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致青春养生超市:张捷：《资源角逐 ——世界资源版图争夺战》（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0:32:39
资源角逐
——世界资源版图争夺战（三）
张捷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3月第一版
ISBN: 978-7-203-06702-3
定价：36.00元
目 录
序言：独特的人，独特的思想
第一篇 非洲买矿记：海外获取资源的亲历与体悟·············· 1
1. 非洲买矿记：获得海外资源何其难·················· 3
2. 走向世界之难：政治智慧的落差····················20
3. 深度理解非洲国家的博弈定位·····················36
4. 中国在非洲最大竞争来自印度·····················43
第二篇 资源博弈记：揭秘资源角力中复杂利益链·············· 49
1. 中国资源采购的思考：铁矿石博弈·················· 51
2. 中国保护资源的思考：稀土博弈···················· 76
3. 环境保护的赔偿博弈思考·························98
4. “碳排放”的博弈·····················106
第三篇 资源盗窃记：金融资本的信息阴谋···················· 121
1. 中国金融亏损与信息劣势························· 123
2. 中国信息资源如何失窃·························· 130
3. 信息成为金融博弈的重要资源····················· 144
4. 金融资本何以能“剪羊毛”························ 150
5. 危机带来的深刻影响···························· 159
第四篇 资源版图记：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资源版图········· 169
1. 深度认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171
2. 中国经济与大宗商品牛市························ 174
3. 外汇储备剧增后却安全降低······················ 178
4. 警惕“内需”陷阱··················185
5. 中国资源战略的思考···························· 193
6. 应当建立中国资源版图和疆界····················· 209
第五篇 资源角逐的核心：资源重商主义······················ 215
1. 资源与各个经济要素的关系······················ 217
2. 资源重商主义的由来与发展······················ 226
3. 世界没有资源永动机···························· 240
大国资源经济学············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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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资源盗窃记：金融资本的信息阴谋
2. 中国信息资源如何失窃
各种掠夺信息的手段
（1） 送货上门
记得有一个流传非常广的故事：日本为了偷窥中国在东北大庆是否发现了大油田，油田储量有多少，仔细地分析了中国《红旗》杂志上的报道，最后通过铁人王进喜照片上楼梯扶手的粗细做了仔细的运算，从而得到了大庆油田的真实信息。这个故事当时作为中国信息情报流失的反面教材！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把故事重新演绎一下，变成这样的：中国在西方的诱饵下，自己主动地把所有的数据交给了西方世界，这还不够，对方还要问我们：你的数据真实吗？这时中国人就拿出了《红旗》杂志的照片，根据照片上扶手的粗细自己列出算式仔细运算后告诉对方，我们是有证据证明这些数据是真实的。
现在中国的海外投资、招商引资等等就是陷入这样一种核心信息流失的境地。下面各节我们将仔细地分析一下具体的情况。
（2） 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
不仅仅是中国的一般企业飞赴海外上市，中国的战略核心企业也加入了海外上市之旅，这些核心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核心企业去海外上市，将导致关系国家命脉的行业整体信息被外国掌握。
我们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海油无一例外在海外上市，三大石油公司海外上市，使得国外掌握了中国整个石油业的信息。
我们的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四大电信企业都是海外上市公司，这四大电信企业海外上市使得国际上对于中国整个电信业的信息也一览无余。
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已经在海外上市，农业银行正在积极地争取上市，很多中小银行也是海外上市银行，这些银行尤其是几大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使世界对于中国的金融信息完全掌控。
在交通领域，中国远洋、中海发展、招商局等等也是海外上市公司，中国的国航、东航也在上市之列，中国的航空、航运公司海外上市，境外对于中国的交通运输信息也是全部掌握。
中国的门户互联网几乎全部是海外上市公司。因为中国的互联网领域限制外资持股，门户互联网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有意地规避了中国的法律，他们是以离岸技术公司的身份在海外上市，然后通过技术公司与国内的同名同商标的网络公司签署技术服务和商标域名使用授权，通过“奴隶”协议的方式把利润转移到海外，而境内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相同的。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信息实际上是对外透明的。
中国的电信、金融、石油、航空航运、网络等等最重要的行业，核心信息应当保密的，现在在海外上市的过程中不但要披露企业的全部信息，还要自己提供证据证明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上节所演绎的故事就是这样发生了。
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让外方掌握的不仅仅是上市公告的那些信息，也不仅仅是每年年报的信息，这个过程中，外方有取得中国核心企业非公开信息的渠道。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都要请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进行上市辅导，在辅导的过程中和上市的过程中，你必须给他们真实的信息他们才可以辅导你，同时他们以保荐人负有责任为由，一定要求你证明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而只要海外上市了，每年的年报审计也是由境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主持，在审计的时候你必须提供所有审计师关心的财务数据，包括你的各种交易、采购、销售、生产成本等等数据。你不但必须向他们提供核心信息，还要自己拿出证据证明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中国主要行业的大多数核心企业都在海外上市了，那么这些企业向外方提供的信息就再次产生更大的利益，对方就可以汇总这些信息绘制出中国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框架，中国的国家核心信息就流失了！
（3） 中国的风投活动
境外风险投资机构在中国的活动是风风火火，他们抛出的天价融资让所有的中国创业者趋之若鹜，风投公司成为了中国创造者的上帝，创业者的一切信息都向风投公司公开。
而风险投资不仅仅需要了解企业的情况，还要了解企业所处的市场、企业创业者的人脉，想要获得投资的企业都把这些信息尽可能地告诉VC，同时把经营的智慧和思路告诉他们。VC会接触行业内所有想要融资的企业，而中国行业内资金奇缺，都有融资需求，导致信息制高点被VC占据。想要创业找风险投资公司融资的人都是中国的精英，掌握所在行业的核心信息资源，他们的信息全部被少数垄断的国际风险投资公司套取，中国的各行各业的核心信息就全部被风险投资公司所掌握。
想要得到风投公司的投资就如同期待彩票中奖，只有极少数的创业者可以得到风投的青睐，同时这些幸运儿被包装成为天才，因为在资本市场上资产的价值、市场的价值、技术的价值都可以评估，而天才是无法评估的无价资产，价值可以任意想象，最具备在资本市场炒作的价值。
而这些天才们的想法，更多的是来自于风投们从其他创业者那里套取的创业思路，然后让他们的“天才”们去执行，你是无法以保密协议约束风投的，因为你可以想到的想法，他们的“天才”理所当然地能够“想到”。VC可以以大家不敢想象的高估值去投资一个公司，其背后是他们了解了全行业，还可以利用全行业的智慧和思路，这些思路就是全行业想要融资的企业向他们咨询和融资谈判时被他们套取的。
所以以本人多年投资融资的工作经验，而风投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混了多少年狐狸，他们会唱着赞歌让你开口，但是一旦你开口了，他们得到你的奶酪后，就会离你而去，你是得不到融资的。很多融资的传奇只能当故事听！而创业的起始需要的是天使投资，这样的投资是要靠天使眷顾的。
（4） 中国的招商引资
在中国，对外招商引资长期以来是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各个地方政府也经常以招商金额作为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而招商引资的背后，就是中方企业的核心信息被外方套取。
外方套取中国的企业和市场信息的手段是广泛地参股多家企业，似乎他们在每一家企业所占股份都不大，但是每家企业的核心信息都被占有，同时外方还自营着与我们的合资企业有重大竞争关系的业务。另外一点就是中国的法律对于外方的同业禁止也没有更多的规定，中国的《公司法》最多是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有同业禁止，即限制董事、经理、监事等同业竞争，却不限制委派这些人员的股东，造成了对于企业经营的实际危害。
现在外资进入中国的核心企业，中方不仅仅是希望他们提供资金，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把他们当作战略合作者引入，把它们当作老师一样供起来，对于他们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得外资本来占有不多的股份，取得的公司信息和对于企业决策的影响力是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持股份额！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限制同业投资者进入董事会，就如中国的平安保险公司投资富通，身为富通第一大股东也没有董事席位，如果平安有席位也不会遭受那样大的损失。
外资要套取中国的行业核心信息，甚至用不着实际合资和投资，只要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企业提出投资的意向，中国从各地企业到政府官员就对这个外商马首是瞻了，要什么给什么，外商只要提出一个想法，就可以逐个地把中国整个行业中上规模的企业全部洽谈一遍。而中国的企业还有恶性竞争、同行揭短的传统，在中国企业的互相揭发中，所有的行业秘密都抖给了外商，最后外商对于中国行业的了解，比政府和业内任何一家企业都要多很多。
案例分析：达能的中国投资之旅
海外公司对中国的信息掠夺茶繁多，此处列举一个典型的实例进行说明，这就是达能的中国投资战略。
法国达能集团在全球食品行业执牛耳：全球鲜乳制品及瓶装水行业排名第一，饼干和谷物小食行业全球第二，旗下拥有达能、依云、Volvic和LU等多个著名品牌，集团业务遍布六大洲，产品行销100多个国家。在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达能集团都是当地最大的食品集团，也是当今欧洲第三大食品集团。根据2005年度的财务报告，达能集团全年营业收入为130亿欧元，位列全球食品饮料行业第六位。2006上半年，达能集团的增长率达到9%，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几个大规模食品企业之一。达能集团1987年进入中国，先后进入饼干、纯净水、啤酒、乳业、果汁等领域。通过10余次并购行动业已在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占据了重要地位，大量的资本运作中，最为著名的是参股光明乳业、控股乐百氏集团及合资娃哈哈等。目前，达能持有乐百氏、光明乳业、深圳益力、上海正广和饮用水、汇源果汁等众多龙头饮料企业的股权，与娃哈哈、蒙牛乳业等品牌则通过合资公司的方式分享收益。
达能的并购对象始终围绕着它自身的主业，从纯净水、果汁饮料、饼干到乳品。但它对不同企业的渗透方式却有所不同，参与投资娃哈哈，控股乐百氏，全资拥有益力饮用水，参股光明乳业，并将品牌交给其运作。达能同3家机构投资者共同持有中国汇源35%的股权，其中达能占有22.18%的股权，成为这家中国最大的果汁饮料商的第二大股东。达能亚洲还增加一名董事人选进入光明乳业董事会担任董事。
为达能的并购和中国业务提供咨询服务的是麦肯锡，而达能所参股并购的对象很多也是麦肯锡的客户，麦肯锡在咨询时的天平是偏向哪一方，这就“如鱼饮水”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在达能的参股和收购过程中，达能总是能够找到最佳的途径，摸到中国企业的底线，以最低的价格完成收购，其信息工作的充分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达能参股这些中国企业，最大的收获是这些企业的信息，达能利用这些信息来发展自己在中国的市场，所以他可以把乐百氏给玩死，也可以以商标争端困扰娃哈哈的运营，但悄无声息的情况是达能的依云矿泉水已经占据了中国矿泉水的最高端市场，走进中国的高档宾馆，几乎每一家给客人提供的收费矿泉水饮料都是达能的依云！
（5） 保险公司的外资渗透
中国的保险业被外资渗透非常严重，除了中国的几大保险公司海外上市以外，更有三大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国平安被外资控股，而海外保险公司也与国内公司合资成立了大量的合资保险公司，整个中国保险行业可以说是对于国际金融资本透明了。
前文已经分析了海外上市和合资过程中的信息流失问题，中国保险公司当然也不例外，但是本节特意将保险公司的情况单列出来进行分析，关键就是保险公司掌握了一个国家更加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经常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核心信息之一。
保险公司为了确定其赔付比率和保费数额，必须进行严格准确的精算，而这些精算所依据的资料就是整个国资的经济和人口信息，其中寿险依据人口信息，财险依据经济信息，所以保险公司等于掌握了中国人口、社会等几乎全部的信息。因为保险公司的保户人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等于是中国全民的一个精确抽样，而且这种抽样没有水分，谁也不能做假，所以保险公司通过精算可以挖掘出中国人口，经济方面的全部核心信息。
通过分析保险公司的各种数据，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保险公司的核心信息被人控制，这个国家就透明了。所以西方保险业对于外资入股的限制会更严格，从中国平安对富通的投资，就可以看出这种取向，首先是不让平安进入董事会，一家公司最大的股东没有董事席位，在中国能够想象吗？其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不惜以违反法律的办事方式处理富通公司，这在司法独立的西方社会是极其罕见的，不到非常情况绝对不会这么做。
具体的做法是这三国政府绕过股东会的权力，安排法国巴黎银行以57.3亿欧元收购富通保险比利时业务100%的股权；安排荷兰政府以168亿欧元收购富通银行荷兰控股公司，包括富通集团此前收购的荷兰银行业务及富通集团荷兰保险业务；此后富通解体为一家资产仅含国际保险业务、结构化信用资产组合部分股权及现金的保险公司，具有核心信息价值的业务就被全部转移了！事后任由平安怎样追究，也只是赔偿损失的事情，损失可以用钱来计算，是简单的问题，而核心信息的价值是无价的。如果三国政府不这样操作，在破产程序中平安作为最大股东将有巨大的权利，因为在破产程序中是由最大的股东来主持股东会与债权人大会进行谈判；如果平安追加投资还债，就可以取得公司的所有权，而且在破产程序中股东的还债额是可以谈判减免和缓缴的。三国政府的违法操作，代价是巨大的，比利时政府集体辞职了，这些西方政客事前不可能不知道代价，明知故犯的背后一定是关乎更大的利益，所以在此大家可以看到欧洲各国对于国家核心信息的重视程度。
（6） 国际咨询和国际融资
中国企业找海外机构战略咨询，造成了中国对于外国专家的迷信，似乎不论什么情况，都要进行国际咨询，但是你向他人咨询的时候，首先就要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地告诉对方，你的信息就对于他们完全透明了。他们在为你服务的同时，也会利用你的信息为别人服务，他们为你提供咨询时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信息从哪里来，单凭自己研究他们就与大学里的书生没有区别了；更多的时候，他们拥有的有价值的信息也是咨询时从其他企业那里套取的。
这里需要注意，海外的咨询商也是垄断的，他们为你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也为行业内其他企业服务。如麦肯锡服务于达能，也服务于乐百氏和娃哈哈，但是达能要收购乐百氏和娃哈哈。海外的咨询机构如果不能从你这里挖掘到有用的信息，他们是不会为你做咨询的，比如麦肯锡，不是你有钱他就为你服务，一定要你的企业够级别才可以，因为给这样的企业作咨询不仅可以得到咨询费，更可以得到这个行业的信息，麦肯锡就是通过积累成为了信息霸主。“烧香烧出来了鬼”这种事情很难公开，当事人只有苦果自咽，因为天知地知鬼知我知，是没有证据的。
中国政府对外有很多的BOT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市政、道路、电力等等方面，而这些项目的融资都需要将大量的信息披露给外方，我们还有大量的项目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这些项目贷款的申请过程中也是要透露大量的国家信息，然而现在中国的海外融资，却没有进行必要的严格的保密审查。
人才的流失伴随着泄密
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大多数都向往着移民，即使是不想移民，也希望出国交流大赚一把，很多机构的中下层人员改善生活境遇的机会也正在于此。而中国的各种先进技术和秘密也就伴随着人员的出走而丧失了。其他行业精英尤其是那些研究人员的移民也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社会信息。
而我们历史上长期“体脑倒挂”，造成中国核心研究机构（包括核机构）的科研人员致富也就只能是依靠出国，而外国出巨额费用让他们出国交流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的核心技术信息。即使中国这些技术比不上西方先进，但是中国的很多研究都是独立自主发展的，有他们值得借鉴的不同思维和路径。能够了解到中国的技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本身就是在国际竞争中极其有价值的情报。科技人员的出国致富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和潜规则，而如果不让你的研究人员有出国的机会，他们早就不在你这里干了，因为国家给的待遇太低。好在是近些年中国大幅度提高了相关人员的待遇，但这只能是亡羊补牢，以前大量的信息流失后，现在能够保密的，也就是近几年的新进展而已。
在大幅度提高科研人员待遇的同时，也需要对中国的技术人员有足够的限制，维护中国的技术秘密，但是中国制定相关法律时，对于这些特殊情况考虑欠缺，在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同时忽视了人员流动给中国带来的信息流失的严重后果。
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对于员工的保密费有严格的限定，必须支付保密费、违约金不能超过年薪等等做法极大地损害了企业的利益；泄密给企业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以个人所取得的报酬来限定的，在中国实证的司法体制下，企业的损失实际上很难举证；不能约定高额违约金，其后果就是中国的企业技术流失，当中国面对海外竞争时，这样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为了体现国民待遇，技术人员的离职和违反竞业约定时的责任认定，完全应当以技术人员是否出国而区别对待，中国技术人员在国外的泄密或违约行为，应当按照其所在国家和中国法律政策规定中更严格的标准来执行，即如果技术人员跳槽到美国，美国的相关处罚和赔偿标准比中国高，就按照美国的赔偿标准执行；如果技术人员到日本，就按照日本的赔偿标准执行；或者技术人员到美资控股的中国三资企业，就按照美中两国相关规定中更严格的标准执行，不留下钻法律空子的机会。美国在对待与中国的其他司法争端时，也是采用这样的司法选择适用，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中国的信息安全。
保密协议只是遮羞布
中国企业在各种商业活动中把信息透露给对方，一般都会要求对方签署严格的保密协议，通常与国际机构的保密协议可以有几千字，这样繁复的协议，有很多法律上的装饰条款，目的就是给提供数据的人一个安全感，但是签署的信息保密协议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保密协议无用，首先是因为泄密了你也没有证据。很多信息你没有能力证明所有权是属于你的，比如你对于行业和市场的了解，别人也会了解得到，只是成本巨大，从你这里知道不用付出成本，但是你无法证明是你的信息泄漏了。即使是专属于你的信息，别人知道了你也无法拿到足够的证据，尤其是中国的法律不支持电子证据（电子邮件要成为证据需要对方承认，但是对方能承认，还要你的邮件干嘛？）和自由心证的，在实证和书证的要求下，几乎是所有的泄密都无法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泄密与否就成为了单纯的道德责任了。
再者，对方可以在很多方面直接利用你所提供的信息，比如：用于判断是否投资、怎样投资、判断行业走势、帮助股票出货等等，对方不泄露你的信息，而是自己直接利用，你更没有证据。
更进一步，他们可以进行信息挖掘和衍生增值，形成有用的新信息，新的信息以一副全新的面目出现，你无法说它是你的信息，无法认定对方泄密。信息垄断企业采用这种方式非常普遍，他们利用得到的信息制作出各种针对行业或国家地区的分析报告，你能够说什么呢？
最后，即使是你抓住了全部的证据，对方的责任也非常低，因为中国的法律没有惩罚性赔偿，法律支持的赔偿只限于直接损失，但是信息泄密所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是间接的，索赔远小于收益，保密协议的限制根本没有什么实质作用，所以那些保密协议在中国就是遮羞布。而如果在国外，信息泄露会被处以巨额惩罚性赔偿，同时侵权认定也是可以有自由心证，情况完全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不能忽略，所有的保密协议对于国家的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都是无效的，而世界的国家情报之争已经从军事和外交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中国占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机密，尤其是在金融等国家命脉领域的企业机密，实际上就是国家机密，试想一下任何一家美国的公司，美国中央情报局问它什么，它能够不如实回答吗？而且中国企业怎么能够知道美国中情局是否过问，即使是知道了，又能够怎么样？
西方对华信息战已经全面开动
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西方各国早就采取了各种手段限制中国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并且将此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美国的FBI早已经全面介入了经济领域的信息之争。
根据《环球时报》报道，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美英情报部门一直都没有放弃“中国间谍论”的立场。美国专业新闻网站“审核者”（Examiner）2月28日转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提交给全美警长联合会的一份战略报告说，美英情报部门都认为，中国海外商业机构的间谍活动目前是他们提防的重点。
报道称，英国军情五处的反间谍部门目前对中国商业间谍在英国境内的行动“非常忧虑”，但英国情报部门的专家也不确定“具体形势已经蔓延到何种程度”。军情五处称，大约有15个外国情报部门正在英国活动，其中俄罗斯与中国嫌疑最大。
FBI的报告称，美国与英国抱有同样的忧虑。尽管FBI怀疑俄罗斯、朝鲜、伊朗等多个国家的间谍都在美国“各取所需”，但他们最担心的还是在美国境内的2600多家中资公司。美国情报部门也称，目前的形势对于美国来说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时刻”，因为美国面对的不仅有传统的军方间谍，还有以非政府组织为掩护的新型间谍。美方认为，这些间谍搜罗的情报不再仅限于国防信息，而是延伸到国家能源、经济发展等方方面面。
FBI计划利用手中权力，要求对《国家戒严法》以及情报侦测规章给予适时调整，并获取中央情报部门的支持。FBI称，将利用周边联合力量，对在美国的外资企业和其资产运作进行调查，限制被怀疑人的行动。对于涉及美国国家资产、科技信息或是工业计划等内容的案件，FBI有权进行主导性调查。
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西方的情报机构所保护的企业基本上是私人企业；而中国即使是国有企业，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地位，也无法指望中国的情报部门给予保护。
在美国的严查下，中国的留学人员回国动不动就被怀疑为间谍，而且在处理此类问题时，美国从来不按照他们“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标准处理，而是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来迫害中国的归国人员，著名的“李文和”案就这样发生了。
2006年12月18日，华人再次因“商业间谍”的罪名坐在美国法庭的被告席上。这位名叫孟晓东（音）的42岁加拿大籍华人被指控犯有36项罪行，其中包括“密谋罪、商业间谍罪、违反武器出口法罪、偷窃商业机密罪及跨国和跨州转移盗窃财物罪”等多项重要罪名。不过美国政府的起诉书并未指控孟晓东存在出售上述商业机密的事实。不管结果如何，此案是1996年美国《商业间谍法》通过以来，第三次司法当局对涉嫌牵涉到外国政府的“商业间谍”活动的人士正式提起诉讼，反映出美方密切关注从事高科技行业的华人行踪。
出于外交对等原则，面对西方的对华政策，中国也应当有相应的政策对应，中国的情报机构是不能袖手旁观。遭受西方掠夺的中国民营经济，更需要政府情报部门的力量加以保护。
控制核心信息是遏制中国根本
中国的快速崛起让世界震惊，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后，改变了世界的资源分配方式，给西方世界造成巨大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遏制中国的发展也是西方世界的一个主题，西方极右翼势力的反华叫嚣从未停止，虽然西方很多国家表现出友好的姿态，但是这样的友好也是政治家的策略而已，中国对于自己的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应当有充分的认识。
遏制中国的根本在于破坏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也就是让中国永远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不能进入产业高端。中国要进入标准和品牌的领域，关键是要拥有产业的核心信息，掌握产业的发展方向；否则你永远处于一个打工者的角色；等你发展了，想要提高工资了，老板就会再找一个比你更便宜的工人来顶替你。中国目前所遭遇的东南亚制造业的成本竞争，背景正是如此。中国需要仿效日本从当年的加工者向高端发展，想一下当年日本是如何重视国家的信息战略，就可以明白世界竞争的端倪。
当今世界发展成为全球一体化，金融制高点和货币战争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主流，关乎国家命运的信息情报就更加重要，西方势力利用货币金融手段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在看似“费厄泼赖”的国际金融市场，实际上进行的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信息的不对称和信息霸权让信息劣势方判断失误，自己把资源和财富送给西方世界。无论西方主流唱的是什么论调，他们在危机前把世界资源和大宗商品炒到天价，背后就是算计中国，因为中国是新兴的经济体，增加的资源需求主要来自中国，西方世界因为有长期协议和参股等方式，受资源价格变化的影响不大。而西方在危机后把资源价格打入地狱，背后算计的是俄罗斯，因为加入国际市场的新增供给多半出自俄罗斯，利用资源的高价让俄罗斯担保借入巨额外债，再通过资源价格暴跌逼债和低价购买俄罗斯的资源产权；而价格暴跌对于手握长期协议的西方社会，还是影响不大！所以不要认为中国不进行套期保值就可以躲过损失，中国不套期保值那么西方就不会把价格砸下来，价格持续暴涨中国一样亏损；就是等中国什么时候套期保值了，他什么时候套死你，核心信息在人家手里，他们看着你手里的牌再出牌，你是无法与之抗争的，信息不如人是问题的根本。
西方遏制中国的发展，就是遏制中国在世界最高端的信息实力，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金融实力，中国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谁也不能再说中国没有钱，但是中国信息不灵，有钱就是输钱的份，国家又如何发展？所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就是在核心信息上制约中国，让中国信息不灵，不断决策失误，不断亏损。我们若今后还是处于信息弱势，如何谈崛起？
第四篇 资源版图记：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资源版图
5. 中国资源战略的思考
国企与新殖民主义
针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源投资，西方有人指责中国搞新殖民主义，原因就是中国的海外行动是以国企为主体。中国的民营力量没有国家的庇护是没有海外投资保障的。
将国企的找矿行为定义为“殖民主义”，是西方世界专门制定的限制中国的标准。把中国所有的国企行为以关联行为来考察，本来是市场竞争的就变成了垄断。中国的国企也确实有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因此西方抓住这个把柄大做文章。
当企业行为涉及国际重大利益时，历来都需要国家政治参与甚至军事支持，而西方将中国的国企与国家划上等号，结果就使中国国企收购海外资源的商业行为，变成了国家占有他国资源的政治行为。西方别有用心的界定标准就是要把我中国的国企与当年的东印度公司等同起来。各个资源国家反对殖民主义掠夺这根弦都绷得特别紧，“新殖民主义”的提法很容易引发这些国家民众的民族主义激进情绪，使得正常的商业行为变成了敌对行为，极大地遏制了中国在海外获取资源的努力。
但是西方对于自己收购资源的行为则有另外的标准，他们的收购是以私人企业为主体，国家以保护侨民和维持和平的方式进行间接的军事占领，在商业行为的掩护下把国家的霸权隐蔽起来，国家的权力是通过私人和企业的管辖间接体现，这些私人和企业愿意在他们的国家是因为他们有国民优待和保护，在美国外国人是受歧视的，中国恰恰是反过来。西方为自己制定了适合的标准和游戏规则，在中国无力改变世界游戏规则时，中国只能适应规则和利用规则为自己服务。
中国的国企名为国有实为国营，决策层由国家委派而决策由国家审批，结果就是所有国有企业都被西方认为是关联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非常被动。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一些经验，变国营为国有，国企尽量成为一个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并且重视小股东的利益，打断关联企业的指责。而且中国可以让民企出面，发展民企与国企的合作，以多种方式避开西方设置的障碍，与西方投资者的规则和形式保持一致，取得规则层面上的主动。
为了摘掉西方编织的“新殖民主义”歪帽，中国需要了解和利用西方的规则，发挥民营经济的力量，同时给中国企业以优惠的待遇，比如让国外中国参股的企业在与中国交易的时候有特别的待遇等等；中国不能改变规则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利用规则为自己服务。
从历史看中国的生存压力
在历史上，中国的生存压力一直是非常大的，尤其体现在粮食问题上，中国的改朝换代也与粮食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的结果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死亡，国家的土地大量荒芜，在新的朝代建立稳定后，国内战乱结束，人民安定下来开始从事生产，大家都有土地耕种，就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期。土地充裕，在农耕时代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大解放，因此王朝建立的初期很快就可以看到生产力的大发展，国力重新变得强盛。
随着时间的流淌，人口慢慢繁衍，朝代初期的幸福时光很快就带来人口的膨胀，充裕的土地慢慢变得紧张，人们开始寻找和开垦更多的耕地，当耕地不能随着人口的增加再增加时，人均耕地面积就开始大大减少了，口粮开始变得紧张，再发展下去粮食变得严重不够吃，社会就产生了严重的分化和残酷的竞争。地主的压榨越来越凶残，贫困的雇农甚至失去结婚生子的权利，而如果地主的土地没有足够的膨胀，后代增加把土地瓜分后，地主也就成为了贫民，这样的竞争是周而复始地进行着。
除去改朝换代式的大动荡时期，在王朝大致和平的年代，零星的战争对于中国人口的影响是比较小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很难起到作用，即使几十万人规模的战争，相对中国几千万的总人口而言，也只影响百分之一。战争对人口增长失去制约，只有依靠内部的残酷竞争把人口压低，国家内部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内部压力的不断积累也是国家流寇横行和改朝换代的能量来源和经济基础。
中国的粮食和人口压力导致社会稳定异常脆弱，只要粮食稍微减产，就可以造成危机和灾荒。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反映了中国人口压力下生存质量的降低，那就是我们从一个席地坐床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坐椅子的民族，席地坐床的习俗可从各种历史文献和绘画中看到，今天的用语也还是主席、席位而非主椅、椅位。中国周边的民族保留了历史上中国的习俗，但是在中国这些习俗却改变了，原因正在于资源压力，如果席地，需要多少建筑木材？整个地面都要用木板铺起来并且刷上油，而座椅用料就少了很多，与日本的榻榻米相比，条凳有多节省？中国人习俗的改变就是因为华北平原的树木森林为了生存种粮食基本在五代以后就采伐光了，没有席地所需要的足够的木材，中国民族习惯的改变也就在这个时期悄然开始。
为了庞大人口的生存，中国人把生活质量压低到了极限，中国人在历史上很少吃肉，中国人甚至欠缺分解肉和奶制品酶的基因，所以西方人说我们的贫穷在于基因，把中国人比较多地消化植物蛋白的基因叫作“贫穷基因”。在北美大发现以后，大量高产低营养的种植品种进入中国，比如玉米、白薯、土豆等等，使得原有的耕地面积又可以多养活很多人，所以清朝的人口达到2亿，远远超过历史其他朝代。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虽然号称繁荣富强，号称世界第一强国富国，但那只是总量上的概念，民生则是非常艰难，中国的社会非常脆弱，如果再在如此脆弱的社会上抽调资源用于战争，给社会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从这个层面很好理解中国历史上对外战争的“懦弱”。
弱国无外交不是失败借口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句名言常被引用：弱国无外交，但是每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总感觉是在为失败寻找借口。
历史上弱国外交成功的案例很多，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算不算弱国？日本通过外交取得了列强支持而崛起，这算不算弱国有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败的德国，算不算弱国？德国通过外交斡旋规避了战争赔款，为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这算不算弱国有外交？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如蔺相如完璧归赵和渑池相会等也是经典的弱国外交案例。
所谓弱国无外交，实质上是指弱国没有强国式的外交，但是弱国有弱国的外交。弱国的外交，核心就是寻找博弈制衡的机会：在多元世界是，弱国非常容易在各国利益争夺制衡中找到生存的缝隙；而在单极世界侍奉大国政策则很重要，世界的超级大国也不可能与全世界为敌，比如日韩等国家就依靠侍奉大国的政策生存。如果实力不济，却又要时时争当第一，结果何止是“弱国无外交”，简直就会引来亡国之祸。对于中国而言，在外交中准确评估自己的位置才最关键。
中国在抗战中是“弱国无外交”吗？当然不是，中国在“七七事变”以后成功地取得美国的支持，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就掐死了日本的资源生命线，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与美国成功地结盟使中国归入了胜利者的阵营，最终取得了战争胜利。所以弱国不是没有外交，而是需要有弱国应有的外交方式和战略。指望弱国和强国有相同的外交方式和外交收益，是不现实的期望。
中国近代的失败，实力不足固然是根本，但是更大的损失是源于我们的博弈水平不足，外交水平低下，不了解世界游戏规则，就如当年鸦片战争后的谈判中，中国人对于协定关税条款还认为占了便宜，对于治外法权条款更觉得无关紧要，这些失败并不能算作弱国无外交！中国需要对于历史的反思。而中国历史上的清流和现代的愤青，把外交中的任何让步都视作卖国；在外交中寸步不让，即使是霸权如美国也做不到，更何况中国？在此意义上的弱国无外交是天朝极度自大和极度自卑的矛盾心态的体现。
在南海问题上，实力弱于中国的东南亚各国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弱国有外交的示范课。中国对于南海的争议海域采取了搁置争议的做法，但是东南亚各国却与美日欧等搞联合开发，把西方列强引入到南海矛盾之中。如果当初中国采取一定的灵活政策也与西方公司在争议海域联合开发，那么西方的公司当然会选择与区域实力更强的中国合作。有了西方公司的合作，中国对于争议国家采取强硬政策就会得到西方世界的支持，就不会形成现在的局面：西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扶持东南亚的弱国在南海蚕食中国利益，造成中国四面树敌的被动境地。历史的教训不得不深刻反思。
因此，越是弱国越需要外交，反而是强国可以横行霸道不讲外交规则。中国的全球资源战略最需要的就是合理的外交策略，利用中国的优势资源去博弈中国的稀缺资源，才是合理的海外资源开发道路。所以实际上强国可以搞霸权而弱国必须搞博弈，博弈的关键就是外交斡旋；弱国不但有外交，而且更有外交工作的广阔天地，弱国无外交不能成为当事人的失败借口和历史学者的遮羞布。
现行政策扼杀了民企找矿
从来没有哪个时候，中国像今天这样热心于海外找矿，在这股热潮中，国企、民企都非常积极，但是实际上也都是困难重重。西方制定了苛刻的游戏规则，将中国的国企找矿行为污蔑为新殖民主义，给国企的海外矿业投资设置了政治、外交、司法等重重麻烦。而中国的民企表现也差强人意，原因又在哪里呢？
很多人认为是资金和实力阻碍了中国民企的海外矿业投资，但是实际上中国资本在这几年发展非常迅速，比如之前很多人不熟悉的腾中公司可以突然拿出上亿资金收购悍马汽车；矿业收购只要有足够利润，中国的民营企业并不缺钱。另外，国外的金融行业比中国发达，只要有好项目，融资工具很多，因为资源项目与高科技项目等还不同，资源本身是可以抵押的，资产性很强，同时在资源紧缺的条件下也可以通过预付款、信用证贷款等等方式从下游的买家那里融资。所以资金的问题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实力因素相对于政策因素而言还是次要的。
政策问题首先就是审批，中国的审批环节虽然与以前相比大大放松了，很多方面已经从核准制变成了备案制，但是即使是备案，把有关手续办齐也是非常不容易，尤其是海外并购事宜，时间紧迫，你经常没有时间办理；同时中国的审批申报无法保密，一旦你申报了某项投资，同行就全部知道了，给你做评议的专家很可能就来自业内与之有关的机构，而中国人还特别爱恶性竞争，结果就是保密的好项目消息泄露，引来一群竞争者，人为地炒高了收购的价款。而且，对于海外的资源收购，有几个项目是完全干干净净可以按照中国审批备案制度把材料准备齐的呢？如果是完全干净的项目，没有被西方大公司占据，也是价格已经高到没有操作空间；对于不干净的项目，要把报批资料准备齐经常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标准做法就是：先以贸易等经常项目为名把钱洗到国外自己注册的离岸公司，再使用离岸公司进行收购，收购成功以后把手续完善再到中国政府报批收购自己控制的离岸公司，批准后进行左手倒右手的财务处理，收购款用来平账以前洗出去的钱。这种操作手法需要一笔不小的过桥资金，加大了资金压力，同时留下了套汇洗钱的原罪。上述规避政策的做法，所带来更大的风险是，如果在办理过程中出现意外，你的损失由于手续的问题可能难以追索，甚至可能直接会把你变成罪犯。
中国虽然支持民企海外找矿，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丰富，但并不意味着民企找矿的审批就会一帆风顺，有关的小鬼恶吏们不敢敲诈国企，对民企的审批却是办法多多；即使是完全合法的项目，也可以拖着不办，并且对于申报材料吹毛求疵，人为加长了申报周期并且有时候还迫使民企付出额外的关系成本。海外运作资金成本巨大，而且机会不等人，一旦付款不及时，对方正好与你解约，以前的付款就等于给外方融资了。某些国内负责审批的恶吏知道民企的紧迫情况，你直接给他钱他还不收，要让你找到他收钱安全的人过手才可以。不要说民企行贿把市场搞乱，实际上有时候是合法的事情不行贿也无法办。
更大的问题是不但小鬼难缠，“阎王”那里也不好办。当你将包含所有交易细节的资料上报后，在你没有审批通过前，“阎王”的“亲儿子”就拿着手里的批准文件与外方接触上了，即使是你事先把钱洗到国外控制了矿山，“亲儿子”也可能提出更高的条件引诱外方，他们一联合，你就只能放弃了。“亲儿子”和外方可以合伙共谋占有你的投资利益和投资款，因为你不合法，就要吃哑巴亏，“亲儿子”提出的高条件最后变成你买单。所以即使是按照潜规则运作先行控制海外矿山，民企一样是提心吊胆。大家想一下，对于中国有利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放开不审批呢？关键就是有关方面不愿意放弃权力，有权力就要有利益诉求，就要有权力寻租，而民企相对于国企是弱势群体，就一定要被刁难和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没有合理的机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成为了难以承受和面对的风险。
本人再次以非洲买矿经历的有关问题为例作具体说明。那个项目带有恶意收购上市公司的计划，对于恶意收购上市公司，如何有备案所必需的《交易意向书》？而当时上市公司资料是公开的、通过网络可以完整查询，我们也与该公司某股东以及其委派的董事合作，而该公司的大股东是国际著名公司。对于非洲项目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去非洲之前没有深入调研等等，因为那是不必要的，上市公司报告在国内通过网络就查好了，报告有虚假你告他一告一个准，而且国外有惩罚性赔偿，你还可能敲他一笔，原来的股东是有钱的主儿，所以你巴不得有点问题，而恶意收购的机会都不是可以长期调研的，技术专家还没到发挥作用的时候。当时非洲的目标公司由于没有黑人权利拿不到继续开采的采矿证可能要关闭，而我们看重的铁矿在他们账上是矿渣不但没有计算价值还在账户上提取了恢复环境的准备金，因此该公司的股票价格恐慌性地下跌得特别低，即使是没有计算矿山价值和折旧提光的设备重置价值（该国加速折旧5年就可以把设备折旧光）并且扣除恢复环境费用，公司的净资产也比市值高，有巨大的价值空间。而我们与酋长合作收购后，将公司清算再重新设立新公司，新公司因为有酋长的黑人权利，按照当地政策就可以继续开采了，矿山的价值、计提的费用、资产对于市值的溢价等等都成为资本利得。
而就此项目在中国的手续是难以正常办理的，这种机会本身也不是可以按照中国决策程序的节奏处理，恶意收购是没有办法按照中国现行政策进行审批和备案的。（报送材料所必需的《协议意向书》等不可能有，我们的所有政策是按照善意收购的前提设计的）你在国内的操作程序上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不但倾家荡产，而且要身陷囹圄。因此那个项目不但要面临海外的重大风险，也要面对国内的重大政策风险，这种多重风险是民企难以承受的，这也是非洲那个项目我们不敢做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在海外找矿的中国民企，更大的障碍还在于国内的垄断政策使得他们在海外获得的矿产难以销回中国，而要让民企再次开拓海外的销售渠道，不仅是能力不足成本高昂，更失去了鼓励民企给中国开拓海外资源的意义和初衷。民企矿产销售难的问题在哪里呢？首先就是中国实行了进口代理人制度，比如铁矿石的进口商从500多家压缩到了100多家，下一步风闻要压缩到20家。中国的进口集中对于海外三大矿山企业而言依然是垄断不足，但是对于中国在海外找矿的企业却是一座大山，你不通过这些进口代理商，你海外即使投资矿产成功，矿产也无法进入中国市场，而且这些代理商对于中国的海外民企是非常的凶恶，从压款到压品位再到索贿，让海外的找矿民企不堪重负。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对于中国人持股和控制的企业，商务部出台文件是视为内资管理的，那么他们从海外为中国开发出来的矿石，我们为什么不能也按照内资的方式给他们一个国民待遇？即：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取得的矿产再销售回国内，完全按照内资企业的销售行为管理不要什么资质。进口资质对于境外三大矿山等企业的限制作用不大，却成为向投资海外的民企渔利的工具，成为民企海外矿业投资重大的障碍。资质越少越难的，国内有资质的大佬们对付民企可就越厉害着呢！
我们再进一步说，在中国铁矿石的长协价格和现货价格有巨额的差价，因此海外垄断巨头提出要按照现货进行交易。对此中国需要的是反对三大矿山的垄断，对现货与长协的差价征税不让长协矿渔利，而不是取消现货贸易。征税即使是推高了矿石价格那也是让国家得到利益，而反垄断和征税政策更有利于海外小矿山的成长，但是这也会让国内既得利益者受到损失。中国的政策是由境外垄断者的国内贸易伙伴制定的。有关方面取消现货贸易的政策取向和呼吁让投资海外矿产的民企不寒而栗，实际上这样的政策如果出台，对于民营企业的海外找矿就是一记致命的打击，因为民企的投资只能是从小做起，开始的时候都是现货贸易，达不到长协模式的门槛，长协模式的门槛一般是一年要100万吨。能够以长协模式销售产品，门槛是非常高的，需要每年几百万吨的矿石产量，对于新开矿山和新起步的企业，如果取消现货交易就等把他们全部挡在了门外。但是大家要知道，即使民企在海外开采一部分矿石凑够一船矿石卖一船矿石回国，一船几万吨的矿石也是要10列火车专列和上千车次的大货车运输的，并不是一个小数额，远远大于国内的民营小矿山的产出。而长协模式也将海外小矿山向中国提供资源的路子切断，为了按照长协模式稳定供应，基础设施投资巨大，只有上亿吨可采储量的矿山才有可能，这无疑也是增加了进入市场的难度。
最后民企在海外的找矿还要面对中国式的老问题，民企向国内的国企销售矿石会受到歧视，因为很多人会戴上有色眼镜看这样的交易，国企的有关人买民企矿石也怕有受贿的嫌疑，不如买外资垄断矿山的矿石不会遭人非议。即使国内钢企购买民企的矿石，违约拖延付款的情况也非常严重，无形中给民企海外找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壁垒。中国是否可以给中国参股的海外企业特别的优惠？如果那样，我们投资参股海外企业才会变得容易。但是国内行业巨头考虑的重点不是让中国得到更多的资源，而是不能让竞争对手得到更多更便宜的资源，至于铁矿石的价格上涨到怎样的天价那是其次的问题。因此维护海外三大矿山的垄断也是他们的国内贸易伙伴的需要，虽然他们也在价格上激烈博弈，但是限制中国民企在海外找矿的立场却是一致的，最后就是鹬蚌相争的故事一再上演。
因此中国海外找矿难，不仅仅是前文所说的中国软实力不足，自己对于自己实力的阉割也是重要的原因。中国政策上倾向扶持国企海外找矿，结果被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而且越扶持，新殖民主义的帽子越重，西方为中国国有垄断企业海外找矿精心设计了规则障碍和陷阱，所以中国国企入股海外矿山一再搁浅和审查难以通过。而发展民企海外找矿，按照西方私人企业对等的游戏规则进行市场运作，国内政策给予的掣肘却是难以想象的，很多政策有良好的初衷，但是实际执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在铁矿石等资源价格不断攀升、民企海外找矿投资空间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有关方面的资质政策、打压和取消现货政策等等对于国际垄断巨头影响有限，却是招招直对民企海外找矿的命门，很多事情需要更深入的反思。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内政策的制定机构也是铁矿石的采购大户及其代表，自己得不到的也不会让中国其他机构和民营企业得到，而这些众所周知的需求大户，在海外被盯得很紧，想要自己买到矿山增强竞争实力非常困难。中国民企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言权不足，针对民企的政策是由业内国企制定的，而国企与民企也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制定出来的政策名为扶持实为打压的情况一再发生就不奇怪了。在一场游戏中参与者是永远无法与裁判和规则制定者进行公平博弈的，中国发展自己的经济，还得反思在国内市场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中国的制度内功练好了，对外发展才能扭转被动局面。
看日本的资源立国
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人均资源占有量更少，但是日本却可以保证粮食安全，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4%，日本有庞大的海外资产和巨额外汇储备，日本实际上奉行的资源立国政策成效显著，对此我们应当有深刻的认识。
首先是在核资源上，日本是铀资源极为贫乏的国家，但同时又是一个以铀作为燃料的核电发展大国，其核电装机容量占到全球核电总装机容量的12%。也就是说，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无资源发展核电的国家。作为一个几乎完全依赖外来资源的国家，日本采取各种有效手段不仅利用国外资源发展了本国核电，而且还为其核电的长期、安全和稳定运行提供了充足的铀资源保证，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对于日本这种一只脚已经踏入核俱乐部的国家，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了大量核武器最重要的原料，也是对于邻国的巨大压力。
其二，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战略资源储备制度，日本也不例外，而且更积极。石油、铁矿石、木材、粮食都是日本储备对象。1975年，日本开始实施“石油储备法”，日本战略资源储备制度从而拉开序幕，1981年，液化石油天然气也被列为储备对象。如今，日本石油储备由经济产业省统一管理，以国家为主，民间为辅，根据《石油储备法》，国家、企业存储的石油必须至少分别供全国消费90天和60天。截至今年5月底，日本石油储备量约为5.7亿桶，政府和民间的储备量分别为98天和79天，均在标准线之上。稀有金属是电子、国防产业不可或缺的资源，而日本几乎所有的稀有金属都依赖进口。因此，1983年日本便建立起稀有金属储备制度，将钒、锰、钴、镍、钼、钨、铬等7种稀有金属纳入储备范围。近年中国收紧稀有金属出口的政策还引发了日本商界的不小担忧，但是我们要想一下中国自己储备了多少呢？
其三，“变他国资源为自己资源”是日本的一贯政策，只要企业能够获取海外油田、矿山权益，政府便会提供低息贷款，并无偿给予国家研发的技术支持。2006年6月中旬，日本通过了《国家能源新战略》，提出日本应当加速海外油田投资，到2030年，日本计划把本国公司在海外油田独立开采原油占本国进口原油的比例从15%提高到40%。在日本《国家能源新战略》推出过程中，日本政府就不断敦促三井物产、三菱公司以及帝国石油等公司在海外扩展方面变得“更主动些”。《朝日新闻》还报道，下一个财年起政府可能设立一项每年100亿日元(约合6.2亿人民币)的特别预算，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到海外探查、开发铁矿石。能源外交也是日本获取海外资源的重要方式。比如2006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经济产业省甘利明分别率团访问中东和中亚，通过提供巨额贷款和技术支持，日本获得了沙特石油优先购买权、阿联酋长期石油供应合同和科威特能源稳定供应承诺并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进口铀的长期协议及铀矿开采权备忘录。2008年在横滨召开的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也成为日本对非洲国家展开能源外交的平台，首相福田康夫利用会议间歇与所有非洲国首脑闪电式会谈，承诺加大援助力度。专家预测非洲石油产量到2010年将占到世界石油总产量的20%，如今，日本已在埃及、安哥拉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勘探、开采石油。
对于这样的差别，我们可以举例中国与日本在澳洲项目上的实际案例说明日本资源策略的影响：
中石油500亿澳元（约合412.9亿美元）20年内购买澳大利亚高庚（Gorgon）公司225万吨液化天然气的协议刚落定，10天之后，日本的大阪天然气株式会社(Osaka Gas Co. Ltd)、东京天然气公司(Tokyo Gas Co. Ltd.)，以及韩国GS Caltex公司就签订协议，在未来25年内以600亿美元分别购买高庚项目液化天然气137.5万吨、110万吨和50万吨。照此计算，日方购进液化天然气价格为800美元/吨，而中石油购进单价是918美元/吨，日方每吨比中方低100多美元。不仅如此，日本公司还将受让高庚项目2.25%的股份。同样在澳大利亚高庚项目上，为什么日本企业不仅能以更低价购买到资源，还能争取获得股权？事实上，在高庚项目的参与上中国企业更早于日本。早在2001年8月，中海油便与雪佛龙签订了备忘录，2003年10月还签署了初步协议，但由于价格分歧谈判一直未有新的进展，这反而让日本企业有了捷足先登的机会，2005年日本东京天然气公司抢先签署了意向书，成为高庚项目的第一个终端用户。需要留意的是，日本企业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便开始致力于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三菱商事、三井物产这两家公司，拥有与全球石油巨头并驾齐驱的稳固地位。（引自白益民，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其四，日本的粮食安全工作也非常出色，由于有足够的资源保障和粮食来源，日本即使有庞大的人口，也没有采取限制人口生育的政策，反而鼓励生育增加国力。我们知道日本的全球捕鱼引起各国渔业资源紧张，世界上鲸鱼的减少和灭绝有日本很大的功劳，但是渔业是日本人餐桌食品的主要来源，海洋成为了日本的资源版图之一。同时由于看到了农田资源的稀缺性，一些金融企业也使用来自各国政府的金融危机救援资金加入到海外屯田的行列。而在海外屯田行动中，日本最为疯狂。由于人口增加、饮食结构变化以及农民种粮积极性降低，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从上世纪60年代的79%下降到了目前的39%。粮食安全问题日益迫切，这成为了今天日本掀起新一轮海外屯田浪潮的主要原因。2007年底，日本三井公司在巴西购买了10万公顷农田以种植大豆，仅这一协议涉及的耕地面积就相当于日本本土可耕种农田面积的2%。根据非政府组织GRAIN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日本的食品企业于2006年～2008年间在巴西、非洲和中亚等地租用和购买了大量农田以种植有机作物。日本目前已拥有超过国内农田3倍的海外农田。而对于日本的森林保护政策，大家应当已经很熟悉了：日本已到了为保护自己的森林来中国采购一次性筷子的程度。
最后日本的资源版图的关键因素还在于日本的海外资源和海外投资，在海外占有和使用他国资源来创造GDP。国内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的文章《学日本“闷气发财”》对于日本海外投资研究很深入。该文研究成果如下：
到了2004年，日本的直接出口额只有61万亿日元，而日本的海外企业销售总额达到了155万亿日元，是前者的2.5倍还多。如果将这些海外企业的销售额直接折算成GDP的话，可以达到3.5万亿美元，是日本国内的GDP的71.85%。
与此同时，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增加到了41968亿美元，这包括日本在海外购买的土地、已经建造的工厂等等。与海外企业的销售额合在一起，日本在海外的“钱”就达到了“41968亿美元+35000亿美元=76968亿美元”，这还是相对保守的估算。就这保守的海外GDP，依然是日本国内GDP的1.58倍，相当于日本在海外建造了一个比国内还要强的“资产日本”！
文章也颇为惊叹地指出，西方的压制不但未能伤害到日本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且还在海外多出一个相当于国内经济规模1.58倍的日本！
2004年日本海外纯资产是18270亿美元，占到全球海外纯资产的90%以上，是切切实实的全球最大债权国，并且在这个位置一坐就是十几年，从来没有人动摇过。而美国在2004年的时候海外纯资产是负数，达到了负3万亿美元。因此就海外纯资产一项，美国就落下日本不知道多少条街——至少比日本少了4.8万亿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中国4年的GDP总和！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日本资源战略的强大，日本的资源占有超出中国想象，但是日本对于自己的成绩却善于韬晦。在这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引领世界，因此我们的政府更应该学习日本政府的态度。在2000年的时候，日本政府在已经有6400亿日元的财政盈余的情况下，依然对外宣称“日本财政濒临崩溃”。这真是深得本书所述的资源重商主义的精髓，就是闷声掠夺资源。
日本建立了庞大的海外资源版图，在实际的领土版图的重要性降低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因为日本的领土狭小而自大起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近邻，也是我们的直接竞争对手在悄然强大。中国在铁矿石的竞争中屡战屡败，而日本却可以左右逢源，面对资源竞争的失败，我们要看到日本在资源领域几十年的开拓，我们与之是有巨大的差距，我们骄傲地说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三大国等于好几个日本领土版图，我们更要想一下如果按照资源版图来衡量，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资源生存空间是否有日本宽阔，知耻而后勇也！
第五篇 资源角逐的核心：资源重商主义
2. 资源重商主义的由来与发展
劳动价值论的资源缺失
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价值由人类的必要劳动时间创造，资源因为不包含人类劳动，价值为零，资源有使用价值但是没有价值。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秉承了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和重农主义，对资源的看法也是西方经济学历史上一贯的认识，认为世界上的资源是自然就在那里的，只有通过人类的劳动才能够改变资源的状态产生价值，比如铁矿石就埋在地下，必须通过人类的劳动将它挖出来再经过冶炼，才能成为有用的钢铁。同时，这种经济学说的价值规律认为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因为资源不参与构成价值，商品的平均价格里面也就没有了资源价值的因素。
马克思等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忽略资源的经济效用，而便于清晰地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如果资源要产生价值，那么掌握资源所代表的生产资料获得收益就是合理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对资源的占有也就是平等的，那么在考虑价值生产和价值分配的时候，就可以忽略资源的效用，资源更多地表现为生产资料。这种经济学说的前提条件是当时人类对于资源的依赖没有今天强烈，同时世界也没有全球化，是一个个的自由经济竞争区域。
在马克思的年代，世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没有今天这么大，170年前，人口规模与GDP成趋同，中国人口占世界的37%，GDP占33%左右，亚洲占全球GDP的60%以上。到1870年左右，开始出现偏差，到1913年左右，这种偏差逐步加大，中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不到10%。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商品从紧缺到过剩，资源却越来越紧缺，人类从产品紧缺已经发展到生产产品所需要的资源紧缺，今天的世界已经与百多年前极为不同。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在马克思的时代，货币基本是贵金属或者与贵金属挂钩，而贵金属也是一种资源，在没有现代金融体制的情况下，货币资源、货币投放量等等都是最重要的资源，所以以前的重商学派经济学家把贵金属等同于财富。贵金属条件下的贸易实际上就是劳动与资源的交换，是以资源来对于劳动行为进行估价！但是现代金本位已经破产，货币是一种信用可以无限地增发，发行货币再也不需要受到资源的限制，货币已经不是资源了。因此，具有货币发行优势的国家，就可以通过不含资源的货币增发来掠夺他国资源，这是一个货币殖民的模式。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价值通过交易价格来体现，而交易价格是以货币作为尺度，马克思时代的货币是贵金属或者与贵金属挂钩，贵金属本身是稀有资源，具有资源属性，因此贵金属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是有资源作为基础的，正因为金属货币带有资源属性，所以其衡量商品的价值才具有合理性。但是后来的货币变成了债券抵押发行，货币的资源属性消失了，其价值衡量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这里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错误，而是世界发展了，货币的内涵发展变化了，关于价值的理论就要适应这样的变化。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的高度发展对于资源的依赖空前强烈，各国对于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和剥削是实际存在的，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金属货币时期货币带有资源属性的时代，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求在价值决定和价值交换中反映资源的价值，否则我们的资源就要被掠夺，中国不能占有足够的资源就要被其他国家剥削。
我们可以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内部建立“与资源对应、货币反映资源水平”的市场：资源由国家垄断全民分享，国家信用可以视为无限，这样在价值生产、交换和分配中就可以不考虑资源价值。但是一旦我们参与全球竞争，就必须考虑到西方价值体系的差异而对我们的理论做出修正：在西方世界资源属于私有，国家政府不垄断资源而且时常资不抵债，因此发行的货币不但信用有限，而且不包含资源价值。那么把我们的理论照搬到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中就会吃亏，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差异，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我们的理论。所以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有问题，而是世界的货币属性发生了变化，世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需要发展的。
货币资源属性的改变
我们知道货币是商品，是一般等价物，而这种等价物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上固定到金银上有了对于全社会的普适作用，就产生了货币。
在一般等价物的时代，羊、粮食、贝壳等等都作过一般等价物，在中国古代很长的历史阶段，官员的薪俸是以粮食而不是或者不全是以金银来发放的，而后来的货币都变成了金银。
贝壳、羊以及粮食不仅没有金属货币便于储藏的特性，而且不具备贵金属的稀缺性，粮食每年可以不断生产，贝壳可以常年捡拾，而贵金属矿藏是采掘后就没有了，在这里要注意,贵金属作为货币具有资源属性，你是无法离开矿藏获得贵金属，进而无法获得货币，这样一来贵金属货币就带有自然资源属性，取得这样的等价物不但要有人类采掘冶炼的劳动的必要劳动时间，也要有资源的稀缺、不可通过劳动取得或再生等等属性，历史上作为等价物的羊、粮食、贝壳等都不具备贵金属货币这样的资源性，贵金属货币这样的属性是一种双重属性，其贵金属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可以成为其他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的一个等价衡量，而其中的资源稀缺性可以成为其他商品内在资源稀缺性的一个等价衡量，这样以货币反映的价值才是一个全面的价值。因此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根本目标是取得贵金属货币，实际上就是取得必要的劳动价值外，更是以占有资源等价物的方式取得了对于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在人类社会进步以后，货币不再是贵金属货币，纸币出现了，纸币发行按照某种本位制度与金银等贵金属保持等价对应关系。但是在货币不断增发的模式下，金本位等与贵金属挂钩的货币体系崩溃了，货币的发行转而依据国家信用，以国家债券抵押来发行货币，这样的体制下对于劳动的必要时间是可以建立对应关系的，因为国家有征召国民进行劳动的权利，但是对于资源，国家是不能进行创造的，国家掌握的资源有限而且在私有制国家这些资源大部分私有国家能够掌握的数量与原来贵金属货币所对应的相比就更加不足，因为以前的贵金属货币所对应的资源是全社会资源的等价物和衡量尺度。而债券抵押发行的货币数量一再地增加，与之所对应的社会生产不断地发展，他们彼此是相适应的；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果原来的商品等价某一个数值的货币，高生产率下商品数量更多导致与之等价的货币就更多，产生货币需求促进货币发行的增加，但是对于地球的资源而言，这样的资源是有限的，劳动生产率可以不断地提高，资源的紧缺性就更急迫，而货币中的资源属性却没有了，国家债券抵押发行货币是不需要金银矿山资源的，货币的数量增加不受金银等资源开采量的限制，货币脱离了贵金属体制下的资源属性。
虽然这样的体系解放了经济，但是我货币中所对应的资源发生了变化，这样的经济模型就已经不是以前经济学者所研究的那个模型了，边界条件和前提假设发生了变化，货币不能反映资源属性，那么在这个世界资源的效用就要通过不以货币的方式另外的反映出来，如果谁的贸易还是坚持以货币尺度为唯一标准的等价交换，谁在资源上被他人掠夺的命运就不远了。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的资源定价权、货币结算权等等在货币价格之外的国际贸易往来中至关重要的东西。而以货币为核心的重商主义以及新重商主义就要破产，变成以资源为核心的贸易主义，资源重商主义就成为了各国的战略核心。
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重商主义
首先我们温习一下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思想，以下内容和评述是当前的主流权威说法：
重商主义是18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重商主义是形成于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世纪～17世纪，它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15世纪～18世纪中在欧洲流行，后为古典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重商主义者认为，要得到这种财富，最好是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重商主义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来的。
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作为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研究了货币“——商品 ——货币”的运动。
重商主义基本观点如下：
1.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政府应该竭力鼓励出口，不主张甚至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
2.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出超，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
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到了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重商主义也逐渐开始崩溃。从时间上看，重商主义可以说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步。同一时期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其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即当时社会上追求商品生产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产生重商主义的更深层次背景则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追求货币积累这股强大潮流冲击下，所引起的西欧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新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变化，旧式贵族变成了真正的商人，它正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变化。重商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现在我们从资源的视角，重新审视重商主义。发现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实际上是一个与资源密切相关的分配过程，当时作为货币的贵金属非常有限，而经济发展到资本阶段，资本社会最重要的货币投放却受制于贵金属的数量，因此货币投放量成为了最重要的经济资源，金属货币的流出会造成一个国家经济的崩溃。但是随着金融体制的发展，货币的发行先由银行的货币衍生建立了以金属为依托的金本位制度，再后来又发展出以国家债券为抵押的货币发行机制，这时的货币流入就不再是获得贵金属财富和资源，而变成间接购买了他国的债券，本国资本反而为他国所用，金融货币发展至此，重商主义当然要破产了，因为重商主义中财富即是贵金属的理论前提，在新的纸币发行机制下被打破了。
同时重商主义认为国际贸易是一个零和博弈，这种认识也是建立在贵金属是财富和货币的基础上，而且当时的国际分工还处于初级阶段、国际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也不大，当时各国经济都是小而全，而今天已经是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形成了垄断和国际分工，形成一个国际间的产业链和利益分配框架了，因此原来的零和博弈的假设也被打破了。
如果我们认识到重商主义时代贵金属所具有的重要资源属性，认识到当时通过贸易获得贵金属货币也就是获得资源，那么就能更宽泛地理解重商主义的假设，它在今天依然是有意义的。考虑了资源的效用以后，重商主义的基本前提假设又很好地满足了，因此我们对于重商主义需要从资源的角度加以重新认识。
新重商主义与发达国家的赤字政策
“新重商主义”这个术语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像“重商主义”那样熟悉，它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麦金农、克鲁格曼、萨金特等人在描述美国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政策中的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时所发明的。同时“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出于贸易保护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同15世纪的重商主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中国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国家等，长期以来追求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是新重商主义的信徒，直到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天文数字以后才开始反思经济政策。我们为了刺激出口和获得外汇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为什么我们的新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这样简单地就可以取得巨大成功？为什么具有重商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被主流社会视作过街老鼠？为什么在西方主流经济强国无一例外地奉行赤字政策让国家处于外贸逆差、国家从债权国变成为债务国？难道不值得大家反思吗？
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世界的改变是在国际货币金本位制度破产之后发生的，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世界贸易货币也不具备资源属性了，发行货币再也不需要受到资源的限制，西方各国都使用本国廉价发行的货币来挤兑其他国家的财富。古典的经济理论受到了根本挑战，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成为债务国。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国际金融能力，同时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使得国内的经济体、利益集团和人民为了避险都有握持外币的巨大需求，因此贸易顺差实际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器，产生了特殊的使用价值，也有一定的特殊资源的意味了；而持有外币的贬值损失，实际上就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维持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的成本代价。由于不同的利益取向，东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新重商主义，而发达国家选择国家赤字政策，双方各取所需，直到美元贬值过快、亚洲外汇储备变得畸形高昂，双方的需求平衡被打破；在美元等西方货币不断贬值的压力下，东亚发展中国家奉行的新重商主义也破产了，金融和经济危机就要发生了。
新重商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货币的资源属性消失；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后不再需要外汇储备给国内经济安全信心，外汇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另类资源”。
本书资源重商主义基本观点
本书认为“资源重商主义”有以下几个基本点：
① 资源是衡量财富和生存权的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资源。除了挖掘本国资源以外，对外贸易是资源财富的真正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在贸易中实现资源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资源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政府应该不惜负债竭力鼓励资源进口，不主张甚至限制资源不对等的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
② 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获得资源净流入，而且任一时点上的资源总量是固定的或者减少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
③ 现在国际贸易中所谓等价交换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资源反映的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在劳动价值论下的等价交换实际上交易双方获得的使用价值极为不对等，即交易双方获得资源量不对等。
④ 造成劳动价值论的资源失真的根本原因是价值的货币尺度发生变化。价值通过价格体现，价格以货币为尺度，在贵金属货币和金本位、银本位等体系下货币具有资源属性，而现在的货币以国家债券发行，没有资源属性，发行货币再也不需要受到贵金属资源的限制，因此古典的重商主义转为资源重商主义。
⑤ 资源的效用是一个以货币和负熵共同衡量的体系，可以使用一个矢量进行表述和分析，资源重商主义本质就是在等价交换模式下取得负熵或者输出熵增，在熵的层面上各种不同的资源统一为熵源，以此谋求熵利益，所以资源重商主义的实质就是“重熵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大国资源经济学”部分详细介绍。
各国都不会公开宣传资源重商主义，而是暗中角力，我们也不能在这场竞争中掉以轻心。
谁都不说的资源重商主义
随着资源危机的不断深化，不让资源外流成为国家竞争的关键，国家有多少资源总量决定了国家的实力，社会人均能够控制和享有多少资源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志，各国对待国际贸易的真实原则是资源重商主义：重视资源的流入限制资源的流出。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根本数据在于美国以不到世界5%的人口消费了世界约45%的资源，美国资源消费比重超过美国的GDP全球比重一倍以上，这才是富裕的表现！
为什么资源重商主义是大家都闭口不谈的问题呢？
西方经济学家闭口不谈贸易中的资源不平等，闭口不谈货币的性质变化，实际上是掩盖了他们的资源掠夺。而我们历来忽略资源问题也有理论的尴尬之处。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关键是劳动价值论，如果商品价值计算包含了资源的价值，那么拥有资源的人牟利剥削就变得合理或者争议不大了，所以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下的价值体系容不下资源价值的位置。当然还有一点历史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之初，极度缺乏发展的原始资金，需要在一段时期内依靠廉价出售资源以获得发展急需的外汇。如此一来，资源价值论和资源重商主义在各方的学术和讨论里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面以中国的能源消耗为例分析外贸中的资源不平衡。总是有人谈到中国单位GDP的能耗远远多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个问题，进而指责中国的资源消费。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人均资源消费量来计算，就能得出不同的结果。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通过管制能源价格（比如油价、电价、煤价等）来支持外贸加工出口（如“三来一补”），而许多贸易加工业务对GDP贡献很小却要消耗大量能源。正是这类业务让中国陷入了GDP能耗高而国民人均资源消费低的窘境。比如我们给外商电精炼铜加工费才几美分一磅，这类业务基本全部是依靠电能而对GDP的贡献极低，甚至可以看作中国控制能源价格补贴出口！通过这样的补贴出口，中国以自身的资源在补贴全世界！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是28亿多吨标准煤，其中有多少是中国人自己消费的？所以不要说中国的GDP能耗太高，其中大部分是高耗能出口产品的贡献。
现在我们提出要出口高附加值产品，那么所谓高附加值是指什么呢？那就是指出口产品中少含一些资源，多含一些劳动创造的价值！“高附加值”在用词上回避了资源，但实质正是指向资源。同样价值总量的商品，附加值低那就是基本上在出口资源，附加值高那就是基本不含什么资源，比如美国卖给我们的产品：半导体芯片、计算机软件、设计等等，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资源含量！
世界各国实际上都是在尽量让资源流入自己国家，限制资源流出，看重资源在贸易中的地位，而中国在取得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后，也从原来大量出口资源换取外汇转变到非常关注海外资源的开拓了。中国限制稀土金属的出口还引来了WTO诉讼，历来限制中国商品出口的国家，这次却反对中国限制出口的政策，原因就是外国需要我们的资源流出。而各国对于资源的采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补助，就如我国现在要支持开拓海外资源一样。
鼓励资源流入、限制资源流出的思路，与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是一致的，只不过关注的对象从贵金属变成了资源；各国追求资源的净流入，追求资源的贸易顺差，并且通过资源流入的贸易改变世界的财富格局。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响亮的口号了，而各国在台面下怎么做却又是另外一回事；资源重商主义就是一种对于资源的彻底的保护主义，而一个国家不断地推行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的背后，实际上是要他国开放自己的资源（包括市场资源）。贸易中的资源不平衡远远不像贸易顺差、逆差的数字那么明显，公开讲资源重商主义在国际政治上会处于被动，谁也不会说破阴谋，谁也不会放松谋求资源，资源的竞争就与战争一样兵不厌诈。
一个国家最后变得富有还是贫穷，根本上是由资源的流入和流出所造成的。中国在清朝的时候GDP占世界的35%，而历史上积累的资源更多，但是中国怎么很快就成为了穷国呢？有人会提到鸦片贸易中的白银出超和对外战争赔款，但是本人在《霸权博弈：独立视角透视全球幕后体系》一书中做了深入分析，关键还是在于中国被殖民掠夺期间资源大量流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以国家信誉发行的货币在贸易中置换中国带有资源性质的实银，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外汇管制，造成中国大量的财富外流，最后强盗们把东西抢走给我们戴上一个东亚病夫的帽子还说我们本来就贫穷。
最后如果上升到熵的高度来理解资源，各国的资源重商主义实际上谋求的就是熵利益，因为资源的效用可以统一使用熵的概念来衡量，资源可以统一成为熵源，通过自身的熵增创造效用。按照熵只能增加的原理，世界的资源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也是人类的生存压力和生存竞争。在等价贸易的幌子下，熵的变化是极不对等，给世界各国所带来的熵效益也极为不同，后文的理论模型会仔细分析。
资源重商主义与布雷顿森林体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因为每一经济集团都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国际货币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国际贸易时黄金等贵金属是绝对的硬通货，贵金属在国际贸易中的资源价值非常显著。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战争的胜败难料，各国货币的信用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国际交易能够认可的硬通货只有黄金！黄金的地位更加突出。这下美国人的机会来了！由于美国在“二战”初期是中立国，而参战后也是军火和物质的最大输出国，所以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欧亚战场一片废墟，而远离战火的美国本土聚集了全世界主要的黄金。这使得美国人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建立起以黄金为依托的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建立，单单是经济直接利益就非常巨大，战前20美元一盎司的黄金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成为35美元每盎司，美国在“二战”中得到的黄金大幅增值；同时美国取得世界货币霸权，间接利益更是无法估量。
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以贵金属资源给各种贸易价值进行资源标价的做法，世界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资源竞争时期——通过发行钞票来换取全世界的资源，成为了美国人的特权，而美国大量发行钞票掠夺世界资源的行为一定要使反映资源量的国际货币金本位破裂，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裂是迟早的事情，但是破裂后造成的国际货币缺口又没有其他货币可以替代，美元的货币霸主地位摆脱了金本位的限制，反而是加强了。
在美元霸主格局下，全球陷于一种恐慌，大宗商品的力量崛起，很多贸易定价都是与石油等资源的价格挂钩，这使得许多重要资源也带有一定的货币属性，货币与资源的分野更加加大了，各国对于资源的重视达到空前的程度，超过了国际货币。
金本位时代，贵金属本身代表资源，所以传统的重商主义强调贵金属流入；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所以新重商主义强调外汇流入，因为外汇与贵金属挂钩，所以当时的新重商主义与传统的重商主义是等价的。而当布雷顿森林体制破裂后，寻找国际贸易等价物的努力从未停止，人们的目光回到了以各种资源来衡量贸易，因此美元与石油等大宗商品形成了复杂的对价关系，而以大宗商品和能源为代表的资源就是国际贸易等价物，大家还是要把贸易向资源靠拢。但是没有了金本位的法律保障，这种挂钩是非常脆弱的，给了国际投机的金融大鳄很大的渔利空间，围绕这个博弈，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都登上博弈的舞台，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复杂的热点。
因此资源重商主义兴起取代新重商主义，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裂是有直接的关系，背后最核心的还是世界对于资源的争夺，世界上没有资源等价物了，资源却永远是世界的核心。
资源重商主义是和平环境下的战争
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夺资源，传统的战争关心领土、赔款等等，实际上是争夺资源所有权和控制权；而和平年代的资源竞争不亚于一场战争。战争的目的是资源，那么得到资源就实现了战争目标，难道不是一次战争吗？国际贸易中如果资源的交易不对等，大量的资源通过贸易从一个国家流入另外一个国家，就会使国家的财富和强弱关系发生悄然的改变，这种过程经常比战争更加可怕，因为流水无痕、积少成多的多年累积，远远超过一次战争的影响。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源外流的历史，中国从历史上的富国沦为“二战”前的世界乞丐，中国的财富哪里去了？战败的赔款只占很小一部分，更多是在看似公平和平的贸易中流失的。
《辛丑条约》的赔款超过中国之前所有赔款的总和，依靠中国海关关税作为抵押，而中国当时的协定关税极低只有贸易额的5%，以此关税比例要还清大部分条约赔款及其利息，简单计算就可以知道得造成多大的资源流出，那时中国主要的出口是资源，进口的却是加工产品；在此期间中国的白银对外贬值对内升值，总的差别超过4～5倍，造成中国资源大量外流。
看似和平、公平却实质上资源不对等的贸易，对一国经济的伤害比战争更加可怕，我们应当更加深刻地认识资源外流对于国家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影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资源重商主义实际上就是和平年代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