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碧塘医院招聘: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何能起到瓦解苏联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何能起到瓦解苏联的作用
作者：李振城    文章来源：旗帜网    点击数： 292    更新时间：2007-3-19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何能起到瓦解苏联的作用
李振城
戈尔巴乔夫 “新思维”怎么会起到瓦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呢?为什么众多的人们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俘虏而难以解脱?对这个问题确实有必要作较深入的分析。
一、人们把破坏性的思维误认为是建设性的思维来接受了。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本来就是针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破坏性的旧思维方式，而当初人们却被种种假象所迷惑，把它误认为是辩证的建设性的新思维来接受了。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是他在苏联执政后的改革哲学。“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是这一哲学的核心。而“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人性化和人道主义化”，则是这一哲学的四根支柱。其中，“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福利”，是这一哲学的最高原则。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则是这一哲学衍生出来的政治纲领和社会目标模式。这一哲学的主要特点是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多变和实用主义，形而上学的绝对化，原则同实际相背离，因而在指导改革实践中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改革，是一项全社会的科学实验工程，同时也是一项开放而又严谨的创造性的系统科学思维工程。因此，在提出改革的方针政策、口号时，概念必须明确、切实、严谨，才不至于被人篡改或引偏方向，造成不良后果。比如，“改革”这一概念，其含义同“革新”一词相当，都是表达对原体制要保留其有效成分，破除其已经僵化的失效成分，注入具有活力的新成分，因此它并不要求改变原体制的根本属性，而只求达到部分质变。当用“改造”、“革命性变革”这样的词汇表述时则是表明要从根本上废除旧体制，改变它的根本属性，以求达到根本质变。所以，改革同“改造”、“革命性变革”这两种概念，不仅具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具有根本性质上的区别。
可是，戈尔巴乔夫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并没有加以区别，而是把它们相互混淆起来。他在1987年1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改革，“就是指对社会进行真正革命的和全面的改造。”他在1986年7月31日讲话中就已经说过：“改革是一个内容广泛的词。我要在改革和革命两个词之间划一个等号。”正如安德烈耶娃所指出的，政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革命意味着夺权。那么，戈尔巴乔夫究竟要号召谁夺谁的权?开始人们只是从程度有别的意义上去理解，并未领悟其要改变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因为戈尔巴乔夫反复说明，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选择，而是为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刚问世时，人们普遍以为戈尔巴乔夫是比赫鲁晓夫更加活跃、更加大胆和更加彻底的改革家。甚至有人把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当作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发展，是当代“最新最活的马列主义”来吹捧。确实，当初很少有人看穿，在那贴着“更多的社会主义”标签的葫芦里卖的却是“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毒酒，竟然会把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糟蹋得如此之惨。这说明，在社会迫切要求进行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具有可接受性；就是说在一定时期里它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因而也就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的“公开性”口号，开始人们也是从改革所应当具有的开放性来理解的。改革要求创新，而创新则要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胆实践，开展争鸣。显然，凡学术问题就应当允许发表不同意见，经过争鸣，求同存异，才能推陈出新；凡腐朽和错误的东西，就应当允许公开揭露和批评。然而，这种批评应当是有理有据的，实事求是的，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因此，作为领导者从一开始就应当鲜明地提出防止主观臆断、以偏概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全盘否定历史的错误倾向。可是，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
1986年6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带头要求实行“彻底的公开性”。7月31日，他在一次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又说，“不必害怕公开性。……公开性是苏联当代生活的准则”。发扬公开性“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反而只有好处”。10月初，一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向记者公开提出“批评无禁区，公开无限制”的自由化口号。戈尔巴乔夫不但对此不加批评，反而在1987年1月中央全会上强调，“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2月13日，他又补充说，“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1988年1月8日，他又强调，“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
然而，实际上“毫无限制”的只是传播西方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为过去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翻案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各种宗教活动。到1988年已开放7930种禁书，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并用数百万外汇卢布进口西方国家报刊公开出售；还允许出版专门揭露历史“空白点”、发行量达10万册的《绝密》杂志。而对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等错误倾向进行抵制和批评的文章、作者、报刊社负责人及其支持者则大加讨伐和压制。当安德烈耶娃的信《我不能放弃原则》在《苏俄报》发表后，作者和报社主编当即受到围攻，由戈尔巴乔夫的心腹、主管舆论工具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主持写的以《真理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就用整版篇幅对《苏俄报》主编和安德烈耶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还扣上了“反对改革势力的思想纲领和宣言”的大帽子。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2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还把担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被毁的人诬称为“社会主义的哭灵人”。
所以，极少公开发表意见的前苏联领导人卡冈诺维奇在1990年10月初对意大利记者发表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已不单是批斯大林，而是批列宁、马克思、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了。”“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敌对势力垄断了公开性，大多数人民的声音得不到表达。苏共的历史，斯大林“过去的一切全部推倒，直到批判十月革命”。这种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正中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者的下怀。
改革需要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公开性。倘若离开党性阶级性原则而任其扩张，不加限制，那就只能是敌人高兴而使人民遭殃。原可称为真理的东西，倘若随意滥用它，它就变成荒谬绝伦的了。
二、人们被那“超阶级的思维方式”所迷惑而丧失了战斗能力。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本来就是用超阶级的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只是由于它利用了以往“左”的失误和一些非本质的现象，它使人们受到了似是而非的侵蚀而变得麻木不仁，政治界限不清，因而在敌对势力和反对派进攻面前丧失了战斗能力。
本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高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阶级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两大对立社会体系各自都面临着内部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等重大任务，世界发展出现了多极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新的世界大战从目前看来有可能避免，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主导趋向。然而，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阶级对立没有消失，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内外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未减少，马克思主义并不过时。工人阶级维护自身的利益同维护全人类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国际敌对势力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需要，有意夸大核武器的危害作用，散布核恐怖论，把工人阶级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对立起来，要求人们放弃阶级斗争、革命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企图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执政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当今国际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应当引起共产党人重视。
戈尔巴乔夫继承发展了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和核恐怖论，反复阐明他的“新思维”的核心思想就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人类的需要比无产阶级的任务更重要”（戈尔巴乔夫同西方人士的谈话。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7年1月5日。）。其论据是：全球问题尖锐化，促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趋同，变对抗为合作。因为在全球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不会再有第二艘诺亚方舟“从核洪水中获生”。因此，“目前压倒一切的矛盾是人类的生存与毁灭之间的矛盾”（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阶级观点已“无助于正确全面地解释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变化”（戈尔巴乔夫：1988年11月18日答波兰科学文化界人士的提问。），不应再把和平共处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而应促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消除“敌人形象”。苏联现在已“没有政治上的敌人”，也“没有在政治上抵制新方针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4月16、18日的两次讲话。）。这还不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厢情愿的可悲表白吗？
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的眼里，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分歧都正在消失。因此，戈尔巴乔夫要求“从工人到总书记现在都应当自我改造”，转变以往那种用阶级观点分析、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上述这些超阶级的“新思维”观点，经过报刊电台电视台大量宣传后，就使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年人麻木不仁，被解除了思想武装，分不清政治是非界限，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和民族分立主义分子的煽动而步入歧途，“使党在迅速组织起来的反社会主义力量的密集炮火下束手无策地坐在战壕里”（奥萨奇：在1990年6月19～23日俄共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差别，作为国家政治形态的民主就仍然是有阶级性的，任何超阶级的全民民主、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宣传都是骗人的，是根本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把民主视为超阶级的绝对之物。“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戈尔巴乔夫由此出发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一种唯一可能的方式”，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就是民主”，“民主是我们的目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的实质”，“社会全面民主化”是苏联 “现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民主化对社会主义不会有任何损害”，把“认真加强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提到首位是完全合理的”（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月28日、4月17日、5月18日和1988年1月8日的讲话。）。这是把民主看作是可以不受纪律、集中、法制和专政制约而孤立存在的超阶级的绝对的东西，并且把它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片面性、绝对化，不仅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而且事实已经证明，用它来指导改革实践，必定亡党亡国。
正是在片面实施超阶级的“公开性”、“民主化”的方针和舆论气氛的背景之下，释放政治犯，解除禁书，让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丛生陡长，非正式组织从地下到地上，从少数到3万个一6万个一9万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组织、集会和游行被看作是“社会政治民主化、多元化的正常现象”，而禁止这种集会游行的命令措施反而被当作是“同民主化相对立的行为”受到抵制。
而且，正是在片面实施超阶级的“公开性”、“民主化”的方针和舆论气氛之下，在苏共和创建苏共的领袖们的历史形象被嘲弄得面目全非的情况下，放手推行议会竞选，还指示各级党组织“不要干预”，结果使以激进改革面目出现、而极力诽谤诬陷正直共产党员的反对派分子纷纷当选为人民代表，使大批的地方苏维埃直到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很大一部分代表职位落到反对派手里，拱手将国家权力出让给反对派。
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彼此之间本来就是既对立又统一，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关系，任何片面强调一方而忽视、否定另一方的思想观点都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在不同的时间场合对某一方有所侧重，那是为了纠正实践中的某种偏向，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使彼此都充分发挥各自应有的职能，不是只看重一方而否定另一方。马克思主义反对滥用专政和暴力，但决不否认对那些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社会安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敌对势力、违法乱纪行为依法实行专政和暴力的必要性。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把“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绝对化，一概拒绝对敌运用专政、暴力的办法。戈尔巴乔夫强调，尽管有些新的政治组织利用自由政治气候谋求瓦解共产党，但决不能用武力去制止他们。他表示，对那种认为“只有专政才能拯救我们国家”的建议和意见是不能接受的。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决不能采用老办法进行镇压（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9月29日、11月15日和1991年3月29日的讲话。）。正是由于苏共和苏联最高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转向社会民主党立场，才使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的思潮和组织活动能够自由泛滥，使苏共在反社会主义势力夺权斗争中“优柔寡断，软弱无力”，步步被动，节节败退。正如美国驻苏记者评论的那样，戈尔巴乔夫的弱点之一是“他的个人民主主义和非暴力思想”，使他在处理巴库、立陶宛等地民族冲突事件中很不得力。1990年2月8日，法国《费加罗报》说，“戈尔巴乔夫迫使他的党选择了自杀”。
三、倡导者能够利用自己所占据的最高执政地位广泛传播灌输“新思维”。
由于“新思维”是拥有党政军最高权力者所倡导的，倡导者能够利用高层会议讲坛、新闻媒介和更换任用自己人操纵舆论工具来进行最广泛的灌输（见附录（十三）：《雅科夫列夫是怎样从内部破坏党和国家的》。），使众多干部群众经常受到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失去政治免疫力。
戈尔巴乔夫不但倡导“新思维”，而且带头步步引导人们全盘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1987年5月间，戈尔巴乔夫在同匈牙利最高领导人会谈中认为，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都是错误的，3／4以上的苏联经验都是值得怀疑的，应当予以否定或纠正。这是匈牙利领导人在转天向布热津斯基透露的。布热津斯基随即在《大失败》一书中引述，广为传播。此后不久连列宁时期的经验都受到指责。从这一估量出发，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4月10日布拉格捷苏友好大会上的讲话和1988年7月14日在华沙会见波兰文化科学界人士时的讲话中都强调：对现存体制进行修补无济于事，需要根本改建这座大厦。
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2月6日接受法国《人道报》记者采访时还说，“斯大林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杜撰出来的概念，而到1990年1月11日在立陶宛发表的讲话中，为了推卸改革失误的责任，他竞说“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与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其中包括行政命令制度”。雅科夫列夫在二十八大上也说，改革就是要打断“极权体制的脊梁骨”。
东欧共产党丧失执政权是从赞成实行多党制开始的。然而，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应当从中汲取什么教训。相反地，他认为这正是一场要“民主”而不要“官僚专制”的革命，在东欧剧变中被废弃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变形的社会主义”、“极权的社会主义”；即将获得新生的才是真正“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即以私有制和多党制为基础、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所以，难怪他前后许多言论观点竟然是如此的自相矛盾。他在1988年11月27日批评爱沙尼亚允许私有制时还说，私有制是人压迫人的基础，而我们的改革恰恰是为了消灭私有制。可是1990年8月17日在敖德萨军区发表的讲话中他却说，国家所有制的垄断统治是“经济危机状况的主要原因”，因此现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实现所有制的私有化”——在如何实现私有化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是很动心计的。1989年1月，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为美国政府献策：如果将苏联的企业“改组为合资股份公司，将来就会很容易走上私有化的道路”。而在当年12月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马耳他会晤中，“戈尔巴乔夫试图对‘社会主义’产权重下定义，准备把持股人拥有的公司看作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集体所有制’形式”。马特洛克心领神会，当即表示：如果戈尔巴乔夫“使这一定义站住脚，必将为国有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开辟一条道路”。（见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207、315页）——。在1989年1月6日会见科学文化界人士时，戈尔巴乔夫还对主张多党制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框框对于改革来说似乎太狭窄了，他们逐渐抛出了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乃至私有制的思想，这是与人民的利益相矛盾和反对改革的观点。可仅仅过了一年，他经过立陶宛之行，于1990年1月13日发表的讲话中就完全改变了论调，说“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为全盘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开闸放水的。
为了推行“新思维”，戈尔巴乔夫利用总书记身份，逐步让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取代利加乔夫掌管意识形态和舆论工具，撤换大批报刊主编，使《莫斯科新闻》、《星火》等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喉舌。戈尔巴乔夫还利用会见外宾、记者、新闻界和文化科学界领导人、电视讲话、党的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最高苏维埃会议、党代会、人代会、军代会、工代会和团代会等一切场合以及出书、发表文章等宣扬他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标榜自己走第三条道路，既反对保守又反对跨越阶段，还说什么要让“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而实际上是放手让人们通过接连不断的文章、信件、回忆录等对斯大林的每一个重大行动提出疑问，只把消极现象当作公开对象，变成对苏联70年来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和否定。
随之，有关苏共和苏联的历史课以及马列主义理论课被取消了。1990年6月间制定的苏联《新闻出版法》规定：“新闻自由”，“舆论不受检查”，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同年7月15日，由戈尔巴乔夫颁布的电视广播系统民主化命令中规定：国家电视广播“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组织垄断。而实际上能够创办和经常运用舆论工具的，主要是得到隐形经济赞助的党派团体，居于多数的工薪阶层则很难充分利用舆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个规定实质上是以法律手段迫使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放弃对社会政治舆论的主导权，向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势力出让原已占据的大片舆论阵地。
为了推行“新思维”，戈尔巴乔夫还利用总书记和总统身份，组织写作班子按照飞跃发展的“新思维”观点，再三篡改苏共党纲党章、苏联宪法和联盟条约，使其改变性质，使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的一切组织和活动合法化，使党政军机关和工团妇等群众团体失去党的领导核心，软弱涣散，丧失战斗力。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主张绝对民主化，另一方面又独断专行，把民主与集中割裂开来。他对1990年2月中央全会、3月中央全会上中央委员们的尖锐、中肯的批评建议置若罔闻，依然故我，使党继续向社会民主党性质演变。1991年7月，他居然置“三•一七”全民公决中76.4%赞同保留苏联全称的民意于不顾，仅同几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策划，就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篡改为“主权国家联盟”。由于戈尔巴乔夫日益严重脱离群众，到头来他也就理所当然地要被广大干部群众所唾弃。只可惜，本是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苏共和苏联不但没有被革新，反而被葬送在戈尔巴乔夫手里。
摘自1998年1月出版的李振城专著《苏联兴亡的沉思》第409～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