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式营销的八个模式:列宁视野中的民族文化

列宁视野中的民族文化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4-0005-06

在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中，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化始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且不说拒斥“文化全球化”的观点持有鲜明的立场，就是认可“文化全球化”讨论的观点也是歧异纷呈。有论者认为，伴随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也将超越各个国家、民族的界限而形成全球性的文化；另有论者认为，文化全球化只是反映了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的趋势，它不可能最终超越以至取代民族文化；还有论者认为，文化越是走向世界，越需要彰显民族性，越需要突出民族主义。不同意见的讨论主要涉及如何看待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而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程度不同地牵涉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尤其是列宁有关民族文化的思想。那么，列宁在当时的条件下究竟是如何看待民族文化问题的？其观点和立场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文化发展有何意义？本文试图对此做一粗浅探索。

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民族问题时，特别关注民族文化。在1913~1914年期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治权》、《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等著作和文章中，曾用大量篇幅专门研究了民族文化及其世界性影响问题，从而表明了对民族文化的基本看法。

列宁所讲的“民族文化”，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民族文化既有相近之处，但又有重大区别。与时下的一般理解不同，列宁基本上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来讲“民族文化”的。由于当时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总是高喊“民族文化”的口号，施以狭隘民族主义的勾当，因而列宁对此深恶痛绝。在列宁看来，“民族文化”的口号之所以不能接受，主要是由如下原因造成的：其一，“民族文化”具有复杂性的构成。“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1］ 因此，不能笼统地讲“民族文化”；或者说，笼统的“民族文化”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其二，“民族文化”执行的是传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任务。在当时的条件下，“民族文化”并非真正是民族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如高喊“民族文化”这一口号的崩得分子，“实际上充当了向工人传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2］ 所以，“民族文化”这一口号的含义，不取决于它的字面解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同世界各国各阶级的客观相互关系”。“民族文化”就是用来“麻醉、愚弄和分化工人，使工人听任资产阶级摆布，——这就是当代的基本事实。”［3］ 列宁以俄罗斯为例诘问道：“大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能采纳大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吗？不能。这样的人应当请他到民族主义者那儿去，而不应让他呆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4］

　　正因为“民族文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所以列宁倡导“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工人民主派的口号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5］所谓“共同的文化”，并不是超越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而是建立在各个国家、民族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某些文化观念，即文化共识、文化认同，它是世界工人运动整体的思想反映和文化表现。正是借助于这样的文化，各个国家、民族的工人运动才能有效地联合起来，才能引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总的说来，“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常常是黑帮－教权派的）骗局。我们的口号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6］

强调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是否意味着排斥乃至否定民族的文化？并非如此。对于这一点，列宁也有明确意识：“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7］ 这就是说，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只是要把各民族的文化中有利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精华加以综合和融合，以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而绝不是要否定和取代各民族的文化。实际上，文化再共同，也不可能抹煞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一个民族的文化作为该民族的根，是不可能伴随全球化的出现而消失的。世界性联系的扩展和加强，只是改变着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式，而不可能取消这些文化本身。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彼此排斥、绝对对立的。

为了正确认识“民族文化”，有必要深入理解和把握列宁所重点提到的与民族文化直接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是同化。按照通常的理解，同化是一个民族失去原有的民族特点而蜕变为另一个民族。按其性质来分，同化有强制性同化和自然性同化。虽然同化的现象在人类文明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问题并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则是在世界历史形成后才出现的，尤其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更为凸显。伴随全球化的推进，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一方面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传播，另一方面因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民族文化被同化的现象也日益明显，以致全球化与文化同化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如何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避免文化的同化，自然成为全球化研究中的一大课题。

列宁在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中，特别谈到“同化”问题。不过，列宁对“同化”的理解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并不一样。他不是从否定的意义上而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来谈论同化的。为何如此？这与当时谈论问题的对象及其所指密切相关。

在《北方真理报》第29号上，列宁曾著文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在民族文化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文章发表后，崩得分子李普曼则把这种将本国的各民族工人必须有组织地统一起来和打成一片的要求叫做“同化的陈词滥调”。在李普曼及其同道者看来，强调各民族及其文化的统一和联合，实际上就是主张各民族文化的同化，而这样的同化发展下去是十分有害的。列宁对此给予了有力反驳，认为同化是一种历史进步，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谁没有陷进民族主义偏见，谁就不会不把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过程看做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看做是对各个偏僻角落的民族保守状态的破坏，对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8］同化之所以是一种进步和文明，就在于它克服了各种民族文化的局限，而用新的思想观念和理想追求将各个民族的文化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这样的“同化”无疑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因而“在世界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犹太优秀人物，其中出现过全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先进领袖，他们从未高喊过反对同化。只有那些肃然起敬地注视犹太人‘后背’的人才高喊反对同化。”［9］ 列宁以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为例，说明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两个民族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增强，这会大大有助于这些民族的进步以及两大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资本主义把大俄罗斯或乌克兰愚蠢、保守、死守在穷乡僻壤的不开化的庄稼汉变为流动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的生活条件既打破了大俄罗斯特有的民族狭隘性，也打破了乌克兰特有的民族狭隘性。假定说，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以后要划国界，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俄罗斯工人和乌克兰工人‘同化’的历史进步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这和美国的民族界限的磨掉有其进步性一样。”［10］ 事实上，对工人运动而言，加强这样的同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削弱目前存在的乌克兰无产阶级同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的联系和联盟，那就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11］ 不光一国范围内是如此，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

“同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而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认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大趋势，即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各民族间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主导地位，第二种趋势在资本主义成熟时期占主导地位。正因为各民族交往日益密切，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逐渐形成，因而才有“共同的文化”的出现，即“同化”的出现。因此，同化并不是一种主观愿望，而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一种必然现象。

赞成同化与坚持国际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密切合作，没有“共同的文化”的形成，社会主义是很难实现的。而且，没有这样的合作和联系，一个民族也是很难真正实现解放和自由的。比如，只有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无产者统一行动，才可能有自由的乌克兰，没有这种统一行动，就根本无从谈及乌克兰的自由。所以，“大骂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同化’，这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市侩而已”，是“想使历史的车轮倒转”。［12］

应当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列宁关于“同化”的思想，关键是要对“同化”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列宁确实主张文化的“同化”，但他所讲的同化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模式化、同质化，并不是要用某种文化来代替其他文化，以致取消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列宁只是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合作以及相互吸收、融合的意义上来讲的，而绝不是从模式化、同质化的角度来看待民族文化的。反对强权文化，反对文化殖民，正是列宁的鲜明立场。这种立场同其民族平等的主张也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对其“同化”的观点，不能做望文生义的理解。

在这方面，应当注意列宁对各民族文化的具体分析。在列宁看来，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性质的文化。如在俄国，“一种是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但是还有一种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同德国、法国、英国和犹太人等等一样，也有这样两种文化。“如果说多数乌克兰工人处于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下，那么我们就确凿地知道了，除了大俄罗斯神父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外，还有大俄罗斯的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在产生影响。”因此，列宁强调指出：乌克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前一种文化做斗争时，必须要与后一种文化区别开来，并且要告诫工人：“必须用全力抓住、利用、巩固一切机会，同大俄罗斯的觉悟工人相交往，阅读他们的书刊，了解他们的思想，乌克兰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和大俄罗斯的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都要求这样做。”［13］这里讲得很明确，就是为了实现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应当提倡各个民族通过积极交往、阅读书刊、了解思想，努力吸取对方的先进文化因素，以改造和完善本民族自己的文化，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共同的文化”。这就是列宁所讲的“同化”的要义。因此，不加区分地采纳和推行某种民族文化，并不是列宁的同化主张。

二是语言特权。语言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是一定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任何民族文化总是通过特定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因而语言与民族文化常常纠缠在一起。谈及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涉及民族语言。特别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语言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一大热点。语言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原因在于全球化进程中语言霸权的产生：某些发达国家借助于经济霸权强行地推行语言霸权，又借助语言霸权强行地推行文化霸权。这样，霸权与反霸权的较量便成为文化领域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列宁虽然所处的不是今天这样的背景，但面对的问题则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用反对语言特权来表达今天的反对语言霸权。

列宁关于语言特权的看法是在1913年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阐发的。当时俄国发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之一《俄罗斯言论报》表示反对人为的俄罗斯化，即反对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并且做了一个具有公正性的结论：在俄国，俄语之所以受到敌视，不是由于俄语自身引起的，而完全是由于人为地或强制地推广俄语引起的。但是，该报很快又打了自己的嘴巴，认为“就是反对俄罗斯化的人里面也未必会有人反对像俄国这样大的国家应当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只能是俄语。”［14］ 可以看出，自由派报纸是从承认事实开始，以保留语言特权结束。对于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的这种态度，列宁深表不满，非常形象而辛辣地指出：“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也像对待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活像一个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给民主派，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分子高喊：我们反对特权；但在背后却向农奴主时而要求这种特权，时而要求那种特权。”［15］其实，在对待语言问题上，不光俄国的自由派是如此，“一切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是这样的，不仅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是这样，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格鲁吉亚的以及一切其他的民族主义也是这样。”［16］ 它们均借口高扬“民族文化”，来保持和维护某种语言特权。

　　为什么一切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一定要保留一种语言的特权呢？说到底，这是由其阶级利益决定的。资产阶级总是力图通过维护某种语言的特权用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资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农奴主的）趋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号做掩护的，一切民族的资产者都在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着肮脏的勾当。

　　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相反，列宁坚决反对语言特权，主张语言平等。“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平等。”［17］因为没有语言平等，也就没有正常对话、交流的可能；剥夺了某种语言的权利，也就等于否定和取消了某种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只要真正坚持民族平等，就必须坚持语言平等。尤其是对世界工人运动来说，坚持这样的平等更为重要。因为世界工人运动的联合和统一必须在语言上取消特权，“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18］

　　既然不能允许语言特权的存在，那么，在世界交往日益密切的情况下，究竟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怎样使用语言才更有利于交流和社会发展呢？列宁认为，这一问题并不难解决。就斯拉夫的情况来看，如果取消一切特权，如果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很快而且更容易地学会相互了解，就不用担心在全国议会里和其他正式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言这一“可怕的”主张。语言的使用和确立不是纯粹人为的，而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从根本上说，语言的使用和确立是由长期经济交往的需要而稳定下来的。“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越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19］ 这就是说，世界交往中语言的使用和确立并不是靠权力推行的，而是由经济交往的客观需要自然形成的，而且是各民族自觉自愿接受的，不能将语言问题完全政治化。

　　三是民族文化自治。民族文化自治是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鲍威尔和卡·伦纳首先提出来的，用以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和崩得分子也都提出过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所谓“民族文化自治”，就是强调文化以及其他社会事务应由民族管理，而不应交由国家管理，民族具有绝对权力。对于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和要求，列宁始终持反对态度。列宁认为，“民族文化自治”纲领主要的缺陷，就在于它竭力维护和实现最彻底的民族主义，其核心是将一切民族相隔离，制造分裂。“在某种‘公正’划定的范围内巩固民族主义，‘确立’民族主义，借助于专门的国家机关牢固而长期地隔离一切民族，——这就是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基础和内容。”［20］ 这样的民族文化自治，显然不利于增进各民族的联系，也不利于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

　　列宁以学校教育为例，说明这一纲领的荒谬性。崩得分子主张教育部门应从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分出来，完全交由各个民族自己管理，这就是要实行学校教育的民族自治。列宁认为，把教育部门从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中分出来，这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要学校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把学校教育这一类事业分出来只能会保持、加剧、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使教育这一类事业‘不受国家管理’交给各个民族管理，恰恰是企图把社会生活的可以说是最高的意识形态领域同使各民族打成一片的经济分开，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中，对‘纯粹’民族文化的存在或教权主义和沙文主义在民族中的培植都是极为有利的。”［21］ 因此，在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把民族文化自治纳入自己的纲领。当然，在自治问题上，应当注意民族文化自治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区分。对于前者，列宁是反对的；对于后者，则是肯定的。

　　与对民族文化自治的看法直接相关，列宁对于现代社会的国家构成也是持基本相同的观点。面对多民族存在的状况，列宁明确主张应建立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觉悟的无产阶级始终反对中世纪的部落制度，欢迎各个大地域在经济上尽可能达到紧密的团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和广泛地开展起来。建立这样的集中统一，不光是斗争的需要，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力广泛而迅速的发展，要求有广阔的、联合和统一成为国家的地域，只有在这样的地域里，资产者阶级，还有和它必然同时存在的死对头无产者阶级，才能各自团结起来，消灭一切古老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的隔阂。”［22］事实正是这样，资本主义的确立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集中和统一。一方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是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环节。没有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没有封建割据的结束和现代社会条件的创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依靠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离开这样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土壤和基础。因此，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自始至终是和国家的统一和“世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列宁认为，“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23］这一思想同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列宁反对分权制的主张。“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24］但是，列宁所强调的集中制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官僚主义的集中制。这种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而且要求实行这种自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25］

　　四是民族自豪感。民族文化往往是通过民族心理、民族情感体现出来的。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心理、情感的作用日渐突出，以致强烈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心理、情感，无疑成为合理引导民族文化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列宁正是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来思考这一问题的，其主要思想集中反映在1914年所写的《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

　　列宁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尊、自爱和自豪，否则这一民族就很难维系并正常发展延续。就俄国的无产者来说也不例外。“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根本没有民族自豪感呢? 当然不是!我们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正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祖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的觉悟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程度。”［26］ 在这里，爱阶级与爱祖国是一致的。爱祖国，就要推翻阶级压迫，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

　　民族自豪感是同对民族命运的深刻关切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的忧患意识越强，对民族的爱就越深，民族自豪感也就越高涨。列宁举例说，曾经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前就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27］ 俄罗斯许多人是不喜欢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话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真正的爱，这种爱使他因大俄罗斯民众缺乏革命精神而忧心忡忡。当时，这种革命精神确实还没有。现在，这种革命精神也还不多，但毕竟是有了。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28］

　　增强民族自豪感同维护霸权、维护反动统治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借口“保卫祖国”来加强扩张势力，维护沙皇统治地位，绝不是增强民族自豪感的真正含义。因此，列宁认为，不能在“民族自豪感”的煽动下，再去奴隶般地屈从于沙皇政权的驱使。“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过去地主贵族为了扼杀匈牙利、波兰、波斯和中国的自由，经常驱使农夫去打仗）和自己奴隶般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些地主在资本家协助下又驱使我们去打仗，去扼杀波兰和乌克兰，镇压波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29］ 既然不能盲目地、奴隶般地树立这样的民族自豪感，那就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角色加以深刻的反省，自觉确立正确的民族意识。诚如列宁所说：“谁都不会因为生下来是奴隶而有罪；但是，如果一个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反而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进行辩护和粉饰（例如，把扼杀波兰和乌克兰等等叫做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他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唾弃的下贱奴才了。”［30］

要树立正确的民族自豪感，列宁认为有两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确立民族自豪感的原则，即平等的人道原则。民族自豪感总是在民族与民族之间体现出来的，而这样的自豪感绝不能有悖于平等的准则。破坏平等的自豪，绝不是正常的自豪，毋宁说是粗暴、野蛮。所以，列宁热切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来对待邻国。“正因为我们抱有这样的希望，所以我们说：20世纪在欧洲（即使是在欧洲的最东部）‘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我们祖国的这些最可恶的敌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只能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战争中遭到失败。”［31］二是确立民族自豪感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说到底就是某种民族意识和行为究竟对谁有利的问题，或者说，究竟是以实现什么样的利益为旨归。为此，列宁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无产者必须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以最坚决的态度去捍卫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是奴才心目中的那种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马克思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英国住了几十年，已经成了半个英国人，但是，为了英国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他仍然要求保障爱尔兰的自由和民族独立。”［32］ 列宁在这里讲得很明白，不能离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来抽象地谈论民族自豪感，狭隘的民族自豪感是不可取的。

　　列宁上述有关民族文化的具体思想虽然是在当时背景下、针对特定问题而阐发的，但其所显示的价值与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关系问题也是重大而深远的。要合理地推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在这些问题上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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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36页；第339页；第337页；第338页；第334页；第335页；第337页；第342页；第341~342页；第343~344页；第342页；第341页；第345页；第332页；第333页；第333~334页；第337页；第334页；第333页；第348页；第349页；第358页；第358页；第358页；第359页；第450页；第450页；第450页；第451页；第451页；第451页；第453页。
（责任编辑贾红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