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闪耀的瞬间谱:1964年：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外患内忧思路的转变

中苏两党分歧、斗争发展到1964年，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实际已成定局。这使得1964年成为毛泽东思考调整中国对外防御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一个关键年份，或可说是一个转折点。历史发展到这时，毛泽东把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担心着重放在了两点上：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其一，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不欢而散以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双方口诛笔伐的公开论争，而是边界摩擦的加剧，苏联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中苏关系如此发展的结果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什么影响？以苏联为依托的国家军事防御战略是否还可靠？中国的军事战略防御方向是继续单向的对美，还是需要转为双向的既对美也对苏？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其二，自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以来，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争论愈演愈烈，已经从内部讨论发展到公开论战。毛泽东认定苏联的发展道路是错误的，是中国必须引以为戒的。但是进入1960年后，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的严重后果，使得党内出现了一种对内调整经济、对外缓和斗争的休养生息的潮流。这种潮流与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有什么联系？中共党内是否会出现与苏联里应外合的势力？由此，中国面临的更大威胁是西方的和平演变，还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篡夺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重蹈苏联覆辙？不从政治上解决根本问题，只埋头经济建设，中国将向何处去？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毛泽东的这种忧虑构成了两条线索：由对外患的思考引发的关于中国对苏安全战略再认识的过程、由对内忧的审视导致的对中国国家政权巩固与否重新估计的脉络。本文着重考察这两条线索延伸至1964年时交错发展的状况。此两条线索严重影响着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事务的观察，正是在对外患与内忧思考的相互作用下，也可以说是外交与内政的互动下，毛泽东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即一、对苏安全战略的转变；二、对内酝酿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毛泽东对苏安全战略思路的转变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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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北、东北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1]北部的邻国蒙古作为苏联的盟友，接受其军事保护。这种周边环境对中国来说，在中苏友好时期无疑是一种安全保障，而当两国关系恶化，边界争端肇始后，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军事压力。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从1960年8月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的边境冲突肇端起，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便不断发生。根据中国政府的声明，1960年至1964年9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1675起。[2]而苏共领导人则指责说，1962—1963年期间，苏联边界经常受到侵犯，有时还出现粗暴的挑衅事件。1962年中国方面破坏边界近5000次，到1963年，闯入苏联领土的不仅有中国公民，还有中国军人。自1963年5月起，在苏中边界东段，中国边防军和个别中国公民向苏联边防军进行挑衅。这一年发生的苏中边界事件就有175起。[3]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963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公开指出：《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是沙皇俄国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4]这种提法引起苏联方面的密切关注，在莫斯科看来，中国把“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苏中关系中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觊觎苏联的领土”。[5]随着中苏边界摩擦事件的增多，以及中国对中苏边界问题立场的趋向强硬，苏联的回应带有了军事色彩：一方面，从1963年起，莫斯科不仅适度增强其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力量，而且还加强对蒙古的军事援助，苏军也自是年开始重新进驻蒙古布防。[6]7月，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其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在蒙古的铁路两侧及其以东边境省份活动，为苏军的进驻勘察阵地。[7]一方面，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将华沙条约组织的职责由欧洲东扩至亚洲，关注远东地区事态的发展。1963年7月10日，赫鲁晓夫致函哥穆尔卡等华约成员国领导人，谈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已向苏共中央提出加入华约的请求，苏共中央对此持肯定态度。时隔数日，他又表示，苏共中央建议在7月26-27日召开的华约成员国首脑和国防部长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讨论蒙古的这一申请。[8]苏联方面加强与蒙古关系的种种举措，已经明显带有了针对中国的军事防卫意图。尽管赫鲁晓夫接受蒙古加入华约的建议因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反对而未能实现，[9]但是，中国方面很有可能已从罗马尼亚方面获得了这个信息。[10]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同期，中蒙两党、两国关系恶化，泽登巴尔不仅在8月份亲自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批评中国，而且还于9月4日在莫斯科对记者发表谈话，点名指责中国。是年1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裂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决议，蒙古国内的反华宣传达到了空前的高度。[11]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做出决议，指责苏联的一些教科书、学术著作和历史地理地图对苏中两国之间国境线的确定问题有不正确的阐述，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其他条约和协定的评价也不确切，甚至将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的领土列入到中国版图里。为此，苏共中央要求对这些出版物进行删除和修改，以正确的立场阐述苏中关系和苏中国境线划分的历史。[12] 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大力加强驻苏中边界的部队。[13]据中方观察，在中苏西段边界，自7月份以来，苏方前沿兵力增加，边防设施增加，各种军事训练和演习频繁，高级官员并不断到苏中边境地区活动。[14]可以说，这一年已成为两国边界地区局势紧张程度逐步升级的一个转折点。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这样，进入1964年后，上述苏蒙关系的新动向、苏军在蒙古调动的迹象、中蒙关系破裂的前景，以及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迫使毛泽东开始考虑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问题。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谈到：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15]5月15日—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其间，毛泽东在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的主要目标由解决“吃穿用”问题扭转为以战备为中心，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的思路的同时，[16]5月27日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17]周恩来则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18]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是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否定了林彪1962年提出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19]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防御战略一直是针对美国的，其重点防御方向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19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20]林彪关于“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意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尚未破裂，中苏同盟尚且存在，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但是到1964年，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库的讲话中提出：还有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我考虑很久了。过去讲过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一是敌人可能从渤海来，从塘沽，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二是敌人从青岛来打到济南，然后向北，向天津发展；三是敌人从连云港打来，占领徐州、开封、郑州、洛阳，从中间把我们南北打断；四是从上海登陆，沿长江而上，占领南京、武汉，把南北切断。顶要顶一下，也可能顶不住，完全放在顶得住的基础上考虑是不行的，要放在顶不住上考虑。[21]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22]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尽管毛泽东上述认识的着眼点还是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但重要的变化在于，他已开始从军事防御战略的角度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林彪当时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考虑问题，故而在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23]林、毛这种认识上的不同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毛泽东关于对苏安全战略的再思考。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24]这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对苏防卫作战问题。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材料中毛首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同他们讨论了苏联占领日本千岛群岛等问题。在谈到“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时，毛泽东说：“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帐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25]事隔一日，7月12日，参加这次会见的日本人在香港，就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发表了答记者问。同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领导人支持日本在千岛问题上的立场，毛泽东表示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几天后，该报公布了关于这次会谈的详细内容，提及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领土问题，说毛泽东在支持归还日本北方领土要求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了苏联。8月1日，《朝日新闻》还发表了周恩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声明说，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继之，8月11日，日本《社会新闻》周刊全文发表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代表团会谈的记录。[26]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引起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重大反响。9月2日，《真理报》转载了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同时配发长篇编辑部文章：《关于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人代表团的会谈》，严厉驳斥说：毛泽东与日本议员的会谈，暴露了中国领导人迄今为止仍然在低声谈论的那个目的，在谋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图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意向。文章认为，把领土谋求视为普遍原则的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仅触犯了苏联的利益，而且破坏了二战后根据国际条约所形成的体系，导致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文章还提出警告：“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做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27]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利用会见日本议员代表团的机会，以尖刻的口气回应毛泽东说：俄国的沙皇进行了掠夺性的战争，那么，中国的皇帝又干了些什么呢?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并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中国的帝王侵占了朝鲜，占领了蒙古、西藏和新疆。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进行厮杀。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如果侵略者胆敢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我们制造了保卫自己国家、保卫民族、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的最先进的武器。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可怕武器的全部毁灭性力量，我们希望永远不要使用它”。“然而，如果别人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将使用自己手中拥有的一切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侵犯它，谁就会遭到来自苏联人民的毁灭性的打击。”[28]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苏联的强硬态度，对毛泽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多次在会见外宾时询问：“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29] 尽管这时毛泽东认为苏联大规模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似乎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他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30] 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苏安全战略的调整问题了。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是年9-11月，总参战役勘察组对华北、东北和西北“三北”地区重要地段进行战役勘察时，特别注意勘察了当年苏军实施远东战役时主攻方向的进攻路线和日军构筑的工事。[31]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加强对中苏西段边界防卫工作的关注。当时身处“反修前哨”的伊犁军区在总结加强军事情报工作的报告中就提出：要“以反修斗争为中心，配合反帝，以苏联为重点，兼顾蒙古，以掌握当面动向和搜集整理基本情况、战备资料为主要内容，随时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力求提早察觉敌人的企图,保障边防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报告将所属各军分区搜集研究掌握动向情况的任务明确为：以掌握北疆中苏边境苏军军事动向、边防设施、工事构筑、外逃分子回窜破坏和可能的挑衅活动为重点。指出：目前急需整理的战备资料，主要是中苏、次之为中蒙边境资料。并将对外军作战的研究确定为军区所属各单位的主要工作之一，而且强调研究对象以苏军为主，要求各单位应特别注意对苏军攻、防和遭遇战斗行动特点进行研究。报告所附的1964年军事情报调研要点有八条，包括苏、蒙的军事动向、军事实力、兵力部署、后勤补给，苏、蒙在中苏、中蒙边境西段地区的做法、演习情况，苏、蒙境内主要军事目标及边境兵要资料，苏蒙军事关系等等。[32]新疆军区也向总参呈报了“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文件。[33]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0月，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机会改善中苏关系的尝试未果。[34]中苏分裂终于进入了不可摆脱的螺旋。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如果说1960年代初中国反帝反修，所谓“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方针中，“反修”的内容还是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那么，以1964年为转折点，“反修”方针已开始与国家安全战略联系到了一起。换言之就是，中国在实行“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方针中也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的内容。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965年初越战升级后，中美通过信息沟通达成了双方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17度线的默契。在毛泽东的考虑中，美国已经构不成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更大的战争危险可能来自于北方的苏联。4-5月，根据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应付最严重局面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35]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对苏防御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重点。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上述毛泽东对苏联威胁的估计、关于中国对苏安全战略的再认识，不仅不断坚定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已经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影响到了毛泽东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这一方面，为他继续强化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供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反修斗争必须转向国内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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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国内、特别是中共党内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已越来越成为毛泽东所集中关注的问题。毕竟，就意识形态的评判而言，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敌意比对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他的认识中，修正主义颠覆的危险要比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大得多。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毛泽东很早就把党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方针和路线的不同意见视作是苏联修正主义浸洇的结果，其集中反映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评价问题上。在这方面，毛泽东不仅注意到赫鲁晓夫所持的怀疑和否定态度，[36]更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下战表”的表现与他此前访欧同赫鲁晓夫的会见联系到了一起。[37]庐山会议后开始的反右倾运动就是要整肃党内的修正主义苗头。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962年1月初，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谈到：高岗、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他们同国际修正主义者有联系。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不可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教条主义，只有马列主义。[38]是月，在七千人大会期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国家。[39]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党内这股休养生息的潮流，引起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在王稼祥等人提出纠正激进外交方针的建议后仅两个多月，毛泽东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复辟问题，并且把反对国际修正主义与国内各种问题联系了起来，指出，北戴河到北京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42]此后，虽然鉴于上述一类意见均是由中央领导人提出，毛泽东由此对恢复和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43]但这种着眼于经济利益和建设的趋势，显然是同他的政治发展战略大相径庭的。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于是，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总题目叫做“反修防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的问题。在几年来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已感到中国国内也存在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这次会上的几次讲话，于此前后写的许多批语，以及由他口授，陈伯达整理，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中，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和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指出：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在地主富农分子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并明确提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不要很长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44]毛泽东还在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给建议采取和缓外交方针的王稼祥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他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45]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进入1964年后，毛泽东关于内忧问题的考虑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方面，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估计更加具体化了。根据毛泽东的认识，苏联之所以产生修正主义，在国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物，是贵族工人和富裕农民的产物，在国际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产物。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已经是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46]而中国全国有地主资产阶级3千5百万，在工厂、农村、机关，有那么少数人就赞成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搞了15年社会主义革命，结果还有一些人民公社在敌人手中，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则为资产阶级所掌握。[47]一方面，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份子的估计更加严重化了。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党也是不纯的，建设社会主义15年了，还有国民党。[48]因此，中国也有修正主义因素，如果不注意，中国也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49]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必须迫使全党把工作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转向防修斗争。而实现这种战略上的转移，就需要渲染一定的氛围、制造必要的舆论和创造有利的条件。是年，在毛泽东关于从外患转为内忧的认识及其向党内的描述中，国内修正主义的表现是具体的，将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方向是明确的，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所显示的后果是严重的；而且，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已经找到，国内反修防修斗争的目标也越来越集中了。总之，从在国际上反对和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转向在国内发动阶级斗争以保证中国的政治取向，毛泽东的思路清晰，步骤分明：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第一，将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表现进一步具体化，向全党讲明，修正主义在党和政府中的确是存在的。1月份，毛泽东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50] 春节期间，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则明确指出：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就是农工部、联络部和统战部；[51]并于4月接见日共代表裤田里见等人时说：中国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52]在5-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中国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权力不在我们手里，而掌握在敌人手里的判断；刘少奇也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53]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第二，明确把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的大方向，让全党知道，反修防修任务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国际上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在3月1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向中央决策层宣布：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的防修反修问题。[54]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第三，描述出党内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后果，使全党明白，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存在与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同样会使无产阶级丧失国家政权。毛泽东在2月会见金日成时就已忧心忡忡地谈道：如果让彭德怀一类的人“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而且还特别强调说：“有些人不作声，但是等待时机，所以要提高警惕。”[55] 此后不久，他即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并于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56] 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时，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57] 显然，毛泽东的这些议论，目的不仅是对外部威胁的考虑，更主要的还在于要提防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国内发动政变。7月14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最后一篇论战文章“九评”即公开强调指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58]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第四，做社会舆论和群众基础的铺垫，找到开展国内阶级斗争的方式。毛泽东一方面，继续领导与苏联的公开论战，组织撰写并审阅、批准发表七、八、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59]明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在群众中为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做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一方面，向全党、全国明确，在国内开展这场政治斗争必须依靠党内外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毛泽东看来，不仅搞经济建设需要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那样开展群众运动，政治上的反修斗争只在党内进行也是不行的，1959年党内反右倾开展不久便开始进行甄别，有人随即出来翻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能够制约党内反对意见的真正力量在于发动广大群众。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四清”运动就是广泛动员党内外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尝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第五，让广大群众都看清这场斗争的最终目标。在6月14日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60]12月15-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毛泽东开始透露出其矛头所向。当与刘少奇等人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判上发生分歧时，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61]进入1965年后，1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62]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真正危险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月14日发出的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更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3]斗争的最终目标越来越集中和明朗化。[64]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最后，还要使中苏关系继续保持一定的紧张度。1964年2月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进行到5-6月末时，苏联方面已确认同意沿界河主航道中心线确定边界线，中苏双方就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的走向达成一致，形成了工作小组协议草案：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除黑瞎子岛之外，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和约600平方公里争议水面划归中方；额尔古纳河以现行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苏方控制的200余平方公里岛屿（苏界外领土）划归中国。陆界稍有调整。只是双方在承不承认与中苏边界有关的中俄条约的不平等性、黑瞎子岛的归属等问题上还僵持着，协议尚未正式签署。[65]这时，中国方面可以有三种选择：一、先搁置关于不平等性问题的争议，将黑瞎子岛的归属问题挂起来，签订协议，解决中苏东段绝大部分边界的走向问题。二、僵持在现有立场上，但将谈判继续维持下去。[66]三、激化矛盾，避免谈判较快取得成果，造成中苏和好的迹象。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毛泽东选择了第三种方略。前述他在7月10日对日本人发表的向苏联算领土旧帐的著名谈话，客观上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这次边界谈判的破裂。尽管毛泽东后来曾解释说，他是“采取攻势”，“放些空炮，讲些空话”，让苏联人“紧张一下”，目的在于“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67]但也不排除他还有另一种考虑，就是暂不与苏联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保持对苏联某种程度的压力，进而维持中苏关系一定的紧张度，由此继续将苏联纳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假想敌之列，以利于他利用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至此，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准备和铺垫工作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投入一石而激起千重浪——选择适当的时机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简要结语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上述外交与内政两条线索交错发展的结果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思考，美国已经不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唯一威胁，还有一种战争危险来自苏联。由此，为防备四面来敌，必须改变中国原定的发展战略，抓紧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毛泽东对外部苏联威胁的警惕，进一步影响到他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使他愈益把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戒备苏联向中国渗透，进行里应外合的颠覆活动。在毛泽东看来，防止中国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一场政治革命，即文化大革命。而发动这样一场运动，需要继续保持与苏联关系的某种紧张度。苏联客观上对中国构成的军事压力使毛泽东考虑转变对苏安全战略，着手准备对苏联的军事防御。而要保证反修防修政治运动在国内顺利展开，也必须关注对苏军事防卫问题。这些便是1964年毛泽东忧患意识中的思维逻辑。外交与内政的互动作用就这样在1964年突出地显现出来，导致毛泽东做出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总之，1960年代中苏关系的内核已发生变化，两国关系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中苏这对盟友，从1950年代初期的同志加兄弟，50年代末期的竞争对手，进入1960年代后，以1964年为起点，苏联开始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假想敌，中国则成为觊觎苏联领土的扩张主义者，双方都开始加强针对对方的军事防卫措施。角色的这种变换，使中苏两国从此一步步走上了相互敌对的道路。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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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丹慧，1954年生，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史所研究员。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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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24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2] 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指出：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见《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1960年至1964年9月苏方挑起边境事件的数字据此推算而出。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3] 自藏俄档复印件：1964年2月14日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报告，1963年7月17日苏共代表团代表安德罗波夫在苏中两党会谈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7月10日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在苏中两党会谈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编号：SD10400、SD08113、SD08109。笔者曾与沈志华在俄国和美国收集到不少有关的俄国解密档案，由于辗转复印，原档馆藏编号多有脱漏，此处标注的是自存俄档编号。下同。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4]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5] 参见[苏]普罗霍罗夫著：《关于苏中边界问题》，北京印刷三厂工人理论组、近代史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研究室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211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6] 参见223.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December 1,1966, FRUS 1964-1968, Vol.XXX China, in: http://www.state.gov/www/about_state/history/vol_XXX/220_229.html；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蒙古人民共和国曾宣布，因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无必要保持常备军。苏军于50年代分批撤出。参见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4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7] 孙一先著：《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8] 自藏俄档复印件：1963年7月10日赫鲁晓夫就蒙古希望加入华约事宜致哥穆尔卡函，1963年7月15日赫鲁晓夫就华约成员国武装力量等问题致哥穆尔卡函，1963年7月15日泽登巴尔就希望加入华约事宜致西伦凯维兹函，编号：SD13011、13012、SD13013。英译本可分别见：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collection_11/docs/rel_100763.pdf，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collection_11/docs/rel_150763_2.pdf，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collection_11/docs/rel_150763_1.pdf.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9] English translation: Shorthand Record of the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Romanian Workers’Party Central Committee, July 18,1963, in: 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collection_20/630718.htm；English translation:  Memorandum by Polish Foreign Minister Adam Rapacki opposing Mongolia’s application for membership in the Warsaw Pact, July 20, 1963, in: http://www.isn.ethz.ch/php/documents/collection_20/630720.pdf.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0] 1960年代初期，由于同苏联矛盾的发展，罗马尼亚有借助中国力量抵抗苏联压力的要求。从1963年初开始，罗主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中国则积极响应。自是年起，根据罗方建议，中罗两国外交部加强非正式往来，沟通、传递信息。中罗两党两国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保持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322-327页。在这种状况下，罗马尼亚有可能将苏联建议接受蒙古加入华约的消息反馈给中国。不过，目前尚无档案材料支持这一推测。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1] 《在大漠那边——一个前驻蒙外交官的回忆录》，第81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2] 1964年6月8日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以及绘制的地图中不正确阐述苏联与中国边界确定的历史决议，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4,оп.17,д.575,л.579。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3] 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苏联国防开支估计：趋势和前景》，转引自《苏联问题译丛》编辑部编译：《苏联问题译丛》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94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4] 1964年8月15日伊犁军区司令部文件：七月份边情综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29,第111-113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5] 1964年2月27日毛泽东同金日成第一次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6]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43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7] 吴冷西著：《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8] 1964年8月4日、5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国防工业和计划工作汇报时的插话，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9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19] 参见总参《罗瑞卿传》编写组编著：《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2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20] 1998年6月军方学者的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21] 1964年6月16日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号120，第73-76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22] 《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54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23] 参见《罗瑞卿传》，第476-477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24] 参见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25] 1964年7月10日毛主席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记录，广西自治区档案馆，目录X1，全宗35，卷号116，第37－46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27] 《真理报》，1964年9月2日，转引自S.N.冈察洛夫、李丹慧：《关于俄中关系中的“领土要求”和“不平等条约”：神话与现实》，《远东问题》（俄国）2004年第5期即将发表；[英]彼德·琼斯、西安·凯维尔著：《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1984）》，郭学德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28] N.S.赫鲁晓夫同志接见日本议员代表团，N.S.赫鲁晓夫同志于1964年9月15日与日本议员代表团的会谈，《真理报》，1964年9月16日，9月20日，转引自S.N.冈察洛夫、李丹慧前引文，《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10月号即将发表。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29] 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30]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31] 参见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王仲春前引文，《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32] 1964年4月6日新疆伊犁军区报告：为保障边防斗争和战备任务的胜利完成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搜集研究整理工作（初稿），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29，第135-141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33] 笔者1998年8月曾在新疆军区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见有1964年初中期新疆军区司令部向总参呈报的“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条。不过，笔者未能获准查阅具体材料。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34] 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35] 参见《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第55页；王仲春前引文，《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05、657-66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392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37] 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北京、长沙，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204、239、275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38]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39] 参见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40] 参见《王稼祥选集》编辑组编：《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460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41]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94-1195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42] 参见1962年9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号119，第1-6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91-1093、1100-1102页；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43] 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年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第5－6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44] 《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561-563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09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45] 1963年5月22日毛泽东同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46] 参见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记录，1964年5月1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47] 1964年9月4日毛泽东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谈话记录，1964年7月13日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外宾谈话记录，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48] 1964年9月4日毛泽东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49] 1964年7月13日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瓜德罗普、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外宾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50] 1964年1月17日总参情报部印发《阿破获一叛国案简况》说：据悉，该叛国集团的任务是为苏联提供情报，暗杀领袖。1月28日毛泽东在此件上做出关于“注意我内部是否有苏联和蒋帮布置的人”的批语。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51] 指农工部部长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只讲统一战线的同盟关系，不讲阶级斗争关系。参见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接见斯特朗、柯弗兰、爱泼斯坦等人谈话记录；1999年11月邓力群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52] 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第二次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53] 邓力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7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54] 《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33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55]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同金日成第二次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56] 《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下），第778-779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57] 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250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58]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59]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2月4日、3月31日。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60] 参见《罗瑞卿传》，第471-472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61]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批评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是两个“独立王国”。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54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62]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斯诺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63] 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55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64] 据协助毛泽东起草文件的陈伯达说，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整刘少奇了。参见王力著：《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65] 参见 Ю. М. Галенович，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ⅩⅩ веке：Граница，Москва：Изограф，2001, С.99； 《中国外交辞典》，第725页；В.С.Мясников，Е.Д.Степанов，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1,С.203；Мясников，В.С.，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Москва 1996,СС.375-379.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66] 如1969年开始的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即持续了近10年。xU5孤独书斋学术网

[67] 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xU5孤独书斋学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