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分化形成什么:马相伯：教育救国科学与人文并重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  要：马相伯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论先驱。他倡行的科学与人文并重的教育救国思想，既吸收了教会大学一些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又秉承了儒家人文教育精神，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马相伯的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不仅积极回应了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而且为中国近代大学史提供了一个利用教会教育资源自主创办现代大学的成功范例。    关键词：马相伯；教育救国；耶稣会；科学；人文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6)07—0087—06           Developing education to save the country: value science                             and humanities equally        --Study on Ma Xiang-bo's ideal and practice of founding and running universitiesLIU Zheng-wei, XUE Yu-qin(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Ma-xiangbo was a pioneer with the thought of developing education to save the country in the modern age. He initiated the thought of valuing science and humanities equally while developing education to save the country. His thought absorbed the tradition of Catholic Jesuitical humanism education as well as inherited the Confucianism humanities spirit, and gave it the ages content. In the modern Chinese social change, Ma-xiangbo' s ideal and practice of developing education to save the country not only responded to the ages topic of enlightenment and saving the country, but also provided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making use of the church education resources to establish modern university for the Chines modern university history.     Key words: Ma Xiang-bo; developing education to save the country; society of Jesus; science; humanities      在近代中国大学校长群体中，马相伯(1840一 1939)是一位经历独特、学贯中西，具有先进办学理念，充满强烈救世意识的教育先驱。他的一生，不仅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而且出人于教会与世俗生活之间。从晚清到民国，他先后创办震旦学院(1903)、复旦公学(1905)，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12)，参与创立辅仁大学(1923)，呼吁筹建函夏考文苑等。在急剧动荡的近代社会变迁中，作为一位宗教家，马相伯矢志不渝地倡行教育救国思想，并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赋予其内涵。马相伯的办学理念及实践意义在于，他不仅对教育救国思想作出了崭新的诠释，而且以其办学实践为中国近代大学史提供了一个利用教会教育资源自主创办现代大学的成功范例。    一、教育救国：宗教家的世俗情怀    近代中国，教育救国思想是在民族救亡图存思潮中孕育而生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和蹂躏，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然反抗。19世纪 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惨遭败绩，它在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求富之梦的同时，也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探寻救国之道。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既反映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国家认识的加深，同时也反映了近代有识之士开始从国家民族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探讨救国之道。    马相伯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鸦片战争中，家乡镇江人民浴血抗击英国侵略者的事迹深深地烙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以后，他在上海接受子严格的教会教育和西学的洗礼，由于兄长马建勋的关系，他得以把所学投入洋务运动中。和当时的洋务派一样，马相伯希望通过大办洋务及发展民族工商业振兴国家实力，让积贫积弱之中国早日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他先后负责管理洋务派的重要企业——山东潍坊机械局，参与调查、整顿上海轮船招商局，随驻日公使黎庶昌出使日本，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并任驻日本神户、长崎领事；他还曾受李鸿章之命，一度充当朝鲜国王的“新政”顾问。然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所提出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设想及方案大多落空。马相伯对晚清官场虚与推诿、苟且偷安及愚昧无知失望之极，这使他的经世救国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淡出晚清政坛之后，马相伯把救国的理想与抱负转向了教育界。    马相伯出身于天主教世家，是一名忠实而虔诚的信徒。他曾经幻想把毕生的精力献身于主的救灵事业，然而，在近代中国那样一个倍受西方列强欺凌的社会，马相伯的思想精神和信仰注定要处于一种困境之中。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在马相伯看来，确实能给人以抚慰心灵的作用，尤其是在近代社会价值失范，传统伦理分崩离析的年代，宗教的弓1领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包括法国耶稣会在内，西方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挟政治、军事势力自重，经常蛮横地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所谓传教活动，动辄对中国地方事务横加干涉，纵容信徒在各地胡作非为，对中国的地方事务及主权构成了严重的挑衅，以致从19世纪60年代起，国内仇教事件不断。这种现象触使马相伯必须在宗教信仰与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之间作出选择。事实上，在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冲突。马相伯虽然经受灵与肉的痛苦，但在心灵的天平上，始终倾向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一边。到19世纪末，马相伯则公开地将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马相伯的态度是，与其先拯救沉睡的个体灵魂，不如先拯救积弱的中华民族，毕竟“宗教的主义，是讲未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1]    对于封建科举教育的认识与批判是马相伯立志献身于教育救国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世纪中叶，马相伯进人徐汇公学学习时，课程虽然以教理及西方科学知识为主，但学校还是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以晋身仕途，扩大社会影响。因此，学习传统经史之学以及八股文，在马相伯早年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马相伯(1852)与弟弟马建忠(1860)乡试失败的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乃至封建教育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批判：封建教育除了教给人满脑子愚昧的知识，造就一批冬烘头脑外，于社会的变革以及国家的富强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促进作用。马相伯认为，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应该努力引导学生学习那些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富强之路的“泰西之学”，而“广开学校，造就人才”，则是其中最根本的途径。    二、崇尚科学，经世致用    马相伯在创办震旦学院时，阐明其立学宗旨是：“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谈教理。”[2]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正是他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具体写照，其中，科学教育被马相伯列于首位。    作为天主教耶稣会学校毕业的学生，马相伯对科学及科学教育的价值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众所周知，自培根从哲学上提出科学的本质在于实用性价值的追求而非自由价值追求之后，科学在西方社会及教育中的功用越来越彰显。在西方传教史上，耶稣会诞生于天主教遭受新教挑战的危机时代。为赢得挑战，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圣·依纳爵把创办系统的学校教育，以科学教育回应时代的品位和社会的需要，与塑造基督徒灵魂，进行人文主义教育等作为实现宗教改革的重要手段。积极关注现世生活精神，以科学传教，自此成为耶稣会的传统。明代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就因为在传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而受到了中国士大夫的欢迎。可惜，清代中叶以后，在华耶稣会丢弃了这一传统。 19世纪中期起，为了再现昔日风采，在华耶稣会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尽快恢复科学传教的传统，并努力培养一批人才，“以他们的教养和智慧作为民族的精锐与领袖”。1851年，创立于上海的徐汇公学就是其产物。马相伯在数学、天文等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即得益于这所学校及随后耶稣会初学院的教育经历。当然，之后投身洋务运动则更促使马相伯对科学与国计民生关系的认识加深了一层。    近代中国对科学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器而道的演变过程。从洋务运动时期强调学习西方的军事科学技术，到维新变法时期强调对科学知识与原理的探讨，再到五四时期倡导科学革命，培植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养成科学态度，科学的内涵不断被扩展，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亦由表面而逐步深入。作为受过宗教与科学教育洗礼的学者，马相伯并没有从宗教信仰的视角单纯地看待科学及科学教育问题，而是从科学之于国家及民族命运的关系来认识。在他看来，科学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文明”，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可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马相伯曾发表演说称：“立国于二十世纪科学之世界，必赖科学的发达，始足以自存。”[3]他批评中国人懒于思想，缺少创造力，只有“买办头脑”，缺乏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此外，他还指出，科学是破除迷信的最好武器。    马相伯对科学教育内涵的阐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课程的科学知识与理论；第二，作为课程的科学技术及应用知识；第三，探求知识，追求事物本质的自由而独立的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马相伯对科学知识及理论的重视，可以从震旦学院、复旦公学的课程设置中清楚地看出来。马相伯创设震旦学院时虽然标榜其培养目标为“广延鸿儒，培成译才”，但它在课程设置上却把“质学”(即科学)与“文学”并列为两个对等的学科。在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之外，马相伯十分强调自然科学课程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所谓“质学”即科学，在马相伯看来，实际上是一个范围很广泛的课程概念。对此，他分设主课和附课：主课包括物理学、化学和象数学；象数学又包括算学、几何、代数、八线(三角)、图授(立体几何)、重学(力学)、天文学等。附课则包括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农圃学、卫生学、簿记学、图绘、乐歌、体操等。    “学以致用”曾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传统之一。明清以降，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这一传统不再彰显。马相伯从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强调掌握西方科学技术，培养社会实用人才对于个人及民族发展之重要。他在复旦公学设置了许多应用型学科专业就表明他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基于这一认识，马相伯认为科学教育应该在教育中广泛实施。“泰西科学制造，时有新知广……必至彼已累变，我尚懵然。劣败之忧，甚为可惧。”[4]正是从科技知识运用的角度，马相伯主张大力发展具有科学创造成分的职业教育。    法国社会学家、教育家涂尔干指出，科学所包含的思考方式和推理方式，“是我们在其他任何学校都无法学到的，如果科学不存在，我们就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的确，科学教育的实质是透过科学知识及其应用层面，最终培植一种追根溯源，探求真知的自由独立精神。马相伯说：“西人科学，各有其所以然，问即问此所以然也。科学各有所徵用，问即问此所徵用也。或由问而致学，或由学而致问，谓之问学也可，学问也可。研究也者，即研究此问之所得也。”[6]从追求科学精神出发，马相伯反对当时学术界从日本转译西方科学术语及概念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使许多概念、词汇失其本旨，甚至歪曲原意，长此以往，甚至有害于整个民族精神。马相伯多次发表演讲，呼吁青年学生掌握科学的方法，培养其智慧：“在校求学，必须手脑并用，研究与实验并重。能如是，然后才能求得‘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必有‘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乃能实际应用，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建国，以科学创造全人类之福利。”[7]时人曾经指出：“中国科学之发展，皆华封(马相伯笔名)鼓吹之力。”[8]虽有溢美之嫌，但马相伯在科学及科学教育方面所作的贡献的确功不可没。在清末震旦、复旦肄业的那些学子中，后来涌现出了竺可桢、翁文灏、胡敦复等一批科学家绝不是偶然的。    马相伯倡导科学教育，并不是唯科学主义者。他在肯定和高度评价科学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时，又从理性与价值的立场出发，反对盲目推崇科学，尤其是反对科学万能论。他批评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唯科学主义者“拾西人科学之唾馀”。[9]马相伯认为，科学只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除此而外，还有道德、宗教、文学等人文领域的成果，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各有其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求真，后者求善、求美，其间没有孰轻孰重之分。缘乎此，马相伯主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    三、注重人文教育，培养独立人格    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圣·依纳爵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教育，因为诞生于文艺复兴后期，因此吸收了人文主义的一些重要内容，如重视人性，强调现世生活，等等。概言之，在神圣的宗教信仰下，充满着浓厚的世俗情怀，是天主教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取向。耶稣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1)道德教育是其核心内容。因为它不仅是世俗知识教育的前提与准备，而且可以增强学习的意志，通过严格的“精神训练”克服人性的缺陷，磨砺意志品格，形成宗教态度。(2)以古典文化为取向的人文课程，其中神学和哲学居于突出地位。所谓古典文化课程，包括古典语言与古典文学。古典语言指古希腊语和拉丁文；古典文学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耶稣会早期古典文学家詹姆斯·庞塔拉(James Pontanus)曾宣称：“人文学科的学习是训练一个完善的人……倘若没有古典文学的教育，其它分支学科将是沉闷而丧失活力的。古典文学赋予其它学科以生命、呼吸、感情、血液和语言。”[10](3)在教育方法上，崇尚自然主义和个性化的教育方式。一方面，主张为学生提供适宜的环境，让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中接受熏陶；另一方面，为使学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广大信徒，教育方式注重演讲、辩论等多种方式。    马相伯作为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他在创办大学过程中无疑秉承了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传统，不过，他不是没有批判地全盘接受，而是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视角，进行合乎时代的变革。    首先，它从道德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人手，强调道德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中的核心地位。马相伯认为，道德品格不立，一切社会改革都不过是空谈罢了。他在演讲中多次强调道德教育是教育的根本和核心。他在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发表演讲时说：“所谓大学生，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索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诸君在此校肄业，须遵重道德、专业学习，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11]马相伯所阐述的道德含义很丰富，既包括中国儒家优秀道德元素，又包括西方资产阶级一些重要的伦理道德品质。不过，从总体上看，马相伯所推崇的道德教育，大致“以儒家之理想主义为指归”，《大学》中的“止于至善”是其最终目标。为了实现这一最终目标，马相伯强调不仅要培养“人人独善其身”的“私德”，而且更要重视中国传统教育一向较为缺乏的“公德”教育，因为后者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构成因素。他说：“邦族之文明，不专在民智，尤在民德。民德尤重公德。公德为合群所必要，且公德盛，私德亦昌。”[12]    其次，在人文课程实施中，马相伯结合中国近代教育的实际，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    第一，在课程的总体取向上，以古典文化教育为主，同时重视现代语言课程的学习。如前所述，马相伯将课程分为“文学”和“质学”两大类，文学类课程包括古文和今文两类，古文包括希腊语、拉丁文等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马相伯认为，西方的古典语言与古典文学是西方精神文明的源头和象征，它具有人类共同理性的永恒价值。学习它们，不仅可以获得历史的视野，而且可以穿越历史时空，养成一种宽广的胸怀，对于提升民族文化素质具有重要价值。在古典人文课程设计中，马相伯对中国古典文化格外珍视，可以说，在他的人文主义教育中渗透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    此外，马相伯还很重视现代西方人文课程的学习。他设计的今文课程包括英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他认为，处于列强环视，豆剖瓜分危机中的近代中国，其当务之急，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制度文化，以争胜于世界。因此，非但要学习西方的现代语言课程，而且，最好要掌握二至三种。他指出：“东西学成之士，当国之家，国文而外，鲜不旁通三、四国者。况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必以知彼为先。知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13]基于此，除了耶稣会学校规定开设的法语外，马相伯还坚持在课程中增设英语和德语，并明确提出按照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教授法，用现代国语讲授古典语言，随讲随译，“译成即可为他学校课本”。    第二，重视哲学课程学习。在耶稣会学校人文课程中，哲学被看作是一门既高深而又重要的课程。学生只有在完成普通课程学习以后，才能钻研哲学，最后进入神学课程学习。按照天主教人文主义者的主张，大学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指向人的理智的培养，发展人的理性。为了进行理智的训练，大学应该提供所谓普遍性的和完整的知识。大学只有把哲学知识包括在其传授的知识范围之内，并且为知识而知识，才能更适于理智的培养。在近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即西方哲学是与西方科学结伴传人中国的。作为西方社会精神的结晶和思想基础，对中国而言，西方哲学不仅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可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15]然而，由于近代西方哲学常与近代欧洲政治上的革命学说联系在一起，因此被晚清封建统治者视为“欺世而惑人”之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不仅没有援引欧洲各国及日本大学通例，设置哲学科，而且在大学堂章程中也恪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圭臬，拒绝西方哲学课程的进入。这种做法曾经遭到当时众多学者的指责和抨击。马相伯认为，就像不学希腊语和拉丁文没有办法学习西方现代语言一样，不学西方哲学也无法掌握西方的政治、科学和思想文化，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基于此，在震旦，他所设计的文学类课程专设哲学课。    为了让学生更加准确地了解东、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马相伯不仅亲自执教该门课程，而且编撰教科书《致知浅说》，深入浅出地介绍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及儒家道德哲学，以及印度的因明学。“凡哲学术语，一本拉丁，‘不徒欲探欧语之源流，并欲探希腊拉丁人震古铄今之爱知学也。’”[16]复旦创立时，清廷已颁布《奏定分科大学堂章程》，明确要求讲授“列朝学案”及孔孟伦理，然而，马相伯在复旦公学却仍然保留了哲学课程，并分论理学、伦理学和性理学三门。虽然马相伯作为天主教徒，笃信神学，但在教授哲学时却恪守“不谈教理”的誓言，绝不把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兜售给学生。他认为，“神学的研究对象为第一原理，为造物主，其最终解答为不可知”；“而哲学与数学的对象则为可知之物，即由浑而求其画，由显而求其微，由具体而求其抽象，或由已知推知其未知”。[17]    第三，研究学问的精神。“夫学问者，世界所最尊贵者也。”马相伯希望把大学办成一个学者自由问学的地方。他用Academy命名震旦学院即表明了这一追求，马相伯批评中国封建教育以死记硬背为能事，缺少追求和研究学问的精神，这恰恰与人文主义教育精神相悖离。因此，他主张用研究学问的精神改革旧的教学方式和一切陈规陋习。在马相伯看来，教，不是一味地灌输，重在指导门径；学，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而重在养成独立研究问题的意识与能力。他为各科教学确立的原则是：“提举纲领，开示门径。”总之，马相伯反对那种拘泥于文字的训诂和生硬的灌输，认为它是培养“冬烘头脑”和“欺饰心理”的罪魁祸首。他提倡师生之间进行自由平等的讨论与思想的交流。    从古希腊开始，演讲和辩论就是人文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罗马人的世界里，能言善辩不仅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及扮演活跃角色的重要品质，也是获得权势的钥匙。”[18]在耶稣会教育中，演说与辩论除了有完善人的品性的一面外，其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与应变能力，锻炼学生的胆识，更好地传经布道。马相伯在震旦和复旦一直积极倡导演讲和辩论：每星期日上午，学生均不准外出，由他本人拣定许多演说题目，轮流命诸生练习演说。马相伯则把演说所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如开始怎样能抓住听众，结论怎样能使人对于他的演说获得具体的了解等，告诉学生。[19]他提倡演说与辩论，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完善个性和提高人文修养；二是培养学生启发和动员社会民众觉醒的政治才能与社会责任。马相伯多次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无负责之国民，国即将无由而立”。[20]要爱国救国，就必须广泛唤醒民众，扩展其知识，提高其觉悟。从震旦到复旦，诞生了于右任、马君武、邵力子等一批革命志士，与马相伯早年这一倡导之功是分不开的。    四、简短的评价    在近代中国大学兴起中，教会大学及其理念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力量与思想资源，马相伯的大学办学理念及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利用教会教育资源自主创办现代大学的范例。他提出的“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等思想理念，不仅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功利主义教育价值的空疏，而且跳出晚清“中体西用”的庸俗教育框架体系。他将西方大学史上争执不休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教育比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结合点就是教育救国。他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融合了中西两种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可以说，在近代中国大学校长中，马相伯是一位按照西方大学理念及中国人文教育传统积极探索与创新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先驱。    马相伯对明清以来封建科举教育及读书求宫价值取向深恶痛绝。他曾不止一次地揭露其腐朽和空疏，与社会发展相脱离的弊端。19世纪80年代，他在考察欧美，尤其是英、法等国著名大学办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把科学教育置于大学教育首位的理念， 在读书求官之恶劣风气盛行的清末学界，不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更为重要的是，他把科学主义引入大学理念之中，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近代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比较好地结合在一起。马相伯曾宣称：“予意古之学者，学而为人，今之学者，学而为官……予创震旦，故欲诸生习实学而授国人，为干禄者戒。”[21]    在西方大学史上，大学一直和自由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直到19世纪初，科学教育才在大学教育中获得一席之地。马相伯既从教会教育中接受了科学的洗礼，看到了科学在实现个体智慧、道德、宗教训练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更从近代国家、民族需要出发，明确提出了培养经世救国，对社会、国家有用的科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在这一理念的背后，马相伯倡导科学教育，不仅仅是宣传“欧洲的科学”，或“贴上大学课程标签”，而是主张大学教育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马相伯表现出与教会大学倡导的自由主义教育叛逆的一面。马相伯从近代中西文明发展对比中深切地感到，在近代中国，大学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就在于要培养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而科学教育则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最重要途径。    当然，马相伯并不像西方科学主义倡导者那样反对人文主义教育，相反，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大学教育中，人文主义教育和科学主义教育一样不可或缺，因为它涉及对中西人文主义教育传统进行承传、整合与创新的课题。马相伯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教育，其思想渊源有两个：一个是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一个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儒家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在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传统中，马相伯对人文主义的理解更多地倾向于文艺复兴时期所倡导的“人和人的品性”价值等启蒙思想。这是马相伯有别于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之处。马相伯在积极吸取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的精神内核时，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的办学主张，以及教育独立和大学自治的思想，体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某些主张和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启蒙思想的前奏。恰恰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反对西方国家文化侵略的一面。马相伯在大力倡导人文主义教育时，既没有采取文化虚无主义态度，也没有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他始终把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放置在核心的位置。在复旦，他规定学生“有意唾弃国学”者，“虽录取亦随时屏斥”。‘’’’1913年，他以总统府顾问的特殊身份倡议仿造法兰西科学院，筹建以独立研究、创新和弘扬中国文化为职志的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函夏考文苑，希望该苑能像法兰西科学院那样对本国文化的承传与创新作出积极贡献。马相伯告诫国人说：“今之欧人，皆欲以文化化吾，甚欲以彼文彼语以化吾文吾语，殊不知文字语文之为物，最专制，不畏枪炮也。”[23]由此可见他对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警惕与提防。 参考文献： [1]  刘小枫．道与言——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2． [2][4Ⅱ5Ⅱ6][8][10][11][13][14][15][17][19][21]  朱维铮．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107，912，138，51，912，446，1283，134，50，41，1106，50，1151． [3][7]  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23，323． [9]  祝贺华封老人九旬大寿[N]．益世报，1929-04-15． [12]  马相伯．代理大学校长就任之演说[N]．申报，1912—10-2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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