把自己在欧洲研究考古的方法和语言音韵学研究方法介绍到云南大学,开阔了云大师生的视野,增强了学术氛围。

  姜亮夫还积极参加各种民主政治活动:参加云南大学宪政研究会;西南联大与文艺壁报社在至公堂举行纪念鲁迅逝世8周年晚会,姜亮夫即席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演讲。1945年1月28日,姜亮夫在《云南日报》发表《“一·二八所得到的》文章,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从光绪五年侵占琉球以来近70年包括鲸吞东三省的种种罪行及其使用的种种卑劣伎俩,要国人时刻警惕日本侵略者使用“以华治华”破坏国人团结以达到其侵略目的的阴谋诡计。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民众,争取抗战胜利的巨大作用。

  抗战胜利后,姜亮夫经顾颉刚介绍到浙江英士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

  1948年初,姜亮夫重回昆明师范学院和云南大学教授,主要著成《屈原赋校注》(7卷)和《屈原赋今译》初稿。这两本巨著后三稿修正,1987年北京出版社再次出版,日本、香港、台湾皆有翻印本,且被多所大学指定为本科生、硕士生必读参考指导教材。1949年4月,姜亮夫被前省主席卢汉任命为云南省教育厅长。9月9日,卢汉发动“九·九整肃”,姜亮夫为“云南大学整理委员会”整肃委员,10月兼任云南大学校长。12月9日云南和平起义,又被推任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处长,主要负责维持云南当时的教育秩序和对旧教育的接管、改造工作。1949年12月25日,云南大学陆续恢复工作,大多数师生员工积极参加了“保卫昆明”的有关活动。姜亮夫到云大接见“五联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联合会、工警联谊会、学生系级代表联合会)代表,授意云南大学在过渡时期由“五联会”负责维护校务工作,并提出具体意见,希望云大能尽早尽快恢复学校秩序和开展正常教学科研工作。不久后在姜亮夫指导下云南大学成立了以秦瓒为主任的临时校务执行委员会,负责过渡期间云南大学的一切事务。

  从1950年3月起,云南大学迈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崭新时期,这与他在当时所负责的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文教处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它自身也得到了改造和锻炼,从此走上了人民学者的光辉道路。

著作书目

  《中国声韵学》上海 世界书局 民国22 [1933]

  《敦煌 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陆平原年谱》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张华年谱》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华书局 1959

  《晋陆平原先生机年谱》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民国67[1978]

  《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 1981

  《古文字学》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敦煌学概论》中华书局 1985

  《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楚辞通故》济南 齐鲁书社 1985

  《敦煌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敦煌碎金》,陶秋英纂辑,姜亮夫校读,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古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姜亮夫文录》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屈原赋今译》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文学概论讲述》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

梁实秋--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梁实秋(1903-1987),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国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北京。 

  晚年梁实秋曾说过一生中有四个遗憾:一,有太多的书没有读;二,与许多鸿儒没有深交,转眼那些人已成为古人;三,亏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的情谊;四,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现在也有同感。 

  他是国家社会党党员,否认文学有阶级性。早期梁实秋专注于文学批评,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文学观,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主张“文学无阶级”,不主张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反对思想统一,要求思想自由。这期间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不断。从1927年到1936年,论战持续了八年之久。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不幸逝世,对垒式论战也自然结束。但是,这场论战所产生的影响既深且远。它不因鲁梁论战的结束而结束。论战所产生的影响实体己超出鲁梁本身,论战性质也己逾越了文学范畴,其余波扩涟到后来年代,以至于今。抗战年间,发生在重庆的那场“与抗战无关”的论争,虽不能说与这场论战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关联。

生平概况

  1915年秋考入清华学校。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

  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

  1923年8月毕业后赴美留学。

  1924年到上海编缉《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 

  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

  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

  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

  1938年抗战开始,梁实秋在重庆主持《中央日报·平明副刊》。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后回任北平师大教授。

  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

  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

  1966年退休。曾携妻子游美,在美台两地轮流居住,其妻辞世后重返台湾。他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年,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1975年同韩菁清结婚。

  1987年11月3日病逝于台北。

  梁实秋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婚姻家庭情况

  美满的包办婚姻

  元配夫人程季淑(1901 ——1974.4.30),祖籍安徽绩溪,1927年2月与梁实秋结婚。育有三女一子。1973年夫妇二人移居西雅图省亲,夫人不幸因意外去世。梁实秋悲痛不已,写下《槐园梦忆》纪念。

  梁实秋与程季淑的子女:长女 梁文茜;·次女(夭折);三子梁文骐;四女梁文蔷。

  1921年秋的一个周末,正在清华学校高等科读书的梁实秋回到家中,在父亲书房桌上发现一张红纸条,上面写着“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1901年2月17日寅时生”,他马上意识到这是父母为自己选的未婚妻。当时的新潮青年是闻“包办”色变,但梁实秋对此并无抵触情绪,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程季淑出身名门,但遭际坎坷。她的祖父曾官至直隶省大名府知府,父亲是家中长子,在北京经营笔墨店。 1921年冬,梁实秋与程季淑初次约会。在不长的时间里,他们已深深为对方吸引,北平的一些优雅场所几乎都印下了两人的足迹。1923年,梁实秋结束了8年的清华生活,按照学校的要求打点行李准备赴美留学。这一去对两人将意味着几年的离别。

  程季淑是一个温柔、贤惠、识大体的女性,在他们一生相守的每一道坎上,她总能理智地掂出轻重缓急,总能在关键时刻帮梁实秋做出正确的选择。她的这种美好品质,使梁实秋终生受益,也是他始终对她敬爱有加的重要原因。当时她与梁实秋立下了三年后结婚的誓言。清华的官费留学期限是五年,但满三年也可回国。

  1927年2月11日,学成回国的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婚后十几天,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逐步逼近南京,两人仓促赴南京,后又在战乱中被迫转赴上海。程季淑这时已怀孕,梁实秋便不让她出去工作。从此,程季淑从一个新式的职业女性退回家庭,开始了一生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他们的小家庭模式,是过去的才子佳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丈夫在外谋生养家,妻子在家掌管家事,夜晚在灯影里,或红袖添香夜读书,或互相依偎喁喁细谈,共同分享各自的乐趣与苦恼。

  1937年7月28日,北平陷落,梁实秋觉得自己早先的政论很可能招致灾祸,而且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上上之策是逃离北平。可岳母已是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权衡几日,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这一别竟长达六年。 1943年春天,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当她和孩子们带着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两人均泪流不止。程季淑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实秋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热忱为国事奔走,又不忘著译耕耘,眉宇间也露沧桑。

  正因为这一次的分别,自那以后的三十余年,无论天涯海角,两人始终相偕相行。1974年,美国西雅图,梁实秋和程季淑幸福地安度晚年,谁知一件祸事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4月30日,梁实秋和妻子到市场购物,临街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不偏不倚正落在程季淑身上。她被送到医院急救,终因伤势过重,程季淑先走了。老伴的死,对梁实秋是个沉重打击,他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接到书稿后,立即发排,并邀梁实秋到台湾小住。

  古稀突发忘年恋

 续弦韩菁清(1931 - 1994),原籍湖北黄陂,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道成为影星歌星。1974年与丧偶不久的梁实秋相识,并于翌年结婚,引发争议。晚年热心于两岸交流事业。

  连梁实秋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次的台湾之行,竟让他在71岁时再次萌动爱火……

  韩菁清生于1931年10月,祖籍湖北,父亲是一位巨贾,后移居上海。7岁时,她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荣登“歌星皇后”宝座,成为上海滩光彩夺目的新星。1949年,韩菁清随父去了香港,埋头读书。由于人长得美丽端庄,很快有电影导演请她出演《樱花处处开》,此后一发不可收,片约滚滚而来。她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我的爱人就是你》使她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后来,因为她的皮肤对油彩过敏,她不得不退出影坛。这时她已30岁了,个人的婚恋屡屡失败:先是与相恋八年的泰国银行总裁分手,紧接着又与一位菲籍华裔男士终结恋情。

  说起来,梁实秋与韩菁清的结识应归功于一本书———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

  韩菁清女士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事情得从前一天说起。1974年11月27日,那天,我的姨父谢仁钊要写一封英文信给一位美国议员朋友。姨父是国际关系法教授。写信时,有几个名词的英文不知该怎么写,我当时正巧买了一本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姨父借用我的辞典。吃晚饭时,他把辞典放在餐桌上,一边吃饭一边翻阅。我说:'谢伯伯,吃完饭再看吧,饭桌上有油,会弄脏辞典的。这是我用一千多元买来的书。’'一本辞典有什么了不起的?’姨父不以为然地继续说:'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当年还是我送他出去留洋的呢。这种辞典,我去远东要多少本他就会给多少本。明天,我带你去远东,叫老板送你一本新的!’我的姨父说完,依然在餐桌上翻阅着辞典。”韩菁清的姨父谢仁钊说话果真算数。第二天,他带着韩菁清到了远东图书公司。老板浦家麟当即奉上一册崭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并告诉先生一个好消息:“先生在华美大厦呢,你想见一见他吗?他这次来台北,是我们'远东’请来的。” “行,我去看他。”谢仁钊便带着韩菁清一起到了华美大厦。

  见面之后,谢仁钊和梁实秋聊了一会儿,便请梁搭他的车去林森路统一饭店喝咖啡。韩菁清此时只是跟在姨父身边,抱着那本崭新的大辞典,没有说什么话。

  到了统一饭店,偶然遇见了美教授饶大卫。因大教授也是研究政治的,和谢仁钊教授有共同的话题。两人越谈越投机,便把梁实秋和韩菁清撂在了一边,给他们交谈创造了机会。

  梁实秋见韩菁清手里拿着自己编的大辞典,就跟她闲谈起来。 “哦,你就是韩菁清小姐,我听过你唱的歌呢。”教授继续说:“我第一次在台湾电视节目中看到你的名字,就觉得很别扭!”

  “别扭?”韩菁清感到奇怪。

  “你想想,菁念'精’,这'菁清’多么拗口?要么叫菁菁,要么叫清清,才顺口。这名字是谁取的?”梁实秋咬文嚼字地问。  “我的本名叫韩德荣。韩菁清是我的艺名,是我自己取的。”韩菁清当时把梁实秋视为长辈,便一五一十地从实道来。

  “像是男孩子的名字,这名字也取得不好!”梁实秋笑道。

  那边,中外教授论政治、谈笑风生。

  这边,白发红颜遇知己,情投意合。

  “我小时候在上海,喜欢唱歌。登台唱歌用韩德荣这男孩子一样的名字,当然不行。我就从《诗经——唐风·杖杜》一句'其叶菁菁里’,取了'菁菁’两个字作为艺名。不过,我很快就发现,在歌星中用'菁菁’两个字作艺名的人有好几个,我就改成'菁清’,而且加上了姓,成了'韩菁清’,再也不会跟别人重复……”

  梁实秋听了韩菁清就自己取名的介绍后,津津有味,赞道:“你真不简单啊,小小年纪之时,就知道《诗经》,知道“其叶菁菁”。”

  自从相识,梁实秋每天都与韩菁清在一起,或者谈文学艺术,或者道国事家常,或者一起吃饭、散步……仅一个星期时间,感情的潮水在两人心中一寸寸涨起。梁实秋率先向韩菁清表白心意,韩菁清内心既激动又纷乱。经历过爱情的风风雨雨,爱情于她,是个甜蜜且又痛苦的字眼。平心而论,她承认梁实秋确实很有魅力,是可托付终身之人。然而,她已过了满脑子幻想的年龄,不能不考虑很多,横亘在她面前的最大障碍,是梁实秋已71岁了。她明白爱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如果梁实秋五十岁或者六十岁,她也许不会犹豫,可他已到了古稀之年,戴着助听器才能听到声音,又患了严重的糖尿病……

  与她相比,梁实秋一往无前,攻势甚猛。自相识的第六天开始,像做功课一样,梁实秋每天一信,当面递到她手上。面对她的犹豫,他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着跳下去。” 梁实秋炽热的爱情火焰,终于化开了韩菁清所有的理智关隘。那段日子,他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满面红光,精神抖擞,丧妻的抑郁一扫而光。

  因为妻子死于非命的索赔诉讼需要处理,1975年1月7日,梁实秋飞回美国。他说:“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仁,残酷乃尔!”而独守闺房的韩菁清则写道:“秋: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着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

  梁韩之恋在梁实秋返美之后,突然成为台湾岛的“新闻风暴”。《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类似的新闻标题在大小报纸上频频出现。矛头首先指向韩菁清。小姐年轻美丽,为何允嫁七十多岁老翁?图名还是图财?多数文章都认为让韩菁清这样一个演艺圈中的人嫁给一个“国宝级”大师,是对梁实秋的亵渎。最让韩菁清痛苦的是,有人认为她和那些专门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并等不长时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遗产的人是一样的。这种污辱几乎让她崩溃。与此同时,梁实秋也陷进了巨大的痛苦和烦恼之中。一些朋友开始为他撮合婚事,代他物色了几个他们认为适合他的女士,有作家,也有教授,让梁实秋啼笑皆非。而他的一大批已经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竟然打着“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

  “热心的”人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破坏力并没有见效,反而使两人更加亲爱。韩菁清叫他“我最最宝贝的小秋秋”,并告诉他:亲人,我不需要什么,我只要你在我的爱情中愉快而满足地生存许多许多年,我要你亲眼看到我的脸上慢慢地添了一条条的皱纹,我的牙一颗颗地慢慢地在摇,你仍然如初见我时一样用好奇的目光虎视眈眈。那才是爱的真谛,对么?

  对梁实秋来说,这是一份与生命相关的爱情。他说:“我像是一枝奄奄无生气的树干,插在一棵健壮的树身上,顿时生气蓬勃地滋生树叶,说不定还要开花结果。小娃,你给了我新的生命。你知道么?你知道么?……我过去偏爱的色彩是忧郁的,你为我拨云雾见青天,你使我的眼睛睁开了,看见了人世间的绚烂色彩。”   梁实秋不满足于纸短情长的情书。他拿出一生办报纸副刊的本事,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娃”办了一份《清秋副刊》,把每天读报得来的时事趣事,抄写下来专为他的小娃一人阅览消遣。

  梁实秋在美国的这段时间,两人的情感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他们共同穿越了由舆论和亲情组成的惊涛骇浪,把爱情的小舟驶向了幸福的彼岸。1975年3月29日,梁实秋提着一箱书信,飞过太平洋,去台湾缔结他们的“宿缘”。婚礼那天,梁实秋竟比新娘子还光彩照人。他的礼服是韩菁清选的,是一身玫瑰色的西装,配着一条橘黄色的花领带,胸前插着一束康乃馨,手上戴着韩菁清送他的戒指。比起当年那个穿着叠裆裤子,裤角上缠着布带子在大学讲台上给学生讲英国文学的梁实秋,谁能不由衷地感叹爱情的伟力。

  梁实秋不拘俗套,自兼司仪,站在大红喜字前宣布婚礼开始,然后又自读结婚证书,随后在宾客们的欢笑声中,献上新郎致词。这天晚上,两个人先是大笑大闹,后来却在床上相拥而泣。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梁实秋和韩菁清却用他们的爱证明,婚姻是爱情的家园。他们一起走过了恩爱的12年。[3] ——《秋的怀念》(黎阳 殷世江 著 中国华文出版社)

女儿追忆梁实秋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子承父业”,但来自父亲生前的鼓励,一直成为她勇敢地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是一个普通的“爸爸”。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

  负笈美国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恋爱;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碚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相遇。经许地山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就没话说了。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她正在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仍能感觉到她的风度和优雅。我送给她父亲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开心地笑了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3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年纪一天天大了,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赶紧就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3年,父亲以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家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回去。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过从甚密,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

  1930年,父亲又带着我们全家来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但不到1岁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到青岛,回到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战爆发,闻听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父亲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6年之久。我还能记起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3个孩子,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是个“洋派十足”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当时大姐文茜已从北大毕业,因为结婚嫁人,没有同我们一起走。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哥哥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学。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后来因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10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经常挥汗如雨。父亲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的建议,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苦事,因为他全部用古英文写作,我曾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10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成了“独生女”。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话题多半是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话题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地道做法,然后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很“嫉妒”地发现,他们还经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就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是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京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与父亲相对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作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那一次,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没想到父亲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肠寸断之感。

梁实秋的著作与翻译书目

  著作

  《冬夜草儿评论》(评论)与闻一多合著,1923(自费刊印)

  《浪漫的与古典的》(评论集)1927,新月

  《骂人的艺术》(杂文集)1927,新月

  《文学的纪律》(评论集)1928,新月

  《偏见集》(评论集)1934,台.正中

  《约翰孙》(评论)1934,商务

  《雅舍小品》(散文集)1949,台.正中

  《北平年景》(怀乡散文)50年代

  《实秋自选集》1954,台北胜利书局

  《谈徐志摩》(散文)1958,远东

  《梁实秋选集》1961,台北新陆出版社

  《清华八年》(散文)1962,重光

  《秋室杂文》1963,文星

  《文学因缘》(散文)1964,文星

  《谈闻一多》(散文)1967,传记文学

  《秋室杂忆》(散文)1969,传记文学

  《略谈中西文化》1970,台北进学书局

  《实秋杂文》1970,仙人掌

  《关于鲁迅》1970,台北爱眉出版社

  《实秋文存》1971,蓝灯

  《西雅图杂记》(散文)1972,远东

  《雅舍小品续集》 1973,台.正中

  《看云集》(散文)1974,志文

  《槐园梦忆》(散文)1974,远东

  《梁实秋自选集》 1975,黎明

  《梁实秋论文学》 1978,时报

  《梁实秋札记》1978,时报

  《白猫王子及其他》(散文)1980,九歌

  《雅舍小品》(3、4集)1982一1986,台.正中

  《雅舍杂文》 1983,台.正中

  《雅舍谈吃》(散文集)1986,九歌

  《英国文学史》1985,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

   翻译书目

  《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散文集)英国密尔顿著,1928,新月

  《结婚集》(短篇小说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华

  《潘彼得》(小说)英国巴利著,1930,商务

  《西塞罗文录》 罗马西塞罗著,1933,商务

  《职工马南传》(长篇小说)英国哀里奥特著,1932,商务

  《威尼斯商人》 (剧本)英国莎土比亚著,1936,商务

  《奥赛罗》(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哈盂雷特》 (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暴风雨》(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 1937,商务

  《吉尔菲先生之情史》1944,黄河书局

  《情史》英国乔治.艾略特著,1945,重庆黄河出版社

  《呼哮山庄》 (长篇小说)英国 E.勃朗特著,1955,台.商务

  《百兽图》英国奥威尔著,1956,台.正中

  《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 1967,文星

  《雅舍译丛》(诗文集)1985,皇冠

  《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集、诗3集)1986,远东

  《沉思录》 古罗马 马克斯·奥勒留

梁实秋故居

  梁实秋故居位于鱼山路33号。30年代初,梁实秋在山东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期间曾在此居住,并创作出版了《文艺批评集》,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院内留有梁实秋当年栽植的树木。故居巷口有青岛市文物局立的铭牌。梁实秋认为在青岛的四年是他一生中家庭最幸福的时期,还认为在中国从北疆到南粤,以青岛为最好。

梁实秋妙言摘录

  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乃是人间无可比拟的幸福。

  以一般人而言,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与朋友交,久而敬之”。敬也就是保持距离,也就是防止过分的亲呢。要注意的是,友谊不可透支,总要保留几分。

  谈话,和作文一样,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不可语无伦次。

  我一向不相信孩子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因为我亲眼见孩子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