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徐州不孕不育:中国人最缺的精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10:42:01
中国人最缺的精神
当今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科技越来越昌明，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做得到。在这个几乎什么都不缺的年代，我觉得唯一缺少的就是我们的精神。1.求真求实的精神 2.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精神 3.捍卫正义与信仰的精神。
【求真求实】
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忽略后半句不说，毛的确讲中了问题的本质。当年全国人民在毛的号召下，发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精神，相信很快就可以超英赶美。大家“认真”地放卫星上天，“认真”地大练钢铁和搞人民公社，以至从58到61年的几年时间的非正常人口死亡就数千万计。现在回头看，当年的“认真”并不是求真求实的“真”，而是一种被灌以意识形态的政治口号而已，在“真”的表象之下却掩盖着残酷的现实。文革结束后，越用越多的学者根据58到61年的各地方人口普查和地方志来研究与推算出那几年的真实惨状，努力还原这一段的真实历史。但到了要彻底求真的时候，普罗大众了解到的却并不是事实的本身，充其量只是一些片言只语或一笔带过而已，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与了解还是仅仅限于极少数人的范围而已。
来自中国新闻网报道的一篇纪实文章的标题——三年饥荒时期中国援外百亿赠几万吨粮食，其中的一段是这样的：记者查阅了外交部相关的解密档案，2008年11 月最新一批解密资料中，
如果不是前苏联与华约的解体，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向，使很多当年的绝密档案全部向人们开放，卡挺惨案的历史真相永远不被人们知晓。当年人们一直以为那几万名波兰军官与工程师是死于希特勒之手，谁知道原来是一直标榜为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一手策划的。就结果而言，人人都知道希特勒的残暴，但从更深层次来看，真正令人恐怖的是如斯大林式的残暴。大家看到疯狗都会避而远之，惹不起还躲得起，但对披着羊皮的狼是毫无办法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真正的大恶是你不轻易发现的，但当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或者当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把你同化，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慢慢地和它一起慢慢腐朽下去。尼采在早年时候就有比马克思更为深刻的洞见，communism为何在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得以蓬勃发展，原因是communism能够为这里的人民提供了一种更为快捷地过上幸福生活的幻象，只要能够达成这目标，就算用尽任何手段都已经不再重要了。之后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西方社会正是看到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强权专政对人木又的践踏、社会价值的摧毁，所以才视communism如洪水猛兽，甚至把消灭communism作为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来执行。他们看到了communism和强权、专政一但结合起来就如一只无法控制的魔兽那样，便可以在人间任意肆虐。
本着对一个民族和国家负责的态度，我认为对于近代的这段历史档案有必要向公众完全开放，让更多的人都可以去研究、了解，尽可能地还历史一个真相。纵观上下五千年历史，有多少是历史本身的真相呢，事实到底如何，很多时候都是搞不清楚的。其实从历史的渊源来看，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求真求实的传统。我们的历史与哲学都是不分家的，走的是人文主义永远服从于政权的路线。在先秦时期曾经显赫一时的古“名家”学派（邓析、尹文、惠施、公孙龙），其宗旨就是要循名责实、以名定形，求精确的字理词义和逻辑分析来应用到法律条文来治理国家。惠施更是热衷于研究大自然的万事万物，用一种科学主义的哲学思想来泛爱万物。但可惜这些追求科学与真理的思想为当世不容，很快就被实用主义的主流意识所淘汰，引用荀子的话来说“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连一个时代的大师都尚且如是，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名家”的思想，也就难怪“名家”不被为政者接受了。我认为，当一种思想被灌以实用的态度来衡量的时候，这思想要么被当权者利用而陷于僵化、教条，要么被时代所淘汰，两者只能居其一。
另外，公开、透明也是现代社会求真求实的理想状态，不管是行政还是司法，理应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但求真求实对一个非民主、非法制化的国家而言是格格不入的，一但真起来的话，那么所有的口号与谎言便会不攻自破。可以设想，ZF大楼里面的官员，如果纪委个个都要认真核对其个人资产，超出部分一律法办的话，那么明天一大早大楼里面会空空如也；如果纪委认真地调查核对公款吃喝，那么纪委就要专门成立一个查公款吃喝办，调查人数要按照官员的数量一对一来相应设置，这样才能不影响纪委查其他案件。这固然是认真之下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看上去好像是过于荒诞。但从好的方面来说，正是大家都认真起来，过去格局才有可能重新改写，一个新世界才有可能建立起来。俄罗斯与很多东欧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阵痛，但现在都已经是步入正轨，很多都进入发达国家之行列了。相对于以前的专政年代，人们都过上了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了。这段时期的突尼斯、巴林、也门、埃及、利比亚也正在经历这样的阵痛，尽管过程是这样的迂回曲折，但人民希望求真求实的民主呼声是毋庸置疑的。质变固然会带来旧有格局的被打破，随之而来会带来一定的阵痛。但如果没有阵痛的幸福能够算是幸福吗，没有阵痛的幸福就正如尼采所指出那样，那只是一种幸福生活的幻象而已。
【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来说，最基本的就是作为有权选择的一个精神生活的存在者，要对自己人之为“人”的这个灵魂负责。一个人从诞生开始就要经历漫长的成长阶段，其中的乐与怒，悲欢离合不一而足，这个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选择就意味着具有个人意志的自由，意志的绝对自由才能有权去选择。小时候我们要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但这多半是父母代我们选择的。某种程度来说，在这些阶段中，我们的自由意志还不是很成熟和具备。但不管怎样说，我们毕竟是选择了，只不过我们把选择的权利交给父母来执行而已，这无形中也是一种选择（选择把“选择的权利”出让给某人的选择）。
但人毕竟是要成长的，父母或者他人不可能永远代替我们去选择，而且他们选择的也未必就是我们想要的。但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选择的，但当出现自己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迁怒于某人某事某物。完全不曾想起这是当时自己要的，比如说一些“如果那时候谁怎样做的话，我就绝对不会如何如何的”之类的话。仿佛责任从来都是他人，自己永远总是受害者，或者错总在他人，自己从不犯错。如果抱有这种心理的话，那么就只能说这个人从来没有长大过，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大人的体格，婴儿般的心智而已。
扩充到整个国民意识也是如此，自清末以来，与其说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我们的国门，不如说西方先进的文明叩开我们国民启蒙之路。在西方列强环视下，整段清末动荡的历史中，屈辱就一直伴随着我们前行。我们都说当年的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是如何侵略与欺压我们的，但随着近代历史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年之所以引发战争，其根源并非仅仅是鸦片，而是国与国的贸易之争。开始时候英国本想通过加大出口的份额以达到贸易出入口的平衡，这完全可以通过双方谈判来进行的。但在重农轻商的传统思维模式下，我们自行关闭了通商口岸和本可以和平解决的谈判之门，以至要诉诸武力来解决。最后的战争我们失败了，我们唯有“师洋人之技以制夷”。但后来我们才发现，洋人之所以比我们要先进，并不在于他们的船坚利炮，而在于他们的文明。当我们学习他们文明的时候，却只是学些不表面上的东西，真正的精神却不去学，例如民主与宪政、法治的精神等等。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以为驱除了洋人，那么我们自身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无知行为。有问题的是自身，外来的力量只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更新而已，不去反省自身问题，而去打倒可以令我们自身得到改进的力量。我们并不是赞成自虐的逻辑，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不合理的、非我们意志的一切我们当然要抗争，对于自身的问题，我们是否有勇气去正视，而不是把自身要解决的问题都归咎为他人。后来的五四运动虽说是我们近代的一次启蒙运动，但就事件的本身而言却不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应有的。多年的屈辱造成我们民粹主义的盛行，以至在爱国的光环下很多自身的问题都被忽略掉了，正如赶走了满清皇帝，但封建的专制依然存在，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火烧赵家楼，我们把西方文明的法制、民主、妥协弃之脑后，用一场暴力的行动来开启我们长期遭受屈辱的内心。直到现在，民粹主义还是相当盛行，甚至认为现在所有乱象的根源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是我们不应该有的。
当然在非民主国家中，ZF是不需要国民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因为ZF早已经代替每个人选择好了，包括选择好最合适人民的思想、最合符人民根本利益行政组织、最合符人民生产力的生产工具来生产。没有选择、或者只能在某个范围里面来选择，那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意志并不自由，从而大家都不用去负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只不过这种不能发挥人意志自由的选择，折射出这个社会离文明的程度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而已。
综上所述，人之所以不懂得为自己负责其根源就是一种不成熟的世界观使然，不懂得反省自身问题来勇敢地去选择自身的发展之路。错误地认为个人不幸的根源来自他人，自己既要去选择，但又不想为自身的选择负责。好比一个成年男子，一面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个女孩，但另一面却不想为自己的这个“喜欢”的选择来负责。
【捍卫正义与信仰】
捍卫正义与信仰的精神其实是求真求实的一种程度上的深化，是一种立场与道德价值的体现。正者，不左不右，不前不后，不上不下之谓也。正义就意味着公平公正，对公平公正的捍卫是一个国家司法是否有公信力的体现。
绝对的公平公正是没有的，相信任何的国家或多或少都会有错案、冤案的出现。但关键在于在错误发生后国家是否及时承认错误，有强力的自我纠正与修复的能力。北大的法学教授贺卫方多年来一直为司法的改革与独立做了很大的工作，在他身上体现着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对捍卫正义的坚定信念。其中对河北的聂树斌案更是高度关注，已经是追踪到第六个年头了，到如今河北方面还是石沉大海。假如当年办案时候更加认真一点，收集的证据更加充分一点，公检法三家都是一种求真求实的态度，抱着捍卫正义的坚定态度，冤案又何至于发生了。令人可恨的是，六年前河北高院说，一定要给聂树斌的母亲张唤芝和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但至今却音信全无。令人怀疑是不是想拖到相关人证、原告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才来彻底查办呢，这样的法院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赖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从古至今，无论是制度正义还是形式正义、程序正义，正义女神都好像跟我们无缘。公平公正在老百姓看来是一项不可能的事情，更别说如何去捍卫正义了，尤其是当自身的权益被侵犯的时候只能是找法律之外的途径来解决，在古时候就已经订立这非公平公正的基础了。
首先，社会制度的正义被掌控权力者——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芝麻小官无情践踏，使社会财富与资源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老百姓则一无所有，分配极度不公。其二，古代每个朝代似乎都有订立律法，但每个官员对律法条文的解释都有很大的不同，如何来判案定刑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其实就算是一个恶法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前后一致来判断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就是怕它前后不一，用好法之名，却行无法之实。所以形式正义要求律法的高度始终如一也体现不出来。其三，程序的正义也被官场中的潜规则丧失殆尽了，以至前面的两种正义无从实现。可见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正义并不能作为律法追求的最高目标，正义对法律也没有起到任何良好的促进作用，法律并不能促使正义的有效实施。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正义实现最起码的标准在古代中国的任何时期都很难做得到，这真是一件相当令人遗憾的事情。
最后说到信仰的捍卫，可以说信仰也是与我们无关的。信仰对一个民族来说可以说是事关生死的，尤其是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失去信仰的人犹如一个没有了灵魂之人，人人都可以是得而诛之。除了宗教之外，也可以是对真理、科学知识的信仰。西方很多的学者就是把科学精神当作是自己的一种坚定信仰，为了捍卫它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中世纪系统地提出日心说的布鲁诺，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且到处宣传日心说，触动了罗马教廷的权威，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成为一个伟大的捍卫真理的殉道者。反观我们的历史，鲜有为寻求真理、探求科学知识而殉道之人。有的只是为某个政权或者是王朝而殉道，朝向的对象充其量只是在忠孝光环下的某人某物而已。古人常说，敬天地，事鬼神，但鲜有敬天地、事真理的。更不会象布鲁诺那样说到：“在真理面前我半步也不会退让！”，可见他对真理的捍卫到了一种怎样的程度。而我们的传统社会，真理从来都是掌握在当权者或者是极少数人手里，他们说的话才是句句真理，他们是真理的垄断者。所以，我们也是缺少捍卫真理、信仰精神的民族。好的方面来说就是爱好和平，事事懂得权变；坏的方面看来就是毫无原则与立场，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
以上三大点，我觉得是中国人最为缺乏的精神。只有彻底地克服这三大问题，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已经在迈向民主社会的康庄大道上。在克服的过程中，其实国民意识与社会也会相应地变化与发展，就好像正义对法律发展的推动作用那样，一个美好的理想家园毕将展现在我们面前。最后把全部内容总结为一句话：“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为了捍卫正义与信仰，所以我们必需求真求实，对自己的选择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