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文革”书单

1. 摘要：1966年8月初，顾准在流放地周口店，被一帮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为了不致酿成人命，社科院经济所只得把他调回北京城里，但责令“不准回家”。因头顶多个政治“帽子”，顾准被家人“划清界限”，早已无家可归，便以经济所的一间斗室为窝，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与批斗。

    1966年8月初，顾准在流放地周口店，被一帮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为了不致酿成人命，社科院经济所只得把他调回北京城里，但责令“不准回家”。因头顶多个政治“帽子”，顾准被家人“划清界限”，早已无家可归，便以经济所的一间斗室为窝，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与批斗。

    开始十年研究计划

    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交代、外调、体力劳动之外，顾准不停地读书，做笔记。有一次，红卫兵勒令每个“牛鬼蛇神”写一份交代材料，贴到布告栏里。顾准用毛笔写了两个大字“读史”，便贴了上去。别人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最近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读了一些史书，只能如实交代。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顾准开始了他忧愤满怀的十年研究计划。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以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恩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1969年11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一锅端”，全部下放河南息县东岳人民公社，在那里组建“五七”干校。在干校期间，顾准被编入劳改队，作为双料“右派”和反革命，他时常要被揪出来批斗，读书变得奢侈而危险。他在“息县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参考不准看，思想不活跃，尤其近来几天，晚上常常很晚才能入睡。……‘孤老头子’的凄凉感触愈来愈深，怀念孩子，怀念死去的采秀。手头可读的书少，今后一个长时期还不知干什么好。”随后又给自己打气说：“这无非是不坚定，局势有变化，但仅仅是开头。而且局势的变化，再是怎样也是快不了的，它只能是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如果缺乏耐心，只有一条出路———不等了，不等也可以，但是，既然立志要等，而且我也等得起，又为何不等呢？要等，就要坚毅，脆弱是不行的。”(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蛰居八号楼的读书与研究

    1972年5月，形势有了转机。据骆耕漠回忆，“当时到河南找我们外调的人很多，浪费人力财力，很不方便。周总理说，他们下去已经两年多了，让他们统统回来吧。于是，1972年5月，我们就回到北京。”

    从河南息县干校回京后，顾准蛰居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的八号楼，与他做邻居的还有钱钟书、杨绛夫妇。当时，顾准已年近六旬，身体衰弱，在造反派眼里已成为一只没有斗争价值的“死老虎”。从这时候起，顾准又开始继续他那雄心勃勃、涵盖中外的庞大研究计划。由于长期的煎熬与迫害，加上营养不良，顾准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他却每日只带上两个冷馒头，步行到北京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回来后再挑灯夜战，那部希腊史笔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整整持续了三个月时间。

    在顾准异常简洁的“北京日记”里，自1972年10月13日始，大概两年的时间里，记载着他读过的书目：《经验与自然》、《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哲学原理》(笛卡尔)、《论自由》(穆勒)、《总参谋部》、《日本历史———日史批判》、《文明论概略》(福泽渝吉)、《中国近代文论述》、《奥地利简史》、《人类理解论》(洛克)、《纯粹理性批判》(康德)、《逻辑原理》(布拉德莱)、《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郭沫若)、《论语》、《左传》、《国语》、《诗经》、《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西周金文字大系》、《计量经济学》、《中庸》、《大学》、《孟子》、《战国策》、《史记》、《文物》、《考古》、《国外科技动态》、《西汉文学选》、《盐铁论》、《明代粮食制度 》、《 汉 书 》、《企业论》(凡勃伦)、《古代法》、《荀子》、《经济动力学》、《周易》、《诸子考索》(罗根泽)、《希腊史》、《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历史研究》(汤因比)、《伊利亚特》、《古代东西方史》、《奥德赛》、《自然辩证法》、《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汉唐佛教思想》(任继愈)、《西方哲学史》(罗素)、《红楼梦辩》(俞平伯)等等。除此之外，记录的只是一些非常有限的诸如“洗被子”、“做饭”、“协和补牙”之类的“生活琐事”。

    从1974年2月到5月，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顾准写下了十万字的笔记。

    1974年9月，顾准的六弟陈敏之赴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六弟勿为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由此而来。

    痛心因病不能继续研究

    1974年7月15日，顾准的日记上写道：“去医院，青霉素注射一周。”10月14日记：“《开罗文件》，M acanlay。开始打针。”10月17日，日记戛然中止，从此再无读书目录记载。1974年10月26日，顾准给六弟陈敏之写了人生中最后一封信：

    “……咯血令人心烦，也要求静处。然而我没有条件。唯一的办法是住院，但是我自己无奔走力量，反正‘倒下来’自然会解决。情绪当然是恶劣的。开始是觉悟到我的健康状况，决定我此生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了。懂得这一点是痛心的，也有过踌躇。其次是，开始懂得虽然搞不出什么东西来了，然而也会可以拖得下去，那就拖吧。‘拖’的决心，和‘倒下来再说’的办法倒是对得起头来的。如此一来，倒也安然地拖下去了……”

    从1974年10月初开始，顾准就咯血不止。他也曾经去就医治疗，医生潦潦草草拍了张片子，说是支气管扩张，开了点云南白药了事。如此拖延了半个多月，每天咯血不止。像顾准这样的“牛鬼蛇神”，虽然已经“倒下来”了，但想住进病房又谈何容易。最终还是骆耕漠找到昔日的战友杨纯(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请她开了个条子，顾准才住进了病房。但此时顾准已病情危重，大夫通知说，经过化验，痰中发现癌细胞，确认为肺癌。

    得知自己的病情，顾准显得很平静，好像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他说，他并不怕死，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学术、政治无能为力了。

    顾准终未拖过那个漫长的冬季。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顾准在北京的严寒中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