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协和医院不孕症检查:存底第五篇-冷暖-搜狐博客

愿为中国学派和大师的诞生奠基

——记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

王凡

言语间，秦亚青抿一口茶，说一段故事，带出几许感悟，不经意地透出中国文人特有的那种藏在淡定从容中的机敏和睿智，和他交谈是一种享受。他告诉我这同他自幼的家教和学习经历有关。父母虽然以西医立命，但是很注重对孩子文化素养的培育，严格要求孩子研习诗词书画。他至今还能记得父亲以自绘的诗书意境水墨画给他们揭示的中国文化之美，虽说不上功力造诣，却蕴意幽远。

对文学文化学者之梦的执著憧憬

1953年出生的秦亚青，在刚刚对读书萌发兴趣的时候赶上了“文革”。幸而姐姐有位同学在图书管工作，他得以每日能从图书馆偷带来一两本书回家“解馋”。这种以西方文学名著为多的囫囵吞枣式博览，是那个特定的时期许多少年走过的启蒙路经。

他渐渐喜欢上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笑面人》中的格温普兰、《九三年》中的戈万，雨果对作品中人物灵魂刻画的深深笔触，让青涩年纪的秦亚青看到人性的美与丑，对人文、人性和弱势群体关怀之心的高尚，以致潜移默化影响到他日后治学方向的选择。

于“文革“期间中学毕业后，秦亚青当了六年老师，教中学数学、物理。后来学校开设英语课，校长对毫无英语根基的秦亚青劝说道：我总不能让老教师现学现教吧，你最年轻，还是你来吧。想不到他嗣后为应付教学的英语恶补，在高考机遇降临之际显出了优势。

1978年高考的恢复，让许多人攫住改变命运的良机，而秦亚青的报考冲动却源自他对父亲多年眼神流露含义的解读。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始终无法隐匿对儿女未能读大学的沮丧。因此一定要读大学，渐渐成为他有些畸形的向往，所以他选择了略占优势的英语，考进了山东师范学院外语系。

用秦亚青的话说：畸形的渴望往往催生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和耐久力，因此他在本科四年的学习成绩始终稳居最前列。然而，外语学习始终没能让他兴奋起来，高强度、反复、枯燥的读写语言训练，反而让他对自己将来走向有些迷惘。

读大四时闻知北外的联合国译员培训班招生，秦亚青脑际闪过借此一游北京的念头。不想因玩而投考的他竟是接到录取通知的唯一山东考生。攥着录取通知，他反而踯躅起来，甚至想放弃译训班转考英美文学的研究生。“北外是全国最好的外语高校，仅为开眼界就值得去。”是老师的点化才让他走出游移。

译训班的训练主要是量的超限积累，当时有句流行口号是场上一分钟场下十年功。但秦亚青在此感受甚深的是北外一流老师的授业，他们不是在“教”，而更多的是以身藏的知识、文化、学养、气质来“化”。在“化”的氤氲下，秦亚青渐渐体会到学识的增益不是最难，难的是参悟潜质的开掘，创造卓越不一定凭知识的广博渊深，而在于借助这种广博渊深悟到别人思考触角的盲点，于是有了气势、妙思、精神、情韵……

他说在北外听到一则故事，一家酒店开张，老板为招揽外国食客，请几位老教授翻译饭店的广告性对联“菜香引来回头客；酒好招得美食人”。但当天大家围坐在饭桌旁绞尽脑汁，所得译文总觉差那么一点意思。翌日，一教授灵机乍现，以“I come； I eat；and I am conquered.”交卷，只是对恺撒名言“Vino, Vidi, Vici（我来，我见，我征服）”的英译做了极小的变动，意趣境界骤然越升，令人拍案称绝。检讨前一天之所以没有上佳译文，是因为太拘泥于原文的字比句次。

好的翻译是悟出来的，不是译出来的，秦亚青终于窥到翻译的真谛，但他的兴趣还是更偏向于文学。1986年，他和妻子翻译了当时还名气不大的英国作家哈罗德·品特的独幕剧《情人》，剧中主人公白天衣冠楚楚活跃于上流社会，到了夜晚却是另一副样子，人还是那个人，但身份、思维和想法却呈现巨大转换。此时吸引他的，还是文学作品中对人的两面性的深邃揭示，不同文化碰撞所带来的冲击。荒诞派作品，有时比其他思维状态创作所触摸的层次更深，秦亚青把当时能找到的品特作品都翻译了。在不同文化中徜徉，从中发现思维方式、角度变换的妙趣和非凡意义。后来，他还与妻子一起翻译了许多英美文学作品，也将当代中国作家贾平凹、毕淑敏等人的小说译成英文。

从译训班毕业后的秦亚青没有去外交部，去联合国，而是选择了到外交学院执教。他喜欢教书搞学术，只要身在学府，有朝一日就可以通过继续深造，圆他内心憧憬的文学或文化学者之梦。身在外交学院，并没能拉近他内心同国际政治的距离。

但也许是命中注定，偶然和外在的因素总成为秦亚青人生选择的主导。他虽几度推让，却依然没能等到文学或者文化研究方向的深造机会。最后，他接受了亚洲基金会资助，到美国密苏里大学读政治学，不太情愿地将一只脚踏进国际政治领域。

思想肌肉训练的习惯

在进入密苏里大学政治系之前，秦亚青译训班读的国际政治课程从专业角度看不过浅显皮相，因此他对自己能深入到什么程度心里没底。但一种全新的学习环境和不同于中国学府习惯的美国教育方式，使他很快建立起自信。

没有专业背景的秦亚青，在美国老师那儿常常得到鼓励：“你可能想到有专业功底的学生想不到的地方，所有话题都可能含有进一步开掘的意义。”创新被作为教育的重中之重，并被体现在每个教学环节之中。在密大课堂上，每一个人都得到尊重，每一种见解都不会被忽视，每一缕新思绪都会得到赞许，而不必担忧被指斥为愚妄、缺乏功底或门外汉。

这一点对秦亚青的影响很深，以致在他后来执教生涯中，对青年后进他始终抱一种宽厚、扶持的态度，即便观点稍显幼稚也不轻率否定；而在学术探讨上，则力持多元，反对单一的理论话语霸权。

密大的课堂几乎就是讨论的会场，教授引导，和学生一起讨论，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也顾不得什么师道尊严。强调思考，倡导交锋，不期盼唯一结论，是美国大学教育的一个特色。

这种教育看重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一个有思考习惯的人，一个有不断创新潜力的人。在搭建好知识结构、奠基了深厚功底之后，就看你能不能提供非因袭性的东西，有没有经过你独立思考孕育的新思维坯芽。

要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下取得好成绩远非易事，要阅读和熟悉大量的经典书籍最新文献，要消化和比较各种流派的方法和要旨。“几乎是每天一睁眼就开始看书了”，但这种学习并非一味地汲取，而是要经常地设问和反诘。

一天，秦亚青到体育馆看健美比赛。当运动员摆出各种姿势，展现他们那一身强健而漂亮的肌肉时，秦亚青的意识流却在信马由缰：身体的肌肉只有经常性的刺激和训练，才能塑造完美体型；思想的肌肉必也须经常性的刺激和训练，才会敏捷而睿智。

他至今难忘美国的老师曾向他推荐过一本名为《Weird Thinking （奇思怪想）》的书，其中讲述了许多重大发明源自突发奇想的故事，老师的用心是让学生意识到想象力和思考对推进历史的巨大作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地道的中国制造，在美国大学教育中似乎得到了切实的贯彻。

一年下来，秦亚青的学习成绩居然全都是A，连A-都没有。密大政治学系主任Remington通过对这个中国学生的观察，认为他可塑性很强，希望他留在密大接着读博。但由于外交学院当时急缺教师，秦亚青决定回国，他不愿辜负外院的培养和期待。

临离开美国前，秦亚青的导师Wallace教授和妻子Remington教授来到他的住所话别。他们告诉秦亚青，密大已经决定为他保留三年奖学金，这是密大奖学金的保留期最高上限，密大愿意等待他。

在三年之限的最后一年，秦亚青回到了密大攻读博士。37岁的他终于接受了命运的选择，开始对自己未来的国际关系教研人生进行设计，他决意在读博期间主修国内没学过的东西，以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美国问题，而密大在政治学领域最著名的就是定量研究放大。

为此，他除了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学、美国政治三门主课外，还要补修统计学和两门不算学分的高等数学。这样的学习非常苦，常常在计算机房一泡就是一天。

1992年6月，他妻子到洛杉矶接孩子，约好飞回哥伦比亚市时他去机场接。但那天他在计算机室做一个模型作业，一上机便下不来了，直做到天黑才回家。推门一看，母女俩已经坐在家里，他这才想起自己竟把当日最重要的“家庭作业”给忘得一干二净。

统计学结业考试，秦亚青得了96分。一个学国际政治的拿如此高分，连统计学专业的学生都觉得不可思议。秦亚青调侃说“也许是老师看到了我的刻苦付出才给了这样格外的褒奖”。

在读博期间，秦亚青发现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走的路和中国是那么不一样，漂亮简约的统计学模式一下子让他感受到科学之美，方法论的学习也那样新鲜而引人入胜，像权力转移理论、定量分析变量选择，预测决策结果的预期效用数理模式等等。

他的文学情节终于融汇入国际关系科学的研究，科学和人文有着内在的契合，因为科学和人文都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最终解放。国际关系学就是建立在通过人的力量可以让历史向一种比较好的方向发展的信念之上，该学科开创至今，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怎样避免战争，怎样促进合作。没有人文理想支撑，大概很难走到这门学术的最前沿。

为他人作嫁衣裳

拿到博士学位回到祖国后，秦亚青面临两种选择：是运用西方理论做课题研究，还是着眼更长远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目标。前者或许能更快更直接地走到研究前列。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处于改革转型时期，全世界都聚焦这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块检验各种西方已经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绝好的试验田，秦亚青的老师和同学一再向他发出一起做学术研究的邀请。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长期在以西方理论为模版的世界学术领域，听不到中国的声音，秦亚青感到一种难忍的窘迫。当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成果被外媒讥讽为“有一定深度的新闻报道”，这与有着数千年文明积淀的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为在国际关系理论之林建树中国学派、催生中国的大师级人物而努力，应该是自己义不容辞的首选，昔日的憧憬被新的追求取代。

就在这时，他参加了国内某高校一个博士的论文答辩，论文是探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伦理问题，其结论是国际关系领域不讲伦理，只有权利力和利益。听到这样的结论，秦亚青很吃惊，这与自己硕士博士历程的感知全然不相符啊。

答辩时他一问，才发现当时国内所能接触到的国际关系理论，几乎只有现实主义这一个流派，那篇论文所依凭的，正是这个流派最推崇的权力利益驱动说。而在国际上，已经是多种流派五彩纷呈，各领风骚了。

把一个流派当作全部，年轻一代国际关系学人倘若终日浸淫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中国国际关系学怎能发展呢？理想的学术氛围应当有如一个琳琅满目的超市，让学人徜徉在丰富的理论资源背景中筛选和搭配。必须知道有什么，才知道需要干什么，坐井观天的人找不到创新的方向……

秦亚青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国际上已经成型的理论和方法论介绍到中国，未来的中国学派和大师级人物要在厘清世界国关理论和方法论完整谱系的基础上成长。不想做翻译的他，又拿起了翻译的笔，因为中国学派的形成、大师级人物的孕育，总要有人做铺路石，总要有人舍弃个人功利而甘为他人作嫁衣裳。“我觉得能够给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起到一个铺垫作用，就非常满意了。”秦亚青几次这样说。

在回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秦亚青接连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大的流派进行分析比较，揭示出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全局以及各流派要义之间差异和相互关系。

与此同时，他担任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国际关系理论系列丛书的编委，在负责选题，组织翻译的同时，还亲自翻译了《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年危机》、《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地区构成的世界》等国际关系理论名著。

翻译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过程是秦亚青最难忘的，这是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系统介绍到国内的重要尝试。初读英文清样稿，书中大量对哲学社会学成果的借鉴，让他看了几遍仍如坠云里雾里。后来他索性放下原著，买了一堆哲学社会学的书，在看了半年后才又回过头来翻译，前后耗去一年多时间，再度感受了功夫在诗外。后来，一位美国教授对他说：温特的书真正一字不漏读过两遍以上的人只有两个，一是温特，一是你。而他为这本书中译本写的序言也成为一篇产生重大影响的论文。

在秦亚青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尊严复的泥塑，他说他非常崇敬严复。我想，他这种崇敬不单在于严复倡导的“信达雅”翻译境界至今为人称道，还在于严复通过翻译架设起中西方沟通的桥梁。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

学术原本是属于闲暇中的审美

与某些社会科学学科不同，国际关系学是一门政策取向非常强的学科。完全与现实政治脱节，两耳不闻窗外事，板凳要做十年冷，不能及时而立体地看清事态，也很难有卓尔不凡的建树。但心绪浮躁急功近利，则不但将遗失学术精神，还会误导现实政治，始终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在秦亚青看来，学术与政治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目的。政策的目的是解决时下的问题。决策者时时都要面对这些问题，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如果遇到危机，更是刻不容缓。学术的目的是知识积累、生产和再生产，需要形成理论，建立体系。所以，学术研究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政策需要的是今天、明天、今年、明年的有效措施，学问追求的是50年、100年乃至1000年的思想传承。

“然而学术思想和现实政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会交互影响的。从较长的时段看，学术思想会成为文化的重要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一代的社会人，表现出来的则是相同和不同的行为。从较短的时段来看，学者（包括国际关系学的学者）也应该是有理想、有责任的社会人。比如我们研究历史，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历史上的人类悲剧不要重演。有位老人提出要从新的视角研究冷战的起源，目的是避免第二次冷战。对于学问，这是睿智的设计；对于社会和民众，这是负责的济世之心。卡尔当年提出现实主义理论的时候，他的理想是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所以他将他的书献给即将到来的和平的缔造者，希望他们细查前车之鉴，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再蹈前车覆辙。”

正因为国际关系理论的背后隐含着对现实政策的建议，偏好不同理论的人，也会偏好不同的政策主张，因此身为学者的秦亚青有时会被请去为现实对外政策的拟定、外交口径的表述建言献策。2004年4月，他还走进中南海，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讲述《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

也是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时为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以东亚十三国思想库中期协调员的身份负责东亚合作问题的研究和协调，作为副院长的秦亚青承担了东亚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的角色。在东亚诸国的往返奔波、频繁接触、不断对话中，他常常生出“西方的理论在研究东亚问题时有许多用不上”的感慨。

虽说国际关系理论尚存需要填充的空白、有待丰富的亏欠，并且急切而现实地摆在面前，但秦亚青深知：学术原本是属于闲暇中的审美，是学者长期无功利的争辩、观察、阅读、思考的自然结晶，是功底和灵气的巧妙结合，是悟性在知识中徜徉的果实，是必然中的偶然或者偶然中的必然。所以，重大的理论总是某人的思想，而不是上级的命令和集体攻关能够完成的，更不能在限定的时间赶出来。

       秦亚青出访法国，专门抽空到巴黎圣日耳曼大街上的双偶咖啡馆消磨时间。双偶与几乎比肩而立的花神咖啡馆齐名，都是当年名人出没的地方，据说萨特和波伏娃每天必到。他找了一个角落，要了一杯啤酒，慢慢地品，似乎是要在名人神魂灵气缭绕下找一点萨特的感受。

喝了半天，他品出了一个闲字。喝咖啡、喝啤酒、喝白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悠然洋溢的闲适和慵懒，也许恰恰就是这份闲适与慵懒激活了萨特的思想。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听着对面圣日耳曼教堂的钟声，看和听都是漫不经心的，都是视而或见或不见的。没有灵魂的压抑，闲适的大脑便腾出了无陷空间，慵懒的身体也就只剩下慵懒，每一口咖啡、每一点酒精都会刺激到一个神经，闲的大脑便开始胡思乱想，想文学、想艺术、想人生、想存在、想虚无、想奇奇怪怪的东西。偶然之间，也就闪出了灵感，明白了道理，参透了学问。为什么法国出了这么多新的思想，后现代的源泉，前卫艺术的圣地。除了萨特，还有无数闲人，比如加缪、福柯、德理达、鲍德里埃等等，真是闲出了学问……曾经喜欢文学的秦亚青眼前一下子浮现出穿着睡衣的巴尔扎克，他是真正的慵懒，浑身上下已经是散的不能再散了，面孔上的神情已经是闲的不能再闲了，于是便闲出了高老头、贝姨，还有他眼中那个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

       他突然发现：中国人的学问似乎总是在忙中做出来的。孔夫子的教导是入世，是学以致用。后来学问更和功名联在一起，于是便忙着学习、忙着考试、忙着再学习、再考试。功利、权力、成败都成了动力和负担。一天一地一圣人，学问是天地之间人世的圣人教诲，学问是为人处事的根本。中国的所谓学人都不闲，而国外因为有人闲时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结果一不留神做出了学问。如牛顿三大定律、相对论、量子力学、资本论、制度经济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等……在双偶咖啡馆的慢斟闲酌，果然别有一番滋味。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开篇

虽然翻译和介绍国际关系学领域各个流派，执教解惑和参与进言献策占去秦亚青大量的时间，但他一刻也不曾松懈朝着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理论高远目标的努力。

中国面临着很多过去西方没有面临过的国际重大问题，中国的崛起也是世界从未面对的现实，这正是创建中国学派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宏大的实践活动能够创造宏大的思想；一方面，一切研究始于问题。例如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在美国，就因为研究一直与美国的问题密切相关。霸权稳定理论、权力过渡理论、长周期理论、国际机制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无一不是围绕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这一焦点问题展开。

在微观层次上由于学理思维路径的不同，聚沙成塔形成不同的学派。美国在战后国际关系领域占了主导，但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依附理论都不是美国人做出来的，这些理论也都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根据不同的社会结构和进程、不同的文化结构和进程，在微观层次上采取不同路径，再升华到理论的抽象层面，使之具有宏观层次上的普适性。秦亚青在国际学术交往中发现，世界上很多学者也期待中国学者拿出基于中国文化积淀和独特个体发展实践之上的理论成果。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学派的诞生，究竟还缺些什么呢？秦亚青和同事们把中国近30年1000多篇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论文做了一番梳理检讨，为中国至今没有深入到学理层面学术意义的国关理论“号脉”。

他相继在国内外发表了《理论的核心问题和中国学派的生成》、《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形成的可能与必然》，反映了他在“号脉”期的思考。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国际的意识，过去都是讲“天下”，国际概念是从西方搬进来的。这是一。儒家思想熏陶的结果，总要学以致用立竿见影，太现实而少抽象，这是二。没有学理层面的理论意识，缺乏一个能够无穷演绎衍生扩展的核心概念，这是三。秦亚青用通俗而简捷的语言，向我道出他号脉的结论。

找到结症，也就找到了构建的出发点。但构建并非闭门造车的过程，还需在与国际学术界的顶尖人物交锋中淬炼。2003年，秦亚青与世界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米尔斯海默，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布赞分别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科学高端平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吸引了世界媒体的目光。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属于强硬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他在对话中提出，中国发展的迅速程度和经济总量的庞大，必然导致和主导国家美国的全面对抗和暴力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秦亚青则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对和平发展的追求历程，中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等方面，论证冲突不是必然的，中国不会偏离和平发展的道路。

与布赞的对话恰恰围绕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秦亚青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发展变革时期，没有建构起国际关系学流派是因为中国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西方的理论在整个国关研究领域占据话语权主导地位；中国还没来得及将本国发展经验升华到学理层次，但未来中国一定会产生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国际关系学流派。

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约20年出一个学派。而新中国设立国际关系学科走过了40个年头，开始接触、分析和批判国际关系学理性理论也已20年，因此中国学派的诞生不能总是任重道远的企望。

秦亚青在临近学成归来15年的一段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其中《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借鉴主流建构主义，将“过程和关系”两个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的理论模式。他认为西方个体本位的社会性质核心理念是理性，而中国社会文化的根本理念是关系。他通过对这个中国元素进行概念化处理，在形而上层面勾勒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轮廓。这篇论文在2009年国际关系年会上宣读后，反响很大。有学者称该文可视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开篇之作，有想法、有概念，期盼早日丰富成体系。

2010年，他与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布赞再次论争，就国际社会这个基本概念，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提出了中国学者的视角，英文论文《作为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即将发表。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个人能在其中一个方面有一点建树就很不容易了。我在努力试着趟出一条路来，找出一个哪怕是模糊的方向，提出可能在学理层面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中国学者这样努力，并不是要争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话语霸权，而是要丰富国际关系学知识，在学理上把中国人的创造作为整个人类知识的一部分让全世界分享。”

走出外交学院的大门，秦亚青的话依然萦绕在我的耳际，一个充满进取激情而又缜密清醒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神态，已深深拷贝在我们的印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