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四论泰勒制的启示

——科学理论的实践检验问题（五）

泰勒（1856—1915，曾译为泰罗）是美国的一位工程师，被荣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他早年当过工人、领班和工长，利用夜间刻苦学习，于1883年获得机械工程学学位，后来当过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和机械制造投资公司的总经理。从1881年起，他就开始对工人的劳动进行研究，通过仔细观察工人的劳动操作，用减少操作中的多余的动作和浪费的时间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发表过《计件工资制》（1895）、《车间管理》（1903）等文章，并于1911年写成《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他所创建的新的工业管理制度于1913也在欧洲盛行，也推行到了俄国。这种制度由于使工厂的生产劳动合理化，从而对于加速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化进程，起了显著的作用，然而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劳动强度的增大，确实遭到了工人们的反抗和愤慨。

从《列宁全集》中我们看到列宁对泰勒制有过以下四次论述：

第一次，1913年3月13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署名为W的一篇短文，题为《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文中写道，“这个‘科学制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同一个工作时内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比原先多两倍的劳动。强迫最强壮最灵巧的工人工作；用特殊的时钟——以秒和几分之一秒为单位——记录下完成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的时间；研究出最经济而且生产效率最高的工作方法；把技术最好的工人的工作情形拍摄成电影等等。”列宁在引用了泰勒著作中关于生铁装车工作在新旧制度下的对比的例子后说：“资本的开支减少了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利润增加了……可是几百个工人被解雇了”。

第二次，1914年3月13日，列宁在《真理之路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姆·姆的文章《泰勒制是用机器奴役人的制度》，文中介绍了美国运用泰勒制的一些具体方法，其中一个例子是：“他们曾经把一个装配工的全天的工作拍成影片。研究了他的动作以后，他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凳子，其高度恰好使这个装配工不致因弯腰而浪费时间。他们派了一个童工去做装配工的助手，这个童工必须用固定的最恰当的方式把机器的每一部件递给装配工。过了几天，这个装配工只用以前四分之一的时间就完成了同一的机器装配工作。” “他们把新来的工人引进厂内电影放映室，把他要做的生产工作的‘标准方法’放映给他看，并且促使他‘赶上’这个标准。一星期以后，他们在电影放映室把这个工人自己的工作放映给他看，并且同‘标准方法’加以比较。”列宁指出，这样作“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但是工人的工资却没有增加到四倍，最多的才增加到一倍半，……”列宁认为：“所有这一切巨大的改进都是对工人不利的，使他们受到更大的压迫和奴役，同时把适当的合理的分工限制在工厂内部”。“但是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混乱现象依然存在”，“厂主通过成百的包买主和转售者才能把原料弄到手里”，“通过无数中间小商贩把成品送到消费者手里”，“要浪费许多时间和劳动”，而且“千百万工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挨饿、死亡”。于是，列宁在文末做出结论：“泰勒制（直接违背了它的创始人的本意）准备着这样一个时代的来临：这时无产阶级把全部社会掌握在自己手中，指定工人自己的委员会进行合理的分配和调整全部社会劳动。大生产、机器、铁路、电话——有了这一切就有充分的可能把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作时间缩短到现在的1/4而保证他们享受到等于现在四倍的福利。”

第三次，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建立了新的苏维埃政权。新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建设任务，要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提高生产力。若不提高生产，就谈不上工人的工时缩短和福利的增长。这时，列宁作为新国家的管理者和领导人，他更多地看到和肯定了泰勒制的科学内容，因为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对于提高生产率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全俄工会理事会为此拟定了关于劳动纪律法令草案。1918年4月1日列宁在讨论这一草案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作了讲话，他说：“在法令中，必须明确规定实行泰勒制，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一制度所提供的一切科学的工作方法。没有这一制度，就不能提高生产率，而不能提高生产率，我们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在实行这一制度时，吸收美国工程师参加。当然，实行这一制度，必须考虑到饮食差的情况，因此，应该采取极低的生产定额。”

第四次，1918年4月28日，列宁《真理报》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节中，列宁写道：“泰勒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操作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统计和监督制等等。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的一切宝贵的成就，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该在俄国研究与传授泰勒制，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于我国的条件。”

根据以上引述，我们看到，从1913、1914年到1918年，即从十月革命之前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考察泰勒制的视角有极其明显的转变，对泰勒制的评价从片面走向了全面。这一转变体显现出当时革命形势与任务的根本变化：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到新生政权的全面经济建设。在1913年—1914年间，列宁的着眼点是从泰勒制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罪恶，目的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1918年，工人阶级已成为社会的主人，当社会主义建设从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就要求切实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随着社会实践形式的根本转型，在新的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对于泰勒制的看法，就有了新的着眼点和新的高度，能够着重地去分析和理解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科学与文明的进步和它已经积累起来的发展生产和管理社会的宝贵经验，以及这一切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积极含意，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就看得更加清楚和实际了。事实上，如果不充分采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切新的进步的科学的东西，并在充分利用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就难以建设社会主义，也无从谈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