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男性不育原因:战略思想之 《乾坤大略》

王余佑与《乾坤大略》 　　王余佑，字介棋，自号五公山人，河北献县人。生卒年已不可考，大约为明末清初。早年受业于孙奇逢，学习兵法并随之征战。明亡后又从孙奇逢讲性命之学，并隐居五公山授徒讲学，五公山人之名即由此而来。他曾著作兵书数种，而足以显示其战略思想特点的代表作即为《乾坤大略》。 　　《乾坤大略》全书共十卷，外加补遗一卷，其卷目如下：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兵进必有奇道。 　　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卷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卷六：攻取必于要害。 　　卷七：据守必审形胜。 　　卷八：立国在有规模。 　　卷九：兵聚必资屯田。 　　卷十：克敌在勿欲速。 　　补遗：佐胜之著，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王余佑对其著作此书的动机和书中的内容曾自作说明。他在总序中指出，该书主旨为：“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他又进一步解释：“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跋)简言之，他是以分析历代成败得失的因果关系为目的。但他所重视者又非实质问题，而是抽象的原则。所谓“乾坤大略”即为“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之意，所以他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以提出“战争原则”(Principles of War)为目的。他做这样的尝试就时间而言又是远在西方学者之前，因为西方之有所谓“战争原则”是始自克劳塞维茨。 　　当然，这就难免有教条主义的趋势，不过作者早已考虑到这一点。他指出，这些原则是“其为机也甚活，其为用也甚广，其为体也甚约”。所以“此定局亦活局也，然须先识活局而后始识定局也，此又非解者不辨也”(跋)。简言之，他认为必须先从应用上去了解各种变化(活局)，然后始能认清原则的永恒性(定局)。但这并不容易，因此他才说：“此又非解者不辨也。” 　　王余佑说：“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跋)也就是自认为其书有合理的逻辑顺序，能够构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每一卷之前都有“自序”足以表达其创见。虽然全书的绝大部分都是史例的叙述，但那只是对原则活用的示范而已，并非其主要部分。现在就依照其卷目的顺序来简介其精华。
一、兵起先知所向 　　王余佑的这部书每一卷都有一句卷名(卷首语)，那是其全章的主旨，也就是现代军语所说的“战争原则”。所以严格说来，读他这部书的时候只要了解他那十句话的意义也就够了。而这十句话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言，简单并非意味着容易。若真能了解这套原则并能作弹性的运用，则亦可以为名将矣。 　　为何一起兵必先知所向？王余佑认为起兵“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这就足以决定成败，其中关键又在选择进兵的正确方向。方向如何选择又是以敌之强弱为准。所以，“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用李德哈特的理论来解释，即敌弱时可采取直接路线，而敌强时则必须采取间接路线。其理安在？那就是“避实而击虚，乘势而趋利”。 　　这两句话原本出自孙子的思想，但王余佑曾作进一步的解释。他说：“避实击虚则敌骇不及图，如自天而下；乘势趋利则我义声先大振而远近向风。”简言之，前者足以对敌产生奇袭作用，而后者则更扩大其心理影响作用。这也正如李德哈特所云，间接路线的意义不仅为地理性的，而更是心理性的。
二、兵进必有奇道 　　这一条可以说是前一条的补充或延伸。王余估认为，既已决定了方向，则正道之存在自不待言，但“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因为“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所以敢于断言其“必有奇道”。因此，他作结论曰：“进兵而不识奇道者，愚生也，黯将也，名之曰弃师。” 　　此种思想大致与孙子所见略同，孙子主张以迂为直，后人发先人至，要想达到此种理想，则必须采取“奇道”。李德哈特也认为，虽然同时有直接和间接路线之存在，但善用兵者必然会尽量采取间接路线。
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进兵固然应尽量蹈隙乘虚，出奇制胜，但不可不与敌军遭遇，当与敌第一次遭遇时，必须主动寻求决战。其理由是“非我乐战也，不得已而与敌遇，非战无以却之”。盖兵已深入，若不猛战疾斗，一为敌所乘则无可救，反而言之，若能出其不意，一战而胜，则敌军丧胆，我军士气大振。这也正是“古所谓一战而定天下”的道理。简言之，应乘初起锐气，寻求决战，否则师老兵疲将无以善其后。“速战速决”本是孙子的基本观念，王余佑不过是予以再强调而已。
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这一卷所论者是会战时的战术问题。虽然必须寻求决战，但又不可逞匹夫之勇，所以王余佑说：“战固无疑矣，然不得其道，祸更深于无战。”在战术领域中所应重视的基本观念“出奇设伏”，其目的为“用寡以覆众，因弱而为强”。
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王余佑主张用心理战来为军事战扩大战果，这要算一种颇富创意的观念。因为乘着战胜之余威，招降自易于成功，于是也就可以较迅速地结束战事。反而言之，若一定要赶尽杀绝，则只会促使残敌作困兽之斗，徒然消耗兵力，甚至引起不利结果而使前功尽弃。此种观念在大战略层面上也同样适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同盟国坚持“无条件投降”，遂使战争丧失可能提早结束的机会，即可为一例。
六、攻取必于要害 　　攻击必须以要害之地为目标。因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于是行动易受敌方控制。王余佑警告说：“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皆由于谋之不早也。”
七、据守必审形胜 　　防御也像攻击一样，必须根据地理形势来拟订作战计划。所以，“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泛守非难，守而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率使汉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
八、立国在有规模 　　从卷一到卷七，所论者都是不出军事战略的范围，但这一卷所论者则层次较高，其重点为说明立国之初，政府必须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只有如此，始能“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简言之，任何国家(朝代)的前途都与其开国规模具有密切关系。所以在开国时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必须作深谋远虑，然后始能长治久安。 　　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能提供的例证真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我国旧有兵学著作中却很少提到这一问题，所以五公山人的确是一位颇有远见和创意的思想家。
九、兵聚必资屯田 　　从较广义的观点来解释，此卷的核心观念为说明后勤的战略重要性。自古以来，谈战略者往往只注意其作战方面而忽视其后勤方面。王余佑能把后勤也列于其“原则”之内，实属不可多得而值得钦佩。 　　在农业社会的时代，主要的资源即为粮食。有粮则兴，无粮则亡。“古所谓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良有以也。王余佑认为屯田是“以人力补天工”，实为解决后勤问题的要诀。
十、克敌在勿欲速 　　前面九条都是积极的训示，而这最后一条则为消极的警告。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结论。欲求成大业则必须有宏伟的理想，长远的计划，而切忌贪近利，求速效。孔子日：“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所有的战略家必须遵守的最后一条原则。 　　《乾坤大略》在我国古代兵书中要算是独创一格，其基本观念可谓要言不烦。其所以定名为“乾坤”也就是暗示这套原则具有永恒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虽然不免有教条的意味，但仍不失为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