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人流后喝什么中药调理:绵阳市人事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3:59:54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讲义
李由 主持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004—2005年
课 程 描 述
一、教学目的
通过学习，掌握经济学有关制度、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了解中国经济体制（制度）改革的方式、过程、内容和绩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能够在经济活动、政府或企业管理、市场分析和咨询、学术研究等方面灵活有效应用。
在学习上，要初步掌握积极、高效的学习方法，掌握收集、整理和分析信息的方法，养成合作和分享精神，基本的逻辑分析和思辩能力，基本的科学研究能力，初步掌握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要养成怀疑、创新与实践能力，要学会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课程简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研究经济转轨（转型、过渡、改革、变革）的一门学科。它主要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制度和制度变迁以及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学科，主要研究制度、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中国经济体制（制度）改革的方式、过程、内容和绩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具体内容：公平、平等与效率；制度、制度变迁；中国的渐进改革；国有经济制度的改革；农村和农业的制度改革；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财政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发展战略等。
三、学前准备（先修课程）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管理学，法学概论等方面的学科知识，并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
四、教学和学习方式
在教学上，一半课时用于课堂讲授，其他时间组织关键知识和案例的专题讨论、社会调查和课下阅读、小论文。在学习上，将研究、自主、探究性学习与灌输性学习结合起来。
五、考核方法
平时成绩占40分，包括出勤、课堂发言、读书笔记、调查访谈、体制改革案例分析等。其中，案例分析主要是对国内外体制创新和变迁的案例分析，包括事件的背景、变革过程和效果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每篇字数3000—5000字或者更多，遵照学术规范，独立完成。
期终综合考试占60分。
六、学习材料
1、相关参考书目（按出版年代为序）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人民出版社；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2年出版；
[波]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出版；
厉以宁：《体制·目标·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张五常：《卖橘者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吴敬琏、周小川 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出版；
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出版；
[美]史蒂文·凯尔曼：《制定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
吴敬琏、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出版；
谢百三：《当代中国的若干经济政策及其理论（1991年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美]安东尼·阿特金森、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公共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
[日]青木昌彦、钱颖一 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出版；
林毅夫 等：《中国的奇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999年出版；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出版；
张军：《中国过渡经济导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
张曙光 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2、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2002年出版；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2003年出版；
李由、陆跃祥：《职能定位与制度创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2003年；
[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李由：《大国经济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出版；
[比]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美]戴维·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美]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美]邹至庄：《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李由：《公共政策论》，2005年讲义。
2、报刊
近期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
《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宏观经济管理》、《比较》、《财经》、《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等上的有关文献。
3、网站
中国政府网，http://www.cg.gov.cn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http://www.sdpc.gov.cn
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
财政部，http://www.mof.gov.cn
中国人民银行，http://www.pbc.gov.cn
中国经济信息网，http://www.cei.gov.cn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http://www.drc.gov.cn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http://www.sg.pku.edu.cn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http://www.ccer.edu.cn
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http://www.wiapp.com
世界银行，http://www.worldbank.org等。
很多政府主管部门的网站、综合性和政治法律财经专业类网站、大学和研究机构网站、财经法律类报纸网络版等媒体上也有公共政策方面的丰富内容。
目 录
一、公平、平等与效率
二、制度与制度变迁
三、中国的渐进改革
四、农村和农业的制度改革
五、国有经济制度的改革
六、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七、财政制度的改革
八、中国的发展战略
第一讲 公平、平等与效率
公平：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或制度所具有的基本属性。
当代中国：政策上从公平优先到公平与效率兼顾再到效率优先的多次调整。
1968年东西方社会风暴。巴黎五月风暴，美国反战和黑人权利，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布什2000年竞选口号：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
国际劳工组织2001年11月成立“全球化社会影响问题世界委员会”，它在2004年发表了“一个公平的全球化：为所有人创造机会”的报告，提出“我们力求实现的是一个基于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尊重人权和个人尊严，有很强社会内容的全球化进程：一个公平的、包容的、民主化管理，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带来机会和切实利益的全球化进程”。
一、公平的概念或本质公平
1、公平与平等
英语：justice一般译为汉语中的公平、正义、公道、合法等；含义与之相近的还有译为公平的fairness、equity；而equality一般译为均等、平等、同一、相等，奥肯（Arthur M Okun）的《平等与效率》英文是“equality and efficiency，the big tradeoff”。
justice与equality，公平与平等的含义并不相同。
公平的内涵大致来说比平等要大；平等可视为在特定条件下的公平的一种存在形式，如法律、机会、权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人人平等；但平等也可能是非正义的，如劳动者收入初次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公平概念主要指“justice”，即人人在确定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结果的法律、规则、权利等方面的平等一致无歧视，特别是指社会主体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上的统一公平的制度安排，而不是指资源配置最终结果的均等。
2、公平的分类
大致可以把名为“公平”的存在分为两类：一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和社会观念的公平或本质公平；二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和政府政策的公平或分配公平，包括公平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包括补偿性、报应性）分配。可以说，本质公平是分配公平的理论分析，分配公平是本质公平的实践措施。
本质公平和分配公平都内含了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作为行为规则、程序、标准、方式的形式公平或程序公平；二是作为行为内容和结果的状态公平或实质公平。
3、本质公平
本质公平是关于在实施公平上应有的规则、程序、标准、方式、分配结果等内容的主观理解和定义。
有关本质公平的几种观念（理论）：一是古希腊学者的公平观念。二是天赋人权论者的公平观念。三是功利主义者的公平观念。四是康德主义的公平观念；四是自由主义的公平观念。五是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念。
社会主义思想家提出公平不能仅仅局限在政治权利方面，而且必须扩大到社会、经济、文化的领域。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公平的实际内容是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斯大林把无产阶级的公平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废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公平劳动和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共同劳动和按需分配。
4、公平的内容和本体
公平观念及分配公平中的内容有二：
（1）公平关注的对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性条件，即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等各种资源，以及在占有配置资源上的方式、数量、结构、形式等状况的福利、效用比较。人们在理论上研究公平问题或在实践上实施公平制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个体和社会最优化地占有和使用各种资源。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经济资源配置状态的问题。
（2）公平是关于各种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的具体制度或方式的比较分析；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对资源问题形成了不同的占有、使用、转让、收益方式，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占有、配置资源的状态或结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源占有、分配的权利或制度问题，边际革命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消费等资源配置问题。
公平所关注的对象和追求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如果分析比较关于公平的各类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公平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经济资源上的关系问题，资源因什么方式被占有和配置，分配公平按什么标准、规则、程序等制度或形式而实施，这才是公平范畴的核心结构、存在本体和实质特征；而且，这些制度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和规则，这又往往通过法律制度表现为规定并保护人（国民、公民、居民、人民）的各种权利（如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政治权利等）以及政府的权力。更明确地说，人类占有和配置资源的标准、规则、程序等制度或形式，以及法律所规定和保护的居民的权利状况是公平的核心结构。由此，初步结论就是：公平的本质即公平存在的本体（本位）和基础就是社会对各种资源的占有配置和保护状况的制度规定，而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占有配置状况是决定制度、法律或权利及权力性质的主要和核心因素，应该建立一种权利本位、效率取向的公平理论和公平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权利是本是体，公平特别是过程和结果公平是末是用。
5、权利为本体的公平
权利是人们为占有和配置使用各种资源、进而生产和创造各种价值、最终分配和消费各种有价值的物品而采取行为的方式、方法和社会规定的资格、可能。在现代社会，权利主要是基于一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形成的既有或应有权利，这些权利并由宪法和法律制度所规范，由法律赋予的公民个人及其组织机构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所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即法定权利，权利是标志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行为自由的目标、方式、方向、范围、程度的法学范畴。权利在种类上可以分为民事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和政治权利等。
二、公平的实施或分配公平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资源的哪种或哪些占有配置方式是好的即公平的占有配置方式，法律应该如何规定和实施权利。这实际上又包括了两类问题：一是资源的占有配置方式即公平的判断标准、实现方式；二是不同权利的职能、地位和资源分配、公平实现的具体程序（包括优劣、先后顺序）。
1、公平的实施方式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资源的占有配置方式即公平的判断标准和实现方式。对此，一些人认为以占有和投入的资源特别是财产数量为分配的主要依据和标准是制度公平，另一些人强调以人为单位分配资源是天然和公平的制度。其次，由于在同一时间、地点和体系内，可能存在着多种即不同的制度、权利，不同的制度存在着冲突和选择问题，这又引起了在资源占有配置和权利拥有实施的先后顺序。
2、公平的实施程序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不同权利的职能、地位和资源分配、公平实施的过程和程序。一些人强调个人即个体是权利的初始拥有者和公平的首要判断者，一些人强调集体及政府是权利的初始拥有者和公平的首要判断者。如果承认天赋人权，那么拥有权利的公民就可以建立组织机构如政府，并让渡或赋予这些组织机构一定的权利及权力，而政府行为的边界就由公民让渡的权利性质和范围所决定，政府依法运用强制性的权力的目的是更好地发展和保护公民的权利，实施或分配公平。进而，在个人权利的优先顺序上，一些人着重坚持个人天生享有生存、享乐、尊严、自由等人身权利，公平就是这些权利的实现方式；另一些人强调个人的财产权，认为人身权只有在一定的所有制即财产制度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
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或群体都承认每个人权利的平等一致，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称统一，都承认要赋予居民尽可能充分、全面和适当、平等的权利。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1943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43—1945年军训并参加太平洋战争，1946—1950年获博士学位，相继在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任教，1960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1991年退休。《正义论》（1971，1999），《政治自由主义》（1993，1996），《作为公平的正义》（2001）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阐发的基本思想：公平的第一原则，充分恰当的（权利）平等和自由；第二原则，在前途、资源等社会地位或正义上的机会公正平原则，以及在经济利益或福利上的差别原则，即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或不平等有利于平等的实现。而且，第一原则优于第二原则，第二原则中的机会平等原则优于差别原则。
最大化或理想性的公平，至少是指人们依据广泛平等的权利自由从事各项活动，是指公民各项活动过程的公平自由和各项活动的结果受到全面承认和认真保护，存在和行使权利也就意味着存在和实施公平。只有实现了权利上的人人平等，才可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上达成利己、自利与利他、互利的统一。
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大致可以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前者主张政府为守夜人，自由放任，消极；后者主张政府谋求社会公正，必要时牺牲一定的自由和财产。
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1963年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1967年哈佛大学教授。除“生活中的最好事物”课教过两次，没有重复授课。1974年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提出三原则：获得的正义，最初财产的获得必须来源清白；转让（交易）的正义，交易的自由公正；矫正的正义，如果获得、交易等环节出现不正义，就要根据正义的历史原则加以矫正。因此，如果一个人的财产符合获得、转让的正义原则，那么就不能施行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原则。国家只能是最小的守夜人，该书最后一句是“or less”。
诺齐克被视为右翼思想家。但在转型的中国，化公为私、巧取豪夺的官员和商人如何面对他？
3、人的需要或偏好
从公平的实施标准或资源的占有配置方式上看，历史上的分配公平和政府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人以及人的需要为标准来分配资源，这包括才德、平均主义、弱势群体等分配标准；另一类是根据个人的贡献或功过，这包括根据个人的劳动投入、占有和投入的资源来分配资源。
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
人的需要或偏好：首先，什么人的需要才能成为社会承认和满足的需要？其次，是什么种类、层次和程度的需要。
公平的需要标准大致可以分为四种。首先是所谓的才德或等级等社会性标准，有才有德者就享有多数甚至全部资源。其次是人人均等的分配标准。第三，与各尽所能相配合的按需分配。第四，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
4、按需分配与按贡献分配
比较而言，缺乏基本的行为能力和必要的财产收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可能是最合理的分配标准，社会保障制度正是满足社会弱势群体这种基本需要的主要方法。不过，公平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受资源稀缺的限制，社会或政府所能够满足的主要是分类型、有期限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以不损害社会发展的动力激励机制为前提。二，对先天性的弱势者，社会可以无条件满足其基本需要；对后天性的弱势者，社会可以根据其原先的贡献和积累状况来满足其需要，社会保障的内容和水平应该与个人所缴税费挂钩，社会保障应该与商业保障和个人帐户相配合。三，除非政府对社会成员的需求或偏好有全面准确及时的了解，否则政府就主要采取货币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一元钱就是一元钱（黄有光的结论），而避免实物性的分配方式。
由上可以得出的一个引论就是：除非个人无行为能力和必要的财产，此时可以按需分配，这也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理论依据；否则，人的内在需要、动机必须与人的外在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联结起来，人必须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来获得相应的收入并满足自身的需要。
其次分析贡献、功过标准。按功过分配就意味着结束世袭的身份和特权，建立一个人人拥有平等权利、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喜好和功绩的开放竞争社会。
关于按生产要素分配。
关于按劳分配。
5、公平与自由、法律
自由也常常被一些人认为与公平密不可分。
所谓的自由，至少包括两种含义：一是个人心灵、思维的自由无拘，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自由的表现；二是个人在社会行动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受到了法律、财产、自然环境等因素的限制。
自由在政治和法学上的含义是公民有选择和行为的自由，自由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应当保护公民的平等、正当的权利不受政府和其他力量的侵害，自由甚至是比民主、公平、平等更基本的价值。罗素曾说，生活就是在各方面自由地寻找美丽和快乐的艺术。显然，确认和保障自由或基本权利构成了公共政策的核心和基础内容，公共政策应当尽可能全面地确认、保护和发展公民及其他社会主体的自由。
严格地按照逻辑推论，按需分配、收入均等等平等性质的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个人的自由，妨碍了个人通过交易和竞争来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收益。因此，F·A·哈耶克、R·诺齐克等新自由主义者就从总体上摒弃公平或者准确地说平等的观念，主张在尊重法律和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回到对公平的传统理解。即公平是规则和过程上而不是结果上的，如果提供、获得和分配利益的规则和过程是正确的，例如通过自由市场机制，这样那么谈论利益分配的结果是否平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可以说不平等具有天然性。实际上，政府失灵也是现代自由主义者的结论，他们认为包括收入转移、福利制度在内的政府政策破坏了个人自由，理性预期学派甚至主张取消一切相机抉择的政府干预。由于坚持自由优先于公平特别是平等的思想，因此现代自由主义的公平就意味着人们能够自由平等地实施自己选择的生活计划。
在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目标中，（法律、权利上的）平等即公平应该是更基本的目标，因为从权利平等中可以分形出自由和博爱。由此可以说，公平是民主法治的精髓，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合理有效进行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公平又借助法律来保障和施行，借助经济效率来支持和完成。
6、公平的实施内容
按照J·罗尔斯的理解，公平的原则或标准就在于提供一种在社会因素结构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法，确立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
公平就是指个人的人身权利和法律规定的政治权利不受财产多少的限制，更不受性别、年龄、地区、职业、宗教、种族、民族等因素的限制；就是指公有和私有的合法财产和收益都不可侵犯，个人在人身平等和财产神圣的制度下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活动；就是指社会包括政府和法律应该提供一个自由、开放、高效、有序的发展环境，个人能够从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依法获得各种的和最大的收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用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话，就是前程为所有人开放。
从整体上看，如果把个人的各种社会行为大致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那么也可以把个人的权利公平也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行为起始时的资源条件和机会公平，行为中的规则、形式和过程公平即程序公平，行为结果即各种分配结果的公平。这样，实质和程序的公平就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种过程和各个方面，如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力制度、财产和收入分配制度、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机制等，而这都包含了如何界定个人权利和实现个人权利这一核心内容。
7、公平的具体内涵
从实施机制或方式上看，由于主要建立在私人权利基础上的市场竞争方式是比政府方式相对有效的资源配置使用方式，公平的实施应该首要依赖市场机制，自愿交易和正当竞争是保证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性方式，政府进而才可以对社会和市场失灵进行弥补和校正。对政府与市场的比较和选择，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实践，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需要一定的交易和竞争规则，这些规则既是市场竞争和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制定实施的公共政策，是参与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现代社会，业已确立了权利平等、自由交易、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市场交易和竞争的基本原则。
从实施内容和过程上看，由于完整的经济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即生产、交易和分配开始前的资源条件起点，生产、交易和分配的进行过程，生产、交易和分配的结果。相应地，经济公平也可以大致分为事前的资源条件和制度公平、事中的过程公平、以及事后的分配结果公平。
A·庇古等人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以及边际效用递减的特征出发，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只有在收入平等时才能达到。后来，收入的公平分配被进一步定义为：令Ui代表第i个人的效用函数，Xi 、Xj分别代表第i、j的个人消费的物品，如果Ui（Xi ）≥Ui（Xj），那么分配就达到了公平，反之就会产生嫉妒、不满和交易。
公平还可分为经济公平、政治公平、社会公平等方面内容。
三、公平的效率取向
1、效率
对规范性的本质公平和分配上的制度公平如何评价，归根结柢要看这种观念是否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经济的持续进步。规范性的公平观念要用实证性方法进行实践上的分析和检验。
效率是关于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在经济学上，资源配置或分配的最优状态就是一种既改善了某些人的境遇，同时又不使其它任何人蒙受损失。当资源配置实现了瓦尔拉均衡状态，此时的帕累托效率就是最优效率。
市场的有效性及其失败：成本—收益分析；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外部性、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
政府的有效性及其失败：
黄有光（Yew-Kwang Ng，1942—），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1971年博士），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奥肯、森、黄有光等都主张，公平（justice）引致效率，效率优于平等（equality）。
2、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应有关系
根据上述的理论清理和分析，可以对公平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统一的认识。
公平与效率上不同层次的范畴。
第一，公平是一个内涵多变、结构多样的概念，本文确立的是权利本体、个人和市场优先、效率取向的公平观念，公平在现代社会的本质表现应该是个人享有充分而恰当的权利。公平与强调结果均等的“平等”是两个有实质差别的概念。
第二，但经济公平特别是财产权利应该是其他公平的主要基础。
第三，人们首要关注的是公平应该是人们如何占有、配置资源进行经济活动，如何分配各种物品的问题，是个人福利最大化，效率是公平的实践目的和支持条件，公平是手段和目的、起点和终点的统一体。
第四，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应该有多元的观念和分配的公平。
第五，分配的公平必须分层次、分步骤实现：个人和市场优先，集体和政府次之；条件、规则和过程公平优先，内容和结果公平次之。在收入分配上，初次分配应该由市场交易和竞争主导，体现的是效率优先原则。
第六，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冲突主要是政治、公共政策领域的问题，特别是税收和财政转移支出方面。在经济领域，效率显然应当优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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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A·M·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
[美]J·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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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英]J·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fairness”、“equity”、“equality”、“justice”等辞条，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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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明：《公平平等人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李由：“论公平的权利本体与效率取向”，《经济与管理论丛》200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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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姚洋 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Sen, A.K.1979: Personal utilities and public judgments: or what’s wrong with welfare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89.
Atkinson,A.B.1983:Social Justice and Public Policy.Brighton:Wheatsheaf;and
第二讲 制度与制度变迁
20世纪的人类历史的主要事件是：人类不仅重视认识世界，而且着力改造世界，用具体的理念自觉、全面、强制性地改造世界，如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德国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美国罗斯福新政、英国福利国家和凯恩斯通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间资本主义由衰到盛和社会主义由盛到衰。
2世纪80年代的英美、苏联东欧、中国等发生的经济政治制度转型，影响了当时16亿人的生活。
现代经济学的三大基石：自然禀赋，稀缺性的、有相对价格的资源；偏好；技术。加：制度？
一、经济学中的制度
1、制度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马克思对制度的重视。
康芒斯在1934年的《制度经济学》中，将“交易”概念一般化，认为生产是人对自然的活动，而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生产与交易构成了全部经济活动。交易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上下级之间的交换关系，如企业经理对工人的管理；限额的交易，主要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交易是制度的基本单位，制度是由无数次的交易构成的，其中市场经济主要是买卖的交易，计划经济主要是管理的交易。
但过去对制度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哲学、法学、社会学的层次。进入20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运用经济学的工具，分析制度问题。如1921年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米塞斯、罗宾斯、哈耶克与巴伦（E.Barone）、泰勒（F.M.Taylor）、勒讷（A.Lerner）、兰格（O.Lange）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战；北欧学派；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7年科斯的《企业的性质》。
新古典经济学：几个假设，包括经济人假设、完全信息假设，以及完备市场、收益非递增等假设。消费者是需求函数，企业是生产函数，市场是供求曲线，个人的选择不依赖他人的选择。
科斯的问题：既然经济个体可以通过市场有效配置资源，那么为什么存在企业或纵向一体化，企业的规模或边界是什么？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即企业内交易的成本低于市场交易的成本。交易成本概念包容了风险、信息、垄断、政府管制等因素，成为一般性概念。
科斯中性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法律（权利、制度）如何界定，总可以通过交易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即法律只对分配有影响，对生产无影响；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法律对分配和生产都有影响，不同的法律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
交易成本：科斯认为，获取信息、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包括事先的交易成本，即为签订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责任等方面的成本；签约后的交易成本，即解决合同本身存在的问题、改变条款、退出合同等方面的成本。阿罗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
诺思估计，1970年交易成本构成GDP的45%；张五常估计，交易成本占香港GDP的80%。发展中的中国大陆交易成本，可能比发达国家还要高。
2、制度的性质
凡勃伦：公认的生活方式。
康芒斯：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
诺思：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博弈）规则；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相互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
现代经济学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
问题：制度作为人的行为规则，作为资源的占有、使用、分配的规则，它是稀缺性的资源吗？
（1）好的制度在数量上当然稀缺，制度的创新也非常困难；
（2）资源：在经济学，凡是能够带来收益的都属于资源；制度本身不能带来收益，但制度是关于资源配置的制度，制度制约或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
制度与经济人假设：
西蒙，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科斯，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诺思，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自愿负担约束等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纳尔逊等，个人为表达其价值和偏好所付出的代价越低，则非财富价值在其决策中就显得越重要；反之，非财富价值只能解释人类很少的一部分行为。人的行为的机会主义，即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人具有随机应变、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这既导致冒险、创新，又可能损人利己；
这样，人类行为与制度之间就有了联系。（1）制度可以降低外部环境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人的理性程度。（2）如果制度产生于人类行为中的非财富价值所具有的集体行为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就会通过制度改变人们为追求非财富价值所付出的代价表现出来，制度创新就是人类追求财富最大化与非财富最大化这双重动机的均衡。（3）制度约束人的机会主义，促进合作。
总之，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规则，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空间和时间，约束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保护权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制度的构成或类型
制度的构成：正式制度（显制度，有形制度，成文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潜制度，无效制度，非成文制度）
国家或政府规定的正式制度，如宪法，法律，地方法规和行政法规，规章，领导人言行等。
文化进化所形成、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如价值信念，伦理，风俗，惯例，意识形态，行业和单位规范等。
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立法性的制度规范和实施机制。
关于权利、责任、行为规则的制度规范。
制度的实施机制，包括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制，有法不依甚至比无法可依更坏，决定制度实施的重要因素是违法、违约的成本。
国内制度约束和国际制度约束。
二、制度变迁
1、制度的需求和供给
制度的需求：
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因素：价格、偏好、效用、收入、商品替代性等。
类似地，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如人口变化与劳动力—土地的价格；宪法秩序；技术变化，如产权所有者得自产权的收益要大于其排除其他人使用这一产权的成本，而19世纪70年代带刺铁丝围栏大大降低了保护牧场的成本，促进了美国西部牧场的私有化（1874年铁丝销售量1万磅，1880年8050万磅）；经济发展与市场规模扩大，交易成本上升；
制度的供给：
影响生产要素供给的因素：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技术，利润最大化动机等。
类似地，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宪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知识积累和知识创新；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现存制度安排和社会规范；决策者的利益。
制度的交易：交易成本、收益
2、制度的起源
对策论（博弈论）的解释：在不完全信息时，竞争容易出现形如囚徒困境中的非合作的纳什均衡；但随着对策的反复进行，即使信息仍然不完全，但遵守某种不变的合作性规则，可以提高收益，因为你难以反复欺骗同一个人。
交易成本的解释：交易有成本，交易成本导致制度的产生，不同的制度对资源配置有不同的影响，好的制度的运作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诺斯的解释：在直接、小范围、重复的交换中，专业化程度低，信息完全，这时生产成本高而交易成本低，制度无关紧要；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产品种类增加，市场规模扩大，交换的复杂，信息不完全不对称，这时生产成本低而交易成本高，合作和制度必要。
财产保护的解释：
最初，没有政府，个人自我保护其生产成果。张三生产收益200，抢得50，被抢20，抢和防抢的交易成本100；王五生产收益300，抢得20，被抢50，抢和防抢的交易成本100；张三、王五的交易成本共200。
现在，生产不变，政府出现，税收100，保护张三、王五安全，节余交易成本100。
张五常的解释：1981年，张将“交易费用（成本）”一般化为“制度费用”，把制度费用分为：维持一个制度的费用，导致这个制度变迁的费用。当一个制度的维持费用高昂而变迁费用相对下降时，制度变迁就发生了；当一个制度的维持成本虽然高昂，但制度变迁的费用更为高昂时，制度变迁还是难以发展。
3、制度变迁的要素
制度均衡：既存的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的任何个人或组织带来额外的收益或利润，即现行的制度结构处于帕累托效率状态。
制度处于均衡状态，就不变迁。新的制度如果能够带来潜在的或新的收益，且预期的收益大于成本，制度就可能变迁。
制度变迁的要素：制度变迁的主体或组织，如政治家（政治的企业家），利益集团；源泉或动力机制；条件或环境。
制度变迁的主体：
制度变迁的源泉：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与激励结构的调整，偏好的变化，信息成本，讨价还价能力，技术变化等。这些因素，使得主体期望在新制度中获得潜在收益，即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无法获得的外部的收益；换言之，存在帕累托改进。外部收益内在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打破制度均衡、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变迁的条件或环境：制度变迁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公共选择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政府是否明智、改革措施是否正确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某些统治者或政府在有效的制度必定会增加其总收益时，竟然选择一组无效的制度？诺斯在1972年思想的基础上，后来致力于发展一个包含了从国家理论到认知科学的分析框架，认为必须把现实世界与政府等行为者所观察、理解的世界加以区别，行为者根据其获得的信息而推行改革。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独特的初始条件，如庞大的农业部门和低补贴的农业人口，相对分散的经济体制，分工水平较低的经济结构，这导致中国渐进改革的有效，而不是渐进改革是有效的。
4、制度变迁的原理或机制
制度变迁的内容和路径选择，主要是一种公共选择过程，由主要利益集团的利益格局和相互关系所决定。
影响外部收益的因素：（1）知识的创新、积累和教育制度，技术的变革和扩散，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如新的生产技术、通讯技术；（2）分工、专业化和交易；（3）产权制度与外部性的内部化，如知识产权制度、污染者负担的环境保护制度；（4）降低交易成本，如企业制度、货币制度、租赁制度、期货制度；（5）规模问题，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市场规模等带来的利润，如现代公司制度、公平开放竞争市场制度；（6）降低风险，如合同制度、保险制度等。
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分析：
制度变迁或制度供给的条件：制度的边际收益大于等于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
制度均衡的条件：制度的边际实施成本等于市场的边际交易成本。
5、制度变迁的轨迹
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是分析长期经济变化的关键。
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技术变迁中的自我增强和路径依赖，新技术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经济使初始的固定成本得到分摊，降低平均成本，技术得到自我发展和流行，其他人向之学习而进一步改进技术和降低成本，其他人的合作又导致协调效应、合作收益和适应性预期，导致这种技术最终成为通用技术和标准。当然，技术发展产生了路径依赖后，也可能导致技术固定和排斥新的更有效的技术，也可能报酬递减。相反，其他技术由于晚入，没有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被锁定（lock-in）在某种被动状态。总之，细小、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发展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导致不同的结果。
类似地，制度变迁中也存在路径依赖，某种制度一旦沿某一方向变迁后，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制度具有适应性。
制度变迁是渐进的，人们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所学习的知识、经验的不同，以及对知识的的不同预期收益率，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6、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需求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最初由个人或群体为主的，在响应和追求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上，自发倡导、组织和渐进完成的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外部的收益（利润）存在于新制度里，不能在原有制度的范围内获得。外部收益内在化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是：首先，有个人、组织或群体（即所谓的初级、初次行动团体、制度企业家等）能够发现潜在的收益和新制度，他们是制度的创新者；其次，现行制度和其他外部条件为制度创新留下了空间、时间和边界。
不过，外部性、搭便车等会限制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使制度供给不足，自发创新的制度往往是特定范围和层次的制度。
供给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主持的，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文化规范下，通过法律、政令而引入和实现的制度变迁。政府在制度变迁上具有一系列的优势因素：政府是垄断者；政府行为有规模经济，成本低；政府依靠其合法性和强制性，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实施成本；政府可以暂不考虑成本—收益原则，通过税收等推行制度变迁，当然政府最终和整体上要权衡成本—收益。
当然，应将税收、经济稳定和增长、政治支持和稳定、政府官员的个人收益等纳入政府（统治者）的效用函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预期边际收益要大于等于边际成本。不过，如果政府效用最大化目标与社会财富最大化目标并不一致，如果政府面临着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和偏见、官僚主义、利益集团冲突等问题，政府能够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吗？
但樊纲等人认为，难以区分内生性和外生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在本质上是内生的、诱致性的。
7、渐进式制度变迁与激进式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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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的资源：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周其仁的新制度经济学讲义，韦森的比较制度分析讲义，李由的公共政策讲义，等等。
第三讲 中国的渐进改革
20世纪的重大事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斗；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经济全面增长。
20世纪两大经济实验：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制度变迁或改革的两种方式：渐进式和激进式，过去有英国改良与法国革命，现在有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与俄罗斯休克疗法。
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及世界银行、IMF、OECD、EBRD等国际组织按照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支持激进式（休克式，大爆炸，一揽子）改革方式。但中国改革为什么在偏离正统经济学所开出的药方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中国改革成功的因素是什么，是改革策略（路径，方式）的成功还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性，中国改革能否被经济学检验？
一、中国改革的国际背景
1、苏联东欧的经济理论
布哈林（1888—1938）1920年《过渡时期经济学》和普列奥普拉任斯基（—1937）1926年的《新经济学》。二者还在1919年合著《共产主义ABC》。
1936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决议；1954年终于推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奥斯卡·兰格（1904—196），芝加哥大学教授，波兰外事委员会、计划预算和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36—193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价格弹性与就业》（1944年），《政治经济学》（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经济计量学导论》（1957年，），《经济控制论导论》（195）。
兰格认为，完全竞争市场需要满足最大化、市场供求、制度条件即生产要素的收益分配等三大条件，通过竞争和试错而实现经济均衡。
兰格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消费者自由选择和消费品市场，这决定了消费品需求；职业自由选择和劳动市场，这决定了劳动力的市场配置；不存在生产资料和资金市场但以价格表示的偏好是生产资料和资金分配的标准，这样，中央计划当局按照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产品边际成本等于其价格、供给等于需求的原则，通过模拟市场试错的方法，制定模拟的市场价格，企业根据中央模拟的价格，组织生产活动。
在生产决策上，中央政府集中决策和企业分散决策。（1）在最高层次上，中央部门主要对特殊重要的产品生产和分配进行决策，中央计划部门只掌握用净产值表示的产出计划。通过完善的信息系统和电子计算机模拟市场机制中所隐含的叠代过程，可以有效解决中央决策上的信息难题。（2）在中间层次，产业管理部门决定各生产部门的发展。（3）在基层，当市场需求扩大时，企业有权扩大投资和进行技术改造，且这部分投资由银行信贷提供，小企业的投资全部由银行解决，而政府主要通过信贷政策间接影响企业和行业的投资决策。企业主要根据中央模拟的价格信号，按照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生产成本最低的原则进行生产；消费者（家庭）对消费品和劳动的自由决策。
兰格模式评价：信息与价格的确定；中央决策与企业决策之间的关系；激励约束机制。
勒讷、兰格与哈耶克之争。
米恰尔·卡莱茨基（1899—1970），联合国秘书局经济稳定与发展署署长，波兰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商业循环理论概论》（1933年），《经济波动理论论文集》（1939年），《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布鲁斯（1921—），波兰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局局长，《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196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1978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和自治理论。
1945年建国后的经济问题和1948年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1950年社会主义自治和改革。
卡德尔，《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匈牙利1968年改革。
奥塔·锡克（1919—？），匈牙利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政府副总理和经济部部长，经济改革之父，《经济—利益—政治》（196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三条道路》（1972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吉里·考斯塔（1921—？），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197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亚诺什·科尔奈（1929—？），《反均衡》（197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短缺经济学》（198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等。
苏联。
1962年利别尔曼《计划、利润、奖金》（利别尔曼建议）等，1965年改革。
阿甘别江（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分部负责人）、扎斯拉夫卡1983年《苏联学者对改革苏联经济体制致苏共中央的报告》；阿巴尔金，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2、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
虽然“社会主义”一词在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流行，但其思想在16世纪就已经提出。1516年，托马斯·莫尔《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新古典经济学对计划经济的论证：帕累托1902—1903年《社会主义制度》，1906年《政治经济学手册》，提出由“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制定和实施计划，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1908年，E·巴伦《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对帕累托的思想进行了详细论证。
1918年下半年，战时（军事）共产主义；1921年，新经济政策；1924年，列宁逝世；1928—1932年，苏联一五计划，经济增长率19.2%；1933—1937年，二五计划，17.8%；1938—1940年，未完成的三五计划，13.2%。1936年，斯大林不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红军解放了大部分东欧地区，8个民主国家先后建立，并进行了土地改革和经济国有化。1947—1948年，多数国家开始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五年计划。
1952年，马林科夫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
1959年，苏共21大，超过美国并在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1961年，赫鲁晓夫宣称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
1969年，苏联计划委员会建立了包括原材料消耗定额、材料储备定额、设计能力运用定额、设备储备定额等在内的完备的定额体系；从1976年开始的十五计划，增加了劳动消耗、工资定额、资金及其利用等方面的计划和管理。
1971—1975年，苏联九五计划，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
1971年，苏共24大决定，在国家计算中心网和全国统一的自动化通讯网的基础上，建立自动化计划计算系统，完善计划经济体制，该系统的一期、二期工程分别在1976年、1980年完成；
计划经济的特征与运行机制：自由人的联合和社会大工厂。
计划经济的制度特征：国有制+计划经济。
列宁的“国家辛迪加”思想。
计划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充分信息和理性决策，包括资源禀赋、技术水平、需求结构等；全社会利益一体化，单一利益主体和激励相容；高效的执行机制；平衡增长。
计划经济的效率：高投入、高增长速度但低产出、低效率。
1953—198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总值增加了21倍，但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8倍，新创造的国民收入增加了4倍，人均收入增加了1倍。
3、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
1953年，斯大林逝世。
1954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有限地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即商品只存在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只存在于流通领域。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承认南斯拉夫的自治道路。
1956—1958年非斯大林化与改革。东欧国家党和政府领导人更迭，提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但因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改革不了了之。
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事件；10月，哥穆尔卡决定走自己通向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10月，裴多菲俱乐部、匈牙利事件与纳吉；11月，卡达尔上台。
政党制度的破坏：清洗政治反对派，破坏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制度（1941年第18次党代表大会，1988年第19次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经常几年召开一次），政治局的个人专断等。
1989年之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南斯拉夫、苏联、匈牙利三种模式。
南斯拉夫模式：社会自治
1945年建国后的经济问题和1948年6月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
1950年开始社会主义自治和改革，《关于工人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组织的基本法》即“工人自治法”，规定人民共和国的财产应当由工人集体代表社会进行管理。具体地，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和经理管理。
1951年，开始改革计划制度。
1953年，南斯拉夫宪法确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生产者在经济中的自治和劳动人民在区、市、县的自治，是国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
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政府只公布指导性计划，只控制最低产量、投资总额、最低工资3种基本指标，企业全面自治。
1957年，《劳动者关系法》，工人是自由劳动者，通过选举和被选举工人委员会管理经济组织，工人委员会选举3—11人的管理委员会，经理人选由管理委员会和政府共同决定。工人收入由经济组织决定，政府依法调节。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本·沃德发表关于伊里利亚经济模式的论文，系统论述工人自治下的经济运行问题。
1961年起，市场社会主义，逐渐取消对工资、投资、外贸、价格的计划控制。
70年代初，契约社会主义，取消企业后的联合劳动，通过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协调联合劳动。
苏联模式：大国大计划、大企业的经济
1956年，苏联提出改革措施，其核心是将经济管理的重心由部门转移到地方。1957年，撤销了25个部，代之以105个经济区。1959年后，小的经济区委员会又开始合并为大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中心委员会和最高委员会，最后各个部委连续恢复，1963年，工业管理机构反而扩大了近3倍。
1962年，利别尔曼《计划、利润、奖金》（利别尔曼建议）。1965年，经济改革重新开始，历时十年。
70年代的停滞。
1981—1985年，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相继去世，戈尔巴乔夫上台。
匈牙利模式：小国改革与开放经济
1957年，首先改革农产品价格，废除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实行自由销售和按合同收购的制度，合作社自行决定劳动报酬。同时，开始改革工业体制。
1966年，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下，决定从1968年开始全面改革，中央计划与企业决策相结合，即新经济体制。
1976年，固定价格占流通额20%，协议价格（最高限价和浮动价格）50%，自由价格30%。
1980年，工业价格全面体现其国际比价。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
4、苏联东欧剧变与激进改革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与改革：1985年上台；1986年苏共27大，“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1987年，根本改革经济管理。
1989年2—4月，波兰圆桌会议与妥协；
1989年，苏联总统、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做出推倒柏林墙的决定；
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1991年波兰，1992年的阿尔巴尼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斯洛文尼亚
5、欧美日、东亚四小的经济高速增长
二、中国改革的国内背景
1、经济发展与改革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1945年《论联合政府》，国营、私营和合作社的混合经济。
1949年《共同纲领》，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
1954年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国家依法保护农民、个体劳动者、资本家的所有权。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
但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农村实现了公有制。
1953—1957年一五计划。
1956年，孙冶方、顾准等针对计划经济提出了改革思想。
1956年八大；
赶英超美与大跃进：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中国要用15年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提出争取在7年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再加8年或10年赶上美国。
计划经济虽然在工业化、社会平等、消灭贫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了成就，但：1976年，钢产量相当于1971年；四川、浙江等地缺粮；农民人均年收入63元，城市职工年工资625元，比1965年还低。
不过，A·森说，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革命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
2、思想解放
6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年73岁。
1963年，苏联共产党发表的《公开信》中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1977年10月，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开始讨论思想问题；同月，光明日报收到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稿件。
1978年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要求到本世纪末工业方面建成120个大项目，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和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或超过最发达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
但在发展手段、方式上：高积累，抓革命促生产，坚持自1963年以来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但熊复任总编辑的《红旗》杂志长时间沉默。
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决定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思想解放、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与社会经济变革。
苏联；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相当发达，但人文社会科学上的蒙昧、教条、形式。
3、经济理论背景
1956年，孙冶方、顾准等对计划经济提出了改革思想。
计划经济时代，“男学工，女学医，学了财经没出息”。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8年研究生考试试题和1984年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为例。
经济研究所1978年研究生政治经济学试题：
填充：（40分）
商品的两重性是（ ）和（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两重性是（ ）和（ ），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是（ ）和（ ）的矛盾。
货币的最基本的职能是充当（ ）和（ ）；此外，货币还充当（ ）、（ ）和（ ）的职能。
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从商品开始？（20分）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有哪些作用？（20分）
社会主义工资和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区别。（20分）
选作题：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4年）：
苏绍智、冯兰瑞：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
董辅礽：经济利益、经济杠杆和经济组织；
王梦奎：企业领导制度中的一个问题—对于一长制的考察；
赵人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
张曙光：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等。
经济理论和政策界的代表人物：孙冶方，薛暮桥，杜润生，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2005年3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共同发起设立中国经济学奖，将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授予“自1978年以来，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发展和改革重大政策制定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四人，每人获得奖金30万元。
孙冶方、薛暮桥与江浙经济学家群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1927年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30年代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后参加新四军。建国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56年筹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任所长。文化大革命前，因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与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受到批判，后又与刘少奇一起批判，“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几乎臭不可闻。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要尊重价值规律；最小劳动消耗、最大经济效果理论等。《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1979，续集1983，续集增订1983），《社会主义经济论稿》（1984）。
薛暮桥（1904—2005），原名薛与龄，江苏无锡人。1918年考入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后因贫辍学。1920年考入铁路，改名薛雨林，先后任会计、替班站长、新龙化、筧桥站站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铁路工人运动，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常务委员、组织部长，后被捕入狱三年半（1927.6—1930.12）。1931年在无锡第三小学、南京民众教育馆工作，1932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参加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3—1934年任教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改名薛暮桥。1934年10月—1938年10月，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主编《中国农村》月刊。1938年10月至1942年底，参加新四军，任新四军军部教导队训练处长、抗大五分校、抗大华中总分校训练部长。1943年1月至1947年10月，任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委员兼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长。1947年10月至1949年10月，任华北各解放区财经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1949年至1952年末，任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参加了统一财经、平抑物价、改造私营工商业等工作。1953年初至1958年夏，任国家计委委员、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与孙冶方、于光远三人合编政治经济学教材。1958年夏至1962年初，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财经小组秘书。1962年初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秘书。1976年起，任国家计委顾问，经济研究所所长，出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1982年），发行量约一千万册，影响巨大。1980年5月，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同年7月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1982年5月至1985年5月，任国家体改委顾问。1985年6月，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总干事。1988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90年，针对保守思潮回潮，写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和《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提出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综合改革。他曾是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第六届代表、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江浙经济学家群：
江苏：孙冶方、钱俊瑞、陈翰笙、薛暮桥、李慎之等，无锡人；王学文，徐州人；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南京人；巫宝三，句容人；费孝通，吴江人；吴大琨，苏州人；严中平，涟水人；葛家澍，兴化人；吴树青、季崇威，江阴人；高尚全，嘉定人；宋则行，崇明人；顾准、于光远、陶大镛，上海人。另，陈云，青浦人；胡乔木，盐城人；荣毅仁，无锡人；江泽民，扬州人；胡锦涛，泰州人。
浙江：宦乡、骆耕漠，杭州人；沈志远，萧山人；马寅初，绍兴人；千家驹，武义人；董辅礽，宁波人；蒋学模，慈溪人。
杜润生与山西经济学家群
杜润生（1913—），山西太谷人。1929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1932年参加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3年来北京并于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任学联代表，1936年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区队长和宣传部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进入太行山根据地，曾任太行山党委宣传科长、太行行署副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1953年至1956年，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农业合作化。1956年后，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1961年主持起草《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14条意见》。1979年至1982年，任国家农委副主任。1983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起草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五个一号文件，提倡小城镇发展战略。曾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南局秘书长、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秘书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并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杜润生文集》等。
山西经济学家：杜润生，马洪，冀朝鼎；另，华国锋，彭真，薄一波等。
此外，广东（康梁，孙中山，许涤新）、福建（严复，陈伯达；陈岱荪，林子力）、湖南（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卓炯）、湖北（戴世光，张培刚）、四川（邓小平；彭迪先，胡寄窗，杨启先）等地经济学家也有一定影响。
另，万里，山东人；赵紫阳，河南人。
马洪（1920—），山西定襄人。1936参加牺盟会。1937加入共产党。1938年入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学习，1941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学术秘书。曾是同蒲铁路总工会负责人之一，后任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平泉县县长，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秘书处处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国家计委委员、秘书长，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化学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北京石油化工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1985年免），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1985年起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4月免）。1993年4月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94年5月起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会长。是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十四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委。著有《经济结构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等，参与主编《当代中国》丛书。
吴敬琏（1930—），江苏南京人。1948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因病于1950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他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从1979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 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1983—1984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做访问研究员。1984年起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他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1985年2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1985年11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他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他还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首席经济系家，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Petro China）和中国联通（China Unicom）等公司的独立董事。
厉以宁（1930年—），江苏仪征人。1948年毕业于金陵大学附中，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组成员、中日关系学史学会会长。厉以宁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厉以
1972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代表团（加尔布雷斯、托宾、列昂惕夫）曾访问中国，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师座谈；
东欧、欧美日的经济学家纷纷到来。如弗里德曼（1980年9月）、托宾、邹至庄等经济学家来华讲学。
2005年6月，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
3、政治与政府体制改革
1976年：天崩地裂的一年。1月，周恩来逝世；3月，吉林陨石雨；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时年73岁。
1977年10月，中央党校复学，华国锋任校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2月，组织部部长。
五胡（胡耀邦、胡乔木、胡克实、胡绩伟、胡福明）乱华（国锋）。其实，还有胡绳、胡平等。
1980—1981年，华国锋先后辞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由分别由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接任。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中国改革的过程
改革：首先是知道或不知道体制存在的问题？这与知识、信息、经验等有关。其次是改革或不改革，如何改革？这与政治经济体制、公共选择等有关。
1、1978年前的改革
行政性分权与集权改革：
吴敬琏称行政性分权的命令经济是最坏的命令经济，因为它既与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南辕北辙，又损害计划经济的政令统一。
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1958年体制下放即行政性地方分权；1961—1963年经济调整；1970年权力下放；
余绪：1980年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和1988年财政大包干；计划单列市等。
60年代初，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1923—1968）关于价值规律与农村经济的论述；《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
2、1978—1989年
1961年，孙冶方提出，经济体制上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后来，蒋一苇、董辅礽等发展了这一观点。
1978年，四川省选择若干工厂，扩大在生产、销售超计划产品、提取和使用利润留成、任命下级干部等方面权力的试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搞活企业为核心的改革。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包产到户。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去掉“不许包产到户”，但“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的地区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也不要包产到户”。
1979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曾提出，我国的计划经济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上。
1980年，薛暮桥等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但1982年十二大报告：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沿革：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
1954年9月，一届人大决定成立国务院，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
197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劳动部、物资部、地质部、全国物价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合并为国家计划委员会；
1980年5月，国务院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为临时办事机构；
1982年5月，五届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列入国务院部委序列，赵紫阳、李铁映、李鹏、陈锦华曾担任主任；
1988年3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并入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
1998年3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降级为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编制由200人减为85人；国家计划委员会改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2003年3月，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
1982—1986年中央有关农村的五个“1号文件”。
1984年，经邓小平提议，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文件起草领导小组；经广泛、多次讨论修改，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正式使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共和国1982年大事：
9月1—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大会确定，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中央不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大会决定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12日—13日，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1月26—
（摘自人民网2004年9月22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
1986年初，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提出以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为重点，进行配套改革的设想，使改革在1987年迈出决定性的步伐。4月，国务院成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拟定“七五”计划前期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外贸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准备先全面调整再全面开放价格，实行分税制和增值税等。但该方案在当年10月停止执行，转向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线，1987—1988年实行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切块大包干。
1986年12月，《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1988年11月施行。
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部挂牌进行股票的柜台交易。
1987年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1987年中共十三大开幕前，播放了《让世界充满爱》，甚至还放了一首邓丽君日语演唱的《人生就是浪花》。赵紫阳穿深蓝色西服，而邓小平等多数人穿毛氏制服或军装。茶室里毛的巨幅画像紧挨着肯特香烟的巨幅广告。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中实行差额选举（预选，5%差额）。
共和国1987年大事：
5月6—
（摘自人民网2004年9月22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
1987年，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委托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研究1988—1995年中期改革规划，其中包括：以吴敬琏为首的整体协调改革方案，成员包括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刘吉瑞等；以厉以宁为首的企业改革方案。
1988年6月，价格、工资改革，同时以通货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经济高速增长，即“价格创关”；8月，全国出现抢购，经济波动；秋天，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赵紫阳（《人民日报》2005年1月30日第二版）：赵紫阳同志1919年10月生于河南省滑县，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在赵紫阳同志患病和病重期间，中央指示有关部门对他的生活和治疗作了妥善安排，并专门成立医疗小组进行积极救治。在赵紫阳同志弥留时，曾庆红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前往医院看望。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等单位送了花圈。赵紫阳同志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生前友好、家乡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代表也前往送别。
3、1989—1991年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6.4事件；11月，邓小平提出离休，次年批准。
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生于1926年，江苏省扬州市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1956年回国后，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1962年后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1980年后，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1982年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7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在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6年，俄罗斯帕列亚出版社推出俄文版《改革·发展·稳定》一书，该文选共收集江泽民主席自1989年9月至1995年9月公开发表过的部分讲话和报告共28篇，并附有生平介绍及多幅照片。爱好：自幼喜爱篆刻艺术，读书。夫人王冶坪，江苏扬州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曾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文书、副主任、主任，现已退休。他们有两个儿子。
1989—1991年，三年治理整顿。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
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海、深圳两市先后经国务院批准开办了证券交易所。
1991年1—2月，邓小平上海过春节。随后，《解放日报》在朱鎔基组织下，发表了皇甫平系列评论：
4、1992—2002年
政策：
1992年1—2月，邓小平88岁，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南方（南巡）讲话；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改革方针。
1993年12月，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公司法》。
实践：
1992年5月21，上海股市取消价格限制，到23日，股票价格增长570%，其中5种新股2500%以上。
1992年，经济过热。北海和海南开发。
1993年，取消粮票和粮本。
1994年，改革年。价格、企业、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全面改革。上海浦东开发。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
5、2002—2020年
2002年11月，十六大。上一届中央政治局6位常委退出，选举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均为理工科教育背景。
胡锦涛，生于1942年，江苏省泰州市人，祖籍安徽绩溪。1964年入党，1965年参加工作，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大学文化，工程师。1959至1965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1964年后，并任政治辅导员。1965至1968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参加科研工作，并任政治辅导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终止)。1968至1982年，先后在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劳动，任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技术员、秘书、机关党总支副书记，甘肃省建委秘书，甘肃省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1982至1992年，先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92年10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1993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1997年9月当选为第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99年9月在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99年10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十二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夫人刘永清。他们有一子一女。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城乡居民提供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005年，赵紫阳逝世。《人民日报》
四、中国改革的特点
1、渐进改革
相对于西欧上百年的市场经济制度确立过程，中国的改革是激进的；相对于俄罗斯500天改革计划，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
相对于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的大跃进，后来的改革是渐进的。
相对于引进外资和农村经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化、对外开放是渐进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渐进改革：
□从单一公有制一统天下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指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954年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并提出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国家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国家依法保护手工业者和其它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他们改善经营；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1975年宪法规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依法从事个体劳动。1978年宪法作了同样的规定。1982年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此外，前三部宪法都提出，国家可以依法对（城乡）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但1982年宪法明确提出“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此后，根据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1988年宪法修正案提出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99年宪法修正案提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003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部分有：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1958年、1970年企业下放；1978年，四川选择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国有企业扩大企业权力试点，1979年1月扩大到100家，7月扩大到全国6000多个；1981—1983 年，“包字进城，一包就灵”；1983年、1984年，两步利改税；1986年股份制试点；1987—1992年，第二轮承包制；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1993年，公司制改造；1998年，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2002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1981年规定，企业奖金应控制在职工1—2个月的标准工资总额以内；1984年，2.5—4个月奖金征收奖金税税率30%，6个月以上奖金税率300%；1986年，奖金税率分别为20%和200%。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1979年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市场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欧盟1998年宣布将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取消，视为市场转型经济国家，但至今并不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致使欧盟采取不利的对华反倾销政策和贸易政策，欧盟一直用第三国（替代国）的生产成本评估中国产品的正常价值，如新加坡就经常被作为第三国。
2004年4月以来，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吉尔吉斯坦等国家先后承认我国为市场经济国家。
中美WTO协议规定，中国加入WTO的5年内，美国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法仍然适用来自中国的产品。
确定一国市场经济地位的8项标准：本国货币与外汇自由兑换程度；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工资待遇的可协商程度；外商投资准入的宽松程度；国有企业对生产资料控制的程度；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价格和产出决定的控制程度；企业的财务记录、独立的审计，应当符合国际财务会计标准，并适用于所有场合；企业从以前的非市场机制过渡时，其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不能有重大扭曲；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
□对外开放——外向型经济——开放经济。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再在汕头、厦门。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5月，开放从大连到北海的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批准大连等10个国家级开发区（到2004年，我国已有49个国家级开发区，苏州等5个享受国家级开发区政策的园区）。1985年2月，分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1988年4月，设立海南省和经济特区。1990年，批准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保税区。1991年，批准成立21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从1992年起，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由点到面的新阶段。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渐进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特点，但不是基本性质。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外资经济引进等非国有经济改革的渐进性就不明显。李晓西认为，我国改革是“渐进与激进”的结合。
2、改革试点
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经济特区；海南；
3、增量改革
最初是在计划经济外的农村改革；随后是在城市非公有制之外的个体、私营经济，沿海的外资经济，沿海的特区经济。
在1992年前，国有的工业、服务业部门基本未动。之后，整体推进，先后对国有工商、运输、外贸、金融等和进行改革。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差别政策；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
4、双轨制与寻租
如产品供销和价格的双轨制：1979年扩大企业自主权时，对原材料价格改革，超过计划的产品的自销权和自销产品的定价权，这就正式开辟了物资流通的第二轨道。
1985年1月，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即对1983年以前有权取得计划内调拨物资的国有企业，仍然根据1983年的调拨数（83年基数）按调拨价供应所需生产资料；超过1983年基数的部分，按市场价格购买。
北京的火柴：由每盒2分提高到3分，就到达提高了供应量。
双轨制：价格、外贸、所有制结构、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
寻租：布坎南，安妮·克鲁格等的研究。
现在旧的、新的双轨制仍然存在，如金融资本、土地、人口和劳动力、国有资产市场。
5、思想解放、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东亚模式与中国：经济主导的改革，政治改革相对滞后，但保持了政治上的相对集中、权威和稳定。
而俄罗斯是政治主导的改革。
五、中国渐进改革与苏联东欧改革的比较
1、改革方式的比较
苏联东欧激进式改革的原因：
50年代以来，对计划经济渐进改革的失败，以重工业为特色的国有经济严重亏损；
经济动荡，恶性通货膨胀，如波兰1989年底月通货膨胀率为30%，俄罗斯1992—1993年月通货膨胀率为20%—30%；
90年代初，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立刻回到欧洲去的强烈要求；
传统体制长期存在，陷入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上要求激进式改革；
国际原因，等。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85年首先向玻利维亚政府提出的经济战略就具有后来所谓的休克疗法的内容，因治理恶性通货膨胀而名噪一时。后来，担任波兰、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蒙古、俄罗斯等国政府的经济顾问。萨克斯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所有成功的经济都在向大致相同的经济制度迈进，即共同地以市场、可兑换货币、私有制、公司制、开放性贸易等基本内容为基础。于是，剩下的就是经济转型或过渡问题。休克疗法包括宏观经济稳定化特别是货币稳定、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内容。休克疗法的意义在于较快地创造稳定、创造市场体系和创造游戏规则，让经济自由和市场力量成为结构调整的基础方式。“中央计划机构一退出原位，市场马上就会繁荣起来。”他与费利普·拉雷恩合著的《全球视觉的宏观经济学》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按照萨克斯的意见，玻利维亚、秘鲁、阿根廷、某种程度上1994年巴西、墨西哥是快速自由化和稳定化的例子。在东欧，波兰、捷克、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和1988年越南改革是主要的案例，俄罗斯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较快但没有快速稳定化，匈牙利比较渐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难以确定。
激进（或急进）500天，私有化和自由化上的休克式改革：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从1992年，俄罗斯掀起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叶利钦推行开放物价、开放贸易、开放金融和全面私有化的“三开一化”政策，这一政策延续到普京总统。俄罗斯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1992年至1990年代中期的无偿私有化，以国家无偿给每个公民发放私有化证券为标志；1990年代中期的有偿私有化，国有资产大规模私有化；普京时代的新一轮私有化，以拍卖国有企业股份和土地私有化为代表。
俄罗斯需要解决苏联1991年国家破产解散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对重工业、军事化、大型专业化为特色的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问题。在改革策略上，特别是在稳定化上存在许多失误，如缺乏一个量化的、受监控的总体稳定化方案，金融上的一系列非稳定化的糟糕的政策（如向其他独联体国家的信贷，苏联解体后的两年让15个独立的国家继续使用和发行卢布，利用西方援助，如何管理汇率，1991、1993年分别宣布废弃居民手中50元、100元面值和1993年前印制的货币），俄罗斯继承的700亿美元外债和外债任何延付，税收体系失灵，经济结构危机，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俄罗斯拥有1700万平方公里领土，1.5亿人口，继承了原苏联的大部分家底。一方面是丰厚的遗产，另一方面又穷家难当，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1200亿美元外债。作为前苏共的反对派，叶利钦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没起什么作用，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这时，年仅35岁的叶戈尔·盖达尔投其所好，在萨克斯的点拨下编制了一套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叶利钦破格将其提拔为政府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担任第一副总理。1992年初，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全面铺开。
第一步，从1992年1月2日起，俄罗斯放开90％的零售价格、80%的批发价格，对其余商品规定了最高限价。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物价放开头3个月，似乎立竿见影，收效明显。购物长队不见了，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比上年12月上涨6.5倍。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料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串通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货币改革和通货膨胀耗掉了很多普通居民的储蓄。不过，有些最重要的价格，如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价格并没有放开，某些利益集团将石油销往国外，大获其利。
第二步，“休克疗法”目的是降低通货膨胀率，这就必须紧缩通货，提高利率。然而，价格自由化的第一周，价格即上涨6倍；1992年上半年，价格至少上涨了12倍。1992—1994年、1998—1999年发生了两次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1992年为568%，1995年下降为126%，1998年19.8%，2003年20.2%。
1993年，俄罗斯发行新卢布，旧卢布兑换新卢布，但每人只能兑换3000卢布，其余作废，但由于盲目发行货币，新卢布兑美元的汇率一度降低到6000卢布兑1美元。1996年，叶利钦连任总统后，又发行新卢布，并规定6新卢布兑1美元，但1998年经济危机，24新卢布兑1美元，一批银行在挤兑中破产。2004年7月，因中央银行吊销违规银行执照，俄罗斯又出现挤兑高潮。
第三步，大规模推行私有化。1991年1月，盖达尔任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委员会主席。
1992年7月—1994年6月，推行证券私有化。首先将需要私有化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然后，
俄罗斯的财富集中和寡头形成主要发生在私有化方式由全民均分转向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有偿私有化的过程中。90年代中期，俄罗斯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促进金融工业寡头的发展、官僚阶层以权谋私等方式，形成了官僚—金融—工业寡头。如1994年，叶利钦提出当年应当成为“金融工业集团年”。此后，连续出台了《促进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并展开活动的措施》（1995）、《关于金融工业集团的联邦法》（1995）、《关于促进银行与产业界一体化》（1996）等十多个法律规定。再如，为防止1996年总统大选共产党久加诺夫上台，叶利钦政府将石油、冶金等大型、资源垄断性企业低价卖给企业内部的利益集团和控制电台电视台的外部大亨。由于普通居民在第一、二步改革中已经耗尽了储蓄，随后的金融紧缩和高利率又使普通居民既缺乏资金发展生产，又缺乏资金购买企业。相反，特权阶层和暴发户获得了大量预算拨款和贷款，大批国有企业低价落入他们手中。据统计，俄罗斯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1.7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损失1万亿美元，社会损失0.7万亿美元。如职工3.4万人的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售价372万美元，5万多人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售价220万美元。
自1994年后的几年内，一批工业、金融寡头产生，其中许多人是所谓的青年改革者、企业管理者，而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叶利钦时代的七巨头金融寡头集团，垄断了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冶金、电力、汽车、金融、传媒等重要行业。如切尔诺梅尔金控股的天然气工业公司，垄断了90%的天然气生产和管道网；丘拜斯任总经理的统一电力公司，控制着80%的电网；古辛斯基掌握着4家电视台、5家电台、6家报刊等重要媒体。
由于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造成了产业结构和企业经营的混乱，征收高额增值税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结果是陷入了长达10年的生产萎缩和税源枯竭，而且80％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1997年俄罗斯的财政税收不足预算的一半，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拖欠了巨额的工资、养老金和福利费用。政府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兑现叶利钦1996年总统选举时许下的承诺，避免因拖欠工资出现社会动荡的局面，被迫依靠大量举借高利息外债勉强度日。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俄罗斯举借外债日趋困难，利息成本大幅度增长，偿还债务支出已占全部财政预算的30％。甚至俄政府将国债实际利息提高到150％、国际货币基金提供了200多亿美元贷款之后，外国投资者也不愿购买，反而纷纷抛售，最终成为一场国际金融风暴的发源地。俄罗斯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之后，几乎没有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工厂企业，资金不是外流就是进入金融泡沫投机领域，生产不断萎缩而股市却出现虚假繁荣，1998年泡沫经济崩溃触发了股票市场暴跌，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急剧上升到80％，沉溺于投机的私有化银行也纷纷破产。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失败教训时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个私有化程度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有些人认为资产最终会卖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强盗贵族至少能有效地拍卖，但这一做法也没有能够获得成功，新兴的寡头们发现掠夺国有资产比利用资产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来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掠夺的手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账户的迅速放开，使得私有化的银行业鼓励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走”。
斯蒂格利茨还指出：“俄罗斯在1995年后实行的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实际上变成了不合法的私有化”，“向私人贷款用来购买这些企业，或按照贷款换股份协议，以政府企业股份做抵押向政府申请贷款，谁拥有银行的控制权或特殊关系，谁就能大量廉价收购或掠夺国有资产。金融特权就意味着收购国有企业的特权。表面上腐败不那么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由于存在腐败和利用职权，由此形成的私有权削弱了国家利益，危害了社会秩序。”叶立钦上台后曾经以“反腐败”为号召，但现在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洗钱丑闻，牵涉到他的家族以及几乎所有政府高官，他们都涉嫌将巨额非法财产转移到海外个人账户，美国《新闻周刊》以“盗窃国家”称呼俄罗斯。
大规模私有化于1997年结束。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总统宣布辞职，任命普京为代总统。普京强调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任命了大批苏联青年官僚，特别是出身内部部、军队和克格勃的官僚，形成了新的权贵阶层，所谓的“全能集团”。
2001年，俄罗斯改革税收制度；2004年，改革银行系统；2005年，改革政府支出制度。
俄罗斯的“私有化”运动问题：
（1）俄罗斯1992年把国有财产总值的1/3，即1.5万亿卢布进行证券化的分配，人口是1.5亿，于是俄罗斯人每人领到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以凭证自由购股”，这是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做法，看起来好像非常公平，人人有一份，谁也不多，谁也不少，这实际是用小农经济的眼光来处理现代经济中的财产问题。在随后的私有化中，大批资源性、垄断性企业低价转让给企业、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大量财富迅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了官商结合的特权阶层的暴发户，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根据俄罗斯经济部1999年调查，工业企业最大股东持股比例一般为28%—32%，3个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45%（1995年为41%）。
普京上台以后，通过驱逐别列佐夫斯基、通缉古辛斯基、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事迹，给这些把国家政治和财富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暴发户们敲响了警钟，并通过解职和通缉部分政府官员，向国内的腐败势力和黑社会势力发起了进攻。同时，分门别类、逐个地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预计到2008年完成整个私有化进程。
1992—2002年，俄罗斯通过一系列活动，私有化了13万家国有企业，俄罗斯私有经济75.6%，国有经济从1990年的88.6%下降到10.7%，集体和其他混合经济13.4%。针对私有化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俄罗斯共产党等左派提出重新私有化，但普京政府反对重新私有化，主张通过资产重组和公司治理解决问题。
（2）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本想一步到位，创造体制转轨的奇迹，结果欲速不达，根本没有认真研究自己国情的特点。由于官僚势力强大而市场发育不全，南美小国玻利维亚的治疗方案到了欧洲大国俄罗斯，不仅药不对症，而且引起了大吐血。
（3）盲目崇拜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某些人为了政治目的，拿经济改革当实验品。就连丘拜斯也在10年后承认，发行证券的初衷是为了在政治而不是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迫使共产党退出舞台。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大多数俄罗斯分析家对私有化过程的评价颇为刺耳。俄罗斯科学院的列昂尼德·韦廖夫金说，政府错误地认为财产的分发比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更重要。
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说：一个好的政策大概应该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完整性，二是协调性，三是妥协性。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是当时只有休克而没有疗法，太重视私有化而没有重视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改革。当时波兰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得到了西方一些经济学派的支持，他们主张尽快地卖掉国有资产，卖得越干净越好。但在出售国有资产的过程中，压力越大，出售速度就会越快；出售速度越快，就会越便宜；购买者就会出价更低。这样就有一个问题：谁有权力决定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出售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俄罗斯，当时俄罗斯在出售国有资产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
（4）俄罗斯政府积极地实施“休克疗法”，除了想急于求成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一些好处。不过，当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时，原来答应提供援助的国家此刻却袖手旁观，240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迟迟不到位，60亿美元的稳定卢布基金更是遥遥无期。问题：西方国家真的希望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迅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吗？
2000年，俄罗斯无人人选《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2003年，有17人进入亿万富翁行列，其人数仅次于美、德、日而居第四。2004年，有27人上榜，居美国341人、德国57人之后，俄罗斯最富有的10%人的收入几乎是最贫穷10%人的15倍，而2003年为12倍，发达国家一般为5倍。
普京2000年上台后，只好拿工业、金融寡头开刀。以经济罪名对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尤科斯石油公司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调查。同时，提升叶利钦时代改革中的失意者，苏联时代的官僚集团特别是军队、内务和克格勃机构中的人员的地位。
按照俄罗斯2004年提出的2005—2007年私有化计划：俄罗斯还将对9222家国有独资的企业包括一批大型企业进行私有化，并计划出售566家股份公司中的国有股。
渐进与激进只是相对而言，如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改革属于激进式改革，但东欧和俄罗斯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改革是分阶段的，有时、有些方面是激进改革，有时、有些方面是渐进改革。
2、改革内容的比较
（1）国有制改革或私有化
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境内、外资本进入和发展，私有制超过公有制，如匈牙利。
物归原主，重新私有化；将社会主义革命中没收的私人资本返还，一般占5%。
国有资产的私有化：TANK走了，BANK来了。
有偿方式：如拍卖；出售国有资产或国有股；协议转让；企业内部私有化，职工持股；破产处理等。民主德国，匈牙利等有偿私有化为主，其中南斯拉夫、斯洛伐克主要是内部私有化，匈牙利公开竞价。
无偿方式：主要是证券方法或分配方法，将国有资产作价后，以证券方式平均分配给所有国民。捷克、俄罗斯、立陶宛等实行，其中捷克较好。
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有偿、无偿、内部私有化并存。
波兰：从1993年开始恢复经济增长，可能是转型经济的成功典型。
原因可能是：（1）市场社会主义传统，改革比较彻底，原有的法制基础和自由化的法律比较配套；（2）波兰经济私有化比较稳妥公平，到2001年55%，而捷克92%，匈牙利85%，分别于1998、1999年完成；（3）团结工会本质上与其说自由主义和私有化，不如说是工联主义、工人自治和社会改革，相反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政府时期私有化速度更快，私有化经历了从职工持股到管理者持股的转变。
捷克：经过公平、周密的安排，实行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的无偿私有化，1992年5月、11月两波私有化，每个准备参加私有化的公民要缴纳1035克郎登记费，得到含有1000个投资点（不是俄罗斯式的货币单位证券）的投资券，凭此参与全国大中型企业的购买和交易，国有资产评估比较准确，法律对信托、投资等监督比较健全，1998年宣布完成私有化。
德国：托管法和托管局：从1990年7月起，托管局拥有东德所有国有企业的股权并由承担所有的债务，并改造这些国有企业。到1994年底，托管局完成了任务，留下债务2564亿马克。
两德合并前，科尔总理决定，东德每个公民的私人存款和养老金按1﹕1的汇率换成西德马克，其他款项按2﹕1兑换，而当时实际汇率是5﹕1。按照这一政策，东德居民兑换了650亿马克的工资，505亿马克的其他款项，结果是西德马克和商品潮水半涌入东德，工人工资上升400%，东、西德市场对接在一起了，但急剧上升的工资成本和苏联东欧传统市场的丧失彻底摧毁了低效的东德经济。
中国：非公有制的增量进入和国有制的存量出售相结合。
80年代的陈光现象（卖国有企业）和90年代的仇和现象（卖国有事业）
（2）市场化
波兰等市场化进程较快。
中国2001年加入了WTO。
欧美2002年虽然承认俄罗斯的市场化，但WTO至今没有接纳俄罗斯
俄罗斯2001年初，以13%的统一个人所得税取代以前最高税率为30%的复杂的税收制度，然后又将公司所得税从35%降至24%，造成纳税成本低于逃税，税收立即增加。2004年，实行国际会计标准。
（3）政治、法律和政府体制改革
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行，经济改革甚至以政治改革为前提，经济改革往往是在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对策中完成，民主私有化。
3、中国的改革
改革成功的原因：中国独特的初始条件；成功的改革策略。这导致中国渐进改革的有效，而不是渐进改革是有效的。
以农村人口为主、较少享受计划经济好处的社会经济结构；
相对分散的经济体制，分工水平较低的经济结构；
政治上的集中、稳定和比较成功的货币、财政政策；
经济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而不是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
有效地利用外资；
中国改革的消极性：
效率损失：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但经济效益下降，财务状况恶化；
经常存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
改革的实施成本大，行政垄断严重；
寻租活动猖獗，行政腐败蔓延；
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平；
实用、工具理性，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
4、改革成本和绩效的比较
苏联东欧改革的消极性：
多数国家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其中俄罗斯1998年GDP下降了40%，居民收入下降了60%，从1999年才开始恢复性增长。但激进改革的多数国家如波兰、捷克在经济恢复和国际竞争上要优于渐进改革的多数国家。
到2004年11月德国东西部统一15年，东部地区获得12500亿欧元的重建资金，但东西部仍然存在显著差距，西部失业率为8%，东部为18%。
5、转型经济学、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莫斯科共识：1957年莫斯科宣言，国有化，工业化，计划化。
转型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改革经济学，转型（转轨）经济学。
欧美的转型经济学曾长期没有将中国纳入研究范围，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苏联、东欧有很大的不同，也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不同。
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源自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包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早期的米塞斯、哈耶克和伦敦学派，弗赖堡学派（？），70年代的货币主义和撒切尔夫人、里根经济学，卢卡斯和理性预期学派，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1990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任职于世界银行的约翰·威廉姆逊以会议共识的名义提出了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会议纪要。十项政策工具是：（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2）将政府支出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化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有财产。乔姆斯基将华盛顿共识称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和实施的理论。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原则或发展战略：贸易经济自由化和价格市场化；消除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在此基础上，最小化政府。
后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实践上问题重重，在理论上受到了诸多批评。如：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价值观，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等。特别是苏联、东欧的艰难转型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直接引起了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里茨等人在1998年提出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还指出市场力量并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经济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第三条道路与北京共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显然具有许多新的特点，这就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中国经验的各种概括。
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具有多重涵义。例如，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民主社会主义；布莱尔、施罗德等人所鼓吹的社会经济纲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沉寂多年后提出，关注中国的既不同于传统市场经济，也不同于东欧转型经济的第三条道路。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如林毅夫、钱颖一、樊纲、张维迎等人的论述。
北京共识：2004年5月，曾任《时代》周刊编辑、高盛公司的乔舒亚·库铂·雷默（J.C.Ramo）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北京共识》论文。其内容包括：（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如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手段；（2）积极维护国家版图完整和国家利益，如坚持统一台湾，保障国家安全，避免霸权大国的控制；（3）强调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发展，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4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非对称性的国防自主性。（4）既务实，又理想。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集中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有关私有化、自由贸易等思想要通过极其慎重的途径来达成。
雷默还提出了中国经验的普世价值：（1）在政府和公民之间达成一种允许实验和失败的契约；（2）根据当地情况，走新的全球化道路；（3）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4）国家平等原则。
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既有华盛顿共识又有北京共识的影子（Two Shadows）。
2005年8月22-23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与会的中、英两国学者围绕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模式、金融发展、私有化改革等问题展开讨论。第四期简报报道有关中国改革的理论意义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等内容。
陈平：作为社会试验的转型经济
在20世纪有两项最重大的社会实验：大萧条和经济转型。原因在于，首先，他们的时间跨度都很长，大萧条持续了将近十年，而在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转型持续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十年；第二，它们都带来了经济结构以及经济政策的巨大转变，很多转变甚至不能由传统理论所解释。从数据还可以看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型期出现的萧条比大萧条时期严重得多。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从转型经济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为了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接下来
整个大萧条时期从1929年持续到1942年，在此期间，美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将近47%，并且持续了整整14年，其他的国家，例如英国，损失小很多。然而，经济学从大萧条中学到了很多，货币学派、凯恩斯的改革以及宏观经济学都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福利国家出现；金融市场更多地受到政府管制；中央银行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地区性保护措施被严格地加以控制。这一课不应被经济学界所遗忘。
东欧和前苏联毫无疑问应该比中国发展得更好，因为他们有更优秀的禀赋，很多理论都可以印证这一点：从古典经济学而言，东欧和前苏联有更好的自然资源；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而言，他们有更好的工业资本；从内生增长理论而言，东欧和前苏联的人力资源教育、科技背景上都强于中国；从产业组织理论而言，他们的经济不论横向还是纵向都长于中国；从经济地理学角度，东欧和前苏联都更易于与世界市场联系；从文化经济学角度，他们都有更深厚的西方法律的文化传统；最后，从国际环境方面，他们拥有国际援助。
我们来看联合国提供的数据，对比而言，东欧在20世纪70年代做得不错，而柏林墙倒后，社会主义呈下降之势，仅从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而在华盛顿共识之后十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南美的平均GDP增长率最高，为2.9，东亚和北美为2.8，而东欧则下降了46%，平均增长率为-4.4。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转型的萧条比大萧条严重得多的原因。通过不同的国家的对比，日本、德国、中国和越南是一组，波兰、匈牙利是东欧的转型国家再加上前苏联。从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华盛顿共识没有得到任何现实证据的支持。
再看转型经济的比较（东欧），可以发现大规模的衰退。很多严重的国家衰退达到40%，轻点的，像捷克、斯洛伐克，13%、22%。但要提到的是中国，3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的GDP也只衰退了11%，比东欧转型经济中最轻的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也保持了和原先一样的增长。如果抛开这些事实，只空谈理论，就没有很好地领会实证科学。再看前苏联转型衰退的数据，比东欧国家更加严重。
樊纲：全球化环境中的中国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过程密不可分，现在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高达70%，也是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作为一个低收入转型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的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与许多正统的经济学说，如华盛顿共识有较大差异。哪些政策因素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首要的，是一系列体制改革。其中，私营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最为重要，此外，法制建设、行政体制改革等也在逐步优化中国的商务（投资）环境。现在，70%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已经完成了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26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下岗。现在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大大降低了。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获益最多的外部因素。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大量资本的跨国流动。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技术、知识，FDI正好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这些要素。FDI的积极作用是华盛顿共识比较正确的一点。
与FDI相关的另一条成功经验是，通过贸易壁垒保护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同时向机器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提供特殊政策。80年代以来，人们一般对产业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主要理由是不知道如何去保护幼稚产业，也不知道要保护多久，而且保护政策排斥竞争最终往往扼杀了整个产业。但在一个人均GDP仅相当于发达国家1/300的国家（1980年的中国），幼稚产业的本土公司确实无法对抗强大的跨国公司。落后国家只在一些初级产品如农产品上有一些比较优势，制度、技术、知识等各个层面的差距都使得幼稚产业很难获得产业升级，无法参与国际竞争。过去20多年，中国的电子、汽车、机械设备等制造业在一直存在政策保护，直到加入WTO，政策保护才大幅减少，从实践来看，中国的产业保护政策确实起了一定的扶持作用。理论上，一方面贸易保护给予幼稚产业一定时间去发展；另一方面面对贸易壁垒，跨国公国往往选择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这样，贸易保护就鼓励了FDI的流入，FDI的一系列外溢效应会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资本项目管制也是中国的经验之一。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可能会带来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伴随着高风险；而且资本项目管制可以限制灰色收入流出国境，有助于抑制腐败。
此外，快速发展的同时来要避免陷入民粹主义（Populism）的困境。今天人均GDP1000美元的国家与200年前人均GDP1000美元的国家大为不同，200年前，人均1000美元的国家就是当时的发达国家，而今天，低收入的国家的政策会倾向于效仿发达国家的政策：高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等等。这些当然是好东西，但会损害长期增长的竞争力，问题在于如何去平衡长期增长与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的关系。
像印度、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解决种种社会问题最终是要依靠持续增长，持续地增加非农就业人口。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往往经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过程，这个阶段很容易走向民粹主义。人们常说，美国、欧盟等对农民的补贴有多高，但人们往往忽视了美国的农民只占该国劳动力的1.7%，法国的农民只占该国劳动力的2.5%。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补贴百分之几的农民是可行的，但中国的农民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超过40%，补贴农民谈何容易。奉行民粹主义的国家，往往伴随着巨额财政赤字、巨额外债、基础建设投资不足。南美许多国家就曾陷于这种困境，印度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10%，但政府还是缺钱修高速公路，大量的财政支出是在社会福利和各种补贴上。民粹主义的长期后果是，损害了经济的竞争力，无法持续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反而会加剧。
中国改革开放前经历过政府包办一切的痛苦经验，这或许可以避免中国走进民粹主义的困境中。只要中国能保持8%的年均增长率，每年大约可创造1000万的非农就业机会，则农民总是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逐步改善生活。
相对于华盛顿共识，中国发展的特殊经验在于没有在改革初期就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是先发展私营经济；中国也不是一开始就实行自由贸易，伴随着大量的FDI流入，中国广泛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幼稚产业的发展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也走得比较慢；中国并未实现民主化，重要的是中国也没有陷入民粹主义的困境中。这些经验或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与渐进式改革
——PKU-LSE“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研讨会简报之二
2005年8月22-23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与会的中、英两国学者围绕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经济增长模式、金融发展、私有化改革等问题展开讨论。第二期简报报道有关中国增长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渐进式改革的报告内容。
林毅夫：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与可持续性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的质疑起因于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一般而言，一国如果出现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会走缓或者停滞，就像日本在1991年开始的通货紧缩和美国1929年大萧条期间那样。中国零售价格指数在1998年下跌了2.6%，1999年下跌了3.0%，2000年下跌1.5%，2001年下跌0.8%，2002年下跌1.3%，直到2003年才恢复到正值，是典型的通货紧缩。但是公布的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在1998年为7.8%，1999年为7.1%，2000年为8.0%，2001年为7.5%，2002年为8.0%，五年的平均增长率为7.8%。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学理论中的通货紧缩相比，这是不正常的。因此，经济学家开始怀疑中国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支持这种怀疑的其他证据是中国的能源消费在1997年、1998年和1999年分别减少了0.8%、4.1%和1.6%。
但这种怀疑是不正确的，虽然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是完全的准确，但GDP的数据仍然是可信的。原因在于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是由于金融或房地产泡沫破灭，使得国民财富缩水，导致需求降低，由此出现的生产过剩使得投资减少，消费和投资的下降必然导致GDP减小。但是中国此次通货紧缩的原因是不同的，中国从1998年开始了通货紧缩，但是并不存在股票市场或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也没有泡沫破灭一说。通货紧缩的原因在于供给超过需求，在其他国家发生的通货紧缩是由于消费降低导致投资较少，从而引起总需求下降，供给超过需求，价格持续下降；在中国则是由生产能力过剩导致的。九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之后出现了一轮投资高潮，由于当时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投资迅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1981-1985年和1986-1990年的19.5% 、17%增加到1991-1995年的37%，经过五年左右时间的累积，投资形成了三倍于以前的生产能力。但是消费并没有快速增加，所以改变了经济全面短缺的情形，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局面。
能源消费降低是由于通货紧缩前后中国经济的技术结构变化，在九十年代以前中国是典型的短缺经济，许多乡镇企业能够满足短缺之下的要求，因此在八十年代繁荣起来，不过他们的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低。而九十年代早期的许多投资来自于国有部门，外商直接投资和合资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和能源利用率。当出现过剩生产能力时，大量乡镇企业破产，更有效率的新企业代替了乡镇企业，因此能源消费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率的同时减少了。
中国的通货紧缩由生产能力突然增加导致的，没有家庭财富的减少，因此消费并没有急剧减少，1998-2002年消费的平均增长率在6.6%左右。私有企业投资由于缺少好的投资机会而受到压抑，不过公共部门的投资增加，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投资水平在1998-2002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1.7%，因此在这段时间内GDP可以有7.8%的增长率，GDP的数据应该是真实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很大，可以以较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改进，促进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在未来的三十年中保持很快的增长是可能的。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六十年代早期的日本比较类似，日本依靠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发展了28年，创造了日本奇迹，亚洲四小龙在二战后获得几十年的增长也是这个原因。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若三十年之后可以达到美国的20%，则需要每年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7%，美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在2%左右，所以中国可以有9%左右的增长率，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应该超过9%。
中国有潜力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保持快速的增长，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收入差距问题，环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问题等等。相信中国政府和社会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原因主要有：一是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动员资源；二是人民的驱动，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有来自内部的推动力，人民要增加财富、改善生活，他们会抓住各种机会来获得改善；三是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的潜力非常大，中国是世界中一个很大的市场，许多国际企业意识到中国市场对他们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国有许多外商直接投资，他们带来了新技术、新型管理方法和新观念，有利于中国的技术革新。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和能源消费率数据方面的不协调，引起了许多学者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这是因为他们是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分析中国问题，如果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就可以解释上述的不协调性。另外一点是中国政府有能力克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Linda Yueh（LSE）：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保持了超过9%的经济增长率，令人印象深刻。研究中国的增长模式会发现中国的独特之处，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具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模式，而不是大爆炸或休克疗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保留了双轨制；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集中于制度革新，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产权进行改革，通过保留剩余的方式激励农民；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更多地采取了试验的形式，允许部分地区或部门率先改革，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或全行业扩展，例如经济特区的建立；初始条件对于改革方式的选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采取了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概括来讲，中国渐进主义模式的特点是最小化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最小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试点方式逐步推动改革。
中国是采取渐进主义模式获得成功的典型，现在也有一些采取渐进主义模式转型的国家。中国能够采取这种模式的前提是国内政治稳定，可以支持改革初期的双轨制；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允许从事私有经济活动之后，私有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部门。渐进主义的结果是很多艰难的问题遗留下来，因为采取的是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有许多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还有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有国内因素，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问题，产生了宏观经济周期，也有开放带来的不稳定性，中国的汇率制度、债务市场都面临挑战。这些机构性问题的核心集中在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国有银行主要将贷款带给了国有企业，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在发展过程中向城市倾斜的策略导致了城乡差距，同时市场缺少规范的法制环境，法律执行困难。
中国经济是外延型增长而不是内涵型增长，即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增加劳动力和投资，而不是技术推动，技术进步缓慢，2001年加入WTO之后技术外溢的效应仍不明显。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明显特征是投资超过消费，而且市场很不完善，缺乏正式的制度，例如法律体系不完备。
中国由于采取了渐进主义的转型策略和接近市场的结构而发展较好，但是，这种改革模式下的增长模型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面临许多挑战，有许多艰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包括劳动力、利率和原材料等要素价格改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所有制改革，政府财政体系和货币政策运用改革，劳动力过剩和缺少流动性问题，城乡分割，缺少包括健康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备的法律体系特别是执行体制，金融行业中大量的不良贷款问题，环境破坏等等。
中国目前仍然不是市场经济，只是部分市场化。未来经济增长很难继续依赖要素积累，而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所以虽然中国有能力吸引了并将继续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中国支持市场的制度基础薄弱，缺乏配套的法律体系，如果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经济能否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很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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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农村和农业制度的改革
如果把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理解为：农业化→工业化，农民→市民，农村化→城市化，手工、自然经济→机器、市场经济，封建专制→民主自由，那么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它事实上也是长期困扰我国的核心和基本问题。
《毛泽东选集》前两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1949，1984，2002）。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重点一直放在城市和国有经济上，但成功的突破口来自农村。
有关农业经济、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被概括为“三农问题”。农民问题的三种解决方式：英、美、法等国暴力冲突和市场机制；德国、日本，通过法西斯主义灾难释放了农民社会的压力；中国、俄罗斯的农民集体化。农民状况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决定了现代化所付的不同代价。
分析的内容：组织（产权和组织形式）；生产；交易；分配；政府管制
分析的角度：帕累托改进、增量改革的典型；产权改革。
一、我国的农村和农业制度
1、农业经济的特点
生产过程与自然、生命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工艺、方法和自然条件的复杂多变，作业分散，生产季节性，定额、监督等管理成本大，由此管理体制上直接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生产无中间产品，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单一联系，产品单一，产量与激励之间的联系
生产技术与生产效率：人均土地少，手工劳动，
土地所有制、生产工具与生产的结合：家庭经济与集体经济
分配标准：计件，计时，承包
2、历史因素和原始积累
历史因素：
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
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和工商资本的发展，农民的破产：
平均地权与土地革命：
原始积累：
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与面向国内、面向农民的资本原始积累，政府主导，剥夺农民
19世纪前，我国传统农产品外贸顺差，
3、社会经济体制
二元政治、经济结构
农村经济的夹缝发展与农民购买力低下
人口压力大，人均资源少，统一分配、平均主义往往是配置资源的最优方式：
紧张、多变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国内土改、剿匪，经济封锁与朝鲜战争，
4、农村的组织特点
农民个体长期以来的无组织、无秩序的传统社会与政府、政党控制下有组织的工业、市民社会，
5、1949—1976年的农业经济体制
自50年代，政府对农业与工业经济体制的政策态度一直不同：对工业或企业在集权和分权之间徘徊，而在农业上采取一种不断集权收利的制度变迁过程。
1955年前：自愿、互助组和初级社
1955年后，合作化高潮，具有强制性。其中高级合作社500个，入社人口占3.4%；1956年，高级社54万个，人口占88%；1957年，高级社；
文学：《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和《金光大道》。
1956—1957年，曾有拉牛退社的风潮，如辽宁、安徽、浙江等8省农村工作部反映退社和闹社问题；1956年，温州永嘉包产到户。
1958年7—8月，人民公社，一大（规模大，几千户）二公（公有化程度比高级社高），一平（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二调（财产无偿上调）；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公社基础，一级核算，统一管理；
1959年2月，生产队（即生产大队）为基础，分级管理；开放集市，
1960年11月，三级所有，（生产大）队为基础；恢复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
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生产（小）队为基础；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包产到户
1962年2月，正式确定三级所有，（生产小）队为基础；
二、集体经济与家庭经济的比较
阿尔钦：产权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对资源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周其仁：产权是私人谋取自我利益的社会性制度约束。
1、家庭经济的分析
优点：
解决庞大人口的就业（当然，劳动力边际投入的收益递减）
生产上的内部分工与协作，农户内部无显著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农户之间有一定的聚集经济
信息、决策、决策执行、监督管理上的特点，如家庭内部劳动力的优化组合和优势互补，利益统一，决策和交易成本低下，容易监督劳动和监督监督者
收益分配与风险负担，如风险共担，
家庭的生产、消费、教育、保障等社会组织与稳定功能
税收：公粮
不足：
与土地公有制的冲突，但可以采取租赁集体土地方式，包产到户
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生产与提供的不足
无力抵御投资、技术、市场、自然等方面的风险
土地的分散与集中
不适应机械化、市场化大生产
2、合作经济的分析
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互助合作的组织，社员拥有加入和退出的权利，规模小而有利于农业的生产和管理，
3、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分析
集体经济的制度特征：产权，生产，分配，管理
产权：三级所有及一平（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二调（财产无偿调拨到人民公社）、一大（规模大）二公（公有化程度比高级社高）、共产风，队为基础；
管理：政社合一及工农商学兵相结合，1958年户籍制度，政府对人口、物资粮油、生产、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等全面控制；信息、决策与农业生产上的集中制
分配：分配与激励上的工分制；工分上的死分死记，按劳动能力确定男女老少的工分标准；死分活评，结合实际劳动，对其工分标准进行增减；定额记分
牺牲农民利益：1951—1978年，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4340亿元（其中农业税978，工农业产品剪刀差5100，政府对农业投资1763）。
农民人均纯收入：1957年73元，1978年133元，2亿农民不得温饱；粮食产量，1959年下降15%，1960年下降10%
农民非正常死亡：1500—3000万人之间；
三、1978后的农业制度改革
1、制度变迁的原因和过程
公社体制的低效率；承包制无制度、社会上的障碍；有意识形态上的阻碍但无明显的利益集团阻碍；
包产到户：1956年（浙江温州永嘉），1959年，1962年（安徽责任田，邓小平引用刘伯承，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曾经出现
1976年之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包产到户：把规定了产出要求的土地发包给农户经营，包产部分全部交给生产队，超产部分全部留给承包户或由承包户与生产队分成。
包干到户：由集体（生产队）统一经营到家庭经营。按人口或人口和劳动力，将土地发包给农户经营，农户按承包合同完成国家税收、统购或订购任务并向生产队、公社（村、乡镇）上缴一定数量的提留统筹等，余下的产品全部归农户所有和支配。
1977年，万里就任安徽省委书记；1978年夏秋季，安徽旱灾，无法播种；9月，省委决定由集体借给每户农民三分地种菜，能够播种的小麦不计征购，安徽肥西县、滁县联产承包；12月，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包产到户。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可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不许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
1980年，国家农委《农村工作通讯》第2、3期发表《分田单干必须纠正》、《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5月，邓小平作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肯定了包产到户；9月，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问题召开省委书记专题座谈会，最初只有贵州的池必卿、内蒙古的周惠、辽宁的任仲夷等公开赞成包产到户，但最后通过并转发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75号文件：“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的存在”；“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982—1986年五个“1号文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
1981年，包产到户大发展。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1983年，93%的生产队完成了包产或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1984年，99%的公社完成政社分设，建立9.1万个乡镇政府和92.6万个村民委员会。继续稳定和完善承包制。当年，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
1985年，取消实行30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政策。
1986年，肯定农村改革的方向。
农业经济：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种权利。
杜润生认为，推动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包括三个层次的力量：群众实践显示了新的产权形式可以增加净收益的潜力；地方一级政权对变更产权制度达成共识，愿意试行改革；中央决策层的思想政治路线发生了重大改变。
199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载入宪法。
2004年2月公布第6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5年1月公布第7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6年2月公布第8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承包制与农村经济发展
对农业的影响：
林毅夫：农村各项改革对1978—1984年产出增长的贡献为48.64%，其中承包制的贡献为46.89%。
对农民产权制度的影响：
从集体产权向农户产权的转变。
改革前，农民除住房外，几乎没有自己的财产；农村集体财产只有720亿元，平均每个劳动力240元，远低于国营工业人均固定资产9400亿元的2.56%。
改革后，农民获得了三种形式的产权：私人财产；长期的土地使用权；人力资本。
对乡镇企业的影响：
承包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自由；农业剩余产品与农村市场；
对城市经济：
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这两个问题一直没有清晰稳定的的制度规定。
3、土地制度变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土地私有制。
农村土地所有制：按宪法，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制，而非合作制。但集体所有制经济实体或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主体是什么？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农民通过什么组织和机制行事其权利？
城市土地所有制：按1954年宪法第13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1975、1978年宪法也有类似规定，但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土地承包制与永佃制：1984年1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15年不变；1985年签定15年承包合同；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的行政划拨和有偿出让两种方式，但有偿出让实际上只具有象征意义。1993年11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承包合同；1998年，《土地管理法》以法律形式确定30年不变。但随着人口增减、土地变化等因素，承包土地仍然变化。
2002年8月，《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土地承包期内，村集体经济组织无权单方面基础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也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强迫农户放弃承包权或改变承包合同。
2004年9月，江西省在铜鼓、黎川等7县试行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稳定自留山和责任山，承包经营权50年，发放林业产权证），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做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
土地使用权的转移：
两田制：80年代中期，承包田分为口粮田（负责农业税）和责任田（负责其他税费）；1997年，规定不许以两田制为名收回承包田。《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在承包期内，农户对承包土地享有使用权、收益权和流转权。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允许农户承包土地使用权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承包权的性质：农民承包集体土地所形成的权利，是债权，还是新型的物权？
土地征用：我国有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法，涉及农村耕地的事情基本上都由中央政府审批，但实际上各级政府甚至村委会都能批地。为什么？
据统计，1987—2002年，大约有3300万亩土地被政府征用（实际数肯定大于这一数字）。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估算，3000万—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流失2万亿（或3万亿）元以上土地转让收益，许多失地农民陷入“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状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土地管理法》等规定，农村集体组织（不是农民个体）是土地所有者，是承包地的发包方，是土地转让或征地中与政府签约的一方，土地征用的补偿金也归集体所有。但集体如何管理和分配这部分资金？
《土地管理法》规定，对土地的补偿和对农民的安置总计为该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10—16倍，最多不超过30倍。以此计算，对农民的补偿通常在每亩1.5万—3.5万元。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征用：临时用地，只改变使用权。
征收：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国有土地，改变所有权。
什么是公共利益？用于工厂、商店、住宅等建设，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为什么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能由政府征收或者征用，不能采取其他方式或者由农村集体进行权利安排？如果只有政府可以改变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可以改变耕地的用途，那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何在？
如果土地私有，如私人所有或按份共有，也需要配套的制度安排。如：土地规划；国家征地法，农民土地使用、租赁、转让等法规，规定土地租赁、转让的具体情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4、农产品市场（购销体制）
1952年，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1978—1984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统购（收购）价格，包括交售粮食奖励化肥、农药、柴油等，如1979年粮油统购价提高20%，超购加价50%；棉花统购价提高15%，超购加价50%；生猪、鲜蛋收购价提高26%；1979年粮油统购价提高8%；这两年农民因此增收460亿元，基本部分统购统销；1983年开始放开农产品市场；
自1981年，国务院逐步放宽允许长途贩运，1984年明确规定个人贩运不受数量、行政区划、路途远近的限制。
1985年，改革实行了31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建立计划价格合同定购和市场价格、协议价收购的双轨制，放开了除粮食、定量食用油以外的绝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取消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
1978—198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上升144.6%，增收6317亿元，扣除工业产品提价，净增1888亿元；
1992年，“分区决策，分省推进”，改革农产品销售制度，广东率先放开粮食销售价格，1993年全国放开粮食销售价格，改革实行了40年的城镇粮食供应制度（统销）制度，但收购价格没有放开；
1993年底，粮食价格上涨，1994年收购价格提高40%，1995—1996年卖粮难，
到1997年国有粮食企业累计亏损1000亿元，人均3万元；到1998年3月，粮食贷款损失2140元，人均7万元。
1994年开始的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和1998年开始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粮食流通体制上的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加快粮食收购企业自身改革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仅为配合这一改革措施，累计发放粮棉油贷款9187亿元，但因无法顺价销售、挤占挪用等造成的粮、棉贷款挂账据说分别超过7000亿、450亿元。
2001年，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结束自1985年的购销双轨制。
2003年10月，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国务院决定继续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重点保护粮食主产区和农民种粮积极性，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但1984—1988年，农业产量停滞。为此，农业丰收，政府保护价收购；农业减产，提高收购价格。如此循环，我国农产品价格高出国际价格水平，如1995年，我国大米、小麦、玉米的价格就分别高出国际市场的9%、11%、62%，而农民收入没有显著提高。
2004年6月，国务院出台《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各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促进公平竞争”，1998年发布的《粮食收购条例》、《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同时废止。
5、乡镇企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二元经济：
李嘉图在1817年《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第一个两部门模型：农业存在收益递减规律；工业吸收农业劳动力，一般不会引起城市或乡村工资上升。
现代：W·A·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等
中国的三元经济：农业，农村工业，城市经济
1958年开始的社队企业；农村集体企业在过去主要指乡镇企业，在1984年3月前称为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村的农民集体举办，资产属于乡镇、村农民集体所有或其他形式的各类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由乡村农民创办，主要消纳农村劳动力就业。早在50年代，农业合作社的工副业生产队已是乡村集体企业的雏形。1958年以后，农村大办“五小”工业，社队企业曾经多达70万个。
1990年国务院《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1996年《乡镇企业法》明确规范了乡村企业的法律地位和行为规则，以及政府对乡镇企业积极扶持、合理规划、分类指导、依法管理的政策。
按照1996年《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这里所称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50%，或者虽不足50%，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
1988年，乡镇企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
广义上的乡镇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的和非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近几年，85%以上的乡镇企业已经改制为私营企业、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如江苏省2000年底已有93%的乡镇企业实行了改制，改制后企业中的集体资本下降到25%。
禹作敏与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
吴仁宝与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
王宏斌与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
6、农民负担与农村政治发展
建国50多年中，农民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财政贡献超过1万亿元，其中1950—1978年累计价格剪刀差5239亿元，农业税819亿元，财政支农1577亿元，净贡献4481亿元；1979—2003年农业税3126亿元，1979—1994年价格剪刀差15000亿元。
另外，农村土地和自然资源性贡献：土地转让的溢价，1987—2002年超过20000亿元；自然资源。
农民负担：
1991年12月，国务院发布《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三提五统占农民家庭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农户上交乡政府的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三项提留；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五项统筹；
农村三乱：
乡村机构及其职能：
乡村财政：
乡村民主政治
家庭承包制、乡镇企业、村民自治被誉为三大创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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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国有经济制度的改革
三个问题：国有经济的存在原因；国有经济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公司化。
分析角度：市场失灵；公共物品理论。
一、国有经济的存在原因
1、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
在国有企业上，核心性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职能或功能定位，即国有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国有企业运行发展的区间、目标和作用是什么？换言之，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还是手段？对于这些问题，必须从中国经济的制度转型开始分析。
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在50年度后期开始建立的，其基本特征在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经济决策和资源配置上的政府计划机制、消费资料分配上按劳分配。
经济转型中的国有企业面临的挑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资源配置使用的基础方式由政府计划机制转变为市场竞争机制，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直接生产和提供私人物品，而是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制度条件。二是所有制结构由公有制为主体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经济发展由经济粗放增长和单一产业结构转变为经济集约增长和多样产业结构，相对过剩、买方市场的经济环境开始形成，国有企业必须靠经济技术创新、管理质量和经济效率参与经济竞争。四是经济环境由封闭转变为开放，外国资本、产品和社会经济方式对国内经济和国有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进攻，国有企业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易。
经济转型对国有企业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第一，最表层的要求是国有企业要增强活力。第二，为此要重新界定国有企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职能，转换国有企业的经济职能。第三，为此要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机构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体制。第四，为此要改革国有资产体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第五，为此还要在政治法律制度、市场体系、社会保障体制、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转型活动。
2、建立国有企业的原因
如果把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视为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现象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象，如果再比较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的非国有化活动，那么我们不难看到：建立和改革国有企业有着相似的现实需要和理论依据。
从现实需要上看，支持国有企业的相同因素明显得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私有企业不愿或无力进入的产业。第二，战略性、关键性产业。第三，接管病态的私有企业。第四，现有的国有企业通过投资、控股、分立等内部扩展和多样化经营，也扩大了国有企业的经营领域。
国有企业如果基于外部效应、规模经济、信息不对称、以及社会公正等因素而建立起来，那么它们与私人企业相比，就可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长处。
3、国有企业与市场机制
国有企业与市场机制之间的难以兼容适应性正是私有企业失灵、国有企业性质和职能的正常表现。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外部效应、规模经济、不确定性、以及关键特定利益等因素导致了市场机制和私有企业的低效无效，由此政府才对这些行业和领域的经济活动采取了经营和管理活动。所谓的国家利益、国家命脉，往往就是外部效应、规模经济、不确定性等经济现象显著的行业和领域，如邮政、道路、医院、学校、电力、市政设施等行业和领域，这些领域的物品一般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至于烟草、食盐等专营行业，随着市场秩序的正常化，就不必再由政府专营了。萨瓦斯对于各种产品和服务划分为四类：私人物品、收税物品、共用物品和集体物品，并讨论了提供各种物品的不同方式的优劣性。
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职能：
国有企业不仅要针对市场缺陷提供公共物品，而且要生产和提供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私人物品。这样，国有企业的全部经济活动领域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是提供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的社会公益性产业，以弥补和校正市场缺陷，克服外部效应；二是提供某些重要的私人物品和竞争性的一般产业，以保证政府和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波动。
二、国有经济的体制改革
1、原先的国有经济体制
2、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分级所有和监管：
问题：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民主监督
国有资产经营的目标：保值增值？
3、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
1958年、1970年企业下放；
1978年，四川选择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国有企业扩大企业权力试点，1979年1月扩大到100家，7月扩大到全国6000多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我国开始形成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公司也在改革开放中逐渐产生了。
1981—1983 年，“包字进城，一包就灵”；1981年，石油工业全行业投入产出包干，后来对冶金（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石化、电力、铁路等实行不同内容的包干责任制；
1983年，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两步利改税；
1984年开始试点的租赁制；
1984年7月，我国第一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股份制性质的企业—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84年11月，上海电声总厂发起组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建国以来第一家比较规范地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
1986年开始试点的资产经营责任制。
1986年12月，《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1988年11月施行。
198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允许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1986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部挂牌进行股票的柜台交易，标志着我国股票市场开始形成。l986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登林，表明了我国政府支持发展股份制的态度，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但除少数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外，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工作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探索阶段。
1987—1992年，由于思想上的不解放、不统一和改革上的探索试点性，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第二轮承包制；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1988年、1999年我国就展开了股份制改革的激烈讨论，一些人提出了“化公为私的股份制”、“股份制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1990年12月和1991年7月，上海、深圳两市先后经国务院批准开办了证券交易所。1995年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已达188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已达135家，还有15种定向募集公司的法人股在STAQ系统和中证交NET自动报价系统交易。2002年底，A股上市公司为1199家，A、B股上市公司为1223家，在两地交易所开户的投资者达6883.78万户。
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生产办联合印发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随后，国家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印发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并相继出台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国有资产、土地、财政、税收、劳动人事等一系列配套性文件；同时，上海市、深圳市分别制定了各自的《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9条《宪法》修正案，把有关条文中的“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把“国营企业”修改为“国有企业”；1993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为了适应国有企业到香港及境外上市的需要，国家体改委于1993年5月、6月先后发布了《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和《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2月，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后简称我国《公司法》或《公司法》）。
1992年10月，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9年，十五大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2002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3年，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3年，十六大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其中，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4）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5）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6）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三、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7）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8）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9）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
4、国有企业的历史欠账和政策性亏损
大量冗员；注资不足和过度负债；企业办社会。
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
2003年中央提出东北地区发展问题，但东北地区的政府和国有企业患有计划经济的典型病症。
5、国有企业的脱困
1999—2001年，脱困的三大政策：债转股，兼并破产，技术改造贴息
三、国有企业的公司化
1、公司的产生和发展
公司产生的原因：
资本及人力资本角度的解释；
信息、风险、合同角度解释；
风险、不确定性、义务和责任角度的解释；
生产、交易、成本角度的解释；
公司产生的历史
2、公司的组织机构
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3、公司的治理结构
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公司利益相关者主义
英美模式
德日模式
亚洲家族公司模式
中国政府—企业模式
4、经营者的激励约束
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的设计原理
对于经营者的有效激励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设计：
一是报酬激励机制。经营者的报酬一般由工资、奖金、利润分成、年薪、股票、年金、股票期权等构成。管理层收购和持股。
二是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对应的激励机制。
三是声誉或精神激励机制。
四是公司聘任的激励机制。
经营者的约束或监控机制
内部约束机制是指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对经营者的表现是否称职、业绩是否良好所进行的约束。
外部约束机制是指经理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法律和政府部门，文化、道德等等对经营者进行的影响和监督。
5、我国公司的组织机构和治理结构
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组织机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在公司权力的分配和制衡上，沿袭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采取分权制衡原则。在组织机构上，设立分权、分工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公司机关，确立相互约束和制衡的原则。
二是区分公司不同的种类以及规模，设置繁简相宜的公司机关。
三是公司组织机构的组成上体现一定的职工民主管理原则。
我国公司的治理缺陷
股东，尤其是大股东权利不能正确行使。
董事会与经理权限划分不清，董事会作用有限。
监事会流于形式，徒有虚名，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新三会”与“老三会”在设立基础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着很多不一致之处。
6、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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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宪法及1988、1993、1999年修正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法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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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收入、收入分配、收入差距。
分析角度：公平与转移支付理论；收入分配与激励、效率、平等稳定的关系。
一、收入、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政策包括政府在收入形成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各种政策，对收入进行调节和再分配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手段。收入分配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往往被并称为现代政府的三大经济政策。
1、收入与居民收入
收入是一个流量的概念，它包括微观上的个人收入或居民收入和宏观上的国民收入两层含义
收入：《简明牛津词典》：来自人们的土地、劳动和投资等的所得。
收入首先是指个人收入或居民收入，包括来自土地、劳动和投资等方面的所得。在现实生活中，一般用“可支配收入”表示个人的实际收入水平。
可支配收入是指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经再分配而最终形成的，各收入主体能够用于最终消费、储蓄或投资的收入总和，它是居民总收入扣除了所得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等税费等支出后的收入，是居民可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我国的可支配收入分为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两类。1989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刚过5000亿元，2003年2月已经突破10万亿元。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16694亿元，人均GDP按现行汇率计算首次超过1000美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从1978年为2.37﹕1缩小为1984年的1.71﹕1，之后又开始扩大，1993年为2.53﹕1、2000年为2.78﹕1，2003年为3.24﹕1。
收入还指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GNP：按市场价格计算。它是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单位；同时，国外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收入法的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营业盈余+固定资产折旧
2、收入的范围
如何统计收入，收入范围？
完全真实地统计收入水平，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全面地认识和统计收入，收入包括：市场活动产生的收入和非市场收入；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本职业收入和职业外收入；公开收入和隐性收入；统计收入和统计外收入；合法收入和非合法收入。例如，如果不计算非市场收入和自我雇佣收入，就会降低收入水平。由于家务劳动几乎不在GNP和税基中，一个男人与其女管家结婚，国民收入就会下降；自有自用的物品如房屋、粮食等常常包括在GNP中，但几乎不作为税收基础。
如何计算居民的收入：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收入究竟是多少，这在我国几乎难以说清楚。一份研究表明，政府统计的收入只是其实际总收入的一部分，城镇职工总收入至少由以下五部分组成：（1）标准工资；（2）奖金、津贴等；（3）保险福利费用；（4）住房、教育、水电、副食等暗补；（5）职工工资外收入。1978年职工总收入1411元，其中这五部分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2.7%、0.9%、5.8%、43.5%、7.2%，总收入中货币收入占49.9%；1992年总收入7311元，这五部分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1.1%、16%、12.1%、37.1%、13.7%，总收入中货币收入占50.8%。改革开放以来，职工标准工资在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42.7%，下降到1992年的21.1%。参见李由等《中国个人收入分配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60—161页。另一份研究表明，城镇住户收入至少由以下八部分组成：（1）所有就业成员的劳动现金报酬；（2）已退休的家庭成员继续就业的收入，包括退休金、奖金、福利收入、补贴、工资等；（3）不工作成员的收入，包括退休金、福利收入等；（4）家庭成员个人从个体、私营企业经营中的收入；（5）财产收入，如储蓄存款和公债利息、红利、住房出租收入、其他租赁收入等；（6）实物和净补贴收入，如票证补贴、住房补贴、其他净补贴和实物收入等；（7）自有住房的租金价值估计和房租；（8）其他收入，如个人转移收入和一些特别项目。此外，还应当包括自我生产和消费的物品价值，各种非合法收入等部分。参见赵人伟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45页。现在，一些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的人员，工资水平确实不高，但工资基本不花，单位福利、在职消费、各种馈赠等远远超过了工资收入。一些私人企业的投资者，几乎所有消费都计入企业管理费用。我国1997年正式提出、2000年4月实行的储蓄实名制，商业银行之间的信息共享等措施，都试图有效监测个人收入和个人信用状况。
收入一般是指居民的日收入、月收入或年收入，但收入不能只看短期收入水平，还要看永久性收入。从一个人的经济生命周期看，年轻时收入很少，毕业后随着工作年限和经验的增加，其收入水平逐渐增加，在50岁左右达到高峰，退休后收入大幅度减少。
3、收入初次分配
收入分配包括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居民个人收入的分配、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等不同含义。经济学上还把收入分配分为收入的功能分配和规模分配，其中功能分配是从收入来源上分析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效率性，规模分配是分析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分配结果的数量和均等性。
收入的初次分配通常首先是居民以其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生产活动而获得的报酬，包括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同时，还包括政府以其对生产活动的管理行为而获得的生产税和进口税等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扣除居民、政府的初次收入分配后剩下的余额形成了企业的初次分配收入，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在统计上是一个剩余项或账户平衡项，包括固定资产消耗和扣除了居民财产收入后的净营业盈余。
在农业经济中，收入初次分配是指“交足国家（政府）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分配过程。
1997年，我国政府进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目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平等），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4、收入再分配
收入再分配：社会转移分配，包括：政府的所得税、财产税、社会保障费（税）、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险金，社会救济金等）、其他转移收支。
旧福利经济学：斯密，看不见的手；巴师夏，社会和谐论；边际革命；庇古，1920年《福利经济学》，边沁，基数效用论，收入均等化与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
新福利经济学：1906年，序数效用，无差异曲线，帕累托效率；1939年，卡尔多《经济学的福利命题和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如果经济变化，受益大于受损，福利增加，同年希克斯；1950年，阿罗定理
5、收入差距与贫困
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60%（含）以上，绝对贫困；50%-60%，勉强度日即温饱；40-50%，小康水平；20-40%，富裕；小于20%，最富裕。
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1%，刚刚超过小康标准的底线向富裕型转变；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5.6%，刚刚进入小康标准。
1995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及综合评价值》，由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5部分16项指标组成。
基尼系数
洛伦茨曲线（美国C·洛伦茨，1905年）：
基尼系数（意大利C·基尼，1912年）：0.2以下，高度平均化；0.2.—0.3，相对平均；0.3—0.4，合理；0.4—0.5，差距偏大；0.5以上为收入差距悬殊。
而1991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28，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3左右，拉丁美洲0.5—0.6，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显然已经偏大。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2年世界人口状况》，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口与20%最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由1960年的30﹕1扩大到78﹕1；2002年62亿人口12亿生活在发达地区，30亿人口的日收入不足2美元。
我国基尼系数：
城镇
农村
1978年
0.16
0.26
1993年
0.24
0.33
1998年
0.3
0.4
2002年（全国）
0. 474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为0.437，2002年为0.454。
6、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
人力资本、教育与收入分配
1994年北京大学录取了13名各省文科第一名，有11名进了经济系。对95所高校调查，1981-1989年补充的青年教师77%已经流失，其中40%流向高薪的企业。《经济日报》
1996年全国高考状元中31人进入北京大学，21人进入清华大学。在进入北京大学的21名文科状元中，10人学经济，8人学法律，2人学外语，1人学社会学，没有一人学文史哲。
2003年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有79.7万人，报考人数前十名专业是工商管理、法律、计算机应用、企业管理、金融学、通信与信息系统、外科学、内科学、会计学、计算机软件与理论。2002年，北京的海洋科学、船舶与海洋工程、水产等学科无人报考。
二、收入政策
收入分配原则：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
1949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66元；1952年，100元；
1、政府、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在1949—1955年期间对政府机构和国有事业单位实行的是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的。
供给制：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副主席到政务院各委正副主任，小米3400斤、2800斤、2200斤；政务委员、各部正副部长等，小米2800斤到1200斤。政务院正副处长，900斤到560斤；办事员270斤到180斤。
小灶、中灶、大灶制度：小灶是对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各部、委、署行政正副首长、委员以上，各委级以上的正副秘书长等同级人员；各部、委、署的正副司级、省级正副主席、正副厅级等同级人员；参加革命工作15年以上，且严重残疾的县长级以上人员实行的供给制度），规定各项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标准，包括大、中、小灶的供给标准，菜金等10项个人生活消费品的数量等。
1955年7月，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货币工资制，职务等级分30级，其中国家正副主席560元，正副省部级为380—200元，处级为170—86元，勤杂人员为18元。
1956年4月，改革工资制度：如1—11类工资区，工资系数为100%—127%（每1类3%），如北京、天津为6类，西宁为11类。
1985年，实行职务工资制，工资结构包括四部分：基础工资（6类地区一律40元），职务工资（行政12级，技术7级），工龄工资（每年1元，最多40元），奖励工资（突出贡献者）。
1993年，政府和事业单位再次改革工资制度。政府机构实行职级工资制。职级工资由职务、级别、基础（每人90元）、工龄（每年1元）四部分组成。
其中，正副主席、总理，职务工资630—480元，级别工资470—425元，基础工资90元，总计约1000元。县处长，职务工资294—144元，级别工资164元，基础工资90元，约500元。办事员职务工资120—50元，级别工资55元，基础工资90元，约250元。
高教、科研：教授职务工资670—390约600元，副教授555—275，讲师435—205；津贴287—71（在工资中占30%），
中小学：中学高级555—275（教授、副教授）；中学一级和小学高级，435—205（副教授、讲师）；中学二级和小学一级，333—165；津贴238—62，
2000年，中组部、人事部印发了《关于加快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允许经费完全自理的单位自主决定内部分配。
今后，应当结合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和规范公务员工资制度，逐步建立综合体现工作职责、能力、业绩、年功等因素，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适当拉开不同职务和职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强职级的激励功能，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要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
定期调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内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1999年、2000年、2001年4月和10月，我国政府和事业单位曾连续提高工资标准。当然，经济形势有变时，也可以采取减薪措施。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宣布，冻结公务员工资；新加坡2002年1月宣布，从11月起所有内阁部长和公务员的月薪将削减8%—10%，国会议员的津贴也将下调10%。
2、企业收入
工资形成的计划（政府）机制
工资形成：按劳分配，同工同酬，计划形成，应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
解放初：1949年，实物工资；1951，以工资分作为计算工资的单位；1951年，企业八（或六、七）级工资制，职员职务等级工资制或职务工资制，奖励性的新计件工资制；1956年，取消了年终双薪；1957年，城镇190元；1978年，299元；
城镇收入分配制度背景：
一是资金（收入）短缺与经济增长、工业化、计划经济之间，重点建设、资金配置等；
二是利益激励机制与经济增长、工业化、计划经济
特点：
一是政府在全社会对职工实行统一的按劳分配；
二是收入形式和结构高度单一化，1978年，标准工资占工资85.5%，奖金占工资2.3%；
三是高度平均、低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
缺陷：
一是工资制度过于单一，八级工资制，技术等级工资6—8级，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工资标准紊乱，一个企业可能有几百个工资标准；
二是个人收入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如城镇职工人均创造的国民收入，1952年为1553元，1978年为2132元，名义增长为37.2%，实际增长为43.9%；但工资1952年445元，1978年615元，名义增长38.2%，实际增长10.3%；1957—1978年工资四次（1956，1958，1961，1963）升级面90%，人均不到一级；劳动分配度（工资/国民收入）1952年28.7%，1978年28.3%；
全民所有制单位平均货币工资：
年度
名义工资
实际工资
1952
446
1961
537
415
1965
652
542
1978
644
三是工资收入与赡养人口相比，劳动力价格下降；
1957年
1978年
人均工资（元）
624
615
人均负担（人）
3.29
2.06
生活费用价格指数
126.6
144.7
劳动力价格
1
0.527
四是收入分配高度平均化。1957年的最高工资/最低工资为3 /1，1967年取消奖金，1957、1959、1960年降低领导者工资标准，文化大革命。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出版，107页），中国基尼系数0.16—0.18，且人均收入50元以上的家庭，劳动参与率85.3%，人均收入15元以下的，劳动参与率24.7%，
1985年，工效挂钩；1993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1997年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
企业工资制度改革：两个阶段
1977—1991年阶段：
三次按劳分配问题研讨会；
1978年5月，国务院《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试点面30%之内，奖励总额不超过标准工资总额的10%；
1981年，实行奖金制度的企业，全年奖金总额控制在1—2个月的标准工资内；
1983年，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建立岗位津贴，调整某些工种的定级工资，建立升级或增资制度；
1984年，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和利税后，奖金不封顶，但奖金超过2.5月标准工资后征收超额累进奖金税，2.5—4月、4—6月、超过半年的税率分别为30%、100%、300%；1986年对集体企业也征收奖金税。
1985年1月，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建立了企业工资增长新机制，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在中央政策指导下的企业工资分级管理体制。
1986年，企业新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企业公开招工，职工待业保险，企业可以辞退职工。
计件工资：
奖励：1981年，奖金封顶，企业全年奖金最多不得超过本企业2 个月的标准工资，个别企业不得超过3个月；1984年，奖金不封顶，征收奖金税。
津贴和补贴：补偿生产条件方面的为津贴，补偿生活支出方面的为补贴。包括地区、特殊劳动条件（矿山井下，冶金，海上，地质，飞行，盐业）、有毒有害身体健康（化工，卫生，环保，殡葬，废旧）、工作岗位（乡村邮政，劳动教养，公安，技师）、工龄（护士，中小学教师）等津贴，物价补贴等。
工资调整：1977年，1966年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和1971年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升1级，18级以下干部和其他职工按40%升1级；1978年，2%升级面；1979年，40%升级面；1983年，普调1级；1985年，调整工资等级标准，由原来300多种等级减少为14级，并实行自费工资套改。
工效挂钩（1985—1992）：工资总额一般同上缴税利（不包括企业留利）或实现税利挂钩，建筑企业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矿山工资与实物生产量挂钩，运输企业同实际生产量挂钩等。挂钩的两个基数、一个比例由上级主管部门核定，一般是效益增长1%，工资增长0.3%—0.7%，当年工资增长超过7%征收工资调节税；1993年93%的企业工效挂钩。
政府还用产品质量、品种、成本、安全、履约率等考核，征收工资调节税等。如1980年外商投资企业个人所得税，1984年奖金税，1986年个人收入调节税，1989年普调一级；
工资外收入迅猛增长；
1992年6月后阶段：
1992年6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企业享有劳动用工权、工资和奖金分配权等，有自负盈亏的责任
1992年10月，十四大；1993年11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资、劳动力市场化，企业分配自主化，
1992年6月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定国有企业享有劳动用工权、工资和奖金分配权等，有自负盈亏的责任。1993年11月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工资、劳动力市场化，企业分配自主化。2000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许多企业开始实行以竞争上岗、工作评价为基础的岗位（职位）工资制。
3、集体谈判
由于劳动力过剩的压力，目前我国广东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工人工资水平甚至低于十年前水平。
在工资形成上，许多学者强调收入政策的非强制性，希望通过社会各方的合作和谈判，推行收入政策。如一些国家通常在全国定期举行最高级的政府、雇主、工会三方联席会议，就经济形势、政府政策、工资福利等问题交换看法，增进了解和沟通。一些国家在工资形成还采取了集体谈判制度，即以企业、雇主或其组织为一方，以雇员或其组织为另一方，就企业或行业的工资分配、劳动条件、就业与解聘、社会福利等问题进行协商谈判的制度。
例6—13，德国和我国的工资集体谈判
集体谈判是发达国家劳资双方协商解决工资分配、劳动条件等问题的有效且主导性的方式。以德国为例，职工组织不仅可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职工参与制或共决制），而且可以与资方（包括政府部门）谈判协商决定工资。在工资决定上，政府可以提供经济信息和建议，必要时施加一定压力，但工资由劳方和资方共同决定。一般在春季，本行业范围内的劳资双方代表即行业工会和行业雇主联合会，如钢铁工会代表了所有以任何形式同金属打交道的各工种、级别的雇员，根据全国和本行业的经济状况和未来趋势，经过反复讨价还价，谈判协商，签订协议，包括未来一年左右工资增长幅度，以及假期、劳动环境、创造就业条件等方面的内容，行业内的企业要遵守劳资双方达成的协议。在企业一级，由企业主和雇员代表在行业劳资协议的基础上，决定本企业的具体工资水平和相关劳动条件。2002年12月初，德国公共服务行业的工会代表向政府雇主提出加薪3%的谈判要求，政府方面因财政困难而断然拒绝。首轮谈判失败后，工会警告将号召服务业300万雇员将举行全国大罢工，一些服务业人员也开始警告性示威。2003年1月，双方再经过3天3夜的谈判，政府方面做出让步，劳资谈判结束。政府方面从原来坚持2003年工资零增长，改为同意在2年3个月时间里分三步提高工资，其中2003年加薪2.4%，2004年1月加薪1%，2004年5月再加薪1%；从2007年，把德国东部服务业工资提高到西部水平，条件是每周工作时间由38小时提高到40小时。当然，谈判失败，雇员可以罢工，雇主可以解聘雇员，但在采取极端措施前，有威望的第三者往往出来斡旋。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开始劳动工资方面的谈判试点。1994年6月23日《青年报》报道，1994年，上海第十一毛纺厂、上钢五厂等10家国有企业首先在全国探索集体谈判制度，通过企业一方与职工一方（工会）谈判协商，签署集体合同，确定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工时、假期、福利、劳动安全、解雇等职工劳动权利与义务的条款。1996年，全国总工会下文推广集体协商和谈判工资制度的试点。1999年4月1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江苏省昆山市劳动局、经委、外经委等部门决定，在36家三资企业试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该市1997年就有6家三资企业试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而江苏省的三资企业也都要开始逐步实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2000年11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不过，我国企业法、劳动法等都没有明确规定集体谈判制度。
4、工资水平政策
政府在工资指导和管制上实行的政策工具有最低工资立法、工资指导、工资与物价管制、收入指数化等。
最低工资立法。它是政府通过立法（如法国、西班牙）或国家、行业范围的集体协议（如比利时、希腊、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确定不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工资，强制性地把雇主所得转移给劳动者的政策工具，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额、加班工资津贴、禁止使用童工等政策。其中，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根据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就业状况、地区差异等因素确定，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雇主就必须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19世纪末，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最早实行了最低工资立法，后来国际劳工组织和许多国家也规定了最低工资制度。2002年，英国最低工资4.2英镑/小时，美国最低工资6.9美元/小时。美国、英国、日本、西班牙等国家的最低工资一般不到平均工资的40%，法国和多数欧盟国家的最低工资大约是平均工资的一半，而意大利、奥地利最低工资几乎是平均工资的75%。
我国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最低工资制度，1992年深圳地区实行企业最低工资政策，1993年国务院颁布《企业最低工资规定》，2004年3月起实施新《最低工资规定》。我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要依法实行最低工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要依照执行，且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一般参照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状况等因素确定。如北京市规定，职工最低月工资1995年为240元，2000年为412元，2002年为465元，2004年为495元，2004年7月起又提高到545元。江苏省规定，1995年企业最低月工资分为210、175、140三类标准；从2000年7月1日，企业最低月工资一类地区从320提高到390元，二类地区从290提高到340元，三类地区从250提高到290元，四类地区从210提高到240元；从2002年7月1日，企业最低工资一类地区提高到460元，二类地区提高到370元，三类地区从提高到320元，四类地区提高到260元。2002年末，深圳特区内最低月工资标准为595元，特区外为460元。再如，从2000年3月，在华我国文教专家最低月工资从1200元提高到2200元，各单位可以根据其业务、工作、业绩等确定从3300到6600远不同档次的工资额。
工资指导政策。由政府部门根据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确定工资、物价的增长标准，要求把工资、物价限制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幅度内。政府对工资、物价水平一般不实行强制执行，只是采取指导性的方式。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在劳动力市场建设和企业工资制度改革上，建立了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等项制度。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9年在上海、北京、宁波等城市率先开展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试点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建立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的通知》。工资指导价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统一规范和要求，定期（一般在每年6月底前）对各类企业中的不同职业（工种）的工资水平进行调查、分析、汇总、加工，形成各类职业（工种）的工资价位（包括高位数、中位数和低位数），向社会发布，用以规范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的行为，指导企业合理确定职工工资水平和工资关系，调节劳动力市场价格，以建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广泛覆盖各类职业（工种）、国家和各省区多层次汇总发布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2003年全国已有29个省区、124个城市发布了本地区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2004年将有162个城市发布工资指导价。多数城市发布工资价位的职位数在60个以上，上海市2001年发布的职位数多达627个。
北京市2003年的企业工资指导线：
2002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14.6%，突破当年公布的9%的基准线，接近15%的上线。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3年7月公布的北京市2003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内容包括：（1）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基准线：经济效益有所增长的企业，职工名义平均工资增长率为8%，实际平均工资增长率为6.93%；生产发展正常、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可参照基准线并在国家宏观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合理安排本单位职工工资增长水平；属于垄断行业的企业、财政补贴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工资增长率不应突破8%。（2）企业工资指导线的上线（预警线）为职工名义平均工资增长率13%。对于2001年、2002年效益增长较快的企业，应在符合“工资总额的增长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原则基础上，合理安排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已不享受国家政策性补贴的城市公用事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应突破13%。少数竞争性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须经所在区县劳动保障局和市属各企业出资人审批。（3）企业工资指导线的下线为职工平均工资零增长或负增长，但企业支付职工工资不能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经济效益下降的企业，尽量保证职工平均工资不下降。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同时发布了2003年部分职业的工资指导价位，厂长、经理以平均年薪183159元高居榜首。2003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24045元，比上年增长16.0%。2004年6月，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了2004年企业工资指导线。
工资—物价管制和收入指数化政策
工资—物价管制是指当工资—物价增长水平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时，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抑制或提高物价和工资水平，甚至冻结工资—物价。收入指数化是指名义收入与价格变动挂钩，以保证实际收入水平不降低，如许多国家实行的物价补贴、退休金与物价挂钩等政策。
美国：1962年提出工资与物价指导，工资随劳动率增长而增长，1966年正式实行；1971年，工资与物价管制，尼克松总统冻结物价90天；1971年11月至1973年，指导； 1973年6月，冻结60天；1977年，卡特总统口头劝告与指导；1981年，里根总统废除上述政策
英国：1966年夏，工党政府面临英镑贬值危机，于是第一次依法实行工资控制，下令全面冻结工、薪金、价格、红利6个月，后来又延长了1年。1967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为3%。1972年11月，保守党政府也依法实行工资、物价、房租、股息冻结90天
法国：1981年10月，工资、物价冻结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长期实行政府定价、价格冻结政策。改革开放后，绝大多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逐渐放由市场决定，但对关系国计民生、资源稀缺、自然垄断经营、重要的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的极少数产品和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直接定价。在特定时期，还可以采取价格管制措施。如2003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过热势头，通知要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认真做好元旦、春节期间价格监管工作，2004年一季度地方各级政府一律不得提高政府制定的公用事业、公益事业和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已经公布在“两节”期间准备出台的调价项目要适当推迟执行，努力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严禁越权定价或擅自提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5、农村收入及其政策
农村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前农村的收入分配
除上述城镇的背景，即一是资金（收入）短缺与经济增长、工业化、计划经济之间，重点建设、资金配置等；二是利益激励机制与经济增长、工业化、计划经济
三是地区、年度、社队之间因自然条件、经济技术等方面，收入水平差别大；
四是优先发展城镇和工业，农村税负1950年12.3%，1978年2.9%，但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因素，农村国民收入净流出4481亿元（苏明、丛安妮，1990）；
五是城乡制度和经济分割，仅户籍制度就有18个方面的制度障碍，农村经济封闭发展，
特点：
队为基础，评工记分；
不稳定，收入差距大，1978年基尼系数0.26，
农村收入制度改革
1982年承包制，1983年放开农产品市场，
1978—198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上升144.6%，增收6317亿元，扣除工业产品提价，净增1888亿元；
农村经济：1987年，非农产值大于农业；1990年，乡镇企业产值1万亿元，三分天下；
6、资本收益政策与反贫困
按要素分配原则
利息税：1999年9月恢复，比例税；2000年征收过100亿元
储蓄实名制：1997年正式提出，2000年4月实行；
所得税等资本收益政策。收入的功能分配原则包括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两大原则，政府不仅要对收入进行规范调节，如政府征收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税，政府还要对决定收入分配的资金、土地、资产等进行规范调节。为了调节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英国早在18世纪就实行了遗产税，发达国家从19世纪后期普遍开始实行遗产税、赠与税、所得税政策，其中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一般为70%，北欧福利国家的个人税负往往占个人收入的一半以上。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已经实行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1999年9月恢复利息税，条件具备时还将征收遗产税、继承税、赠与税等。
反贫困政策。根据国际上的每天人均收入不足1美元为贫困的标准，全球贫困人口28亿人，贫困人口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一半以上。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1985年为人均纯收入206元，1992年为320元，2003年为637元。1978年仅农村贫困人口达2.5亿人。1984年9月，我国政府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提出“国家对贫困地区要有必要的财政扶持”。从1986年起，政府扶贫开始从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1986—1993年确定了331个国家重点扶贫贫困县，实行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扶贫战略。1994年出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用7年时间（1994—2000年）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问题，把扶贫目标限定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重新划定了592个贫困县，扶贫资金迅速增长。2002年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在中西部21个省区确定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替代以前的“国定贫困县”）。农村贫困人口1985年减少到1.25亿人，1993年为7500万人，1998年为4200万人，2003年为290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30%下降到3%。1980—2003年，仅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累计达1083亿元，2004年为122亿元，此外还有规模更大的地方各级财政扶贫资金、银行扶贫贷款，以及扶贫协作、定点扶贫、扶贫捐资、捐物等，如1980—2003年发放扶贫贴息贷款总额达1461亿元。针对城市贫困问题，我国1997年实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1998年实行城市反贫困计划，2003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达到2235万人。
目前，我国已经走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但从绝对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等指标上看，我国仍然存在着突出的贫困、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按照国际标准，2003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900万人上升到8800万人，且贫困人口中五保户占20%，残疾人占35%，居住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恶劣地区人口占28%，解决这些人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将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04年7月披露，尽管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农村贫困人口还是净增加了80万人。同时，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差距还呈现扩大的趋向。显然，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贫困、特权、不平等等问题，将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阻碍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这方面就发生了沉重的教训。2000年9月，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189个成员国在千年首脑会议上共同发表《千年宣言》，承诺到2015年将全球贫困人口（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总数降低一半，并随后确立了用8项具体目标和48项指数组成的“千年发展目标”（MDG，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三、社会保障制度
1、社会保障制度概述
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财政计划，对收入的集中和再分配，目的是保证个人和家庭免受劳动能力丧失或受到干扰而带来不利后果，使他们能够应付由于结婚、生育、孩子、疾病或伤害、失业、死亡所导致的支出，消除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对他们的歧视，以保证他们享有公认最低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安定。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农业社会向工业、市场社会；家庭保障向市场保险向政府保障。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市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传统的家庭保障已经不足以防范社会成员的各种风险，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也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出了严重挑战，J·S·穆勒等人就提出了社会福利的思想。1883年，俾斯麦与反对社会保障的自由党达成妥协，立法确定了社会保障计划，1889年颁布了人类第一部《养老保险法》。后来，法国（1910）、英国（1911）、瑞典（1913）、美国（1935）等国家也开始建立各具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A·坦普尔大主教1941年在英语中首次使用了“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概念。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系统提出了社会福利政策即《贝弗里奇报告》，把社会福利确定为一项社会责任，要求建立一套以国民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使由于各种原因达不到最低生活标准的所有居民，都有权享受“从摇篮到墓地”的统一的社会保障服务，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首先宣布建立福利国家。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要求在社会风险覆盖率、社会保障覆盖率和保障力度方面达到一定标准。
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目前，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等部分组成，其中社会保险中的养老（退休）保险计划最普遍，有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60多个国家建立了生育、入学、怀孕、生育、哺育等方面的家庭津贴计划，还一些国家建立了健康及疾病（医疗）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储蓄，时间，年轻时储蓄；再分配
储蓄和再分配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两大基本功能。其中，储蓄功能是个人在身强力壮时储蓄部分收入，以保证因年老、疾病、失业、灾害等各种原因而造成特殊需要时得到满足；再分配功能是收入的转移与重新分配，即不管个人和家庭的财产价值，将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转移分配给低收入或无收入者，它是社会保障的制度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全面承担了增进社会成员普遍福利的责任，但过高的税收、庞大的社会福利机构、广泛的社会保障项目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如税收负担过重，个人责任感、独立性和进取心的削弱。
社会保险的问题：欧洲福利国家与欧洲病
社会保障费用增长率：1965—1970年116%，1970—1975年153%，财政负担上升；积累下降；过高的税收和过度的社会保障，劳动积极性下降，私人积累下降；政府替代市场，政府失灵
2、社会保障的制度模式
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按照其给付标准、财务（金融）机制、实施方式、管理方式等机制的基本特征，可以分为不同的模式或类型。其中，给付标准有受益基准制和缴款基准制，财务机制有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实施方式有强制实施制和自愿投保制，管理方式有政府机构统一管理制、公众机构管理制和私人机构管理制。
给付标准与方式
受益基准制（on benefit basis，即规定受益制，defined benefit system）：按预定的受益与否、受益多少的基准决定社会保障的给付水平；基准往往按受益人的状态（年龄、工龄、健康、失业时间等）制定，强调受益结果的平等性，而与受益人以往的贡献关系不大，是典型的收入再分配，其资金来自政府当期预算收入；
为保证受益基准制的稳定实行，在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较低时应当将一部分政府收入用于长期投资和积累，这样可以调整由于经济周期或人口结构变化所引起的代际收入波动
但：受益与贡献之间不相关，无激励机制；老龄化
缴款基准制（on contribution basis，即规定缴费制，defined contribution system）：先缴款，后受益，受益与缴款相关，激励机制，但弱化了再分配；
二者的结合：如在计算受益公式中加入反映缴费数量的参数；或者由受益基准制提供基本保障，由缴款基准制提供附加保障
财务（金融）机制
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用当代人的收入（通过政府财政）来支付前代人的预定的社会保障费用，再用下代人的收入来支付当代人的社会保障费用，即代际的转移支付；量出为入；受益基准制通常采用现收现付制
优点：即收即付低成本，不需积累，无时间和通货膨胀风险，代际转移支付；
但：如果人口出生率下降，宏观上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稳定，人口老龄化，微观上个人无后代，赡养系数增大；政府财政支出的刚性，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收入不抵支出，财政负担重；储蓄率和积累率下降，恶化劳动力市场供求等；
基金积累制（funding）：强制性地让个人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储存在社会保障基金为其所设立的个人账户上（强制储蓄计划）；
缴费年限：
优点：预提保障基金，先积累后支付，无代际转移，基金来源稳定；收入、积累与未来受益联动，激励机制；促进储蓄和资本市场，
但：无收入的再分配；利率、金融必须稳定，否则金融风险，通货膨胀；基金监管困难，需要精算和宏观政策，不能出现管理上的失误和贪污、挪用等
新加坡、智利和瑞典的养老金改革
1955年，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初步建立中央公积金制（central provision fund），主要面对公共部门。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把它扩展为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计划。目的是在经济不发达时，由政府建立规则和独立管理，由个人及其雇主出资自存自用，以强制储蓄方式进行社会保障资金的积累。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1）所有的雇员、雇主每月按雇员薪金比例缴纳公积金，全部存入雇员的个人账户，由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1955年，新加坡55岁以下雇员每月中央公积金缴费率为5%，雇主缴费率为5%，1971年皆提高到10%，以后大致在20%。（2）55岁以下会员设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普通账户（ordinary account）、保健账户（medisave account）、特别账户（special account）三部分；会员55岁后，个人账户改为退休账户和保健账户。（3）中央公积金局按政府规定的利率付给利息。（4）公积金存款的用途包括：本人的自我保障，如医疗费用及其它不测事件的支出，年满55岁后的退休金；其它保障和投资功能，如购置住房，补足父母和配偶的公积金退休账户存款，子女教育学费，甚至购买制定公司的股票等。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没有再分配功能，却把社会保障的储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具有极强的激励储蓄和资金积累的作用，如储蓄率1960年为—2.4%，1984年为42%，1994年51%，政府可将其集中的公积金用于公共投资。与新加坡类似、取得成功的还有智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表：新加坡55岁以下雇员月中央公积金缴费率的变化
年度
雇员缴费率%
雇主缴费率%
1955
5
5
1971
10
10
1979
16.5
20.5
1984
25
25
1989
23
15
1992
22
18
1994
20
20
智利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按受益标准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皮诺切特军政府1973年上台后，1981年进行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一方面，政府强制性地规定公私单位的所有雇员都必须参加养老保险储蓄，每人每月将不少于10%的工资存入其个人账户，形成养老基金。同时，由基金所有者信托的私营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AFP）来经营养老金基金，政府严格监管基金管理公司的运营活动。基金管理公司将基金投资与资本市场，最初是公债市场，后来逐步扩大到企业债券和股票市场，以及私营的公共设施建设。当基金所有者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就从其选择的基金管理公司按月领取养老金。
1994年，被誉为福利国家楷模的瑞典也改革了养老保险制度，退休金来源由原先企业支付改为企业和雇员各支付一半，其中雇员支付工资的18.5%作为退休附加金；退休金支付由基本金和附加金组成，所有人退休后的基本金都一样，附加金则体现了多劳多得原则，以一生的收入和纳税情况而定。瑞典是欧洲福利国家的代表，过去长期实行固定比例的基础养老金，退休金按退休时最后工资的60%计发。1994年，瑞典议会通过了退休制度改革方案，最早可从61岁退休，退休金转而一律按收入比例发放养老金，即按照每个国民在职时的收入水平、工作年限、通货膨胀率等因素来确定其养老金领取额，而且退休越晚退休金越高。1937年前出生的人仍然实行旧制度，1954年出生的人实行新制度，1938—1953年出生的人实行过渡政策，目前尚在工作的人一直按工资的18.5%固定比率缴纳社会保险费，每人每年最多缴纳3万欧元。其中，16%用来支付其退休金，2.5%可依据个人意愿进行投资。该方案几经拖延，终于从1999年开始实行。另外，各行业还有各自的养老金补充制度。
实施和管理方式。
实施方式：
强制实施，法定：全面
自愿投保：政府只负责最低水平的社会救济
管理方式：
强制实施，政府统管：如受益基准制
公共（公众）机构管理：如新加坡由中央公积金管理，
私人代管：如美国的养老基金；
政府定规则，私人管理：智利
此外，许多国家近年来纷纷提高享受社会保障的缴费年限或退休年龄，降低退休金水平。如西班牙男女退休年龄都是65岁，必须向国家社会保障委员会缴纳15年退休基金，但缴纳35年以上才可能领取全额退休金。德国男女退休年龄是65、60岁，但工龄45年的退休者才能获得相当于工资70%的全额退休金。美国男女退休年龄都是65岁，今后将逐渐提高到67岁，根据工作期间向税务局申报的收入水平确定退休金。英国、智利等国家男、女法定最低退休年龄分别为65、60岁，英国工龄不少于35年的退休者才能得到每周80英镑的最低退休金，而这大大低于最低生活费。
3、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过程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保障制度。
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国家统筹，单位实施（1969年开始）对职工和职工家属的老年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全面的劳动保险制度（劳保制度），这是一种以收益基准、现收现付为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
1951—1968年，按工资总额提取一定比例附加工资，作为劳动保险支出，实行受益基准、现收现付制。
1969年，劳动保险改为营业外收支中列支，社会保障变成了企业保障。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社会救济
改革过程。
问题：一是随人口老龄化，企业收益下降，劳动保障费用增加，企业与在职职工负担上升，劳动积极性下降；二是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一方面，收入与受益不挂钩，统一的社会保障标准，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福利差距扩大；三是企业之间因社会保障负担不等，导致市场竞争不平等，恶性循环；四是社会不稳定，阻碍改革
中国的改革目标：统一、公平、适度的社会保障制度
1984年，四川、广东、江苏等，由企业保险到社会保险
1986年，合同工制与退休养老基金账户
80年代中期，大病医疗费用统筹
1991年，养老有国家、单位、个人三方共担
1993年14届3中全会，多层次的改革目标：政策统一，管制法制化，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一致，城乡有别，商业保险；
1994年发布《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覆盖城市居民
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1999年发布《失业保险条例》
当前的改革总目标：建立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
2001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10802万人，失业保险的职工10355万人，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近8000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1100万人；全国企业养老保险费征缴收入1856亿元，发放养老金2063亿元；失业保险费征缴收入187亿元，支出156.6亿元；国家预算社会保障资金补助4700万人
2002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4%，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1020万人，基本医疗保险超过9000万人。
2003年发布《工伤保险条例》，
2004年宪法修正案确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方面的行政法规和统一的《社会保险法》仍未颁行。从政策执行上看，社会保险还属于多头管理状态，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低保）等分别归属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民政等部门管理。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等部分组成，其中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五项内容。
不同类型，不同制度：养老、医疗是单位和个人共担资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失业，单位按职工工资的比例统交；农民，家庭保障，社区扶持
2003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5506万人，失业保险的人数10373万人，医疗保险的人数10902万人，工伤保险的职工4575万人，生育保险的人数3648万人，初步形成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安全网”。农村养老保险累计参保人数近5428万人。
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包括五类：社会保险基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其范围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基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社会统筹账户上的基金；个人账户基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个人账户上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企业补充保障基金，包括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
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与运营分开：
1995年开始；2000年财政支出607亿元，2001年财政支出982亿元，2002年计划860亿元；
2000年8月，成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9月成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001年7月，社会保障基金参与中石化配售，但中石化股票下跌，账面浮动亏损；12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年底，总资产616亿元。
2002年实行投资运营。其中，投资范围：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其他金融工具（投资基金，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存款和国债比例超过50%，债券不超过10%，股票、投资基金在10%—40%；投资机构：在中国注册、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国务院规定的专业投资管理机构，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上，资金由商业银行托管。2002年12月，已经选择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基金的托管人，南方、博时、华夏、长盛、鹏华、嘉实六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投资管理人。但：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后，社会保障基金性质是什么（条例将它划在税收之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理事会到底是董事会还是管理会，等问题并没有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的性质：或税收，政府预算；或社团法人，信托管理。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不投资下列股票：ST股票和严重违规的上市公司股票；近两年涨幅超过100%的股票；涉嫌违规的上市公司股票；流通市值小于3亿元的股票；流通股小于3000万股的股票。
2002年2月，高西庆任副理事长；3月，项怀诚任理事长。年底，总资产1241.86亿元，累计实现收益30.84亿元，其中2002年实现收益21亿元。
在2004年的投资计划中，非股票投资比例为75%，可上下浮动10%；股票投资比例为25%，可上下浮动5%。2003年底，社会保障基金总资产达1325亿元，累计实现收益65亿元，其中2002、2003年分别实现收益21亿、34亿元。
4、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内容
社会保险是我国根据宪法所制定的基本社会政策，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以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国家和社会补偿和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1）法定性。就是国家立法，强制实施。保险待遇的享受者及其所在单位，双方都必须按照规定参加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基金，不能自愿。法定性是实现社会保险的组织保证，目的在于保障劳动者因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失业时获得生活保障，安定社会秩序。（2）保障性。实施社会保险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劳动者在其失去劳动能力之后的基本生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3）互济性。是指社会保险按照社会共担风险原则进行组织的。社会保险费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险机构要用互助互济的办法统一调剂基金，支付保险金和提供服务，实行收入再分配，使参加社会保险的劳动者生活得到保障。（4）福利性。社会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它以最少的花费，解决最大的社会保障问题，属于社会福利性质。（5）普遍性。社会保险实施范围广，一般在所有职工及其供老的直系亲属中实行。
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是劳动者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在养老期间发给生活费，以及生活方面给以照顾。200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10.2%，养老保险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推进最快。目前，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覆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职工，以及半数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正在推进。农村地区采取农民自愿和政府组织引导相结合的方法，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1991年，建立养老资金的有国家、单位、个人三方共担制度。1995年，有关部门提出了养老保险改革的两个方案。（1）国家体改委方案的要点是按照缴款基准制为主、受益基准制为辅，建立“大个人账户、小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企业缴费的一定比例计入个人账户。职工退休后，按照个人账户的储蓄额按月发给养老金。不过，它没有有效解决老职工的养老金资金来源问题，没有得到许多部门和地区的支持。（2）劳动部方案的本质是针对“老人”和“新人”，分别采取现收现付制和个人账户制，建立“大社会统筹、小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制度，个人缴费计入个人账户，企业缴费计入社会统筹基金。职工退休后，个人账户存款如果足以支付养老金，则支付形式同国家体改委方案；如果不足或属于“空账”，则由社会统筹基金补足。这一方案比较实际地解决了老职工的资金来源问题，得到多数部门和地方的支持。不过，对于退休人口众多的地区和企业，企业缴纳社会统筹的负担很重，如上海个人缴费3%，企业缴费25.5%，企业拖欠或逃避现象严重。新兴、高效益的行业和非公有企业为避免高缴费，选择了退出社会保障方案，当时有11个行业（铁道、邮电、水利、建筑、电力、交通、煤炭、银行、民航、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退出。
为了克服上述方案的不足，国家体改委和劳动部等部门协商后于1996年提出了改进方案，国务院1997年8月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新方案的核心内容是：（1）按职工工资的11%（个人8%、单位3%）缴费建立个人账户。其中职工本人以本人上一年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工资基数按一定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个人缴费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4%，从1998年起每两年个人缴费提高1%，最终达到8%。社会统筹部分由各地政府自定。（2）养老金支付分为两部分：基础养老金标准一般不超过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25%，15年后为20%，可以依据缴费年限划分不同檔次；个人账户养老金标准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除以120，按月发放给离退休职工。养老金水平达到工资的40%—60%，养老金的计发实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以1997年为界，已退休人员，按原规定；1997年前参加工作尚未退休，缴费满15年后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过渡性养老金；1997年后参加工作，缴费满15年后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不满15年，退休后其个人账户储存余额一次性领取。此外，1998年8月将11个退出改革的行业移交地方。
从80年代试点、1991年推广省级养老保险调剂基金和中央调剂基金，1999年有28个省建立了省级统筹。1998年扩大改革范围，国有、集体、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都实行新的改革方案。2003年，我国基本养老金收入3680亿元，支出3122亿元，4000多万离退休人员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3400多万企业退休人员中有2933万实现了社会化管理服务，其中1300万人纳入了社区管理。通过三次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人均养老金从413元提高到618元。不过，职工供养退休人员负担加重，老职工的基本养老基金来源问题仍然没有最终解决。如1980年13个职工供养1个退休人员，1990年这一比例为6:1，2002年为3:1；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缺口1998年为100多亿元，2000年为300多亿元，2002年为500多亿元，2001年只有浙江、福建、山东三省收支相抵。根据测算，由转制带来的养老金收支隐性债务至少在3万亿元。养老基金缴费比例偏高，如按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单位缴纳不超过工资的20%，个人从1997年4%逐渐到8%；只有京津沪统一了社会统筹的标准、管理、调剂。今后应当将城镇全体从业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取多种方式包括依法划转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条件具备时实行基本养老金的基础部分全国统筹。
作为社会保障的补充，还可以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即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雇主发起养老计划），如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其中丹麦企业基金覆盖率高达100%，英国为60%，美国为50%。我国自1991年开始试点企业养老保险制度，200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并更名为企业年金，建议企业年金实行基金积累和个人账户制，费用由企业缴纳，市场化管理，企业可以提取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4%的资金建立企业年金，企业这部分费用可以从成本中列支。辽宁省2000年试点年金制，2004年将在东北地区试点。2002年底，参加企业年金人数650万人，积累资金500多亿元。自2004年5月起，《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正式施行。在今后的养老体系中，年金比例将不断提高，长期目标可将年金和个人账户整合为年金。
从近期看，我国农村养老保障还将以家庭为主，同社会保险、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2003年，我国有5428万人参加农村养老保险，198万农民领取养老金，而浙江省率先将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覆盖面扩大到城乡人口。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是劳动者在失业期间的生活费、医疗费的给付以及转业培训、生产自救及职业介绍等保障措施，包括城镇医疗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早在1993年，我国开始在镇江、九江试点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为核心内容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目前建立中的是多层次、覆盖城镇全体劳动者、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内容是：（1）低水平。适当降低单位缴费标准，仅仅保障基本医疗。（2）广覆盖。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覆盖城镇全体劳动者，扩大医疗保险的服务内容，2003年参加医疗保险10902万人。（3）单位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其中，统筹基金来源为单位缴纳工资总额6%的70%，个人账户为个人缴纳工资总额的2%加单位6%×30%。单位统筹的起付点为职工工资总额的10%，如2002年上海市医疗保险缴费为工资总额的14%，其中单位占12%，个人占2%，最高为年工资总额的4倍。（4）统一管理。包括实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管理；扩大统筹范围，由县级统筹向地市、省级统筹过渡；统一医疗的范围和标准，完善医疗卫生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的同步改革，定点管理医院和药店，医疗、药品分开等。（5）多层次。除基本医疗保险外，建立健全社会医疗救助和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商业保险等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国初期，我国初步形成农村初级保健网，公社医院兼有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初级卫生保健技术指导及农村卫生行政管理的功能。其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在90%左右。自70年代末，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除上海市等个别地区，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解体。1993年，政府提出重新发展农村合作医疗；1994年，开始试点；1997年，大部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下达了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的指令性任务，但覆盖率一直在10%左右，且集中在东部地区。2002年6月，卫生部等7部委联合印发《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目标是实现多种形式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问题等。2003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有30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确定304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市），争取到2010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愿参加，参保农民个人每年缴费不低于10元，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县为单位统筹，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中央财政按照每年人均10元给予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也给予人均不低于10元的补助。不过，某些地方为了套取中央财政给予的补助资金，采取了贷款、包干、摊派、垫付等手段代替农民选择。
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是国家和社会为暂时失去职业、又没有其它收入来源的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通过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手段帮助其实现再就业的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3年，国务院发布《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1998年，确定失业保险缴费率由职工工资总额的1%提高到3%，其中单位缴纳2%，个人负担1%。对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三条保障线，3年内由再就业中心管理，发给基本生活费；失业后按规定发给失业保险金；此外，实行最低生活保障费政策。2001年，辽宁等试点地区将失业职工直接转入失业保险。1998—2001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2550万人，其中1680万人通过多种方式再就业，今后应当逐步实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2003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60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10373万人。
工伤、生育保险等部分。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因工负伤，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工资收入补偿，也是对因工负伤劳动者的医疗护理和生活照顾措施。随着劳动关系的不断变化，1996年我国颁布了《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和《企业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2003年4月，我国颁布《工伤保险条例》并从2004年起施行。条例规定，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都应当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这就将工伤保险的社会统筹的覆盖范围涵盖了包括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在内的所有企业。
生育保险是女职工在生育期间的收入补助和保障措施。
社会抚养费和计划生育奖励。
国务院2004年7月决定，从2004年开始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施奖励扶助制度，夫妇年满60周年以后，可以申请领取奖励扶助金，扶助金最低发放标准为人均每年600元，一直发放到扶助对象亡故为止。
5、社会保障制度的其它方面
社会保障制度中还包括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优抚安置等部分内容。
社会救济。它属于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和社会为没有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陷入生存困境的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社会成员，依法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各种措施，它大致分为定期救济和临时救济两种类型。
社会福利。包括社会收养、收容遣送（2003年改为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生产、城市社区服务、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物价补贴等方面内容。如我国建设部1999年颁发《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2004年建设部、财政部等联合颁发《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规定了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实物配租及租金核减为辅的城镇廉租住房制度。
优抚安置。政府和社会依法对为保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优抚对象在物质上给予优待和抚恤，妥善安置复员退伍军人并给予补助。
军人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军委2004年3月批准颁发《军队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案》并从5月开始实施，对军队所有单位和人员建立军人免费医疗、随军家属优惠医疗、职工保险医疗相结合的新型医疗保障制度，打破了长期实行的免费医疗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救济的重要部分。1993年6月，上海市首先实施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济对象分四类：一是无固定收入、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二是家庭中有在职人员，因赡养、抚养系数较高或所在单位和部门经济效益差、收入低而生活困难的居民；三是失业保险期满仍不能就业而且符合社会接济标准条件的居民；四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生活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其它居民。1996年提出、1997年实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1998年5月提出“两个确保”（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999年9月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逐步建立了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内容的“三条保障线”制度。我国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1998年为184万人，2000年380万人，2001年1123万人，2002年2053万人，2003年2247万人。2001年8月，浙江省率先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2年按照城镇每月196元、农村每月106.5元的标准，已有城乡4.6万、29.9万居民享受保障，2003年有51万人享受保障。2004年，浙江省又开始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以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社会互助为补充，城乡一体化，保障法制化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
廉租房：户户有房住，而不是户户有房产；是廉租房，而不是经济适用房
中国福利彩票：1986年8月，民政部正式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1987年4月，民政部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发出《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通知》；5月，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为企业法人；7月，新中国第一张彩票—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面市。1993年2月，“中心”更名为“中国社会福利奖券发行中心”；10月，中心成为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会员。1995年1月，中心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1998年11月，进行福利彩票赈灾专项募集活动；同月，将社会福利资金改称社会福利基金，并全额纳入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1999年10月，由民政部主管社会福利彩票发行工作，由财政部监管。2001年11月，“中心”转换为事业法人。至2005年底，全国累计发行社会福利彩票超过1630亿元，筹集公益金536亿元，按照“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宗旨，资助了13万多个社会福利项目，实施了赈灾专项募集、爱心献劳模、星光计划、明天计划等一系列项目。其中，2005年社会福利彩票销售量达411.2亿元（其中电脑福利彩票402.2亿元），占全国彩票市场的58%，筹集公益金143.68亿元。
6、问题与改进
保险费率高，负担重：养老20%+医疗6%+失业2%+生育1%+工伤1%+住房5%，35%左右甚至更高，而国际水平为25%—30%
农村：
评价：社会保障的效应
工作动机：工人的工作意愿？配偶？退休年龄↓？劳动力规模
社会保障收入与劳动收入之间的权衡
储蓄动机：社会保障税↑—储蓄率↓；社会保障—储蓄率↓—资本↓—增长↓；但社会福利↑—退休年龄↓—闲暇↑—资金需求↑—储蓄↑
引致退休效应：
遗产效应：社会保障—遗产↑，同时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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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财政制度的改革
分析角度：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对策理论；
民主、公平的公共财政理论，包括公共物品理论。
一、1950—1977年的财政制度改革
一个国家的财政制度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
1、经济恢复与初创时期
1950年3月，《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基本内容有三：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现金管理。统收统支，即税收制度、财政收支程序、供给工资标准、行政人员编制和全国总预算等国家财政统一于中央政府；各地把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业税均归中央政府所有，税款一律解缴中央政府金库，公粮归入中央公粮库，印花税等若干小税种由中央政府根据大区、省政府预算划归地方留用；财政支出主要也按中央政府预算规核定的定额和标准，由财政部指令开支，地方一切支出列入预算后也要按月按季报请财政部核定后执行，企业投资和亏损由财政弥补
1951年，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开始扩大地方财权。分级负责：财政部划定大行政区的收支，然后大行政区划定各省收支；按照企业事业行政机构的隶属关系范围，划分大行政区或省等各级预算和收支范围；支出上国防、外交、公债、外债、中央行政等列入中央预算，其余划分为中央和地方支出，等
1953年，一五计划，实行中央、省、县三级预算，新建县级预算，大行政区改为中央派出机构
1954年，提出预算归口管理、支出包干使用等财政六方针。预算收入分类分成，将国家预算收入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调剂收入三类，预算支出基本按收入的隶属关系划分。但一五时期中央政府支出占74.1%，仍属集中型的财政
2、财政分权
1956年，政治局和毛泽东听取34个中央主管部门的汇报，论十大关系（胡乔木整理），刘少奇的企业“自治”，地方希望对地方工业管理权和长期固定的资金
1957年，大跃进和关于改进工业（财政，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
1958年经济体制改革（体制下放）：中央直属企业下放了88%，中央直属企业工业产值比重由39.7%下降为13.8%；统配、部管物资由530种减少到1959年132种；地方兴办限额以上的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只需将简要计划任务书包国家计委批准，设计和预算文件由地方审批，其他项目由地方决定；投资包干，地方可以在中央下拨资金和自筹资金的范围内自办项目，存贷下放；招工计划由各省确定；向企业放权，国家计委对企业指令性计划由12个减少为4个，企业一户一率的全额利润留成，招工权，等
1958年的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之间，“比例分成，三年不变”，旋即改为“五年不变”，一年后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定”；政府与企业之间，利润留成，利润基数包括一五期间各部所属企业提取的企业奖励基金，技术措施费、新产品试制费、劳动保护费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等四项费用，以及按40%比例提取的企业超计划留成等，利润留成一部分由只管部使用，其余由企业使用，主要用于发展生产，留成制度实行了4年；试行流动资金全部由中国人民银行“全额信贷”，实行了2年
后果：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
1959年末，重新集中化；1962年，财政和银行六条规定，强调把财权集中到国家、大行政区和省三级，并加强管理；1964年，重新分权
1968年，收支两条线；1970年，中央企业再次大规模下放地方；1971年，财政收支大包干
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1952—1957年23%—29%，1958—1961年55%，1962—1973年38%—44%，1974—1978年52%
3、财政集中与分权的因素
宏观因素：
政企合一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企业（组织）结构
计划经济，政府集中占有资源、统一配置资源，军事化、供给制与单一的财政结构
物质技术条件，经济的一穷二白、资源资金短缺和封闭经济
非平衡的工业化发展战略
大国与信息、预测、决策、执行、激励、监督
微观因素：
孙冶方1961年指出，财政体制的核心在于政府与企业关系
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市场化分权
二、1977—1993年的财政制度改革
1．1977—1987年分灶吃饭
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变迁
存量：行政性分权与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
增量：市场机制的引入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1977—1978年采取四种办法，以供选择：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收支挂钩，增长分成；比例包干，几年不变；民族区域体制。而江苏省早在1977年就开始试行比例包干，具体根据江苏省前几年的财政收支中地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确定上交比例，当时是四年不变，1977年上交58%，但实际上比例年年调整，1978—1980年上交57%，1981年上交61%。
1980年2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全面改革。从1980年起，除京津沪地区实行统收统支，“总额分成，一年一定”；其他地区分灶吃饭。其中，江苏继续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福建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或定额补助”；四川、陕西等15省“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内蒙古、新疆等8省区，继续包干，地方收入增长的部分留给地方，对地方补助每年递增10%。
试点建立城区、乡镇级财政管理体制。
1985年起，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
分灶吃饭：一是划分收入。整个财政收入分为四个部分：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中央所属企业的收入、关税收入及中央其他收入；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地方所属企业的收入、盐税、农牧业税、工商所得税和地方其他收入；经国务院批准，上划给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其收入按中央、地方80：20作为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工商税作为中央和地方的调剂收入。二是划分支出。
2、1988—1993年财政大包干
在制度惯性（路径依赖下），1988年，全国37个省区和计划单列市纳入包干体系，实行了六种办法，这实质上仍然属于分灶吃饭体制。
其中，北京、江苏等10个地区实行“收入递增包干”，如北京收入递增率和留成比例分别为4%和50%，江苏为5%和41%；天津、山西、安徽实行“总额留成”，天津留成比例为46.5%；大连、青岛、武汉实行“总额留成加增长分成”，大连留成和分成比例分别为27.74%和27.26%；广东、湖南实行“上解额递增包干”，广东上解额和递增包干比例分别为14.3亿元和9%；上海、山东、黑龙江实行“定额上解”，上海上解额为105亿元，山东为2.89亿元；吉林、江西等16地区实行“定额补助”，吉林为1.07亿元。
3、制度分析
包干基数、比例的确定：对策；寻租；苦乐不均，鞭打快牛；
财政分级分灶与包干：县级财政困难，农民负担难以减轻，拖欠教师和基层公务员工资；
地方经济发展，地方封锁与市场分割，重复建设，过度竞争，投资饥渴；
地方封锁的其他原因：户籍制，政绩驱动，政府及财政的软约束，不平衡发展政策；
渐进改革与路径依赖，改革阻力；
财政收支：随意摊派，小金库；
财政：财政收入/GDP降低，地方财政支出上升，财政赤字，货币财政性发行，财政体制混乱，纪律松弛
中央与地方：义务教育投入中，中央政府占2%，乡镇占68%
财政支出在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不公平；
三、1994年后的财政制度改革
1、1994年分税制
财政联邦主义与分税制
80年代曾考虑在七五计划（1986—1990年）1987年试行分税制；1992年试点；
分税制内容：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根据受益性质和征管效率而划分税种收入，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出（formula-based transfers）
划分收支：
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如收入中中央政府征收关税、消费税、中央所属企业所得税和上交利润、金融机构所得税等；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如中央占增值税的75%，资源税中海洋石油的100%，印花税中证券交易的50%；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
支出中中央政府负责国防、武警、重点建设、中央国家机关行政经费、宏观经济管理（如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支出、中央本级的各项事业、国内外借款的本息，其他归地方政府返还转移：中央对地方政府实行收入返还和补助，返还数额以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情况而核定，中央财政根据各地方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增长情况向地方返还部分税收，中央财政每年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向经济最困难地区和民族省区、非民族省区的民族自治州提供资金帮助。地方财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本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所需支出。
分设：国家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家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地方税由地方税务机构负责征收。
从2002年1月1日起，除少数特殊行业或企业（铁路运输、国家邮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大政策银行、海洋石油天然气企业缴纳的所得税继续作为中央收入）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实行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2002年中央与地方各占一般，2003年中央占60%，地方占40%；以后再定
分税制将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由1993年22%提高到50%以上。
2、分税制的完善
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
公共物品与财政支出
全国公共物品与地方公共物品，私人物品
马斯格雷夫：中央政府的收入再分配与经济稳定增长，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与财政投资
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与中央与地方的分权
分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权
地方公共物品
地方政府的竞争性与人口、资源的流动性
地方债务：
北京市奥运会项目投资约1800亿元，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表示分别贷款500、50亿元，预计最终可能获得900亿元贷款，其余资金只能由资本市场解决。2001年，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何小锋主持的“北京奥运金融支持工程”课题，提出北京市发行市政债券的设想，但这与预算法冲突。2003年3月，首期20亿元奥运工程企业债券获得北京市政府和国家计委的批准。一些隶属于省市政府的投资公司，由公司发行债券，这实际上是准地方政府债券，它的还本付息一部分来自投资收益，一部分来自地方政府的补贴和优惠。
类似的，1999年上海久事公司（其注册资本78.5亿元来自市政府财政拨款）向全国发行40亿元“2003上海轨道交通建设债券”，项目得到省政府给予的注册资本拨款、税收减免、财政贴息、沿线土地综合开发和轨道交通票价调整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中央与地方的转移支出：
美国：规定具体用途
澳大利亚：财政均等化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农民负担问题：1958年，农业税条例颁布，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而各省税率不同，如黑龙江19%最高，北京15%，新疆13%。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按不超过年收益3%的比例向人民公社上缴管理费，农民不直接承担社会负担。80年代初，农民除按土地上缴定购粮外，其他社会负担较少。1985年，农业税开始由公粮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减轻农民负担。1991年，国务院发布《农民负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不得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5%。随后的改革措施有：并税，即将各种杂费合并到农业税中统一征收；折实征收或征实，即在并税的基础上，以既定税率征收上来的实际上是粮食实物，政府再卖粮获取现金，前提是粮食定购价低于市场价；折收代金或征币。1993年，财政部规定，农业税既可采取货币税形式，也可以“实物征收，货币结算”。1998年，全面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费改税）。
1998年，全面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费改税），国务院成立以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牵头的农村税费改革三人工作小组。小组在1999年4月提交《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有关重大政策问题的调研报告》，该报告于2000年1月国务院第57次总理办公会议原则通过。会议议定：农业税按1998年前5年农作物的平均产量，实行地区差别税率，最高不超过7%，农业税附加的上限为20%；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和一项改革，即取消屠宰税、乡镇统筹款、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用三年时间逐步减少直至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政策和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并以农业税附加代替村提留。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首先在安徽省试点。2000年10月，国务院第81次总理办公会议确定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每年200亿元，当年安徽省获得11亿元，次年调整为17亿元。200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暂缓扩大改革试点。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试点省份分为两类：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6省区，中央财政将向其分配专用于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资金；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区，不享受中央转移支付，自费改革。2002年共有上述16省、上海、浙江和已经全省试点的安徽、江苏共20个省区推行改革。
3、政府支出及其规模的决定因素
地方政府支出与财政分权理论：
蒂鲍特模型（1956）：地方分权、自主、竞争，最佳财政效率
布伦纳、布坎南的利维坦模型：地方分权、竞争与政府规模成反比，
马斯格雷夫：蒂鲍特模型，收入均等化，补贴均等化；分权，政府规模下降
瓦格纳定理：收入水平上升，公共物品收入弹性>1，公共物品需求上升
但分权：降低政府支出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财政支出上升；选民影响政府支出上升
4、民主、公平的公共财政
民主财政：
公平财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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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荣湘 主编：《蒂布特模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第八讲 中国的发展战略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据说，萨缪尔森经过30年的思考，1969年认为，在所有社会科学中既正确又重要的原理就是比较优势理论。
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封锁；人口庞大，低水平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均的自然资源和资本稀缺。
一、计划经济的发展战略
1、中央计划经济思想与制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近5亿人口，全国主要工业品最高年产量仅为：纱44.5万吨，布27.9亿米，原煤6188万吨，发电量60亿千瓦小时；粮食最高年产量也只有1.5亿吨，棉花84.9万吨，人均国民收入66元（1952年为100元）。
计划经济与国务院组成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由政府专门机构计划委员会来规划和制定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目标。如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农村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农作物，商业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货和销售，所有的品种、数量和价格都由计划部门统一制定。
国务院（1954年宪法颁布前称为政务院）组成部门1953年24个，1965年52个，1981年60多个（加上办事机构和直属机构有100个），1982年45个。1985年，不同国家中央政府主管经济的部级机构数有所不同。其中，中国44个，苏联84个，朝鲜29个，罗马尼亚38个，美国8个，日本14个，英国10个，法国9个。以中国为例，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长期设置大量的主管经济的机构。依据其覆盖的领域分类，1981年国务院设有以下10类经济管理的机构：（1）综合管理机构，包括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务院财贸小组，国家经济委员会。（2）财政机构，即财政部。（3）金融管理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4）各类产业主管机构，包括国家能源委员会，地质部，冶金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国家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五机械工业部，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工业部，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部，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化学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国家农业委员会，农业部，农垦部，林业部，国家水产部，水利部，交通部，铁道部，邮电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总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国家测绘总局。（5）科学技术管理机构，包括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利局，国家海洋局。（6）商业流通管理机构，包括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物资部，粮食部，国家物价总局。（7）对外经济管理机构，包括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海关总署。（8）人口与就业管理机构，包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劳动总局，国家人事局，国家科学技术干部局。（9）市场活动管理机构，即工商行政管理总局。（10）产品检测机构，包括国家标准总局，国家计量总局，国家医药管理总局，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务院组成部门1988年减为41个（1992年国务院各种常设机构86个，非常设机构85个），1993年40个，1998年29个。经过1988、1993、1998年历次改革，主管经济的部级机构逐渐减少，2003年机构改革，将国家经贸委与外经贸委等撤并为商务部，共设置28个行政机构。
我国所有制结构政策的演变过程。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954年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并提出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国家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增加生产；国家依法保护手工业者和其它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指导和帮助他们改善经营；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1975年宪法规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依法从事个体劳动。1978年宪法作了同样的规定。1982年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此外，前三部宪法都提出，国家可以依法对（城乡）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但1982年宪法明确提出“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此后，根据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1988年宪法修正案提出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1999年宪法修正案提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003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其中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部分有：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三大国家工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是我国政府为改变经济发展布局，实现全国资源合理调度的三大战略性工程。其中，利用西部水力、煤炭资源，建设输电通道，将电送往东部城市的“西电东送”工程，总投资达1160亿元，现已全面进入实施阶段。从西部起始，铺设一条全长4200公里的管道，穿越九个省、市、自治区，将天然气送往华北及东部城市的“西气东输”工程，总投资3000亿元，到2002年底已完成总工程量的一半。“南水北调”工程于2002年12月27日正式启动，一期工程总投资1560亿元，到2010年完成后，将首先解决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同时实现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2、传统发展战略
平衡与非平衡战略，
赶超战略，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经济上的特点：高积累、低消费、高就业、高消耗、封闭发展。
3、评价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1952—2003年GDP年均增长率7.7%%，人均GDP年均增长率6.0%，其中1979—2003年GDP年均增长率9.4%，人均GDP年均增长率8.1%。不过，我国经济也遭受了剧烈波动之苦，特别是1978年之前，经济波动频率高，振幅大，且1960—1962年、1967—1968年、1976年经历过三次经济增长率的绝对下降。其中，1959—1961年还出现了人口死亡率的绝对上升，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竟为-4.6%，据此推算1959—1961年人口非正常死亡高达1500万人以上，直到1965年国民经济水平才恢复到1958年水平。可以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至少使我国经济倒退十年。改革开放后，经济波动基本上从古典型转变为增长型。如1980年经济增长率7.8%，但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率从1978年0.7%提高到1980年的6.0%，1980年冬季“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1985年，中国经济学界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周期。再如，我国经济1986年从软着陆到硬起飞，贷款猛增，1987、1988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0%、11.3%，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率分别为7.3%、18.5%，1989年又被迫对国民经济治理整顿。进入2003年下半年，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盲目开办开发区占用大量耕地，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供应紧张，我国经济开始从通货紧缩转向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发展再次出现了过热现象。
二、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
1、工业化战略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收入299元，生活费收入316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77元，1980年191元。
1978年“洋跃进”：
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华国锋作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政府工作报告，通过《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要求到本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欧洲发达国家；农业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主要经济指标要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建设十大油气田（大庆），十大钢铁基地（鞍钢），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等。
国有企业。
乡镇企业：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允许农村经营农副产品加工和商业；
1979年7月，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11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1984年3月，社队企业改名乡镇企业，其范围从公社、大队企业扩大到乡、村企业，农民联合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
对外开放与外商投资企业。
个体企业、私营企业。
80年代初期的第三次浪潮：
1988年，乡镇企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
90年代后期的新经济：
真正成功的发展战略—（低成本、超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
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共十六大提出我国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02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两番，达到4000亿美元左右，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经济更发展，民主更健全，科教更进步，文化更繁荣，社会更和谐，人民生活更殷实。
21世纪初的国家工程：
2000年11月，西电东送工程开工。
2001年6月，青藏铁路开工。
2002年7月，西气东输工程开工；
2002年11月，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获得批准，12月东线一期工程开工。
2、城市化战略
小城镇战略：80年代以来，优先发展小城镇，当初测算，如果有5万个建制镇，平均吸纳2000人，就可转移1亿劳动力。
但到1996年，全国建制镇14000个，平均452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2072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乡镇企业大批破产。
大中城市战略：
世界：从农村向城市，从大中城市向配套小城镇和卫星城。
3、现代化战略
1975年，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经济、社会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
一个大国的强大崛起必然打破世界既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20世纪存在过的四个帝国强权（一战和二战前的德国，日本，苏联）都在从地区强国走向世界强国、并与美国竞争的过程中失败了。1959年，刚当选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说：“我们都得学俄语”；200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告诉大家：“我女儿正在学汉语”。早在1992年美国学者William H.Overholt出版的《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和美国《外交》杂志1993年发表的《中国的崛起》，近至2004年9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华盛顿举办的“中国和平崛起？”大型学术研讨会，都强烈表达了世界对中国迅速崛起的普遍关心。1997年，阎学通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2002年底，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率团访问美国归来后，针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建议专门研究中国的“和平崛起”问题。2003年11月，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主题演讲，首次向外界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立场，即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自身发展，同时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引起了国际广泛关注。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向国际社会指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首次在国内使用“和平崛起”新概念，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2004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胡锦涛发表了《中国的发展 亚洲的机遇》的演说。实际上，和平崛起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对外宣示的变化，而是我国从1978年开始的发展之路的继续，是指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内动荡、苏联解体、东欧变色和国际施加压力的形势下，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随着国内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逐渐成为推动亚太地区以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能源、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周边国家和美国也正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应当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事务，有所作为，互利共赢，做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争取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和平国际环境，以期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过，一些人认为，还有地区和城乡发展差距、金融结构危机、人口过剩和老龄化、贪污腐败、公共卫生等许多亟待解决的国内社会经济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领导人的素质、中央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民族关系、与周边国家的纠纷和冲突等因素也都制约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特别是要考虑台湾的统独问题，“和平崛起”战略目标过于乐观。
2004年：我国GDP为136515亿元，人均1万元；财政收入26356亿元，人均2000元，占GDP的19%。
4、全球化战略
对外开放——外向型经济——开放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战略经历了对外开放、外向型经济、开放经济的演变过程，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率超过16%，国内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与美国等少数国家成为全面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再在汕头、厦门。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1984年5月，开放从大连到北海的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5年2月，分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
1988年4月，设立海南省和经济特区。
我国的石油安全战略。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它的生产、供给和价格直接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解放后，为了解决石油供应、摘掉“贫油国”的帽子，我国石油勘探、开采和加工取得了重大突破，到60年代基本实现了石油自给。马歇尔·I·戈德曼在1981年出版的《能源和安全》中还称“中国…也许是所有共产党国家中最无需担心能源安全的国家”。不过，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在能源上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如何能够得到足够的能源来推动经济增长；二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能源和能源储备。1993年我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2002年从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石油净进口量7680万吨，2003年进口9120万吨，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04年石油进口量达1.2亿吨。2003年我国石油消费量2.6亿吨，据估计我国石油需求量到2020年将在4.5亿—6.1亿吨，而国内生产量只有1.8亿—2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55%，相当于美国当前的水平，中国对国际石油的严重依赖已成一个基本事实和趋势。美国目前每年消耗石油约9亿吨，本国生产4亿吨，进口5亿吨，但进口石油多是美国公司直接投资开采，且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问题是：中国与美国、日本、欧洲、印度等必将在石油等资源上展开激烈竞争，中国如何保障自己的能源安全？对此，我国从90年代开始考虑石油安全问题。如我国与俄罗斯从1994年就修建中俄石油管道项目进行了漫漫十年的调查论证和谈判，但2003年日本与我国在安大线（安加尔斯克—大庆）和安纳线（安加尔斯克—纳霍德卡）两条输油管道上展开了激烈竞争，这两个方案最终因环境保护问题而在2003年12月都未能通过俄罗斯自然资源部的审批。2004年3月，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俄罗斯铁路运输公司签订了联合向中国运输石油的协定，但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2003年10月因涉嫌欺诈、偷税而被捕，核心企业尤甘斯克油气公司76.79%的股份2004年12月被拍卖后又转手给国有的俄罗斯石油公司。2004年5月，哈萨克斯坦与我国签署了9个文件，全长3000多公里的中哈石油管线“阿塔苏—阿拉山口”段9月正式动工，预计初期年输油量1000万吨。此外，我国还在海洋石油开采和西亚、非洲、南美洲等地区石油进口上全面行动，有关方面已在讨论投资修建泰国克拉地峡运河（或管道）、泛亚石油管道等方案。纽约商品交易所石油期货价格在1998年曾经探底9美元，当2004年5月石油期货价格迅速冲过40美元/桶后，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菲律宾等亚洲五大石油消费国政府协议联合处理能源问题，因为世界石油需求增量的90%来自亚洲，亚洲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合作加竞争的结构。2004年10月15日，纽约石油期货价格越过55美元/桶，2005年4月6日又越过58美元/桶。2004年6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年）》（草案），提出要高度重视石油、电力、煤炭、核能、水电等能源安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立足于国内能源的勘探、开发与建设，同时积极参与世界能源资源的合作与开发，搞好能源供应多元化，加快石油战略储备建设，健全能源安全预警应急体系。“十五”计划提出在陕西神东、云南先锋、黑龙江依兰建设3个示范性的国家煤变油项目，神华集团2004年已率先启动了“煤变油”工程。2005年2月，《可再生能源》通过并从2006年起施行。2004年6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保罗·罗伯茨的文章《未经宣战的石油战争》，再次提出随着巴西、印度、特别是中国等新兴经济大国能源需求的飞速增长，争夺油气资源可能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的主题。
三、大国开放经济发展战略
1、小国与大国
大的是美好的。
2、大国经济发展战略
13亿人大国的小问题与13万人小国的大问题；
3、大国开放发展战略
我国加入WTO的曲折过程。1948年4月21日，中华民国政府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临时适用协定书》，并于同年5月21日成为GATT缔约方。1950年，台湾当局以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照会联合国秘书长，决定退出GATT。1971年，台湾代表退出联合国。当时，新中国政府认为GATT主要是富国俱乐部，决定不参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活动。1980年8月，我国政府代表出席国际贸易组织（ITO）过渡委员会会议，并投票赞同邓克尔为GATT秘书长。1981年，我国政府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GATT《多种纤维协定》的后续谈判。1982年11月，我国政府获得GATT观察员身份，并首次派代表团列席GATT第36届缔约方大会。1983年，我国政府申请加入《多种纤维协定》并于次年获准。1986年7月11日，我国政府正式照会GATT秘书长，要求恢复中国的GATT缔约国地位，1987年3月设立了中国工作组。谈判最初比较顺利，但1989年后中断了两年，1991年2月谈判由回答问题阶段转入涉及权利义务阶段。1990年1月1日，台湾当局以“台、澎、金、马关税区”贸易申请加入GATT。1994年4月15日，我国政府代表团同122个缔约方签署了实施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最后文件和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并希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创始成员。不过，因种种原因，我国与其他缔约方1994年12月在中国工作组第19次会议上未能就此达成协议。如我国管理体制僵化和内部协调混乱，当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我国谈判顺利，主要是希望羊毛进口配额为18万吨，我国依据海关数据而确定的谈判底线是16.9万吨，没有做出让步，而实际上我国平均进口量在22万吨左右，当年我国各地进口羊毛31万吨。1995年1月1日，建立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知识产权协定（TRIPS）基础上的WTO成立。1995年7月，WTO决定接纳中国为观察员，我国恢复GATT缔约国谈判转为加入WTO谈判。在WTO的130多个成员中，我国进行实质性谈判的只有30多个，其中主要与美国和欧盟谈判。如与美国谈判，美国对我国进出口的6000多种税号物品全部要求谈判，实际上谈判了4000多个税号；而与冰岛谈判主要是关于冰岛的鱼类出口关税，我国代表看过一页纸的清单，当时就表示可以接受，1小时就签字同意了。1997年，我国率先与新西兰、韩国等国家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同年底WTO中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声明一致支持我国尽早加入WTO。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2000年5月，中国与欧盟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我国终于在加入WTO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两大步。2001年9月13，中国与墨西哥在日内瓦结束双边贸易谈判，完成了与WTO所有成员的谈判；9月17日，中国加入WTO的所有法律文件在日内瓦WTO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上获得通过。2001年11月11日，WTO卡塔尔多哈会议表决批准中国大陆加入WTO，随后批准中国台湾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的名义加入WTO 。2001年12月11日，我国大陆正式成为WTO第143个成员，这样，我国一国四方（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加入了WTO。为加入WTO，我国与美国签署了4个附加条款：（1）反倾销案件中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定，期限15年（2001—2016年）；（2）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期限12年；（3）纺织品限制措施，期限8年；（4）过渡性报告审议机制。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和透明度五个方面，我国对WTO成员做出了承诺。如2005年取消进口许可证和配额；工业产品平均关税到2004年降低为8.9%，农业产品关税降低为15%，国内农业补贴上限为8.5%；在5年内取消对外国银行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只根据审慎原则发放许可证。
外商直接投资是境外企业、组织或个人依法用现汇、实物、技术到我国境内的投资，它是我国利用外资中的主要部分。据联合国统计，200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6810亿美元，2003年5800亿美元，其中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35亿美元，一度超过了美国；200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6120亿美元，其中美国吸收1210亿美元，中国吸收620亿美元。据商务部统计，到2004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0.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5621亿美元。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不健全，外汇资金长期紧缺，必须实行外汇管理。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1978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约为1﹕1.7。1973年，我国进口的日本丰田皇冠按人民币计价为5700元，目前上市的皇冠价格在40万元人民币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管理正不断放松：1980年，企业的多余创汇可以到外汇调剂市场交易；1981—1984年，官方汇率实行对外公开挂牌价格和对内贸易结算价格两种价格；1985年，两种价格并轨，统一实行1﹕2.8的汇率；1993年11月，外汇黑市汇率曾经达到1﹕11.5，而当年底官方汇率为1﹕5.8，调剂汇率约为1﹕8.7，全国有一百多个外汇调剂中心。1994年，我国实行结售汇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成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实现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开始形成以外汇指定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结售汇市场为基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的三个层次的外汇市场结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强制外汇结算制度，1994—1997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38%。1996年挂牌建立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1996年12月1日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美元兑人民币基准汇率为1﹕8.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就我国外汇管理和人民币汇率稳定问题展开讨论，先后有人民币贬值和升值的建议，但我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保持汇率稳定。此后，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状态，如2000—2004年人民币汇率维持在1﹕8.2762—1﹕8.2799之间，2004年为1﹕8.2765。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港币也以1﹕7.80比率钉住美元。
我国的外汇储备，不仅要用于支付国际收支危机，而且要用于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防范一些大的金融机构的系统风险，以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我国外汇储备余额1989年底为55亿美元，1993年底为212亿美元，1996年底1050亿美元，2001—2004年底分别为2122亿、2864亿、4032亿、6099亿美元。为了防范国际金融风险，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从2001年的83%下降到2004年的68%，印度从68%下降到42%，相应增加了欧元储备。不过，2004年中国仍增持了361亿美元美国国债，以及296亿美元卖国政府机构债券和公司债券。
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在与中亚国家关系上，1996年4月和1997年4月，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三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先后在中国上海和俄罗斯莫斯科举行会晤，分别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议》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议》，成立了上海五国合作机制。2001年6月，吸收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五国机制，六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00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在俄罗斯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建立。2003年9月，决定在安全合作的基础上，加强经济贸易合作。2004年1月，两个常设机构秘书处、地区反恐怖机构分别在中国北京和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正式启动。在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关系上，早在80年代初，马来西亚就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建议，韩国“东亚展望小组”2001年也提出把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目标。1997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联合声明，建立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2年，中国先后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定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启动了“10+1”东亚（指包括东南在内的广义的东亚）合作进程，日本、印度于2003年10月也与东盟签定了类似协议。2002年，东南亚十国与东亚中国、日本、韩国三国“10+3”领导人会议原则同意建立东亚共同体。2003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及其两个修改议定书。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同时，东亚三国签定《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首次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制度保障。2004年11月，温家宝总理与东盟各国首脑又在此基础上发表了政治、安全、经济、科学技术合作等广泛领域的《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印度尼西亚2004年12月26日大地震并引发大海啸后，商务部次日即宣布向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受灾五国提供2163万元（26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温家宝总理12月31日宣布再提供5亿元（6050万美元）援助，民政部于2005年1月2日首次启动了为他国募集援助的机制，2005年1月6日温家宝总理又提出了追加2000万美元用于多边救援和灾后重建，香港各界至2005年1月7日已募集了7亿港元的赈灾款项，我国内地民间捐款至2005年1月15日也达2.8亿元人民币，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了大国责任心后，再次承担了大国责任。十多年来，我国与俄罗斯正在形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关系长期疏远的亚洲另一大国印度也开始悄然形成一种新型的竞争合作关系。2004年7月6日，我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签署《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2005年1月25日，中国又首先与拉美的智利正式启动了自由贸易区谈判。
4、大国经济管理体制
治大国若烹小鲜。
分级，分类，分区，分时。
单一制与联邦制。
固定规则与相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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