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上书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缘起

                                        □ 钱 江　《党史博览》 2004年第05期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刘冰看不惯这一套。在酝酿斗争的过程中,他没料到“工宣队”的战友也杀将出来
　　刘冰,河南伊川人,1921年生,1938年入党,同年进入延安抗大。此后东进敌后抗日根据地,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干部学校青年工作股股长,又在抗大六分校、太岳、岳南地区做过青年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渑池、宜阳县委书记,豫西区青年联合会主任。建国前后担任过中共河南省青委副书记,团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农村青年工作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学校常务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冰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入“牛棚”,经受了数不清的拷打辱骂后,又被发落到工厂劳动。
　　刘冰的历史完全清楚,“走资派”罪状也完全是“莫须有”的栽赃,批判到后来势成嚼蜡。1969年6月,他得到“解放”,闲置一段时间后于1970年1月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当时任书记的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清华大学校革委会主任是来自八三四一部队的张荣温,海军后勤部副参谋长刘承能任革委会副主任,还有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任副书记。刘冰的位置排在迟群之后。他此时担任的副书记与“文革”前的第一副书记相比,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刘冰对此不以为意。他觉得,在当时能够得到工作的机会就很好了。
　　同校共事,刘冰和迟群之间的不愉快很快就发生了。
　　1970年底,来自军队的老干部张荣温调走了。1971年下半年,杨德中不再兼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72年春天,来自海军的刘承能也调走了。这样一来,迟群当上了校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谢静宜由此前的党委常委提升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担任了北京市市委书记。从这时起,迟群和谢静宜掌握了清华大学的生杀大权。
　　此时的迟群,三十五六岁,自谓有领袖撑腰,在“文革”中呼风唤雨,骄横不可一世。刘冰对他的第一个坏印象来自1970年麦收时节。一天,清华师生到昌平农村参加麦收,由刘冰和党委常委、北京卫戍区派来的军代表惠宪钧带队。当这支队伍徒步25公里快到达目的地时,将“身教重于言教”喊得震天响的迟群,居然坐着吉普车来了。刘冰看不惯这个作派。
　　此后又有一次,那是1971年8月,迟群已当上了清华大学的一把手,他和刘冰飞往江西处理清华的农场移交。因天气不好,飞机在上海停留,王洪文、徐景贤,还有于会泳在上海设宴招待。刘冰看到,这个宴席上摆满了上海的名菜名酒,非常奢侈。相比之下,人民大会堂国宴就显得相当寒酸了。王洪文见到迟群说:现在先喝酒。开宴后,他频频举杯向迟群敬酒,猜拳行令好不热闹。刘冰还是第一次在公事交往中看到如此喧哗划拳喝酒的场面,很不自然。刘冰不喝酒,和席间的造反英雄们没有共同语言,结果冷坐了一个半小时。
　　过了一些时候,听说张荣温患病,刘冰前去探望。张荣温对刘冰说,迟群、谢静宜有野心,要抓权。
　　1972年,刘冰担任了清华大学的常务副书记。此时,清华大学的原负责人何东昌、胡健等已得到“解放”,被“结合”当了副书记。
　　刘冰回忆说:“自从戴上‘常务副书记’的桂冠,正如作茧自缚,我被置于困难的境地。”刘冰经常主持党委常委会议,但他很快就发觉,每次向迟群、谢静宜汇报党委常委会开会的情况,他们对会议情况都已经非常清楚,甚至每个人的主要发言内容都已知道。显然,在校办公室里有他们的亲信。
　　进入1975年,这是“文革”的第九个年头,再度出山的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与江青一伙形成正面对抗,由此激发了刘冰的斗争决心。
　　从这年1月份开始,邓小平在军队、在省区市委书记会议、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一系列讲话,刘冰都知悉了。但在清华大学,迟群、谢静宜封锁邓小平的讲话,不让传达。他们对刘冰说,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在往下传达之前,都要先报告他们,经过同意之后才传达。
　　在整顿的大气候中,刘冰正在酝酿与迟群的正面斗争。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同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柳一安,也正在酝酿向毛泽东上书,告发迟群的丑行。原来,来自北京市建工系统的清华大学工宣队负责人之一的柳一安,在“文革”后期曾任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军宣队”负责人。他对迟群的恶劣品质和作风早有不满,没有想到日后会到清华大学,恰在迟群手下工作。他对迟群的横行霸道,思想很是苦闷。特别是到了1975年6月后,随着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展开,柳一安更是感到迟群仰仗“文革”起家,必将祸害清华。他苦苦思索,结果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常常在深夜服下安眠药后还是不能入睡。这时,他总是将当时随他到学部工作的李兆汉，“文革”后任中国教育报社社长，后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的任彦申找来交谈,商议对策。        他们3人反复商议后产生了这样几个共识：一是迟群心术不正,是一个野心家;二是决不能跟迟群走下去,现在要保持距离,随后是进行决裂;三是要想出个办法与之抗争。柳一安最初打算当面和迟群谈话,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李兆汉认为迟群心狠手毒,谈话不解决问题,反受其害,不如上书毛泽东。如有主席的支持,就可以彻底解决迟群的问题。集中反映迟群什么问题呢?商议的结果是,要避开“路线问题”,集中揭发迟群有野心、搞阴谋诡计和作风上的问题。
　　柳一安找到“工宣队”在清华大学任党委副书记的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商量,三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决定共同上书。他们还认为,他们三人都曾是军人,还应该有一位资历更老的原学校老干部与他们站在一起,上书更有说服力。这个人就是刘冰,他们早就看出刘冰对迟群不满。
　　1975年7月下旬的一天,北京市委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会议休息的时候,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将刘冰拉到休息厅的座椅上,向他通报了三人的慎重考虑:向毛主席上书,揭发迟群。他们对刘冰说,迟群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反映,我们就是犯错误,就对不起毛主席。
　　刘冰一听,十分振奋。他早就在考虑如何与迟群斗争,正找不到好办法,如今见三位“工宣队”负责人杀将出来,更可看出迟群不得人心。刘冰当即表示:完全支持三位的主张,而且由我来牵头向毛主席上书。
　　当天晚上,刘冰等四人在惠宪钧办公室详细会商了向毛泽东上书的内容。确定由吕方正起草,大家商议,然后由刘冰修改定稿。
与迟群、谢静宜的直接冲突,加快了他们上书的进程。上书毛泽东,胡耀邦表示支持
　　刘冰拿定了主意,要与迟群、谢静宜正面抗击。他决定,凡是邓小平的讲话,凡属中央和市委规定要传达的,只要是通过组织渠道传下来,自己都召开会议在校内传达。
　　决心一定,正面冲突很快就发生了。
　　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讲话,其中谈到对科技人员的政策,提出:“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
　　刘冰得知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认为对科技人员、对学校工作,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即在获知的当天下午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就在这天夜里,迟群、谢静宜回到清华。他们安插在党委办公室的亲信向他们报告了此事。第二天上午,谢静宜来到刘冰的办公室,大声嚷道:“你昨天下午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和迟群都告诉过你,凡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向下传达要经过我们,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说这番话的时候,谢静宜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她反复说:“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你为什么急着传达?”
　　刘冰和谢静宜顶了起来,说:“邓小平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他的讲话为什么不能传达?而且这个讲话是北京市委在专门会上布置,让传达到各单位党委的。你是市委书记,应该遵守市委的纪律。市委规定要传达,为什么我不可以传达?为什么要经过你们才能传达?难道对党中央副主席的讲话,我这个主持党委常务工作的副书记没有权力和义务进行传达?”
　　刘冰的反驳无懈可击,谢静宜只好说:“不是说你不可以传达,而是说应当先告诉我们一下。”
　　刘冰说:“传达以后再告诉你们也可以吧?你为什么对传达这样恼火?难道就是因为事先没有告诉你?”
　　谢静宜无言以对,把头发一甩,扭头走了。
　　当时已是中午12时,刘冰走出办公室,在院子里当面遇到迟群,两人互不打招呼,径直走了过去。当天晚上,刘冰找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通报了上午他和谢静宜正面冲突的情况。
　　这次冲突加快了他们的上书进程。惠、柳、吕听刘冰介绍完情况,都坚定地支持刘冰。柳一安说:“你顶得好!就是要她谢静宜知道,违犯党的原则是不行的。”吕方正说:“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咱们对谢静宜认识还不够。”惠宪钧说:“她是帮迟群的。”柳一安说:“干脆这封信把谢静宜也挂上。”刘冰说:“咱们还是按原先商定的,把谢静宜和迟群有所区别,集中反映迟群的问题。”
　　这时候,向毛泽东的上书实际上已经写好。在这封信定稿的时候,惠宪钧向他原所在师的师长田占魁、副参谋长马清源说明了情况,得到两位军官的大力支持,向他们提供了卫戍区一师的招待所房间,还准备了饭菜。
　　既然冲突已经发生,就要赶紧将信送出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信送到毛泽东手里。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信不能直接寄给毛泽东,因为那样容易落到谢静宜、毛远新或是江青的手里。他们都认为这封信最好由现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转送毛泽东。只要邓小平能在这封信上批写“送主席”几个字,即使谢静宜、江青、毛远新等人看见也不敢扣留。但这封信如何才能送到邓小平的手里呢?刘冰想到了胡耀邦。        1953年至1955年,刘冰任团中央办公厅负责人,与胡耀邦非常熟悉,知道胡耀邦很佩服邓小平。1974年在刘冰恢复工作后,“文革”爆发时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胡健也被“解放”了。建国之初,胡健是川北区党委青委书记,是区党委书记胡耀邦的部下。这天,刘冰、胡健相约来到富强胡同胡耀邦家。
　　谈话中胡耀邦问刘冰：你们那里的两个人怎么样?
　　刘冰知道,胡耀邦指的是迟群和谢静宜。他心里不喜欢这两个人,但是觉得自己谈不深,就说:“我说那两个人呀,怎么说呢?真是说不出来的样子。”
　　胡耀邦却马上说:“我看不怎么样,狂得很啊!”
　　胡耀邦的话使刘冰心头一跳。他事后认为,胡耀邦这番话是针对1月24日和25日的“批林批孔”运动大会的,迟群、谢静宜在那个大会上作了狂妄的发言,而且是主要发言。
　　听刘冰说打算通过胡耀邦将信转交邓小平,惠、柳、吕3人都觉得这个想法好,表示支持。他们还认为,按照组织关系,北京市委是清华大学的直接领导,所以迟、谢的问题也应该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报告。考虑到谢静宜也是市委书记,所以应该在致毛泽东的信发出一周后,估计毛泽东本人已经看到后,再递交吴德。
　　这天是一个星期六，按时间推断应该是8月9日,刘冰打通了胡耀邦家的电话。胡耀邦不在,他的夫人李昭接电话说,胡耀邦到科学院上班去了。刘冰说,我有急事要找耀邦面谈。李昭即说:“明天是星期天,你下午4点钟到家里来好了。”
　　第二天,刘冰按照约定来到胡耀邦家。没有想到胡耀邦又到科学院去了,李昭也不在。但胡耀邦没有忘记已有的约定,他出门时交待保姆引刘冰到书房中等待。刘冰在等待中随意看到摆放在书桌上的书籍,发现胡耀邦正在阅读列宁和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论述。这一定与胡耀邦近期的思考有关。
　　很快,胡耀邦回来了,人未进屋声音先到:“刘冰,你来了!”
　　刘冰向他问候说:“我是4点钟就来了。你怎么星期天还上班?”
　　胡耀邦说:“有事就上班嘛。”
　　刘冰即向他叙述了向毛泽东写信的事。
　　胡耀邦拿起一支烟,边点着边对刘冰说:“记得我去年给你说过这两个人。刚才你讲他们那些事也是必然的。他们哪里是干革命,是投机嘛!这种人在咱们的干部队伍中不是个别的。你写给主席的信,带来了没有?”
　　他接过信,戴上花镜认真地读了一遍,说:“你们的信要实事求是,要注意用事实说话。”
　　刘冰说:“耀邦同志,您说得对,我们特别注意用事实说话。”
　　胡耀邦说:“你们信中说迟、谢二人的‘装疯卖傻’、‘乱蹦乱跳’,这些都是形容词,是空话嘛!”
　　刘冰解释说:“不是形容词,当时的具体情况就是这样,只能用这样的词。”他把当时的情况仔细介绍了一番。
　　胡耀邦认可了,说:“只要符合实际就行,切记不要说空话。我支持你,能帮助你就帮助你。”在把信转交邓小平一事上,胡耀邦谢绝了。他说：“我现在是科学院的负责人,你是清华大学的,和咱们在团中央不一样,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从这一点上说,我帮你转信不合适。我告诉你小平同志家的住址,你可以自己直接送去,这样更好。”
　　刘冰说:“我事先没有联系,猛然到门口,让哨兵捉起来,那才不好呢。”
　　胡耀邦笑了,说:“你从邮局给他寄去,行吗?”
　　刘冰认为那样不牢靠。
　　胡耀邦说：“这样吧,你给小平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他信怎么送。你用红机子打。”
　　刘冰说：“我哪有红机子。清华大学也只有一部,装在迟群的屋子里,我难道到他那里打吗?”
　　胡耀邦笑了,说:“那你用我的红机子打。”
　　他带刘冰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刘冰在胡耀邦面前拨通了邓小平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秘书王瑞林。听刘冰简述情况后,王瑞林说:“你的信可以送国务院。”
　　刘冰说:“我没有中南海的通行证,送不到国务院。”
　　“通过邮局寄也行。”电话那头说。
　　刘冰不放心,说:“我怕信件遗失。”
　　王瑞林说:“不会的,你寄好了。”
　　刘冰不好意思在电话中与邓小平的秘书久谈,放下了电话。
　　胡耀邦站在身边问道:“王秘书最后怎么说?”
　　刘冰说：“他还是要我从邮局里寄。”         胡耀邦说:“那你就从邮局里寄嘛。”
　　刘冰不放心,不想这样做。
　　胡耀邦出了个主意：“我看你直接送到他家里,这最保险。我告诉你,他家住在×街×号,门前是一个小胡同。你大胆些,怕什么。”
　　刘冰接受了这个建议,看到时间已晚,就向胡耀邦告辞。
　　刘冰出门后改变了主意,回去后又通过惠宪钧找到邓小平住处的警卫部队,第二天由惠宪钧亲自把信送到了邓小平家里。王瑞林告知,邓副主席在中央开会,中午回来就可以把信交给他。
　　刘冰等人的信就这样送出去了。这封信信尾注明的日期是“8月13日”。
　　邓小平果然向毛泽东递交了刘冰等人的信。谁知,毛泽东看过信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信就被压住了。
　　刘冰等人等了两个月没有回音,决心再次致信毛泽东。这封信由刘冰起草,于10月13日完稿。与前一封信相比,这封信写得更加尖锐,而且把谢静宜也摆了进去。信中说:“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这番情景是在开党委书记办公会议时发生的,谢静宜居然在迟群面前单腿跪下,央求他不要再发牢骚了。此举将站在一旁的刘冰和惠宪钧、柳一安惊得目瞪口呆。
　　这封信写成后还像上次那样,送到邓小平住处,请警卫人员将信送王秘书。但王瑞林这回没有接收这封信,回答说:“这里不收信了,信可送国务院。”这应该是一个信号：刘冰等人致毛泽东的第一封信出了问题。
　　意识到事态趋于严重的刘冰索性破釜沉舟,找到了抗日战争中太行山的老战友、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请他帮助。结果,李琦把信交给了当时担任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胡乔木,由他转交邓小平。
　　按说,邓小平向毛泽东递交的刘冰等人第一封信既然出现了不妙征兆,此信再递,前景堪忧,但是,面临与“四人帮”决战的邓小平,还是向毛泽东递送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
　　问题的关键在于,1975年10月,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没有马上答复由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人的信,对邓小平送交的中国科学院的汇报也没有批复。
　　
毛泽东批评刘冰等人上书。毛远新在汇报工作时,将矛头指向邓小平 　　
　　1975年10月,82岁的毛泽东重病在身,行动和讲话都发生了困难。从这年10月10日起,毛泽东的侄子、时年36岁的毛远新开始担任主席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进入了中央核心层。
　　刘冰等人10月13日的第二次上书,没有达到期望中的效果。毛泽东特别不能容忍对“文革”哪怕是隐含的批评,这样,刘冰等人的上书产生了问题。10月19日,刚刚看过刘冰等人的第二次来信,毛泽东在接待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谈话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就要打死?小谢是带着3万工人进驻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毛泽东还说:“你们要告诉小平,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6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毛泽东一言九鼎。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并决定按照毛泽东所言,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10月27日,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4人向毛泽东提交关于此事的报告,并说:“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报告。
　　邓小平于10月31日致信毛泽东,希望专门会见。他写道:“我有事需要向主席面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1)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知。”11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了邓小平。见面时,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为刘冰转信之举。邓小平向毛泽东问及科学院的汇报。语言困难的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汇报中说我曾说过“科学是生产力”,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这是一句重话。在“文革”掀起的“造神”运动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视为“假造圣旨”。而这点,自古就是“欺君之罪”!
　　邓小平当然理解这层意思。他问,这一时期(即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中央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
　　毛泽东说了一个字:“对。”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容多谈,邓小平很快就告辞了。
　　第二天,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时,矛头直指邓小平。他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        毛远新对毛泽东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人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他指名道姓地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毛远新的反映点到了毛泽东的心病。他特别怕别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又向毛远新谈起了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揭发迟群的信。原来,收到刘冰等人写的、由邓小平转交的第二封信后,毛泽东要秘书把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也找出来看了一遍,很不高兴。他认为刘冰的信代表了对“文革大革命”不满意的一批人。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不错的,但他的错误在于坚持了“文革”的错误,偏袒了迟群、谢静宜。
　　毛远新抓住时机为迟群辩护说,迟群他们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 　　听了毛远新的“汇报”,毛泽东表态同意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毛泽东进一步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针对刘冰的信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段话,在随后的“打招呼会议”上传达了。
　　毛泽东对毛远新说:“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
　　11月2日晚,毛远新以“联络员”身份,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找来开会,将自己的看法以及毛泽东的意见说了出来。
　　邓小平听毛远新说完,表示不同意见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按)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邓小平回顾自己三个月来的工作说:“我是从今年三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主持中央工作是七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看,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他向与会者说:“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
　　
空气紧张的政治局会议后,回到家的刘冰与妻子讨论了整整一夜 　　
　　11月3日下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来到清华大学,用含混的语言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上书的批评意见,但却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不支持刘冰的上书。“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拉开序幕。从那以后,清华大学几乎天天开会斗争刘冰等人,规模逐渐加大,到11月12日,召开了有1300余人参加的批斗会。在这次会上,只有批斗者的发言,刘冰等4人不得有一言辩护。
　　11月16日晚8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判刘冰等人的来信。除政治局委员外,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到场。显然,这后5人是来接受批判的。
　　刘冰到场较早。会场上的座椅围成圆圈,前后两排,政治局委员坐在前排,列席会议者坐在后排。看到胡耀邦也来了,刘冰过去挨着他坐下。胡耀邦和刘冰握了手。纪登奎正好坐在他们前排。他在建国之初任河南许昌地委书记,和团省委书记刘冰相熟,掉过头来和刘冰握了手。
　　邓小平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
　　简短的开场白以后,邓小平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
　　张春桥当场就叫了起来,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邓小平不顾这些。他冷静地把两张记录纸片放到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时姚文元发话：“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小平没有搭理姚文元。姚文元重复自己的话,并且指着刘冰等人问：“你们听过没有?”
　　刘冰回答:“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 　    座中吴德马上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
　　邓小平说：“那好吧,请毛远新传达一下。”
　　毛远新当场念了毛泽东的批示。
　　在场的刘冰,此时也是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批示的真实内容,如晴天霹雳,脑中一片茫然。后来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心跳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感到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接下来王洪文发言,说自己最近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王洪文连续念出了一连串只言片语,都是他收集到的“反映”,质问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革命,专讲一些旧观念、旧思想,搞旧的一套。”他还指责了胡耀邦在科学院进行的整顿。
　　张春桥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
　　姚文元说：“报社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
　　他们东一句西一句,没有系统的发言,占据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
　　江青时而坐在沙发里,时而站起来走动,一边走一边说些什么,与会者也未必听得清楚,但明白她是支持张春桥、姚文元的。
　　邓小平一言不发地听着。叶剑英也不说话,静观眼前事态发展。
　　晚上11时许,邓小平宣布：“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
　　这天的会议上,几乎全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讲话,江青在一边为他们打气,胡耀邦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
　　前来列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刘冰以为待他走到人民大会堂就会被逮捕,没想到居然在深夜12点回到了家里。妻子苗既英看到刘冰回来非常惊喜,连声问道:“是怎么一回事?”
　　刘冰把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详细情况,特别是毛泽东的批示告诉了妻子。
　　苗既英听完这番叙述久久说不出话来,一直用手绢擦眼泪,最后说:“这真是冤枉了!”想了一会儿又对刘冰说:“给他老人家写信反映情况是矛头对着他的,中央副主席给转个信也成了偏袒,怎么能得出这个结论呢?”
　　苗既英用怀疑的口气说道:“老人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80多岁了,人老了容易糊涂,这批示不是颠三倒四吗?”  　　刘冰说:“不全是糊涂,而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的一面之词。”
　　苗既英说:“按这个批示,就会给你定成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这批示如果编在《毛选》里,那我们不就永世冤枉吗?”
　　刘冰说:“是呀,现在已经到头了,没有地方说理。邓小平同志转个信是偏袒我,这不正常。现在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只要活着,过几年再说。反对毛主席的帽子现在已经被戴上了,我怕开除党籍,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明天晚上政治局会议上,恐怕我们5个人要检查。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
　　苗既英说:“一个是检查,一个是不检查。我们没有错检查什么?”
　　刘冰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因为那样会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几十年来,我们在亲身实践中看着主席领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他的思想哺育的。在这一件事上,即使是主席错了,从良心上讲,也不能对抗,让主席为难。”
　　晚年的刘冰言及这段话,认为他当时仍充满了对主席的个人崇拜,这番话表明了他当时的认识。
　　晚上,刘冰和苗既英讨论了很久,过了凌晨3点钟,即使是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两人一直商量着在明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直到东方既白。
　　第二天,刘冰在极端痛苦中度过,一整天都在考虑晚上将作的检查。不检查,怕被扣上既反对主席又不肯认错的帽子,会损害主席的威望。这是刘冰不愿意看到的。检查吧,又将没有错说成有错,这不是自欺欺人,而且也是欺骗主席吗?主席说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的,这是从何说起?但是申辩又有什么意义?
　　想到最后,刘冰还是一横心,作个违心的检查吧,也许主席期望的就是这个。
胡耀邦实事求是,公开承认了他对刘冰的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风云乍起,刘冰等人遭批斗 　　
　　第二天晚8时,原班人马继续开同一内容的会议,还是由邓小平主持。他说,昨天的会议后,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他转向毛远新说:“昨晚的会,你向主席汇报后,主席有什么指示,你讲吧。”
　　毛远新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开始念他的记录。毛泽东还是肯定了对刘冰等人上书的批评,乃至又一次肯定了“文革”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        待毛远新说完,邓小平转向胡耀邦等人说：“你们5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胡耀邦闻言站了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5位同志来参加会议,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起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是信要你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的。我是科学院,你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你转信。完了!”
　　说罢,胡耀邦坐下。会场上一时间鸦雀无声,连受到反驳的王洪文也无言以对。
　　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实际上第一个公开承认了他对刘冰的支持,使自己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
　　刘冰后来回忆说:胡耀邦的这个发言了不起。在这天随后发言的“列席者”中,包括我本人,都作了违心的检讨,说自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鸡毛蒜皮的事,罗列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唯独胡耀邦响亮发言,没有认错。在这样的气氛下作这个发言,以一个人的力量担当责任,谈何容易!胡耀邦真是有铮铮铁骨!
　　刘冰说,在这点上,我做得不如胡耀邦。即使是检讨,也考虑得不周密,说得也太多了。其实,那天晚上我只要说:我拥护主席的批示,回去认真检讨,这就够了。在这一点上,还是邓小平高明,说得无懈可击。
　　在那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远新宣读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毛批评邓“从来不抓阶级斗争”。结果到这天会议结束的时候,邓小平也作了仿佛是自我批评般的检查,但只说了一句话:“我的根本问题就是不抓阶级斗争。现在散会。”他将毛泽东对他的批评重复了一遍。这样做,反映出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的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全面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清华大学的大批判很快呼啸而来。从11月19日起,刘冰和惠、柳、吕4人被拉到各个系轮流批斗。斗到12月下旬,刘冰终于病倒了。有一次被批斗之后,头晕得几乎不能走路。晚上9点钟,他躺在床上,还有人前来要把他拉到系里去批斗。
　　第二天,刘冰和妻子苗既英互相搀扶来到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门诊求治,被当即诊断为“急性肾盂肾炎”。就诊医生坚持人道主义精神,要刘冰立即留院治疗。清华大学方面向医生打招呼,不准留刘冰住干部病房。但内科主任不畏权势,亲自为刘冰安排了干部病房,还安排他和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同住一个病房。经过治疗,到1976年元旦,刘冰的病情基本上得到控制。1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长期患病后去世,刘冰闻讯后非常悲痛,在病房里长时间流泪。1月10日,清华大学派人从医院里叫回了刘冰。
　　接下来的批判持续到4月间,内容大同小异,重复的批判词说了千千万万,亦渐渐使人麻木。
　　到5月,专案组将刘冰等4人安排到位于大兴县的清华大学团河农场“劳动改造”。与刘冰同编一组的,还有在“文革”中再次挨批判靠边站的何东昌。又过了几天,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师、胡耀邦的儿子刘湖也来到农场,同刘冰编在一起。这使刘冰提高了警惕。他们相互之间不说话,以免授人以柄。
　　在团河农场,刘冰几乎每天都接受批斗,有时一天要分上午、中午、下午、晚上4次批斗。令刘冰感慨的是,农场只有一个人敢接近他而毫无畏惧。此人就是清华大学的老工友高文有,当年已经60多岁了。他不管迟群那一套,总是说,刘冰,你吃过晚饭就到我这里来。他们在一起喝茶聊天。高文有公开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高师傅出身好,造反派拿他没有办法。
　　刘冰在痛苦中苦熬,终于盼到了“文革”的终结。1976年10月14日,已转到清华校办工厂劳动的刘冰得知“四人帮”覆灭的消息后,激动之情无法形容,工友也纷纷向刘冰道贺,说:“这下子,你的问题该解决了。”
　　谁料想好事多磨,而且一“磨”就是两年。
　　1978年6月23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刘达在向邓小平当面汇报清华大学的工作后,谈到了刘冰因上书毛泽东一事还未平反的情况。
　　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指示说:“你回去告诉北京市委,请市委给刘冰同志安排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当时,刘冰正在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治疗。6月26日,刘达前来看望,高兴地通知他:“你的问题解决了。”
　　然而,又过了两个月,北京市委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刘达即向五机部部长张珍推荐刘冰到北京工业学院工作。
　　张珍很快请示了胡耀邦。胡耀邦说：你找刘冰本人谈谈,只要他自己同意,组织部没问题,赞成。
　　刘冰上书的问题,至此才算解决。经过一番考虑,刘冰找到张珍,表示不适宜在北京这个环境下工作。后来,他选择了兰州大学。
　　11月下旬,清华大学党委为刘冰等人召开了平反大会。刘达宣布:“刘冰等同志写信告迟群、谢静宜,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揭发问题完全属实。说他们是诬告,不能成立,应予否定。强加给刘冰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翻。撤销刘冰等同志的一切职务应予以恢复。”
　　此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冰感慨万千。三年前的11月,也是在这个礼堂的主席台上,迟群、谢静宜小人得志,颠倒黑白蒙骗世人。如今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已经将两个政治小丑抛下了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