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诗歌的力量

　　“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我们的心灵不再需要诗歌？在新媒体日益丰富的时代，在哪里能发现好诗？近年来，针对诗歌的探讨话题不断。面对诗歌创作和阅读的种种问题，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于7月26日至27日在北戴河召开“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邀请五十位全国各地诗人、评论家、编辑家，就诗歌的现状和出路进行研讨，希望为诗歌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思考。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会议分别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副主任彭学明、何向阳主持。

　　多样化的生态中蕴藏生机

　　无论是“诗歌远离了读者”还是“读者抛弃了诗歌”的说法，都在表达一个基本的判断：诗歌所拥有的读者似乎越来越少，诗歌与“大众”的关系成为诗歌界的重要话题。

　　曹纪祖列举了当下诗歌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佳作不多、力作少见，诗坛难有领军人物和有影响的群体，诗歌报刊发行量不容乐观，大量的诗歌活动多是圈内热闹圈外冷清，诗歌批评不甚活跃等。查干则对诗歌理论的引导缺失、诗歌报刊的理念错位、诗人自身把诗歌神秘化、鬼怪化和下半身化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

　　但也有人指出，情况并非如此悲观。吴思敬在对诗坛不良现象提出批评的同时，更从积极的角度，对诗人向上仰望天空、超越现实，向下俯视大地、关怀现实的情怀给予了充分肯定。叶延滨认为，诗歌一度退出了大众的关注范围，但是“5·12”地震诗歌大潮让我们对中国诗歌的现状重新认识，这些作者不是在一天就学会和完成诗歌写作的，诗歌创作和阅读是被商业化和传媒化长期遮蔽的一个事实上的存在。虽然诗歌刊物的发行量少了，但是网络等新媒体上有成千上万的诗歌作者，而且他们的写作是非功利的，他们自由心灵的呈现为中国诗歌增加了活力和希望。只是诗歌存在的方式与传播的方式与读者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联系。褚水敖提出，近二十多年来，旧体诗的发展蔚为大观，旧诗和新诗长久以来的相争不下、彼此指责的状况发生了改变，双方开始在以积极的态度酝酿“比翼双飞”，这也是诗歌发展的积极一面。

　　谢冕认为，当下诗歌问题众说纷纭，“好得很”与“糟得很”是两个极端的评价，都不是诗歌发展的客观事实。他同时强调，慎用“繁荣”二字作为诗歌的评价，一年几万首的“产量”并不说明诗歌繁荣，诗歌和我们的时代一样，正处在焦虑之中，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去重新理解、解决。

　　会议上一个相对集中的重要话题，是关于是否应“重建诗歌标准”。有评论家认为，诗歌标准和诗歌观念的多元化，决定了当前诗歌的基本形势和面貌，但如果要考虑到诗歌与大众的关系、诗歌的社会影响，就需要在多元化的基础上重视诗歌的经典理念和大众的接受美学，避免审美失范和相对主义，否则难以在诗与非诗、好诗与非好诗间作出应有的评判，更容易陷入小圈子而难于自拔。也有评论家认为，切莫用一个“标准”去“治理”复杂的诗歌现象，而要更好地去保护诗歌生态，好的生态才能出现生机，才能出现丰富的类型。

　　自我与时代并非矛盾

　　自我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新诗的重要话题。优秀的诗歌应该是在对自我心灵的表现中引发他人的共鸣，在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表现出时代精神。

　　张同吾认为，平庸的诗人是浅显地、表象地、概念化地解释时代、讴歌时代，优秀的诗人则是一种渗透、交融、超越，从不同侧面表现时代情绪，体现一个时代的快乐和痛苦。我们期待的的诗作应该既反映一个民族崭新的精神面貌，又能从更深层面的诗学本质上体现人类意识。

　　“认识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要正确认识诗人与自我，表现时代也是通过诗人的自我去实现的。”朱先树认为，在丰富与多元的诗歌中，也存在着芜杂和混乱，近些年一些诗歌确实缺少了精神支柱，走向平庸，因此我们的确需要呼吁诗歌精神的回归，强调在新时代对民族精神的提升和文化品格的实现。表现时代并不是只注重事实、事件的具体表象描写，而要注重时代情绪和人民大众的精神理想传达。

　　在韩作荣看来，关键的问题并非“有我”和“无我”，而在于“我”本身的格调，“我”怎么说，说出了什么。他提醒说：“诗是重个人体验和发现的艺术，蕴含着肉体的知觉和智性的词语，处于现实世界的诗人会以个体折射时代的精神之光。然而诗人过分张扬主体意识，也可能作茧自缚，陷入泥淖而无法自拔。”

　　张清华提出，不同的人对现实的体验是不同的，表现时代并非以同样的声音表达同样的感受，而应该最大程度地体现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诗歌最基本的尺度应是“经验的宽度”而不是所谓的“标准”。他认为应该有宏观把握时代进步的诗作，也要有从微观视角反映不尽如人意的社会问题的诗作；时代可以严肃地表达，也可以诙谐地表达。

　　网络：开拓与限制并存

　　网络的出现使文学包括诗歌都发生了内在的改变，它已经超越了最初的媒介作用而成为一种写作方式、阅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写作者和阅读者。网络上成千上万的诗歌作品成为一道风景，展现出诗歌的魅力；但大量的“口水诗”也影响了诗歌的声誉，给读者留下了“好诗难寻”的印象，网络与诗歌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

　　“将来的写作会更多地依靠网络，成为隔着网络的遥远的抚摸。”李小雨认为，在网络时代重新强调“深入生活”有着特殊的意义，要提倡“在场”的写作。她介绍说，在几次关于某一特定地区的诗歌大赛中，获胜者都是从来没有到过此地的作者，这种现象引起她的深思：原来意义上的深入生活、真实体验在网络时代发生了变化，点击网络就可能知道一切，技巧在这个时代比什么都重要。她认为很多作者是在肤浅地处理日常生活提供的题材，缺少了生命的痛感、身体的痛感，缺少在生活中发现的独属于自己的体验以及个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发现。

　　蒋登科认为，网络所具有的越来越强大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单纯的传播媒介地位，改变了很多诗人写作的方式，这是对诗歌发展最本质的影响。和传统写作方式相比，网络诗歌具有即时性、互动性、自由性、虚拟性等特征。网络诗歌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诗歌的生命力和潜力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也带来问题：浅阅读是网络阅读的基本特点，对诗歌这种需要投入很多心力的文学样式，阅读者很难对作品进行细读，大多是一次性的平面阅读，忽略了对作品全面、深刻的美学感悟。

　　研讨会上，许多评论家和诗人呼唤诗歌关注时代精神和人的灵魂，倡导诗人深入到生活内部，而“5·12”地震诗潮提供了有益经验。黄亚洲谈到，到灾区采访的经历给了他极大震动，促使他思考、写作、呼吁；同时认识到在抗震救灾中，作品的魅力、诗人的影响力又能召唤起整个社会的同情心和行动力。他为一所幼儿园重建作出的呼吁得以实现，就让他亲身体验了诗歌的这种力量。王干提出，应认识到这次诗歌潮的重要性，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诗歌应是与灵魂的对话、对灵魂的抚慰，在经济高度发展带来很多社会矛盾时，灵魂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

　　参加研讨会的诗人和评论家还有郑伯农、舒婷、阎晶明、张陵、陈仲义、李文朝、杨匡满、郁葱、杨克、荣荣、李发模、吴义勤、施战军、刘希全、张未民、王明韵、李秀珊、刘立云、李松涛、杨志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