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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脚印

疾风劲草

从评《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一场更加猛烈的政治风暴即将袭来。1965年接替杨尚昆主管中央办公厅的那位主任，先是吊销了张闻天的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内部电话机)，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

文革的邪火很快烧到了张闻天的身上。1966年8月9日，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首次揪斗张闻天，从此张闻天开始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岁月。

当时，张闻天已经66岁了，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血压高过200，心绞痛不时发作，加上前列腺肥大、白内障等等，他已是个疾病缠身的老人了。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风雨冰雪，只要造反派一声令下，他就得揣着月票，手提着装着交代、检讨材料的书包，去挤公共汽车。在如潮的人海中，他要倒换两次车，才能赶到经济研究所。而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批斗、审问，是戴高帽子、挂黑牌，是喷气式，是示众、游街......

张闻天每次去挨批斗，临行前，刘英一定不忘在他的衣袋里放好钱和粮票，反反复复叮嘱：中午回不来，一定要吃得好一些......

张闻天每次去挨批斗，刘英都要深情地看上他一眼，千种叮嘱，万种深情，都凝聚在这一瞥之中。刘英目送张闻天远去，默默地期待着他能平安地回来。

张闻天每次去挨批斗，到天黑时，刘英总是依门远眺。她担心张闻天挤车时被人挤伤摔伤，更担心造反派对他下毒手。直到漆黑的夜色中，一个黝黑的人影颤颤巍巍向她走来时，她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刘英说：我无法平复我那惊悸的心。在这场疯狂的、失落了人性的日革命日中，死神确曾几次走到了闻天的身边......张闻天在经济研究所第一次挨斗就遇到危险，回到家里，衣服扣子已全部掉光。他告诉刘英，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批斗大会开始不久，他就被推上台，挂了牌子，戴了高帽子，后来又有不少人被点上台来，挤在一起，热得不堪，一挤一轧，高帽子扣到额下，又闷又热。他觉得胸闷，觉得头眩，觉得天旋地转......终于什么也不觉得了。他被拖到后台，似乎听到远处有一个女人在恶声恶气地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慢慢苏醒过来，原来女人就在面前，是经济研究所的一个造反派。又有一次，是北航批斗彭德怀，把张闻天拉去陪斗。总理嘱咐：一不能弯腰，二不能打人，三不能污辱。但造反派全然不管，在他们怂恿下，打得更凶。竞在斗争会出口处组织打手排列成队，每人向彭、张等人击一巴掌，张闻天被打得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晕了过去。要不是两个军人把他拖上示众的汽车，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二次，已经熬过了一天的折磨，他蹒跚着走近家门了，竞因心力不济，昏厥在地......

就是在这样受难的时刻，他还总是想着别人，顾着别人。有一次，造反派半夜把张闻天抓到外交部，一大早就揪着游斗，几个人扯着他跑上跑下，就这样折磨着他把外交部大小办公室、宿舍楼几乎游斗遍了。下午再开会斗争，他受尽摧残。大会开到5点结束，又将张闻天他们押在一问房里，审问张闻天，硬逼他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张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造反派从他的口中捞不到反陈毅的材料，又痛骂他死顽固。那次刘英也是半夜就被揪去，早晨在食堂喝稀粥的时候，张闻天见刘英一动不动，就悄悄对她说：快喝点，不然要顶不住的。刘英说：幸亏听了他的提醒，要不然我空着肚子被拉去楼上楼下游斗折磨，大会陪斗，如何受得了?那天挨斗回来以后，张闻天抚摸着刘英的手，问道：顶得住吗?刘英宽慰他：你看，这不是顶住了吗?他端详了一会，看刘英的神色还可以，就说：你顶住了，太好啦，批斗的时候我老是想着你，但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体吃不消啊。刘英听他这么说，不由得眼圈都红了。

张闻天无数次地被批斗、被审问。他的一本文革记事本上记载，1967年一年里，他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者在记录上签字，或写出材料，累计达到219起。不论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沉着镇静，谨慎负责，认真回忆往事，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涉及党内同志历史情况，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总是据实回答，决不乱说，有时还同造反派辩驳起来。当有人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大发雷霆时，他总是慢吞吞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为了这种顽固，他不知招来多少拳脚。为了保护同志，他甘愿承受一切，从不抱怨。在张闻天身处逆境的日子里，亲朋好友大多已断绝来往，张闻天和刘英已习惯于过着风雨同舟、互相慰藉、互相鼓励的凄凉日子。然而，人毕竟是有感情的。1966年底，正当张闻。

在经济研究所挨批斗不久，从上海来了两位外甥。对当时的情景，两位外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是1966年底，我们借革命大串联的名义去北京。去之前我们就已经从大字报上得知闻天舅舅正在挨批斗。因此，到北京之后就思忖着：要不要去看望舅舅和舅妈呢?会不会给两位老人家添什么麻烦呢?我们俩人带着沉重的心情在景山后街甲一号(舅舅当时的住所)附近徘徊了很久。我们想，在这个时候去看望他们，也许会给两位老人带来点安慰。我们终于敲响了舅舅家的大门。开门的是舅妈刘英。她看到是我们，脸上日露出了高兴的神色......舅妈热情地让我们进屋。当我们见到舅舅的时候，发现他虽然比以前消瘦了些，但是神态仍然是那样坚定、乐观...两位外甥坐下后，环视四周，没有发现多大变化。书桌上放着《毛泽东选集》，抽屉半开着，玻璃台板上还放着一张刚写好的读书卡片。这使两位外甥感到十分惊奇：在这种身遭百般摧残的时刻，舅舅还有心思潜心读书、写作。他们俩人也是搞科研工作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不再问津书本，免得被套上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罪名，而舅舅却......张闻天见他们默默不语，就关切地询问外甥的近况。当外甥们把复旦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广大知识分子挨整受批的遭遇告诉他之后，他坚定地说：我们党还是需要知识分子的!他还一再叮嘱俩人，在当时这样的时刻千万不要出头。张闻天还应外甥的请求，在庭院里跟他们合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现已成为珍贵的史料，收入了画册《张闻天》。

由于外边的形势很紧，张闻天怕牵连外甥，请他们吃了一顿午饭，就催促他们早走，所以虽有千言万语，他们也只得告辞出门了。两位外甥在回忆那次会晤时写道：这次我们同舅舅虽然会面时间很短，但他在狂风骤起的时刻，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态，爱护后辈的心怀，给我们兄弟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那次会面后，外甥和舅舅从此断绝了音讯，直到1974年7月底。

遣送肇庆

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从单人囚室里放了出来，这已是在监护一年半之后。这时的张闻天，头发、胡子又长又乱，脸色苍白，全身浮肿，人都走形了。

接着，中央办公厅来通知，限令3天坐飞机离开北京，遣送肇庆，武装监护，并且命令张闻天停止使用自己的名字，另改新名，对外保密，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

遣送就是流放，就是发配。两广、云贵，古时就是贬谪之地，现在落到一生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张闻天头上，不能说不是对历史的莫大嘲弄。张闻天却乐观而又知足地说：能有一些小自由也很好嘛。他说的小自由，是指读一点书和思考的自由。改用什么名字呢?有的人建议用张甫，各取张闻天和洛甫一字。张闻天说：既然我是普通劳动者了，就叫张普吧。张闻天几易其名，从闻天、洛甫到张普，确实耐人寻味，反映了他那坎坷的一生。

时间不允许张闻天和刘英细细品味遣送的涵义，不管怎么说，总比监护强。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收拾行装，第三天就要动身的啊!

命令限3天坐飞机离京。刘英说：我们还是坐火车吧，这样安全些。在这种时刻，刘英能作出如此冷静、周密的考虑；张闻天感激地望了刘英一眼，欣然同意。

事情一经商定，张闻天赶忙站到他的书柜前面，开始挑选要带走的书。

张闻天平生俭朴，吃穿很不讲究。他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买书。当驻苏联大使的时候，他常同使馆的同志一道去书店。离任回国以后，他也隔些天就要到书店走一遭，亲自从书架上选购书籍是他最大的乐趣。他并不因为犯过教条主义而讳言读书。他常说：那不是读书的过错，那是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不对。书，还是要多读。

张闻天在书架前站了不一会儿，就感到头晕目眩。一年半不见阳光的囚徒生活，将他摧残得太虚弱了。刘英赶紧给他搬来一张椅子，让他坐着，把内侄玄叫来，让她按姑夫的指点挑书，取下了马恩全集，取下了列宁全集，取下了鲁迅全集，两个大铁箱就差不多装满了。这两只大铁箱，还是赴苏担任驻苏大使时他从北京旧货商店买来的。张闻天对着书柜，叹了口气，摇摇头，让内侄女再拣一些，就只能罢手了。

南行的列车把张闻天和刘英带到广州，又坐3小时汽车才到了肇庆。

肇庆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有一个被称为桂林之山、杭州之水的星湖，还有一个岭南名胜--鼎湖山，每年都吸引着不少中外游客、海外侨胞前来游览。

肇庆，位于粤西的西江北岸，古属百越之地，远离京都，历史上不少名人曾到此主政，如宋朝的包拯，就在这里当过知州。这里又是历代贬谪、流放之地：唐朝宰相魏元忠、张柬之，名将郭元振等曾被贬谪、流放到这里。肇庆的八贤寺，就是后人为纪念这些忠良而建筑的。

如今，张闻天夫妇要去的地方，当然不会是风景迷人的星湖等地，而是一片荒凉的牛岗。

张闻天轻轻地叹了口气：怎么给送到这个地方来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脚下的土路坑坑洼洼，张闻天和刘英高一脚低_脚地走着。只听张闻天又长叹了一口气，坐到土路上。一路劳顿，加上心情不畅，他的心脏又难受了，浑身发软。他吞下一片硝酸甘油，额上已渗出了虚汗。刘英看着他，难过得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等张闻天、刘英等人艰难地爬上一个小土坡，来到一个院子前面时，太阳已经西斜了。

这是一个为军分区离休老干部盖的院子，里面有4栋房 日子，因为太偏僻，没人肯来住。张闻天和刘英被安排住在最后一栋被茂盛的杂草包围的房子里。

刘英和张闻天离开北京时，只带了两箱书和简单的行李，连锅碗瓢盆都没带。而工资呢?也早已被冻结，他们只有暂且向军分区借钱支撑生活。他们真正是家徒四壁了。

没过多久，随来的炊事员老黄被调回北京了，一切家务活都落在了刘英和张闻天身上。张闻天负责洒扫庭院，刘英呢，每天得挎着菜篮子翻过山坡，走很远的路去街上买菜。庭院里长满了青苔，苔湿路滑，刘英出门，总是不放心张闻天。他高度近视，身体又弱，一不小心跌一跤怎么办?刘英买点青菜，便急急地赶回家，直到看见闻天或依门相望，或坐在桌前读书时，她才会松下心，高兴地招呼说：

闻天，看我今天买了什么?

张闻天看看篮子，也会像孩子似的笑着，说：啊!有肉吃了?说是肉，不过是买了两角钱的肉末儿。他们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有时有鸡蛋。到后来发给生活费了，他们也是一星期甚至半个月买一条鱼或者一点肉吃。好在战争年代他们艰苦惯了。

看着刘英每天坡上坡下地跑，屋里屋外地忙，张闻天心里很过意不去钆一次，屋外的土路又脏又滑。刘英又去买菜，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水，菜也粘满了稀泥浆，她滑倒了，跌了一跤。张闻天忙去扶她，不想碰了刘英的右手，刘英不由得日日唉地叫了一声。细看时，大拇指也肿了，是跌倒时在泥里戳的。张闻天心疼极了。他总想替刘英分担劳累，非要帮刘英生炉子闷米饭不可。肇庆没有煤，做饭是用柴草。张闻天生火，常常被熏得泪流满面，咳嗽不止，饭呢，却又总是夹生或者被烧焦。

肇庆的夏天热得使人无处藏，冬天呢，又冻得张闻天和刘英总是感冒发烧。张闻天血压高，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最忌讳感冒。于是，刘英又只能用破脸盆充作炭炉，烧炭给张闻天取暖。木炭点燃后，却又时常呛得张闻天咳嗽不止。

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张闻天的《肇庆文稿》一点点地问世了。

张闻天将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这是追求真理的人的座右铭。

每天，张闻天写作，刘英为他誊抄。张闻天这时的视力只有0.2，又患有老年性白内障，看书写字，几乎只有把眼睛贴近了才能看得见了。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写作。有时心脏病发作，他就吞一粒药，待病情稍有缓解，就又坚持笔耕了。

在肇庆的6年，是张闻天加紧思索和写作的6年，他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和《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两个总题目下，写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章。张闻天和刘英一直在秘密地写作，又将文稿秘密地收藏起来，直到粉碎四人帮。

泪洒江南

1974年秋，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闻天非常高兴。他说：小平敏锐爽朗，解决问题果断，确实是个人才。他感到我们党、我们国家可能会有及早从迷宫里走出来的希望。

1974年9月下旬，刘英因参加弟弟刘彬的追悼会到了北京，前去看望王震。王震关切地向刘英问起张闻天的情况，劝刘英鼓励张闻天向毛主席打报告。于是，张闻天请王震转呈给毛主席一封信，要求迁回北京居住。但得到的是那位中央办公厅主任传来的话：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个地方居住。张闻天想回上海，又不准。最终张闻天夫妇到了无锡，那已经是1975年8月了。

1975年8月25日下午6点，一列从广州开往上海的客车徐徐驶进车站，从软席车厢里走下来一位身穿水灰色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深灰色长裤的老同志。他与来接自己的人相互握手介绍后，微笑着说：要给你们添麻烦啦!

这位老同志已经年过花甲、银丝斑白，声音慢而清晰，普通话中间稍微夹杂一点儿上海话音。他穿一双圆口布鞋，拄一根拐杖，身材高大，步履缓慢而坚定。这时，他用非常随和的语调说：南方气温要比这里高得多，那儿气候使人有一点儿闷!把他让到休息室后，他就与大家谈起来，说他从广东肇庆来，叫张普。初次见面就感到他神态慈祥、说话和气，有·种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担任警卫工作的周福涛，按习惯称呼他首长，并仔细地望着他，仿佛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但又一时想不起来。这时，老同志亲切的话语，打断了周福涛的思索：不要叫首长，就叫我老张吧!

从此，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张老。

3月，正是无锡地区春游的最佳季节。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张闻天这一阵病情稍为稳定，心情也稍好一点，便提出要陪张闻天到风景区去玩玩，散散心，他欣然同意。那天天气特别好，春雨过后，花瓣蕴珠、叶片生辉。工作人员陪着张闻天夫妇俩人，一行来到梅园、鼋头渚等风景胜地。张闻天停立在鼋头渚长堤上，极目远眺，那波光粼粼、白帆点点的湖光山色、旖旎景致使人舒畅。他来到长春桥边，观赏着盛开的樱花，显得心情豁朗、神态安详，那素净的樱花，引起张闻天的无限感慨。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世界上都知道有个日内瓦，可无锡的自然条件不比日内瓦差。郊外春游归来，有人问张闻天无锡好吗?张闻天深有感触地说：无锡风景好，人也好。

学习，是张闻天在无锡的一个主要生活内容。他到无锡不久，就向工作人员问起无锡有几家书店，有没有图书馆，藏书多不多，是否可以借阅。他经常要周福涛陪他去新华书店买书，每当挑到一本满意的书时，他总是把眼镜凑得很近很近，看了又看，爱不释手。特别在1975年9月底至1976年初，张闻天经常叫周福涛去市图书馆借书。在他所借的书籍中，主要是以历史书籍为主，其他书籍也借一些。借书前都由张闻天亲自开出书单，每次借书三至五种。1975年10月初，张闻天还亲自去图书馆，了解藏书情况。有一天，张闻天交给周福涛一张借书单，其中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等。当周福涛把一部90多本的石刻线装本《续资治通鉴》借回去后，张闻天高兴地说：借到啦?好!好!请放在桌子上。这部书，张闻天一连看了10多天。

张闻天的外甥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常有内部发行的书刊供应。他就要外甥代购文史哲方面的书刊。1975年10月7日，他在给外甥的信中写道：

上次托昌林等带来的鞋子和书刊，均收到。对寄来鞋子，特别要向做鞋人表示感谢。鞋子做得很好，也很合脚。不知是否是你爱人的手艺?

关于书报的购买，还望像过去一样，不要改变。但特别到图书馆借书，就可再不必了。这里图书馆还不错，一般的书均可借到。

关于《水浒》的评论，现在很多，我看的很少。从历史的眼光，即从唯物史观的眼光，评论《水浒》的，似乎还不够多。但《水浒》终究是小说，不是历史。

张闻天不仅看书、记笔记，还坚持写作、修改文章。在。1975年9月16日前后一段日子里，他带病修改《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对其中经济决定政治一节作了多次修改，还亲自誊写，然后又继续修改。这样誊了改，改了又誊，花了好长时间，几易其稿，才告定局。这篇在肇庆写就、无锡定稿的文章，用他独特的见解，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阐明了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鲜明观点，不愧是一篇充满马列主义思想的传世之作。到无锡后，张闻天由于劳累过度，病情一直未见明显好转。l976年7月1日，是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这天清晨，张闻天默默地打开收音机，听完广播，喝了几口米汤，什么话也没有说，静静地躺着。下午，他让炊事员黄关祥给他念《参考消息》(因为他眼病加剧，不能看东西，就听广播，或让别人给他念报纸)，一直念到4点多钟，他就叫黄关祥去做饭。不幸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下午4点45分，张闻天心脏病猝发，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全力抢救，但均告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临终时，那本介绍轮椅的杂志还拿在手里!轮椅，轮椅!张闻天寄予它多大的希望啊!

张闻天在无锡走完了一生的最后脚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逝世后，周铭想让张闻天穿得新一点走吧，可是寻翻衣柜，找不出一件新衣、一条新裤。只得给他在里面穿一身旧的老式衬裤，外面穿一身他平时舍不得穿的已经洗过多次的卡其布中山装。没有新鞋，就把那双上海亲属做的穿了多次的圆口布鞋给他穿上。惟一新的，是一双尼龙袜子。这真是：一尘不染本色来，两袖清风还洁去。

张闻天逝世后将近l0天，江苏省委才接到当时的中央指示，派一位常委赶去无锡。他向刘英表示慰问之后，宣读了四人帮发下的指示：就地火化，继续保密；不许开追悼会；骨灰存放无锡公墓；刘英就地安排。参加那天遗体告别会的只有几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属。遗体上没有覆盖党旗。刘英在张闻天灵前安放的花圈上，竞只能写上献给老张同志!张闻天逝世后，没有葬礼，没有讣告，中央报刊保持缄默，只有南京《新华日报》在张闻天逝世后l3天，即该年7月13 日(星期二)，在第三版右下方的角落里，登出4行小字，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离开人间的消息。张闻天逝世后，他惟一的儿子张虹生要回来向父亲告别。可是边疆路途遥远，哪里是几天就能赶回来的啊!没等虹生见上父亲一面，遗体就火化了。

张闻天逝世3个月后，嚣张一时的四人帮垮台了。可惜，他没有能看到这一结果。

人生啊，应是一部奋斗的长歌。张闻天以他一生光辉的业绩，谱写了一曲悲壮的人生长歌。

幸免浩劫喜见天

张闻天在中国科学院任特约研究员时写的40余万字文稿，直到含冤去世，都未公布于世。他写的那些理论联系实际、见解卓越的文章，都送给了毛泽东主席，但一概被打入冷宫。遭遇最好的几篇，如《关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一些观点》《关于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它》等文章，也只批准铅印l5份，发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几位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大多数文章则只准油印，不署名，供内部参考。

张闻天的文章，有些人甚至连读一遍都怕被牵连。例如，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张闻天的一篇油印文稿的封面上写道：这份材料是我出差期间由×××批准打印的。回所后发给我一份，一直未看。下面是署名，还加上了年月日。寥寥数语，充分道出了这位经济学家的苦衷，诚可谓批判难，实在无力驳斥他那些很有见地的、具有现实的生命力的观点；不批判亦难，怕被人说默认，与张闻天同流合污。不如以未看为由，退避三舍，堪为上策。

张闻天在流放肇庆期间写的文稿更是罗难重重。他写文章固然难，手头缺乏必要的资料，要躲开警卫人员的视线，没有人帮助誊抄；保存文稿更难，他的那些痛斥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文稿，一旦被抄去，就永无见天之日了。思虑再三，张闻天于l974年8月6日写信给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外甥，要他利用暑假去肇庆一晤。信中说： 现在是暑假期，你来一次。

与张闻天阔别7年之久的外甥接到舅舅来信，十分高兴，尽管舅舅还在被软禁，毕竟又可以见面了。

晚辈来肇庆，给张闻天带来了合脚的布鞋，带来了各种书籍，给他以极大的安慰，话也多起来了。他同晚辈回顾过去，议论当前，也展望未来，对党的前途充满信心。

外甥安顿下来以后，舅舅就要他帮助誊抄文稿。张闻天把这几年在肇庆写的3篇文章交给了他，即《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共约8万字左右。文稿有的写在方格稿纸上，有的写在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上，一律用钢笔写成，显然是自己已经誊抄过一遍了。有几处地方则另纸作了大段的补充。张闻天向外甥扼要地讲述了文章的内容，并说：只要有机会，我也想去会上讲一讲自己的观点。

因为白天不时有保卫人员来坐坐，所以誊抄主要在晚上进行。这样，白天俩人就有时间交谈。张闻天急切地向外甥了解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情况，例如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情况(工资收入、水电费、房租等)，社会各个阶层对时局的看法，复旦大学学术讨论的情况等等。他一边听一边作记录。从他那如饥似渴地了解外界情况的心情中，外甥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注。

两个星期的假期转眼就快结束了，但文稿还只抄了一半左右。外甥悄悄地对舅舅说：让我带回上海去抄吧!张闻天没有作声。隔了一会儿，他说：其他文章问题不很大，不过其中有一篇与他们(指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抵触很大，被他们发现了不好。张闻天的这一篇文章，就是《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的第7节，也就是张闻天平反昭雪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一文。

张闻天的外甥也是搞理论研究工作的，当然懂得问题的严重性，但更懂得舅舅的文章的重要性。因此他对舅舅说：请放心，我抄好后，立即毁掉原稿，别人也不会知道是您写的。张闻天还是默默不语。第二天，他才同意外甥的建议，决定斗未抄完的文稿由外甥带回上海，继续抄完。最后他一再叮嘱多甥路上要小心。于是外甥去买了十几斤鲜龙眼，找一只装肥与用的纸箱，将文稿用白纸包好，套上塑料袋，放在箱子底层上面再放上龙眼，由张闻天亲自送到码头。正当轮船离开码；时，只见警卫员满头大汗地奔了过来。这可能完全是出于对引闻天安全的关心。

外甥一到家里，就继续紧张地誊抄文稿。为了防止突然习件，他一律誊抄了两份。抄完之后他又想，手稿是否要销璧呢?将来用什么证明这是闻天舅舅写的文章呢?外甥有些犹爰不决了。考虑再三，决定抽出不连贯的三处一共6页留了1来。其余的按照张闻天的叮嘱销毁了。

1976年7月，张闻天在无锡含冤离世。夫人刘英在悲痛之余，找外甥单独谈了一次话。她说：你舅舅生前留下了一些文稿、卡片，一共有七八十万字，想由你保存。外甥毫才犹豫地将张闻天生前的全部文稿、卡片等接受了下来。他没确忘记舅舅在逝世前一星期跟他的一次谈话，当时中国科学院缨济研究所将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前写的一些文稿刚发还了他。张闻天当时很高兴，对外甥说：这些文章以后都要交绐你保存，其中一些观点还是可以用的，以后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充分体现了张闻天对自己的文章中的观点的自信。接着，他既是遗憾，又是欣慰地告诉外甥：日日我这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作多大的贡献，但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就是在马列学院时为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

张闻天遗体告别会结束后，外甥就马上赶回家，像上次那样，开始誊抄文稿。一式两份，有七八十万字，这要费多大的劲啊!

用复写纸誊抄，这样可以省力一点。爱人劝他说。这不好!万一出事，就要追查其他复写本。

请文彬哥他们帮助一起抄!爱人又劝他说。

不要，多一个人抄，就多一个人笔迹，出了事，就要多连累人。

后来，外甥没有被抄家，张闻天的文稿也终于保存下来了。从这段藏书的经过，人们也许会联想起中国古代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一类动人的故事。正是因为有那么一批志士仁人冒险著书、藏书，所以在数千年的种种文化劫难中，中华民族的丰富文化遗产才得以保存下来。

不久，四人帮垮台，外甥立即将文稿归还给了刘英。1977年l2月，刘英又将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以后l5年间带病写作的文稿托给王震，她给王震写信说：

王震同志：

关于张闻天同志的遗著，当时四人帮掌权，即使呈报中央，也到不了毛主席手中，故只好自己保存。而且l970年后写的文章，有些是针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观点批判的，这就更不能上报了。现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与张以前的观点基本相同，因此我想把他的遗作呈上，供有关部门参考，也许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一点作用。张闻天生前带病花l5年心血，写了这些文章，他主观 上也是想为国家、为党、为人民有所贡献。如果以后能出版或内部发行，希望给我几份......

终于，党中央决定整理出版张闻天遗作。现在这些文稿，部分已收进《张闻天选集》公开出版，部分已在报刊上陆续发 表。文革中，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受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然而能够在文革磨难中写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文章并具有较高马列主义水平的，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仅是张闻天。

正确的观点得不到伸张，反被压制，这在我国历史上又何止张闻天一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孙冶方的经济观点，又何尝不是如此。人生的道路往往是坎坷、曲折的，但只要有坚忍不拔、敢于冲破世俗偏见的无畏精神，正确的学说、观点终有见天之日，发出其灿烂的光辉。人们因而会更尊重、更怀念他们。

党的温暖

张闻天生前坚信：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他的革命的一生，随着岁月的推延，也终于得到了历史的公正评价。

1977年8月，刘英从无锡搬回北京。不久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亲自去探望刘英，问刘英有什么要求。灿荚说：闻天的骨灰还在无锡，希望运回来。他写的文章，如果没有错误，希望能够出版。胡耀邦立即派人到无锡看望，并决定将张闻天的骨灰移回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刘英写信给陈云、胡耀邦、王震，要求给张闻天做结论。陈云立即批示：完全应该，转各主席传阅。

后来，胡耀邦派人告诉刘英，中央决定为张闻天开追悼会。刘英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要开追悼会了，陈云从外地捎话回来，希望会期稍为推迟一点，以便他赶上参加。

消息传出，很多老同志纷纷来电，要求参加。追悼会召开前一天，黄克诚打电话给刘英，他风趣地说：我是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日的成员，日为什么不给我寄日讣告日?我是非参加不可的!

战友和同志们的亲切抚慰、诚挚的关心、实实在在的帮助，使刘英非常感动，深深体会到党的温暖。

1979年8月2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充分肯定张闻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并庄严宣布：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悼词最后号召向张闻天学习：

我们悼念张闻天同志，就要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取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胡耀邦在报告中将张闻天的名字列入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又一次肯定了张闻天应有的历史地位，并给予了崇高荣誊。

党没有忘记张闻天，人民没有忘记张闻天。不久《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成立，编辑出版了《张闻天选集》和《回忆张闻天》两书。许多老干部读后都内疚地说：过去我们只听一面之词，对张闻天太不了解了，真不应该。

在《回忆张闻天》一书出版之时，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此书纷纷题词：

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是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同志最突出的优点，值得我们永远学习。(胡耀邦)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陈云)

接着，又出版了张闻天青年时代所著的文学作品，如《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张闻天早期译剧集》《旅途》等。《张闻天文集》(四卷集)第一卷也在1990年张闻天诞辰90周年纪念日前问世。全国各地专门从事研究张闻天思想的学者，已不下数百人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报刊上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达300余篇，涉及文学、哲学、政治、新闻、经济、外交等各个学科领域。这样广泛的研究面集中在张闻天一个人身上，可以说是不多见的。

对此，刘英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看到闻天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欣欣向荣，看到闻天的理论研究对党、对人民有所裨益，看到闻天的精神和品格得到人们的敬重，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闻天的伴侣，我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