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买什么保险好:田文林：国际政治中两类思维比较及其启示

　　愚公与智叟：国际政治中的两种思维模式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它讲述的是愚公家门前有两座大山挡路，他动员全家，矢志将山搬走，邻居智叟却讥笑愚公的做法，后来愚公感动天帝，命令神仙将两山搬走。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闭幕词中，专门引用这一典故（１），由此使“愚公精神”成为新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基本成分。但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经济理性泛滥，部分人推崇机巧的智叟，而质疑愚公的执著，致使很多人对两种思维/行为方式优劣不甚了了（对电视剧《士兵突击》中许三多与成才两种人生观的争论，就是这种歧异的表现），对其背后蕴含的哲学和政治寓意及最终引发后果，更是茫然不知。

　　显然，“愚公”与“智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分别体现了不同的世界观和生存哲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本体论上，立足多数民众，还是依靠少数精英，愚公走群众路线，动员全家和邻里共同行动，而智叟则“眼中无人”，看不到民众蕴藏的力量；认识论上，坚持内因决定论，还是外因决定论，愚公思维认为人定胜天，力图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智叟则否定、低估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外部异己，将命运寄希望于外力恩赐和善意；方法论上，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愚公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战略与战术有机结合，而智叟模式坚持“理性人”思维，强调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力求阻力最小，因此倾向于否认和回避现实矛盾。在国际政治中，这两种模式均有对应的理论及实践者（２），因此比较两大模式差异及最终效果，对形成正确的战略思维不无借鉴意义。

　　一、本体论比较：国家政权“依靠谁，为了谁”直接决定国力强弱。

　　政治的本质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3）。对国家来说，最关键的不在于采取何种政体，而是生存发展主要依靠哪个（或哪些）阶级——是依靠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用马列经典作家的话说，就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利益分配和思维方式，反之亦然。在“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之所以敢于移山，其信念来源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而山不加增”，因此“人多力量大”。而智叟看不到这点，所以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

　　而国家强大与否与政权阶级基础是否牢固直接相关。我们知道，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国家士气是国家能力强大与否的灵魂性因素，“人民同本国政府的行动和目标越一致，国民士气高昂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4）这实际验证了历史唯物主义中一个基本原理，即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政府只有依靠和服务多数民众，才会换来民众真心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潜能。反之，如果政府主要依靠和服务于少数精英，阶级基础薄弱，这样的国家势必外强中干，缺乏强大的行动能力。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指出，寡头政治的重大毛病之一，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很可能无法进行战争，它的少数统治者要打仗，非武装人民群众不可。但是，他们害怕人民甚于害怕敌人。如果不武装人民群众，而是亲自作战，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确是孤家寡人，统辖的人真是少得可怜了。”（5）

　　现实世界确是如此。战国时期，秦国地处偏隅，却能成为最强大国家，乃至统一天下，最重要得原因就是通过商鞅变法后，政府鼓励军功，使“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从而打破世袭，极大调动了平民阶层的主观能动性，结果不到十年，秦国“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6），成为令人生畏的“虎狼之秦”。而其他诸侯国多数维持贵族统治，民众积极性难以调动，国力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三国时期，曹魏国力最强，吴国次之，蜀国最弱，这同样是缘于三大政权阶级基础的明显差异：曹魏政权“唯才是举”，主要依靠庶民阶级，陈寅恪称其为“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7）；而孙吴政权主要依靠江南望族（相当于现在的大资产阶级），因此国家治理较差，但也能维持较长时期；而刘蜀政权基本算是“外来户”统治，其组织路线是“荆州集团第一，东州集团第二，益州集团第三”，（8）当地人不受重用，因此其反过来也不愿为蜀汉政权卖命，因此其根基最不牢固，并最先垮掉。

　　在现当代，法国、俄国、中国先后发生过社会革命。而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多数民众争取权益，因而这些政权反过来也得到广大民众拥戴，使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在短期内出现了飞跃式增长。以法国为例。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政府实行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等政策，由此使法国民众“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得到好处，因此全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9）这为拿破仑后来带领法军横扫欧洲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有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法国顷刻间就变成了欧洲大陆的一个政府性强国；俄国革命则产生了一个工业和军事性超级大国。”（10）

　　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奉行“向上看”的精英路线，自然不容易看到人民群众蕴含的潜力。而且，政权越是脱离民众，对外政策就越是底气不足，越倾向于畏惧强权、走依附性发展道路。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就存在这类问题，“他们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为西方的奴仆。他们所关心的好像就是保住在政府中的位子，以及让个人获得好处。”（11）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领导层越是一味与西方大国妥协交好，越会引发国内民众反感和抗议；反过来，政府越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就越需要与西方搞好关系，以换取外部势力政治支持。这使国家朝野之间离心离德，社会危机四伏，陷入半瘫痪状态。这种状态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就是阶级矛盾大于民族矛盾（即政府与民众矛盾超过与外部列强矛盾）。体现在政策上，就是内忧大于外患，“防民甚于防寇”，促使政府走上靠出卖国家利益、勾结列强镇压本国民众的反动道路。（如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样的国家在面临重大挑战时，很难进行有效社会动员，采取重大战略行动。

　　更深一层看，这种依附性道路还会反噬执政者自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政府与外部势力对本国民众的压榨达到极点，民众便可能暴起反抗，引发剧烈社会革命，推翻亲西方统治者。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这些第三世界领导人，不过是借以实现霸权利益的工具和棋子。其一旦失势，丧失利用价值，西方主人很快便会就这些昔日“盟友”抛弃。这方面的例证很多。伊朗革命的巴列维国王，对外自甘充当外部大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德黑兰政府的权力已经丧失殆尽，人民日常生活一切取决于莫斯科或伦敦的旨意。”（12）对国内民众则专制独裁，严厉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经济上大搞“裙带资本主义”，听凭西方跨国集团攫取巨额利润；引进负面的西方生活方式（如赌场、妓院、色情电影、毒品等），结果导致腐败盛行，上下离心，政权最终像纸房子一样倒下。而美国为了与新政权建立关系，拒绝巴列维流亡美国的请求，“就像扔一只死老鼠一样把国王扔出了这个国家”（13）。实际上，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马科斯等亲美的智叟型领导人，最终无不面临类似下场。1963年11月吴庭艳政府被推翻并被杀害后，巴基斯坦总理阿尤布汗曾对尼克松说，吴庭艳被害对许多亚洲领导人有三方面影响：“做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中立要付出代价；有时做美国的敌人倒会有所收益。”（14）亲西方却最终被西方抛弃，这是看似聪明的智叟型领导人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悲剧。

　　而萨达姆政权则是这种思维模式的最新的牺牲品。萨达姆号称“中东强人”，但该政权阶级基础薄弱，主要依靠仅占人口20%的逊尼派(特别是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的人)。同时，萨达姆还穷兵黩武，频频进行军事冒险，上台第二年就冒然发动两伊战争，导致国家经济凋敝；战争结束刚两年，又公然入侵科威特，使国家和民众再次蒙难。在遭受国际制裁的漫长岁月中，伊拉克民众缺医少药，而萨达姆家族依旧穷奢极欲，“石油换粮食”让萨达姆变成了“石油换王宫”。据报道，萨达姆在全伊拉克各地均有豪华行宫78座，装饰金碧辉煌，连厕所水龙头都是黄金打造。因此很多民众对萨达姆抱着“与汝偕亡”的仇恨。在这种背景下，萨达姆镇压民众反抗可谓是铁石心肠，甚至动用化学武器；但对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敌人——美国，反而摆出一幅“阳光少年”和“乖乖仔”形象，听话地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犯了投降主义错误。结果，在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前，萨达姆政府既无国内民众为其前仆后继，自身也无“撒手铜”可以制敌，最终落得国破家亡。先被人民抛弃，最终被对手摧毁，这就是所有反人民政权的必然下场。

　　二、认识论比较：自主掌握国家命运，还是相信异己力量

　　从认识论角度看，“愚公移山”涉及到一个重要哲学问题：面对外部异己，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性？面对大山挡路的难题，愚公相信“人定胜天”，带领全家埋头苦干，“挖山不止”；而智叟看不到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面对重大挑战只会被动承受。这种思维差异推演到国际政治中，就是愚公型国家一般都目光远大，自强不息，强调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战略抱负；而智叟型国家则得过且过，低估自身，高估对手，将国家生存发展寄望于大国善意。战略思维境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实践效果差之天壤。

　　（一）从政治角度看，是否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直接决定国家生存安危。

　　国际格局直接关乎国家生存环境优劣。国家奉行何种战略才会使国家外部环境更安全——矢志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格局多极化；还是默认霸权，乃至纵容、助推业已存在的单极化倾向？愚公思维强调自助和制衡；而智叟模式喜欢“搭车”，主动追随或被动屈从外部大国，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的善意。

　　到底哪种战略更为有效呢？中国的战国时期堪称战略博弈的历史浓缩，为我们检验不同战略的最终效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当时秦强众弱，颇有点“一超多强”的意思。秦国的外交战略非常清晰，就是通过“连横”战略分化对手，进而各个击破；而其他六国为阻遏秦国扩张势头，一度采取各国联手的“合纵”政策。后来的实践证明，六国安全自保之时，就是团结抗秦之际；而六国相继败亡之日，正是六国内部分化，竞相讨好秦国之时。其中尤以齐、楚这两个实力最强国家的战略教训最为深刻。楚国地处南隅，幅员千里，甲士百万，是当时为数不多具备抗秦实力的地区性大国。屈原担任楚国大夫时，对外联齐抗秦，楚怀王被推为六国盟主，使楚国出现难得的富国强兵局面，秦国扩张势头也得到有力抑制。后来楚怀王疏远屈原，秦使张仪乘机以六百里土地的空头承诺，诱使楚国断绝了强国之基——齐楚联盟，结果自食其果，楚国从此走上下坡路。齐国也是亡于战略短视。齐国在战国后期实力最强，秦国采取范雎意见，“远交近攻”，有意拉拢齐国。公元前228年，秦国自封“西帝”，同时给齐国君主冠以“东帝”虚名（相当于美国当前提出的中美“G2”的提法）。结果齐国被这种表面光环所惑。齐王建奉行“事秦谨，与诸侯信”（15）的“准”连横策略战略，任由秦国征伐他国，最终使齐国不战而降，齐王建“饿而死”（16）。正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因此有识之士将“事秦谨”鄙视为目光短浅的“亡国战略”。（17）

　　在大国争霸史中，英国的称霸历史最久，外交手腕最圆熟、老练。在英国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朋友”与“敌人”身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换。“如果需要的话，盟友或同盟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的。”（18）因此，国家安全不可能依靠强者恩赐，而是建立在实力平衡基础上的。为保证自身安全，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就是防止欧陆被最强国的霸权统治，因此英国从来不加入强大一方，而是坚定地奉行抑强扶弱的均势政策。对此，丘吉尔曾总结说：“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哪一个国家。”（19）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先后坚决反对过意欲称霸欧洲的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大限度保证了自身安全。甚至二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伞后，仍不遗余力地制造出核武，最大限度地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实表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有实力才有资格谈善意，有力量才可能有和平。基辛格曾说过：“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20）冷战时期，正是由于美苏力量相对平衡，才使双方相互节制，没有使“冷战”变成“热战”。而冷战结束，美国在失去苏联制衡后，在国际事务中日趋肆无忌惮，短短十几年已接连发动4场地区战争（科索沃、海湾、阿富汗、伊拉克）。由此不难看出，越是双方军事实力不对称，越容易引发战争和冲突。因此邓小平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2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是立足于防止和应付“最坏情况发生”。国家要想在国际社会更好地生存发展，就要尽可能联弱抗强，促使国际格局多极化。事实上，这种扶弱抑强的均势政策，不仅是西方对付第三世界的主要法宝，而且在西方世界内部也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上世纪90年初，面对德国即将统一的前景，法国极度恐慌，总统密特朗称“一个统一的德国会标志着对欧洲的双重危险。”他直言不讳地告诫德国外长根舍，如果德国统一不拖到欧洲联盟达成后，波恩将会不由自主地面对一个三国同盟（法国、英国、俄国），“而且会以战争了结”，但“如果德国合并在欧洲联合之后生效，我们将会帮助你们。”（22）有学者对此评价说：“快捷的新一轮欧洲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是均势思路的一种延伸，而不是抛弃均势追随一个没有领土世界的欧洲这一普世主义理想。”（23）这种立足自身，尽可能将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做法，与愚公思维/行为模式在内在机理上相互契合。

　　而智叟思维是按照“最好情况”来设计安全战略的：他们认为西方大国实力过于强大，只有逆来顺受或主动追随西方大国，才能降低崛起成本，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然而，一相情愿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纵容单极化甚至助强凌弱，看似使国家安全成本最小，但它不仅使国家成为大国的仆从和跟班，国际环境也更加险恶和危险。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萨达姆自废武功，轻率消除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北朝鲜公然进行核试验，结果美国却伸出橄榄枝，缓和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正是因为顾及伊朗报复能力和坚定的国家意志，美国一直迟迟不敢下动武决心。相反，戈尔巴乔夫回避现实矛盾，主动将虚幻的“全人类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不断向西方释放善意，导致国家发展方向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使苏联走向解体。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继续向西方示好，结果北约照样东扩。

　　（二）从经济层面看，是否坚持自主性发展，直接决定国家行动能力强弱。

　　近些年，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以及国家间合作的增多，使有关全球化的著述甚嚣尘上，这使相当部分人对当前国际政治产生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是认为全球化会自动实现国家间互利双赢；二是认为全球化会使国家利益淡化，并使世界更加和平。《世界是平的》一书更是认为，世界正日益平面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24）事实上，全球化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期就已开始，但五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全球化既不可能平息国家间纷争，更不会自动实现“共同发展”。据统计，第三世界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1850年为65%，1960年降到22%，20世纪70年代又降到2.7%。（25）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达成协议以来，世界贸易是大发展了，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却由20多年前的30：1拉大到现在的70：1。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对那些掌握世界贸易和贸易规则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说，世界或许真的是平的，因为西方新技术和资本日益将世界碾成一块没有边界的平地，使其畅通无阻地掠夺第三世界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对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意味着民族工业的解体和国家财富的不断流失。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残酷性，不加辨别地为全球化现象鼓掌叫好，自甘接受西方给第三世界分配的附庸角色，结果使国家与发达世界差异越拉越大，相对落后的状态日益固定化。

　　事实上，这种主宰-附庸/剥削-被剥削的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已经成为西方大国保持繁荣强大的重要霸权手段。从长远看，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强大的重要前提，就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保持落后状态，并不断再生产出这种轴心-辐条/中心-边缘的结构。因此，西方最喜欢那些认同西方国际体系、愿意依附性发展的智叟型国家；而最害怕的就是拒绝认同所谓“国际体系”，谋求自主发展，并有可能打破这一金字塔型结构的愚公型国家。

　　由此不难理解，国际政治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西方强国基本都是走自主性道路（也就是愚公道路）实现崛起的（26），他们所推崇和敬仰的，也都是诸如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这种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矢志维护国家利益的愚公式领导人。但面对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却刻意诱导其走上一条与西方成功经验截然相反的依附性道路：经济上，不遗余力地宣扬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否定和诋毁主张产业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政治上，刻意分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层，扶植亲西方的所谓“改革派”和“温和派”，诋毁和打压所谓的“强硬派”。然而，不难发现，凡是西方认可、扶植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如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巴列维、甘地（27）、戈尔巴乔夫等等）大多是智叟型思维/行为模式，他们对内代表落后生产关系，对外愿意继续依附于西方强权。“西方列强支持第三世界最保守的分子，不管他是反共的蒋介石、反凯末尔的奥斯曼帝国，还是对付当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非洲部落酋长。”（28）相反，对那些政治主张和秉性与西方历史先辈相似，同样要求走愚公式道路的领导人(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胡志明、霍梅尼等)，西方国家则不遗余力地进行诋毁和丑化。显然，西方希望自己一直扮老虎，而其他国家永远扮演绵羊角色（由此不难理解，面对旨在增强中国自主能力的“自主创新”战略，美国高层为何一再质疑和指责，曾主持对华关系的美国前财长鲍尔森还公开威胁说：“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将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伤害”）。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设法使这些国家沿着西方为其“量身定做”的道路发展。

　　在现实世界中，矛盾是一种常态现象，而非什么个别现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过：“理想主义者渴望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分歧都得到解决，所有野心都得以泯灭，所有咄咄逼人和自私自利的冲突都化作对个人和国家有利的行动。但这样的世界过去未曾有过，将来也决不会出现。”（29）邓小平曾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全局性问题，但“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30）：少数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之间称霸与反霸的矛盾日趋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仍趋激烈。

　　这些矛盾就像横在愚公门前的“太行、王屋二山”一样，其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指望其自动消失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举过一个例子：1936年党中央总部设在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共产党政治影响可谓大矣，但距离保安四五十里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里面的反动派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围攻才放下武器。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31）“安全两难”（32）问题也是如此。国家的安全感本来就是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一国发展军备必然引发对手疑惧和不安全感，并使对手提高军备水平；反过来说，别人提高军备水平，使本国不安全感加剧，从而进一步提高军备水平。这种矛盾始终无法回避——除非你愿意“自废武功”，彻底投降。

　　总体看，矛盾五无外乎三种解决结果：一是对立面一方压倒另一方，要么是东风压倒西风，要么是西风压倒东风（如美苏冷战以苏联解体，美国大获全胜告终）；二是对立面双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状态（如目前的伊核僵局）；三是对立面双方同归于尽（希特勒德国挑起二战，结果使欧洲诸强两败俱伤，而欧洲大陆之外的美苏则渔翁得利，一跃成为全球性大国）。当前，选择“同归于尽”战略的国家越来越少，但前两种情况仍十分常见。

　　但不管哪种情况，既然矛盾是客观普遍的，也无法回避，就要敢于正视并设法解决。而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的矛盾，这就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大体来说，有两种处理问题的思路：一种是坚持辩证法思想，既承认矛盾的艰巨性、复杂性，但更强调主观能动性，相信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尤其是依靠群众力量，可以克服矛盾，改变现状（就像愚公那样“挖山不止”）。另一种形而上学地看问题，用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像智叟那样）。他们不会从问题中看到希望，从黑暗看到光明，而只会不断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体现在国际政治中，就是只看重数量对比（如GDP大小，军费开支高低），无视其性质和结构，尤其看不到人民内部和被压迫者蕴藏的力量，因此很容易被事物表面的强弱对比迷惑，强大时冒险，弱小时投降；暂时安稳便说形势大好，出现争端后便认定前景黯淡。尤其是面对强者，总是强调“弱国无外交”，从而将妥协退让作为与强者相处之道。

　　毛泽东曾指出，“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33）智叟思维本质上正是这样一种机会主义思维。它处处讲求利益最大和代价最小化，看似深通事理，机巧权变，实则目光短浅，胆小怯懦。它看待和处理问题局部大于整体，眼前重于长远，战术高于战略。这种思维一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注定会使国家陷入局部/短期获益，整体/长远受损的“追求理性，最终却导致非理性”的恶性怪圈。尼克松早就说过：“那种向他人献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34）

　　事实表明，无原则的妥协非但不会被解释为大度宽容，反而会被视为软弱无能的象征。以妥协求和平，非但不会赢得和平，反而会引火烧身，使国家面临更大危险。战国时期,六国最终相继而亡，很重要一点就是对秦一味妥协。“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这些诸侯国为求一昔安寝，“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因此，“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35）直至国家灭亡为止。北宋也面临类似问题。当时北宋经济、文化发达，但统治者对外毫无进取意识，长期消极防御，甚至花钱买和平。为求苟安，统治者每年要送给辽和西夏大量“岁币”，甚至还向后来的金国称臣，但最终却沦落到被金国灭国。二战时期，英国的张伯伦对德国推行绥靖政策，在慕尼黑会议上出卖捷克给德国，满以为此举为英国赢得几十年和平，结果没几年便遭到德国打击。丘吉尔后来指出:“希特勒之所以一直敢于推行侵略政策和破坏条约，并不是因为德国有实力，而是因为法英两国的不团结和怯懦。他的对手都太优柔寡断，不敢接受他的挑战，让他亮出底牌。”（36）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并不断向对立面转化，由此决定了要想使矛盾朝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必须学会从反面着手，“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对此，中外政治家几乎“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曾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37）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过，“只有同坚定的道德原则相结合，弹性才是一种美德。而只有当两个伙伴都表现出弹性的时候，它才能带来政治上的好处。”（38）尼克松曾指出，“对侵略行径的一次默认将会引发另一场侵略。及时地在某种水平上做出反应，可以避免在较高的水平上做出更大的反应。”（39）简言之，就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强大，必须有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和铁一般的意志力。不经艰苦斗争乃至必要牺牲，不可能赢得最终胜利。我国学者时殷弘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美苏冷战时期围绕柏林、中美围绕美台断交、中苏围绕实现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以及中日围绕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进行了长久较量。而最终结果表明，只有保持坚韧的国家意志，才能最终获得不败、得和或胜利的结局。相反，当前中国在中美对台军售问题上妥协过多，反在整个战略态势处境被动。（40）

　　结论：中华民族崛起离不开愚公精神

　　自近代被纳入国际体系、沦为半殖民国家以来，中国先贤志士前赴后继，不断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先后尝试了依靠技术引进（洋务运动）、依靠君主改革（戊戌变法）、依靠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等不同道路，但无一成功。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得出结论：“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41)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反而是中国共产党认真践行这两大原则。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长达28年的斗争，实际就是愚公道路与智叟模式的较量。蒋介石对内依靠江浙财团，对外依靠英美势力；遇到重大挑战喜欢借助外力：日本占领东北，坐等国联调停；1937年中国就与日本全面开战，但直到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蒋介石才敢正式对日宣战。蒋介石善借天时，堪称现代智叟。而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愚公路线：不信邪不怕鬼，对内依靠劳苦大众，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外借助苏联但不失独立自主，并最终打破了美苏企图牺牲中国的雅尔塔秘密条约。不仅止此。新中国建立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战成平手，一扫近百年来面对列强屡战屡败的屈辱经历。按照西方的说法，只有在战争中打败大国军队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中美实力悬殊，中国打平了就是打胜了。就此而言，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崛起始于新中国建立。换句话说，愚公道路是中国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

　　但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使部分人“倒洗脚水连婴儿一同倒掉”，愚公精神日趋淡化，思维/行为“智叟化”倾向明显：喜谈国际体系、战略互信、大国责任、国际治理、自由开放等廉价而虚幻的东西，而对地缘政治、资源安全、民族产业保护等重大现实问题则语焉不详。将精神置于物质之上，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维，它就像从镜子中观察世界：表面看一切都与现实世界无限逼真，实则却完全颠倒。哲学的贫困必然引发行动的贫困。用这种思维指导对外战略，只会导致逃避现实的鸵鸟政策，引发国家战略错乱和灾难性后果。有学者指出，理想主义(42)倾向使中国外交面临一系列困扰：一是引起国人对国际政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乃至滋生和平麻痹思想，造成国家安全隐患；二是对和平、合作的过份强调，导致中国外交实践在一些问题上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利益；三是使自己经常处于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窘境，常会左右摇摆，甚至从一个极端（即理想主义）摆到另一极端（即实用主义）。(43)

　　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只有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能变得成熟起来，只有正面教材而没有反面教材，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正确的认识的。”(44)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智叟似智实愚，愚公似愚实智。追随和依附外部异己的智叟思维，看似减小了中国崛起阻力，实则使国家陷入政治矮化、经济依附的怪圈不能自拔，发展道路越走越窄；而愚公道路看似荆棘坎坷，实则使国家赢得长远和最终利益。这就像家猪与野猪的区别：野猪生活在野外，风餐露宿，随时面临饥饿、疾病及猎人或其他猛兽威胁，每天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他们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家猪生活在圈好的猪圈内，每天定点吃喝，有病还有兽医医治，看似最理性、最趋利避害，但他们最终命运却是被主人杀掉或卖掉。正所谓“家鸡有食汤锅进，野鹤无粮天地宽。”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战略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中国无论是领土还是人口规模，都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基本条件，因此理应有建成世界一流强国的志气，将中国定位为二流国家，只会沦落为三流国家。而强国事业，尤其是将中国建成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事业，如同愚公家前的太行山、王屋山一样，没有捷径可循，唯有弘扬愚公精神，几代人矢志不渝，“挖山不止”，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富强。在“愚公移山”故事的最后，愚公的不懈努力最终感动天帝，帮其把大山搬走。从哲学上说，这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用最朴素的话说，就是“天道酬勤”，“唯有自助，才有天助”。

　　（1）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1104页。

　　（2）这有点像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说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但准确地说，二者实际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与“以奇为本，以正为用”的差异。另外，本文主要探讨那些幅员较大的国家，而诸如新加坡、卡塔尔、科威特这样的小国则不在讨论之列，这些国家国小力薄，不得不借助外力，或在大国间寻求平衡。

　　(3)（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2000年。

　　(4)（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88页。

　　(5) （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23页。

　　(6)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八》。

　　(7) 转引自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

　　(8) 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80页。

　　(9)（法）乔治?勒费弗尔著，中山大学翻译组：《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10、23、47页。

　　(10)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1)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 p.64

　　（１２）　（美）威廉?赫?沙利文著，邱应觉等译：《出使伊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

　　（１３）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著，刘津坤、黄晓健译，郭靖安校：《对历史的回答：前伊朗国王回忆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第180页。

　　（１４）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萧啸

　　昌奉译：《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１５）　《战国策?齐六?齐闵王之遇杀》。

　　（１６）　《战国策?齐六?齐王建入朝于秦》。

　　（１７）　 潘维：《对适时调整我国国际战略的看法与建议》。

　　（１８）　（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欧阳武等校：《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9页。

　　（１９）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吴万沈译，杜汝楫校：《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7-308页。

　　（２０）　（美）亨利?基辛格著：《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２１）　《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第56页。

　　（２２）　（英）乔纳森?哈斯拉姆著，张振江、卢明华译：《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346页。

　　（２３） 同前，《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第339页。

　　（２４）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赵绍棣，黄其祥译：《世界是平的》，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２５）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7页。

　　（２６）详见拙文：《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2期。

　　（２７）被西方尊称为“圣雄”的甘地，“坚守对大英帝国的忠诚”，主张非暴力抵抗，“捍卫真理就意味着让自己受苦，而不是将痛苦强加于对手”；崇尚复古主义，向往回到“手摇纺车和简陋锄头的古老时代”（参见（意）詹尼?索弗里著，李阳译：《甘地与印度》，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8、60、69页）。这种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领导人，西方强国自己不会反对。

　　（２８）　（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60页。

　　（２９）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钟伟云译：《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页。

　　（３０）　《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83 页。

　　（３１）　《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1131-1132 页。

　　（３２）　根据概念提出者约翰?赫兹的定义，凡在国家间“共处但未结成较高的结盟”的场合，总是存在“安全两难”问题：一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因而为求得自己的安全，便更多地追求实力和权势；而这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更多地追求实力和权势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的安全担忧。这样一种作用和反作用恶性循环，来自于国家间的互相猜疑和互相惧怕。

　　（３３）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３４）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萧啸、昌奉译：《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３５）苏洵：“六国论”，见谢楚发选注：《绝妙好文》，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92-93页。

　　（３６）　（英）丘吉尔著，康文凯等译，赵文书审校：《二战回忆录》（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3 页。

　　（３７）　《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745 页。

　　（３８）　（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梅兆荣等译：《伟人与大国》，海南出版社2008 年，第7页。

　　（３９）　（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萧啸 昌奉译：：《真正的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57 页。

　　（４０）　 时殷弘：《意志力的经久较量》，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8 期。

　　（４１）　《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2页。

　　（４２）　 它与唯心主义是同一个词：idealism。

　　（４３）　张睿壮：《中国外交哲学的理想主义倾向》，载《二十一世纪》2007年第2期。

　　（４４）1972年9月6日，毛泽东与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转引自韩毓海：“别了，美国式发展道路：‘反面教材’的价值”，载《绿叶》，2008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