肢体气压治疗仪图片: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哲学意义和历史地位论析

问题与思考：认识反差与析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最高的哲学智慧。然而，人们对它的认识，反差很大。一是，有些人“言必称希腊”，而淡漠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哲学地位；二是，一些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哲学意义的解说还未能揭示其深刻的学术意义，即还不是从哲学思维的发展规律上，从哲学思维自身的运动作出深刻的阐明，因而不能给“最高的哲学智慧”作出令人更为信服的说明。之所以存在上述情况，原因不只是一个，但其共同之处都在于对人类哲学思维的辩证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必然发展的意义认识不足。

人类哲学思维的运动、发展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它经历了一个从古代观念型（正题）到近代求实型（反题）到现代实事求是型（合题）的辩证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基于哲学思维的基本矛盾——思维与存在对立双方“矛盾展开和统一”的过程，也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人类哲学思维从正题到反题的“转型”即从肯定到第一次否定，是矛盾的展开和对立；而从前二者走到合题的哲学思维“变革”即第二次否定，则是在既得经验的基础上，也是在更高级的阶段上重新达到矛盾的统一。人类哲学思维的“正题”和“反题”是伟大的哲学智慧，而“合题”则是其必然的发展，是更全面更高级的哲学智慧。在我国，当代哲学精神是“合题”, 即实事求是哲学。如果宣扬古代哲学思维和近代哲学思维，而不论及“合题”精神，可以是说一种哲学精神的倒退。同时，要深刻了解人类哲学思维的“合题”意义，又必须立足于人类哲学思维“正题”和“反题”的“肯定成果”, “合题”对“正题”和“反题”有包含性。所以从学术研究来说，当下乃至今后，对古代、近代哲学思维仍有研究、总结的意义。如果形式主义地否定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的研究意义，则可以说是学术思想的浅薄。因而，应从哲学思维的辩证发展，从哲学思维的“转型”与“变革”，全面地认识中国的哲学思维运动，乃至整个人类的哲学思维运动，去深刻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合题”意义。这对于深刻认识它的时代意义、历史地位，理顺我国的哲学研究，从而明晰当代中国哲学精神，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的新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转型”与“变革”：洞察哲学发展的新视角

如何洞察人类哲学思维运动？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阵的角度进行诠释，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坚持。同时，作为人类认识、把握世界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哲学思维，其发展运动有着自己的特点，因此，还应当从人类哲学思维的“转型”与“变革”的视角，才能厘清它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就是：实践使人类关于客体的认识二重化，即“思想客体”和“感性客体”[1]的二重化。它为人类提供了辩证地认识、把握对象的重要条件。然而，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不同时代居于历史主动地位的人们，却对“思想客体”和“感性客体”的认知意义有着不同首肯，而用它来建构宇宙观方法论，就产生、区分了人类哲学思维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哲学体系。从总体上说，即衍变为经过观念型哲学，随之向求实型哲学“转型”，继之又在二者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形成实事求是哲学的人类哲学思维的矛盾发展运动。这是一个人类认识能力、智力水平不断递进，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

首先是观念型哲学，即古代哲学。观念型哲学“享受”了人类出现以来的认识、思维成果，进到了自觉运用观念、理念、学理来认识世界的历史新阶段。它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突出“心”的意义的时代。“治人”者对“思想客体”认知意义的首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观念型哲学的问世，对于人类漫长的、散乱的、经验爬行的历史阶段来说，是人类智力水平的一次大突破。这个历史阶段，在西方，一直到文艺复兴前，在中国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

古代哲学思维只是“不自觉”地“享受”了人类出现以来的认识、思维成果。它的最显著的负面是对现实是“决定的基础”的抹杀。它对于从特殊到一般的人类认识秩序并不了然。当然，对特殊与一般相互联结的辩证法，就更不了然了。在古代哲学思维中，两者是绝对对立的。古代哲学家，无论是唯心主义哲学家还是唯物主义哲学家，都否认或贬低现实世界和人的世俗生活，他们把抽象的东西（其有稳定、长久的特点）看作具有实在性的东西，而具体的东西（具有暂住、易逝的特点）则是不实在的东西。由于古代哲学思维对于现实是“决定的基础”的抹杀，因而它具有神秘性、主观随意性、保守性。在这一方面，它又是窒息人类智力的桎梏。

人类哲学思维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是资产阶级求实哲学。它是近代资产阶级“科学实证”时代精神的精华。相对于古代哲学思维而言，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是对“二重化”两极的另一极——“感性客体”认知意义首肯的结果。因此，它是人类哲学的转型，即从观念型转向求实型。这是从抹杀事物“决定的基础”到直面事物“决定的基础”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科学求实的精神的全面弘扬。新型的资产阶级哲学，无论是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也好，唯心主义的理性直觉也好，都具有直面实事的鲜明特点。可以说，在突飞猛进中的新兴资产阶级，把人类哲学从观念型的玄学思辨拉回到色彩绚烂的人间。人间事物虽是暂住、易逝的，然而它是现实运动“决定的基础”，是世界运动发展、变革的活力所在。直面实事的资产阶级哲学的问世，使人类的智力水平又有了新的突破，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又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资产阶级哲学是对古代观念论哲学的否定，它“注重事实，尊崇验证”，并以学理为工具，这使它和人类历史上的经验爬行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它和古代观念型哲学一样，也不能真正了解人类认识的个别与一般、“此岸”和“彼岸”的相互联结。在资产阶级哲学里，明显地存在着否定一般真理、实用主义、市侩行为的负面。因而，它也不能真正走出观念论、爬行经验的阴影。资产阶级哲学，在当代，仍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当家哲学。不过，它在帝国主义阶段又具有了与观念型哲学联盟的保守性。

人类哲学思维的第三个阶段，是无产阶级现代哲学阶段。无产阶级哲学最鲜明的特点，是在实践基础上，务实求真，实事求是。它把实践引入认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即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揭示了一般与个别辩证联结，即“一般”是个别的一般，“个别”是一般的个别。它是对古代哲学思维和近代哲学思维肯定成果的认同，更是深刻的“变革”，它使“思想客体”和“感性客体”二重化的“两极”达到了辩证的统一。无产阶级哲学是“没有片面性”的科学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它使人类智力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将磅礴于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上述三个发展阶段就是人类的哲学思维所经历的发展过程。观念型哲学、求实型哲学和实事求是哲学，标志着人类三种层层递进的智力水平。而后者对前者，既包容又超越。20 世纪的中国哲学，门户林立，五彩缤纷。但是深入探究，就不难发现它的“转型”和“变革”的运动轨迹。也正是在中国哲学思维的这一“转型”和“变革”的前进运动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确立了它的无可非议的当代中国哲学地位。

中国哲学的“正题”与“反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及其超越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一般都定义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然而，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完整的科学体系，作为中国哲学思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又必须在批判继承以前的哲学思维成就并加以发展之后，才能建立起来。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中国哲学“正题”与 “反题”的“合题”，即这一哲学思想的创立，是与毛泽东对中国古代观念型哲学和近代求实型哲学的继承和超越紧密相连的，它有着深刻的中国哲学文化的底蕴。

一、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观念型哲学的“认同”和超越。

中国古代观念型哲学，经历了极长时间的演化，可以说，它是世界观念型哲学的典型之一，它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少年毛泽东就“熟读经书”，并为观念型哲学所支配。1964 年毛泽东曾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 … 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2]这从他在第一师范时期留下的几篇著作言必称孔孟可见一斑。当时毛泽东潜心于思辨哲学，力求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之“大本大源”, “惟在得一大本而已。”[3]

“得一大本”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梯。从认识论上说，“得一大本”，就是追溯事物的本源，把握事物的本质。毛泽东肯定了观念型哲学这一积极的方面；同时，又指出了它抹杀“‘实’是决定的基础”的缺陷。1939 年毛泽东同张闻天议论孔子的观念型哲学时，就明确指出过：（论语，子路）中说到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 ’，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 … ；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 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4]

二、  毛泽东对中国近代求实哲学“认同”和超越。

中国哲学思维的“反题”——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思维，发端于鸦片战争以后，但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了全面突破。它是中国哲学辩证发展的一个环节，也是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历史阶梯。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中国向近代迈进的先驱者们在哲学上已开始倡导科学求实，讲究“经世致用”。“实学”作为正统哲学的异军，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深厚的基础：但那时中国哲学的主流仍为传统所君临：中国资产阶级哲学新时代的真正到来，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哲学的倡导。艾思奇曾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 1933 年12月）中指出：“新的思想方法之出现，是在‘五四’的炮声发出以后，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因此就成为‘五四’文化中的天之骄子。”[5]他指出，“在‘五四’文化运动中，科学方法之被人重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哲学上的思想方法之科学化，就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比其他任何的研究介绍都更极重要。…… 实验主义……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6]

实验主义“乃是一种从科学借来的方法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几乎是全身心地接受了实验主义哲学的“洗礼”。毛泽东第一次在京期间（1918 年8 月19 日一1919 年3 月12 日），加入了北大哲学研究会，组织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到北大听胡适的学术讲演。1919 年7 月14 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指陈各个领域的发展方向时说，“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1920 年6 月7 日致黎锦熙信中说到过，“我近来功课，……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指杜威、柏格森、罗素——笔者注）起，渐次进于各家”。1920 年秋杜威、罗素、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抵湘讲学，毛泽东为湘南《大公报》的特约记录员。当时，毛泽东从积极方面接受了实验主义。他强调，应当“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7] ,“应该傍着活事件”“讨论各种学理”[8]；他倡导调查研究，“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调查，及研究”[9]；他主张应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可见，实验主义对毛泽东突破思辨哲学的传统、确立求实的哲学观，具有重要意义。

到1937 年9 月，毛泽东对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哲学作了如下的分析。他说，实用主义者尊重“眼前事实”, 尊重表面的事实，“是认识的初步阶段，是科学的初期阶段”。“不否认表面事实也可给人以某些认识”，“实用主义也比粉饰太平的空论家能多看到一点东西”。但是，实用主义不及“事实的本质”，更不解决事物的大本大源。1942 年2 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又进一步剖析了资产阶级的方法，批评了它的形式主义的错误。

资产阶级求实哲学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历史阶梯，这是毋庸置疑的。

“结合”哲学的成就：中国哲学的“变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哲学从“书斋”哲学的状况来看，出现了回潮。哲学界普遍地研究起人生问题来，儒佛道诸家的学说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于三四十年代进入创体系时期。然而，他们基本上还是在传统哲学的圈子里迈步。如果说有例外的话，就是金岳霖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进行哲学研究，力图证明客观事物的独立存在和知识的客观性，论证了事物的可知性；提出了摹状与规律的学说，肯定了抽象概念具有摹写现实和规范现实的双重作用，建构了具体事物的解释系统。从而把近代资产阶级求实哲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但是就哲学思维的“变革”来说，从20年代起，中国哲学的“新风景”是在共产党人一边。如前所述，古代观念型哲学与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致命弱点，是割裂了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毛泽东哲学的中心问题、也是它的重大贡献，是在于它进一步解决了人类认识的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的相互联结问题。艾思奇曾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人类的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的相互联结的思想，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中不论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都有着重大贡献的发展。”[10]这里所说的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的相互联结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的“结合”哲学思想。它在中国哲学“正题”与“反题”的基础上走向“合题”, 从而实现了中国哲学的伟大“变革”。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整风时期走向完全成熟的。它所以能创立，所以能实现中国哲学的伟大变革，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有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和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底蕴。如前所述，毛泽东的务实精神、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从他走向社会后，是一以贯之的。其实，毛泽东的求真精神，注重探求事物的“大本大源”，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质，从中找出带普遍性的规律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也是一以贯之的。这两个“一以贯之”，既含有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肯定成果”的继承。同时，更值得提到的是，他的这两个“一以贯之”的精神又接受了现实斗争的“洗礼”：一个是怎样对待理论？一方面要有理论的指导，然而教条主义却又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另一个是怎样看待求实？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可是弄得不好又会变成狭隘经验主义。为了解开这两个疑点，毛泽东到延安后，就拼命钻研哲学，终于使他的哲学思想又有了新的飞跃。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正题”与“反题”的逻辑发展，辩证统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创立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变革中国的实践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丰富的认识经验，对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的相互联结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验证。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时代精神的升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即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历程。在党的创建，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开始对中国这个地盘进行周密的调查，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形成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最初的、颇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构想。这时毛泽东“结合”哲学思想开始萌芽。20 年代末、30 年代初，毛泽东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1929 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对党员要加强“正确路线的教育”，要党员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的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并把了解实际情况，提高到“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的高度加以论述。而《反对本本主义》( 1930 年5 月）一文又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同时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并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求共产党人应有一条“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表明，毛泽东的“结合”哲学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延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1937 年在《实践论》中提出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思想，以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以完备的形态和充分的论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标志着“结合”哲学思想的深化。1941年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完全成熟和确立。

第三个原因是，“结合”哲学成为成熟的哲学理论形态，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结合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哲学思维运动的反思、升华、辩证思考后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首先，毛泽东对人类认识的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为什么是、为什么能相互联结的问题，以《实践论》为题，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感性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开创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解决了中国哲学中争论不休的知行观问题、毛洋东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事求是哲学和观念型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它扎根于人类社会实践。毛泽东着力论述了“结合”哲学的“根基”，即对人类社会实践的尊重，包括对人类以往实践经验——“普遍原理”是它的最高成果——的尊重，以及对当下实践验证的尊重。实事求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毛泽东对人们的正确认识为什么要坚持“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的相互联结的问题，在《 矛盾论》中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和“共性个性的道理”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系统的阐述。毛泽东精辟地指出：“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晋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对立统一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

再次，毛泽东对如何解决人类认识的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相互联结的问题，从多方面、多角度阐述了实事求是哲学方法论。其中包括：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运演程序；分析和综合相统一的逻辑方法；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的具体途径，等等。

综上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虽然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哲学思想资料，而对其实现中国哲学伟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则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伟大实践斗争基础上成就了的伟大“变革”，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成就了的伟大“变革”。它把中国哲学思维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古代哲学、近代哲学智力水平的全面突破和跃进。

[1]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毛泽东1964 年8 月18 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3]毛泽东1917 年8 月致黎锦熙的信。

[4]《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5 、7 页。

[5] 《艾思奇文集》1 ，第59页。

[6] 《艾思奇文集》1 ，第62页。

[7]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1919年7 月21日。

[8] 《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大公报》（湖南）, 1919 年11 月16 日。

[9] 毛泽东1920 年3 月14 日致周士钊的信。

[10] 《艾思奇文集》第二卷，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