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老婆好处与坏处:正统不容的人生智慧——读《荣枯鉴》

道义是社会生活的必须，否则，“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但道义绝不能靠说教来建立，这也是人类文明的常识。罗素就很实事求是，他说：“延绵了许多世代的动荡不宁，尽管能够容许少数人有着极高度的圣洁，但它确乎是敌视体面的公民的平凡的日常德行的。”也就是说：如果世风浇薄，应该从社会动荡中去找原因。而在儒家文化和皇权专制的通力合作之下，中土强调的是“人而不仁何以为人”，宣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连《增广贤文》这类总结人情世故的东西都被视为洪水猛兽，看似言说崇高以明大义，实则蒙蔽民智以驯羔羊，是史官文化及其驯导的“集体无意识”的一大特色，渊源国粹，至今依然：小说家捅了一句“逃避崇高”，顿成千夫所指；经济学家说了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被揪着前半句话骂得狗血淋头；中学老师对学生说：“只有升学才有希望升官发财娶美女”，马上就饭碗不保；从多如牛毛的历史事实中概括一些“潜规则”，就成了“歪曲历史、误导大众”——“精神文明”在这样地建设着，谁还敢来挑明皇帝穿没穿衣裳呢？当此之际，有人来出《荣枯鉴》，把史官文化筛子下的这条漏网之鱼放归生活，真是恰逢其时。
  
  《荣枯鉴》为五代时的“四朝元老”冯道所著，全书分十卷，分别名之谓“圆通”、“闻达”、“解厄”、“交结”、“节义”、“明鉴”、“谤言”、“示伪”、“降心”、“揣知”，一开卷就直截了当：“善恶有名，智者不拘也。天理有常，明者不弃也。道之靡通，易者无虞也”，把“原则”的“不拘”和“变易”视为当然，以这样直言不讳的“义理解构”开宗明义，奠定了全部言说的基调。全书约三千言，除了“君子”、“小人”这两个名词似源儒学本义外，几乎于礼教无涉。
  
  它言说“圆通”，不批“圆通”，只说“名者皆虚，利者惑人，人所难拒哉……名可易事难易也，心可易命难易也，人不患君子，何患小人焉？”——说法是空的，利益的诱惑是实在的；说法变来变去，人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揣诸生活常识，你说是耶非耶？
  
  它透视“闻达”，不作褒贬：“悦上者荣，悦下者蹇。君子悦下，上不惑名；小人悦上，下不惩恶……上疑祸本，下弃毁誉，荣者皆有小人之谓，盖固本而舍末也。”——一个人是受上峰赏识还是受下民拥戴，其命运就大不相同；看重名节毁誉的君子与看重利害得失的小人，其生活遭遇否泰悬殊——在一个权力本位且由最高权力者“口含天宪”的社会结构中，这是不是事实？
  
  它试图“解厄”，冷峻异常：“忧国者失身，忧己者安命……君子不党，其祸无援也。小人利交，其利人助也。”——注重道德操守的“君子”容易招灾惹祸，善于搞利益交换的“小人”却每每如鱼得水——古往今来，这样对比鲜明的事例，难道还少吗？
   
  它剖析“结交”，不留情面：“顺则为友，逆则为敌，敌友常易也……人冀人愚而自明，示人以愚，其谋乃大；人忌人明而自愚，智无潜藏，其害弗止。”多附和人家就广交朋友，说人家的不是则容易树敌；装傻守拙容易谋得利益，而显得聪明了往往要吃亏——以此衡量各自接触过的种种“圈子”，把“对不对”的判断暂时放到一边，你说这些话准还是不准？
  
  它拆解“节义”，坦率清晰：“位高节低，人贱义薄。……不畏人言，惟计利害，此非节义之道，然生之道焉。”——爬得高的人肯定付出了道德上的代价，地位低的人很难追求什么崇高目标；多算计利害而少一些道德顾忌，或许不合什么风范，但这是过好日子的窍门——我们将社会阶梯上下打量一下，或者看看“守法都成竞争劣势”的非规范竞争现实，还能说它是瞎话吗？ 
  
  ——象这样冷峻、客观、低调、切实的陈述和分析，《荣枯鉴》中比比皆是，如果一一引述，这帖子就太长了。但我在写这篇读后感时，写着写着就生了推荐之心，唯愿所有心性良善尚却不谙世情的朋友都来读读这本书。因为，象这样的言说方式，从难以回避的生活现实中剖析真实，与揪着人离地的说教大唱反调，在我们这个崇尚“文以载道”的文化中，本来就很少见，再加上一些人奉行什么“教育人、引导人”的“舆论导向”，真话就更不易听到。但空洞的教义无助于严酷的生活，轻信高调甚至是打拼人生时的美丽陷阱，这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早已是心照不宣的常识。缄口不宣易，而违拗常识难，于是就阳奉阴违，说一套做一套，昧良心说假话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反而从根本上摧毁了道德底线，其结果就是越来越普遍的道德沦丧，让口是心非成了社会常态。李贽批评明朝士大夫们“阳为礼教，阴为富贵”；严复感慨“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验之于当今，历史的积弊到底是在减少还在增加呢？ 
  
  为此，我从《荣枯鉴》其后五卷中各摘一句罗列于后，是良药还是毒饵，请诸君自品——
  “事不可绝，言不能尽，至亲亦戒也。”（明鉴卷六）
  “失其上者，下必毁之；失于下者，上必疑之。”（谤言卷七）
  “求忌直也，曲之乃得；拒忌明也，婉之无失”（示伪卷八）
  “仁堪诛君子，义不灭小人，仁义戒滥也。”（降心卷九）
  “君子惑于微，不惑于大。小人虑于近，不虑于远。（揣知卷十）
  
  冯道生活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他出生寒微，也曾仕途坎坷：坐过牢，打过仗，遭过权贵之嫉，三遇亡国之祸，还替“儿皇帝”石敬塘出使契丹，颇似黄郛替蒋介石的“交涉日本”，帮得罪不起的当家人背了千古骂名。但他终能履险如夷，得以善终，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王朝都官至宰相，位极人臣。《旧五代史·冯道传》赞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器量），深得大臣之体”，可以想见其当年的官声很不错；《新五代史》载：冯道死后，“时人皆共称叹，以为与孔子同寿，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冯也自命“长乐老”，在《长乐老自叙》中对一生颇为自得。从以上所述来看，他似乎有骄傲的理由。将自己在乱世中远害全身的心得写下来，供他人参考，不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智慧总结吗？
  
  在正统史官们的笔下，“长乐老”的形象并不好。这固然与冯道“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的履历有关（见于薛居正：《旧五代史·冯道传》中的评价），但这种将生活放在礼教之上的态度，也是遭人诟病的重要原因。欧阳修编《新五代史》时，斥冯道为“无廉耻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骂他是“奸臣之尤”；一直到范文澜写《中国通史》，仍不胜鄙夷地说：“想到冯道，就会想到官僚是多么可憎的腐朽物”。史官们骂他，认为他的多变无节的政治表现，是不可饶恕的品格问题，但葛建雄教授在其所著的《乱世的两难选择》中说得好：“冯道一生所事四朝，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如果他生在康熙、乾隆时代，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悠游林下，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换句话说，是皇帝们自己不争气，没法让身为宰辅的人尽忠，不幸而伴上了这些目不识丁、鲜廉寡耻而又杀人不眨眼的皇帝，不愿象王子比干、范滂、李膺那样的愚忠，有何不可呢？如果以为唐末帝李丛珂、晋出帝石重贵、汉隐帝刘承佑这些末代君王丢江山都是冯道不尽职守，那岂不是要周恩来代******为“文革”负责？ 
  
  与史官们大义凛然的苛责不同，与冯道同一时代的人，多赞誉他的品行修养和从政才能。为政之才，不必多论，即以德操言，冯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行军时与士卒同吃同住，领俸禄便与随从和仆人共享；同僚抢了个民女送给他，要他纳以为妾，他却把民女送还其家长；大军俘获了敌国的女眷，他把她们保护在尼姑蓭中；居丧时不仅亲事稼穑，倾家赈灾，而且悄悄替人家耕种荒地，还不受谢——这些是说私德。在仕途中，他第一次坐牢就是因直谏刘守光不要称帝而获罪，临死前又因力阻周世宗劳师远征而遭嫌，可见其为官并非如范文澜所说的“观望形势，计算利害，谋而后动，丝毫不差。”在长达3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除了对矜骄的安重海不予提醒听其惹祸身亡、替造反的郭威诱骗后汉王族刘贇，并无其他恶行，多的是劝君勤政、讽君悯农、谏君勿行轻躁的“直臣”所为；而且自担任宰相后，提拔重用的多是“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对那些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世家显贵则多有抑制——这些事例，史实铭在，范文澜却说人家“舍弃败弱，奉还胜强，按照时机来做，不过早也不过迟，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还者正适合需要，他就这样避免危害，长享富贵”，显失公平。司马光在“通鉴”中就说冯道：“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依违两可，无所操决。——一个“马克思义史学权威”，一个恪守礼教的封建权臣，持论如此一致，不禁令人慨叹：千载倏忽，一脉相承！但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唱高调”，效果又如何呢？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生，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样的吊诡，就是实践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