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文采好的女人性格:黄岳年的《晚年孙犁的志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8 00:14:38
晚年孙犁的志趣
文／黄岳年
一、心志：散放余光，有所辉照
1991年8月21日晨记的《文集续编序》：“积习难改，别无所能。一息尚存，仍当有作，不敢有负于读者。”
1994年3月29日上午，《佩文斋画谱》书衣题云，“大难不死，平生多次，上天既不厌其生存，自当努力，散放余光，使之有所辉照。”这似乎可以算作晚年孙犁的心志了。以下两通信札文字可以为注：
翻看老人1993年9月13日致徐光耀的信，见有这样的记述：“我大病一场，幸得生存。”“今年春节，我的病急转直下，发展很快，发展很快，到五月二十四日晚，忽然休克。当时我一人在屋，非常危险。次日，被迫住院。先是看内科，又延误一些时日，后经专家会诊，方弄清楚是什么病症。”
1993年5月3日，致徐光耀的信云：“近一时期，我一直为疾病严重困扰，精神大差，已从石家庄把大女儿叫来照料我。”此后则真的如1995年1月30日上午写就的《曲终集》的后记所言“后来身体逐渐病弱，力已不能从心。”
《曲终集》后记又云：“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厌之。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
想起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规箴》中的故事了，“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惰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好一个“甚苦”。晚年的孙犁先生也“甚苦”。但心和远公是相通的。志业的并垂，也是相通的，但大家寂境，克当者少。
复想起那个更为有名的故事了：“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于云尔。’”在孙犁先生的心灵深世界里，“舞文弄墨，指点江山”依旧是一息尚存的不了之情。薪火代代相传，精神先生不输于夫子。“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也是先生生命态度的又一回展现，以读书和写作为生命的老作家，岂能够轻易的放弃自己一辈子的追寻，要弃，那也得又是一部《山海经》，又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桃）林。” 或者是又一部《列子》，又一个历久弥新的故事：“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谓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
1991年8月4日上午，孙犁在《文虑》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近年来了客人，我总是先送他一本《风云初记》，然后再送他一本《芸斋小说》。我说‘请你看看，我的生活，全在这两本书里，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我的思想感情。可以看到我的兴衰、成败，及其因果。’”
那么，今日我们所读的孙犁书，该就是“弥广数千里焉”的邓林了吧？
二 、趣味：愿意看一些苦行、孤行的书
1993年10月12日，致徐光耀的信称：“我的身体，手术后已过百日，总的情况还算不错。基本上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每天弄弄书，也看不了多少。现在可看的书报很少，我正在看李屏锦送我的，一个日本和尚到唐朝取经的书——《入唐行纪》。我愿意看一些苦行、孤行的书。这比《大唐西域记》和《法显传》还有趣，因为他在中国的幅员上行走。文章，恐怕一时写不成了，不是绝对不能写，是不愿再沾这个边，想就坡下驴。”
1993年3月27日致徐光耀：“我说的有趣味的书，指的是让人开心的书。高雅的如《太平广记》、《阅微草堂》之类，通俗的如《杂纂》（李义山）、《笑林广记》之类。”“ 你可能看过这部书（《笑林广记》），虽然不登大雅，我以为是笑话书中的精品。其中当然有不少庸俗的内容，但我并不认为那是‘下流’，较之当前的黄色小说，艺术高超多了。可惜看不到新出的版本。过去乡下还有一种小石印本。”
1992年4月13日《野味读书》：“我一生买书的经验是：一、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二、青年店员不如老年店员；女店员不如男店员。”“读书与穷愁，总是有些相关的。书到难得时，也才对人有大用处。‘文革’以后，我除红宝书外，一无所有，向一位朋友的孩子，借了两册大学汉语课本，逐一抄录，用功甚勤。现在笔记本还在手下。计有：《论语》、《庄子》、《诗品》、《韩非子》、《扬子法言》、《汉书》、《文心雕龙》、《宋书》、《史通》等书的断片，以及一些著名文章的全文。自拥书城时，是不肯下这种功夫的。读书也是穷而后工的。”“ 我对野味的读书，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雷震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
一辈子的趣味，孙犁没有改变，改了的时候，也有不得已的时侯，但那已经是另一回事。最后岁月里在病榻间没有写文字的孙犁，情形和《谈爱书》里说1956年病中的孙犁相仿佛，结果也没法说，那是不能苛责的：“我的一生，虽说是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间也有间断。一九五六年秋末，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经过长期失眠，我的心神好像失落了，我觉得马上就要死，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我非常悲观，对什么也没有了兴趣，平日喜爱的书，再也无心去看。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医治时，一位大夫曾把他的唐诗宋词拿来，试图恢复我的爱好，我连动都没动。三个月后，我到小汤山疗养院。附近有一家新华书店，里面有一些书，是城里不好买的，我到那里买了一部《拍案惊奇》和一本《唐才子传》，这证明我的病，经过大自然的陶冶，已经好了许多。半年以后，我又转到青岛疗养，住在正阳关路十号。路两旁是一色的紫薇花树。每星期，有车进市里，我不买别的东西，专逛书店。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本，看完后还有心思包扎好，寄回家中。吹过海风，我的身体更进一步好转了。”
三、看淡：争个什么？
1993年3月15日致徐光耀：“近日身体有急遽下坡之势，前几天，本来写好给您的一封信，后因其中情绪不佳，就废置未寄。我愿意在心情好的时候，给您写信。”“当前，‘研讨’，‘庆祝’，已流为形式。”“‘花钱买名声’，尤其是‘花别人的钱，替自己造声势’，我极不愿意为，而耻为之。”“我们苦难一生，到了晚年，还争个什么？特别是和‘别人’争个什么？那会有什么用？”“多加保重，少生闲气，看点有趣味的书。”
1982年，孙犁在《芸斋琐谈》也曾说：“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
四、长乐：爱书之情，至死不渝
1983年9月8日晨雨 间写的《 谈读书》：“ 我现在喜欢读一些字大行稀，赏心悦目的历史古书，不喜欢看文字密密麻麻，情节复杂奇幻的爱情小说，但这却是不能强求于青年人的。反过来说，青年人喜欢看、乐意写的这样的小说，我也是宁可闲坐一会儿，不大喜欢去读的。”这心情，这情绪，够闲散的。
1983年9月19日夜记的《谈爱书》：“ 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其实也看不了许多，想当一个藏书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人。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我死以后，是打算把一些有用的书，捐献给国家的，虽然并没有什么珍本。”玩一把的孙犁，也就是“就只好爱爱书”的孙犁，身后还要捐献的孙犁，是值得好好玩味的。
1994年1月20致卫建民信：“我近来的工作是：每天站在书柜前，观察包扎旧书的报纸，如有的太脏太旧，则取出重新包之。换下的旧报纸，多为一九七四年，其上文字多为“批林批孔”，已成历史文献，偶尔读一些，啼笑皆非。当然，也翻翻所包的书。”“另外，铅印平装或精装，立着放久了，书顶即变黑，整治之法：用细砂纸打磨之，就干净多了。我近用此法，整修商务旧版书多种，颇为得意，也证明我爱书之情，至死不渝了。”这份感情，这种生活，对一个83岁的来说，已经有太多的意思包含其中，无须再说。
1993年2月21日致徐光耀信谈百花版《孙犁文集》：“（出版社）校对了三遍，我又亲自把续编三册校样，从大局看了一遍。所以最后结果，还算不错，书出来以后，我很满意，也很高兴。您也看出，还算校得认真。书据说卖得还不错，现已涨价到三百元，黑市且有售价四五百元者。不管怎样，出版社不赔钱就好，据说还有些盈余，再印些续编的普及本，已供应曾买第一版五卷本文集者。现在印书很难，我们希望不高，于生前能看到这么一部印本，也就心满意足了。过去，我们的作品，不是只能在墙报、油印石印的条件下发表吗？时到如今，也该知足长乐了。”
可以视作封笔妙品的文字是孙犁1993年11月1日写下的《题文集珍藏本》：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四日，我刚吃完早饭，走出独单，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社长还有一位女编辑，抱着一个纸盒子，从楼下走上来，他们把《孙犁文集》这一部书，放在我的书桌上，神情非常严肃，连那位平日好说好笑的女编辑，也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
这是一部印刷精美绝伦的书，装饰富丽堂皇的书。我非常兴奋，称赞出版社为我办了一件大事、一件实事。女编辑郑重地说：“你今天用了‘很好’、‘太满意了’这些你从来很少用的词儿。”
我告诉她：我走上战场，腰带上系着一个墨水瓶。我的作品，曾用白灰写在岩石上，用土纸抄写，贴在墙壁上；油印、石印和土法铅印，已经感到光荣和不易。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华贵的书。
有好几天，我站在书柜前，观看这一部书。
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
这是一部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也是一部血泪的书，忧伤的书。
争战中也含有血泪，呼唤中也含有忧伤，这并不奇怪，使人难过的是；后半部的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忧伤中已经听不见呼唤。
渐渐，我的兴奋过去了，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我甚至想到，那位女编辑抱书上楼的肃穆情景：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
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需要说的是这以后，孙犁又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曲终集》等作品。只是已然少了。
孙犁1992年1月9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宗》。内中推崇鲁迅先生，树鲁迅为一代文宗，说“鲁门，是真正的龙门”，说鲁迅“能做的，全都做到了”。徐懋庸写给鲁迅的信里的话，“人谁不爱先生？”是三十年代青年人的一种心声，假如把这句话移在这里来说孙犁先生，也该是合适的。
文／黄岳年
一、心志：散放余光，有所辉照
1991年8月21日晨记的《文集续编序》：“积习难改，别无所能。一息尚存，仍当有作，不敢有负于读者。”
1994年3月29日上午，《佩文斋画谱》书衣题云，“大难不死，平生多次，上天既不厌其生存，自当努力，散放余光，使之有所辉照。”这似乎可以算作晚年孙犁的心志了。以下两通信札文字可以为注：
翻看老人1993年9月13日致徐光耀的信，见有这样的记述：“我大病一场，幸得生存。”“今年春节，我的病急转直下，发展很快，发展很快，到五月二十四日晚，忽然休克。当时我一人在屋，非常危险。次日，被迫住院。先是看内科，又延误一些时日，后经专家会诊，方弄清楚是什么病症。”
1993年5月3日，致徐光耀的信云：“近一时期，我一直为疾病严重困扰，精神大差，已从石家庄把大女儿叫来照料我。”此后则真的如1995年1月30日上午写就的《曲终集》的后记所言“后来身体逐渐病弱，力已不能从心。”
《曲终集》后记又云：“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厌之。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
想起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规箴》中的故事了，“远公在庐山中,虽老,讲论不辍。弟子中或有惰者,远公曰;‘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执经登坐,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
好一个“甚苦”。晚年的孙犁先生也“甚苦”。但心和远公是相通的。志业的并垂，也是相通的，但大家寂境，克当者少。
复想起那个更为有名的故事了：“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于云尔。’”在孙犁先生的心灵深世界里，“舞文弄墨，指点江山”依旧是一息尚存的不了之情。薪火代代相传，精神先生不输于夫子。“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也是先生生命态度的又一回展现，以读书和写作为生命的老作家，岂能够轻易的放弃自己一辈子的追寻，要弃，那也得又是一部《山海经》，又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桃）林。” 或者是又一部《列子》，又一个历久弥新的故事：“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谓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
1991年8月4日上午，孙犁在《文虑》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近年来了客人，我总是先送他一本《风云初记》，然后再送他一本《芸斋小说》。我说‘请你看看，我的生活，全在这两本书里，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我的思想感情。可以看到我的兴衰、成败，及其因果。’”
那么，今日我们所读的孙犁书，该就是“弥广数千里焉”的邓林了吧？
二 、趣味：愿意看一些苦行、孤行的书
1993年10月12日，致徐光耀的信称：“我的身体，手术后已过百日，总的情况还算不错。基本上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每天弄弄书，也看不了多少。现在可看的书报很少，我正在看李屏锦送我的，一个日本和尚到唐朝取经的书——《入唐行纪》。我愿意看一些苦行、孤行的书。这比《大唐西域记》和《法显传》还有趣，因为他在中国的幅员上行走。文章，恐怕一时写不成了，不是绝对不能写，是不愿再沾这个边，想就坡下驴。”
1993年3月27日致徐光耀：“我说的有趣味的书，指的是让人开心的书。高雅的如《太平广记》、《阅微草堂》之类，通俗的如《杂纂》（李义山）、《笑林广记》之类。”“ 你可能看过这部书（《笑林广记》），虽然不登大雅，我以为是笑话书中的精品。其中当然有不少庸俗的内容，但我并不认为那是‘下流’，较之当前的黄色小说，艺术高超多了。可惜看不到新出的版本。过去乡下还有一种小石印本。”
1992年4月13日《野味读书》：“我一生买书的经验是：一、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二、青年店员不如老年店员；女店员不如男店员。”“读书与穷愁，总是有些相关的。书到难得时，也才对人有大用处。‘文革’以后，我除红宝书外，一无所有，向一位朋友的孩子，借了两册大学汉语课本，逐一抄录，用功甚勤。现在笔记本还在手下。计有：《论语》、《庄子》、《诗品》、《韩非子》、《扬子法言》、《汉书》、《文心雕龙》、《宋书》、《史通》等书的断片，以及一些著名文章的全文。自拥书城时，是不肯下这种功夫的。读书也是穷而后工的。”“ 我对野味的读书，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雷震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
一辈子的趣味，孙犁没有改变，改了的时候，也有不得已的时侯，但那已经是另一回事。最后岁月里在病榻间没有写文字的孙犁，情形和《谈爱书》里说1956年病中的孙犁相仿佛，结果也没法说，那是不能苛责的：“我的一生，虽说是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间也有间断。一九五六年秋末，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经过长期失眠，我的心神好像失落了，我觉得马上就要死，天地间突然暗了一色。我非常悲观，对什么也没有了兴趣，平日喜爱的书，再也无心去看。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医治时，一位大夫曾把他的唐诗宋词拿来，试图恢复我的爱好，我连动都没动。三个月后，我到小汤山疗养院。附近有一家新华书店，里面有一些书，是城里不好买的，我到那里买了一部《拍案惊奇》和一本《唐才子传》，这证明我的病，经过大自然的陶冶，已经好了许多。半年以后，我又转到青岛疗养，住在正阳关路十号。路两旁是一色的紫薇花树。每星期，有车进市里，我不买别的东西，专逛书店。我买了不少《丛书集成》的零本，看完后还有心思包扎好，寄回家中。吹过海风，我的身体更进一步好转了。”
三、看淡：争个什么？
1993年3月15日致徐光耀：“近日身体有急遽下坡之势，前几天，本来写好给您的一封信，后因其中情绪不佳，就废置未寄。我愿意在心情好的时候，给您写信。”“当前，‘研讨’，‘庆祝’，已流为形式。”“‘花钱买名声’，尤其是‘花别人的钱，替自己造声势’，我极不愿意为，而耻为之。”“我们苦难一生，到了晚年，还争个什么？特别是和‘别人’争个什么？那会有什么用？”“多加保重，少生闲气，看点有趣味的书。”
1982年，孙犁在《芸斋琐谈》也曾说：“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
四、长乐：爱书之情，至死不渝
1983年9月8日晨雨 间写的《 谈读书》：“ 我现在喜欢读一些字大行稀，赏心悦目的历史古书，不喜欢看文字密密麻麻，情节复杂奇幻的爱情小说，但这却是不能强求于青年人的。反过来说，青年人喜欢看、乐意写的这样的小说，我也是宁可闲坐一会儿，不大喜欢去读的。”这心情，这情绪，够闲散的。
1983年9月19日夜记的《谈爱书》：“ 我的生平，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对于衣食器用，你都看见了，我一向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的。但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其实也看不了许多，想当一个藏书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我是聚浮财，有人说我是玩书。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书又将如何呢？这就很难说清楚了。黄丕烈、陆心源都是藏书家，也可以说都是玩书的人。不过人家钱多，玩得大方一些，我钱少，玩得小气一些。人无他好，又无他能，有些余力，就只好爱爱书吧。我死以后，是打算把一些有用的书，捐献给国家的，虽然并没有什么珍本。”玩一把的孙犁，也就是“就只好爱爱书”的孙犁，身后还要捐献的孙犁，是值得好好玩味的。
1994年1月20致卫建民信：“我近来的工作是：每天站在书柜前，观察包扎旧书的报纸，如有的太脏太旧，则取出重新包之。换下的旧报纸，多为一九七四年，其上文字多为“批林批孔”，已成历史文献，偶尔读一些，啼笑皆非。当然，也翻翻所包的书。”“另外，铅印平装或精装，立着放久了，书顶即变黑，整治之法：用细砂纸打磨之，就干净多了。我近用此法，整修商务旧版书多种，颇为得意，也证明我爱书之情，至死不渝了。”这份感情，这种生活，对一个83岁的来说，已经有太多的意思包含其中，无须再说。
1993年2月21日致徐光耀信谈百花版《孙犁文集》：“（出版社）校对了三遍，我又亲自把续编三册校样，从大局看了一遍。所以最后结果，还算不错，书出来以后，我很满意，也很高兴。您也看出，还算校得认真。书据说卖得还不错，现已涨价到三百元，黑市且有售价四五百元者。不管怎样，出版社不赔钱就好，据说还有些盈余，再印些续编的普及本，已供应曾买第一版五卷本文集者。现在印书很难，我们希望不高，于生前能看到这么一部印本，也就心满意足了。过去，我们的作品，不是只能在墙报、油印石印的条件下发表吗？时到如今，也该知足长乐了。”
可以视作封笔妙品的文字是孙犁1993年11月1日写下的《题文集珍藏本》：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四日，我刚吃完早饭，走出独单，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社长还有一位女编辑，抱着一个纸盒子，从楼下走上来，他们把《孙犁文集》这一部书，放在我的书桌上，神情非常严肃，连那位平日好说好笑的女编辑，也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
这是一部印刷精美绝伦的书，装饰富丽堂皇的书。我非常兴奋，称赞出版社为我办了一件大事、一件实事。女编辑郑重地说：“你今天用了‘很好’、‘太满意了’这些你从来很少用的词儿。”
我告诉她：我走上战场，腰带上系着一个墨水瓶。我的作品，曾用白灰写在岩石上，用土纸抄写，贴在墙壁上；油印、石印和土法铅印，已经感到光荣和不易。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华贵的书。
有好几天，我站在书柜前，观看这一部书。
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
这是一部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也是一部血泪的书，忧伤的书。
争战中也含有血泪，呼唤中也含有忧伤，这并不奇怪，使人难过的是；后半部的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忧伤中已经听不见呼唤。
渐渐，我的兴奋过去了，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我甚至想到，那位女编辑抱书上楼的肃穆情景：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
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需要说的是这以后，孙犁又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曲终集》等作品。只是已然少了。
孙犁1992年1月9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宗》。内中推崇鲁迅先生，树鲁迅为一代文宗，说“鲁门，是真正的龙门”，说鲁迅“能做的，全都做到了”。徐懋庸写给鲁迅的信里的话，“人谁不爱先生？”是三十年代青年人的一种心声，假如把这句话移在这里来说孙犁先生，也该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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