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芙兰几月份打折:中国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

时间：2010年05月25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张海明
如果从1927年陈钟凡出版国人编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算起，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古典文论迄今已走过80余年。从先前附录于集部之末的“诗文评”到学科草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再到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古典诗学”，在这些称谓变化的背后，我们可以感觉到中国古典文论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日益增加的分量，可以感觉到学界对其日益浓厚的兴趣。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古典文论在当代的价值、意义或作用这类话题也屡屡被人提起，且与一定时期的学术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古典文论或者说中国文学批评更多地被定位于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其研究目的在于印证文学史；那么到了50年代以后，人们更倾向于从当代文论建设的立场来重新认识、评估中国古典文论，将其视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的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50年代还是80年代，讨论中国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往往意味着此前文论的过度西化倾向以及对传统的重新审视，意味着对中国古典文论价值的发掘被作为一种防御性或纠偏性策略。
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随着“国学热”的出现，中国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作用等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本文就将对古典文论在国学研究、当前文艺理论建设和文艺评论工作中的作用，从这三个方面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加以论述。
古典文论和国学
按照通行的说法，国学是一个相对于西学的概念，指中国本土固有之学术。早期的国学倡导者主要侧重传统的经史诸子之学，如章太炎认为国学内容包括诸子、文史、制度、内典、宋明理学、中国历史六个方面，其代表作《国故论衡》三卷，分论小学、文学、诸子。这可以说代表了上世纪初人们对国学的认识。20年代初，梁启超、胡适应《清华周刊》之邀，分别开列出国学“最低限度”必读书目各190种，涵盖了思想史、文学史、社会史以及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诸多方面，且不以古人著述为限。
梁、胡二人所开书目虽然繁多，但古典文论书目几乎阙如，只有梁启超在190种必读书目的“随意涉览书类”中列入《文心雕龙》《苕溪渔隐丛话》《词苑丛谈》《剧说》数种，并不将其视为国学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也有其客观原因。一方面，如前所述，古典文论在传统的图书分类中只是以“诗文评”的名目附录于集部，因此在列出的各家文集中实已包含了古典文论的成分；另一方面，诸子、史传中同样也体现了古人的文学思想，只是混杂在有关哲学、伦理、史学的论述中，未能独立出来而已。而从主观方面来说，中国古典文论学科意识尚未形成，更是导致上述状况的重要缘由。以是之故，尽管在梁、胡之后，仍有不少学人继续开出国学书目，编辑出版国学丛书，但古典文论方面的典籍同样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即使到了90年代初国学复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由著名学者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时，仍是沿袭传统的理念，只不过加入了自然科学的内容。在第一批20本书目中，我们甚至看不到文学的影子。
不过，随着国学内涵的具体化，中国古典文论终于被明确纳入国学的范畴。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其约稿范围涵盖了文学史、文字学、文献学、社会史、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等共27个门类，“古典文论”为其中之一。此后，中国古典文论典籍开始进入国学丛书。如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的《国学入门丛书》12种中收入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推出《国学备览》电子版，共81部古籍，其中属于古典文论有5部（《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六一诗话》《人间词话》）。
尽管所占比重并不算大，但是应该看到，古典文论在整个国学体系中的确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主要表现在：首先，从实际的情况看，中国古典文论并不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而是跨越了经史子集，也就是说，在传统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中都有古典文论的因子。譬如经学中的《周易》学、《诗经》学，史学中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诸子学中的《论语》《孟子》《庄子》等，都包含了不少古典文论的内容。集部就更不用说了。其次，从知识构成系统看，古典文论正处在一个中间环节——它是古人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古人哲学、美学思想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具体显现。此外，我们还可以说，古典文论一头连着传统的思想文化，另一头连着文学以外的其他古典艺术，尤其是音乐、绘画、戏曲。由此说来，古典文论的这种特殊性一方面使得它在国学体系中常常被边缘化，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跨界性，古典文论又为普通人了解国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古典文论入手，向上可以深入体悟古典美学、哲学，向下可以具体赏析古典诗词文赋，更可以左右拓展，旁及传统文化和古典艺术。
古典文论和当代文论建设
首先应该承认，中国古典文论与现当代文论的确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这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多地接受了外来文学，而且主要是西方文学和俄苏文学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更偏重在叙事类文学方面，从而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抒情文学。相应地，现当代文学理论也更多叙事类文学理论的内容；再加上现代学术思维模式、学术规范的影响，遂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有了较大的差异。
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典文论与现当代文论因此便如冰炭之不能相容。事实上，虽然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发生了某种断裂，但传统的影响并非就此断然消失，仍在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起着或隐或显的作用。譬如说，在京派文人如周作人、沈从文、许地山、汪曾祺等人的创作中，我们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传统影响的存在。创作如此，理论自然不能例外。如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对传统“诗言志”理论的阐释，钱钟书的《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都是现代学人研究古典文论的典范之作，也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古典文论在现代中国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既然现实的文学创作仍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我们的文学理论又怎能割舍传统呢？所以，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化屡屡成为当代文论建设的普遍要求，实在是顺理成章的。
而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来看，在承认古典文论和现当代文论分属不同话语系统这个前提下，我们仍可以发现二者存在某些相通相似之处。钱钟书当年写作《谈艺录》时就表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故其《谈艺录》之作，“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在其《中国诗学》中将中西文论比作两个部分相交的圆，也认为产生于两种不同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不乏相通。中国古典文论和现当代文论的关系其实也是如此，既有相异之处，也有相通之处。例如儒家文论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道家文论对文学审美直觉的重视，以及禅宗文论镜花水月之喻，以为诗文之妙不在文字，不离文字，都能在现当代文论中得到应和。尽管有着不同的文学乃至文化背景，但文学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文化活动，则无论是中西之间还是古今之间，必然存在某些共同的“文心”，或者说某些共同共通的规律，这就决定了在当代文论建设过程中，中国古典文论必然会被视作重要的传统思想资源。
当然不是说整个古典文论都会进入当代文论。以今人的眼光看，中国古典文论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部分，即纯粹属于历史的部分和仍存活于当代的部分，前者仅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对象，后者则有望成为当代文论的重要内容。比如说一些经典命题，“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诗无达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等等，由于道出了某种具有共通性的规律而得以和现代文论互为印证。又比如说若干重要范畴，如感兴、韵味、境界等，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且影响到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同样也会进入到当代文论。王国维的名言：“词以有境界为最上”，虽是论词，亦可移以论小说、论戏剧，甚至论电影。再比如说，中国古典文论整体把握对象的思维方式，由具体作家作品评论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实践性品格，对于偏重概念界定和逻辑推演的当代文论，未必不是一种有益的互补。
古典文论和当代文学评论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文人很少会选择作一个职业的批评家或理论家，文学批评或理论撰述往往是他们创作之余的副产品。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家往往本人就是诗人、作家或艺术家，身兼创作、批评二任。这种特殊身份不仅决定了他们关注的对象，而且决定了其著述的文本形式和语言。
与西方文论家热衷于探求文学的本质、构筑自己的文论体系不同，中国古典文论家的兴趣更在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即使像《文心雕龙》那样被誉为“体大思精”的著述，也辟出近半的篇幅来讨论文体问题，而在刘勰的文体论中，又包含了大量的文学史内容，包含了大量的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除文体论外，《文心雕龙》的创作论、风格论、写作技巧论、鉴赏批评论等部分，也都是建立在大量作家作品评论基础上的。至于古典文论中大量存在的诗话、序跋、札记、书信，更是极少抽象的论述，而主要是批评者本人随感式的见解。这些见解尽管不以系统性、思辨性见长，但由于作者本身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对所评对象有真切的体悟，故每多会心之语、独到之见。如苏轼评陶渊明的诗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刘熙载用《庄子·逍遥游》中“怒而飞”三字形容庄子汪洋恣肆的文风，王国维《人间词话》称“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都可说是言简意精，切中肯綮，能收以少胜多之效。
古典文论的语言也极具特色，尤其是擅用形象的比喻和诗意的描述。我们姑且不说像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那种以诗论诗的独特形式，就是一般的评论也往往出以象喻。如钟嵘《诗品》引汤惠休语，谓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诗如“错彩镂金”，十分形象地概括出谢、颜二人诗风的差异。甚至理论性阐述也常常出以形象，如刘勰《文心雕龙》论情、采之关系：“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样一种表述形式不仅以其生动形象避免了纯粹理论性阐释的枯燥感，而且富于启发性和诱导性，给读者以想象发挥的余地，使读者自己去联想、思考，进而获得鉴赏批评的实际能力。
由此反观当代文学评论，不能不说存在很大的缺憾。很多评论文章缺乏对作品内涵或艺术创造方面的真切感受，而只是借助于某种现成的理论模式去肢解作品，观点既了无新意，语言又枯燥乏味。应该说，在当代文学评论文章的写作方面，古典文论的上述特征确实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其实在现代文学评论中，此种弊病尚不明显，不少前辈学人如钱钟书、李健吾、闻一多的学术评论文章都写得极有个性。象喻的手法也仍有延续，如缪钺论唐宋诗之别：“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可以说不让古人。而所以如此，恐怕与这些前辈学人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本文开头曾说，随“国学热”而来的对古典文论的关注，恐怕主要还是所谓圈内人的事，不会像“国学热”、“文化热”那样吸引大众的目光。这当是实情，无须讳言。不过“国学热”本身对于更好地认识古典文论的价值却不无益处，作为传统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文论价值的重估实与国学的普及程度密切相关，而且古典文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进入到当代文论，也与传统文化在今日的地位、影响密切相关。可想而知，如果传统文化的影响能够深入到当下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能够有更多传统的因子，那么我们重提古典文论的当代价值就不再是一种防御性或纠偏性策略，而是基于对民族文化自信的重振举措。在此意义上说，古典文论价值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借鉴，也就不仅仅是文论研究者的事了。
（编辑：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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