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市首大医院怎么样:僰：一个来历和去向都不清楚的民族

　　川南的宜宾为古代僰人聚居地，宜宾夹在两江中的老城区一度为其族所建“僰侯国”都会。在今天市区下江北白沙湾镇尚有一“古都会庙”，又叫做“僰侯庙”，是这一久远历史留在宜宾近郊唯一的遗迹。 
　　僰人大约在宋代以前即从位于金沙江、岷江交汇处的三江口一带退出，迁徙到宜宾南部的珙县、叙永山区聚居。而其从历史上消逝，则是在经历了400多年前的“叙南平蛮”战争之后。 
　　那场十分惨烈的战争发身生于公元1573年春，时为明神宗万历元年三月。当时，朝廷调集14万大军，对称作“叙南”的宜宾南部山区的土著“都掌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征剿，这就是史称“叙南平蛮”的“九丝之战”。据《万历实录》记载，这场战争历时半年，官军于当年九月攻破都掌人据点九丝城（宜宾兴文县九丝城镇）、前后“克寨六十余处，擒酋首……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面”。荡平了被朝廷认为“负隅称乱，历三百余年”之久的“都蛮”。又于次年四月，再次派兵搜剿山箐遗匿，直至“都蛮尽灭”。此战距今已400多年，如《万历实录》史实不谬，则“都蛮尽灭”也是400多年前的事。这个被战争荡平“尽灭”的“都蛮”是否肯定就是僰人一族，至今尚无确论。然而，从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于宜宾的僰人也因“都蛮尽灭”，从此在史籍中不再有关于他们活动的任何记述，这是许多研究学者所认同的。 
　　诚然，僰人一族，不是唯一从历史上突然消失的民族。但400年前那场战争使其遽然间消逝得踪迹全无，却使这个本来就来历不明的种族，又因此变得去向不明。加之在可考的文献史料中，有关“僰人”及其活动的记述寥若晨星，或是一鳞半爪，或是只言片语，不但时间跨度长而且十分散乱。更有许多民间的传说和迷茫的历史交织，构成种种云遮雾罩，赋予了僰人一族越发神秘莫测的色彩。 
　　对僰人族属的来源，以及其最终的归属，长期以来众说不一。为探究这一谜底，不少学者作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并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入手作过种种努力。笔者试图作一种新的尝试，即从宜宾地名的历史演变，结合僰人的种族习性等入手，来窥探僰人消失这一千古之谜。或者，也不失为另一种可以试试的途径和方法。 

　　一、“僰道”古称 
　　远古僰人，曾在宜宾这块土地上建立过“僰侯国”，并带给宜宾“僰道”的古称。宜宾今天有“历史文化名城”的称誉，这与古代僰人的声名不无关系。 
　　据文献资料记载，僰人很早就出现在宜宾一带，是个以如今的川南为主要集居地的农耕民族，一些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历史的学者，从广义角度将其归属于“西南夷”。“西南夷”与内地的广泛交流，一般认为是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地区之后。今天的宜宾一带，在汉代开发大西南前是个边远之地，但其境内集居的僰人在汉武帝派唐蒙去夜郎国之前，就已经有发展较高的文化、经济水平。他们修水利、兴灌溉，除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外，还种植荔枝、生姜等经济作物。《太平御览》卷197引《郡国志》说：西夷荔枝园，僰僮施夷中最仁者，故古谓僰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收一百五十斛。”僰人栽种荔枝、生姜等经济作物致富的历史，西汉时便已经为内地所熟知。另外，从其参与过周武王伐商纣王的战争会盟，并因有功而受封为“僰侯”一事中，还可看出僰人一族不同于“夜郎”等其他“西南夷”的地方。 
　　“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一族，直到汉时尚不知“是夜郎大，还是汉朝大”，而僰人早在殷商末年即参与了中原事务，无疑对中原情况很早就有一定了解。即便退一步讲，它仅是受邀参与其事，也说明了中原民族早在汉代以前对僰人一族已不陌生，这也是僰人与外界的接触比其他“西南夷”要早得多，也多得多的重要证据。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就可能在中原民族的认识中，僰人很早就被认为是个乐于与外界交流，容易与外界合作的民族了。这是他们后来“慕义来宾”，融入中原民族的基础。 
　　“僰侯国”的领地，大约便是以今天的宜宾市为中心的一带地区，这也是古籍中称宜宾为“故僰侯国”的由来。但是，这个“僰侯国”建立的确切时间是何时？先后传承过几代？历任“僰侯”又是何人，叫啥名字......等，都是不清楚的。虽然史藉资料和一些传说中，古代僰人的活动中心一直在今天宜宾市中区的三江口一带，可在这个历史上的“僰道”治所，古代“僰侯国”的都会所在处，及其近周地区，至今还没发现有关这一古老民族确曾在这里生活过的遗迹。就是远周郊县的珙县、兴文等地峭壁上被称为“僰人悬棺”的悬棺葬，也并无确切可考的证据证明为僰人所遗。 然而，古代宜宾很长时间为僰人集居地相信是确切的，因此才有“僰道”这一确切的古称。尽管如此，对这个地名最初的启用时间，细加追溯起来也还是并不十分的清楚。《元和郡县志》“戎州”条这样记述：“汉武帝建元六年，遣唐蒙发巴蜀卒通西南夷自僰道抵牂柯，凿石开道二千余里，通西南夷，置僰道县，属犍为郡，今戎州即僰道县也”。 
　　由此看来，用“僰道”一名称古代宜宾，并非始于汉武帝时代，而是早在唐蒙受遣之前、它似乎就已经是这个僰人集居地的地名了。只是在汉武帝对大西南地区的一系列开发中，僰道又得到较之于以前规模的开发，说明这一点的，便是这个地区原来仅称“僰道”，因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才被明确置为“僰道县”，这是目前认为的宜宾设县建城之始。 
　　按汉制，“道”与“县”其实是同一级的行政区划，《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县......有蛮夷曰道”。有僰人的地区曰“僰道”，有氐人的地区曰“氐道”。古代的这种设置，大约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民族区域自治”，不过称“道”不称“县”的地区多为“羁縻”状态（羁縻，读音jī mí。“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这一特殊的行政管理政策，曾为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发巨大贡献。）朝廷对它的控制远比对县的控制要宽松得多。因此，汉武帝时改“僰道”为“僰道县”，看似仅有一字的增加，实则意谓着其地原“羁縻”状态的结束。实际上，这也是历代朝廷对这一地区控制加强的开始，此后的“僰道”便一直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南北朝时，梁大将先铁于此“讨定夷僚”、设立戎州后，僰道更成为历代统治者控制、经略周围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心。虽作为“戎州”州治，其地仍以“僰道”名之，表明直到南北朝时，宜宾一带还是个以僰人为主体居民的地区，僰人在那时依然是个很活跃的民族。 
　　隋代时“僰道”一度改名“外江”，不久又恢复旧称叫“僰道”，这种改而恢复，可能意味着直到隋代时，以三江口为中心的宜宾这一区域，主要居民还是僰人。不好思议的是，僰人在三江口居住生活如此长的时期，竟然毫无一星半点可考的痕迹遗留下来。以至今天要寻找僰人的遗迹，只好到远郊的珙县、兴文去看那些悬崖绝壁上的悬棺了。据说那是明代僰人所遗，如果悬棺主人真是僰人，其生活的年代，当然应在明神宗万历年间那场尽灭其族的“平蛮”战争之前。 
　　对史称“僰道”，又传说曾是“僰侯国”都会的地方，没有僰人胜迹感到遗憾，大约并非始自今天。古人也早有过类似感觉，并为此还作过弥补努力的，证明这点便是，在如今三江口北岸的白沙湾一个叫做“古都会庙”的“僰侯庙”。庙的楹联曰：随周武伐殷商以还，受封侯而世袭；看龙山与凤首并峙，蔚僰道之人文。联文说的就是古代僰人的辉煌，明显是后人所撰。 
　　“僰侯庙”很小，占地仅275 平米，为单檐歇山式。此庙始建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不会是僰人在这一带居住时自己给自己建的。现今见到的据说是清嘉庆十四年所重建，这是现今在宜宾市三江口市区、唯一可寻到的有关僰人的古迹。“僰侯庙”虽已列为地方保护文物，但杂处在一片旧平房中间，周围是终日人声鼎沸的菜市场。 

　　二、“义宾” “宜宾”
　　唐代天宝年间，三江口上的“僰道”改称“义宾”，宜宾至此才算是结束了以僰道作地名的历史。宋代初年，为避宋太宗赵光义帝讳，“义宾”二字又改写成“宜宾”，成为延袭至今的地名。 
　　一个地方地名的变迁，经常是历史重大演变的影子。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特别讲究“名、号”的国度，对正式的、要载诸史册的用名，不论朝野都从不以儿戏置之，只要可能，便要力求寓意吉祥、易记，当然前提是“不触讳”。冀求所谓“名正言顺”和“名副其实”，是中国人在取名一事上根深蒂固的理念，孔子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对一事、一物、一人、一地的命名，历来少有马虎从事、草率胡来的。那么，唐代为何用“义宾”改称“僰道”？这一地名改变的意义在哪里？个中又透露出关于僰民族其时境遇的一些什么信息呢？ 
　　“义宾”一名，据考有两个来源，一是“慕义来宾”；一是“以义宾服”。两者语面不同，其实是同一语义的不同的说法。前者为地主一方的客气自谦，后者为宾客一方的不客气自诩。不管角度如何，以信息学的眼光来解读这一改称事件，内中明确含有唐代时“僰道”地方基本情况已发生了空前改变的信息。那就是迁入此地的中原民族其时已经“由客而主”，已经确立了在当地的主导地位。“义宾”一名似乎说明这种变化是渐行的、和平的，是外来民族和僰人土著都可以接受的。 
　　同时，不论是“慕义来宾”，还是“以义宾服”，都透露出当时社会对僰人一族习性的认同。即认为僰人是个喜好学习外来文化，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种族。当然，不能排除其中有强权政治的意愿，即统治集团希望宾服的“化外”僰人，最好是个有着这样习性的民族。 
　　正是“慕义来宾”，终结了“僰道”地名的使用。这事所以发生在唐代，而没出现在更早以前，原因可能也在讲求“名副其实”上面。也就是说，此前的宜宾一带依然还是僰人集居的地区，这可以从隋代将其改称“外江”不久又恢复原名，称“僰治”一事上得到印证。接着隋去而来的唐朝，是个国力、控制力更强大的中央一统帝国。尤其重要的是，唐朝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这为中原民族的外拓和边地民族的内附，无疑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如前所述，自秦汉时代开始，宜宾即成为开发周围地区的据点。后来的历代朝廷也进而效法，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原民族源源不断的进入僰人集居的这一地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促进、加速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加速了部分僰人的同化。其间既有土著民族的“慕义来宾”，自然也有外来民族的“以义宾服”。与此同时，部分僰人在外来民族的挤压下，加速了向外的迁徙（主要是向南向西的迁徙）。成书于晋初的《华阳国志. 蜀志》记僰道县这样说：其地“......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这种“迁徙”到汉末，可能就已具相当规模，从一些故老相传的“龙门阵”中可看出些蛛丝蚂迹。宜宾民间向来有诸葛亮向夷人“借一箭之地”（注1）、和“蜀汉军以空黄桶挑水，吓走夷人”（注2）的故事，虽是传说，至少传递出了如下两点信息： 
　　1、这种迁徙是在外来力量过于强大时，主动采取的； 
　　2、这种迁徙是集体的、很大程度上还是民族的。 
　　实际的历史，当然不可能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浪漫，也不可能像文献记载的如此简单。但不管怎样，“僰道”以往那种以僰人为主要居民的情况，远在秦汉通“西南夷”时就已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与中原民族的差异日益缩小，以致司马迁写《西南夷列传》时，没有再将僰人作为一族单独叙述。 
　　随着僰人的外迁（主要往滇西）和逐渐被同化，到唐初这一地区的情况发生了质变，外来民族已渐成主体，僰人已不再是其地主要居民，从而具备了终止使用“僰道”地名并加以改变的条件。继续以“僰”名之，显然是名不副实。“义宾”一名此时出台，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唐代虽改称“僰道”为“义宾”，但并非就是“同化”过程的结束，只是表明这种同化更明显、更主动，更加堂而皇之，也更加得到官方的认同和鼓励。 
　　尽管如此，民族的融合也是需要相当时间的。从唐代开始，历经五代到宋时，也还处在这一过程中。从宋代苏东坡等人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如：“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瘦岭春耕少，孤城夜漏闲。往时边有警，征马去无还。自顷方从化，年出亦款关。颇能贪汉布，但未脱金环。何足争强弱，吾民尽玉颜。”这是苏东坡在“戎州”一诗中写的。苏是岷江上游眉山人，古时出川主要依靠的是江河舟楫之便，这里的“戎州”依然指的是州治，也就是三江口上的古城，显然这是他多次途经之地。诗中“方从化”的少数民族，是否就是“僰人”？或其中是否有“僰人”呢？虽不清楚，但名称已不再叫“僰人”应该是肯定的。 

　　三、宋、元时期“僰人”在哪里？ 
　　如果说，“僰道”地名的使用“知其终、不知其始”，颇有些“神龙现尾不现首”的意味，使本来就不甚了了的僰人族源罩进了历史的浓雾之中。那“僰道”地名的遽然停用，显然又使僰人一族的去向因此更为渺渺茫茫。 
　　“僰道”改名“义宾”后，有关僰人活动的记述，在那以后的史藉中也就更少出现。在记述宋、元历史的史籍中，僰人已经基本消逝了。这种消逝，是否意谓着从唐代到元代的一千多年时光，已使没有外迁、留下来的僰人最终完全融入了逐渐成为主体的外来民族呢？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得出结论，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要知道，君临中原的满族，从入关到基本趋于同化，也不过二、三百年时间。问题是，沉寂许久的僰人，又复出现在明代的历史记述中。 
　　万历年间那场务在剿灭当地土著的“叙南平蛮”之战，据说所针对的“都掌蛮”便是僰人。宜宾从来就不是政治地域的边界，不可能有地理隔离和进而的种族隔离，为什么在十分邻近三江口的宜宾南部山区，直到明代时僰人还依然是那里的主体居民，那么长时间的民族融合，就对他们没一点影响，倒是很奇怪的。 
　　“都掌人”就是僰人一说，值得怀疑。从一些史料看“都掌人”的民族习性，与史称“夷中最仁”的僰人习性大相径庭。宋代改“戎州”为“叙州”，今天宜宾南部山区因而称“叙南”。其地紧邻云、贵，与历史上历来是多民族杂居地的“乌蒙”相邻。有专家考证，这些“乌蒙蛮”多属“僚”族系统，他们使用铜鼓，行“悬棺葬”，唐代时就有“生僚”之称。据《新唐书. 地理志》“羁縻州”记：当时属羁縻州的宴州（即今兴文县）和巩州（即今珙县），都是招“生僚”才置的县。宋代后，“叙南”一带虽无“僚人”名称，但以“都掌蛮”呼之。这些当地土著，其民族特征和习性，与文献中记载的“僚”人基本一致，属“僚”族后裔是无疑义的。明任瀚《平蛮碑》便直称：都掌蛮为群僚。明代统治者认为其“叛服无常”，终被朝廷在“叙南平蛮”战争中武力平灭。因此可以认为，即便此地原有僰人，或是有僰人迁到这一带，无论是从种族习性、人口多少上讲，同当地的土著民族比起来，它都不可能成为该地区的主导民族。作为弱小的外来者，在与当地强族共处的漫长岁月中，可能最终不得不走渐渐融入当地人中这条路。这从那些远迁的僰人的结局可知。据李绍明《为“僰人悬棺”正名》一文中说，远迁到南中云南的僰人，融合当地民族成为后来白族的先民，这可能是南迁僰人的主体部分。 
　　民族融合过程当然不会是个短暂时日，但因僰民族历来就不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族，又经过不断的迁徙分流日渐弱小，加之该民族素来性情温和、有乐于交流、容易接受外来影响等习性，故僰人在各处融入别的民族的时间不会太迟，其“大功告成”至迟也不会晚到明初，极有可能就在宋、元时期。留在三江口地区的僰人，可能要稍早一些，从苏东坡的诗：“宋时方从化”可得应证。应该说：到宋、元后期，“僰”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就不再存在了。原先以开发荔枝园致富的僰人，从那时起便已经从历史上消亡。 
　　有关“僰人”说法一度重新出现，是在明代万历年间的“叙南平蛮”中，原因是明代官员认为“都掌蛮”就是“僰人”。如组织、参与了这场大战的巡抚曾省吾就说“都蛮即戎僰”。文献记载，明朝建立后，对宜宾南部的“都掌蛮”先后进行了十一次武力征讨。发生在400多年前的“九丝之战”是这些征讨中的最后一次，也最惨烈。朝廷“严督官兵尽行剿绝”，被“招安”的仅二千三百八十一人，可谓斩尽杀绝。因而，随着“都掌蛮”的被剿灭，“僰人”一说很快又在“九丝之战”后重归消失。这是僰人在“九丝之战”中被最终平灭说法的来源。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随着那场平蛮战争的结束，有关僰族的任何活动，不再见于以后的历史记述中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 
　　民族的消亡，可以有两种推断：这就是渐进式的“同化说”和激进式的“灭绝说”。笔者倾向认为：僰人的消亡，很大可能并非是个激进过程，而是个假之以时日的渐进演变，主要考虑到“僰”这个民族的根性。 
　　僰，汉时便以性情温和，夷中最仁，有人道著称。比起“僚”在唐代初年、还被称为“生僚”，直到元代还被称为“土僚”来，显然、其它民族因之更愿意也更容易与僰人交流。而关于僚族的习性，据《太平寰宇记》卷八八记，与僰道相毗邻地区的僚人习性：说“其夷僚则与汉不同，性多犷戾而……巢居岩谷，因险凭高。着斑布，击铜鼓，弄鞘刀。男则露髻跣足，女则椎髻横居。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岩穴。”在汉族统治者眼中，这种习性被认为是不具“人道”的，故旧时“僚族”的“僚”字不从“人”旁，而被写成“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作出规定，改称“獠”族为“僚”族，从而去掉了其中带有的歧视成分。 
　　从以上文献中看出，僰、僚在种族属性方面确有很大差别。唐嘉弘在《“僰人悬棺”质疑》中认为：僰人与僚人“二者没有共同的历史，没有共同的心理状态，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因之僰人与僚人不能划上等号。 ”
　　僰人的民族根性，使其一族没能逃脱被同化的命运。他们要么留在原居地被迁入的中原民族所同化，要么外迁被强壮的其他民族融入了其中。从而早在明代之前，僰人就已经结束了以一个单一的民族存在于世的历史。 
　　笔者以为：400年前那场“叙南平蛮”战争，基本与僰人一族没有关系。 

　　四、叙南的“悬棺”是僰人所遗吗？ 
　　存在于宜宾南部山区的珙县、兴文等地的悬崖峭壁上的“僰人悬棺”，是一些神秘的古代墓葬。据考，这些“悬棺葬”最早不过明代所置。如果“僰人”在此前已不复存在，那“悬棺”的主人便另有所属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1、“借一箭之地”，传说今宜宾一带古时为夷人居地，诸葛亮为了安定“南中”，巩固蜀国后方，亲自领兵南征。途径宜宾发觉这里为山川形胜之地，意欲夺而据之又不想为此分散兵力。便与夷人商议：允借“一箭之地”。朴实厚道的夷人头领想：蜀人纵有万钧之力，谅他一箭又能射出多远。便答应了。于是按诸葛亮安排：这边一箭射出去，那边即派人去寻箭的落点，并随即举族迁到箭落点之外。不想，诸葛亮还有另外安排，他叫人早已将箭带到几百里之外的地方，插在一个大山的崖壁上。夷人在那里找到，只好按事前协商迁去那里居住。 
　　2、“蜀汉军以空黄桶挑水，吓走夷人”，三国时，夷人据守在三江口上的宜宾古城，听说诸葛亮领兵到来，便隔着岷江与蜀汉兵马对峙。诸葛亮决计不用武力而智取宜宾，他让少量蜀兵一到天黑便赶着头角上挂着灯笼的山羊群，从背着古城的山那面上山，翻过山顶再从古城看得到的前面下来，而后又绕道回到山后再上山、再下来。如此周而复始，彻夜不停。连续数夜，夜夜如此，象是蜀兵正源源不断的从外地调来。白天，则挑选军中孔武大汉挑着无底大黄桶，来往江边佯装挑水，个个健步如飞，显得力大无比。此招令隔江相看的夷人吃惊不小，都以为是“天神”降临，不可争锋，悄悄撤守远走。